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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国家主席刘少奇夫人王光美访谈录-第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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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人民政府主席。毛主席的专列12月16日抵达莫斯科。斯大林没到车站迎接。国内对这就有了反映，说我们主席去了，斯大林为什么不接？后来在党内还作了解释。其实斯大林从来不到车站迎接客人。周恩来总理没有和毛主席一起去苏联。中间毛主席打电报来，说要签订一个两国友好条约，少奇就建议周总理去。因为国与国之间的条约这种东西都是由总理一级的领导人来谈判、签字。这样，1950年1月10日，周总理也去了苏联。主席、总理这次出访的时间比较长，一直到3月4日才回到北京。签订中苏友好条约是一件大事。主席、总理在苏联不断将两国会谈的情况和条约内容用电报发给少奇，少奇就在国内做工作配合他们谈判。少奇多次组织党内外各界人士对条约草案进行讨论，又把各方面的意见汇总起来，反馈给主席、总理。这个条约最后定名为《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1950年2月14日正式签订。条约签订的当天，以王稼祥大使和夫人的名义，举行盛大宴会，招待斯大林等苏联领导人。后来我问稼祥同志夫人朱仲丽同志：“你当大使夫人在苏联那么长时间，见过斯大林几次？”她说一共见过两次，签订条约那天是第一次。为庆祝《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的签订，2月15日少奇在国内也举行了一个宴会，并在宴会前发表了演讲。中央人民政府及所属各部门的负责人、各外交使节、各民主党派和人民团体的负责人都参加了。第二天，苏联驻华大使馆也举行庆祝宴会。因为是苏联大使尤金和夫人出的请帖，所以我跟少奇一起出席了。那天江青也去了。少奇秘密访苏那次同斯大林还谈到一个问题，就是中苏两党的分工。斯大林希望中共负责就近联系亚洲国家的共产党，苏共主要负责联系欧洲国家的共产党。根据这个分工，新中国成立不久，就有两个国际性会议决定在北京召开：一个是亚洲澳洲工会会议，一个是亚洲妇女代表会议。这是中国共产党执政后第一次作为东道主举办国际会议。这两个会议的筹备都是在少奇的指导下进行的。亚洲澳洲工会会议是11月16日开幕，12月初结束的。这个会议是世界工会联合会召集的，来出席会议的有31个国家的100多位工会领导人。世界工会联合会主席是法国共产党中央委员路易·赛扬。少奇名义上是世界工联副主席。赛扬来的时候，毛主席还没有去苏联，就出面在颐年堂宴请了一次。少奇、陈云同志都出席了。当时少奇同志是中华全国总工会名誉主席，陈云同志是主席。因为有赛扬夫人在，我和于若木同志也出席了。亚洲澳洲工会会议开幕的时候，少奇被推选为会议主席，致开幕词。赛扬这个人很傲气，在会议进行中间，同一些代表发生了矛盾。后来少奇出面调解了。少奇为这件事同斯大林有几次电报往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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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奇出席苏共十九大（1）
