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锁定红海-第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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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拉伯世界与中国（1）
越来越多收集的资料显示，中国商朝前后的历史与阿拉伯半岛的历史肯定相关。从语言的扩散情况看，在大约3500年前全球人类在一个广大的区域内有着密切的联系，这些可以从语言研究方面得到一些证据。其实从后来中国有大批的回民这一事实就可以推导出这一结论，从那里到中国来并不那么困难，他们一直都有同样来到中国的动力与通道。
按照我的逻辑，大多数中国人都是潜在的“回民”。从地理与气候上，我们没有明显的理由说，大约4000年前与近2000年内这个时段有什么根本的条件改变而扰乱了中东诸多民族一直向中国迁徙交流的规律。这些走向中国的渠道从远古至今一直都存在，只是我们不把唐宋之前迁徙过来的人们称呼为“回民”罢了。
今天“回民”人口大约为900万，在少数民族中仅次于壮族、满族人口位居第三。如此多的存在量似乎已经可以说明一些问题。当然，“回民”并非全部是从阿拉伯半岛来的，但这是其中重要的一部分。并且“回民”今天分散的地区也给了我们另外的启发。他们集中在宁夏、青海、新疆、河南、河北、山东、安徽、天津、北京等偏北地区。
从地中海西岸到东岸，从阿拉伯半岛到中国内地，有一种文字在广泛使用，尽管它有各种不同的名称，但总的来说围绕着“迦南文字”和“腓尼基文字”展开。这一语言痕迹提示我们，“阿拉伯化”实际上并非是随着###教在公元7世纪开始的一场运动。从某种意义上说，亚伯拉罕为“多国的父”（《圣经》语）一点也不是夸张，他子孙后代的影响力远远超过了我们的想像能力，以上提到的两种语言都与亚伯拉罕的后裔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他不仅是犹太人的祖先，阿拉伯人同样也承认他为祖先。
3300年前的中国脱离了“腓尼基文”的字母文字系统，转向一种发音的象形文字甲骨文，目前看“（原始）南阿文字①”是与其最接近的一种文字，两者有可能为同源。此外，“南阿文字”目前还有一个分支存在，它是埃塞俄比亚的国语：阿姆哈拉语（Amharic）。
有人说，我手头的证据不能充分证明甲骨文源于“南阿”文，倒有可能传播的渠道是相反的。有人问道：为什么“南阿”文字不能是从中国传播过去的呢？这个可能性也存在。
尽管一般人认为“南阿”文字起源于“原始迦南”文字，时间可能早到公元前1500年，但是通常意义的“南阿”文字出现在大约公元前500年，当然有可能从中国传播过去。成熟期的“南阿”只出现于南部沿阿拉伯海附近地区，这里正是通往中国的最近的中东港口，假如当初中东就是世界文明的核心，从这里出发并在东亚等地繁殖一些近亲文明是可以理解的。最终这种文字在埃塞俄比亚落脚，说明了埃塞俄比亚与中国地区之间可能有过的密切文化、政治联系。
我之所以倾向于“南阿”为甲骨文的源头，主要理由为：1，甲骨文比“南阿”复杂，一般来说，源头应该简单；2，当时中东文明比包括中国在内的东亚地区文明整体更发达。当然，这些理由并不十分充分。其实“南阿”文字的许多符号在中国远古就存在，比如仰韶以及夏文化里就有出现。到底谁影响了谁，这确实是个问题，但已经可以确定的是，两地之间有联系。
