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幼儿教育之父:陈鹤琴传-第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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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和所率领的庞大船队七下西洋，较哥伦布的环球航行年代更早、航路更远、船队规模更大；而如今中国孱弱的国力、低下的生产力和科学发展水平，远远落后于美国、欧洲等发达国家。中国没有造船的钢铁，也没有新的科学技术，中国要强大、要发展，惟有从提高国民素质着手。
　　当船经停日本东京时，陈鹤琴下船登岸，看见在街头有许多车夫在读报纸，联想到他在美国读书时的一个房东，不过只是大学里的一个工友，家里也订了许多种报纸，他们在早餐时一定要阅读报纸，还经常谈论国家的大事；而中国却是文盲遍地，封建时代的君主用愚民政策作为统治的手段和工具。在###潮流的时代里，科学和知识是强国的必由之路。强国必先强民，开启民智，发展教育，从扫除文盲开始。
　　“南京号”渐渐靠近外滩的招商局码头，舷窗外的景物更近、更明朗，码头上等待欢迎的人群也清晰地进入了陈鹤琴的视线。他看到在这些欢迎人群之外，还有许多路人慢慢地拖着脚跟在江边行走，他们中间有许多人驼着背，有一种想法在他的心头油然而生：中国人为什么驼背呢？为什么走起路来这样拖沓迂缓呢？而美国人却很少有驼背的，都是胸挺得高高的，走起路来，头昂起，背笔直，眼睛看前，胸部稍向前倾，步履轻快。我们中国人为什么不能也是这样呢？后来到了南京高等师范学校教书，陈鹤琴就把驼背的问题加以研究。他认为国人驼背的原因大约有下列几种：缺少运动、椅凳不适宜、看书的姿势不正确及谦恭姿势的观念不正确。《陈鹤琴全集》，第六卷，第617页，江苏教育出版社，1992年1月。
　　登岸后，陈鹤琴提着行李住进了南京路上的东亚###。有一天晚上，约莫过了11点，隔壁房间的客人仍在打“麻雀”，噼噼啪啪吵闹不休。陈鹤琴不得已找到###的茶房，小心地问是否可请打牌的那些人声音放轻些。茶房先生有些奇怪地望着面前的这个读书人问道：“你可知道这是什么地方？”陈鹤琴回答：“这是###！”茶房口里应了一下，说道：“是呵，这是###！”然后笑了笑转身离开，他话里的意思似乎是在说，###就应该是这样吵闹繁杂的。这对于初涉世事的陈鹤琴来说不能不说是又多了一次人生经历，我们的国人自私心太重，“自私心太重的人就只顾自己，不顾别人！”《陈鹤琴全集》，第六卷，第619页，江苏教育出版社，1992年1月。他的心里产生了新的感慨。有一次，陈鹤琴坐在电车里，旁边有个男子很不经意地在车上吐痰，陈鹤琴有些看不惯，就上前对那人说道：“你这痰应该吐在自己的手帕里或者吐到车厢外面去！”那人转过脸恶狠狠地回答道：“我并没有吐在你的身上呵！”陈鹤琴说：“这公共的地方你不该随地吐痰！”那人回敬道：“既然是公共地方，大家都可以吐痰！”此时，周围乘客对于他们的争论并不关心。事后，陈鹤琴思考道，国人不注意公共卫生是一种根深蒂固的恶习。在我们中国凡是大家的事情、公共的事情，老百姓都不闻不问，这与发达国家，如美国，人人都是社会的一员，人人关心公共事务的情形刚刚相反。
