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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民党下台内幕-第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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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理党主席之争”的实质是权力之争，是失去蒋经国后的蒋家势力还想卷土重来，控制国民党。但是，蒋经国信任的亲信纷纷背叛而去，无力再战。师出无名、战而无将，结果轻而易举地被蒋经国所挑选的“接班者”李登辉所击败。李登辉也趁机打击自己上台后的最大威胁——蒋家势力，使得亲蒋势力失去了主要旗帜。“代理党主席之争”，揭开了蒋经国去世、李登辉上台后国民党内政争的序幕，也成为李登辉削弱国民党的第一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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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组权力核心（1）
李登辉抓到“总统”和代理党主席大权后，开始了巩固权力与政治清算的斗争。一是巩固拥李派的权力，尽快占据权力峰层；二是削弱亲蒋派的权力，消除威胁。在这一场实质是国民党内蒋经国去世后的权力大转移中，李登辉运用“本土化”、“民主化”策略，见招拆招，斗而有序，争而不败，将亲蒋派为主体的非主流派彻底击溃。
台湾最高权力中心——“总统府”国民党第十三次代表大会，是国民党退据台湾近40年来面临重大政治转折和空前挑战的背景下召开的一次会议，国民党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有党务革新、“结束戡乱”、“宪政改革”、大陆政策调整等问题，但是最为重要的是李登辉需要解决权力基础问题，巩固自己的统治地位，所以第十三次代表大会是国民党进入“后蒋经国时代”召开的第一次“代表大会”，也是李登辉巩固权力开始出招及取得相当成功的一次“代表大会”。
李登辉的重点是如何实现权力中心的大转移。把权力中心由蒋家阵地转移到李家阵地。为此，他一是严把党代表关，出席会议的大部分代表必须是切断蒋家脐带、能够支持李登辉的人；二是严把中央委员关，李登辉通过对半数中央委员候选人的提名及操控选举，控制中央委员会的目的已经达到；三是严把中常委关，亲蒋的中常委中有12人被换掉，中常会完成自第七次代表大会以来规模最大的一次改组。上述一切，都是在发扬“党内民主”的旗帜下进行的。
在以上人事结构调整中，可以看出国民党的政治和政权结构已经发生巨大变化。首先，李登辉的最高领导地位得到进一步确立。他继任“总统”是靠接收蒋经国的政治遗产，代理党主席险遭封杀，但此次却是以第十三次代表大会的形式选举为党主席并且主导会议，在党内的领导地位得到肯定。其次，亲蒋势力出现分化。第十三次代表大会的召开，变化最大的是蒋经国原设计的政治组合出现重大裂变。最有代表性的是，“接班四人组”中最为关键的中央党部秘书长李焕倒向李登辉，蒋经国信任的宋楚瑜更是充当倒蒋与拥李的先锋。第三，第十三次代表大会的“本土化”趋势十分明显，首次由本省籍人担任党主席，首次在中常委中本省籍成员超过半数，首次中央委员中本省籍成员超过1/3、由上届的近20％上升到383％。“本土化”开始于蒋经国上任之初，当时是为了缓和已经相当激烈的省籍矛盾。李登辉的“本土化”，着眼点是把国民党视为“外来政权”，为了改造“外来政权”，必须以本土势力来取代外省籍，巩固权力基础，同时为推行“两岸分裂分治”、建立“台湾中华民国体制”做准备。
第十三次代表大会后，李登辉在党内的领导地位得到巩固，他开始全方位、多层次打压党内的所谓非主流派势力，国民党内从此不得安宁，台湾政坛从此不得安宁。
