友情提示：如果本网页打开太慢或显示不完整，请尝试鼠标右键“刷新”本网页！
国民党下台内幕-第6部分
快捷操作: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 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 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如果本书没有阅读完，想下次继续接着阅读，可使用上方 "收藏到我的浏览器" 功能 和 "加入书签" 功能！
脑硕橹⒘斓嫉裙ぷ鳌Ｓ捎凇芭└椿帷狈直鹩擅拦吞ㄍ甯咚降呐┚易槌桑酝恋卣叩闹贫雀挥性都窒钢轮苊埽⑶矣捎凇芭└椿帷闭莆兆排┮导际醮葱隆⑼恋馗母锿乒愕氖匝榛鸷筒糠置涝姆峙淙ǎ蕴ㄍ逋恋馗母锏乃忱瓿煞⒒恿酥匾饔谩Ｍ粮暮螅芭└椿帷奔绦魑ㄍ迮┐寰谜咧贫ê团┮瞪⒄沟闹傅蓟苟嬖凇�1979年“农复会”改组为“行政院”的幕僚单位即“农业发展委员会”，1984年又改组为政府的正式机构“行政院农业委员会”（简称“农委会”），并一直存在至今。
国民党当局为了在土地改革中提高运作效率，增加政策透明度，有效制止腐败现象发生，保证土地改革顺利进行，把土地银行作为土地改革运动的资金核算单位和政策执行机构。台湾当局明确规定，土地银行在土改中负责发行实物土地债券，按征收地主耕地地价的7成逐笔偿付地主，并按10年20期办理兑付；搭发公营水泥、纸业、农林、工矿4大公司股票，偿付地主其余3成地价；向领地或购地农民按10年20期征收现金或实物地价；全面办理农民在土改中的各项贷款等。
台湾当局在土改中采取和平、渐进的方法，分三步完成土改。1949年实施“三七五减租”，主要内容为，限定地主对农民的耕地租额最高不得超过该耕地全年作物收获量的375％。耕地租用一律订立书面租约，租期不得少于6年，期满应续约。“三七五减租”从1949年4月始至7月完成，所有出租耕地全部订立新约，订约面积为254500甲（1甲约合097公顷），占全省耕地面积314％，受益农户29600户，占台湾全省农户数的4445％。1949年冬起，台湾土改进入第二阶段，实行将公有耕地所有权移转为农民所有，即“公地放领”。放领对象为承租耕地的现耕农、雇农、耕地不足的半自耕农、无土地耕作者或转业为农者。放领标准为，每户承领面积水田二甲，旱田一至二甲。放领地价为耕地主要作物年收获量的两倍半，由承租农民于10年内每年分二期平均摊还，每年连同田赋负担，以不超过佃农三七五地租负担为限。自1948年进行公地放领试验开始，1950年全面开展至1953年基本结束，台湾当局先后放领五批公地共63000甲，承领耕地农户121953户。以后台湾继续放领公地，至1976年止，总计放领公地139000公顷，累计承领农户达286000户。台湾自1953年始实施“耕者有其田”政策。做法是，规定地主每户可保留中等水田3甲旱田6甲，超过部分由政府出面收购转售给农民。政府征收地主土地补偿的地价，标准为该耕地正常条件下农作物年收获量二倍半，以实物土地债券7成，公营事业股票3成拨付补偿，各种债券均分10年兑付，并给年息4％的利息。公营事业的股票按转移民营的台湾水泥公司、台湾纸业公司、台湾工矿公司及台湾农林公司4大公司搭配付售。台湾从1953年开始至年底，共征收地主耕地面积139万公顷，承领耕地的农民195万户，其中佃农占95％，平均每户承领土地072公顷。此外，从1949年到1977年底，地主还陆续将所保留的部分“三七五减租地”73万公顷直接售给143万佃农。