　　在上海住了不久，陈鹤琴回到了上虞百官镇老家，见到久别的家人，也见到了未婚妻雅琴，但他的心情依然十分沉重。一路上，他的眼前仍是一片贫困景象，穷人实在太多了！许多原先的有钱人卖掉了土地，没有钱的人找不到生计，这给了他很大的震撼。他写道：“后来在南京下关一带看见那些穷人真是苦不堪言，他们仅靠一个草棚过着非人的生活，路上要饭的也到处都是。”《陈鹤琴全集》，第六卷，第621页，江苏教育出版社，1992年1月。此外，他还有一个强烈的印象，我们的国人被疾病包围着。当时，中国人以体弱病多而闻名于世，外国人称中国人为“东亚病夫”。中国是世界上肺病患者最多的国家，儿童死亡率也位居世界首位。中国人的体质与其他国家比是较差的。为此，陈鹤琴不禁大声发出感慨：“身体衰弱就是缺少活力，生命力薄弱，一切勇气毅力都会减低。当你正在年轻有为的时候，国家正需要你，你却因为缺少活力，缺少生命力而拒绝这个神圣伟大的请求，这该多么惋惜啊！”《陈鹤琴全集》，第六卷，第622页，江苏教育出版社，1992年1月。
　　在杭州，陈鹤琴应邀出席由知名教育家经亨颐所主持的中国科学社年会并在会上发表演讲。自陈独秀、李大钊、胡适等人以《新青年》为主要阵地，发动新文化运动以来，新旧势力之间的激烈对抗、角逐不时掀起一阵阵波澜。以蔡元培、胡适、蒋梦麟、郭秉文等为代表的革新派发动了新教育改革运动，以美国进步教育思潮为主要代表的欧美反传统教育思想对中国传统教育格局和教育观念产生了革命性的影响。“共和”、“###”、“自由”、“科学”成为时代的新宠。以聚集哥大教育精英而著称于国内外学界的南京高等师范学校在郭秉文的主持下，成为这场时代变革的焦点和标志。时年27岁的陈鹤琴走入了南高师的校门，在这所中国最著名的高等学府里，开始了他的教育家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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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南高”！“南高”！（1）
国立南京高等师范学校成立于1915年，是在两江高等师范学堂（原名三江师范学堂）旧址上建立的，由江谦任校长，留美博士郭秉文任教务主任。1919年9月后江谦因病离职，校长一职由郭秉文接任。南高师聚集着一批留美学者、教授，声名远播，其中包括黄炎培、郭秉文、蒋梦麟、陶行知等，深受美国进步教育思想和杜威实用主义教育学说的影响。正如英国哲学家、教育家罗素所说：“很自然，他（按：指杜威）对美国人有最强的动人力量，而且很自然地几乎同样得到中国和墨西哥之类国家进步分子的赏识。”罗素著，马元德译：《西方哲学史》，下卷，第386—387页，商务印书馆，1976年。此时的南高师正处于新教育运动中心的浪尖上，为世人所瞩目。陈鹤琴正是在这一年9月间进入该校担任教席的。
　　1919年4月30日，美国新教育运动的领袖约翰？杜威应北京大学、南京高等师范学校、江苏教育会、浙江教育会和尚志学会等五团体之邀，经他的中国学生胡适、蒋梦麟等多方努力，由日本抵达中国。北京大学代表胡适、江苏教育会代表蒋梦麟、南京高等师范学校代表陶行知等在上海码头上迎接。在此后的两年多里，杜威一行在胡适、郭秉文、蒋梦麟、陶行知等人的安排和陪同下，到中国各地巡回讲学，考察访问，行迹遍及京、津、沪、辽、冀、晋、江、浙、赣、鲁、鄂、湘、闽、粤等14省市，大小演讲二百余次，反响极为热烈。听众中不仅有学生和教师，还有其他知识分子阶层的代表，有人考证，其中也包括了后来成为中国共产党领袖的毛泽东。在此期间，北京和上海等地报刊的版面上几乎每日都会刊登关于杜威的报道或讲演摘录。后来这些讲演结集编印为《杜威五大演讲》，由北京晨报社出版，两年内印行十余版之多，内容包括现代教育趋势、关于社会哲学和政治哲学问题、关于伦理学问题和关于思想流派问题。杜威曾在南高师发表演讲，内容包括教育哲学、哲学史和实验科学等。几天后，北京爆发五四运动。杜威很快北上，亲身感受这场中国历史上的伟大变革。关于杜威此行的评价，胡适曾说过：“我们可以说，自从中国和西洋文化接触以来，没有一个外国学者在中国思想界的影响有杜威先生这样大的。”②《胡适文集》，第二卷，第279页，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11月。他列举了两个理由：第一，杜威先生最注重的是教育的革新，他在中国的演讲也要算教育的演讲为最多。当这个教育破产的时代，他的学说自然没有实行的机会。但他的种子确已散布不少了……