李登辉需要冲破的第一层扩权障碍，是打破“接班四人帮”。第十三次代表大会开完，配合中央党部换届，于7月20日完成“行政院”改组。李登辉决定改组“行政院”，以便把党政系统纳入新的轨道，“行政院长”由俞国华留任。李登辉留用俞国华的用意非常明确，利用不强势的俞国华的“空头院长”以减少对“总统”权力的牵制，把“内阁”成员尽可能换成亲李派，一是实现对“内阁”的控制；二是向“本土化”转化，在新“内阁”中，有“行政院副院长”施启扬等9位本省籍“阁员”。并且以此为基础，加快了党务、政治、军事及意识形态各个领域的全面“本土化”的步伐。
李登辉的目的是要逐渐清除“接班四人帮”。他在顺利主导中央党部换届和“行政院”改组后，认为逐渐清除亲蒋派的时机已经成熟。第一个削权对象，是“接班四人帮”中当时处境最不乐观的俞国华。一年多来，亲李派不断出面制造“俞国华是国民党的负债，而非资产”的假象，在四面楚歌的情况下，俞国华不得不于1989年5月17日向李登辉提出辞职报告。5月26日，李登辉顺水推舟，提名国民党中央党部秘书长李焕继任“行政院长”。5月31日，国民党方面宣布李焕“内阁”成立，6月1日，李焕转任“行政院长”，登上仕途又一高峰。李登辉主导的第二次“内阁”改组，以同意俞国华辞职、提升同为“接班四人帮”成员的李焕的形式，不露声色地“冷冻”俞国华，使得蒋经国安排的“接班四人帮”先失一将，这为李登辉从更深层次考虑权力基础和人事组合创造了条件。
李登辉更深的考虑是，在打压“接班四人帮”的同时，完成党政军系统的改造，扩大自己掌权的政治基础。他之所以拿出“行政院长”职位，作为调整重大人事的“中转站”，是因为“行政院长”是官场重臣、“顾命大臣”们求而难得的职位，可以以此为诱饵，进行调虎离山，实现巩固权力计划，调升李焕就是如此。如今，身为国民党主席的李登辉收回了李焕控制的党务系统，接替李焕“中央党部秘书长”职务的是宋楚瑜，宋楚瑜对党务系统进行了彻底改革，全面清除亲蒋势力，推行“本土化”。
被蒋经国当做“镇岛大将军”的郝柏村，已成为李登辉不得不防的人物。郝柏村于1981年12月调任“参谋总长”，1986年3月进入国民党中常会，成为中常会中惟一的职业军人。按照岛内军界的规定，“参谋总长”任期2年，可郝柏村竟然连任4届8年。李登辉担心的就是郝任职“参谋总长”时间过长、积累人脉资源过多。更让李登辉不放心的是，在蒋经国去世后，蒋家成员、特别是宋美龄女士对郝柏村分外信任，来往甚多，颇有把郝柏村当成减缓“非蒋化”进程保护神的涵义。郝柏村成为李登辉整治的“接班四人帮”中第三个被重新安置的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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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组权力核心（2）
1989年11月22日，郝柏村的“参谋总长”任期再次到期，李登辉用国民党中常会的名义决定郝柏村出任“国防部长”，遗缺由“空军总司令”陈龄接任。正在东南亚访问的郝柏村，接到此消息时，只有无可奈何。为保住郝柏村的兵权，宋美龄女士曾特意邀请李登辉到士林官邸会谈，此后还给李登辉写过两封信。郝柏村和宋美龄，显然高估了自己在国民党上层的影响力。李登辉决心未变，还是把郝柏村从具有调动、指挥军队权力的最高军令长官“参谋总长”的职位上拉了下来。
削除郝柏村的兵权，李登辉用的是调虎离山、明升暗降法。明升暗降指的是，“参谋总长”只是最高军令长官，而“国防部长”则“入阁”为政府系统最高军事负责当局，似乎是官升一级。正如李焕由“中央党部秘书长”调升“行政院长”一样，以提升职务来堵住你的嘴。调虎离山指的是，郝柏村在军队中起家，政治基础在军界，亲信党羽在军内，只要离开军令系统，已无调动一连一排、指挥一兵一卒的权力，对这位“一级上将”来说，等于削除兵权。“国防部长”只是主持当局政府的日常军事事务，其重要性远不及直接指挥军事行动的“参谋总部”。李登辉再次得手，与掌握党务系统、主导“行政院”改组相比，削除郝柏村兵权更有特殊意义，这就是“军中强人”离去，军中存在的、一直被人议论的“郝家班”失去台柱，这为李登辉在军中推行“本土化”、在中高级将领中实施“大换血”、推行以彻底改造“军队蒋家化”为目标的“十年建军计划”提供了前提。
