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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国家主席刘少奇夫人王光美访谈录-第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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补习文化知识。渐渐地他和光中好上了，后来他俩正式结婚了。60年代，他俩都调到山西大学工作。70年代末，光中调回北京，任北京西城区婴幼儿童保教实验院院长，并担任西城区人大代表和北京市政协委员。她还荣获全国妇联、全国儿童少年协会颁发的“全国优秀保教工作者”光荣称号。可惜，她在1989年患脑溢血去世了。妹妹光正出生时，有人送了我母亲一对玻璃花瓶，所以给她取了个小名叫双瓶。光正读的是高级助产学校。解放前她随光琦夫妇去上海，从此就一直留在上海，从事妇产科专业和医务领导工作。光正的丈夫李德宏在上海地下党时，曾同###同志在一个党支部。他是一位石油化工专家，退休前是上海金山石化总厂的总工程师。光正曾任上海红房子医院（妇产医院）院长，上海第六人民医院院长、党委书记，上海医学院副院长、党委书记和上海市政协委员，现在已经退休。
一架飞机把我从北平送往延安（1）
黄峥：光美同志，听说您是和###同志同一架飞机从北平去延安的。###同志当时并不在北平军调部工作。那是怎么回事呢？王光美：1946年6月，蒋介石国民党发动内战。8月，美国宣布“调处”失败。在这过程中，北平军事调处执行部一步步降格，人员逐渐撤离，准备解散。中共代表团的负责人，开始是叶剑英同志，逐渐改为罗瑞卿同志，再到李克农同志，最后雷英夫还负责过一段。翻译任务越来越少。我也慢慢地不做翻译了，到交通处帮忙。当时交通处是荣高棠同志负责。他让我协助安排交通工具。我们就充分利用美国飞机转运干部。当时我们党的许多领导干部，乘坐美国飞机从这里调到那里，都是用军调部名义安排的飞机。后来这件事还受到了少奇同志的表扬。我到军调部后，组织上有一个规定，就是从此不能再和北平地下党联系。因为军调部是公开的，公开工作和秘密工作要绝对分开。有一次我骑车在长安街碰到崔月犁同志，简单说了几句话就赶紧走开了。军调部工作结束以后，在军调部中共代表团工作的同志，一般是哪里来的回哪里去。有的回晋冀鲁豫解放区，有的回山东解放区，有的要求去东北新区，也有的要求回家。我是北平地下党推荐来的，家也在北平，但我到军调部工作后，政治身份已经暴露，再留在北平做地下工作已经不行了。组织上征求我的意见，我说我想去延安。领导答复同意我去延安，要我等待交通工具。10月下旬的一天，我们得到消息，有一架从南京过来的美国飞机，要经过北平飞往延安。领导安排我搭乘这架飞机。那天，军调部用车把我送到西郊机场，只见有一架小型的军用飞机停在那里。我登上飞机，见到机舱里已经坐着两个人，一个是中国人，一个是外国人，都不认识。那天天气很好，天空蓝蓝的，还飘着一朵朵白云。我第一次坐飞机，又是去延安，很新鲜也很兴奋，起飞后老站起来往窗外看。平时在城里不觉得，一出城往下一看全是山。那个外国人这时开口说话了，要我坐下来，说你这样不安全。这架小飞机就载着我们三个人，从北平飞到了延安。由于互相之间不熟识，一路上都没怎么说话。后来我才知道，那位中国人就是###同志，当时在周恩来同志领导的南京中共谈判代表团，途经北平回延安汇报工作。那个外国人，就是美国军队驻延安的观察组组长包瑞德上校。他们都是临时搭乘这架飞机的。