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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学大师如是说-第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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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经济学是人们对“自然秩序”研究的一个成果,它介于科学和艺术之间,能够很好地把依据于证据的理性和来自于心灵的感受紧密结合起来,是一门非常有用又有趣的学问,一向被认为是社会科学的皇后。
经济学的重要性毋须赘言,经济学家的重要经济理论对社会的贡献也无需多说,正是他们的思想,让我们的社会进步更快,让人们的生活变得更好。可以说,他们的学术思想是滋养我们心智的甘露,是当代经济理论的根基。
但奇怪的是,很多人在生活中却感觉不到这些,认为经济学家的思想离自己的生活很远。
怎样让经济学大师的经济理念和思想精髓走入“寻常百姓家”,进入人们的日常经济生活?怎样让人们利用大师理念指导自己的经济行为并从中受益?这正是本书所要解答的问题。
本书尤其注重实用性,尽量将大师们的学术思想和经济理论与日常生活紧密结合起来,用最通俗易懂的语言,让读者学以致用,用这些名垂青史的大师的经济理论来指导自己的经济行为。
与市面上诸多经济学著作所不同的是,本书以灵活多样的新颖体例和生动有趣的语言,对人类经济思想发展中出现的著名经济学家的重要理论思想和观点进行了系统的介绍和论述。
本书主要分为三大板块,力图用最简洁的文字,将这些经济学大家的思想全方位、立体地展现给读者。这些板块分别是:精彩语录——该板块辑录了经济学大师流传甚广的经典言论。经典理论——该板块相对详细地介绍该经济学大师的重要学术思想,并附带简介该大师的成长历程、成就、荣誉和主要著作等情况。书外人语——该板块以旁观者的身份,或简略点评该大师的学术地位和思想;或侧重学以致用,告诉读者某个理论的现实应用方法;或深化大师思想,拓展应用范围,结合当今时代,启迪读者思维。
本书所辑录的经济学家,都是世界公认的大师级人物,是经济学历史上最权威的经济学家,如现代经济学之父亚当·斯密、宏观经济学奠基人凯恩斯、福利经济学之父庇古、剑桥学派创始人马歇尔、创新主义经济学之父熊彼特、博弈论之父诺依曼、美国制度学派的创始人凡勃伦,等等。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本书所选的经济学家有相当一部分都获得过诺贝尔经济学奖,这些人包括经济计量学之父丁伯根、现代管理经济学大师西蒙、现代经济增长理论之父索洛、国民经济统计之父斯通、现代公司金融理论大师米勒、新古典综合体系创立人萨缪尔森、欧元之父蒙代尔等。这些经济学大师的思想,不仅影响甚至决定着他们那个时代的经济走势,而且还在影响和决定着现在乃至未来的全球经济形势。他们的思想,是一座座丰富的宝藏,蕴藏着无穷无尽的智慧,是人类共同的财富。
在本书的编写过程中,得到了郑月辉、位守梅、孙立庆、李桂花、邱二芹、孟红娜、王波、李秀连、魏光云、朱改方、冉庆凯、张志彬、王小东、赵震凤、张志水、李孝玲、张怀香、郑灿同、单文元、张志于、刘丙海、郑灿玉、唐荣银、王元良、赵明红、马树法、王小萧、张正军、魏树翠、魏光胜等人的大力帮助,没有他们的艰辛努力,本书很难这么快面市,在此向他们表示感谢。
由于编者水平有限,加之时间仓促,书中偏颇和不当之处在所难免,恳请读者批评指正。
编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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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节:经济应让“看不见的手”来调节(1)
1 经济应让“看不见的手”来调节
亚当·斯密现代经济学之父
精彩语录
能力是分工的结果,而不是分工的原因。
如果一个社会的经济发展成果不能真正分流到大众手中,那么这在道义上将是不得人心并且有风险的,因为这注定会威胁到整个社会的稳定。
追求个人利益是人的本性。
消费是所有生产的惟一结果和目标,只有在保证消费者利益的前提下,才应该关注生产者的利益。
对每个人而言,只要他不触犯法律,都应该享有以自己的方式追求个人利益的自由。
每个人都不断地努力为他自己所能支配的资本找到最有利的用途。固然,他所考虑的不是社会的利益,而是他自身的利益,但他对自身利益的研究自然会或者毋宁说必然会引导他选定最有利于社会的用途。
垄断者,通过经常保持市场存货的不足……以远远高于正常的价格出售他们的产品,从而无论在工资还是在利润方面都提高他们的回报。
劳动生产力上最大的增进,以及运用劳动时所表现的更大的熟练程度、技巧和判断力,似乎都是分工的结果。
任何人都会向他人提议进行某种交易。每个提议都是这样的:把我想要得到的东西给我,你就会得到你想要的东西。我们正是以这种方式从他人那里得到自己所需要的更大的利益。
每个人都力图利用优质的资本,使其实现最大的价值。一般来说,他并不企图增进公共福利,也不知道他实际上所增进的公共福利是多少,他所追求的仅仅是他个人的利益和所得。但在他这样做的时候,有一只“看不见的手”在引导着他去帮助实现另一种目标,这种目标并非是他本意所要追求的东西。通过追逐个人利益;增加社会财富、增进社会利益,其效果比他真的想促成社会效益时所能够得到的那一种要更好。
还有谁比一个身体健康、没有债务和问心无愧的人更快乐?
