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锁定红海-第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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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萨巴王国”占星术占统治地位，所以这些女王顺理成章地必须是熟练的占星家和宗教领袖，必要时还要自称是“太阳神”，更多的时候恐怕是“月神”。
作为女性的示巴女王（3）
中国的商武丁就是位占卜能手。有人可能问为什么也门附近现在没有发现甲骨占卜的痕迹，我说他们可能被后来人彻底焚毁了，无论是犹太教、基督教还是###教都是激烈反对占卜的。而也门附近的犹太化是从示巴这里的3000年前才开始的，也就是从中国的周朝才开始。在中国发现的甲骨中有来自亚丁湾附近区域的龟骨，起码说明示巴之前的阿拉伯海区域的人们并不反对有人占卜。中国同期发掘出的海贝出产地最远的是南非。但是，中国地区的龟甲占卜最大可能是沿袭了部分中国当地发展起来的一种文化，这一点不一定是从红海带过去的传统，从河南贾湖的考古看，中国的龟甲使用习惯远远早于商朝。 商朝很可能融合了几种文明，起码有当地的与外来的。也门一带的星宿崇拜可以导致中国的星象命理学的发达，但这一流派与龟甲崇拜如何并列发展，目前还不清楚，不过从“摘星楼”看一定也是重要的一方面。
中国的考古学创始者李济曾经说过①：殷商时代的中国文化……发展的背景，我们认为是一种普遍传播在太平洋沿岸的原始文化。在这种原始文化的底子上，殷商人建筑了一种伟大的青铜文化。而青铜文化本身却有它复杂的来源。在这些来源中，我认为是与两河流域——即中央亚细亚有密切的关系，若是我们把欧亚非大陆，在最近1200万年所经过的变迁，及动植物移动的历史弄清楚了，这一现象可以说是并不奇怪。史学家研究这一阶段文化，所面临的最要紧的问题，一部分是要如何把殷商的考古材料与史前的考古材料比较贯穿；同时要把苦于不能解释的部分，找出它们可能的来源，这些问题，在我们看来，都不是凭想像所能解决的。它们的解决，需要更广阔的田野考古工作，及更深度的研究工作。
从这位考古学家的逻辑判断，如此广泛的一种文明底色应该是海洋文明，而且它与两河流域有一定关联。临海而辖交通要道的萨巴王国也符合这一条件，不过在我的下一本书里，我要将这一问题扩展到整个腓尼基人那里。
著名历史学家约瑟夫斯（Josephus）认为，示巴女王实际上是埃及与埃塞俄比亚女王Nikaulis。或许这是个误解，但却向我们指出了埃及与埃塞俄比亚在上古时期难解难分的关系。有人认为，“示巴”的意思可以是“埃及的土地”。我更倾向于示巴女王就是红海南段的一位女王，但她的王国曾经深受埃及文明的影响，大多数的传说，比如《圣经》、《古兰经》都更支持这一说法，并且也更符合我们的逻辑推理。
示巴女王在整个阿拉伯世界具有很大的文化影响，有关她的传说甚至扩散到波斯等地。中国的“西王母”非常有可能就是这位神奇的女人。
其实，甲骨文在武丁时期的突然出现，还有“十”字王墓的突然出现，都可以视为在后商时期突然加入了某种新的政治势力，而这个势力与萨巴（西伯）可能有关。重新认识夏商周三代关系要从它们的亲缘上确认其政治变革中的特质，从而把握它们文化与宗教变化的渊源，是有可能的。比较重要而且相对清晰的一段历史是下面这段“晚商…周初”：
武丁（大约公元前1300年，甲骨文出现）
祖庚——祖甲
廪辛——康丁
文武乙
文武丁
帝乙
帝辛（纣）
周王：
武王（公元前1045？）
成王
康王
昭王
穆王
《史记·周本纪》里说：“周后稷，名弃，其母有邰氏女，曰姜 。”周人的母系为“有邰氏”，是不是“犹太人”呢？父系尽管是践“巨人迹”，但实际如何或许大家都明白。他们的后代叫“西伯侯”，很奇妙地点名了这两个族群的联姻。在了解了犹太人所罗门与示巴女王的故事之后，中国周朝的王室族源就昭然若揭了。
“孟那里克一世”（1）