李登辉全方位、多层次的清理异己、巩固权力行为，激化了党内矛盾，逼得一再遭到排挤的亲蒋势力起身反扑。1990年2月21日，又是国民党临时中央全会提名新一届正、副“总统”的日子。“总统”换届，成为亲蒋势力反扑的极好时机，当然会以“民主选举”、“参选竞争”为名进行拼死一搏。
在整个“总统”选举过程中，李登辉很有章法，步步为营，将亲蒋势力的进攻一一击溃。李登辉先是在1990年元月2日放风要让李焕出任“副总统”，在遭到痛恨李焕投靠李登辉的亲蒋派的激烈反对后立即终止。再是阻止蒋纬国竞选“副总统”。亲蒋派利用此次机会准备把蒋纬国扶上台，以限制李登辉的权力，在拥蒋一方为蒋纬国大造声势、广泛活动的喧闹声中，李登辉宣布将与“总统府秘书长”李元簇搭档参选正、副“总统”。
对此，亲蒋派决定公开抗争，这就是在国民党演变史上影响深远的权力斗争——“二月政争”。在政争热潮中，亲蒋派被称为非主流派，李登辉的亲信势力被称为“主流派”。在2月11日举行的国民党第十三届临时中央全会上，非主流派提出要以“不记名投票方式”决定候选人，主流派提出依照惯例“起立、举手方式”决定候选人，最后主流派的意见获得通过，“双李配”获得党内通过。这次会议是国民党逃台40年来党内爆发的一场最大的公开权力斗争。以这次会议为标志，国民党内部分裂成“主流派”与“非主流派”两大政治派别。
非主流派并没有罢休，决定改行他道，走连署之路。非主流派在郝柏村和李焕的策划下，打出的“总统牌”是省籍政治势力另一龙头老大——林洋港，“副总统”人选先是陈履安，后是蒋纬国。林洋港，大学毕业后即从政，1967年当选为南投县县长，在国民党第十一次代表大会上与李登辉同时进入中央委员会，在十一届四中全会上与李登辉同时进入中常会。以后，林洋港在换任重要职务时，他的遗缺都是由李登辉接任，只是李登辉当上“副总统”则远远走在林的前面。林洋港与李登辉一起被称为“台籍双雄”。非主流派打出林氏牌，用以对付李登辉的本省籍优势。“林蒋”出场，对“双李”构成很大威胁。
主流派一是尽力拉票，二是分化非主流派，三是请出政坛“八大老”斡旋，四是动员各种力量谴责非主流派。在“八大老”的“协调”下，非主流派虽然一度提出“有条件撤退”，即更换“总统”身边的“两宋一苏”（中央党部秘书长宋楚瑜、“国安局长”宋心濂、“总统府办公室主任”苏志诚），后又要求李登辉明确表示在当选“总统”后放弃执政党主席职位。李登辉看到非主流派已经开始退却，所以对他们的要求全面予以拒绝。
此时，已经被攻击为“台奸”的林洋港和非主流派已经只剩下“全面退却”一条路。3月9日，林洋港在台北宾馆发表声明，谢绝任何连署他出任“总统”候选人的美意；次日，蒋纬国独木难支，也宣布退选。“双李”成为惟一的正、副“总统”候选人。1990年3月21日，李登辉、李元簇在“总统”、“副总统”选举中分别以高票当选。这是台湾在结束蒋氏父子“强人政治”后第一次“总统”选举。李登辉在“国民代表大会”间接选举投票中高票当选，标志着大陆籍“法统”势力主政时代的结束，以李登辉为首的“本省独台”势力主政时代的正式确立。
李登辉当选“总统”后，立即改组任期还不到一年的“李焕内阁”。原因很简单，那就是要李焕退出政治中心。非主流派为了保住本派的利益，为了防止本派地盘再度缩小，所以不能再让出“行政院长”的职位。在整体利益面前，非主流派只有一致对付主流派。李焕及其支持他的人马，采取一连串“院长保卫战”。4月28日，“立法院长”梁肃戎出面邀约李焕、林洋港、郝柏村等非主流派大老餐叙，以迂回手法向李登辉表态支持李焕。以中生代增额“立法委员”为主体的“新国民党连线”，也频频展开造势活动，发动100多名资深和增额“立法委员”连署，向李登辉展示李焕在政坛的影响和实力，声援李焕连任。林洋港也三度公开表示支持李焕留任，向李登辉挑战。
重组权力核心（3）
李登辉一年前调升李焕到“行政院”，并非是重用李焕，主要目标是为了先除掉“接班四人帮”中的俞国华，再把李焕调出党务系统予以架空，为最终撤换李焕埋下伏笔。李登辉见非主流派反对情绪过强，只有利用非主流派来打击非主流派这一用过多次但十分有效的手法，接受###陈立夫提议，任命内心极为反感的郝柏村出任“行政院长”。
