剑桥美国经济史-第2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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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政府更多地干预经济，尤其是支持对经济进行管制。进步主义的这两个主要分支共同推动了联邦铁路管制的发展，使得《克莱顿反托拉斯法》得以通过（1914），建立了联邦储备体系（1913）。这两个分支，或者新自由主义也共同塑造了美国的国防方针。尽管美国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目的可能是保护美国人在欧洲的经济利益，但在伍德罗·威尔逊和他最狂热的支持者眼里，美国参战也是“民主—中央集权”的体现——表明了代表整个工业化世界的民主现代国家的一次集体动员。
　　但是，民主—中央集权制和自由资本主义在税收计划方面达成一致的过程要缓慢得多；直到20世纪20年代二者才结合到一起。结果是，联邦所得税的改革进展缓慢，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给民主—中央集权制提供了一个占上风的机会。早期的民主党领导人主要关注关税改革，而且与共和党人相比，民主党更偏向于小政府，在开征新税种方面也很保守，即使新税种比关税更为公平。共和党领导人更偏向于继续依靠关税或者是采用全国销售税。但是，对所得税的普遍支持逐渐增长，来自两党的国会领导人最终在1909年联合起来，希望各州讨论第十六修正案。到1913年各州才批准了这一修正案，其中1912年的总统选举在关键时期起到了推动作用，在选举期间，公众普遍支持出台反对垄断权力的联邦政策，政府热情空前高涨。

19世纪的背景（3）
尽管公众越来越支持征收所得税，但在威尔逊当选总统后并没有在所得税方面采取多少措施。政府内部基本上没有人相信该种税收将成为主要的、支配性的财政收入来源。即使是所得税的支持者也不能确定所得税将发挥多大的作用。1913年的《安德伍德关税法》（Underwood　Tariff　Act）对个人和公司收入都设定了1％的“名义”所得税税率，而且把美国所有的中产阶级都排除在所得税应纳税人员之外。其间，关税仍然是财政收入的主要源泉——而且由于威尔逊政府削减了税率从而使关税成为更重要的一个源泉。
　　第一次世界大战时，冠以“进步主义”之名的各种改革运动使得美国所有级别的政府都扩大了它们的财政范围。在联邦一级，增长最大的一项是陆军和海军的预算；扩大管制行为方面的财政支出是非常有限的。但是，最显著的财政变化发生在地方一级政府。在20世纪头10年，城市化进程加速了，大城市的基础设施投资增加了：运输系统、供水系统、排水系统、公园、学校、医院等。州政府也面临着开辟新的财政来源的要求。从20世纪的头10年开始，州政府加强了对各州经济的管制，尤其是对工作条件的管制，扩大了各州的社会投资。州政府在高等教育方面增加投资，开始帮助学校和公路建设筹资。
　　州和地方政府逐渐加大的财政压力促使它们对普通财产税这一多数州的财政收入体系的核心进行改革。它们并没抛弃财产税这一税收工具，而试图使之更为有效地应用于对不动产的资本化中，这些不动产产生于19世纪80年代，并在20世纪头20年中迅速增长。为了使财产估价过程更为有效，政府逐渐放弃了普通财产税的观念。一方面，某些财产类别——特别是个人财产或者无形财产——被排除在征税范围之外。另一方面，根据估价的难度对财产进行了分类，并确定了不同的税率。许多州还积极改进了估价程序。许多州试图使不动产的价值评估更为一致。各州通常都成立了税收委员会和平等委员会，这些委员会由税收专家组成，赋予它们超越当地估价程序的权力，委员会可以任命估价员，政府责令委员会确保以不动产的市场价值对其进行统一的估价。同时，大多数州政府开始了税收来源多元化的运动。换言之，就是自己开始取消财产税这一税种。它们之所以要这样做，是因为那些总是控制着估价过程的地方政府低估了财产价值，减少了州政府的税收收入。税收来源多元化运动在20世纪20年代收到了明显的效果。
　　第一次危机：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1916—1921）
