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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国家主席刘少奇夫人王光美访谈录-第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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せ嵊凶罡叩娜Γ蟹ㄍァ⒂形淦鳌⒛苤富拥钡鼐旒凹嘤取＜词拐庋と嘶故遣宦悖挂敖海�1）要求增加工资，但实际情形是不能加了；（二）工人自动将每日工作减至四小时，很多工人自由旷工，这就使生产减一半；（三）工人不听管理人工头指挥，许多地方要危害产业的前途和工程；（四）工人要扩大工会权力，审理
非工人，管理非工人范围的琐事。
当时在“二七”事变以后，全国各地工会均遭解散，这一个工会很孤立地岿然存在，如海中孤岛，整个形势要求工会的方针暂时退却与防御。然而工人还要求进攻，这种情形将我苦闷欲死。
为了忠实于工人长期的利益，不能接受工人的要求……在工人中解释不清，无法只得在会议通过后去阻止工人早下班。结果甚至工人和阻止下班的纠察队冲突。李立三亲自去阻止工人下班，工人要打他，逼得他痛哭流涕离开矿山。我批评工人不要过分，工人要打我，说我被资本家收买，气得我很难受。也正当我与工人发生裂痕时，敌人进攻，准备武力解散工会。我们立即与工人在一起，动员工人抵御了这种进攻，工人完全胜利。然而问题还是如此刘少奇：《关于大革命历史教训中的一个问题》，1937年2月26日。
一个青年革命家的矛盾、委屈、苦闷跃然纸上。这个问题伴随少奇直到五六十年代，自然他已是老革命家了。
倒是在“文革”中，大量污水泼向少奇，为了辨明真相是非，我才听到他讲述一些过去从不谈及的光辉业绩。
记得有一次，红卫兵小报上“揭发”少奇在武汉国民政府时期，对抗党中央，擅自勾结英帝国主义，解散工人武装，出卖革命，称为“武汉缴枪事件”。我把这报纸给少奇看，他讲起在那如火如荼的年代中，英勇斗争的往事。
1926年10月，少奇到当时革命的中心武汉。经短短几个月夜以继日的工作，全国工会组织取得空前的大发展。
1927年1月3日，英国水兵枪杀江汉关民众，制造了“一·三惨案”。少奇得报，立刻赶往现场，后即带领工人纠察队到英租界巡捕房，代表各界民众提出强烈抗议。当夜，少奇通宵主持总工会紧急会议，决定动员、组织各界与英帝斗争，提出立即收回租界等六条要求，通电全国。第二天，向国民政府请愿，并限英领事三日答复。在总工会号召带领下，全市人民群情激愤，同仇敌忾，举行罢市、罢工、罢课。5日，人民心中久被积压的反帝怒火爆发出来。通过李立三和少奇等人严密而有效的组织，30万人举行反英示威，冲入并完全占领英租界《刘少奇年谱》上卷，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9月第1版，第59～6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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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光美：与君同舟风雨无悔（3）
这时，国民政府表面支持群众，又担心帝国主义直接武力干涉，密令工会不要激化民情。我党中央一些领导人受陈独秀投降主义影响，再三劝阻甚至严厉批评少奇，要求工会避免与英帝直接对抗。可当时各界民众义愤难当，少奇一方面努力组织有序的斗争，避免过激行动，另一方面向中央提出，应积极引导大众，不能在革命高潮时退缩逃跑，不能也无法执行一些
中央负责同志的指令。少奇一直站在示威队伍最前列，直接面对帝国主义者谈判。2月19日，在各方压力下，终于迫使英国签字，将武汉租界交还中国。在中国百年反帝斗争中，第一
次从列强手中收回被强占的土地和权利，取得空前伟大的胜利。
收回英租界极大地震动了全国，中国人吐了一口气！同时，许多领导人和群众也被巨大的惊喜和出乎意料的胜利冲昏头脑，认为只要民众发动起来，工人武装起来，就可夺取任何胜利。从而助长了过“左”的倾向，发生了不少不适宜的过火行动。少奇反复提出警告，切忌盲目和自大。刘少奇“文革”中对王光美、刘源的叙述。他曾回忆道：