让我们先来看看今天的阿拉伯地区包括哪些国家，这个事实可以启发我们对于古代历史的认识，因为文化的传播一般因为相对稳定的地理条件是有规律性的。当然完全以今天的“阿拉伯地区”来归结3000年前的“文明同化区”是不严谨的，但有参考总比没有好。史前史的委屈就在这里，总得用一些“不严谨”来替代空白。我们的许多有价值的线索都不得不建立在一些“不严谨”之上。好在我们知道这一缺陷，对之保持一定的警惕就可以了，因为并非我们所有的证据都是类比，某些地方我们还是有铁的证据。我们的任务是探索，是资料的积累，不是赌博，所以冒险不仅是值得的，而且是必须的。
阿拉伯人聚居的阿拉伯半岛面积300万平方公里，大约相当于今日中国陆地面积的三分之一，人口只有3000多万，是世界上人口密度最小的地区之一。
古代中东的核心发达地区，包括两河流域、波斯、埃及以及希腊，比今天的中国版图大不了太多，估计唐代或者清代时期中国的最大版图面积与之较为接近。假如把“中东”考虑为一个整体有些假设就比较好理解了。因为我们能很好地理解中国版图内发生的任何交流，中国人不怀疑远古时期中国人曾经从南到北从东到西来回穿梭，那么中东内部的交流也应当不存在问题。既然在如此大的区域内交流不存在问题，那么中国这个板块与中东板块之间的交流也不应该存在问题。这个比喻更形象一些。
今天的“阿拉伯地区”涉及到亚非欧三大洲，尽管狭义上的阿拉伯人只指那些操阿拉伯语的人群以及主要集中在阿拉伯半岛地区的人们，但广义上的阿拉伯世界却要广大得多。有22个国家明确属于“阿拉伯世界”，包括：也门、沙特阿拉伯、阿曼、阿拉伯联合酋长国、卡特尔、巴林、科威特，伊拉克、叙利亚、黎巴嫩、约旦和巴勒斯坦，埃及、苏丹、索马里、吉布提、利比亚、突尼斯、阿尔及利亚、摩洛哥和毛里塔尼亚，位于莫桑比克海峡的科摩罗群岛。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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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拉伯世界与中国（2）
“阿拉伯世界”与中国文明起源究竟有无联系？有，并且关系很大。不过我得补充一句，由于我的研究中国人与犹太人有关已经深入人心，这个补充是必要的：阿拉伯人与犹太人只是文化上存在区别，人种差别并不太大。在###教兴起的公元7世纪之前，信仰犹太教与基督教的阿拉伯人与犹太人之间真的并没有今天这样大的分别，他们甚至穿同样的衣服，说同样的语言，有一个（大多数人认同的）共同祖先：亚伯拉罕。但在今天，他们势同水火。假如亚伯拉罕在天有灵看到今天的一切，他肯定认为还不如当初真把儿子献祭给上帝呢！他的后代在他的家园故土上你死我活争战不休，亲者痛仇者快。
上面的议论并非大话，以色列人与阿拉伯人很可能在古代中国的土地上共同对付了一些敌人才建立了夏、商、周。在“三代”之前中国地区是有许多土著的，我认为红海附近主要以闪族为代表的人们来到中国建立了夏、商、周政权。当然，夏、商、周本身的更替或许就是他们曾经的矛盾与斗争的一种体现。
本书讨论的基础建立在这样的推论之上：夏朝由夏甲后代建立；“商朝”与今天红海附近的也门、沙特地区有很大的联系（不排除与地中海东岸也有联系）；周朝由亚伯拉罕的一支后人建立，他们有明显的犹太痕迹。
夏甲被公认为阿拉伯人的祖先，这个女人有着耀眼而神秘的背景。她是“三代”的开始。
尽管中国人常常拿“5000年文明”来表达历史的悠久，但这只是个没人当真的文学概念，中国人自己比较认同的历史是从4000年前的夏朝开始的，世界上比较认同中国的历史从3600年前的商朝开始算起。并且中华文明的基础是由“夏商周”三代奠定的。假如我们认定中华文明确实与夏甲和红海文明有着广泛深入的联系，那我不得不说，中华文明实际上可能更多曾经属于阿拉伯文明。当然，是属于###前文明。