　　在收入再分配政治学这一背景下，第一次世界大战的资金需求导致了另一种税收体制的产生。这一新的税收体系是政府在战争中采取的一个最重要的措施。这个过程始于1916年，威尔逊总统和财政部长威廉·G·麦卡杜（William　）做出了战争筹资史上最重要的一个决定——也许也是20世纪筹资史上最重要的一个决定。他们选择了与一群民主党内的反对派合作来安排战时筹资。这些民主党人不仅坚决反对加强军备，也都怀有支持高累进税税制的社会公正理想。在北卡罗来纳州国会议员兼众议院筹款委员会（House　Ways　and　Means　mittee）主席克劳德·基钦（Claude　Kitchin）的领导下，民主党内的反对派希望打击财富的集中、特权和公共腐败。这个集团有足够的力量坚持认为，如果要加强军备以及稍后要参战的话，必须以他们所认同的方式来筹资。基于早期共和党人的人道主义理想，反对者和威尔逊总统都赞同把税收当做实现社会公正的重要手段。再分配性质的税收计划成为了威尔逊政府在社会主义和正统的资本主义之间寻求平衡的一个重要因素。
　　战争给民主党的累进论者提供了一个机会，使他们能够把战时关于税收的争论集中到现代美国最基本、最敏感的经济问题上来：公司利润应该在社会中占有一个什么样的地位？更特殊地说，这个问题就变成：如果现代公司是生产力的核心动力的话，应该采取什么样的鼓励税收政策，如果它是经济掠夺者的话，又应该和能够采取什么样的税收政策以打击它。争论的结果是国家实行了一种新的税收体制：“敲富人的竹杠”（soak　the　rich）的所得税体系。　电子书　分享网站

19世纪的背景（4）
因而，在危机阶段，打一场现代战争的压力与打破公司特权的强烈要求是相吻合的，伍德罗·威尔逊和民主党人转向了共和党的财政政策。民主党人接受了共和党人所要求的税收政策，正像共和党人接受他们的关税政策一样，目的都是为了保持强有力的国家和经济的繁荣。但是民主党的新税收政策受到了与公司财富有关联的特权集团的攻击而不是支持。
　　补充到战时税收法案中去的民主党人的税收计划将经过实验的所得税转变为主要的联邦税收工具；这个计划引进了联邦遗产税；它第一次对公司利润和个人收入课以重税，但反对将所得税扩大到更广的范围内——也就是说没有扩大到对工资和薪金征税；最后，这个计划采纳了对公司“超额利润”征税的观念，而且在所有的参战国中，美国是唯一把超额利润税作为战时筹资核心手段的国家。
　　这种所得税——对超过“正常”收益率的所有商业利润征收累进税——激怒了公司领导人。再分配性质的税收与战时得到加强的财政部（包括美国国税局的前身国内税收局）对美国的公司构成了战略性的、长期的威胁。大型公司的上层人员受到的威胁最为严重，他们认为他们的金融自主性受到了威胁。此外，强有力的新税收体系也对联邦政府构成了前所未有的严重威胁——联邦政府现在显然是处于平等主义势力的控制之下。事实上，战时筹资问题是激化公司对威尔逊政府的敌对情绪的最主要因素。这一税收计划导致了民主—中央集权制的倡导者、“敲富人的竹杠”的税收体系的支持者与公司领导人在此后的20多年中一直处于尖锐的冲突之中。
　　尽管商业信心受到了损害，但威尔逊政府和国会的民主党领导人还是对在不伤害国家基本经济结构的情况下推行的激进税收计划充满信心。他们的信心在一定程度上来自于战时财政政策的其他四个重要因素。
　　第一个因素是为了减少通货膨胀压力而最低限度地使用借款来筹集战争资金。美国参战之前，威尔逊和麦卡杜运用1916年的《税收法》，在根本没有借款的情况下筹集资金备战。美国参战后，他们决定将战时借款限制在战争开支的一半以下。1917年6月，在第一次自由公债取得成功以及估计的战争成本大大增加之后，他们放松了对借款的限制，而且在1918年将借款提高到了战争开支的2/3。但这一借款水平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参战国中还是最低的。由于有税收政策作为后盾，威尔逊政府拒绝了包括最有实力的银行家在内的商业团体的建议，这些人从传统观念出发，认为他们对于管理公债负有主要责任，他们同时欢迎更大规模的战时借款。