黄峥：这段时间，是中苏两党两国关系最好的时期。1952年10月苏共召开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邀请中国共产党参加。中央决定由少奇同志率代表团应邀前往。光美同志，请您谈谈少奇同志这次访苏的情况。王光美：少奇同志这次访苏，是中国共产党作为执政党第一次公开、正式派代表团参加外国党的全国代表大会。苏共的这次代表大会十分隆重。它的上一次代表大会还是卫国战争前开的，到1952年隔了13年了。这次大会要调整党的领导结构，制定新的路线，还要更改党的名称。这时它的正式名称叫苏联共产党（布尔什维克），通常简称联共（布），十九大上要改名为苏联共产党。中共代表团团长是少奇，成员有陈毅、饶漱石、李富春、王稼祥、刘长胜。代表团里陈毅、王稼祥、刘长胜等几位同志当时身体有病，都想趁此机会到苏联治治病，提出把夫人带去以便照顾。我们建国不久，医疗条件不如苏联。要治病，当然最好是夫人随行比较方便。这事少奇同志和毛主席商量了。主席说：“这次夫人就都别去了，告诉光美也别去了。我上次去苏联也没让江青去。” 所以少奇同志决定夫人都不去。我也没有打算去。后来情况变了，主席又让我和朱仲丽同志去苏联。代表团9月30日乘专机出发，10月2日到莫斯科。10月5日苏共十九大开幕，10月8日少奇在大会上致词并宣读中共中央的祝词。10月14日苏共十九大闭幕。当时江青正在苏联治病休养。有一次她打电报回来，要帮她买一些礼品送给苏方的医生护士和接待人员。毛主席在电报上批示：“请光美同志办。”我就找了叶子龙同志，和他一起商量，买了一些绣花衬衣之类的礼品，给江青捎去了。黄峥：光美同志，那时您同江青的关系怎样？您是什么时候认识江青的？王光美：我第一次见江青是在延安。就是那次我骑着老马到枣园少奇那里去，半路上对面开过来一辆卡车，我看见江青坐在驾驶室里司机旁边的位置上。当时延安没有小汽车，最好的交通工具就是卡车了。江青在延安很有名，主席夫人嘛！所以我一看就知道是她，但她不认识我。后来到了西柏坡，我和她才真正认识，有一些一般的来往。我听少奇讲过，毛主席向他介绍江青的时候说：江青大节好，身体不好。进北京以后，江青和我来往多了一些。值得一提的是10月1日开国大典那天晚上，她约我和她一起上天安门。白天我们都没有票，上不了天安门，晚上她打电话来，要我和她一起去。我跟着她，哨兵也不敢拦，就上去了，还在天安门后面转了转。建国后不久，江青回了趟山东老家，把她的姐姐接来了。她姐姐的丈夫是一个国民党军官，跑了。她姐姐来北京后住在中南海，有段时间在西楼食堂吃饭。我对江青当然是很尊重的。她是主席夫人，资历又比我老。我觉得她当时对我挺好的。我生平平时，江青在苏联休养。她托人捎给平平一个苏联玩具洋娃娃，后来又给我送过一些衣料。她从苏联回国后经常给我打电话，约我上她那儿去聊一聊，有时给我看她拍的照片、织的毛线活儿，有时让我陪她看电影。江青爱看电影，外国片、香港片，还有解放前的老片子，她常看。有一次她留我吃饭，特别简单，菜就是一只螃蟹。反正她要我怎么着我就怎么着，不提意见。有好多事情江青挺精的。进北京以后，有时少奇想吃长山药、苦瓜之类的南方菜。这些东西当时北京没有。我是北方人，什么苦瓜？咱见都没见过。那时团中央的干部往南方出差多，有次我托冯文彬同志从南方买一些苦瓜回来。我想毛主席也是湖南人，大概也爱吃苦瓜，就给主席家也送去了一些。江青很快打电话给我，说：“你怎么这么傻呀！咱们中南海有供应站，要什么菜，叫他们去买就是了。”她不说，我还真不知道有什么供应站。黄峥：我们继续谈1952年少奇同志出访苏联的事。光美同志，后来您也去了苏联吧？王光美：少奇走后几天，我托人给他带去一封信。因为少奇胃不好，吃东西不容易吸收，我担心他到了苏联水土不服，吃不惯苏联的饭菜，写信主要是提醒他在外面注意身体。