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学大师如是说-第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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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把国民收入作为宏观经济学研究的中心问题。　　　

　　凯恩斯《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的中心是研究总就业量的决定因素，进而找出失业现象存在的原因，他认为总就业量和总产量之间的关系十分密切，而二者之间的密切关系正是现代宏观经济学的显著特点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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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2节：政府应当在经济领域有所作为（4）　　　　　　　　　

　　凯恩斯认为，要想实现充分就业，需要国民收入水平达到某一标准。在他看来，之前的理论的错误之处就在于它们把供给会自行创造需求作为假设前提。每当有人对萨伊法则提出疑问，认为过度的储蓄或者过度的消费可能会带来经济萧条的后果时，古典理论总是这样解释：储蓄的决策决定着投资的决策，利率的变动能够实现储蓄决策和投资决策之间的平衡。　　　

　　对这种观点，凯恩斯提出了相反的结论。他认为，是国民收入水平的变化影响着储蓄和投资之间的平衡，而不是利率。这就是凯恩斯的国民收入决定论。　　　

　　第三，有效需求不足理论。　　　

　　凯恩斯在《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中提出，有效需求决定总产量和总就业量，而且他用总供给与总需求函数来说明有效需求的决定作用。在他的经济理论中，总是利用总需求和总供给的均衡关系来说明国民收入的决定作用和其他一些宏观经济问题。　　　

　　凯恩斯采用了短期分析的方法，假定生产设备、资金、技术等条件是不变的，从而总供给是不变的，在此基础上对总需求决定国民收入进行分析，得出了总需求不足是导致失业的原因这个结论。　　　

　　有效需求取决于对消费商品和投资商品的需求，因此凯恩斯认为，引起有效需求不足的原因是消费商品的需求和投资消费的需求受三大心理规律作用的影响。这三大心理规律分别是边际消费倾向递减、投资预期收益率递减和流动性偏好。　　　

　　边际消费倾向递减，指消费的开支随着人们收入的增加而减慢速度。也就是说边际消费倾向小于1，即每增加一元国民收入所增加的消费金额小于一元。当消费的速度慢于国民收入增长的速度时，人们在对个人消费品的有效需求上就会出现不足的现象，而正是因为有效需求不足，国民收入水平就会降低。　　　

　　投资预期收益率递减，指的是人们预期投出去的钱，随着投资人的增加利润会减少，因此人们就会减少投资消费。　　　

　　流动性偏好，是指人们的消费倾向不固定，出于投机心理会把一部分钱留在手里。凯恩斯认为人们对货币的需要主要出于三方面的原因：交易的目的、预防的目的、投机的目的。假如利率下降，人们就会把钱用来投资，但是凯恩斯认为，一味依靠降低利息率来刺激投资并不能始终奏效，影响投资的因素很多。而投资减少会引起需求减少，从而导致国民收入水平下降。　　　

　　在经济理论的基础之上，凯恩斯提出了国家干预经济的政策主张，他主张政府应该通过调节需求来实现充分就业。在有效需求不足的情况下，政府应该扩大开支，增加货币供应，实行赤字预算来刺激国民经济活动，以增加国民收入，实现充分就业。　　　

　　在传统的经济理论和社会道德规范中，储蓄、节俭被认为是美德，而凯恩斯则认为消费是刺激经济的良策。凯恩斯还提出了通过物价上涨来刺激经济发展的观点。认为通过物价上涨使实际工资下降，比传统意义上降低名义工资的办法更有效。　　　

　　古典经济学家和新古典经济学家都赞同放任自流的经济政策，凯恩斯对此持反对态度，而且他还论证了国家直接干预经济的必要性，提出了一些比较具体的目标；凯恩斯这种以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为核心的思想后来发展成为整个宏观经济学的核心。　　　

　　凯恩斯经济政策最本质的地方，就是主张靠国家来调节经济，积极干预经济生活，加强国家垄断。凯恩斯指出，只有如此，才能够避免严重后果的出现。他表示：“要让消费倾向和投资引诱二者相互适应，故政府机能必须扩大，这从19世纪的政论家来看或者从当代的美国理财家来看，恐怕要认为是对个人主义的大大侵犯。但是，我为之辩护，认为这是惟一切实可行的方法，可以避免现行经济形态的一切毁灭；又是必要条件，可以让私人策动力有适当发挥。”　　　

