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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战国史-第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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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继承权问题，细川胜元支持畠山政长，而山名持丰却很欣赏畠山义就，三重公案；将军家继承问题中，当时的管领是畠山政长，他的后台当然是细川，现在将军要换继承人，当然先要给儿子找支持者，找谁呢？如果找作为足利义视支持者的细川，回答肯定是一个字：“呸！”所以日野富子找上了实力可以和细川匹敌的山名，她用密信要求山名持丰支持，四重公案；斯波家继承问题，山名宗全打着反对幕府乱命的旗号支持斯波义廉，而细川家当然支持义敏，五重公案。有这五重公案，双方的矛盾已经无法调和了。于是这一切都在应仁元年（1467）总爆发。山名持丰要求畠山义就立刻从吉野出发。
应仁之乱（8）
应仁元年（1467）一月三日，刚刚度过新年的京都却气氛紧张，将军义政参加了山名持丰官邸的宴会，席间承认畠山义就为合法家督。于是畠山政长的管领职务被罢免，继任的是山名派的斯波义廉。数日后，细川胜元带领京极持清、赤松政则等支持者出现在二条御所将军府邸，要求处罚畠山义就，借机修理山名派。日野富子将消息泄露出去，山名持丰和畠山义就闻讯赶到，坚决反对，并指责细川逼迫将军，双方不欢而散。山名持丰感觉战乱不远，于是他抢先在自宅集合军队。
山名派的行动引起了细川派的注意，畠山政长在自家府邸放火，然后跑到御灵神社布阵，畠山义就率军主动攻击神社，由于细川胜元等人因将军的反对而无法援助，畠山政长孤军奋战，无法抵抗畠山义就的攻击，御灵神社之战以畠山政长的失败而告终。这一战使双方正式进入了武装冲突。
将军足利义政此时还希望做个和事佬，但在三月的“花之御所”落成典礼上，双方已经明显不和，山名和细川都是戎装出场，准备械斗。会后，细川胜元立刻召开细川派会议，讨论一雪御灵神社之耻，京极持清、畠山政长、赤松政则、斯波义敏、武田国信等细川派大佬军力云集。五月，细川军赤松政则攻击播磨，斯波义敏攻击越前、尾张，武田家则攻击若狭，同时，大内家与河野家也率军进京，山名派的山名持丰、畠山义就、一色义直、土岐成赖等大佬也云集于斯波义廉府邸，集合军队。细川家列阵于京都东北，称东军；山名家列于京都西南，称西军。战争全面展开。
东军先发制人，袭击西军的正实坊并攻进将军府，占领室町幕府，控制了将军和足利义视以及天皇，而日野富子和足利义尚则投奔了西军，双方各以自己的府邸为本阵在京都布阵。根据记录，东军兵力多达16万，西军则多达11万。
开战之初，作为“官军”的东军主动出击，而兵力未集的西军初战不利，京都无数的寺院被烧为灰烬。东军在初期表现非常英勇，他们要一雪御灵神社合战的耻辱，个个勇往直前。西军方面赖有朝仓孝景发挥一流古惑仔的实力，一夫当关，方能保持不败。