土地改革实行农地所有权平均分配，以和平的方式改变了封建土地制度，有效地调动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由于土地所有权的转移，农民对土地的投入，无论是劳力还是资本，都有了显著的增加，农民的年平均工作天数由土改前110天提高到168天，土地的复种指数也由117％上升到170％，资本投入更是增加了184％。土改后，农民的增产意愿提高，农业生产逐渐增加，充分供应岛内需求而有余，米价、一般物价及工资水准趋于稳定，缓和了通货膨胀，为工业发展提供良好的社会经济环境。
书包 网 。 想看书来
经济政策偏差惹民怨（2）
50年代初期，尽管经济恢复已基本完成，但台湾当局面临的经济形势仍十分严峻，失业率高，资源缺乏，资本不足，技术落后。在这种形势下，台湾当局决定通过“以农业培植工业”，重点发展消费品工业以替代进口，节省外汇和增加就业。
1953…1956年间，随着土地改革的顺利完成，农业生产年均增长率为57％；1957…1960年间为43％。农业产业结构也发生变化，大量的农产品及加工品开始外销，农业快速发展还为工业提供了劳动力、原料与消费市场。台湾利用农业经济发展迅速的有利时机，采取“养鸡下蛋”的办法，在继续增加农业投资的同时，主要采取工农业产品不等价交换，实行农产品低价政策和积极拓展农产品出口贸易等措施，将农业剩余有效地向工业转移，加速了工业部门的资本积累，“以农业培养工业发展”。1953年，台湾开始实施第一期四年经建计划，决定发展进口替代工业，即重点发展消费品以替代进口，大大提高了工业的发展水平。但50年代后期，进口替代工业因岛内市场的饱和而产量过剩，使得工业增长速度减缓。于是，当局开始采取鼓励出口政策，台湾从此走向出口扩张的经济发展新阶段，并取得明显的成果，台湾进入了经济发展的新阶段。
60年代，台湾经历了从以农为主到以工业生产为主的转变。这个时期农业生产的任务是生产足够粮食以保障整个台湾的粮食供给，为以后的经济发展奠定基础。为将农业增产的好处转向工业部门，以加速经济发展，台湾长期实行低粮价政策。台湾为维持低粮价采取的措施包括，实行粮食出口管制，粮食出口由粮食局统筹办理，禁止民间自由出口；实施公、余粮征购以充分掌握粮源；将台湾划分为7个粮区，粮区间禁止粮食自由流通。军、公、教人员实行食米配给制；机动向市场抛售食米，避免米价的过度波动而带动物价上涨，将食米价格维持于较低水准。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政府用种种措施，稳定米价，实际上起了压抑物价的作用，有利于压低工资水平，使出口产品更有竞争力。台湾政府控制米价的方法并非是行政命令，而是利用市场运作的机制，其关键是政府掌握了大量的稻米。当米价上升时，政府便把大量稻米推出市场，使米价下降。政府手中的大量稻米，源自政府通过种种行政命令，例如“随赋增购”等，强迫农民缴交和售卖稻米给政府，一方面保障了当时台湾60万军队的粮饷，另一方面亦使平稳米价的政策得以执行。在这些措施下，台湾的粮价得以维持在稳定和较低水准，一直到1969年，台湾农民出售大米的价格都远低于国际市场价格，最低时只有国际价格的61％。台湾实行低粮价政策，维持了低工资，使劳动密集工业迅速发展起来，其出口产品具有较强的国际竞争力。
相对于60年代工业的蓬勃发展，农业部门在60年代经历了由兴至衰的发展历程。1968年以后，过去以“以农业培养工业”政策造成的积弊暴露出来，农业劳动力与资本大量外流，农业投资相对减少，农业发展面临前所未有的困境。1969年，台湾农业首次出现负增长。到80年代，农业生产发展仍十分缓慢。近数十年来虽然随着台湾经济起飞和农业生产的发展，农民所得逐年有所提高，但比起非农业就业人员的收入水平，农民的收入仍然偏低。1991年农户人均所得是非农户人均所得的724％，农户人均每月收入1166万元新台币，不及非农户人均1604万元新台币的3/4，而且农业净收入占农户所得的比例一直在减少。农民收入长期低于非农行业，使农民从事农业生产的积极性大大下降，难以安心务农。