我们的晚餐并非来自屠宰商、酿酒师和面包师的恩惠,而是来自他们对自身利益的关切。
包含着某些真理因素的谬误是最危险的。
在大多数人那里,财富主要用于炫耀。
劳动是财富的源泉。
除了乞丐,没有人愿意以他人的恩赐为生。
正是这种骗人的东西,激起人类的勤勉并且使其继续行动下去;正是这种东西,首先鼓励他们(即人类)耕种土地、建筑房屋、建立城市和国家,并且发明和改进科学与艺术,提高和装点人类生活,完全改变了地球的面貌,使自然界的原始森林变成景色宜人而且肥沃的平原,并使人迹不到和一片茫茫的海洋成为取得生计的新源泉,成为通达各国的康庄大道。
……引出上述许多利益的分工,原不是人类智慧的结果,尽管人类智慧预见到分工会产生普遍富裕并想利用它来实现普遍富裕。它是不以这个广大效用为目标的一种人类倾向所缓慢而逐渐造成的结果,这种倾向就是互通有无、物物交换、互相交易。
一个国家的国民每年的劳动,原本就是供给他们每年消费的所有生活必需品与便利品的来源。
一个到目前为止大部分成员都贫困潦倒的社会,不会是一个繁荣幸福的社会。
经典理论
素有“现代经济学之父”与“自由企业的守护神”之称的亚当·斯密,是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体系的奠基者和最伟大的代表,也是工场手工业与产业革命前夕集大成的经济学家,还是经济自由主义理论的主要创建者。
亚当·斯密一生都与自己的母亲相依为命,终身未娶。这可能与他的性格有关。平时的斯密是一个记性很差、对很多事都极度不上心的人,这或许是伟大人物过于专注某一事物的表现,不过显然也留下了不少趣事:斯密经常在舞会上看上美貌女子,可在舞后却每每忘记了对方的名字;斯密习惯于用自己的黄油面包泡茶,并奇怪为何茶水有奇异的味道;在参观鞣革厂的时候,他甚至跌进了鞣革坑中;在一次隆重的检阅中,面对15响礼炮和仪仗队,斯密本想答礼,却不知道为何拿着自己的手杖转了数圈;在签订自己的薪水合同时,他小心翼翼地模仿同事的笔迹签了他人的名字……
先来大致了解一下亚当·斯密的生平。1723年,亚当·斯密在苏格兰法夫郡的克科卡迪出生,他的父亲是一位律师,同时也担任苏格兰的军事法官和克科卡迪的海关监督,但是在亚当·斯密出生前几个月就去世了;他的母亲玛格丽特是法夫郡斯特拉森德利大地主约翰·道格拉斯的女儿。亚当·斯密的一生,大致可分为如下三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1723—1746年,这是亚当·斯密的求学阶段。最初,亚当·斯密在家乡苏格兰求学,14岁时,他考上了位于当时苏格兰工业中心的格拉斯哥大学,所学专业是数学与哲学,在完成了拉丁语、希腊语、数学和伦理学等课程后,于17岁转入了牛津大学。遗憾的是,在牛津大学,亚当·斯密并未获得良好的教育,惟一的收获是阅读了大量格拉斯哥大学没有的书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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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节:经济应让“看不见的手”来调节(2)
第二个阶段:1751—1778年,这是亚当·斯密事业发展的阶段。在1764年之前,亚当·斯密在格拉斯哥大学担任过逻辑学和道德哲学教授,而且负责学校行政事务,在1759年出版了《道德情操论》并获得学术界的极高评价。1764年,他辞去了大学教授一职,任布克莱公爵的私人教师,在这段时间,亚当·斯密结识了法国启蒙思想家伏尔泰、重农学派代表魁奈与杜尔阁等名流,这对其经济学说的形成有极大的影响。1767年,他辞去了私人教师一职,返回自己的家乡克科卡迪专心创作。1768…1773年完成了《国富论》,并用三年的时间来润饰此书,《国富论》在1776年3月出版,引起学术界的轰动,整个欧洲和美洲为之疯狂,这本书为斯密赢得了“现代经济学之父”和“自由企业的守护神”这两项荣誉称号。