双方在京都的战役让京都损失惨重，七月，大内政弘到达京都，这才使西军的局势改观，此时，一个戏剧性的事件发生了。原本为细川所支持的足利义视突然在是年八月出奔伊势投靠北畠教具。原因很简单，细川胜元曾经在武卫家骚乱后流放了伊势贞亲，但在此时，将军义政却把伊势贞亲招回。贞亲是义尚派的，他的回归是义尚派得势的信号。义视此后虽然被细川胜元劝回，但又再度出奔比山。将军嗣位问题为之一变：东军拥护义尚，成为幕府方官军，西军转而拥护义视。中央的战乱扩大到关东、东北、九州、四国等地，加上大饥荒以后的民变，终于酿成了全国性的大*。
文明三年（1471），西军大将朝仓孝景转投东军，原因是被幕府以越前守护之职诱惑。这对西军来说是一个致命打击，导致西军元气大伤。
文明五年（1473），东西军的精神领袖山名持丰和细川胜元先后死去。在战乱多年以后，双方都没有再战的欲望。次年，双方的继承人细川政元和山名政丰讲和，西军部分将领宣布归顺幕府，到文明九年（1477），西军将领大内义弘为日野富子所贿，返回属国，西军事实上解体，足利义视逃亡美浓。幕府在是年十一月召开“天下静谧”庆祝宴会，标志着应仁之乱落下帷幕。
事实上，这样的结局根本不值得庆贺。在这场十年战乱中，京都化为一片焦土，连将军宅邸花之御所也化为废墟。由于众多守护大名集合京都混战，地方上以“守护代”为代表的武士势力开始强大。损失最惨重的莫过于幕府，幕府的优柔寡断是引起战乱的主要原因，因此威信全失。饥荒和战乱还导致了大量的庄园公领地破产，庄园公领制此后陷入了完全的崩溃。地方上，领地国人、商人、自治团体纷纷趁乱而起，一个以下克上的乱世开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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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代的世界与日本（1）
一、天主教的昙花
15—16世纪的世界正处在大变革的时期，这是世界历史上最为重要的转折时期。欧洲的中世纪正在走向尾声，西欧人的视野正在前所未有地扩展，经济、政治、文化等方面都发生了巨变。东欧的俄罗斯则在彼得大帝和叶卡捷琳娜女皇的统治下迅速崛起。在亚洲，中国的大明帝国正在从强盛走向衰落，南亚新兴的莫卧尔帝国正欣欣向荣，西亚的奥斯曼帝国也在苏里曼大帝的领导下步入强盛。
1534年，在抵制宗教改革的运动中，天主教成立了耶稣会，这个宗教团体对天主教的东传起到了重大的作用。也正是天主教的东传，使日本、中国等东方国家的历史发生了巨大变化，其中，日本的变化更为激烈。
天主教能传入日本，与西欧的变革息息相关。新航路的开辟和大航海时代的到来为欧洲人在日本传教提供了可能。随着教皇子午线和《托德西拉斯条约》的签订，西葡两国走上了对外扩张的道路，成为在东方传教的主角。
耶稣会是当时欧洲天主教传教的急先锋，他们试图把天主教的福音传播给世界每一个角落的欲望比当时欧洲任何一个宗教团体更为强烈。所以，耶稣会也当仁不让地担负起首先将天主教传入日本这个东方岛国的重任，而完成这一重任的，就是耶稣会创立者之一：方济各·沙勿略（Francisco de X*ier，1506—1552）。
方济各·沙勿略为西班牙人。1540年，他以国王钦使和耶稣会东方传教团首脑的身份从葡萄牙出海前往东方，在马六甲遇见了流亡的日本浪人弥次郎，后者向他介绍了自己的祖国。于是在1549年，方济各从印度的果阿起程前往日本，同年8月抵达日本最南端的鹿儿岛，通过弥次郎见到了当地的大名岛津贵久，并成功获得了岛津的传教许可。事实上，岛津贵久对天主教的兴趣更多地集中在和“南蛮人”（日本称从东南亚转来的葡萄牙人等西方人为南蛮人）贸易的巨大利润上，所以他对“南蛮人”的传教士也加以礼遇。方济各得以在九州南部开展传教工作，由于语言和文化的差异，传教的效果不尽如人意。在弥三郎的协助下，许多天主教术语被以日本本土的佛教术语加以生硬地解释。不久，本土的佛教徒就意识到这个外来的充满排斥性的宗教的威胁，于是岛津贵久开始转变态度，决定禁止天主教的继续传播。