那天是几月几号？由于当时没怎么在意，时间一长，也就忘了。前几年，###同志担任中央政治局常委的时候，他的夫人陈舜瑶同志打电话问我：###同志与我一起飞往延安的那天是几号？我这才仔细回忆了一下，终于记起来那天是11月1日。晚上我打电话告诉了她。到延安，李克农同志和夫人赵大姐在机场接我。我到延安人地两生，一见李克农同志特别高兴。从北平出来时我带了一包好茶叶，这时赶紧给了赵大姐。李克农同志在北平军事调停处执行部里是中共方面的秘书长，先回了延安，担任中央军委情报部部长。
我被分配到中央军委外事组工作，住在王家坪的一所平房里，和李蓬英住一间屋。这是我第一次到延安，感觉挺好，很喜欢这里的气氛。当时中央领导同志都没见到，只有###同志离得比较近，常见面，他是军委秘书长。对面过一条小桥就是美军观察组住地，那里晚上常放电影。尚昆同志有时去那儿看电影，就叫上我们一起去。美国记者安娜·路易斯·斯特朗就住在观察组旁边的一间平房里。她在北平的时候，为去解放区，找我安排过交通工具，所以认识。她来看过我，我也去看过她一次。马海德、苏菲夫妇住的房子和我们在一排。还有个美国人李敦白，当时在延安解放报社工作。我到延安那天，李敦白到机场看热闹，还上了飞机，见过我。以后他就老到我们王家坪来串门聊天，还给我写过诗。由于我刚从北平来到延安，有关同志领我这里那里看看，参观了托儿所什么的。当时延安的干部吃饭分大、中、小灶。###同志安排我吃中灶，可能是优待知识分子吧！后来从瓦窑堡回来，我就主动要求改吃大灶了。在北平的时候，军调部一个叫郭戈奇的翻译对我讲，延安有延河，冬天结冰，可以滑冰，所以出来时我还真的带了双冰鞋。实际上延安冬天没有人滑冰，我差点出了洋相。没几天传来消息，说国民党胡宗南军队要进攻延安，要我们疏散到瓦窑堡。所以这次我在延安只待了十来天，就匆匆忙忙随外事组疏散到瓦窑堡。瓦窑堡是完完全全的农村了，但我没觉得特别苦，挺喜欢。在这里，随时接触到当地的老乡。我们很注意群众关系。这是我第一次到农村，还在这儿学会了纺线。我从大城市来到延安和瓦窑堡，没觉得特别不习惯，比我来之前的想像要好，觉得充实。可能因为北平长期在日本人统治下，人们思想比较压抑，生活也不好。到了这里，平时生活不算好，但时不时改善一下。我在延安的幼儿园里看到，小孩子一个个胖乎乎的，小脸红朴朴的。1946年11月19日，周恩来同志率领中共谈判代表团大部分成员从南京回到延安。当时形势错综复杂，不久忽然说有可能要恢复谈判。谈判需要懂英语的翻译，周恩来同志下通知，点名让我回延安。这样我就又到了王家坪。可实际上国共谈判并没有恢复，因为蒋介石发动全面内战了。这是我第二次到延安。这一次，待的时间比较长。在延安，柯柏年同志是我们翻译组的负责人。北平军调部解散时，买了不少外文书带到延安。翻译组就从这些外文书中摘译一些有参考价值的材料，送给中央领导同志参阅，总的题目叫《供您参考》，从题目到内容全部用手抄。我就参加编译这个《供您参考》。后来少奇同志告诉我，那些材料他都看了。后来我还常为朱德同志当翻译。那时老有外国记者采访他，主要是美国记者，有罗德里克。朱老总很和气，每次谈话前，他总是给我一张纸，让我把他要说的话记个提纲，照着翻译就行了。我给周恩来同志也当过翻译。到了延安第一次见周恩来同志，是在美军观察组看电影时碰见的。他老远就喊了一声：“王光美！”见面后他把我介绍给邓颖超同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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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架飞机把我从北平送往延安（2）