纵观台湾的经济发展，可说是农民的利益被牺牲。由于台湾中南部地区主要为农业地区，国民党的这种政策当然会引起南部民众的不满。特别是国民党当局在“###复国”的“过客心态”下，侧重于对国民党党政高层聚集地的台湾北部进行建设，而使台湾南北的发展有较大差异。台湾南北两个重镇台北市和高雄市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差异甚大，可以作为南北不平衡发展的典型。
国民党创造了台湾“经济奇迹”——加工出口区由于国民党当局将经济财源与发展重点放在以台北市为中心的北部地区，台北市的财政分配高出高雄市数倍之多；台北市高等教育占了整个台湾的60％以上，而南部高校甚少，尤其是第二大都市高雄市到目前也没有几家知名大学，医疗卫生机构也有类似的差距。特别是以台北市为主的北部都会区，拥有较多的政治与经济资源，也享有较好的生活品质；而以工业起家的高雄市，长期被水质、空气品质不佳所困扰。这种政策的倾斜，引起南部民众对台湾当局的不满与南北矛盾的出现。国民党执政后期也试图改变这种状况，实现南北均衡发展，但效果不明显。这种政策与矛盾，在民进党选举策略与民粹主义的激化下不断加深，南北民众内心的对抗情绪上升。因此，高雄人常认为自己是“二等公民”，有永远追不上台北的失落感。因此，南部地区长期以来有一种反国民党的情绪，也因此成为反对党——民进党长期进行反对运动的大本营。南部地区选民的投票动向成为民进党在2000年与2004年台湾地区领导人选举中战胜泛蓝阵营的关键因素之一。
电子书 分享网站
蒋经国“新政”（1）
世界进入上世纪70年代，自二战结束以来维持20余年的世界冷战格局，已经处于大变革的前夜。台湾当局也陷入危机之中。
论两岸关系，两岸隔绝20余年的现实，民众已不能容忍，迫切希望当局放弃封锁海峡政策。论岛内政局，“戒严令”下人民的权利所剩无几，在政治专制化、政权一党化、军队政党化、社会警察化的状况下，以“保钓运动”为标志的群众参政议政开始兴起，尤其是党外势力已经开始联合起来向执政当局发起新的冲击。论经济状况，到60年代末和70年代初台湾工业化迅速发展，新的经济基础的出现，必然会带来对国民党专制和蒋介石独裁为蒋介石病中在含饴弄孙核心的上层建筑和生产关系的变革，政治多元化成为新的追求目标。论对外关系，随着中美关系解冻和中国第二波建交高潮的到来，“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已经被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所接受，台湾当局的“国际空间”越来越小，压力越来越大。
在两岸关系、政局、经济和“外交”等四大压力之外，对蒋介石来说极不吉利的是，他自己的身体一再亮起红灯。因而，他本人和台湾当局面临着更为艰难的局面。
1972年3月，选举第五届“总统”的“第一届国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召开。当时以“副总统”身份兼任“行政院长”的严家淦向蒋介石提出辞去“行政院长”一职，并推荐蒋经国接任。5月22日，中国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正式通过“总裁交议案”，提名蒋经国为“行政院长”。至此，蒋经国出任“行政院长”的程序已全部完成。6月1日，新“院长”蒋经国正式上任。