我一直相信在中国与阿拉伯海之间存在着联系，也就是说，中国的东部和南部（包括西南部）与中东之间一直存在着密切的海上联系。
在无动力时代到底人们是否可以做到这一点？中国明代的郑和做到了这一点。他依靠的只是风力和人力，仅用大约2～3年他就从东非回到了中国。这正巧合了我曾经推测过的史前时期中东到中国一趟的时间：3年。这段海路不仅郑和实践了，1980年一位爱尔兰航海探险家也亲自驾驶了一艘原始无动力帆船沿这条海路借季风航行过。从南部阿拉伯半岛的阿曼起程，经阿拉伯海、印度、斯里兰卡、印度洋、苏门答腊、马六甲海峡、南中国海到中国的广州，共6000海里，行程220天，“这次了不起的航行再次证明了中国阿曼的古代海上贸易绝非‘天方夜谭’”①。
是否还有其他证据间接证明古代人远航的能力呢？张光直先生在《古代中国考古学》一书中（440页）说：“实际上，从东北到华北的交通，可能更多地通过海岸的路线；在龙山文化时期，辽东半岛和山东半岛，在文化上有着明显的相似性，其相互间的联系，只能通过航海船只来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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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殊的阿拉伯半岛
阿拉伯半岛与其他地方相比有其特殊之处。它地处古代世界两大文明之间，北部是“两河流域”，南方与古埃及相连，所以阿拉伯地区在上古深受南北两大文明的影响。甚至可以说，阿拉伯半岛串起了两大文明，承担起了两大文明的融合与传播的重任，这一传播通道不仅包括北方的西奈半岛，也包括了红海南端狭窄的曼德海峡。西奈半岛与曼德海峡由于承担重要的交流中枢功能，所以这两个地区在古埃及与两河文明辉煌时期也成为非常特殊的发达地区，他们也随着这两大文明的陨落而衰败。
假如由阿拉伯人向中东之外的区域传播文明，在许多方面肯定会给人许多“似是而非”的感觉，既像两河流域又像古埃及文明，最后就只能肯定他们属于独立的一种文明。比如在中国的某些文明经常因为这样的似是而非而难下结论，因为不能完全对应。再加上本土化，所以寻找古代的一些文明根源并非一件简单的事情。
尽管阿拉伯半岛的上古历史残缺不全，我们还是可以看到那里曾经存在过的高频率人群流动现象，并且历史确实记载了他们曾经群体外迁的一些事实，不过很遗憾并不具体，所以我们也不知道他们去向哪里。迫使这一事件的发生，我认为可能与沙漠化有一定的关系。
这里由于三面环水，所以还是“海上民族”的栖息地。地中海东岸善水的腓尼基人在环非洲航行之后被埃及法老称为“地中海的马车夫”。可以说沿海的阿拉伯半岛地区到处都有腓尼基人的痕迹。甚至距离地中海最远的阿拉伯联合酋长国以及阿曼地区都是古代腓尼基人的落脚地，可见腓尼基人影响之大①。这一有据可查的历史现象也引发了另一问题：腓尼基文字为什么会广泛传播，甚至中国夏都（今天河南偃师）以及西北地区也竟然有腓尼基文字出现。这说明，他们人到哪里，他们的文明便传播到哪里。或者我们也可以换一个方向说，假如这些人自古与东亚地区的人们有密切联系，那么他们到哪里就会把部分中国本土积累的文明包括文字带向哪里。
假如不考虑详细真实的道路的话，直线距离今天中国最近的阿拉伯地区是阿曼湾的阿曼与阿拉伯联合酋长国，他们到中国境内的西北地区只需经过伊朗、阿富汗，大约只1000公里多一点即可进入中国境内。