　　第二，威尔逊政府以低于相对无风险投资收益率的利率发行长期债券，这些债券的利率甚至将联邦债券持有人的税收利益考虑在内。这一决定与商业团体和职业经济学家的建议背道而驰，他们几乎一致地建议以相当高的利率发行债券。威尔逊政府没有采纳这种不顾及未来，尤其是不顾及战后联邦政府利息负担的建议。威尔逊和麦卡杜设计的低利率和有限借款的政策避免了富人购买大多数债券并以此挟制联邦政府的情况，这种情况在美国内战后就曾发生过。麦卡杜部长宣称：“在一个民主国家，不允许任何单个阶级挽救或者把持国家。”
　　第三，威尔逊政府采用“中央集权的”或者行政措施将资本用于战争，通过这种方式终结了市场在战争筹资中的主导作用。纽约联邦储备银行的负责人本杰明·斯特朗（Benjamin　Strong）将财政部面临的选择描述为在两个学派之间进行选择，一个学派“相信经济能够而且应该被加强，并且通过设定较高的利率水平来避免通货膨胀”；另一个学派相信“必须通过某种配给制来强化经济，或者通过消费税，或者通过其他比高利率更科学、更直接、更公平的方法来强化”。财政部采纳了后者的计划：以低利率借入资本，然后发展新的政府机制保证美国经济在战后有足够的资本。
　　作为这一项政策的一个组成部分，麦卡杜部长想努力控制国家资本市场。当他开始关心铁路和其他公用事业在战时融资扩张中碰到的困难之后，从1917年末起，麦卡杜提出了集中控制的建议，结果是成立了隶属于联邦储备委员会的资本发行委员会，创立了战争金融公司，联邦政府接管了国家铁路系统，他本人也被任命为铁路局长。他站在非财政部长的角度上要求威尔逊总统、内阁的其他成员和国会加强联邦政府对价格和资本配置的控制，通过比战时产业委员会更为强有力的工具来协调和集中战时的所有权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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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威尔逊政府最大限度地向美国的中产阶级销售债券。这是以保持低利率的愿望、减少政府对富人的依赖以及为有问题的产业增加可利用的资本等方面的相互关联为基础的。对于纳税的美国中产阶级，威尔逊政府试图说服他们改变他们的经济行为：减少消费，增加储蓄，成为国家的债权人。他希望在战争结束后，债券持有人——也就是广大中产阶级公民——从对公司和富有的美国人那里征缴的税收中得到本息偿付。
　　直接向美国的中产阶级销售数十亿美元的高价债券需要有比世界上任何地方更大的促销活动相配合。威尔逊政府在很大程度上通过试错设计并实验了大量国家控制的、全国性的销售技术，其中包括对国民收入和储蓄的熟练分析。虽然麦卡杜通过新的联邦储备体系进行融资而改变财政部的目标非常重要，但他在将私人储蓄转化为债券方面的努力显得更具意义。在四次自由公债贷款过程中，麦卡杜部长和财政部加深了联邦政府和国家对于资本市场的社会基础的认识。以系统性的调查为基础，借助现代通讯技术，财政部将它的贷款渗透到了中产阶级中——比美国内战时期或者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的欧洲政府更加深入。在第三次自由公债活动中（始于1918年4月），有至少一半的美国家庭认购了政府债券。借款刺激了自愿储蓄的极大增长，这正是麦卡杜和财政部所希望的。
　　虽然“资本化的爱国主义”——麦卡杜为他的计划所起的名称——在推动债券销售活动中传达了他的意图，但麦卡杜还是在倡导自利而非爱国主义。麦卡杜认为他自己从事的首先是一个经济教育计划。他主张的个人储蓄和克己是一种在长期内能最好的实现经济自利的行为。
　　民主—中央集权制的倡导者向财政部提出的激进计划的含义是深刻的；在战争期间这一计划的核心内容得以体现。征税和借款方面复杂而又雄心勃勃的计划要求大大地扩展财政部的行政能力。在战争期间，联邦储备体系作为财政部的一个机构履行职责。麦卡杜和负责“财政事务”的部长助理拉塞尔·C·莱芬韦尔（Russell　）与本杰明·斯特朗（纽约联邦储备银行主席）之间建立了牢固的关系，麦卡杜控制了联邦储备委员会的多数人，通过他们授权财政部对联邦储备体系进行控制。12个联邦储备银行在它们的管辖区域内调整了自由公债，联邦储备委员会和财政部为联邦担保的分期还款信贷采取了一些创新性措施。此外，财政部还把联邦储备体系当做全国范围内的商业信息的一个来源。财政部的另一个重要目标是国内税收局，这个机构的人员在1913—1920年间从4　000人增加到15　800人，而且按照兼具多种职能的方针进行了重组，清楚地划分了职责，理顺了行政管理系统。