第三个阶段:1778…1790年间,这是亚当·斯密的政治生涯阶段。在这个阶段,他与母亲定居在爱丁堡,1787年他被选为格拉斯哥大学荣誉校长,并在1787—1789年担任该校校长职位,同时担任苏格兰的海关和盐税专员。1790年7月17日,亚当·斯密与世长辞,享年67岁。
在亚当·斯密的一生中,他的母亲对他产生了非常重要的影响。因为父亲在他出生前就去世而母亲没有再婚,可以说,亚当·斯密是成长在一个单亲家庭里,这种特殊的家庭环境对他的成长带来了一定的影响,也使得亚当·斯密养成了非常古怪的个性。他的性格很内向,常常一个人自言自语,想事情也容易入神。此外,亚当·斯密在陌生的环境里发表文章或演说时,会因为害羞而口吃。最能体现他性格怪僻的举动就是,在临终前,他将自己所有的手稿都付之一炬。
怪僻的性格也让亚当·斯密拥有着与他人迥然不同的独特友谊,他一生最好的朋友是大卫·休谟。两人相距很远,但他们用持续的通信来保持联络,这份友谊坚固而伟大。在他们之间,曾发生过这样一件事,亚当·斯密在1773年初步完成《国富论》时,感觉到自己的身体状况已经开始衰退,他深怕自己历时9年的著作会因此而付之东流,于是就指定大卫·休谟为自己的遗稿管理人。在《国富论》刚刚出版两个月后,大卫·休谟就因病去世,而令人感慨的是,大卫·休谟在1776年制定的遗嘱中,也指定亚当·斯密为自己的遗稿管理人。通过这件事我们不难看出,这两位伟大人物之间不平凡的友谊。
亚当·斯密对经济学的主要贡献,是他首次提出了全面系统的经济学说,为该领域的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因此后世的经济学家们把《国富论》看做是现代政治经济学研究的起点。
亚当·斯密的《国富论》于1776年出版。这是一部举世公认的划时代的不朽著作,它的问世标志着政治经济学已经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
在西方经济学历史上,《国富论》是一部光辉的著作,是18世纪经济思想的巅峰。全书一共有五篇,各篇主要内容如下。
第一篇是《论劳动生产力改进的原因,及其生产物分配于人民各阶级所依照的顺序》,主要介绍了“劳动、分工、交换、(交易)货币、物品价值、劳动工资、资本利润、土地地租”的劳动价值论,分析了劳动生产力增进的原因,并且分析了劳动生产物自然而然地分配给各阶级人民的顺序问题。在这一篇里,亚当·斯密以分工为起点,研究交换、货币与交换价值,并且对财富的分配状况也就是工资、利润与地租进行了分析。
第二篇是《论资财性质、积蓄及用途》,讲述了“资财的性质及分类、(资本货币)积蓄的方法、利息的升降、资本的各种用途”。在该篇里,亚当·斯密从资财中区分出资本这个范畴,分析了它的性质,区分了固定资本和流动资本,考察了资本的各种形态,也就是工业资本、商业资本与借贷资本的问题。在这一篇中,亚当·斯密还研究了资本积累的情况,并且分析了生产劳动与非生产劳动的问题。
第三篇是《论各国富裕的不同演进》,亚当·斯密以“富裕的自然演进,罗马帝国没落后,欧洲古代各国农业的衰微,城市的兴起与发展,城市商业对于促进农村发展以及对社会的贡献”为主要内容,论述了不同国家中财富的不同发展问题。在该篇里,亚当·斯密研究了国民财富怎样增长的问题,探讨了中世纪欧洲农业的衰落及对社会繁荣的影响问题,分析了促进与阻碍国民财富增长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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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节:经济应让“看不见的手”来调节(3)