距离阿曼湾不远处的也门与阿曼有着近似的民族与文化成分。但也门由于面临红海、与古埃及相邻、把守亚丁湾的进出口、生产香料这些优势，在3000多年前它很快成长为一个势力强大的国家，所以也门很可能选择了另外一个与中国的交接点：从中国南部与东部海路，进入中原。这个动力部分来自商业的巨大利润，也可能在沙漠化的威胁之下有寻找另外一个家园的急迫任务。
此外，应该重视阿拉伯半岛与中国的另一个交接点，就是地中海东岸地区与中国西北的陆地区域。
由于7世纪的###教运动，我们很难看到之前的阿拉伯历史，中国对这一地区的历史研究不太充分，尤其是南部阿拉伯地区更是薄弱环节。我找到的资料都是一鳞半爪，拼凑不可避免。这也给我留下了很大的想像空间。在这样的条件之下，“严谨”的学者必须以放弃研究为代价去保全“严谨”的名节，但我愿意承担着“牵强附会”的恶名先行去探险。
首先我们应该清楚一个概念：“南部阿拉伯”文字不是一般我们说的“阿拉伯文字”，它是一种具有象形特征与古埃及象形文字有一定继承关系的文字。“南部阿拉伯文字”与“阿拉伯文字”分属于两个不同的文字体系，尽管最初两者是同源的，那就是“原始迦南文字”衍生出腓尼基文字，然后才有了“阿拉伯文字”；而“南部阿拉伯文字”却与腓尼基文字并行发展为另外一个体系，这个支系的继承者为埃塞俄比亚的阿姆哈拉语。
这些文字的现状与变化可粗略勾勒出一幅历史的演变轨迹。大约3700年前，腓尼基人和阿拉伯人曾经广泛深入到过中国西北地区，无论他们从地中海东部直接过去还是从阿曼湾经伊朗、阿富汗到达，中国的仰韶文化区与夏朝统治区均留下了阿拉伯半岛人们的“手迹”。当然，我们甚至可以怀疑迦南文字以及腓尼基文字都是从中国生发演变并流传过去的。
但是在中国的东部明显有另外一拨人具有深刻的影响力。这批人来自中国本地，还是外部的不同民族影响了他们，没有答案，总之甲骨文神秘地出现。实际上中国的甲骨文包含了许多现有已知的古老文字，它基本上遵循了中东象形文字的逻辑，但是就基本材料上（即相当于偏旁部首或者常用符号上）却明显囊括了“腓尼基文字”、“南阿文字”、甚至“希腊文字”等。这个文字特征说明了在甲骨文字产生的时代，中国地区与以上这些文字的使用地区有着密切的联系。
所有拼凑起来的证据就我自己看来已经是“铁证如山”：有文字上的，如甲骨文与“南阿”的神秘联系；有实物上的，如大量阿拉伯绥贝在河南殷墟的发掘，亚丁湾海贝在四川“三星堆”的发现等；红海到中国之间古代航海的可能性已得到多方面验证——也门人认为至少在商朝期间两地就有联系。南部阿拉伯地区（也门）在3000年前“香料王国”时期的突然崛起更是他们可以把政治势力扩张到远东去的重要证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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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拉伯半岛南部的两个海湾
东北角 波斯湾 由于临近“两河流域”，阿联酋与阿曼等波斯湾地区10000年前就已经有了人类的活动迹象。8000年前已经进入新石器时代。公元前3000年～公元前2500年这一地区进入铜石并用时期，之后就出现了农牧业。请注意这里是距离中国最近的一个地区，所有中国西北地区的文明发展都需要仔细鉴别是否与中东这一区域发生了联系，尤其是通过印度河流域而发生联系的可能。
考古发现阿联酋地区曾经有外来的彩陶，大约5000年前他们也有了自己的制陶业。中国新疆地区常见的坎儿井在铁器时代几乎同时也出现于阿拉伯半岛地区。
中国西北地区的众多民族还显示出来自水边的海洋痕迹，当我们设想他们来自其他地区的同时，不能忽略波斯湾与阿曼湾。