　　在麦卡杜的领导下，财政部作为一个团队在工作中表现优异——这个团队在后来塑造了财政部有效率运行的特点。它们运用“商业式的”方法，体现出了知识的灵活性、企业家精神、雄心壮志以及制度的多样性。由于缺乏一个恰当的公务员体系，麦卡杜在财政部构造的模式被一位政治学家称为“非正式的专家政治”，或者是一个“松散的、融入了复杂的混合体中的政策、政治和行政人员组成的团体”。这是后来成为典型代表的美国“高级公务员体系”（higher　civil　service）这一独特形式的一个早期例子。比如，在这个新的官僚体制中，部长助理莱芬韦尔管理着财政部的所有事务，负责与国会进行协商，而且，作为纽约的克拉维斯和亨德森律师事务所（Cravath　&　Henderson）的前合伙人和债券专家，他还与商业社会中那些最有实力的部门建立了联系。国内税收局的委员丹尼尔·C·罗珀（Daniel　）是一个老练的联邦官员，与许多机构有深厚的友情，在民主党中也颇有影响。罗珀最重要的后盾是耶鲁大学的经济学家托马斯·S·亚当斯（Thomas　），他是首席税收顾问，是后来将原来法律中的行政过程与新法律中的形式结合起来的法律草案的起草者。货币监理署署长约翰·斯凯尔顿·威廉斯（John　Skelton　Williams）帮助麦卡杜与更为激进的、反对商业界的支持者保持着联系，这使麦卡杜与许多商业领袖们相比表现得似乎比较保守，行为也更易于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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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政部的团队后来有了相当程度的自治性，在威尔逊政府中成为了学习财政政策及其社会含义、解说财政问题和行政计划并鼓动支持这些计划的首要工具。麦卡杜利用财政部团体这一必要工具，建立并控制两大网络，它们分别将在联邦政府内部竞争的各个权力中心联系起来，也将政府和平民社会联系起来。因为麦卡杜已经组建了这样一个团体，他就可以设计和执行具有清晰社会目的的财政政策。在麦卡杜的领导下，避免了财政部被各州内部竞争的各权力中心或者独立于各州的集团所控制。财政部也避免了在威尔逊政府的动员活动中出现的许多混乱状况。
　　威尔逊的民主—中央集权制在商业界的反击下最终屈服了。1918年，当威尔逊总统准备制定一个税收倍增计划的时候，公司领导和共和党人找到了一个突破口。在一场强烈的反税收、反政府的运动中，共和党人赢得了对国会的控制，并于1920年在经济萧条中取得了总统选举的胜利。伍德罗·威尔逊的民主党没有完成亚伯拉罕·林肯的共和党所做的事——实现对联邦政府的长期控制，创造一种新的政党体制。
　　尽管在政治上失败了，但威尔逊政府表明，尽管各州看起来比较虚弱，但美国有能力打赢一场持久的、资本密集型的战争。这里的关键是民主的支持。在赢得支持和大规模地动员资源中，尤其重要的是累进的所得税以及通过销售债券而向美国人兜售“为民主而战”的信念。这两者在提高联邦政府的政治权威方面都是关键性的步骤——通过民主政治提高政府的能力，获得国防资源和战争费用。在下一次重大战争中，联邦政府将依靠销售债券的经验进一步尝试财政动员；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联邦政府也使用了麦卡杜和威尔逊的论调，说服美国中产阶级上缴覆盖面很大的所得税。强大的中央财政制度的发展与两次世界大战中美国最为有力的财政武器在民主上的合法性的培育是一致的。此外，在战争筹资过程中，麦卡杜和威尔逊在保持经济稳定以及相关的保持资本市场秩序、利用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工具建立各州对中央的责任制度方面，迈出了非常重要的一步。
　　20世纪20年代的巩固