10月12日，他给我写来一封回信，说：“我们到此后，有几个人伤风，但我至今很好，体重增加约有两公斤，大概是因为此间的饭食较好。现大会很忙，每日开会8小时，不能做别的事，大概明后天大会即可开完。你写来的信收到。允斌已见到，他们很好。余不尽，祝你们平安！”收到他的回信，我也就放心了。可是没想到，没过几天，少奇病了。苏共十九大闭幕后，苏方为来宾安排了一些参观。有一天苏方安排中共代表团参观莫斯科大学，看一个新落成的设备先进的教学楼。参观的人登上这个高楼，俯看学校全景。那时正是莫斯科的冬天，气候很冷。少奇、王稼祥同志上去后着了凉，回到住处就发烧，感冒了。苏方派了医生来治疗。一检查，发现少奇的血糖等指数不正常。稼祥同志战争年代受过伤，这下子也旧病复发了。代表团把这个情况报告了国内。毛主席10月19日给少奇回了封电报，说：“中央同意你及稼祥同志在苏休养一个月至一个半月，王光美、朱仲丽二同志即去莫斯科。”这一天，少奇的老秘书吴振英同志拿着毛主席的电报，通知我去苏联。我一看，连忙抓紧时间做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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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奇出席苏共十九大（2）
我第一次去苏联王光美：这次我去苏联，各种手续都是朱仲丽同志办的，一路上也是她帮助我。她去过苏联，熟悉情况，又会说俄语。我们乘的是苏联航空公司的飞机。到莫斯科机场，是苏共联络部一位相当于处长的干部来接我们，好像姓谢尔巴克夫。他把我们送到中共代表团驻地。我进去一看，少奇已经退烧，可以出来散散步。稼祥同志还没有完全退烧。苏共十九大闭幕后，斯大林曾亲自给少奇打电话，说他开完大会还有中央人事安排等许多重要事情，特别忙，要等几天才有时间同少奇会谈。少奇从国内出来的时候，带着一项重要任务，就是对中国共产党准备实行的几项重大政策，包括社会主义改造、全民选举、制定宪法、召开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党代表大会，当面同斯大林交换意见。其中最重要的，是同斯大林讨论中国向社会主义过渡的问题。为使斯大林对会谈的内容先有准备，10月20日少奇给斯大林写了一封信，就“中国怎样从现在逐步过渡到社会主义去的问题”谈了一系列设想。10月24日、28日，斯大林把少奇等接到克里姆林宫，进行了长时间的会谈。11月7日是苏联十月革命胜利35周年纪念日，相当于他们的国庆节。苏联全国举行了盛大的庆祝活动。中共代表团和其他兄弟党的代表团应邀参加了这些庆祝活动。我也应邀参加了其中的一些活动。庆祝大会那天，发给我们每人一个进莫斯科红场的证件，苏方派了两个警卫陪我们上观礼台。检阅游行队伍的时间很长，人也特多。因为天气很冷，陪我们来的苏方警卫就说，我们可以先退。我说：“咱们看主席台上的斯大林，斯大林没走，咱们也别走。”天气确实很冷。过了一会儿，我们见斯大林走了，就没等游行结束也回去了。少奇同斯大林会谈中有一个内容，就是关于越南、日本、印尼等一些亚洲国家共产党的工作。这时越共中央主席胡志明在莫斯科，谈的时候他也参加了。当时好像已经通知印尼共产党负责人艾地来莫斯科，可不知什么原因他迟迟未到。斯大林就要少奇等待，等艾地来了再谈。这样，少奇就决定利用这段时间休养一下，检查一下身体。他有多年的老胃病，参加革命以后东奔西跑一直没有好好治过，也想乘这个机会请苏联大夫帮助治治。这样，根据苏联方面的安排，我陪少奇于11月下旬去苏联南部黑海边的索契休养。在索契，我们住的是一所别墅，据说是伏罗希洛夫或是加里宁住的。别墅的设备和布置挺朴素的，不像克里姆林宫是金碧辉煌。