示巴女王的品性被描述为智慧、善解人意、勇敢而富于冒险。最出人意外的是，她喜欢哲学思辨，对世界充满好奇，这就是传说中她到以色列去的另外一个原因。以至于她一见到所罗门就说拜访的目的主要是去验证所罗门智慧的。所罗门以智慧著称于世，示巴女王则是美神的化身。
以色列与萨巴相距大约1400英里，据说示巴花去了大约一年的时间，其中她在以色列停留的时间是6个月。
当时的所罗门正值壮年，英俊而智慧，据说他的生理特征为黑发、深肤色（tan），中国人也有这两个特征。
比较传统的文本认为，示巴女王由于处女为王的古训没有向所罗门示爱，所罗门在她离去的前夜用智慧与诺言诱惑了她。第二天临走他给女王一个圆环戒指作为信物，说一旦生了儿子就让他将来拿着这个戒指来以色列认亲。据说当儿子后来到以色列认亲时父亲一眼就认出了儿子，没有进行指环鉴别，原因是那个孩子酷似爷爷大卫。
以上故事还引出另外一个小话题。后来波斯一带的王权象征不是别的而是圆环，不知道是不是来自这个典故。以圆环作为王权象征的确比较罕见，也无怪乎有人推测“蒙纳里克”另有身份，并且可能是由他把这个环形王权象征带入波斯应该没有问题。无独有偶，中国恰好就从西周开始流行一种新兴的玉环，通常专业术语将其命名为“玉璧”。尤其在“礼崩乐坏”的东周，环形玉璧多得吓人，只要是个“王”肯定就能佩带“玉璧”。既然不能人人问鼎，但起码多数贵族都能配以玉环。难道这也是偶然的吗？无论如何，指环是个古代重要的权力象征物，如今风行于世的《指环王》（又名《魔戒》）系列文学作品正是在这个文化背景下的一个产物。当然，我的意思并非是东周流行的“玉璧”直接来自中东，因为中国很早就有环形玉的出现，如良渚文化就有，我这里想强调的是玉璧文化在全球的出现必定有交流的存在，而且尤其在东周的流行肯定也有其特定的道理，这是应该联合加以考虑的。
希腊神话里的普罗米修斯在高加索受难时为了骗过宙斯，也是一个接受惩罚的约定，他让赫拉克勒斯永远戴着一个铁环，铁环上还带着一片高加索的岩石——也就是指环。指环作为一个有约束的诺言不仅在婚姻里被使用，而且在许多领域里被作为权力的象征使用，甚至这个习俗一直流传到今天的西方，比如船长就戴指环，一旦需要把指环交出去就可以转交权力。伊朗古代的王权象征恰好也是一个圆环。可以怀疑这个带有约定和权力含义的圆环与“普罗米修斯”这一传说也有关。即便不能肯定哪个为最初的版本，但是如此多的“戒指”与环形权威象征物品的出现，都可以视为一种文化同源交流的结果。示巴女王与希腊神话基本同期在3000年前，都很古老，那么假如中国的西周开始接受这个传统是完全可以的。
示巴最初为儿子取名为“Ibn al…Hakim”，意思是“智者之子”。有些人怀疑他就是那个建造空中花园的尼布甲尼撒二世（Nebuchadnezzar），只是年代相差太远。埃塞俄比亚人认为他是“大卫二世”，并且就是开创了“埃塞俄比亚王国”的“孟那里克一世”（意思是“how handsome he is”）。还有一种说法是，自他之后“萨巴王国”继承人皆为男性，“萨巴王国”也就是“埃塞俄比亚王国”。
22岁那年，在当时最著名的商人Tamrin的带领下，“智者之子”拜访了以色列的父亲。所罗门尽管妻妾成群后宫无数，却只有两个儿子（还有6个女儿），其中一个儿子留在以色列为王，另外一个就是示巴所出的“孟那里克一世”了。
河南西周时期的墓葬玉壁
看挽留儿子留在身边无望，所罗门答应赠送任何礼品，不料对方提出了约柜的请求，所罗门则更愿意让他的所有贵族大臣献出他们的头生子跟随“孟那里克一世”去辅佐王政。一种说法是，那些大臣贵族的儿子们闻听此讯与家人抱头痛哭，由于愤恨这个让他们远离故土的决定，他们偷取了真正的约柜，或许这算是对他们的一点安慰。以色列神圣的约柜真的永远消失了，至今下落不明。据说埃塞俄比亚人保留着这个神圣约柜。
示巴女王是萨巴王国历史上最著名的人物，这是我们最重要的一把钥匙。所以我们将不厌其烦地一次再一次围绕“示巴女王”展开我们的话题。我也相信我们将从她那里取得更多的收获。
读《所罗门：示巴女王之鹰》