在这样的打击下，方济各决定前往京都寻求天皇的支持，以获得在日本全国的传教权利，并借此扩大影响。这个道路充满艰辛，应仁之乱以后的日本处于兵荒马乱的时代，传教士奇怪的面貌和衣着也成为沿路人取笑的对象。但艰辛的付出并不意味着有丰硕的成果。天皇和将军的权威在应仁之乱以后已经损失殆尽，何况风尘仆仆的方济各根本连天皇的面都没能见到。方济各的上京之行一无所获。他在挫折面前翻然醒悟，改变了依靠天皇的想法，决定折回山口，求见在中国地区权势熏天的大名大内义隆，他以“南蛮物”闹钟、火枪、八音盒等新奇之物获得了大内义隆的好感。出于对“南蛮”贸易的渴求，大内义隆成为天主教在山口传播的保护者。有了官方的支持，加上传教士本人的魅力，天主教在山口获得了很大的成功。1551年，方济各又接受了府内的大名大友宗麟和当地葡萄牙商会的邀请前往府内，开辟了府内传教点，大友宗麟本人因为“南蛮”贸易和火枪技术而对天主教情有独钟，后皈依天主教。九州北部成为日本天主教的主要传播中心。
同时代的世界与日本（2）
方济各于1552年病死于中国上川岛，没能实现进入中国传教的梦想。但他的活动使天主教成为当时日本有影响的宗教之一，日本战国的时代也因此被称为“切支丹”（Christian）世纪。
1563年，著名的传教士弗罗伊斯（Luis Frois，1532—1597）到达日本，他通过和田惟政与当时最有权势的大名织田信长会面，并成功取得了信长的信任。信长利用天主教来打击佛教敌对势力，利用天主教来获得和“南蛮”人贸易的利益和装备军队所需要的枪支。日本天主教因此得以大发展。在这短短一个世纪里，天主教传播的迅速实在令人咋舌，信徒疯狂发展到数十万人之多，上到手握兵权的大名，下到为衣食所迫的贩夫走卒中都有皈依者，北到北海道，南到鹿儿岛都有信徒。京都、安土、府内等地成为天主教发展的主要中心。
然而，天主教在日本的传播如同昙花一般，只灿烂了短短一个世纪就退出了历史舞台。这和日本的两代统治者：丰臣秀吉和德川家康对天主教的态度有密切的关系。丰臣秀吉本人并不喜欢天主教的“一夫一妻”主张，对天主教说不上有什么好感，所以不会像对洋枪和贸易有着浓厚兴趣的织田信长那样支持天主教的传播。在获得日本政权后，丰臣秀吉于1587年发布了著名的《伴天连追放令》，宣布日本为神国，故天主教违反天下御法度，是为非法，所有传教士二十日内必须离开日本不得再来。但允许和“南蛮”人保持商业上的往来。事实上，在这一著名命令后，天主教禁教还不是很严厉，丰臣秀吉当然不想丢掉和“南蛮”人贸易的巨大利润，也不希望引起切支丹大名的叛乱，因此对西班牙圣方济各会的传教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但就在此时，庆长元年（1596），发生了“圣菲利浦”号事件，从而引发日本天主教史上著名的“庆长大殉教”。
1596年，一艘西班牙商船“圣菲利浦”号遇海难飘到土佐，增田长盛作为日本方的使节上船处理，扣押了所有船员。在审讯时，船长供出了西班牙人是如何利用天主教作为先锋，在取得当地的信任后建立殖民地的。这一供状让丰臣秀吉惊恐万状，他早就担心天主教徒会像国内的“一向宗”一样造反。现在他看到了天主教更大的威胁，毅然决定全面禁教。第二年，他把各地的天主教信徒和传教士26人逮捕，处死于长崎。