别墅的门窗上都挂着垂到地的亚麻布帘子，这给我留下很深的印象。少奇在那里，每天就是看看书，散散步，有时到附近的地方参观参观。有一天我陪他去参观附近一个热带植物园，要爬山上去。少奇上山后看到一些生长特别快的植物品种，就念叨说这个我们可以引进种植。他人在国外，心里总是想着国内的事。苏方还安排我们坐船在黑海转了一圈，在船上可以望见斯大林的故乡格鲁吉亚。苏联大夫给少奇做了体检，结果弄清楚了，他多年的老胃病主要就是胃下垂。大夫建议改吃西餐，以便容易消化、增加营养。于是少奇在索契就开始吃西餐。休养所每天晚上给一杯奶油加樱桃。过了一段，少奇还真的胖了。那次还查出少奇的血糖有点高，所以后来我们不让他吃糖了。刘少奇在参加苏共十九大后同王光美到索契休养。
跟我们去索契当翻译的，是林伯渠同志的女儿林利。有一张少奇和我在休养所长椅上的照片，就是林利照的。有一段时间江青也来黑海边休养，林利有时去为她当翻译。有一天江青到我们住的地方看望，说了一些话。大约12月下旬的一天，忽然给少奇送来一份很机密的信件。打开一看，说是客人已到，速回莫斯科。少奇知道是艾地到了。于是我们立即动身返回莫斯科。这样，少奇在莫斯科又和斯大林、艾地等谈了一次。当时对艾地的情况非常保密，少奇回来什么也没说。在莫斯科红场阅兵时，我见到的斯大林身体还是挺好的。没想到才过了3个多月，他就因为脑溢血突然逝世了。在索契的时候，少奇给毛主席发过电报，报告休养情况。后来收到毛主席打来电报，说：“中央决定明年2月5日召开党的全国代表会议（不是代表大会），请你于12月下旬或1月初回国，以便准备议程。”少奇和斯大林、艾地等谈完后，1953年1月7日，我们离开莫斯科回国。我们回国是苏方派的专机。那时的飞机比较小，还不能直接飞北京，因为从莫斯科到北京的航线没有开通，要从苏联远东绕。第一站停在伊尔库茨克。飞机停在苏联内务部掌握的一个内部机场，我看到警卫很严。当地接待很热情，在我们住的地方摆了很多各种各样吃的东西。第二天我们出发，都已经上了飞机，可是驾驶员发觉发动机声音不正常，怕出事故，拒绝开。我们只好下来回到招待所。回去一看，原来摆着的那么多吃的东西全没有了，都给收起来了或者工作人员拿走了。我们一走一回中间隔了没多长时间。可见当时苏联东西还是很短缺。当然我们什么也不说。我们是1月11日回到北京的。回来以后我们知道，少奇回北京，本来毛主席要到机场接，因为飞机在伊尔库存茨克耽搁，晚到了一天，打乱了安排，主席就没出来接。那天到机场迎接的领导同志很多，有朱德、周恩来、陈云、邓小平、董必武、彭真、陈毅、薄一波、吴玉章等同志。我们到家已经是晚上了。少奇马上到主席那里汇报。他们谈了很长时间。少奇4个小时以后才回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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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奇没能参加悼念斯大林活动（1）
王光美：我们从苏联回国的当天，毛主席同少奇同志作了一次长谈，谈到了周总理。少奇说：“总理有很大功绩，在国内国际都很有威望。”后来知道，主席这段时间对政府工作有些意见，认为政府工作中存在分散主义现象。根据毛主席的意见，党中央作出了《关于加强中央人民政府系统各部门向中央请示报告制度及加强中央对于政府工作领导的决定》、《关于加强对中央人民政府财政经济部门工作领导的决定》，并撤销了政务院党组干事会。黄峥：少奇同志和您从苏联回来不久，1953年3月5日，斯大林逝世，我们国内举行了悼念活动，好像少奇同志都没有参加。王光美：那是因为少奇同志正在医院里。3月初，少奇突然得了盲肠炎，要住院动手术。