在延安我和少奇相识黄峥：我们知道就是在这期间，您和少奇同志相识了。您能给我们回忆一下和少奇同志认识的经过吗？王光美：这个说起来话就长了。以前我们的孩子也问过我，说爸爸那么严肃的一个人，你们是怎么认识、怎么谈的？我都没有告诉他们。当然，实际经过也很简单。周恩来同志通知我回延安，我就又住到了王家坪。我跟毛主席当时的警卫参谋龙飞虎同志在一个食堂吃饭。他曾在北平军调部担任叶剑英同志的秘书，所以和我认识。有一天龙飞虎来告诉我，说晚上杨家岭有舞会，想去可以去。当时我除了原来在军调部认识的同志，谁也不认识，有什么活动都是别人带我去。晚上我就跟着去了。那天周恩来同志在，少奇同志也在。龙飞虎把我介绍给少奇，说：“这是王光美同志，北平军调部的，才从瓦窑堡回来。”少奇问了我一些北平特别是学校的情况。因为他在北方局担任党中央代表的时候在北平工作过，所以对北平的事情很关心。末了他问我：“你是不是党员？”我说我不是。当时我觉得很难为情。入党的问题我考虑过，也有点想法，所以我就说：“这个问题我还有点看法，不知道中央领导同志能不能对我们这些才到解放区的青年给予帮助？”他说：“那要看我有没有时间。”这是我第一次见少奇。我当时并不了解少奇在党内的地位身份。在北平的时候，地下党组织曾给我看过党的一些文件，有《新民主主义论》、《论联合政府》、《论共产党员的修养》和党的七大文件等等。所以刘少奇这个名字我是知道的，知道他是党中央的负责人之一，但说不清他的准确身份。那次见面完全是中央首长同一个年轻人的谈话，还谈不到有别的意思。第二天，在军调部当过联络部长的徐冰同志，把我们这些从北平军调部和南京谈判代表团回来的同志组织在一起，搞了一辆大卡车，从王家坪拉到枣园。说是因为我们长期在国民党统治区工作，带我们去见见朱德总司令。到了王家坪朱德同志的家里，朱老总很客气，要请我们吃一顿饭。就在等吃饭的时候，康克清大姐说：“我带你们去看看少奇同志。”那时毛主席已经不住枣园，搬到别处去了，少奇同志就住在原来毛主席住的窑洞里。这样，我和大家一起到了少奇同志的窑洞。我的印象，那个窑洞不太宽敞，好像有里外间。见面时大家都坐着，少奇同志讲了几句鼓励的话。他讲得很简单，完了就送我们出来了。我们感到他工作很忙，因为是康大姐带我们去的，能抽空见面谈谈话，已经是一种礼遇了。这是我第二次见少奇。1947年2月21日，叶剑英同志和北平军调部中共代表团的最后一批工作人员回到了延安。其中有黄华同志。他是军调部中共代表团的新闻处长，回延安后担任朱德同志的秘书。3月5日，黄华同志通知我，要我到少奇同志那里谈话。他告诉我：“少奇同志打电话给叶剑英同志，说王光美同志想约我谈一次话，你们给安排一下。”原来是我第一次见少奇的时候提出过，希望中央领导同志对我们这些才到解放区的青年给予帮助。他记住这件事了。因为我是从军调部回来的，叶剑英同志当时住在王家坪，少奇同志就给他打了电话。叶剑英同志把这件事交给黄华同志办。枣园我去过一次，是和许多人一起坐卡车去的，但要我自己去就不认识路了。黄华同志给我找了一匹老马，说：“你跟着它走，老马识途，它能把你带到枣园。”我在北平做学生的时候骑过骡子郊游，没骑过马，所以对能不能一个人骑马去枣园有点嘀咕，后来还是咬咬牙去了。这匹老马原来是傅钟同志的坐骑，大概常去枣园，果然认识路。我骑上它趟过延河，就直奔了枣园。到了枣园，我找到少奇同志的窑洞，见周恩来同志正在同少奇同志谈话，让我等一等。我就出来，进了少奇同志的机要秘书赖奎同志的屋里。