　　认为联邦政府有控制权的共和政体在1921年击退了威尔逊时代的民主—中央集权制。更重要的是，在当时（1921—1933）的财政部长安德鲁·梅隆（Andrew　Mellon）的领导下，三个共和党的行政机构采用了一种新的金融战略：除了寻找调和阶级冲突的新方法之外，还要削减州的权力，保护投资体系。一方面，梅隆进一步攻击战时税收体系中最体现收入再分配效应的部分。他废止了超额利润税（1921），降低了个人所得税的累进幅度，制定了许多受到资本所有者欢迎的措施，比如资本收益特惠税。另一方面，梅隆保护了所得税，使其免受国家销售税的威胁。梅隆劝说公司和最富有的个人接受一定程度累进的所得税。梅隆告诉他们这种方法将表明他们的公民责任，而且也能缓和对资本的严重攻击。“敲富人的竹杠”这种声音尽管仍然存在，但却越来越少了，这种想法也为富人留下了可避税的漏洞，而且对公司的反对没有那么尖锐了。梅隆的策略也许可以看做对个人自利主义启蒙的追求，一种与伍德罗·威尔逊的民主—中央集权制相反的“公司自由主义”。
　　梅隆也试图将财政部转变为一个“无党派的”部门。梅隆的目标是继续保持由财政部长麦卡杜所确立的财政部在政府中的中心地位，但是要保证财政部发挥保守的作用。
　　梅隆的一个目标是通过巩固针对战时扩张的后继问题的计划来提高联邦政府的效率。他促成通过了1921年的《预算和会计法》，建立了第一个全国预算体系，并由财政部来管理。这一法案为准备一个广泛的预算（而不是简单地汇总和传达各部门要求的预算金额）建立了总统责任制，由财政部预算局协助总统进行预算准备，成立了总审计署（General　Accounting　Office）来指导联邦政府的独立审计。
　　无党派的财政部也意味着要驾驶政府这艘大船驶离激进的实验以及想将税收政策置于政治之上的理想主义这一险滩，这对梅隆来说就意味着阶级政治学。在1924年的《税收：人民的事务》（　Taxation：the　People's　Business）一书中，梅隆解释道：“税收的逆转决不会是政党和阶级政治学之间的足球比赛，而应该由那些对目标作了广泛细致的研究，准备提出最终被证明对国家最为有利的方针的人来制定。”梅隆的目的是把税收方面的工作更多地放在财政部，从而保护经济进步的主要动力——公司。为了将税收政策作为缓和阶级冲突和增强公司实力的工具，梅隆的财政部的工作是保留所得税作为联邦政府的重要收入工具，而不是在减少公司和富人的税收负担方面扩大所得税的影响范围。　txt小说上传分享

19世纪的背景（7）
梅隆保留了威尔逊税收计划中的许多内容，以表明他对“能者多付”原则所承担的义务。但同时，他在税收条例中订立了许多特权范围。于是，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迅速征收大量所得税所积累的效应以及梅隆在20世纪20年代对税法的迅速修订确立了未经经济效率检验的所得税体制。它在概念和定义上表现出的不一致一直困扰着那些追求税收经济中性的经济学家和改革者。
　　梅隆巩固所得税体系的一个结果是，间接税（主要是关税）在联邦政府总收入中的比重从1902年的大约75％下降到20世纪20年代的大约25％；其间，所得税收入不断增长，大约占到联邦政府总收入的50％。
　　梅隆的征税方法与“新时代”（New　Era，共和党对其当政的那个时期的称呼）的公司自由主义的其他方面是一致的。赫伯特·胡佛部长（1921—1928年间在位）领导的商务部在推进经济秩序和效率方面尤其积极。胡佛支持大企业之间的兼并活动，并积极地推动企业联合（associationalism）——一种同业公会形式，主要是在竞争激烈的产业中抑制规模相对较小的企业。胡佛也支持农业中政府赞助的公司营销活动。他的目的是不动用政府强制力而使小企业和农民对产品和价格有更大的控制力。同时，胡佛的商务部非正式地鼓励诸如国民经济研究局（National　Bureau　of　Economic　Research）、布鲁金斯研究院（the　Brookings　Institution）、国家产业协会（National　Industrial　Conference　Board）之类的私人机构对营销条件进行研究和分析，以便在企业面对不断变化的营销条件时为它们提供更好的信息。但是，政府对市场秩序的促进只限于美国国内。共和党政府仅仅把目光放在下面这些相互对立的目标上：追求贸易平衡（通过鼓励出口和高保护性关税的收益），敦促英国和法国迅速偿还战时的债务，以及迅速地回到金本位制度。