德川家康建立江户幕府后，出于经济上的原因，再次放松了对天主教传教的控制。圣方济各会等天主教修会的传教士再次进入日本进行传教。庆长十八年（1613），伊达政宗甚至还派遣家臣支仓常长出使罗马，觐见教皇。但就在支仓常长前往罗马的时候，日本国内却发生了大变化。新教国家荷兰的崛起使德川找到了不利用传教的贸易对象。而导致德川幕府禁教的导火线则是“冈本大八事件”。庆长十四年（1609），信仰天主教的大名有马晴信手下人与葡萄牙商船船夫发生械斗，造成流血事件。为报复，有马晴信申请将该船击沉并向幕府邀功。他重金贿赂家康的近臣本多正纯的家臣冈本大八，希望能通过他获得家康的赏赐，恢复有马家的旧领地。冈本大八却是个贪官，收了钱就中饱私囊不给办事。有马晴信就找到他上司本多正纯，双方一对质，本多正纯对此事愕然不知，事情败露。冈本大八伪造家康的朱印文件诈取钱财，被处以火刑；有马晴信被流放后责令自裁。元和六年（1620）又发生了“平山常陈事件”，平山常陈是一艘“朱印船”的船长，是拿着德川幕府颁发的许可证“朱印状”从事海外贸易的，在外海被英国船只俘获并与英荷船只一同被拖进了日本平户港。平山常陈遂向日本官方控诉英国人的“海盗行为”。不幸的是，在他的船只中搜查发现了两名西班牙传教士，这就使事件的性质变化了。因为传教士已经被幕府禁止进入日本，而英荷作为新兴殖民国家，与西葡两个传统殖民国家在亚洲有着利益冲突，他们抓住这一事件大做文章。英荷与西葡互相攻讦，令幕府大动肝火。两年后，将平山常陈与其船员一并处斩，并开始大肆搜捕天主教徒和传教士。元和八年（1622）八月五日，幕府在长崎将55名教徒分别判处火刑和斩首，史称“元和大殉教”。嗣后，幕府厉行禁教并宣布锁国。书包 网 。 想看书来
同时代的世界与日本（3）
但天主教在战国时期的传播速度使它在日本民间有了很大的影响，所以从家康开始的德川三代将军的野蛮禁教引起了民间的不满。宽永十四年（1637），在天主教的传播中心九州北部爆发了天主教徒的大规模起义，史称“岛原之乱”。岛原当地的农民以天主教信仰为旗帜，共推天草四郎为首领，德川幕府付出了重大的代价，终于在荷兰人的协助下把起义*下去。这次起义，也让幕府看到了天主教信徒力量的恐怖，于是更坚定了幕府严格执行锁国政策的决心。天主教信仰从16世纪中叶开始萌芽，到此逐渐衰亡，犹如昙花一现，在创造了一个辉煌的“切支丹世纪”以后退出了日本的历史舞台，天主教信仰也从此转入地下，直到明治维新前夜。
二、铁炮传来
天主教的传播在16—17世纪的日本是一件大事，如果没有天主教，日本战国史很可能是另外一种景象。相比天主教在同一时期在日本的近邻中国那有限的影响力，天主教在日本可以说是如鱼得水，这和日本的文化特性和时代背景有着密切的关系。
同一时期的日本和中国有明显的不同，一方处于“应仁之乱”以后天下大乱、“礼崩乐坏”，一方却是大明王朝举国一统、盛世安康。这一乱一治就从根本上决定了天主教这个外来的西方宗教在这两个和西方文化格格不入的东方国家的成功程度。当时的日本处于乱世，人们正处于迷惘和混乱的状态，日本传统的佛教派系林立，在内耗中不断流失信徒。日本的普通民众也正过着兵荒马乱，流离失所的生活。在这种情况下，天主教突然出现在日本人的视野中，它的信仰体系简单易懂，提倡博爱世人和众生平等，这就使天主教很快为日本的普通民众所接受。天主教传播的“不可杀人，不可奸淫，不可偷窃，不可贪他人之财，不可恋他人之妻”的信条感动了一大批下层群众，使他们找到了心目中理想的“乌托邦”。