当时正是苏联发生所谓“医生暗害事件”，牵连到好几位高级医生、医学教授，怀疑他们在给领导人治病中有可疑情况，甚至可能有意下毒。少奇在苏联参加苏共十九大期间，斯大林就曾亲自告诉少奇说：有一位在中国工作的苏联医学专家，这个人有问题，和反革命暗害分子案件有牵连，苏方已电令这个人回国。后来知道，斯大林说的这个人叫诺瓦克，是一位医学教授，他是应邀到中国来为毛主席等中央领导看病的。不知怎么搞的他也牵进“医生暗害事件”中去了，被苏方派人押送回国。苏联发生了这样的事件，一时间弄得很紧张，好像医生也不能完全信任了。少奇住进北京医院后，周恩来同志专门召集了一次会，讨论对少奇的治疗方案，把我也叫去了。在这种情况下，我也不敢说什么，只表示完全听中央安排。最后决定请北京友谊医院的苏联大夫、护士为少奇做手术，割盲肠。结果他们做的手术还真不如中国大夫，开刀后恢复很慢，伤口老淌水，不收口。3月5日斯大林逝世，我们商量，决定这事先不告诉少奇，以便让他安心休养。所以北京悼念斯大林的各种活动，他也就没有参加，事实上也不能参加。从医院出来，又安排少奇到刚盖成不久的新六所休息了几天，这才渐渐好了。3月28日，少奇给毛主席写了封信，报告治疗情况。信里说：“我在割治盲肠以后，一切经过都很顺利，只是伤口还有些出水，不能很快收口，但现在亦已收口。今天经医生最后检查，认为业已痊愈，并可从下星期一开始恢复工作。特此向您报告。在病院期间，承您及中央很多同志对我关心和照顾，谨致衷心的感谢！”过了两天，少奇就正式上班了。郝苗同志就是这期间调到我们家当厨师的。因为少奇胃下垂，苏联医生建议他常吃西餐，所以就想调一个会做西餐的厨师。安子文同志知道这事后，就说翠明庄有一个叫郝苗的厨师会做西餐，让他来试试看。翠明庄在解放后改成了中组部招待所，安子文同志当时是中央组织部副部长，所以他知道郝苗。这样，就把郝苗调到了中南海西楼小食堂。那段时间在西楼小食堂吃饭的，有我们家和朱德、彭德怀、###同志四家。郝苗到中南海后，先在西楼小食堂西餐部，还不是专门为少奇做饭。米高扬等外宾来中国访问，有时要在中南海用餐，都是郝苗为他们做西餐。后来没有外宾在中南海用餐了，郝苗就专职为少奇同志做饭了。从此开始，他在我们家干了十几年，一直到“文化大革命”中。说来也巧，1946年我在军调部中共代表团当翻译，代表团的驻地就是在翠明庄。那时郝苗也在翠明庄当厨师，为一些外国人做西餐，可能见过我，但当时我不认识他。郝苗烹饪手艺很高，做的饭菜很好吃，人也特别善良老实，我们家大人小孩都很喜欢他。1958年，组织上又为我们家调来一个保育员赵淑君阿姨。一说起来，赵阿姨和郝苗的老家是一个村，都是海淀区北安河的，赵阿姨在老家时就听说过郝苗。你说这巧劲儿！“文化大革命”中，江青一伙为了迫害少奇同志，在1967年6月的一个夜晚突然将郝苗秘密逮捕，关进秦城监狱。江青在一次会议上无中生有地诬陷郝苗说：“这个大师傅可不简单，在励志社受过训，给蒋介石做过饭。”后来实在查不出任何证据，才不得不将他释放。刘源：郝苗叔叔出狱后，被送江西中办五七干校劳动，但政治上还没有平反。当时干校校长是李树槐同志。郝苗人缘好，大家听说他来了，一致要求他当炊事员。可郝苗坚决不干，说：“我给少奇做了十几年饭了，现在我给谁也不做饭了。”在干校他宁可下地插秧、施肥，再累也不去做饭。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郝苗同志被彻底平反，分配到中办老干部管理局。经大家动员，他在餐厅指导厨艺，带徒弟。在一次电视烹饪比赛中，他得了大奖。1980年特别法庭审判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江青在法庭上很嚣张，好多事情她都抵赖。但当郝苗叔叔出庭作证的时候，江青很老实，承认了犯罪事实。因为铁证如山，她抵赖不了。