1990年5月2日，在星期三的国民党中常会例会上通过郝柏村出任“行政院长”的提名。郝柏村出马，让绝大部分媒体和关心政治的人士跌破眼镜，民进党和一些舆论都抨击这是“军人干政”、“恢复军事统治”。但是人们马上从李登辉的决策中觉察到了李登辉的用意：堵住非主流人士的嘴，拔出眼中钉李焕，封杀林洋港，可谓是一石三鸟之计，这正是李登辉政治手腕高明之处。他不顾民进党和社会上的反对，在 5月20日宣誓就职时，提名郝柏村为“行政院长”。自此，李焕离开决策中心，如俞国华那样，开始过起“政坛闲人”的日子。“接班四人帮”基本被打破。
郝柏村上台后，针对台社会治安持续恶化、民众普遍感到不安和恐惧的情况，以“强势治安内阁”为口号，实施铁腕统治。一时间，治安状况有所改善，社会秩序渐入正常，“###”气焰有所收敛。“李郝体制”在这一时期的合作，正如李登辉早先对“立法委员”所说的达到“肝胆相照”的境界，“总统府”与“行政院”度过1年多的“蜜月期”。但是，对于“接班四人帮”中的最后一位成员郝柏村，李登辉并没有就此住手，还是要彻底清除。
俗话说“欲加之罪，何患无辞”。李登辉为实现“一石三鸟”，把郝柏村扶上台，并违心地对郝大加赞扬，现在要郝下台，何患无辞。1991年8月以后，因为李登辉不让郝柏村参加军事简报会议俩人开始起矛盾。1991年下半年，“立法院”总质询时，“立法院”次级团体“新国民党连线”明显支持郝柏村，主流派的“集思会”若干“立法委员”则以猛烈炮火攻击郝柏村。台湾政坛上特有的“代理人战争”打响了。在关于蒋仲苓的授衔“一级上将”和刘和谦出任“参谋总长”问题上，俩人发生直接冲突。1991年6月，就职刚满一年的“郝内阁”，爆发“华隆案”，李登辉信任的“交通部长”张建邦因与翁大铭有财务上的纠葛被传讯而辞职，新任“交通部长”简又新上任不过半年又因“荣工处承包十八标工程案”所属8人被法院提起公诉，主流派趁机大做文章。
李登辉和郝柏村的矛盾正在不断加深。1992年3月，俩人终于在关于“修宪”中的“总统选举”问题上，是用民进党主张的“###方式”、还是用国民党主张的“委任投票###方式”问题发生严重对立。李登辉站在民进党的意见一边，郝柏村站在国民党意见一边，这让李登辉十分不满。“总统选举方式之争”，是国民党内主流派与非主流派自1990年“二月政争”以来最激烈的一次政争，郝柏村的转变深深激怒了李登辉。同年12月，李登辉又准备把“阁员”、“国防部长”陈履安调任“监察院长”，直到3个星期后才由“总统府秘书长”###通知“阁揆”郝柏村，此事则是深深激怒了郝柏村。至此，双方的误解和对立已经很深，李、郝关系到了摊牌的地步。李登辉暗中部署，筹划逼郝下台方案。1月18日至1月28日，李登辉和郝柏村10天见面3次，屡屡正面交锋。李登辉面逼郝柏村下台，郝柏村当面抵制。
然而，李登辉运用手中的大权，结合民进党势力，还是击败了“军事强人”郝柏村。1993年元月29日晚，一败涂地的郝柏村只得发表辞职声明。2月4日，郝柏村率“内阁”总辞，同时出任国民党“中央政策小组召集人”。2月10日，国民党中常会通过了连战出任“行政院长”的决议，连战在李登辉5年间主导的第四次“内阁”改组中成为新的“阁揆”。李登辉与郝柏村由“肝胆相照”到“肝胆相裂”，是一场活生生的权力斗争，其结果，以郝柏村被迫缴械而告终。
郝柏村的下台，是李登辉策划、推行的“非蒋化运动”的结果，是非主流派的重大挫折。自此，非主流派全面退出国民党决策圈，国民党内失去了有效制约“国民党台湾化”、“李登辉独裁化”的力量，失去了避免国民党在“###”、“###”路上越滑越远的刹车功能。自此以后，李登辉利用国民党，放手推行“本土化”和“独台”政策，也埋下了日后国民党失去政权的重要根源。这才是国民党的悲哀，这才是台湾人的悲哀。
完成“本土化”权力部署（1）
李登辉的目标，是要在组织层面落实“省籍交替”、推进“本土化”，全面肃清非主流派。要实现这一计划，首先是在排除郝柏村后防止在党内还有影响力、也是本省籍、并且得到非主流派大老支持的林洋港出任“行政院长”。2月9日，时任“司法院长”的林洋港被请到“总统府”，心不在焉的李登辉在告知已让连战出任“行政院长”的决定后，随便说了句“反正你是要选（下一届‘总统’）的嘛！”就把林洋港排除出局。这是因为早在1990年3月12日“二月政争”时，李登辉公开表示如果他当选将“放弃连任”下届“总统”，林洋港当仁不让，宣称要在6年后参选。