而在同一时期的中国大明王朝，儒学的影响在这个有数千年历史的古国中已经根深蒂固，科举又给了儒家文人一条和平的通向社会最高层的道路，很难使他们放弃有前途的儒学而去接受西方新来的天主教思想。何况中国民间还有代代相传的一些杂七杂八的信仰，可以说，中国老百姓的脑袋要比日本人的复杂得多，所以，一种外来的思想文化要取得突破也要困难得多。尤其是在那个国泰民安、人心安定的时代，似乎还没有引发一场思想界大变革的前兆，无论是上层的文人学者还是下层目不识丁的农夫，都没有做好准备。
日本的分裂也给天主教找到支持者提供了可乘之机。在日本战国时期，大名所要关心的首先是生存，其次是吞并人家，前者是前提，后者是目的。要想做到这两点，无非是三个字：人、钱、物。远道而来的“南蛮人”除了天主教以外，还能提供其他东西。人是供不了，钱和物大大的有。在战国时代，日本和明朝的“勘合贸易”逐渐趋向衰亡，国内又是兵荒马乱的情景，在这种情况下，要搞到钱和物，除了祖上烧高香保佑领地里挖出一两个金矿以外，南蛮贸易是发家最快来钱最多的方式，所以就出现了“切支丹大名”这道独特的风景线。大名们或是出于经济需要或政治需要支持南蛮人传教，或干脆成为虔诚的天主教徒。天主教还很大程度上改变了传统武士的观念。一直以来，武士将被允许切腹视为荣耀，将被人所杀视为耻辱。前面所提“切支丹大名”之一的有马晴信就奉行天主教“禁止自裁”的教义拒绝切腹，宁可被人斩首。天主教对传统主从关系的破坏性影响由此可见一斑。书 包 网 txt小说上传分享
同时代的世界与日本（4）
天主教传教士还给日本带来了许多的“副产品”。传教士利用自己的西方医学知识给看不起病的日本穷人治疗，比如葡萄牙传教士阿尔梅达在府内开设医院，影响很大，南蛮人的医学改变了日本传统的只有上层人才能享受医疗的状态，也把西方的医学带进了日本，出现了南蛮外科。传教士还带来了西方的天文学知识和钟表，带来了西方的建筑艺术和绘画雕刻艺术，带来了西方经院哲学、拉丁语言、法律知识等等。这一切都在改变着日本的科学技术和文化风格。
当然，要论对战国时代影响最大、意义最深刻的传教士“副产品”，相信许多人会选择：铁炮。因为，这毕竟是一个战争占据主要历史舞台的时代。
所谓“铁炮”，那是有点“夸张”的说法，其实就是洋枪（那玩意儿按今天的标准达不到“炮”的程度），再说确切一点，就是火绳枪。火绳枪在当时还是一种新鲜事物。中国史学界常常在谈论我们“四大发明”的重要性，其中之一就是火药的出现对欧洲骑士的毁灭性打击。东方的中日两国在装备火器这一点上并不比同时期的欧洲晚，而且也并不落后。明朝在永乐时期就有火器列装军队的记录，在明成祖征伐漠北和后来于谦所领导的北京保卫战中，都可以看到火器在凶悍的蒙古骑兵面前显示威力的记载。当然要注意的是，明初火器是手火铳，射程很近，填装麻烦，发出一发以后很可能没机会发第二发。所以在作战时要取得胜利，一定要合理利用地形条件。幸运的是，明初出现了两名战术专家——明成祖和于谦，他们利用火器的成功经验足以在世界军事史上大书一笔。到嘉靖年间，在和澳门葡萄牙人与沿海倭寇的战斗中，中国获得了一批 “鸟铳”，即火绳枪。聪明的中国人很快就加以学习和改造，弄出了比“西番”更强悍的火器，在宁远大战中甚至使用了火炮这样的“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可以说，金属管型的火药武器在中国明朝并不落后于西方，燧发枪等更先进的火器也在随后出现。但清中叶以后，中国的火器却走向衰落，以至于鸦片战争中看到英国人的火炮惊奇不已。这不能不说是个遗憾。