我看过英国人拉尔夫所有的汉译版书籍，他对我影响非常大。之前我可能接受或倾向于他的观点比较多，但从《所罗门：示巴女王之鹰》这本书开始我可能要进行更多质疑了。这不表示我要彻底否定他，质疑仅限这一本书。
尽管这本书使我获益很多，正如大家所见本书中到处是有关他这本书的注解，但都是细碎的知识，他的主题却是我否定的。
拉尔夫彻底忽视了传统对这一问题的表述，无论是《圣经》、《王者的荣耀》、还是《古兰经》或其他神话传说。要知道那些书以及传说并非来自同一国家同一民族，他们不具有篡改历史的共同动机，所以他的这一颠覆我认为是轻率的。
他的结论是：“示巴女王”就是大卫的妻子“拔示巴”，而“拔示巴”其实本来还是他的一个女儿，这个女儿就是《圣经》中被儿子暗嫩强奸的那位，并且她先前已经许配给了儿子押沙龙为妻。由于暗嫩的强奸行为实际上是大卫所犯，所以等于大卫强奸了女儿，也等于大卫霸占了儿媳，所以这导致押沙龙不满而反叛，最后押沙龙被杀。这段家丑被《圣经》抄写者为掩盖事实而改写。接下来的推论更加离奇，这个“拔示巴”与父亲大卫生下所罗门，大卫死后，守寡的“拔示巴”又与儿子所罗门结婚，生下了他们的儿子“孟那里克一世”，所罗门的另外一个儿子也是“拔示巴”所生。“拔示巴”有一个头衔是“处女女王”，或者“神妓”，他们的内涵可能是一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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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孟那里克一世”（2）
这个故事没有说服力并非因为其中过分混乱的婚姻与性关系，这些在当时确实是可能发生的，不过一般母亲下嫁晚辈似乎应该非亲生的才可以，所罗门在拉氏的猜想里却迎娶了母亲。即便亲生母亲下嫁儿子我也可以接受，因为历史上确实有过类似的先例，但依然存在着其他疑虑。拉尔夫还仔细给出了拔示巴的年龄，这部分看起来也说得过去。
拉尔夫认为这位古埃及贵族就是所罗门
我主要不能接受这个推论的原因是，假如《圣经》书写人员改写了这些事实的话，那么周边那么多国家与地区一起为此改写似乎说不过去。“掩盖家丑说”没有根据。我认为《圣经》记录者没有必要更改这部分历史，因为大卫霸占“拔示巴”的过程在《圣经》中已经记述得很清楚，暗嫩强奸妹妹的乱伦也很清楚地记录在里面，假如为了掩盖何不掩盖得更彻底一些连这些内容都给销毁了呢？所以我认为那些记录者还是尽心地基本依照事实记录了历史。
提醒这一点或许很重要，拉尔夫与我都不是基督教徒，但是拉尔夫或许由于生活在基督教社会中有许多不满，所以他对于《圣经》似乎有许多怨言。而我来自一个对于基督教并无多少了解的国度，对于《圣经》则有一种新奇的认同感。但我们俩共同的一个认识前提是：《圣经》记录了部分真实的历史，具有重要的史前研究价值，应该想办法用世俗的历史语言重新破解这部存在着许多秘密的文本。
我承认以色列在古代确实与埃及有着密切联系，但是没有到拉尔夫所称的地步：每个埃及法老都是以色列人。在这一点上没有他那么彻底。或许应该表述为我没有他那么大胆，尽管中国人已经视我为疯子。
假如拉尔夫的结论是正确的，中国夏朝前后就应该直接使用古埃及象形文字，而不应该偏于腓尼基体系的文字，这个文字体系还发展成为后来以色列人使用过的阿拉伯文字。假如按照拉尔夫所说，亚伯拉罕是古埃及的法老，要知道夏甲本身就是个埃及人，并且她的儿媳也是埃及人，那么中国地区的埃及文化特色会特别重，重到直接使用古埃及文字的程度。但事实并非如此，中国地区没有发现直接的古埃及文字，我们只看到了影响的痕迹，这个“痕迹”直接反映了一个不远不近的距离——地中海东岸或红海两岸——才是中国文明的直接来源，并且这两个地区当时都正流行腓尼基文字！所以我怀疑亚伯拉罕正如《圣经》里所写的是个重要的部落首领，活动在地中海东部地区与埃及之间，而不是埃及本身。所以亚伯拉罕不太可能是埃及法老。