赶走郝柏村、摆平林洋港，连战出台的阻力基本清除。连战出自政治世家，祖父连横有大作《台湾通史》存史，父亲连震东曾活跃台湾政坛40年。连家极其富有，连战在“立法院”的财产登记中记有20亿新台币，有人估计连家实际财产高出几倍。连战是留美政治学博士，32岁出任台湾大学政治系教授兼政治系主任，34岁当选为“十大杰出青年”，39岁出任台驻萨瓦尔多“大使”，40岁当选为国民党中央委员并出任中央党部青年工作会主任，42岁出任中央党部副秘书长、“青辅会主任”，以后任过“交通部长”、“行政院副院长”、“外交部长”，作为蒋经国一手提拔的“青年才俊”，与沈君山、钱复、陈履安一起被称为“政坛四公子”，党政资历完整。连战一出台就格外引人注目。
连战全家。（前排左一为连战的父亲连震东，后排右二为连战）1993年2月23日，连战任“行政院长”的提案在“立法院”通过，3月1日新“内阁”正式就职。此次“内阁”调整，完全由李登辉操盘，“行政院长”连战只不过是李登辉的“一个执行长”而已。此次“内阁”变动幅度超过李登辉主政以来的数次“内阁”变动，也是台湾当局40年来变动幅度最大的一次，“总统府”、党务系统及“行政”、“监察”、“考试”、“立法”“四院”直至“省政府”均受波及。在此前后，原“行政院副院长”施启扬接替蒋纬国任“国安会秘书长”，“接班四人帮”中最后一人终被调离原职。因此，此次“内阁”改组实际上是主流派第一次搭班子。
李登辉经过5年摸索，结束了用人上的过渡期和因为非主流派对抗而产生的临时观念，亲自考察，长期培养，多层推敲，终于拉出自己的队伍，形成“李登辉时期”的基本权力架构，作为在今后较长一段时期内，依靠和使用的基本力量；作为推行“独台”路线、从事“务实外交”、振兴台湾经济、与大陆既发展关系又进行对抗的干部基础；作为完成国民党“本土化”、清理非主流派的政治核心。
“连战内阁”的成立，标志着行政当局完成“本土化”。此波高层人事调整后，“五院”中惟有“监察院长”陈履安是大陆籍，“行政”、“立法”、“司法”、“考试”“四院院长”连战、刘松藩、林洋港、邱创焕全部为台籍人士。连战并成为国民党逃台40余年来第一位台籍“行政院长”，这样国民党主席和“总统”（为同一人）、国民党中央党部秘书长、“行政院长”已经全由台籍人士所出任。尽管在本届“内阁”中，外省籍仍占20人，本省籍占17人，但从重要“部会”大都由本省籍掌握的情况看，标志着大陆籍势力与本土势力的力量消长对比发生了根本性的逆转和变化，台籍本土势力全面执掌台湾政权的新时期来临。
政府系统“本土化”的完成，导致非主流派退出了行政系统，但不等于双方就此停止###。1993年8月，按照惯例，国民党要召开第十四次代表大会，两派都不会放过此次进行较量的最佳时机。主流派的目标是通过会议，组织围剿非主流派的大会战，将非主流派势力压制到最小的程度；非主流派的目标是通过会议，集合反李势力，制止主流派无限度的扩张。
会议筹备过程中发生两大激烈争论。一是关于“扩大当然党代表案”，二是关于“国民党党章修改案”。并且在第十四次代表大会的召开过程中激烈交锋。
1993年8月16日到22日，国民党第十四次代表大会在台北召开。此次会议是在结束第十三次代表大会开创的“后蒋经国时代”的背景下，在“宪政改革”实施3年、政党政治不断完善的情况下，在国民党面临分裂的危机中召开的。
大会听取了“行政院长”连战所做的《务实笃行，开创新局》的政务报告，中央党部秘书长许水德所做的《恢宏建党百年精神，再创民主千秋大业》的党务报告，“陆委会主“我心永平”是连战一生的性格写照委”黄昆辉所做的《重建民主自由、均富、统一的中国》的两岸关系报告，“外交部长”钱复所做的《推展全方位外交，五年来成果丰硕》的国际情势报告。大会通过了《中国国民党党章修改案》、《中国国民党政纲》、《十四大宣言》、《现阶段政治任务之提示》等五大议案。