日本“铁炮”传入的缘起颇有故事性。天文十二年（1543），一艘葡萄牙商船遇见风暴，漂流到了日本南端的种子岛。当地的居民看到大鼻子绿头发的南蛮人，立刻跑去报告当地的当主种子岛时尧。商船上的葡萄牙人给了种子岛时尧一件稀奇古怪的玩意：两支点上就能开火伤人的铁炮，并“敲诈”了这位“冤大头”两千两黄金。铁炮就这样传进了日本。
种子岛时尧一直在尝试仿制，却没有成功，直到第二年，葡萄牙人再次来到，种子岛的工匠八板清定主动向他们学习技术，才仿制出了日本第一支铁炮。种子岛因此成为日本铁炮源流地。
同一年即天文十三年（1544），纪伊国根来寺的津田算长到达种子岛，两支葡萄牙铁炮中的一支被他带回了纪州杂贺，由日本史上著名的铁炮工匠芝辻清又卫门进行复制。这一次的复制非常成功，第二年开始，纪州成为日本铁炮生产中心之一，杂贺的根来众受益匪浅，因此而成为列装铁炮的强悍军队。
芝辻清又卫门带着铁炮技术到了日本当时最大的商业中心——，与当地的工匠橘屋又三郎合作，橘屋又三郎早就向八板清定学习过铁炮制造，并将铁炮技术带回。两人一拍即合，吸收当地的明国火器技术，搞起了铁炮生产批发的生意，一炮打响，连带使也成为日本铁炮生产基地。的商人在战国时期富得流油，他们掌握铁炮是很重要的一个原因。。 最好的txt下载网
同时代的世界与日本（5）
天文十三年（1544）二月，由于九州南部的大名岛津贵久向将军足利义晴献上种子岛铁炮，引起了将军的兴趣。于是在将军的命令下，在近江国的国友村，铁炮又一次试造成功。国友村的“掌门”国友藤二郎也因此成名，与芝辻清又卫门和橘屋又三郎并为战国铁炮的三大生产商。国友村成为织田家的支持者，织田信长因此而得以发挥铁炮的优势。
铁炮其实并没有某些电视剧或游戏中表现得那么厉害，它的使用方式是：把火药、装填物倒进枪管，放上弹丸，用一根通条压实，然后还要在枪管后端的火皿上放上导火的火药，并盖上火盖，避免走火。装填中，要小心翼翼地夹住火绳，以免造成事故；射击时，瞄准后打开火盖，扣扳机发射。整个操作流程又复杂又慢，熟练的人也要弄上20秒左右，所以战场上发出去一发后，往往很难有机会给你从容装弹发第二发。遇见下雨天，火绳发潮，铁炮就很难发挥威力。虽然日本人后来有所谓的“雨铁”，其实效果也并不好。另外，长长的火绳时时要调整长度，安全性又成了问题。
在这种情况下，怎么把铁炮的威力发挥出来，就是日本大名们所要解决的问题了。首先当然是提高速度，主要是装填的速度，保证发射的频率。相传立花道雪就想出把一次所需的火药配好后放进竹筒，使用的时候一次性倒进去的方法，这叫“早込”。战国末期就出现了叫“早合”的装置，其实就是一个装火药的竹筒。因为火药比例和用量提前配好，所以就减少了装填时间。其次是用面杀伤代替精确度，这个想法许多大名都想到了：采用集群射击，用大批的铁炮列装军队，在作战时一次齐发，可以给接近的敌人以巨大的心理震撼和平面层次的打击。织田采用的“三段击”在日本首屈一指，其实在中国和欧洲早已经有了这种方式，后来成为欧洲火枪军队的通用战术，即铁炮军排成三行，轮流发射，一排射完开始装填，另一排刚好接上。杂贺采用的方式为“钓瓶击”，就是一群人错开发射时间不断射击，在甲射击的时候乙装填，乙射击的时候丙装填，如此而已。另外也可强调快装快打，提高铁炮装填技术，熟练后自然速度就快，如组击铁炮，用三到四人负责一支铁炮，分工合作进行装填，把洋枪当大炮一样服侍，以此来提高速度。战国晚期大名伊达政宗的骑铁更是令人津津乐道。不过骑铁的实用性实在令人不敢恭维。马上骑兵瞄准的精度，还有如何处理马匹听到枪声惊吓乱窜的问题都成为限制骑铁发展的瓶颈，很难想象以冲锋和机动性为标志的骑兵却要带着一根累赘的大棍子。所以，骑铁恐怕并不像光荣游戏中所表现的那样威风八面，事实上，骑铁在日本史上也只是昙花一现，更没有什么值得夸耀的成功战例。