一会儿，恩来同志谈完出来，热情地跟我打了个招呼。进了少奇同志的窑洞，我顺便看了看，觉得陈设很简单，桌上放着一盏油灯。谈话还是接着上次的话题。我说：“那天你问我是不是党员，我想说说我的情况，请教一下该怎么办？在北平的时候，我同地下党联系的时间已经不短了，布置给我的任务我都积极去做。崔月犁同志在北平两次告诉我可以写申请入党的报告。我还读过你的《论共产党员的修养》，但读了之后我觉得我不够党员条件，我做不到绝对服从，因此没敢提出入党要求。到延安后，我提出了入党申请，觉得自己参加了军调部中共代表团的工作，表现还可以，在瓦窑堡联系群众也不错。但报告递上去之后，一直没有得到回音。我不知道现在还要不要再提入党要求？今天你让我谈，我想请求帮助的就是这个事。”少奇就给我讲了很多道理。他说：“入党是没有自由的，必须符合条件，经过党组织批准，但是退党是自由的。你如果有入党的迫切要求，应该向组织提出来。提一次不批准，人家给你指出来有哪些不够，你考虑以后可以再提。”他还说：“你现在受的教育，不要以为光是你父母亲供你上大学的结果，而是人民的培养，所以要把你的知识用来为人民服务。你现在有了某一方面的知识，但你还缺很多知识，比如你就缺乏农村的知识，今后一定要多向群众学习。”他还讲到，你现在到了革命队伍里，但革命队伍里的人也不是一般齐的，每个人有长处有短处，你要多学别人的长处。这样说着说着，就到了吃中饭的时间。这天正好是星期日。我在王家坪吃中灶，星期日两顿饭，我是吃了第一顿饭出来的，第二顿饭要在下午才吃。但枣园的中央领导同志没有星期日，还是三顿饭。少奇见炊事员给他把饭端来了，就留我吃饭。我说：“我已经吃过了，你慢慢吃。我在这里等，可以看看你吃的什么。”当时我也是出于好奇心，就坐在沙发上没动。我看见他的饭菜很简单，好像只两碟菜，一碗米饭，米饭上面放了一颗大蒜。我觉得奇怪，心想怎么把大蒜和米饭配着吃呢？少奇刚吃了几口，好像突然想起了什么，站起来走到办公桌前，拉开下面的抽屉，拿出几个梨子，又拿了把小刀给我，意思是他吃饭让我自己削梨吃。那个梨子很难看，黑不溜秋的，留给我的印象特别深。当时我看了觉得很难受，有点动感情。我知道我们在军调部的时候，经常给延安中央同志带北平的好东西，怎么中央领导同志吃的就是这样的梨呢？吃完一个梨我就出来了。少奇送我出门，没再说什么。这次见面也没有谈恋爱的意思。当然有一点特殊，就是我作为一个青年同志，能有机会单独同少奇同志谈话。我回王家坪还是骑的那匹老马。一开始挺顺，但一过延河，它撒开腿就跑，我拉都拉不住。幸亏当时我年轻，没掉下来。原来它是饿了，要回去吃草了。下午通知我们，说中央领导同志要慰问从南京、北平回来的干部，当晚在王家坪礼堂举行宴会。晚上毛主席没来，少奇同志、朱老总出席了。慰问的对象是周恩来、叶剑英同志和南京、北平两个代表团的同志。当天3月5日，正好是周恩来同志的生日。这天不知怎么就安排我坐在中央领导同志所在的第一桌了。少奇同志讲话，说：“欢迎同志们胜利归来，在复杂的斗争中出色地完成了党交给的任务。”少奇还站起来正式敬酒。这时我才明白他是代表中央、代表毛主席，知道他曾经是党中央代理主席。宴会上恩来同志很活跃，讲了很多从南京撤退的事。宴会完了还举行舞会，很多人在一起。我和少奇没单独说什么。和少奇同志谈过话以后，我又交了一份入党申请书，是交给徐冰同志的。因为我觉得在北平军调部和来延安，好多事情他了解。没过两天，又得到通知，说国民党胡宗南军要进攻延安，说这回他是真的要来进攻了，延安的机关必须撤退。当时我不愿意走，我说我来延安就是要参加打仗的，现在让我们机关和家属一起撤退，不干！领导当然不同意。因为军委外事组整个单位都撤，我不走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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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奇要我跟他走（1）