会议对国民党党章进行了重大修改，把国民党的属性由“革命政党”改为“具有革命精神的民主政党”，规定党代表任期4年，“全代会”每2年举行一次，增设副主席，“当然党代表”法制化，主席实行票选和任期制。会议选举李登辉为主席；同意他提名的“副总统”李元簇、“总统府资政”郝柏村、“司法院长”林洋港、“行政院长”连战为副主席；选举吴伯雄、宋楚瑜、章孝严、施启扬、许水德等210人（原定为180人）为中央委员，张朝权、曾蔡美佐等105人为候补中委；增聘谢东闵、许历农等28人为中央评议委员会主席团主席；增聘196人为中央评议委员。8月22日，大会进行闭幕式。次日进行一中全会，通过由李登辉指定的“总统府资政”俞国华和李焕、“总统府秘书长”###、“考试院长”邱创焕、“立法院长”刘松藩、中央党部秘书长许水德、“台湾省主席”宋楚瑜、“内政部长”吴伯雄、“外交部长”钱复等15人为“当然中常委”；票选“行政院副院长”徐立德、“经建会主委”萧万长、“立法委员”关中、“立法院副院长”国民党第十四次党员代表大会，是党内###十分激烈的一次王金平、“侨委会委员长”章孝严、“陆委会主委”黄昆辉、妇工会主任兼救国团主任李钟桂等16人为中央常务委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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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成“本土化”权力部署（2）
第十四次代表大会开得并不平稳，整个过程暗潮汹涌，变化莫测。第十四次代表大会的召开，标志着“后蒋经国时期”全面结束，国民党内成功地实现了权力决策阶层的替换；标志着非主流派已失去在党内大规模抗争的实力；标志着国民党“本土化”基本完成。在李登辉看来，从组织、人事上已经对“外来政权”国民党进行了初步整顿。
与“台独”联手（1）
李登辉主政后，同时三面出击。一是在党内清理异己，压制不同意见，把非主流派的势力和影响压缩到最小限度。二是在两岸关系上，一边发展两岸各种交流，一边强调“分裂、分治”，凸显台湾的“政治实体”，走向国际争取“实质独立地位”，在背离一个中国原则道路上越走越远。三是进行政治体制改革，全力扭转蒋家父子式的专制统治，仿效西方政治体制重组台湾地区的政治结构。在这一场由“专制政治”向“多元政治”的演变中，岛内的政治体制发生重大转变。
随着国民党内部权力结构的重组，李登辉和主流派开始控制全局，台湾当局对“###”的态度和立场起了根本变化，由蒋家父子时期对“###”势力的严厉管制和依法惩处，转向放任自流和朋比为奸，“###”势力登堂入室，空前嚣张。
台湾出现“###”怪胎，有着特殊的原因。
首先，国民党有着不可推卸的责任。台湾光复后不久发生的“2·28事件”，给台湾同胞造成严重的心灵创伤。国民党当局在上世纪50—60年代间推行省籍歧视，台湾人民产生出难以摆脱的“二等公民的屈辱感”，“###”势力将其作为宣传“国民党是外来政权”、“省籍矛盾就是民族矛盾”的依据。国民党实施“三不政策”，两岸互不往来，得以维持“中华民国在台湾”，国民党的这种“独台”政策刺激了“###”的发展。特别是李登辉主政后，对“###”势力姑息养奸，宣扬“中华民国在台湾存在”、“管辖范围为台澎金马”，造成了“独台”和“###”的合流。
其次，由于台湾所处的地理位置和近代史上台湾被外国强占所带来的两岸长期隔绝的事实，容易被“###分子”利用来作为鼓吹“生命共同体”、“台湾民族”的思想和观点。近代以来，台湾人民先是遭受外国殖民者的压迫，光复后又遭受国民党的残酷统治，因而产生了摆脱受异族蹂躏和受外省人排挤的区域性群体意识，有着强烈的“出头天”的意愿，希望当家做主，希望掌握自己李登辉（中）与彭明敏（左）、###（右）在一起的命运。这种“出头天”在“台湾意识”的作用下，分裂情绪和意识随之产生。
第三，美国等西方反华势力，为制衡、削弱中国，早在上世纪50年代就提出“台湾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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