这时“左”倾情绪比安源严重得多，提出使企业倒闭的要求，工资加到骇人的程度，自动缩短工时到四小时以下。随便逮捕人，组织法庭监狱，检查轮船火车，随便断绝交通，没收分配工厂店铺。这些事在当时是较平常而且是极普通的。工会是第一政府，而且是最有力量、命令最能通行的政府，它的权力有时超过正式政府。在武汉那样大的城市，那样多人干起来，真有点骇人。
这些事干起来，而且越干越厉害，在社会上、政治上、经济上、人心上要发生严重影响……人们并不责备工人，而是责备共产党，这就影响共产党与各方面的关系。
共产国际的罗佐夫斯基到武汉，我详细报告他这种情形，并请教他，但他不能解决这个问题，只说工人不能使企业倒闭，工会不能代替政府。我说许多小企业大企业不能维持，而工人还要提出要求怎么办呢？他不答。
白劳德（美国共产党总书记）在汉口、上海时，我和他谈过两天，要他就外国的经验答复我。他送我二十元纸币，说“你谈的这些材料我可写两篇文章寄给美国杂志，这是给你的一半稿费。你所求答复的问题，在美国工人运动中还未遇到过”。我才知道这是中国工人运动中特有的问题刘少奇：《关于大革命历史教训中的一个问题》，1937年2月26日。
蒋介石发动“四一二政变”，成立南京政府与武汉对立，残酷捕杀共产党人和工人骨干。5月17日湖北夏斗寅政变，攻武汉。21日许克祥在长沙捕杀共产党，解除工农武装，史称“马日事变”。湖南军阀何键向武汉施压，一时间要在武汉政变的谣传不胫而走。
党中央一些领导又一次倒向投降主义，要解散工人纠察队。少奇反复向中央陈述，坚决反对解散工人武装。中央几次开会讨论未决。6月28日，军队侵占总工会机关，经少奇多方交涉，才撤离。当晚，陈独秀主持紧急会议，周恩来作报告。为了消除何键制造事端的借口，要公开宣布解散工人纠察队，交出枪械。会议最后决定，由坚决反对这种意见的少奇去执行。经过紧张迅速的工作，当日就发出布告，把一部分破枪棍棒交存政府。之后，少奇将不少公开了身份的党员干部和工人纠察队骨干近3000人持武器输送到贺龙、叶挺部队，创造性地执行了中央的决定，巧妙地保存下这支工人武装力量刘少奇和聂荣臻对王光美的叙述。另见《刘少奇年谱》上卷，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9月第1版，第67～72，73～74页。
7月15日，汪精卫“分共”叛变，屠杀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8月1日南昌起义，武汉纠察队是最中坚的骨干。9月中旬，毛泽东以安源为中心，秘密动员“秋收起义”。大批安源工人加入其中，三个团中，占了一个半团，成为重要的生力军。安源和武汉的工人武装，都是我党创建人民军队的重要组成部分。
王光美：与君同舟风雨无悔（4）
少奇同志回忆这些往事时，仿佛又看到了那久远的、硝烟弥漫的一幕幕。我听着，感叹着，这是些多么光辉的功绩呀！
就在1980年春节前，我带着孩子们到聂荣臻元帅家看望这位少奇的老战友。聂总抓住我的手，回忆了很多往事。第一件就是八一起义前，他作为中央前敌军委书记，受命到庐山找少奇同志，向他传达中央要举行南昌起义的决定，并征求少奇意见。聂老总说：
“在那个时候，我们党认为工人是最可靠的，武汉纠察队在军队中是最受信赖的。而这些工人最听少奇的，少奇了解他们，在他们中间有威信。因此，周恩来同志一定要我来征求他的意见，如可能，动员他参加起义。少奇很兴奋，同意下山。但因当时没定起义日期，少奇又病得厉害，故暂留庐山，继续隐蔽。后来，起义提前，未及通知，少奇没赶上。但那部分工人的确是最勇敢顽强的。”刘少奇和聂荣臻对王光美的叙述。另见《刘少奇年谱》上卷，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9月第1版，第67～72，73～74页。
聂老总凝视窗外，陷入沉思，仿佛自语：“最坚定的战士早早拼光了。”我看着这位老元帅，那目光、语气，与“文革”中少奇回忆的表情，那么相像，同样情深。
自1927年，中共进入了几次“左”倾错误路线统治时期，间或又夹着右倾错误的反复干扰。少奇也受到十多年的压制。