　　在联邦政府通过强化私人投资来实现国内经济的秩序时，州和地方政府的注意力主要放在公用事业的规模（如果还谈不上范围的话）的增长上。地方政府面临着提高福利水平的要求，同时又面临1920—1921年严重的经济萧条，而且在大部分农业和矿业部门中，整个20世纪20年代都是持续的萧条。另一方面，州政府面临的则是美国中产阶级对学校和公路的迅速增长的需求。作为对这些需求的反应，在整个20世纪20年代，州一级政府是美国扩张最为迅猛的政府部门。
　　对地方和州政府不断扩张的预期，加之20世纪20年代的萧条对财产税带来的压力，使得地方和州政府公共财政改革的力度比联邦政府更为猛烈。在20世纪20年代，州政府完成了普通财产税的改革，将财产税的征收范围缩小到不动产，而且把征税权大量地下放给地方政府。此外，州政府开辟了新的财政收入来源，这些来源一直到现在还适用：（1）销售税；（2）使用费（user　charges）；（3）特种税。1902年，州财政收入中约有53％来自财产税；到1927年，财产税收入大约只占23％了。在新税种中，销售税的增长最为迅速：它在州财政收入中的比例从1902年的18％提高到1913年的27％，到1932年达到了38％。
　　推动19世纪普通财产税发展的平等主义与20世纪20年代和30年代财产税改革的情况类似。比如，销售税的支持者相信，改革将有助于恢复随着普通财产税的减少而丧失的税收统一。他们认为，销售税将涉及个人财产，尤其是不断增长的个人耐用消费品。当州政府开始尝试征收销售税的时候，他们发现这种税对管理者来说是有效的，因为企业分担了征税成本，而且它是收入持续增加的来源。此外，公众对销售税的反映比较平静，这部分是因为单位商品的纳税金额比较小，部分是因为从水平比较来看，销售税是非常平等的，部分是因为许多人相信他们可以通过“节俭的”生活来避免这种税收。在20世纪20年代，当销售税开始执行、专家委员会开始研究销售税和其他税种对经济的影响的时候，政策制定者也渐渐确信，与财产税或者所得税相比，销售税对经济的负面影响更小。专家的结论是，销售税对储蓄和投资的直接影响并不大。
　　州政府开始征收使用费以满足建设公路系统对财政收入的巨大需求。州政府在建设公路系统上的投资在20世纪20年代迅速增加，使得农民、卡车司机、汽车俱乐部（代表客车车主）、纳税人协会（代表各种不动产所有者）和铁路部门之间就谁来支付公路建设费用问题展开了一场争论。这些争论在政治上的影响，加上20世纪20年代的农业萧条，加剧了农民对开征新税种的反对，使得政府采用了车辆登记和执照费、汽油税等一揽子措施，以在公路使用者之间分配公路建设成本。
　　州政府还对普通财产税未能包含的那些财产征收特种税。这些特种税包括了遗产税，对银行、公用事业（包括铁路资产）的广告税和保险公司征收的各种特种税，以及适度的所得税（modest　ine　tax）。到1930年，这些所得税——其中有些是累进的——大约占州财政收入的10％。
　　在20世纪20年代，地方、州和联邦政府在税收上确立了清楚的分工关系：（1）联邦政府主要征收所得税，因为这一税种体现平等，同时富有弹性。（2）州政府主要征收销售税，因为这一税种在征收上比较经济，政治上的反对也较小，也因为州政府在征收财产税和所得税方面受到某些限制。（3）地方政府主要征收不动产税，因为在税收体系中，这一税种在实践中是地方政府唯一可利用的一个，也因为地方官员认为他们需要对地方财政收入的这一重要来源进行控制。
　　

大萧条时代的危机（1）
美国严重的经济崩溃——大萧条——中断了新时代。它动摇了美国人对他们的经济体系的信心，也让许多人确信国家经济的缺陷是这种体系的根本性特征。无论如何，大萧条使美国人要求政府要对经济稳定负起更大的责任，要求联邦政府要对人民福利负起更大的责任，要保护人民的生命，使他们不遭受严重的危险，也要求政府重建更接近于民主—中央集权制思路的国家公共政策。
　　在国家的紧急局势面前，赫伯特·胡佛的共和党政府（1929—1933）首当其冲。用今天的标准来判断，胡佛在控制税率和联邦开支水平以刺激投资和减少失业方面是一个激进分子。实际上，胡佛将公司自由主义扩大到了积极的财政干预（fiscal　activism）的范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