　　书外人语　　　

　　“20世纪最伟大的经济学家”这一称号属于凯恩斯。《泰晤士报》在凯恩斯去世时发表的讣告这样描述道：如果要找到一位同他的影响同样大的经济学家，我们就不得不追溯到亚当·斯密。在1998年的美国经济学会年会上，凯恩斯被评为20世纪“最有影响力”的经济学家（弗里德曼排名第二），这足以说明凯恩斯的伟大。有人将经济学家分成枢纽型、技术型和“另类”三种类型。枢纽型的经济学家在主流经济学的发展中起到中流砥柱的作用并有开创之功，引导着经济学话语的潮流、研究范围和研究范式，在经济学的发展历史中起着无与伦比的革命性作用，200多年来，只有亚当·斯密和凯恩斯堪称这样的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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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3节：政府应当在经济领域有所作为（5）　　　　　　　　　

　　凯恩斯所处的时代是一个经济学家辈出的时代，其他人则未免有“既生瑜，何生亮”之叹。熊彼特耗费6年写就的《经济周期》，因为写作风格传统，被人称为是“前凯恩斯主义”而束之高阁。有同样遭遇的也包括凯恩斯的“头号学术敌人”哈耶克，在伦敦经济学院哈耶克发起的货币争论中，凯恩斯对哈耶克的东西根本看不上眼，而更让哈耶克郁闷的是，20世纪30年代初，伦敦经济学院几乎所有人都是哈耶克的信徒，而到了30年代后期，他的听众却寥寥无几，因为那时几乎每个人都在阅读凯恩斯的作品。　　　

　　《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这本书为凯恩斯赢得了巨大的声誉，因为影响深远，他不仅被认为是现代宏观经济学的开山鼻祖，一些西方学者甚至将这本书对世界的重要性和达尔文的《物种起源》等同齐观。该书的出版，标志着凯恩斯完成了从传统的古典经济学理论向自己创立的新经济理论的过渡，同时也标志着凯恩斯经济学说已发展成一个独立的理论体系。他生前影响了英国的政策走向，他的经济理论促进了罗斯福的新政、开创了宏观经济学；他身后为世界留下了许多优秀的政策建议，他参与设计的几个国际组织至今仍发挥着重要影响，他的理论影响了20世纪后半叶经济学的发展。　　　

　　凯恩斯主义在西方世界风行了半个多世纪，不少资本主义国家政府曾奉若神明。在生产相对过剩的历史条件下，凯恩斯主义对于缓和资本主义国家生产与需求的矛盾，减轻经济危机的破坏程度以及对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西方国家经济的发展都起过一定的积极作用。但它没有也不可能解决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因此；国家对经济干预过多；过分强调刺激需求，税收负担重，政府开支大，规章制度繁琐，必然会影响资本家投资和生产经营的积极性。进入20世纪60年代以后；西方国家的经济陷入滞胀状态；凯恩斯主义的税收理论和政策失灵，受到西方经济学界货币学派、供给学派等的挑战。　　　

　　针对当下的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金融危机，西方各国普遍开展了对金融机构的救援行动。与此同时，对衍生产品、表外业务、金融创新加强监管成为全球金融世界的共识，并被公认为是未来金融市场稳定的必由之路。近一年来国际金融市场的发展表明，凯恩斯又回来了。正如斯基德尔斯基所说：“思想是不会很快随风飘去的。只要这个世界有需要，凯恩斯的思想就会一直存在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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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4节：创新是经济发展的根本动力（1）　　　　　　　　　

　　13　创新是经济发展的根本动力　　　

　　约瑟夫·阿罗斯·熊彼特创新主义经济学之父　　　

　　精彩语录　　　

　　商品经济是所有逻辑的母体。　　　

　　创新应当是企业家的主要特征，企业家不是投机商，也不是只知道赚钱、存钱的守财奴，而应该是一个大胆创新、敢于冒险、善于开拓的创造型人才。　　　

　　一个民族的精神风貌、文明程度、社会结构以及政策可能酿成的行为方式，都记录在它的财政史上。　　　

　　所有的时代都提供了令人发笑的事例；说明科学界是如何反对标新立异者的。　　　

　　创新就是创造性地破坏。　　　

　　（创新是指）企业家实行对生产要素的新的组合。　　　

　　资本主义开创了批判性思想的先河。这种思想在摧毁了许多种制度的道德权威后，最终走向了自身的反面。资产阶级惊奇地发现：理性主义态度并非只是终止了君主与教皇的政治统治，而是继续反对财产私有制和整个资本主义价值体系。　　　