少奇同志从事地方党委和机关工作，始于顺直省委和满洲省委。那时，北方地区笼罩着严酷的白色恐怖，在敌强我弱的条件下，他极力反对“左”倾蛮干，反对凭血气之勇和敌人硬拼。他主张苦心经营，一点一滴积蓄力量。在顺直省委，他不仅要克服冒险蛮干倾向，又要与党内普遍存在的小资产阶级、流氓帮会意识和宗派做顽强的斗争刘少奇：《怎样改造顺直的党》，1928年11月17日；《错误观念的纠正》，1928年12月18日。除了在组织上做艰苦的清理，他还一直坚持不懈地在顺直和满洲训练干部，培养骨干，派员到中央学习，多数就地训练。但他的良苦用心，不被理解，反屡遭责难。不是“和平发展取消主义”，就是“可耻的机会主义”，甚至被人盛气凌人地斥责：“你错得该死！在政治上一塌糊涂，你将消灭满洲党！该打五百板子！”少奇据理力争，他给中央写信，说：“入（上海）训练班回来的同志都很好。满洲并没有取消工作派出学生。抚顺市工会训练班学生都是工人，完全没有一点工运常识和工作基础，一星期回去，这样做很必要，还得坚决办。”值得一提的是，抗日英雄杨靖宇也在抚顺班学过。尽管如此，中央还是借此连发两封急信，调他回上海刘少奇：《满洲省委给中央并转全总党团的信》，1929年7月29日；《刘少奇传》上卷，157页。
少奇一直坚持正确主张，批评党内错误倾向，承受没完没了的批判，戴着右倾帽子，又每每受命于危难，毫无怨言，不计代价地奔赴最艰苦、复杂、凶险的岗位，为党、为民族顽强斗争。少奇那超乎常人的坚强意志和忍辱负重的精神，那丰富的经验和深厚的理论功底，那超强的组织纪律性和实事求是、坚持真理的勇气，就是在这时期锻炼形成的。有时我想，这些优秀可贵的品格，使他成就了伟大的事业，也铸成最后壮烈的结局。
少奇是怎样看待自己的呢？1964年他同朱理治朱理治，1907年生于江苏南通，1927年4月加入中国共产党。新中国成立前曾任中共河北省省委代理书记、陕甘边省省委书记、中共河南省省委书记、中原局代理书记、新四军五师政委等。新中国成立后，曾任交通部副部长、国家计委副主任、华北局书记、河北省革命委员会副主任等。1978年4月病逝。同志倾心交谈时，轻简谈道：
我在陈独秀错误路线时，心里不满意，但没有公开反对，因为是做群众工作的，知道那样不行。从瞿秋白起，开始反对。李立三、王明路线，我都反对，都遭受打击。一面打击我，一面还是让我做工会工作。工会工作很重要，因为在中国，工会工作在先，党的工作在后。工会工作只有我做，他们不会做，所以，他们不敢开除我。撤了我的职，我写文章反对，不点他们的名。我写了文章送给他看，他也糊涂，也看不出来什么，说送去发表。立三路线打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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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光美：与君同舟风雨无悔（5）
我，为什么仍然要我干，就是因为我在群众中做群众工作，我能提出一套意见，别人提不出来。奇怪的是撤了我职工部长的职，却让我做总工会委员长。当时他们决定叫另一位同志干，那位同志说让我干，他们也只好批准。到苏区时，还让我做福建省委书记。当时江西已经有了省委书记，中央苏区只有两个省委。又打击我，又不能不用我，让我做福建省委书记。就是因为党的工作，他们也不懂。
从一九二九年起，直到延安整风，我才讲清楚。十几年受压，并未泄气，而且写出了东西，《论共产党员的修养》、《白区经验总结》，都是在受打击时写的。越挨打击越钻马克思主义，接近群众，写东西。应该好好工作，更好地钻马克思主义，钻实际。所谓理论联系实际，最后都落到群众工作上，带领群众前进。同时要守纪律，不讲闲话，越受打击越守纪律，背后不讲，当面讲刘少奇：《同朱理治的谈话》，1964年10月4日。
长期以来，少奇从内心里自愿地把自己融于群众和组织之中，他从来不允许宣传自己，既严格，又完全出于自觉，远远不是谦虚两个字所能概括说明的。而“文革”对他的诽谤侮辱，空前绝后的深入广泛，更使少奇惊天地而泣鬼神的功绩鲜为人知。
在烽火连天，群雄争首，真伪交织，生死未卜的年代，少奇是怎么、又为什么被拥戴为党内仅次于毛泽东的“第二号人物”呢？对此，青年人不知，中年人不明，老年人不详。真正将少奇推上党的领袖地位，是在1936年初至1942年底这7年，他主持华北、中原、华中工作的时期。少奇随红军长征到陕北，正是所谓“红区损失90％，白区几乎损失100％”之时。意外地在一张报纸上发现平津“一二·九运动”的消息，党中央异常兴奋，欲派员前往。少奇成为最合适的人选。总书记张闻天同志与少奇深谈后，政治局决定少奇为中央代表，孤身深入虎穴。长征是结束了。而少奇又走了，继续进行更加波澜壮阔、可歌可泣的“长征”。如果说长征挽救了党和人民军队，是“起死”，那么少奇在华北、华中继续的“长征”，则是发展了党和人民军队，是“回生”。