不论铁炮缺点如何严重，它毕竟变革了日本传统的作战方式。随着铁炮传入，原本的步兵——足轻更受人重视。足轻原本是临时武装的农民兵，往往也有投机分子或者流氓加入，他们没有土地而成为职业雇佣兵，纪律性很差。在应仁之乱后，随着足轻招募方式的进步，足轻更多转变为一种职业化军队。各大名大量装备起了铁炮足轻以及枪足轻、弓足轻，并探索他们与骑兵配合之战术。这些足轻由武士“足轻大将”统率，成为专门的职业化军队，并逐渐趋向统一装备。这大大改变了以往“兼职”足轻装备简陋、缺乏训练且纪律混乱的情况，各大名越来越认识到足轻的重要性。战国时代出现了步兵大规模集团战斗。例如，在长筱合战中，信长使用拒马栅栏为铁炮部队提供防护，以攻击武田家的骑兵部队，这不能不说在日本史上是一次战术革新。正是由于铁炮在实战中不断地运用，才使日本的铁炮制作技术、战术能力不断发展。在战国时期形成铁炮风靡一时的景观。
然而，铁炮毕竟是一种武器，在乱世中，它能充分发挥它的用途，一旦乱世结束，就意味着它也将退出历史舞台。在德川幕府建立后，幕府开始实行削减大名军备的政策，同时，由于长期的禁教和锁国，西方更先进的燧发枪等技术即使有所传入也无法引起日本人的注意。同时，以刀为身份标记的武士也对铁炮这个玩意深恶痛绝。于是，日本的火器技术和天主教一样，在灿烂了一世纪以后归于沉寂。中国和日本两个东方国家，在火器应用上最终走上了同样的道路。
升龙之章（1）
一、尾张的大傻瓜
狭长的日本本州岛在中段有一个“人”字形的凹陷，那就是有名的伊势湾。尾张国，就位于这个凹陷的顶端。
战国时代的尾张国，是连接京都和关东地区的重要隘口，是一个四战之地。这就要求控制尾张的主君必须是一位天才的战略家，否则，虎视眈眈的四邻可以从任意一个方向攻来，轻松将这个沃土百里的“交叉点”据为己有。
尾张国的名义主人是室町幕府的“三管”之一：斯波家。在“应仁之乱”中，斯波家的斯波义廉和斯波义敏分别加入西军和东军，经此内耗，斯波家元气大伤，一蹶不振。在室町时代，许多守护大名兼有数国，因此他们就在一些领国中任命“守护代”代行守护职权，守护代之下，也有众多家臣。应仁之乱后，一些守护代逐渐侵夺了实力衰落的主家，甚至守护代本身也为家臣所欺凌，尾张就是这样一个典型区域。到了16世纪早期，尾张国的实权已经不复为斯波家所有，斯波家的主君斯波义统只是一个名义上领有尾张国的“傀儡”。尾张国则被斯波家的家臣织田氏一分为二，领有上四郡的是织田伊势守信安，领有下四郡的则是织田大和守广信。
在这种情况下，出现了一名打破尾张僵局的领袖人物，那就是织田信秀。织田信秀的父亲是织田信安之兄织田信定，后侍奉织田广信成为大和守的三名“奉行”之一。可以说：信秀是斯波家家臣的家臣。然而就是这个家臣的家臣，把守护也给架空了，成为尾张国实际的主人。
天文三年（1534），织田信秀在迁居那古野城后，他的正室土田夫人为他生下了一个孩子，这是信秀嫡长子，乳名吉法师。谁也想不到，这个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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