事到如今，蒋介石的主要政治安排已经完成，他的生命火花正在熄灭。蒋介石晚年的身体状况在75岁以前还是不错的，主要疾病是慢性前列腺炎。1972年6、7月间，慢性前列腺炎复发，又患上感冒，期间又与一位在公路上横冲直撞的将领座车相撞，连惊带吓加剧了病情，到8月22日转为肺炎，一些老年性疾病纷至沓来。1974年8月间，国民党当局开始透露蒋介石的病情。1975年3月26日，蒋介石自知来日不多，口授了“遗嘱”。4月5日晚11时50分，蒋介石走完了人生之路，终年89岁。蒋介石的一生说明，任何一个执政者，得道多助，失道寡助；得人心者兴，失人心者衰。蒋介石走完人生旅途，标志着国民党“蒋介石时期”的结束，国民党即将进入一个新的时期。
蒋介石的去世，为蒋经国直接出掌党政军经统治大权提供了条件。4月28日，蒋介石的丧期一过，国民党第十届中央委员会召开临时全会，会议修改《国民党党章》，把党的领导体制由“总裁制”改为“主席制”，“总裁”之称永远留给蒋介石，选举蒋经国为中国国民党主席。为避免影响“宪法”程序，蒋介石留下的“总统”一职则由“副总统”严家淦“递补”。1978年1月7日，国民党中央召开中常会，出席会议的中常委一致同意严家淦的辞职请求，提名蒋经国为下一届“总统候选人”。2月19日，“国民大会第一届第六次会议”在台北召开。在21日进行的选举中，蒋经国在1193名“国民大会代表”中获票1184张而当选，得票率超过99％。5月20日，蒋经国宣誓就职。至此，蒋经国完成全面接班，成为蒋家王朝的第二代、也是末代传人。蒋经国的接班成功，使得国民党政权进入一个新的时期。
面对社会议政热潮，国民党当局为了维持统治和改善形象，喊出“革新保台”的口号，开始启动“政治革新”，蒋经国推出“新政”。蒋经国开始接班蒋经国刮起的“政治革新旋风”，最先体现在他这位新任“行政院长”所征召的“阁僚”人选上。他挑选的人选很多出乎台湾政坛和舆论界的意料之外，可以说此届“内阁”是台湾当局历次“内阁”中人事变动最大的一次。蒋经国大刀阔斧地进行人事改革和调整，启用大量新人和中青年，顺利解决上层官员老化问题。这批被蒋经国起用的以“青年才俊”、“理想人选”的中壮年接班群体，大部分为技术官僚、专家，在主持经济转型和实施政治改革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第二项内容是减少省籍矛盾的负面影响。台湾存在省籍矛盾，是特殊历史条件下的产物。一是岛民心理，极易有被冷落的感觉；二是移民背景，容易有反抗的心理；三是历史因素，在日本殖民统治下50年的不平等生活经历；四是政治因素，国民党严重侵犯台湾同胞的权利。蒋经国看到了省籍矛盾的严重性和带来的危害，把重用台籍人士、开始国民党政权“本土化”，作为“革新保台”的一个重要内容。蒋经国重用台籍人士，在统治和用人方式上的突破，标志着国民党政权开始由大陆籍官僚资产阶级为主转为与台湾大资产阶级联合专政。在国民党发展史上和台湾地区的政治演变史上，国民党政权“本土化”具有特殊的意义，国民党在台湾地区的统治开始一个新的阶段。
第三项内容是清除“官场歪风”。蒋经国认为台湾官场流行“口是心非的虚伪作风，假公济私的自私作风，高高在上的命令作风，瞒上欺下的小人作风，各自为政的本位作风，利用特权的违法作风，贪图享受的败坏作风”。提出“各级政府均应停止建筑办公房舍、各种公共工程不举行任何典礼仪式、到海外考察必须是具有专业知识的官员、官员下去视察必须轻车简从、禁止公款吃请、行政官员不得进出娱乐场所、提高办公效率”等“十项革新要求”、“八点政治和社会革新计划”、“行政机关推行四大公开实施纲领”等方案，设置“贪污及经济犯罪防治中心”，查处“行政院政务委员”兼“中央银行总裁”徐柏园、“行政院研究发展考核委员会副主任委员”王正谊、“高雄市市长”杨金虎等重大贪污案。