1936年初，少奇到华北时，整个北方局能够联络到的党员不过30人左右。“左”倾冒险主义和关门主义使党组织几乎瓦解殆尽，并仍顽固地在灭亡之途往下滑。少奇坚决纠正错误的领导和思想，在宣传和组织上进行大刀阔斧的鼎新变革。也正是这一时期，少奇表现出政治上完全成熟，他出色的战略和策略思想充分展现出来，使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广为传播，深入人心。这不仅有力地促进了华北抗日局面的形成，也扩大了党在全国的影响。通过他正确积极的领导，党组织和“左”派爱国团体迅猛发展起来，并从北方局派出几百名干部
到上海、广州、武汉、中原等全国各地接上关系，重建组织，恢复活动《刘少奇一生》，黄峥著，中央文献出版社1995年10月第1版，第111页。需要说明的是，少奇是戴着右倾机会主义的帽子，冒死赴险。他一面隐蔽在敌人的屠刀下，不分昼夜地工作，另一面又与党内占统治地位、不断批判甚至“无情打击”他的错误倾向斗争。险象环生，生存已属不易，况求发展更显之难。
少奇与朱理治谈道：
到北方局工作，实际我是按我这一套，做出了成绩，写出了东西，送给他们看，他们也看了。白区工作会议时，在政治局开会，他们反对我，说我在北方局有路线错误。××写了十年经验总结，说他们一贯正确，没有路线错误。我与他们辩论，他们驳不倒我。……他们一面说我路线错误，一面还要我做北方局书记。我辞职不干了，他们还是让我干，因为他们不懂党的工作、工会工作、白区工作。
我和主席原来是互不知道受打击的历史情形的，一直到延安才和主席讲，他讲了他的历史，我讲了我自己。一个无产阶级革命家，受了打击，不能泄气，不能觉得自己倒霉。受打击，呕了气，就要有股劲，更加深刻地研究问题。人的知识就是从群众中来的，从实践中来的嘛。你相信自己对，有真理，劲头应该更大嘛。总之，就是这么两条。一是用马克思主义武装自己的头脑，二是去做群众工作，武装群众，而群众是打不倒的，你越打他，他越革命。如果自己不是错误的话，就不要怕孤立，深入群众是孤立不了的刘少奇：《同朱理治的谈话》，1964年10月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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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光美：与君同舟风雨无悔（6）
当时，党内相当多数而又不占主导地位的同志支持少奇。正如他说的：群众支持他，他不是孤立的。支持者中，最关键、最强有力的就是毛泽东《刘少奇传》上卷，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10月第1版，第260～261页。这使少奇得以发挥他的才智，坚持正确主张，迅速取得惊人成绩。仅半年，中央就评价“北方党的工作，自胡服（即少奇）同志到后，有了基本上的转变……已奠定了胜利的基础，开展着光明灿烂的伟大前途”《中共中央书记处致刘少奇和中共河北省委的信》，1937年3月4日。一年时间，北平的党员人数就发展了10倍《刘少奇一生》，黄峥著，中央文献出版社1995年10月第1版，第111页。！！毛泽东赞扬少奇“懂得实际工作的辩证法”，“是一针见血的医生”《毛泽东年谱》上卷，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12月第1版，第678页。
抗日战争爆发，形势突变。国民党节节败退，八路军东进，陕北的大部分干部力量和武装力量陆续进入华北。少奇抵制“一切服从统一战线”的右倾主张，坚定地开辟根据地，建立政权，放手发动群众，扩展武装，积极吸收大量爱国青年和知识分子，与国民党争夺抗日领导权。
至1938年离开，少奇到北方局短短两年多，我党已经是整个华北地区最大的政党，我军也成为最强大的抗日武装力量。“数百万群众朝着我党指定的方向前进了。”《刘少奇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81年12月第1版，第260、263页。革命形势轰轰烈烈。
党中央决定“巩固华北，发展华中”。派谁去呢？可谓众望所归，目光又落到少奇身上。又是受命于危难，他又上路了。
经4年不屈不挠，艰苦卓绝的奋斗，少奇和他的战友们，开辟皖东，占据苏北，运动歼敌，力克顽匪，在敌后建起大片根据地，动员组织广大群众与日寇拼死搏击。“皖南事变”后，
他处乱不惊，巧攻坚守，反败为胜。逆境中的中原、华中一片蓬勃生机。