第四篇是《论经济体系》,在这一篇中,亚当·斯密论证了“重商主义体系的不合理、(批评了)重商主义为了确保自身利益的目的而使用各种方法妨碍分工自由发展、殖民地的政治经济意义和农业体系(重农学派)”,论述了政治经济学体系。在这一篇里,他批判了重商主义的一些观点,也认真分析了重农主义的思想体系。亚当·斯密指出,贸易统制的理论阻碍了国民财富的增长,从而强调经济上应该自由放任。
第五篇是《论统治者或国家的收入》,研究了君主或者国家的收入问题。在该篇里,亚当·斯密论述了国家的财政对国民财富的影响。他将财政支出分为国防、司法、政府本身开支以及教育等几方面,主张实行廉价政府,减少政府的开支,同时对工资、利润与地租进行公平征税来增加国民财富。
在这本书里,亚当·斯密比之前的任何经济学家都更为深刻地揭示了社会经济的内部联系,让政治经济学变成了一个相当完整的理论体系。马克思表示:“在亚当·斯密那里,政治经济学已发展为某种整体,它所包括的范围在一定程度上已经形成。”
《国富论》的核心经济思想,就是告诉人们自由市场拥有自行调整机制,会自动倾向于生产社会最迫切需要的商品。比方说,在某种需要的产品供应短缺时,它的价格就会自然上升,价格上升会使生产商获得较高的利润,而为了追逐高利润,其他生产商也会竞相加入这个行业生产这种产品。生产增加的结果,一方面能够缓和原来供应短缺的问题;另一方面,随着生产商之间的竞争,供应增长会导致商品的价格降到“自然价格”即其生产成本,在这时利润就非常小甚至为零,于是生产商就会退出这个领域。接下来就又会重复上述的过程,在这个期间,没有人是有目的地想通过消除短缺来帮助社会,然而问题却得到了解决。亚当·斯密这样解释,每个人“只想得到自己的利益”,但是又好像“有一只看不见的手在引导着他去帮助实现另一种目标,这种目标并非是他本意所要追求的东西。通过追逐个人利益,增加社会财富、增进社会利益,其效果比他真的想促成社会效益时所能够得到的那一种要更好”。
在《国富论》中,亚当·斯密提出人性是自利的,他说:“我们的晚餐并非来自屠宰商、酿酒师和面包师的恩惠,而是来自他们对自身利益的关切;我们针对的不是他们的人性,而是他们的‘利己主义’;我们也从来不对他们谈起我们的需要,而只是谈到他们的利益。除了乞丐,没有人愿意以他人的恩赐为生。”而且,他的《国富论》就是从利己的本性出发来论述利己主义的利益观的。他主张“对每个人而言,只要他不触犯法律,都应该享有以自己的方式追求个人利益的自由”,但是亚当·斯密也强调“自利”并不等于自私,更不等于贪婪。在亚当·斯密看来,自利或利已是个人行为的出发点,而自私或贪婪会因为追求私利而不惜借助一切手段甚至伤害别人的利益,从而把社会带入“一切人对一切人的战争”。
亚当·斯密还用了很大篇幅来阐述关于政府职能的理论。他反对政府干涉商业和商业事务、赞成低关税和自由贸易的观点,这对整个19世纪欧美各国政府政策的制定都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
亚当·斯密虽然赞成自由贸易,认为国际贸易可使交易双方同获其利,但他也认为在某些特殊条件下,自由贸易应该受到政府干预。生产者因为能够运用全球不同的资源来降低自己的成本,因此都正面支持自由贸易,在这种情况下,政府虽然不直接干预经济事务,但必须为生产商提供稳定的环境。
在涉及政府的主要职责方面,亚当·斯密对政府的职责做出了具体而狭隘的规划。他认为,政府的主要任务是对外抵御敌国、对内执行司法,此外就是“创建并经营某些公共工程”,也就是我们现在所说的“公共事业”的各种设施。
《国富论》以它严密的结构、深邃的结论、通俗生动的文字及精彩广博的例证引起了全世界的轰动,它所包括的不只是政治经济学,而且囊括了经济史、经济学说史与财政学。在该书中,亚当·斯密构建了古典政治经济学的理论体系,概括了古典经济学在其形成阶段的理论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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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节:经济应让“看不见的手”来调节(4)