在提倡多加关注也门地区与中国古代东部地区的联系的同时，也不能忽视波斯湾地区与中国的海上联系。
“中国在西汉时期（公元前206～公元25年）开辟的‘海上丝绸之路’，从广州、泉州、明州、扬州等地南航向西经印度半岛西海岸至海湾，是古代中国和阿拉伯的海上重要航线。中国的丝绸、陶器等，经此路销往阿拉伯半岛及其以远地方；阿拉伯半岛和海湾的香料、珍珠等运往中国，故亦称之为‘香料之路’。①”那么西汉之前两地之间的联系是否也采取过同样一条老路呢？
东南角 红海亚丁湾 也门与阿曼紧邻，在许多方面与波斯湾南面的沿海地区相似，但也存在区别。
“也门”（Yaman）的意思是“右边”，这是相对于“麦加”（Mecca）而言，“左边”是“叙利亚”（Sha‘m）。从这个称谓上也可以看出它曾经在文化上是阿拉伯世界这一广大地区的一部分，并且曾经是非常重要的一部分。尽管也门地区水草丰美，但在今天占地面积却不够大。尤其是整个阿拉伯半岛地区缺少大的河流贯穿其中，所以始终没有如“两河流域”或者尼罗河那样的“大河文明”出现，以至于许多人对几千年前的阿拉伯文明一片茫然，他们只知道7世纪之后的###文明与中世纪的阿拉伯人创造的文明，而对上古的阿拉伯文明存有疑虑。当然这一地区文明的失忆还有其他致因。
很幸运地，我们还是可以找到与商朝并列的朦胧的也门历史。也门在“公元前2000～前1000年，为麦因王国②时期。麦因人从事农耕和手工业，已经开始水坝和沟渠建设。他们还精于商业，商队足迹除抵达美索不达米亚和古叙利亚之外，还远至埃及、东非及中国、印度尼西亚等地。公元前950～（前）115年，萨巴王国（Sabaean）取代了麦因王朝。③”
可以看出，麦因王朝覆盖了中国的“夏”、“商”两个朝代。而“萨巴王朝”则基本对应了中国的周朝。让我们对于南部阿拉伯半岛的注意力集中于与中国有过联系的“精于商业”和“沟渠建设”的麦因王朝。
假如这里有古老的文明，有充分的财富，同时还面临一些强敌，但由于地域狭小，他们就必须到外面去扩展殖民。从各个方面看，中国与中东的文明差距在大约4000～3000年前这个时期有大约千年的落差距离，所以带一支中东的人马到中国中原这里来征服发展合乎逻辑。当然，他们第一个应该发展的地区是印度，而不是东亚地区。世界史正是这样告诉我们的，印度的文明史总体早于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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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门人的历史（1）
“朱雀桥边野草花，乌衣巷口夕阳斜。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刘禹锡的《乌衣巷》道出了多少人间沧桑巨变。今天的也门除了那块土地，一切换了人间，今非昔比。也门因为扼守红海出海口这个交通要道，曾经在旧时代辉煌一时，它的光辉也曾经照耀到东亚地区。也门人在过去的几千年中也进行了一次次的更替发展。
也门居民主要为阿拉伯人，卷发大眼是他们的主要生理特征。由于阿拉伯人属于欧罗巴人种，所以早期阿拉伯人或许还有肤白的特征。也门人一般认为自己是“盖哈坦”子孙，就像中国人说自己是“炎黄子孙”一样以证明自己的古老渊源。
根据考古学家的结论，也门地区最早的居民分为两个族群，其中一个在###教兴起之前就消亡了，不知去向，他们属于阿德人、塞莫德人、泰斯米人等。今天居住在当地的是剩下的那个族群，据说是通过战争获得了胜利。这一族群又分为两大族：纯粹阿拉伯人与归化的阿拉伯人。“纯粹阿拉伯人”就是“盖哈坦子孙”，又称土著阿拉伯人。“归化阿拉伯人”指伊斯玛仪①的后裔阿德南的子孙北阿拉伯人而言，也称阿德南人。如希贾兹人、纳季德人等，由于他们是较晚时候迁入阿拉伯半岛的，故称归化的或入籍的阿拉伯人②。总体上看，今天的也门人是以上所有族群融合的结果，只是每个族群含量的大小不同而已。