黄峥：当时延安的形势比较紧张。蒋介石1947年2月28日在南京召见胡宗南，部署大举进攻延安。国民党军队投入的兵力达25万人，而陕北共产党领导的军队为2万多人，只有敌军的1/10。中共中央得到了这方面的情报，3月初决定紧急疏散，撤离延安。王光美：少奇同志后来告诉我，3月5日那天，他就和毛主席商量了撤退的事。不过当时我是一点也不知道。大约3月8日至10日之间，周恩来同志和叶剑英同志在王家坪，召集南京办事处外事组和北平军调部回来的同志开会，动员撤出延安，宣布外事人员编成一个队，队长薛子正，副队长黄华，党支部书记王炳南。王炳南同志是和董老董必武同志最后从南京撤回延安的。我们先到了瓦窑堡，然后过黄河，4月到晋绥地区的山西临县。在瓦窑堡，还接到叶剑英同志的夫人吴博转来他写给我的一首诗，鼓励我，说我表现比较好。这次离开延安，我没有和少奇联系。5月，根据周恩来同志的指示，在这支外事人员队伍的基础上组成中共中央外事组。由叶剑英同志兼任主任，王炳南同志任副主任，内设三个处，翻译处由徐大年同志任处长、章文晋同志任副处长，研究处由柯柏年同志任处长，新闻处由董越千同志任处长。我记得当时成员有30人左右，包括薛子正、黄华、王凝、凌青、马牧鸣、张林生、张香山、吴青、陈浩、王朴、陈佩明、曾远辉、刘文仲等同志。黄峥：当时的背景是：国民党军飞机3月11日开始轰炸延安。3月12日，中共中央分工由少奇同志和朱德、任弼时、叶剑英等同志，带领一部分中央机关人员离开延安枣园转移到子长县瓦窑堡，毛泽东、周恩来同志搬到王家坪人民解放军总部办公。3月18日，毛泽东、周恩来同志也从延安撤离。3月19日，国民党军队胡宗南部进占延安。党中央开始了转辗陕北的岁月。王光美：转移的时候，一路上我们把能丢的东西都丢了。上级决定我们到晋绥分区参加土地改革。当时中央有个指导思想，就是凡是从白区到延安的同志，都要尽量参加根据地的土改运动。我被分配到晋绥分区的山西省兴县参加土改工作队，队长是王炳南同志。这时已经是4月份了。我们土改工作队在进村之前，要先到蔡家崖集中学习文件。徐冰、王炳南同志都参加了。没有想到，这时少奇同志也到了蔡家崖，我们就又见了一次面。
原来，中央根据全国内战爆发的形势，决定党中央的5位书记分成两套班子：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同志率中央精干机关留在陕北，指挥各战场作战；少奇、朱德同志和一部分中央委员组成以少奇为书记的中央工作委员会，前往华北进行中央委托的工作。少奇、朱总是3月31日晚从陕西绥德和山西临县的交界处渡过黄河，从临县三交镇过来的。兴县蔡家崖是中央晋绥分局所在地，贺龙、李井泉等同志在这里。我是在一天吃午饭的时候见到少奇的。那天可能是徐冰、王炳南同志安排，少奇、朱老总和我们土改工作队的同志一起吃了一顿饭。记得同桌的还有邓颖超同志。少奇在饭桌上问了工作队的一些情况：学了什么文件？什么时候进村？我没怎么说话。吃完饭出来，走到门口少奇问我：“你是在这里参加土改，还是跟我们上晋察冀？到那儿也能参加土改。”我感到意外，说：“我正在学习，等分配参加哪个工作队，能跟你们走吗？”少奇说：“黄华都跟我们一起走。”我想我刚来这里，还没有真正参加土改，这样不明不白走了算怎么回事？