《道德情操论》系统地论述了市场经济带来的道德观念的问题。因此,可以说是《国富论》的姊妹篇。《国富论》说的是经济人,而《道德情操论》说的是道德人。它从道德的高度,阐述了以同情说为基础的道德评价论和德性论,其中包含道德准则与道德评价的共同标准以及对社会整体利益的强调。亚当·斯密指出,同情是人的本性,关心他人,设身处地为他人考虑,将他人的幸福视为自己的事情的牵挂,即是同情。其实,亚当·斯密是说,同情(利他)与利己都是人的天性。所以他指出,惟有当整个社会的成员都具有同情心、以此当做行为的准则时,社会才会有和谐、安定与进步。可以看出,《道德情操论》提出的问题是:以自利为基础的市场机制一定要用以利他为基础的道德情感来协调,人们之间不但要自利而且要利他,通过人的这两种天性来达到“利益的天然一致”。
在西方经济学发展史上,亚当·斯密的地位早已有定论。身为近代经济学的创始人与集大成者,他综合了很多前人的观点,并且结合自己的创见形成了较为成熟完整的政治经济学体系,成为古典政治经济学的伟大奠基人,对后世经济思想的发展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
亚当·斯密经常借人体与社会的类比来说明,自然秩序存在于社会历史领域并且发挥着作用。他指出,人经常会生病,可是在人身上好像有一种莫名其妙的力量,可以让身体恢复健康。与人的身体一样,社会内部也存在一种力量,保证与调节社会的运转。对于这种社会内在的调节力量,他经常以“自然”这个字眼来表述个人的利害关系和情欲。亚当·斯密表示,自然会让他们将资本投在一般最有利于社会的用途。不过,如果因为这种自然的倾向,他们将过多资本投在这些用途,那么这些用途利润的降低,与其他各用途利润的提高,马上会让他们改变这种错误的分配。不用法律干涉,个人的利害关系与情欲自然会引导人们将社会的资本尽量按最适合于整个社会利害关系的比例分配到国内所有不同的用途。
亚当·斯密将自然规律与自然秩序当做首位的东西,并指出,在社会领域,尽管自然秩序高于人的理性,可是它又必须通过个体经济人的理性才能得以实现。从自然秩序出发,全社会有一种自然且合理的分工秩序。所以,任何一个个体的人都在这样一个整体的自然秩序中占有独特的位置,发挥独特的作用。只要每个个体都尽量充分发挥他们的积极性,来追求自身财富的最大化,整个自然秩序也就势必随着水涨船高而达到整体最优。这就是亚当·斯密“看不见的手”理论的原理。
亚当·斯密经济理论研究的出发点是分工和交换学说。他指出,分工是提高生产力、发展与增进国民财富的主要途径和主要因素。亚当·斯密认为,劳动生产力上最大的增进及运用劳动时所表现的更大的成就、技巧与判断力,好像都是分工的结果。在他看来,分工是从人的交换本性产生的,它可以提高劳动生产力,这是其优越性之所在;它是社会不平等的根源,这是其缺点之所在。亚当·斯密只看到分工促进了劳动生产力的提高,但是却忽视了劳动生产力的发展也促进了分工的发展。
亚当·斯密首次较为系统地论述了劳动价值论,这是其理论体系的基础与核心部分。亚当·斯密指出,劳动是财富的源泉。他认为,一个国家的国民每年的劳动,原本就是供给他们每年消费的所有生活必需品与便利品的来源。从劳动的一般抽象意义上来讲,这是非常大的进步。这让他更为便利地对生产劳动部门和非生产劳动部门进行了划分,也为劳动价值论的创立提供了条件。
另外,在政治经济学史上,亚当·斯密还首次区分了交换价值与使用价值,并指出两者是不一致的。在他看来,后者是特定物品的效用,前者却是指因为占有某物而具有的对别的商品的购买力。物品交换价值的大小和它的使用价值没有关系。交换价值并非由使用价值而是由劳动决定的。衡量任何商品交换价值的真实尺度是劳动,任何部门的劳动都会创造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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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6节:经济应让“看不见的手”来调节(5)