蒋经国“新政”（2）
确切地说，蒋经国的“新政”并非坏事，但在陋习太深的台湾政坛，弊政难以根除，致使行政革新的动机与效果相差太大。
与蒋经国“新政”同时相伴的是社会议政运动的兴起。岛内社会议政运动兴起的一个重要原因是“钓鱼岛事件”。1971年6月17日，美国私下把中国领土——共有8个小岛组成、面积为63平方公里的钓鱼岛归还日本。这种赤裸裸的强盗行径，引起了海内外所有中国人的强烈反对。中国人民和政府强烈抗议这一无耻行径。台湾当局也让“外交部”出面，指出钓鱼岛属于中国。
台湾各高校学生组织了“保卫钓鱼岛委员会”，组织学生走上街头，举行示威抗议活动，向美国“大使”递交抗议书。在美国和海外的华人、留学生积极行动起来，组织“保钓委员会”，举行各种抗议活动，保卫祖国领土。
发生在岛内的这一场保钓运动，很快变为要求政治改革的群众运动。《大学》杂志在这过程中起到了号召和引路的作用，《大学》杂志的呼吁在大学校园首先得到响应，大学生走在民主运动的前列，在社会上刮起一股政治冲击波。1972年4月，国民党中央机关报《中央日报》连续6台湾人民掀起保钓爱国运动天连载《一个小市民的心声》长文，全面封杀民主运动。1973年2月17日又逮捕了台湾大学教师陈鼓应、王晓群情激愤的保钓爱国运动波及学生钱永祥、卢正邦等人，给他们定的罪名是在上年12月4日组织过“民族主义座谈会”，为大陆宣传统战。
一批以新生代为主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在高压下调整策略，重新投入民主改革运动，酝酿、发动第二次为社会政治改革造舆论的高潮。1975年8月，张俊宏任总编辑、黄信介为发行人、康宁祥为社长、姚嘉文为法律顾问的《台湾政论》创刊。他们顶住政治高压，以此为阵地展开批判国民党专制运动，很快在台北和全岛得到响应。不久，台湾当局见《台湾政论》发表的直接点名批评蒋经国、要求解除“戒严”的呼吁，立即下手。当局的结论是《台湾政论》“煽动他人触犯内乱罪，情节严重”，杂志被查封。这种政治上的对立，对党外运动起到刺激和推动的作用，特别是许多社会议政积极分子成为党外运动的骨干。
蒋经国“政治新政”的另一重要标志就是允许“党外势力”的存在。党外势力是在台湾特定政治条件下产生的政治势力，在过去长达20余年的过程中，一直是处于有活动无组织、有声音无力量的状态。
国民党到台湾后的首次岛内选举，是1950年7月开始举行的县市议员选举。以后又开放了县市长选举、省市议员选举，此外还有乡镇长选举、乡镇市民代表选举、村里长选举。从1972年起即实行“增额立法委员”等“增额中央民意代表”选举。
“增额中央民意代表”选举，与“保钓运动”开始的舆论部分开放一起，为“党外人士”的崛起、议政，提供了一个极好的机会和舞台。台湾的###，自70年代中期起被称为“党外势力”。它的出现，对国民党的一党专制不断产生重大冲击。
由于国民党的高压政策及地方性选举的有限活动范围，###在国民党到台湾后的前20年间，一直没有形成像样的政治集团。在热闹一时的《自由中国》和“雷震事件”时期，台湾政坛形成的一股反对派势力，成为党外势力的早期代表。主要人物除雷震、胡适之外，还有李万居、吴三连、高玉树、李源栈、郭国基、郭雨新等台籍人士。