郝苗叔叔和我们家的关系一直很亲，我们很尊敬他。1983年我母亲带我们去湖南，向我父亲的故居赠送父亲遗物，特意请郝苗同往。郝苗老伴去世后，我母亲和林月琴同志（罗荣桓元帅的夫人）两个老太太作媒，促成他和林月琴同志的一个亲戚结了婚。他结婚时我母亲还登门祝贺。我在河南郑州市当副市长的时候，特意把郝苗叔叔接到郑州，请他带徒弟，发挥他的专长。1993年郝苗生病住院，病重时我母亲去看望他。可惜他的病后来还是没有治好，不幸去世了。郝苗叔叔的两个儿子现在都继承了他的事业。他的大儿子在中办老干部管理局当厨师，小儿子在中南海当厨师。
少奇没能参加悼念斯大林活动（2）
所谓“擅自发出文件”问题王光美：这里我想说一下1953年毛主席批评“擅自发出文件”的事。毛主席的批示收进了《毛泽东选集》第五卷，影响比较大。我觉得应该把我所知道的情况讲出来。黄峥：《毛选》第五卷是1976年、1977年编辑出版的，收入毛主席1953年5月的这个批示时，经过删节，还取了个服务当时政治需要的标题：《对刘少奇、###破坏纪律擅自以中央名义发出文件的批评》。这个标题是当时编书的人加的。这样做，是完全违背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的。王光美：毛主席的批评，我认为肯定是误解了。当时中央的领导同志，少奇同志也好，恩来同志也好，朱德同志也好，尚昆同志也好，绝对没有要背着毛主席擅自发出中央文件的想法和做法。我了解一些情况，也许不完全，但可以讲出来作分析参考。1952年11月，少奇同志在苏联黑海边索契休养时，江青也在那里。有一天她到我们住的地方来看望，很认真地对少奇同志说：“主席身体不好，以后中央会议上已经原则决定的事，你们几位领导同志可以办的，就不要事事请示主席，让主席多活几天。”少奇回来以后，把这个情况同周恩来、朱德等几位领导同志讲了。当时大家认为，这可能也是主席本人的意思，因为主席曾几次说过类似意思的话。这样，有些具体小事的文件就不送主席了。可能毛主席发现报他的文件减少，引起他不高兴。1953年5月19日，主席在写给少奇、尚昆同志的信中，说了几件事，其中有一条说：“嗣后，凡用中央名义发出的文件、电报，均须经我看过方能发出，否则无效。请注意。”同日，中央办公厅主任###同志就处理中央政治局会议、书记处会议等文件的情况给毛主席写了报告，报告中说：“中央政治局会议和书记处会议的决定，每次是由我整理的，送少奇、恩来两同志审查后，用中央办公厅名义发出的，遵照来示精神，今后亦应送你阅后再发。过去未送，是应由我负责的。现将5月14日政治局会议决定的通知送上，请即审阅，以便发出。”毛主席在###同志的报告上写了一些批语。批语是写给少奇、恩来、彭德怀、###同志的。其中说：“请负责检查自去年8月1日（八一以前的有过检查）至今年5月5日用中央和军委名义发出的电报和文件，是否有及有多少未经我看过的（我出巡及患病请假时间内者不算在内），以其结果告我”。毛主席让检查的这段时间，共9个月多一点。这中间少奇至少有一半时间没有批发文件：1952年9月30日至1953年1月11日，少奇去苏联参加苏共十九大和在苏联休养，三个半月不在国内；1953年3月上旬至4月初，少奇因治盲肠炎，手术住院，出院后在新六所休息，将近一个月没有工作。另外，这期间毛主席1952年11至12月视察黄河，1953年春几次因病休息。当然，不论检查文件的结果如何，少奇、恩来、尚昆同志他们都会主动承担责任。从我接触到的情况来看，我认为，毛主席的批评不是针对少奇同志的。《毛泽东选集》第五卷收入这一篇，加上的那个标题，是没有根据的。江青从苏联回国后，1953年冬住在玉泉山，有一天约我去谈话。她又说了在苏联索契讲的那个意思。她对我说：“你要甘当无名英雄。我协助主席，你要协助好少奇同志。