我们对于“夏甲”的儿子“以实玛利”的族群出现在也门地区并不感到意外，并且可以说我们在《向东》一书中已经很熟悉他们了。
现在来看看“盖哈坦子孙”的来源，其实他们也与《圣经》有关。《圣经·旧约》部分很可能是整个阿拉伯地区上古时期的一本家谱，所以大多数显贵都可以从中找到他们的痕迹。
《历代志上》 1：17 闪的儿子是：以拦、亚述、亚法撒、路德、亚兰、乌斯、户勒、基帖、米设。亚法勒生沙拉、沙拉生希伯。希伯生了两个儿子：一个叫法勒，因为那时人就分地居住。法勒的兄弟名叫约坍。③
上面的“法勒”是先知“亚伯拉罕”的祖先。根据新国际版研读本《圣经》解释，《圣经》中的“儿子”可能是“后裔”、“继承人”或“邦国”之意。
《历代志上》1：25 法勒生拉吴，拉吴生西鹿，西鹿生拿鹤、拿鹤生他拉，他拉生亚伯兰，亚伯兰就是亚伯拉罕。亚伯拉罕的儿子是以撒、以实玛利。
“约坍”又翻译为“杰克丹”，历史学家说他就是也门祖先“盖哈坦”④。从这里可以看出来，也门地区的民族与亚伯拉罕同宗，甚至因为“以实玛利”的缘故，多数是亚伯拉罕的后代。
传说“盖哈坦”有31个儿子。
《历代志上》1：20 约坍生亚摩答、沙列、哈萨玛非、耶勒、哈多兰、乌萨、德拉、以巴录、亚比玛利、示巴、阿斐、哈斐拉、约巴，这都是约坍的儿子。
能够在《圣经》中占有一席之地的家族绝非等闲之辈。按照年代推断，这是大约4000～5000年前，可以看出来“盖哈坦”的家族在当时声名显赫，作为同代的“法勒”只在《圣经》中写出了一个儿子：“拉吴”。
让我们简化一下也门的族群构成，大致是这样的：中坚力量是“盖哈坦子孙”，他们用战争赶走了早期的阿德人、塞莫德人、泰斯米人等。大约4000年前，他们迎来了后起的以实玛利人，成为今天的也门阿拉伯人。他们多属于闪族人。
除了《圣经》与《古兰经》可以提供我们一些家谱之外，对于也门王朝的建立以及时间几乎是众说纷纭。
首先，学界对于公元前2000～1000年的“麦因王朝”的看法就不统一。大概情形类似于人们对于中国夏、商的看法，因为证据不足而模糊不清。不过中国学者都同意“麦因王朝”无论早晚都是也门地区的第一个王朝。由于我们的研究目标是在商朝，我们还是折衷一下不过多考虑4000年前开始的中国夏朝，商朝还是很有希望在也门这里找到一些证据的。这些王朝的建立者皆为“盖哈坦”后裔。比较肯定的是公元前14世纪“麦因王朝”已经存在。甚至还有一个说法是：麦因王朝就是在公元前14世纪出现的。请注意这样一个巧合，中国的商朝甲骨文至今发现的开端正是在“14世纪”的3300年前商武丁时期。
南阿文字石刻
《圣经》等宗教文本为了某些特殊用意会以象征或避讳的手法来表达一些历史事实。除了“以扫”的“殷”之外，我们在也门这里也可以猜想另外一些象征性联系，比如“红海”有可能就是《山海经》里的“赤水”，从而对应了“殷”。也门以与南亚和东亚的“香料之路”而“商业”发家，同时也门人以“精于商业”闻名，所以中国有“商”？有人会笑话我说，外国人怎么会说中国话，其实这里是个脑筋急转弯，那时候中国人就是“外国人”，他们很可能说同一种语言，“商”在当时就是“商业”的意思，所以固定为一个朝代名称也未尝不可，我们就是他们的后人当然就继承了当时的称呼。或者说，三分之二的甲骨文至今也没有破解，说明甲骨文本来就很“外国”呢。