在少奇这又一次继续的“长征”中，我们的党，我们的新四军、八路军在华中又一次“回生”了，空前壮大起来。
6年中，少奇与广大的干部群众紧密结合，出生入死，不懈奋斗，使人数不过万余的我党我军，突出陕北一隅，脱开江南国统区枷锁，进入广阔天地，夺取建立政权，拯民族于水火。
古希腊科学家阿基米德曾说：给我一个支点，就能撬动地球！历史给了少奇一个支点，他和党中央其他领导同志一道确实撬动、启动了全国敌后党组织和全国抗日的高潮。少奇是打开这一局面的先锋，是忘我抗击日寇的民族英雄。
今天，关于少奇在北方局、中原局、华中局的回忆记述不少，极为珍贵。我们应把其放在整个党的发展长河中看，从全局的广度，以历史的高度来予以评价。
至此时，少奇的正确主张，他的功绩，得到公认。1943年3月，中央成立三人书记处，毛、刘同时成为党的“一、二把手”。
延安时期，少奇辅佐毛泽东同志，领导全党全国的革命。在统一全党全军的思想和组织方面，做出不可替代的、划时代贡献。
紧接着，日本投降，重庆谈判，毛泽东大智大勇，携周恩来面蒋周旋。少奇代理主席。此时，党中央授予毛刘代行政治局全权，少奇承担起领导指挥全国的重任。他主持做了一项具有重大历史意义、对全局至关重要的战略决策——抢占东北。
日本投降后，东北空虚。少奇主持制定了“向南防御，向北发展”的战略方针。在短短两个月中，少奇陆续派出以彭真、陈云为首的1／3中央委员，配备全套党政军群大批干部和十多万军队，日夜兼程，火速突入东北。同时，与朱德、弼时同志共同指挥华北、华中、华东一系列以自卫防御为目的的战役，将重点向北移。华中部队进山东、晋冀豫，山东、热察、冀东部队进东北。指挥调动百万军民战略大转移。
苏军撤出后，蒋军在美国帮助下也全力争抢东北。少奇又提出“让开大路，占领两厢”的战略，巩固发展我在东北的力量。实践证明，即在国民党未反应过来的一两个月内，中共这次百万军民大调动，形成了反攻制胜的战略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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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光美：与君同舟风雨无悔（7）
共产党夺取全国政权的三大根据地——华北、华中、东北，都是少奇在一线亲自指挥，开创局面，奠定基础，发展壮大的。这是我党能够取得胜利的实力基础。
之后，少奇日理万机，工作涉及各个方面。他突出的重要贡献是组织全国土改和准备新中国政权建设，调度全国干部及筹划建国方略。加上在七大前就由他主抓的党建工作，成为整个解放战争辉煌胜利的内因基础。同时奠定了新中国成立后政权建设、经济建设取得令人难以置信的成功的基础。
自从与少奇共同生活后，我的确是从他的言行中来了解他。作为一些重要事件的亲身经历者，记忆永远也抹不掉。
新中国成立前后，少奇除了极为关心工人（他主持城市经济和工会工作）和农民（他主持全国土改和农村政权建设）外，也是最关心民族资产阶级和小生产者的一位领袖。
新中国成立前夕，在西柏坡召开了著名的党的七届二中全会，决定党的工作中心由乡村转到城市，实行新民主主义制度，恢复发展经济。要打倒“三个敌人”，即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就必须团结依靠工人、农民、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这“四个朋友”刘少奇：《对天津工作的指示》，1949年4月24日。为贯彻党的七届二中全会精神，少奇代表党中央和毛泽东到重要工商业城市天津。
刚解放的天津，百业凋敝，我们没收了帝国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企业，不会管理。在经济中占比例最大的民族资本家和小工商业者，虽然反对国民党，真诚欢迎解放军进城，但对我党的政策和领导能力心中无底，持怀疑和消极观望的态度，2／3闭门以待，少数携家外逃，致使工商业瘫痪，工人生活无着。我们的干部对此毫无经验和工作准备，甚至束手无策。经过细致的调查，少奇提出许多指导方针，对于我党在已经解放或即将解放的城市顺利开展工作，起到十分积极的重要作用。
其中有一次座谈，一位资本家问道：“我现在开工厂，有剥削，是有罪的。我还准备多开几家，那不是罪更大了吗？要判刑，要杀头的。”少奇回答：“你开的厂是有剥削，你用剥削