60年代末至70年代中期，作为台湾第二代党外势力的代表人物有康宁祥、黄信介等人，在“立法院”有“变相终身立法委员”费希平等。他们的主要活动，是参加新的全岛性“中央民意代表”选举。他们的主要贡献，是完成了党外运动的新老过渡，即以日本投降后由南京政府派到台湾接收的台籍人士李万居、郭国基、郭雨新等为代表的、国民党政权去台后的第一代###，向以民进党活跃人物为代表的第三代党外势力之间的过渡。这种过渡，不仅表现在中心人物的不同上，也表现在斗争形式、指导思想、理论基础等各方面。
70年代以后的第三代以新生代为主的党外势力开始出现在岛内政治舞台。他们的主要代表人物是许信良、江鹏坚、姚嘉文、施明德、###、谢长廷、张俊雄、张俊宏以及游锡堃、苏贞昌、陈定南、卢修一等。
第二、三代党外势力的工作重心，是通过扩大参选范围，把竞选场合当成揭露、批判国民党的主要战场，把助选活动当成扩大党外影响和发展党外实力的机会，把获选的席位作为打击国民党最有力的武器，并开始把竞选提高到与国民党争夺领导权斗争的高度。
“中坜事件”的爆发（1）
“中坜事件”发生在1977年11月19日。起因是国民党故伎重演，在选举中不择手段挤垮党外候选人。
当年的桃园县县长选举的候选人有二人：一位是国民党籍候选人“司法行政部调查局”的官员欧宪瑜，一位是党外活跃分子许信良。许信良的参选行动得到了党外的喝彩，在当时颇有名气的党外人士张德铭、黄玉娇、吕秀莲等人利用各自的势力为其助选，林正杰、许国泰、林清松、邱垂贞等活跃分子也为其活动。
欧宪瑜，桃园县人，父亲是本县的警察，本人是县政府社会科科长兼“司法行政部调查局”的桃园情报站站长，深受当地国民党党部和省党部的信任。这位出身于臭名昭著的特工部门的候选人，且不论人品如何，他的政治背景就会失去大量选票。
双方势不两立，剑拔弩张。选情对国民党一方不利。道理很简单，与国民党当局对着干已成为当时台湾不少民众的爱好，当局说好的民众偏不说好，对国民党的仇视当然转移到国民党籍候选人身上。国民党籍候选人想赢，民众偏要让你输。
11月19日，星期六。正逢五项地方选举（省议员、台北市议员、县市长、县市议员、乡镇长），需要选出1318个职位，不同层次、竞选席位众多的选举一起举办，更增加了选举的复杂性。
清晨，中坜国民小学校长兼投票所监察主任范姜新林，来到设在本小学的213号投票所，监督投票。上午10时30分，77岁的钟顺玉和71岁的夫人邱涂菊，因为视力不好，正在商量如何圈选，此时不该进入选民圈票区的范姜新林来了。范姜新林拿过两位老人的选票，看了看后说是废票。此时，党外派来的捉“鬼”好手邱玉汀则跟随而来，称范姜新林故意把油泥抹在选票上，以造成选票作废。事后，桃园选举监察小组的调查结果显示，确是因为这两位老人把自己的私章盖在选票上而成为废票。
此事引起群众强烈不满，长久被压抑的愤怒情绪一经发作，就难以收拾和控制。下午4时，愤怒的群众、赶来支持的大学生和围观者已把警察局团团围住。晚７时，情绪激昂的群众冲进警察局院内，8辆警车、60辆摩托车被点燃。更有一些人跑到隔壁消防局，从消防车上取出汽油，浇向中坜警察分局楼下的派出所，放火烧房子。部分民众冲上二楼的指挥中心，警察从后门撤退。10时，军队开进现场，群众继续对峙。到次日凌晨，在当局宣布范姜新林已送交法办、许信良已以超过欧宪瑜8万票当选的消息后，人们才在一种满足心理下自然散去。
事件平息后，蒋经国数次发出指示，在以后提名候选人时，要注意考察学历高，让劣迹少、名声好的党员出场，同时注意修正竞选方式，以增加取胜的根本条件和改善国民党的参选形象。为完成这一转变，蒋经国同意“中央党部组工会主任委员”李焕辞职，改组负责国民党选举事务的最高党务部门——“中央组工会”。