　　第二，杜威先生不曾给我们一些关于特别问题的特别主张——如共产主义、无政府主义、自由恋爱之类——他只给了我们一个哲学方法，使我们用这个方法去解决我们自己的特别问题。他的哲学方法总名叫做“实验主义”……②胡适曾引用杜威的名言：“哲学就是广义的教育学说。”他总结道：杜威的教育哲学的大贡献，只是要把阶级社会遗传下来的教育理论和教育制度一齐改革，要使教育出来的人真能应平###义的社会之用。《胡适文集》，第二卷，第247页，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11月。1919年5月18日下午7时许，杜威来到南高师口子房向南京各学校职教员发表题为“真正之爱国”的演讲，陶行知现场翻译。演讲中，杜威再一次宣示了平民教育的理想。陶行知记载：末复鼓励吾人为家国明灯当竭其思想能力，使全国人民无一不受教育，而致国家于富强，如明灯之无所不照也。《陶行知全集》，第十二卷，第8页，四川教育出版社，2002年9月。1920年10月17日，北京大学授予杜威名誉博士学位，校长蔡元培在致词中称杜威为“西方的孔子”，在场的人对此给以热烈的掌声。《杜威在华教育演讲》，第7页，教育科学出版社，2007年1月。txt电子书分享平台　

二　“南高”！“南高”！（2）
在2007年1月出版的《杜威在华教育演讲》一书的代前言中，作者写道：1922年南京高等师范学校的一位教授曾这样说：“有一些拒绝政治仕途的知名人士，他们把自己的整个精力转向学术界和教育界。就在那时，杜威博士来到我国宣传他的理论，告诉我们新教育是什么以及新教育应该采取什么方法，于是，整个国家的教育思想经历了一种变化，这就是新教育运动。”《杜威在华教育演讲》，第13页，教育科学出版社，2007年1月。作为五四新文化运动的组成部分，新教育运动在国内多个城市迅速发展，教育革新、平民教育、实验教育等一系列充满激情和创新精神的口号和行动，使中国旧式教育这块坚石被一点点撬动。蔡元培倡导###精神治校，使北大在国内首开教育改革之风，在南高师，郭秉文、陶行知等人也在为实现教育###化而不懈努力。1922年11月1日，北洋政府颁布史称“壬戌学制”的新学制，规定整个学校系统采用美国“633制”，提出教育的“七项标准”，即：（1）适应社会进化之需要；（2）发挥平民教育精神；（3）谋个性之发展；（4）注意国民经济力；（5）注意生活教育；（6）使教育易于普及教育；（7）多留各地方伸缩余地。次年，由全国教育联合会所属的新学制课程标准起草委员会拟定的《新学制课程标准纲要》正式公布。在与新学制课程标准相配套的教材中，包括儿童本位和注重儿童的兴趣与需要等内容。在中国近现代教育史上，杜威的这次中国之旅对中国新教育改革起到推动作用，他的教育思想“成为了那些渴望革新教育的中国教育家的一种改革工具”《杜威在华教育演讲》，第13页，教育科学出版社，2007年1月。，从而促进中国近现代教育走上了变革之路。
　　在新教育运动的浓厚社会氛围中，陈鹤琴于1919年9月进入南高师担任教席，他的清华或哥大同学郑晓沧、廖世承、陶行知、陆志韦、俞子夷、涂羽卿等也在这里任教，其中陶行知与胡适、郭秉文、蒋梦麟一起成为新教育运动的领袖人物。这使年轻气盛的陈鹤琴更感踌躇满志，他的热情很高，理想也很远大。这时的南高师，到处仍是一片暮气沉沉，校园里到处可见身着长衫的学生，人人都是一副文绉绉模样；学校里很少课外活动，一般学生运动都要强迫，就连上运动场也不脱下身上的长衫，毫无生气与活力可言。他要将自己从国外带回来的生气活力全部搬出来，让南高师活起来！让中国的教育迎头赶上！显然，他把事情看得过于简单了。