亚当·斯密的价值论也充满了矛盾,他将劳动价值理论和别的价值理论混杂在一起,导致了价值的二元论。这是由于受阶级立场与眼光本身所限制造成的,在政治经济学形成初期,这也是不可避免的。
亚当·斯密自相矛盾的理论常常成为其后学者互相争论的起点,也成为其后各种学术流派最早的思想来源之一。亚当·斯密价值论中正确的价值规定被李嘉图继承并且发展,被提升到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无法逾越的高度,并且最终为马克思科学的劳动价值理论提供了理论源泉,而他的种种庸俗成分,就被庸俗经济学的代表人物与流派所承袭、发挥,演变成种种庸俗、充满辩护性的价值理论。
亚当·斯密的货币理论代表了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货币理论的最高成就。他明确提出,货币是随着商品交换的发展逐渐从“很多种类货物”中分离出来作为“共同衡量的标准”或者“共同的价值标准”。亚当·斯密不但肯定了货币的商品性质,而且从劳动价值论出发坚持其商品性质,这是他货币理论获得成就的关键。不过,亚当·斯密并未深入分析商品的内在矛盾,没能揭示价值的货币形式和商品矛盾之间的联系,所以没能够揭示商品转化成货币的真正原因。他指出:“金银价值对别的货币的比例,决定于一定数量金银上市所需劳动量对一定数量别的货物上市所需劳动量的比例。”亚当·斯密还区分了货币作为价值尺度和价值标准的职能,指出价值尺度为“价值的自然标准”,价值标准为“数量的自然标准”。除此之外,在信用货币理论方面,亚当·斯密也颇有建树。他研究了信用货币的基础、形式和作用。马克思就表示:“亚当·斯密有关信用货币的观点是独创而深刻的。”
亚当·斯密在经济学上拥有至高无上的地位,相传在《国富论》出版12年后的一天,还是海关官员的亚当·斯密应邀去一位公爵家里做客。客厅里坐着的几乎是掌握着英国经济全部命脉的王公贵族和商界巨贾,而且英国当时的政府首相皮特先生也在其中。而在亚当·斯密步入客厅时,原本散坐四处、谈笑风生的绅士们,立即停止了话题,大家纷纷站起向他致意,亚当·斯密不好意思地说:“先生们,请坐。”这时,已经站在亚当·斯密身边的首相皮特认真地说道:“博士,您不坐,我们是不会坐下的,哪里有学生不为老师让座的呢?”亚当·斯密在当时社会的受尊敬程度由此可见一斑。
如果说这些社会给予斯密的推崇不足以说明他的贡献,那么1815年的滑铁卢之战则是亚当·斯密对英国做出伟大贡献的有力证明。这一年,英国的威灵顿公爵在滑铁卢击败了拿破仑,打赢了一场震动世界的战争,后人对于这一轮新的英法较量,做出了这样的评价:“战争的胜利不仅是不列颠军队的胜利,也是市场经济的胜利。”拿破仑曾嘲笑英国是一个“小店主”的国家,而这位法国英雄没有想到,即使自己拥有强大的力量,采取严格的封锁措施,也没有阻挡住“小店主”国家的产品进入它想要去的地方。甚至在拿破仑的军队与英国人面对面作战时,法国人身上穿的军服也是来自英国的棉纺织品。
后世经济学家们一直把亚当·斯密当成是经济学的鼻祖,是至圣先师,是后人难以逾越的一座高山——他将永远屹立在人类经济学的发展史上,成为人们仰望的一座伟岸丰碑。
书外人语
作为经济学的创始人和经济自由主义的捍卫者,亚当·斯密在他的伟大著作中向我们展示了财富和繁荣是如何通过自由的市场资本主义被创造出来的。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所提出的控制经济生活的这只“看不见的手”,其实就是今天经济学家所说的市场供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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