而且我写了入党申请书之后，在下来之前王炳南同志刚刚找我谈了一次话，说你现在的表现很好，这方面没问题，但你的家在北平，要了解一下你家庭的情况。要是我现在突然走了，那多不好！所以我也不知道深浅，就打了个官腔，回答少奇说：“以后有工作需要再说吧！”我这话说出口以后，当时觉得没什么，回到住处琢磨琢磨感到不对：他跟我说这话是什么意思？我怎么没有弄明白就回绝了呢？于是就想最好再问问清楚。当天晚上，贺龙同志组织小型招待演出。少奇同志、朱老总都出席了。我就想再去找少奇说句话，问问他是什么意思。走到门口往里一看，见少奇、朱总坐在第一排，少奇抱着涛涛，正等开演。我犹豫了半天，在门口转了转，最后还是没进去。我这个人，学生时代一心学习，最崇拜的人是居里夫人，一直到这时从没有谈过恋爱，这方面很迟钝，不知道应该怎么办。后来回想起来，少奇要我跟他走，是对我有好感，想带我上晋察冀，但当时我不敢胡思乱想。少奇同志他们走了以后，我们很快开始投入土改集训学习。在村子里，我们住在村长家旁边的一个偏窑里，几个女同志在一起，都睡在一个炕上。一次入睡前，吴青告诉张林生：邓大姐找她谈了一次话，说因为王前对少奇的工作干扰很厉害，大家都建议他们分开，年初他们就离婚了，最近邓大姐想把她介绍给少奇，问她愿意不愿意？我一听这个，才知道少奇和王前离婚了。后来又知道，少奇本来希望王前在政治上多进步，但王前不懂事，不好好工作，还常打孩子。有一次王前打涛涛很厉害，少奇看不过打了她一下，王前就大闹。在王家坪的时候，少奇被王前闹得实在没法工作，就找了毛主席，请主席帮助找个安静的地方。毛主席让少奇搬到枣园他原来住的窑洞。这样少奇才从王家坪搬到了枣园。晋绥的土改我参加了两个地方，一个是姚家会村，一个是小镇魏家滩。我们工作队，是把从上海、南京等城市来的干部和地方干部混合编组，这对我们也是一个学习锻炼。可能因为我是学数理化的，一下村子就分配我搞田亩登记，计算每家每人分几亩几分地。我在晋绥搞土改，前后差不多一年的时间，结束时已经是1948年的春天。这段时间里，我和少奇没有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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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奇要我跟他走（2）
在西柏坡重逢少奇黄峥：显然少奇同志这段时间里同样不知道您的情况，可能也不方便打听。你们重新见面是在西柏坡了吧？王光美：当时通讯很落后，又是战争年代，同志亲友之间多年不通音讯是很普遍的。这时连我的父母都不知道我在哪里。大约在1948年的三八节前后，我们结束了在土改工作队的工作，到了中共中央工作委员会所在地，河北建屏县西柏坡。这时，中央外事组已经搬到离西柏坡不远的陈家峪。我住的那个村子叫柏里。我回到外事组以后，在一些公众的场合同少奇见过面。有一次我去西柏坡参加中央机关的晚会，毛主席和少奇同志都在，我和他们见面说话了。毛主席还问我：“上辅仁大学学的什么？校长是谁？”我说：“我学的是原子物理，校长是陈垣。”毛主席说有“南陈”、“北陈”两个陈，还说全国解放后我们也要搞原子弹。我说“南陈”我不了解，辅仁大学校长陈垣是研究历史的。主席说的“南陈”，可能是指著名历史学家、中山大学教授陈寅恪。
刘少奇、王光美在北海公园同北京师范大学校长陈垣交谈（1959年4月）。