“中坜事件”，引起党外势力对今后斗争方式的思考，出现两种不同的方针。一是温和派，认为应该以合法斗争为主要手段，应当慎用中坜式的“街头斗争”手段。温和派以康宁祥、张德铭、黄煌雄为代表。一是激进派，认为“中坜事件”显示了群众的力量和民心可用，国民党方面已不可能在当今的条件下大规模地镇压群众运动，所以今后应把“街头斗争”作为与国民党斗争的主要手段。激进派以黄信介、许信良、余登发、张俊宏为代表。这是党外运动第一次出现重大斗争路线分裂，康宁祥系以后逐渐成为党外势力中的非主流派。
在1977年的五项选举中，党外人士取得了不小的胜利，一举夺得30％的选票。其中20个县市长席位中夺得4席、77个“省议员”席位夺得21席，51个台北市议员席位夺得6席。以后党外势力在较长的时期内始终保持“30％的选票防线”。在以上选举中，要数许信良当选为桃园县县长、张俊宏和林义雄当选为“省议员”，三人不同凡响，这是第三代党外势力的主要代表人物开始进入选举圈，并第一次取得数人同时当选的胜利。更主要的是，他们作为中青年知识分子当选和在任内的高层次问政议政，对于党外运动的发展有着关键性的影响，激发了更多的青年知识分子和中产阶级参政议政热情。1978年以后，台湾开始的知识分子和中产阶级参政热就是在这一背景下发生的。
被视为“台湾政治气候的转变关键”的1977年地方选举的胜利，以及“中坜抗议”的成功，极大鼓舞了党外势力。为迎接1978年底进行的“中央民意代表选举”，党外方面挟上年公职人员选举获胜的余威，乘“中坜事件”以后高涨的群众情绪，以新的姿态全面投入新的选战。
此次选举，共有78个“增额国民大会代表”席位、97个“增额立法委员”席位、32个“增额监察委员”席位让各界人士竞争。党外势力颇有信心，意在夺取更多的席位。他们破天荒地成立了全岛性的“党外人士助选团”，全面统筹安排参选、助选事项，以组成最能吸引选民的竞选阵容，排出最能吸引选民的助选活动，对付不同选区的国民党籍候选人。
1978年11月18日，还未正式成立的助选团公布了党外的《12项共同政见》，主要内容如下：“中央民意代表”全面改选、“省市长”直接民选、“军队国家化”、“司法独立化”、思想学术超然化、禁止党派党工控制学校、言论出版自由化、参政自由化、旅行自由化；解除“戒严令”；大赦###、反对对出狱###及其家族的法律、经济和社会歧视等，可以说是集历年来党外势力提出的政治主张之大成。
“中坜事件”的爆发（2）
11月24日，台湾“党外人士助选团”正式成立。康宁祥出任主席，黄信介、余登发为总联络人，由施明德任执行秘书兼发言人。在“助选团”的总策划下，党外候选人发动了凌厉的文宣攻势。
正当台湾“党外人士助选团”闹得热火朝天、志在必得之际，接连出现几件与“助选团”有关的大事，给“助选团”的活动压来片片乌云。
“中山堂事件”。12月5日，“党外人士助选团”在台北中山堂召开大型座谈会，由黄信介、姚嘉文、黄玉娇主持，由康宁祥、张俊宏做专题讲演。会中唱“国歌”时，司仪别有用心地提议，将歌词中的“三民主义，吾党所宗”，改为“三民主义，吾民所宗”，引起前来观阵的国�
快捷操作: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 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 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温馨提示： 温看小说的同时发表评论，说出自己的看法和其它小伙伴们分享也不错哦！发表书评还可以获得积分和经验奖励，认真写原创书评 被采纳为精评可以获得大量金币、积分和经验奖励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