　　在郭秉文、陶行知等人的大力提倡下，教育###化、男女同校、学生自治等主张在南高师已逐渐被人们接受。“自动主义”在学校中盛行，强调学生自学、自强、自治，以学生自动为主，教师则加以指导。由担任教务主任的陶行知亲自主持，南高师开办了暑期学校及国语讲习课，开设小学组织法、小学教授法、社会教育学、实验心理学、儿童心理学、文学概论、近代西洋哲学史、高等数学等科目，邀请廖世承、陆志韦、陈鹤琴、王伯秋等本校教授和北京大学的胡适、陈衡哲和南开大学的凌冰、梅光迪等担任教员。学生总数逾千人，来自国内各省，学生中年龄最大的59岁，最小的16岁。学校还举办了四次展览会，分别为农业、卫生与博物、初等教育和职业教育，组织宁沪两地相关机构、学校参展。陶行知等人反对狭隘的课堂教育，提倡扩大学生知识面，重视校园体育活动，鼓励实践与思想自由。他们在校内各部科设立研究会，邀请中外学者讲学，并参加南京市举办的学术公开演讲，成立演讲厅。1919年10月，在郭秉文、陶行知等人的推动下，南高师同意将校友会改组成为学生自治会，以实现学校###。1919年12月7日，陶行知在学校校务会议上提出《规定女子旁听法案》，得到了校长郭秉文、学监主任兼文史地部主任刘伯明等人的支持，在校务会议上获得一致通过，并决定自1920年暑期正式招收女生，首开中国国内大学男女同校之先河。陶行知与刘伯明先生一道，主张实行学生寝室与自修室合并，反对监学制度，强调自觉力学、德行互勉和学生自治的重要性。在南高师学生自治会成立大会上，陶行知和陈鹤琴都作了“恳切而详尽”的演讲。会后举行了联欢大会，气氛热烈。

二　“南高”！“南高”！（3）
关于学生自治，陶行知曾有这样一段阐述：今日的学生，就是将来的公民；将来所需要的公民，即今日所应当养成的学生。专制国所需要的公民，是要他们有被统治的习惯；共和国所需要的公民，是要他们有共同自治的能力。中国既号称共和国，当然要有能够共同自治的公民。想要能够共同自治的公民，必先有能够共同自治的学生。所以从我们国体上看起来，我们学校一定要养成学生共同自治的能力，否则不应算为共和国的学校。《陶行知教育文集》，第55页，四川教育出版社，2005年5月。在一片热烈的气氛中，踌躇满志、血气方刚的青年教授陈鹤琴走马上任。由他担任主任的学校游艺和制定校徽委员会，负责开展校园活动。于是，他大力提倡课外活动，经常举行竞赛、联谊会等，培养学生们的兴趣和活力。为此，他引入在清华举办活动时常见的“欢呼”以刺激学生，试图冲破沉沉暮气。他煞费苦心地编了许多种“欢呼”，每逢学校举行运动会或联谊会时，场边观众席有拉拉队加油助威，他带领学生的欢呼别有特色。有一组欢呼是仿照火车头的声音，节奏由慢而快，声调由低至高，词句是“中国万岁！——中国万岁！——中国万岁！——万岁！——万岁！——万万岁！”另一组欢呼是仿效钻天炮的声音，词句是：“丝——砰——啪！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南高！南高！南高！”他要用这些欢呼，使学生们的情绪跟着凝结起来。除此之外，他还在学生面前表演唱歌，平日里他自己很少唱歌，他与涂羽卿一道为学生们表演外国民歌，他要借此来说明，唱歌并不难学。他对学生们说：“我素来不会唱歌，在外国人叫作monotone，即单调音的意思。在教会学校中，我虽唱过几年赞美诗，而且也弹过几年曼陀林，可是对于音调的高低，我始终辨别不出来，对于音乐，我真是个地道的聋子。话虽这样说，但人是聪明的，任何事情，都能够学会，何况唱歌呢？”