在历史书中获得这个信息非常高兴：与阿拉伯半岛北部的游牧特色不同，南部阿拉伯地区农业占据重要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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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门人的历史（2）
一直以来，反对“西来说”的理由之一是“西方”（西亚或中亚）是游牧民族，农耕并不发达，而中国远古时期就显露出农耕社会的特征。南部阿拉伯半岛的农业特色假如还不能证明中也之间有必然的联系，但起码已经破解了农业与想像中的游牧不对称障碍。
大名鼎鼎的“萨巴”来历
今天在也门，人们会看到各种各样的集团或机构以“萨巴”命名，学校、医院、通讯社，不一而足。“saba”有很多意思，其中之一是“奴隶”。其中一个传说是这样的，“盖哈坦”有一位曾孙叫阿卜德·萨姆斯，此人能征善战，在掌握王国统治大权之后改名为“萨巴·本·盖哈坦”，他常常将战俘沦为“奴隶”而得名。“希木叶尔（Himyar）和凯赫兰是萨巴的儿子，这两个人构成了盖哈坦后裔的两大著名支系，……今天的也门人，大都可以追溯到这两个人”①。萨巴的后裔建立了后来的萨巴王国与希木叶尔王国。
假如说麦因王国的出现大家意见不一，那么对于取而代之的“萨巴王国”局面稍有改变。因为它距离我们越来越近了。
有一种说法是，公元前630年“萨巴王国”取代了“麦因王国”。但我怀疑这个说法并不确切，萨巴应该早就存在了，只是在这个时期“麦因王国”彻底灭亡而已。古代许多国家都存在这样的王朝错落的格局。这个改朝换代其实是同宗内的革命，不属于外族入侵。假如将其置换到中国境内，判断出夏、商、周之间也是同宗革命，有些中国古代的问题就很好理解了。
中国在东周期间有“上天变乱”、“礼崩乐坏”之说。我曾经在前两本书中推测过这个政治变乱与中东的某些政治巨变有关。现在拿也门的政治局势套入试试，看看效果如何。假如有人指责我的假设过多，我要解释的是，本来中东就是应该作为一体来看待的，所有这么多的假设其实都基本相同更能说明他们的谐振一体性，或者说是一种多米诺骨牌效应。
中国夏朝始于公元前2046年，有人认为麦因王朝也始于公元前2000年之前。不过要补充一点的是，麦因王国并不局限于今天的也门，它也蔓延在沿红海的沙特一侧。
中国商朝始于公元前1600年，红海东岸的也门附近无相应事件，但红海西岸的古埃及有。
中国甲骨文出现于公元前1300年，也门“公元前14世纪”是一个特殊的强盛时期。
中国周朝建立于公元前11世纪，也门著名的“萨巴王国”出现于大约公元前10世纪。
中国东周“春秋”于公元前770年开始；“麦因王朝”同期衰落，一些控制区域纷纷宣告独立，王权失控。麦因王国在公元前630年被“萨巴王国”消灭。公元前8世纪开始，萨巴王国也卷入了一场持续近3个世纪的内战。种种迹象显示，红海南段的文明由此时期开始一落千丈。
在考察以上的对应时请不要期望能得到绝对的严丝合缝的接合，那是不可能的。首先是距离太远，即便是传递信息也有一个相对的时期，另外还有消化这些变动的时间；其次是在外的类似“总督”也有逐渐自行掌权的可能，“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或许也是当时的惯例。中东的变动不一定会同时引起中国的变化，要辩证地看两地之间的连动关系。历史本来就很复杂，不能整齐划一。我们目前的任务是不放过任何疑点的初级研究阶段，尽可能多地搜集资料并拼接描画可能的基本轮廓，还不是非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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