拉尔夫认为大卫以及所罗门都是埃及法老，而示巴女王为埃及女王或埃及公主。假如真相如此，中国地区内的同期文字依然应该是直接的埃及象形文字，但从我目前的研究结果看，却是“南阿”文字与中国甲骨文的对应。我的意思是，我的研究与拉尔夫的研究结果就示巴女王一节发生了严重冲突，不可能两个人都是正确的，没有选择的余地。我认为我的研究是正确的。不是敝帚自珍，而是拉尔夫证据不足，他多数是依据零碎的片言只语的推测。而我给出的文字符号则是硬性的指标，如“南阿”与甲骨文的对比，连我自己都必须服从这一前提才可以继续。
我认为《所罗门》这本书是他的主线问题大暴露。
上面有关“拔示巴”与“示巴”的关系只是他的其中一个推测，他在书中还推测过“示巴”的其他的可能身份。她还被叫做“南方女王”，当然他更知道她是也门与埃塞俄比亚地区的“处女女王”、“神之妻”、“神妓”。他还有一个推测是，示巴女王就是《圣经》中所罗门的正妻：“埃及公主”。“示巴”似乎可以出现于当时的红海两岸的任何地区，我在书中看到的最远的一个推测是，她来自南非。
有关“处女女王”或者“神之妻”拉尔夫有些研究是值得我们借鉴的。他说，“处女女王”或者“神之妻”都可能只是头衔，但这并不意味着她不能生育而真的永远是处女。他讲到，“圣母玛利亚”的“处女生子”其实是这一传统的延续，这说明玛利亚的地位也很高，并且很可能她本人就是一个“处女女王”。这个说法很有创意。考虑到耶稣属于以色列延续到最后最大的一个支系“犹太”，我认为这个可能与嫌疑不能排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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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与夏甲（1）
夏不是我关心的核心，所以被放在最后面，原因是夏的证据太少，过分朦胧，所以从商周与萨巴的联系或许能更容易看出一些端倪。
一般历史认为，《圣经》夏甲的后代就是今天的阿拉伯人。我之前没有人把她与中国的历史联系起来。我也曾对夏甲的埃及身份与希伯来人的妻子这两方面考虑过多。现在我要强调她的另外一个重要的身份：阿拉伯人祖先。这个身份会更加圆满地解释我的体系。
传统中国与阿拉伯地区的女性的地位之低下是公认的。但是母系氏族的说法起码说明了女性的地位并非一直低下，女人在那个时期的社会具有至高无上的权力。总体上女性的社会地位高低与历史不同时期有关。比如，男性参与生育过程这个秘密被揭示之前，女性的地位普遍高于男性，因为女性代表了神圣的生命。在新石器时代初期，女神像的比率高于男性就是个例证，这个现象可能一直延续到大约4000年前，比如女人可以为王，甚至只能女人为王，部分体现了这个意味。
大约4000年前夏甲是否为王，我们并无确切的证据，但是我们知道她被尊为阿拉伯人的祖先。中国正与她同期出现了一个与她同名的国家，而且从姓氏看这个王朝的最初建立者也是一位女性。我推测他们沿印度河一带从昆仑山进入中国境内而逐渐发展至中原。在印度河以西地区长期存在着一个叫“大夏”的国家或地区，也可以认为是其影响势力之一。之所以在中国内陆她的王朝能够确立，是因为中国当时还没有中东那样的国家概念，所以作为一种新的观念与文明，他们很容易乘虚而入。由于这个关系，这个文明支系给中国带来了很大的改变，在后来中国以及周边地区出现了无数个以“夏”命名的王国和政体。
在距离传说夏甲生活过的圣城麦加不远就是萨巴王国，这里也生活着一个自古只能女人为王的群体。这些可以作为旁证说明，夏甲在离开亚伯拉罕之后完全可能作为女首领存在，并且她的王国很可能就是麦因王国。
在红海附近，我们还可以找到比夏甲更早的女王首领，这就是古埃及女王，也是世界上有记载以来的第一位女王：“尼托克里丝”。她生活在“古王国”时期的“第六王朝”（公元前2345～公元前2181年）。古埃及还有几位女王。第二位女王“索布克尼弗鲁”结束了“中王国”的“第十二王朝”（公元前1991～公元前1786）①。非常不幸的是，这两位女王都导致了国家分裂。
古埃及地图 不难看出，埃及是地中海通往红海的必须通道，这一条件决定了古埃及曾经是腓尼基文化的一个长期联合，甚至埃及人还可能是腓尼基海上活动的有力赞助人。