还有一次王炳南同志组织外事组舞会，少奇和朱老总都来了。少奇顺便到外事组办公的屋子走走看看，还与陪同人员到我住的小屋转了转。和我同屋住的还有吴青同志，不过这时她去欧洲参加国际妇女会议，我临时一个人住。交谈中少奇同志问我：“星期天都干什么？”我说我不爱打扑克，星期天就是到南庄赶集、散步，或者在家看看书。南庄是中央组织部所在的村子，离我们住的地方不远。他这时说了一句：“有空上我那玩。”有了少奇这句话，我决定星期天去一次。因为我只有星期天才能外出赶集什么的。但怎么去呢？我心想，我不能向这里领导请假说要去找某某中央领导同志，即使去了，他那里有岗哨，我这样的一般干部无缘无故也不让进。我就想了个办法，我跟我们的负责人柯柏年同志说，我有事要去东柏坡找一下赖祖烈同志。6月的一天，我先到了赖祖烈那里，对他说，少奇同志约我去一趟，请你把我送到西柏坡去。少奇同志住在西柏坡，和朱老总同一个院子。赖祖烈同志没说什么，当即就把我送进了少奇同志办公和居住的小院。我一进去，少奇正在写东西。看见我来，他马上站起来，说：“你真来了！”这次谈话时间比较长。他说：这么长时间没有你消息，不知道你的情况怎样？后来，他表示了愿意跟我好的意思。他还说，他年纪比较大，工作很忙，又有孩子，要我好好考虑。我当时觉得这个人真有特点，一般人在这种情况下都愿意说自己怎么怎么好，以便取得对方好感，他却光说自己的缺点。我说：“年纪什么的我倒没往那考虑，只是在政治水平上我们差的太远，我和你在一起的话我不知道该怎么办？应该注意什么？而且我也不了解你过去的个人情况。”少奇回答我说：“应该注意什么的问题，你去找一趟安子文同志；如果想了解我过去的历史，你去问李克农同志。”我对这事很慎重，最后我特别问了一句：“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其他婚姻关系？”少奇就说：“如果你想知道这方面的情况，你去问一下邓大姐，她就住在旁边的院子里。”说着说着，我觉得时间不早了，就问：“几点了？我该回去了。”少奇手上没有戴表。他拉开抽屉，拿出一块表看了看说：“表不走了，也不知道什么时候停的。”原来他的这个表早就坏了。看到这个情况，我心里又触动了一下。我想：怎么会是这样？中央领导同志工作没日没夜，怎么连个好好的表都没有？怎么这些事没有人帮他收拾？他连表都不知道修一下，那日常生活怎么办？我当时就有些坐不住，首先是尊敬，同时对他这种生活无人照顾的情况深表同情。今天我们都离不开手表了。即使在那个年代，应该说对少奇这样的中央领导同志来说，手表也是不可或缺的，不仅平时生活起居需要掌握时间，开会、行军打仗更是分秒必争。可少奇同志当时就是这样一种情况。我说：“你怎么也不叫人帮助修一下？”他为难地说：“该叫谁呀？”我也不知道当时出于一种什么考虑，可能是心里自然冒出来的一种义不容辞的感觉，就说：“好，你交给我吧！我帮你去修！”我认识中央机关管后勤的赖祖烈同志。他那里常有人去石家庄办事。我就和他商量，请他把少奇同志的表带去修一修。时间不长，赖祖烈把表修好了。可他没有把表直接给少奇，而是又带给了我。这我就难办了：我不能老往少奇那里跑呀！想来想去，我把表交给了我的领导王炳南同志。他是外事组的负责人，经常出席中央工委的会，常见中央领导同志。我向王炳南同志解释修这个表是怎么怎么回事，说现在请你在开会的时候把这个表捎给少奇同志。王炳南同志转天就把表交给了少奇同志，说：“这是光美同志让我带给你的。”少奇当然是一听就明白了。可这么一来，王炳南同志就看出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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