来的资本再开几家厂，将来，交给国家的不是一家，而是两三家、八家工厂，这样的剥削是有功的。因为你会管工厂，你还是经理，是国家工厂的经理，你能干好，再加八家，共十六家交给你办，你代表国家是劳动人民中的一员。”刘少奇：《在工商业家座谈会上的讲话》，1949年4月25日。这一段话后来被概括为“剥削有功论”，受到极大歪曲和非议。
从封建社会到资本主义社会本就是进化。这进化主要标志是剥削形式的改进，相对封建剥削形式，资本主义剥削当然是进步的。对于正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当然是有功的。“资本家是要剥削工人的，但是他的剥削方式是资本主义的，不是封建主义的。今天我们不但不反对，而且要发展。”在当时那样贫困落后的中国，“资本主义不是太多了，太发展了，而是太少了，太不发展了”刘少奇：《在工商业家座谈会上的讲话》，1949年4月25日。
“资本家剥削是有其历史功绩的，没有一个共产党员会抹杀资本家的功劳。骂是骂，功劳还是有的。当然罪恶也有一点，但功大罪小。”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里就承认资产阶级的贡献。少奇说，剥削是历史发展过程中的必然产物，不是可有可无，随人的意志就能铲除的。违背规律人为去消灭它，必然还产生新的剥削，甚或自身也将变成新的剥削者。“过早地消灭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要犯错误，消灭了以后，你还要把他请回来的。”刘少奇：《在天津职工代表大会上的讲话》，1949年4月28日。
马克思在《资本论》开篇有段著名的话：“一个社会即使探索到了本身运动的自然规律……它还处既不能跳过也不能用法令取消自然的发展阶段。但是它能缩短和减轻分娩的痛苦。”《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6月第2版，第101页。如果总想跳过或用法令取消发展阶段，违背经济规律，其结果必然受到规律的惩罚。
王光美：与君同舟风雨无悔（8）
少奇二十出头就到安源煤矿，领导工人斗争，之后，是全国著名的工人运动领袖。可以说，他同资本家斗争了大半辈子，对工人有深厚的感情。因此，在感情上，他不可能赞成剥削和压迫。即使在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条件下，他都始终认为执政党的一大任务是减少或弱化经济上的剥削和压迫。为了主人们更长远、更大的利益，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必须合作，必须联手对付大自然和外国列强。他始终极力提倡以经济建设为全党工作的中心，极力提高工农的社会地位和荣誉感，崇尚劳动。同时，把资本家归为人民中的一员。社会主义改造之后，又认为作为一个阶级，资产阶级已开始消亡，引导阶级矛盾于非对抗性。
少奇在1949年就提出，新中国成立之后，全党工作中心转到经济恢复和发展上。1951年在第一次组织工作会议上，他提出“巩固新民主主义制度”，坚持五种经济成分共存。他总是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1956年，全党一致通过，将其写入《党章》。党的八大结束之后第三天，在天安门城楼上，毛泽东对少奇说：党的八大关于我国基本矛盾的提法不正确。少奇十分震惊，只答道：“呦，《决议》已通过公布了，怎么办？”毛主席在党的八大前和会议期间从没有提出过异议，现在的意思再明确不过了，意味着全党工作中心仍是阶级斗争，而非经济建设。几十年风风雨雨，我国的政治生活一直就没有离开过以阶级斗争还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这个核心分歧点。党的十二大召开，我们党终于又把少奇以一贯的行动坚持的这一中心，正式写入《党章》，完全回归到党的八大的正确路线。
1967年初，源源问了一个尖锐的问题：“社会上都在批判爸爸的吃小亏占大便宜，说是市侩庸人哲学。我过去听爸爸讲过，当时认为讲得很好，很受鼓励。听现在的批判，也觉得有道理，不知道怎么回事？感觉哪里不对头。”少奇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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