今后少奇同志的责任将越来越重，你要照顾好他的身体。”还说：“周扬告诉我说少奇同志和你曾经到街上湖南饭馆吃饭。可不能到外面去吃饭哟，那太危险了！”江青说我和少奇曾到湖南饭馆吃饭，没有这回事，是她弄错了，但当时我未作解释。后来知道，是周扬同志有一天去西单曲园酒楼吃饭，饭馆的老板讲起，他们店的湖南菜做得很地道，曾用来招待刘少奇同志。其实这位老板指的是我父亲曾为接待少奇到曲园酒楼订菜。周扬同志有次在江青面前讲到了这事，不知怎么竟引起她的注意。回家后，我把江青的谈话告诉少奇，他一句话未说。那段时间中南海的春藕斋、紫光阁常有周末舞会，毛主席、朱老总和少奇我们去春藕斋，周总理去紫光阁那边。一天在春藕斋舞会上，毛主席跳舞时对我说：“我现在睡眠不好，脑子坏了，今后要少奇同志多做工作。他的担子重了。”我回来告诉少奇，少奇没说话。这些是我接触到的一些情况。当时的背景是毛主席正在考虑中央领导分一线、二线。实际情况可能非常复杂，许多事情我不知道。
关于高饶事件（1）
黄峥：这期间还发生了高岗、饶漱石阴谋篡党夺权的事件。王光美：关于这件事，邓小平同志、陈云同志都有过回忆，薄一波同志写过文章。我了解不全面。解放后，中央将全国划分为华北、东北、西北、华东、中南、西南六个大区，相应地设了六个中央局，代表中央领导这些地区的党政军全面工作。1952年7、8月间，党中央决定将各大区的主要负责人从外地调北京，以加强中央的集中统一领导。华北局第一书记薄一波同志，1949年10月就担任了中央财政经济委员会副主任、财政部部长，而且华北局就驻在北京，所以不存在“进京”的问题。需要从外地调进京的主要是其他五个大区的领导同志。最先调来的是西南局第一书记邓小平同志，是少奇同志7月13日代表党中央发电报通知他来京的，来京后担任政务院副总理。随后来的是西北局第二书记习仲勋同志和中南局第三书记邓子恢同志，来京后习仲勋同志担任中央宣传部部长、政务院文化教育委员会副主任，邓子恢同志担任中央农村工作部部长、政务院财经委员会副主任。他们二位虽然不是当地的第一书记，但实际上主持中央局的工作。因为西北局第一书记彭德怀同志已经出征朝鲜，担任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员兼政委。中南局第一书记是林彪，第二书记是罗荣桓同志，林、罗都因病长期休养。没有多久，华东局第一书记饶漱石、东北局第一书记高岗，也先后调来中央。饶漱石任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高岗任国家计划委员会主席。从外地调京的5个人中，高岗的地位最显赫。他在进京之前就已经是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现在又兼任国家计划委员会主席。新组建的国家计委权力很大，被称为“经济内阁”。所以，当时干部中流传着一个说法：“五马进京，一马当先”。后来的情况表明，这时高岗的野心急剧膨胀起来。随着国民经济恢复任务的顺利完成，全国即将转入大规模的经济建设。同时，党中央开始酝酿召开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党的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如前所说，毛主席这期间提出了中央领导分一线、二线的设想。恰恰在这段时间，在关于农业生产合作等几个问题上，毛主席不同意少奇同志的看法，有过一些批评。毛主席对周恩来同志主持的政务院工作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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