　　资本主义，本质上是一种经济变革的形式与方法，它不仅从来不是静止不变的，而且也从来不可能静止不变。　　　

　　资产阶级社会是按照纯粹经济的模型塑造出来的：它的地基、梁和瞭望台完全是用经济学材料做成的。建筑物面向生活中的经济方面，奖励和惩罚是用金钱来衡量的。　　　

　　经济发展是从内部产生的这样一种变化，它以新的方式代替这种体系的均衡点，从而新的均衡点不能从旧的均衡点以许多无限小的步骤去达到。你不管把多大数量的驿路马车或邮车连续相加，也决不能因此获得一条铁路。　　　

　　尽管企业家天生可能就是发明家，就像他们可能是资本家一样。但他们之所以是发明家并不是由于他们职能的性质，而只是由于一种偶然的巧合。作为企业家的职能而要付诸实现的创新，也根本不一定必然是任何一种发明。　　　

　　我们所指的发展是一个特殊的现象，同我们在循环流转中或走向均衡的趋势中可以观察到的完全不同。它是流转渠道中的自发的和间断的变化，是对均衡的干扰，它永远在改变和替代以前存在的均衡状态。我们的发展理论，只不过是对这种现象和伴随它的过程的论述。　　　

　　在任何一个特定时间内能够充分地利用其可能性实现最佳效果的制度（任何制度，无论是经济制度还是其他制度）从长远的角度来看仍可能劣于一种任何特定的时间内都做不到这一点的制度，因为后者不能够这样做可能正是它长远表现的程度或速度的条件。　　　

　　大多数融汇智力或想象力的著作，经过短的不过饭后一小时、长的达到一个世纪的时间，就永远消失了。但有一些创作却不是这样。它们遭受几度隐没，复又重现，它们不是作为文化遗产中不可辨认的成分而重现，而是穿着自己的服装，带着人们能看到的、摸到的自己的痕迹而重现。这些创作，我们完全可以称之为伟大的创作——这个把伟大与生命力联结在一起的称谓不会不恰当。　　　

　　经典理论　　　

　　约瑟夫·阿罗斯·熊彼特是美籍奥地利人，被称为“创新主义经济学之父”。1901年至1906年，他在维也纳大学读书，受教于奥地利学派的主要代表维塞尔与庞巴维克，和米塞斯、包尔、希尔弗丁同是庞巴维克研讨课中的活跃分子。这段时间，熊彼特受到了良好的经济学熏陶，之后获得了法学博士学位。1908年，熊彼特出版了《理论经济学的本质与内容》。1909年，熊彼特担任奥地利捷尔诺维茨大学教授，于1912年发表了《经济发展理论》。　　　

　　《经济发展理论》是熊彼特的代表作之一。该书重点研究了经济发展的根本原因与其动态发展的过程。他把社会经济活动区分为两类：第一类是经济循环，第二类是经济发展。前者指的是简单再生产模式，熊彼特将它理解为静态的均衡理论。后者其实是指现代的经济成长，熊彼特将它理解为动态理论。若说循环理论是熊彼特理论分析的起点，那可以说发展理论是从这个起点推演而来的相对立的内容。　　　

　　在《经济发展理论》中，熊彼特指出，经济发展不是因为人口、欲望状态、经济和生产组织的变化这些被称为“生产扩张的外部因素”，企业家对生产要素的重新组合才是经济增长的基本动力，才是经济增长的内在因素。　　　

　　熊彼特指出，在本质上，经济变动向来不是静止的，而是由一个均衡的力量过渡到另外一个均衡的力量，打破了静态均衡状态，促进了经济的发展。这种力量即是创新。创新就是建立一种新的生产函数，也就是企业家实行对生产要素与生产条件的一种新组合。熊彼特将此种组合归结为如下五种情况：第一，采用一种新产品；第二，采用一种新生产方法；第三，开辟一个新市场；第四，掠取或者控制原材料抑或半成品的一种新的供应来源；第五，建立任何一种工业的新组织。他指出，“创新”是一个“内在因素”，“经济发展”也是“来自内部自身创造性的有关经济生活的一种变动”。以创新理论为基础，熊彼特阐述了他的经济周期理论，还以这个为基础分析了社会发展前途。熊彼特进行这一分析的理论前提是，创新是社会存在与发展的惟一动力，并以此作为他逻辑推论的起点。　　　