古埃及最为中国人熟知的一个女王是哈特舍苏普女王（Hatshepsut 在位公元前1503～1482）。她以“战斗女王”而著称。不过我们要承认这个时期妇女地位已经处于下降趋势。她为了坐稳国王地位，故意使自己显得男性化，甚至为了迎合男性传统，她不得不在自己的雕像上装饰胡须，着男装，但依然引起许多非议。不过她很有政绩，这主要体现在商业与外交方面。
哈特舍苏普女王以商业冒险著称。她倡导的最著名的商业拓展活动名叫“朋特远征队”（the Punt expedition）。很明显这个活动与亚丁湾附近的“朋特”人有关，我们可以猜测古埃及人与“朋特”附近的人们组织了联合的大商队，他们还建立了一支商战两用的大型海军。此时正值商朝盘庚迁都前夜，盘庚迁都与这些海军或商业远征队的威胁有关吗？或许有人觉得我大惊小怪，怀疑一支远航的船队怎么可以左右一个国家的局势？那么100多年前西方的几支船队就把中国清人打得鸡飞狗跳的历史或许可以解释文明之间的差距所带来的巨大威胁。进一步借用这个模式，我们可以说明，很可能远古少部分文明人到达中国后以统治者的身份控制了中国广大的区域，这个假设可以解释中国古代统治者与被统治者的人种不符现象——少部分的异族统治了大部分的蒙古人种。夏、商、周很可能就是如此。
当我深入去寻找非洲女王故事时，发现这些女王的数目是如此之多，简直让人目不暇接。这些女王的英勇行为一直延续到与欧洲殖民者展开的反黑奴运动时期。亚历山大当年挥师北非打败了声名显赫的埃及，但他却没能成功进入埃塞俄比亚，据说这与埃塞俄比亚一位名叫坎迪斯（Candace）的黑人女王有关。黑人女王的英勇与智慧总是联系在一起。
我开始信服她们的能力，我认为这个一带自古就有女王的传统，夏甲是这个传统中的一部分。
由于年代久远，导致了世人对夏甲身份的许多猜测。但我们可以肯定她来自世界上产生第一位女王的国家——古埃及。但她到底是普通的奴婢还是一位埃及公主却难以断定。因为人们对于她的丈夫亚伯拉罕的身份猜测不定，对于他是以色列部落首领还是埃及法老无法肯定。尽管这个猜测根据不算十分充分，但还是有些道理，这也更有助于理解夏甲与中国的关系。我们没有理由相信一个普通牧羊人的小妾有能力远航中国，并在那里建立了一个具有影响力的国家。但《圣经》说他只是一个强大的部落首领，拉尔夫认为这是出于平民化思想而从宗教角度故意做出的掩饰，他的真正身份就是埃及法老。
夏与夏甲（2）
夏甲是埃及人的这个定论最有利于解释中国人的人种问题。不仅一般意义上的中国人与古代埃及人一模一样，而且假如夏甲就是“客家人”祖先的话①，就更能说明问题。假如夏甲是“第一批”（指从规模上讲）来到中国的人，他们在长达4000年的历史中奠定了整个中国人种的基础：五官平和的深肤色人种，既非黑人也非白人，同时又是黑白两种人的混血。由于这个人群规模最大，所以所有后来的少数民族都被这个群体同化了。这是由夏甲早到以及群体最大这个得天独厚的条件决定的。
最初的古埃及人是黑人，后来与闪人混血，就成了常见的壁画上的古埃及人。再后来，长相如中国人一样的古埃及人被希腊人、波斯人、阿拉伯人逐渐彻底替代。这个人群在埃及失踪了，取代他们的是阿拉伯人。
今天位于沙特阿拉伯的圣城“麦加”历史传说中是亚伯拉罕为夏甲母子建立。麦加与曼德海峡（Bab el Mandeb Strait）相距不远——麦加距离“麦因王国”的首府距离大约为700公里。没有人研究过首府在“麦加”的夏甲人在4000年前与也门的“麦因王国”之间是什么关系。我们只知道“麦因王国”被“萨巴王国”取代的时间大约为公元前950年，后者为农业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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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入埃及