　　在现代经济学中，熊彼特的经济理论对经济增长论、经济发展理论以及经济发展阶段论都具有非常重要的影响。《经济发展理论》出版之后，曾经被译成英、意、法、日与西班牙等多种文字出版。　　　

　　1914年，熊彼特又发表了《学说史和方法史的诸阶段》。1913年到1914年，他到纽约的哥伦比亚大学进行访问，从事关于社会阶级的教学并被授予哥伦比亚大学名誉文学科学博士学位。1918年，熊彼特担任德国“社会化委员会”顾问，于1925年应邀赴德国担任波恩大学教授。因为受到国籍歧视，熊彼特在1932年离德赴美，在哈佛大学任教。1939年，熊彼特出版了《经济周期》，于1942年出版了《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与民主》。1954年，熊彼特出版了《经济分析史》，这部作品堪称西方经济学界的巨著。在美国的这段期间，他担任了“经济计量学会”的会长和美国经济学会会长，熊彼特是以非美国人的身分被选为美国经济学会会长的首位经济学者。1950年1月8日，熊彼特与世长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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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5节：创新是经济发展的根本动力（2）　　　　　　　　　

　　熊彼特是发展经济学的早期先驱者，他提出了创新理论，在西方经济学界引起了轰动。这一理论是熊彼特经济发展理论的核心，强调了创新与发明的区别。熊彼特指出，创新是一个经济概念，而发明则是非经济因素。对于一种新的发明而言，惟有当它被应用于经济活动时才成为创新。发明家也未必是创新者，惟有具备冒险精神，在经济活动中应用新发明的企业家才是创新者。　　　

　　在熊彼特看来，企业家是经济发展的主体，企业家的发明和创新是长期经济周期背后的驱动力，他们活动的动力来自对垄断利润或者超额利润的追逐。除了利润动机之外，经济发展最主要的动力就是“企业家精神”。他认为，因为企业家实行“创新”或者生产要素的“新组合”，企业的总收入便会超过总支出，此余额或者“剩余”就是企业家的利润，即创新活动的合理报酬。企业家除个人致富这个目的外，实行创新还有显示才能与渴求“成功的欲望”。　　　

　　熊彼特认为，企业家的这种欲望、“事业心”或者“荣誉”，是一种“战斗的冲动”，是一种非物质的精神力量，也就是所谓的“企业家精神”。正是在追求最大利润与精神满足这两个目的的驱使下，企业家才不断地进行“创新”，以此来推动经济的发展。　　　

　　在导入“创新”机制的过程当中，熊彼特深化了竞争的含义。在他看来，竞争不再只是传统经济学所关注的价格竞争和质量竞争，而是代表新产品、新技术、新原料和新工业组织形式的新企业和旧企业之间的竞争。竞争为经济生活带来了地震般的冲击，这样的冲击摧毁了旧形式的生存基础，形成了经济生活内部质的突破，最终革新了经济结构，实现了经济发展。　　　

　　熊彼特以自己的创新理论，分析了经济周期的形成与特点，成为一位最先研究经济周期的经济学家。他首次提出，在经济发展中，同时存在长、中、短三种周期性波动。第一个是短期周期，持续3～4年，因为经济学家约瑟夫·基钦最先发现这个周期，熊彼特将其称为“基钦周期”，这个周期是因为商业存货的变化而导致的。第二个周期是持续8～11年的中期波动，它关系到厂商投资于新厂房与设备的变化。克莱门特·朱格拉首先发现了这个周期，熊彼特将其称为“朱格拉周期”。最后一个周期就是长期波动，持续45～60年，熊彼特将它叫做“康德拉季耶夫周期”。　　　

　　在西方经济学界，熊彼特的周期理论，特别是“长波理论”具有非常深远的影响。他对“长波理论”的贡献是：第一，他对于“长波理论”的传播起了非常大的作用。熊彼特充分肯定了康德拉季耶夫的“长波理论”，确立了它在周期理论中的地位。第二，他是首位明确地以技术创新来解释长波起因的经济学家，对该理论以后的发展有着重大的影响。自上个世纪70年代后期起，随着西方国家经济形势恶化与凯恩斯主义的失灵，很多经济学家开始转而研究长波理论。在熊彼特理论的启示下，他们从各个不同的角度出发，强调了不同要素的重要性，提出各种各样的“长波理论”，形成了一个十分壮观的“长波学派”。　　　

　　熊彼特的经济发展理论有其独特的一面，这种独特性首先表现在基本概念的定义上。他指出，经济增长就是连续发生的经济事实的变动，它的意义就是每个单位时间的增多或者减少，都能被经济体系吸收而不会受到干扰。经济增长主要是一种数量上的变化，未产生质的飞跃，如同在自然数据中的变化一样。　　　

　　熊彼特指出，发展是一个动态过程，可以定义为执行新的组合，即创新。从这种意义上来说，发展主要是以不同的方式去使用现有资源，利用这些资源去做新事情，而不问它们是否增加。就其本质来说，经济发展在于对现存劳动力和土地的服务以不同的方式加以利用。　　　

　　熊彼特明确提出，创新是经济发展的根本动力，创新是增长的灵魂，创新是公司成长迅速的原因。特别是在今天，传统的工业时代向信息时代迈进，创新精神十足的小公司发展速度将超过传统的大公司，美国小企业局的统计表明，新公司创造的新产品比大企业多250％。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的一项研究认为，新公司每一美元研究与发展费用所获得的创新利润是大企业的4倍，新公司的创新成果进入市场平均是22年，而大企业是31年。　　　

　　书外人语　　　

　　1983年5月23日，为了纪念熊彼特诞生100周年，德鲁克在《福布斯》杂志上发表的题为《现代预言家：是熊彼特还是凯恩斯？》的文章中写道：“在某种方式上，凯恩斯和熊彼特重演了西方历史上最著名哲学家的对抗——才华横溢、精明机智、锋芒毕露的诡辩者巴门尼德，与动作迟缓、面貌丑陋却富有智慧的苏格拉底之间的柏拉图式的论辩。在两次大战期间，没人比凯恩斯更有才气、更精明，熊彼特则表现得平淡无奇——但他有智慧。聪明赢得一时，而智慧天长地久。”　　　

　　自从熊彼特明确提出创新是经济发展的根本动力以来，创新就成为经济学、管理学界最时髦的词汇，甚至被提高到关系民族兴衰存亡的高度。管理学大师德鲁克瞧不起几乎任何一位经济学家，却惟独佩服熊彼特。德鲁克写道：“熊彼特一开始就宣称，经济学的中心问题不是均衡而是结构性变化。熊彼特由此引出了关于创新者是经济学真正主题的著名原理。”熊彼特认为，“创新是创造性的破坏”。他坚信，只有当经济吸收了变化的结果，永远改变了它的结构时，经济才能发展，这种变化破坏旧的均衡，创造新的均衡条件。发展就是在新旧均衡之间发生的事件。德鲁克所著的《创新与企业家精神》在我国出版后曾风行一时，创新一词就更是时常挂在企业家和学者乃至政府官员的嘴边。但是，人们好像忽略了熊彼特创新的真正含义。　　　

　　熊彼特的创新是“创造性毁灭”。创新多种多样，想象空间无限。创新有好有坏，可以是福音，也可以是祸水。集权制度是20世纪重大的制度创新，结果带给人类不可估量的深重灾难；核技术是20世纪伟大的技术发现，却从此让人类永远笼罩在核战争的阴影下。制度创新可以激发无限的技术创新，也可能扼杀整个民族的创造力；技术创新可以整个改变人们的生活方式乃至政治经济制度，大大地提高人类的生活水平，但也可能会造成人类的重大灾难。　　　

　　创新可以鼓励，但不能强迫；可以支持，然而不能计划；也许会被轻易扼杀，却无法被轻易唤醒。一项新的技术、一个新的制度安排、一个伟大的商业创意，可以摧毁旧的企业、旧的产业、旧的既得利益和旧的特权阶级，这就是“创造性毁灭”的意义。一个社会要足够宽容、灵活、大气和稳定，才能够鼓励和保护制度创新与技术创新，才能够确保制度创新与技术创新促进持续的经济增长与发展，为人们带来幸福与安宁，而非动荡和灾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