任何割裂红海沿岸几国之间的联系来分别看待他们与中国夏商周起源之间关系都是危险的，因为那会陷于可以预想的僵局。要知道今天的该地区国家和民族与几千年前有着很大的分别，以今天的国界去切昨天国界的做法是肯定错误的。仅就今天的埃及看，其领土比以往几千年的大多数时代就小了起码一倍。今天的埃及根本无法与当时的埃及帝国的影响力比较。在新王国时期，埃及帝国的疆界曾经北达叙利亚以北，南到埃塞俄比亚地区。
尽管有种种证据说明红海东岸与中国的“三代”有关，尤其萨巴与3300年后的商、周关联更为密切，但也不能忽视当时红海西岸的埃及帝国的影响。
埃及“新王国时代”恰好基本上覆盖了中国的商朝：公元前1567年～公元前1085年。当时埃塞俄比亚部分领土在埃及帝国的版图之下，因距离遥远，埃及派驻了“库仕总督”以控制努比亚地区，这里算是埃及的殖民地。而“库仕总督”一般由王子担任。
今天的苏丹国就是古代受埃及长期控制的“上埃及”地区，尼罗河的第三瀑布到第六瀑布都在苏丹境内。著名的“阿布辛拜勒神庙”（Abu Simbel Tempel）就在距离今天苏丹北部边境大约80公里的地方。今天的埃塞俄比亚国与埃及之间隔着两个国家：苏丹与厄立特里亚，它们构成了一个大约1000公里的间隔地带。1000公里的距离很容易受到影响但又不至于被严格控制。再考虑到古埃及的首都在北方，那么距离埃塞俄比亚可能就更远一些了，尤其是古都之一的开罗到埃塞俄比亚地区几乎等于北京到广州的遥远了。
假如亚伯拉罕确实是埃及的法老，则我们可以推断，红海两岸在他们的后代中进行了多种政治联姻，也许他们共同组建了中国的商朝，但由于埃及的逐渐衰落，红海东岸的亲戚终于在公元前1330年控制了整个中国商王朝，他们不仅隆重迁都，而且彻底更换了文字体系以志彻底脱离的决心。
比较奇怪的是，夏末之后到商武丁之间的文字缺乏有机过渡的例证。假如能够找到一些这期间的文字痕迹，我们就可以很容易地判断出商前期到底是埃及人插手还是南部阿拉伯半岛的“麦因王国”全部掌控了局面。从中国发现的文字证据出发，割裂地看夏商之间的关系，我们似乎得出了东部来商、西部来夏的结论。但是从山东大汶口出土的一些文字符号判断，它们与埃及文明有着更密切的联系。这里还存在一些不能完全解决或者不能逻辑推理的问题。
撇开夏甲与亚伯拉罕身份的疑点，直接从正史的论据出发，能否推断埃及“新王国”与商朝同生共死？顺此而推演的一个问题是，难道强大到占领埃塞俄比亚的古埃及不会影响曼德海峡对岸只是15英里外的也门？后一个问题的解答将能推论出萨巴王国受埃及文明影响的程度到底有多深。
我们一时不能给出准确的答案，历史本身远比想像复杂，但是接近这些答案继续做些细致的工作还是有益的，比如仔细寻找这段时间的埃及强盛与衰败的时间表与中国的政治“谐振”，是一个比较简单的办法。
商朝经过许多战争才在中国建立。商“简狄”就是以战神的身份出现的，“黄帝”在神话传说中也不失时机地同时出现，他们联合作战才打败了炎帝。我推测过“黄帝”来自埃及的雅各或约瑟——他们或者他们的后代以“喜克索斯人”闻名，并在18世纪的埃及建立过“牧羊人王朝”。而我也推测过所谓“炎帝”可能就是“亚伯拉罕”，“炎帝部落”实际上就是夏朝人。传说中的炎黄之战可以假设夏商之战。炎、黄本是同根，所以后来中国人自称“炎黄子孙”，逻辑上也合乎情理。这个假设可以在许多方面进行试错。
政治联姻与人质是上古时期的一个显著政治文明手段。埃及帝国当时控制殖民地最常用的办法就是这两项，这一手段当然他们也会用在中国。就这方面，中国从三代时期一直到唐都频繁使用，尤其是联姻和亲使用非常广泛，政治人质在周朝比较多见。
还有一个政治头衔恐怕也是从埃及借鉴而来。当时埃及人已经称呼最高统治者为“法老”，意思是“大房子”；中国至迟在秦就有“陛下”的称呼。也可单用“陛”，指与“皇帝”有关的意思，如“陛见”就是“见皇帝”。“陛”一般的意思指“台阶”。我认为“陛下”与“法老”（大房子）之间是有关联的。换句话说，“大房子”无非就是所谓华殿，这样的房子为显示其巍峨一般是有“台阶”的，从商朝的皇宫大殿来看都有高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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