　　陈鹤琴的种种努力终于有了回报。在校方的大力提倡和陈鹤琴等人的推动下，不到一年的光景，南高师校园里的风气有了明显变化，学生的课外活动举办得有声有色，“于是每级级会都有了，级歌亦有了，各级的联谊会也时常举行，有表演，有讲座，有辩论……”《陈鹤琴全集》，第六卷，第622页，江苏教育出版社，1992年1月。学校成立了运动委员会、游艺委员会、办事方法研究委员会、校景布置委员会，学生自主成立学生自治会，等等，让学生参与学校的管理事务，这在尊崇师道尊严的中国传统学校里是不可想像的。然而，他的这些努力也时常受到许多人的责难，有人给他起了一个绰号叫“欢呼博士”，意思是说，这个新来的留洋教授并没有什么真学问，只会欢呼、说空话。在一次校务会议上，讨论到有关校旗的议题。陈鹤琴站起来发言，他提议用白色或紫色作为南高师的校色——白色代表青年的纯洁，紫色代表学术的渊博与高深。他的这番提议受到另一位与会教授的嘲讽：“颜色就是颜色，又有什么意思呢？学校就是学校，又何必有什么校色呢？”
　　在这些流言蜚语和种种议论面前，陈鹤琴感到很难过。他决心立即着手实际的研究工作，用成绩来证明自己的实力，用事实说话。他意识到，校风的改变，决非一朝一夕就能完成的。
　　此时南高师校园的气氛已逐渐活跃，开始呈现勃勃生机。一向主张教育改革的校长郭秉文正雄心勃勃为筹备建立东南大学到处奔走。1920年，陈鹤琴参加了由郭秉文、黄炎培、蒋梦麟、余日章发起成立的新教育共进社并担任英文秘书。
　　新教育共进社同仁陈鹤琴、黄炎培、郭秉文、蒋梦麟、余日章、涂羽卿等在
　　南高院前合摄（前排左二是陈鹤琴）
　　此外，陈鹤琴抽出时间回了一趟杭州，与俞雅琴正式完婚。婚后，他们一同回到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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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东南大学（1）
据记载，1920年4月7日，在校长郭秉文的提议下，南高师校务会议通过了把该校改造成为国立综合性大学的议案。12月7日由国务会议同意，在南京成立国立东南大学。12月15日东南大学筹备处成立。1921年7月13日，北洋政府###核准《东南大学组织大纲》，一个月后，东南大学预科和南高师本科同时招生，东南大学招收新生130人，南高师招收新生119人。8月27日郭秉文博士被###核准正式出任东南大学校长。
　　建校之初，东南大学设文、理、教育、农、工、商各科系，由郭秉文在美延揽的优秀人才担当教职。燕京大学校长司徒雷登在《在华五十年》一书中写道：“郭秉文延揽了50位留学生，每一位都精通他自己所教的学科。”其中，教育科分设教育、心理、体育三系，所聘教授大多出自哥伦比亚大学教育学院。陶行知先后担任教育系主任、教育科主任，后由徐养秋接任。心理系主任陆志韦，体育系主任饶冰士（美籍）。全科教师34人，曾获国外博士、硕士学位13人，本国教授17人，外籍教授2人，教授中包括陈鹤琴、郑晓沧、廖世承、徐养秋、程其保、孟宪承、汪懋祖、李叔同等。在东南大学其他科系教授名单中，刘伯明、汤用彤、陈衡哲、吴宓、朱君毅、竺可桢、熊庆来、赛珍珠、马寅初、杨杏佛等赫然在目，所谓“名师荟萃，俊彦云集”；其中既包括主张革新与改革的新教育学者，也有对新文化运动持批评观点的学衡派。由此，东南大学成为与北京大学齐名的著名高等学府，也是中国近代教育最早的策源地和中心之一。
　　在东南大学，陈鹤琴是新教育的主要参与者之一，也是郭秉文的拥戴者。在课堂上，他教授儿童教育和儿童心理学课程，深入浅出、生动有趣，很受学生欢迎。陈鹤琴的朋友和曾经的同事、著名的教育家俞子夷先生写道：他（按：指陈鹤琴）的姿势最使我羡慕。无论上课、开会、谈话，他总是始终坐得挺直，从不见他撑了头、弯了腰、曲了背，露出一些疲乏的神情。立时、走路，也是这样。就是打招呼行礼，他上半身的弯度，也是很小，并且在背后看不到弧形的###。“正直”可以代表他的姿态。
　　圆圆的脸孔，健美的脸色，再加上一副永远不分离的微笑，使得和他接触的人，个个发生好感和愉快。即使在研究很严重问题时，他发言仍夹些微笑。他的语言虽不像音乐，但是这一个微笑却很容易使听者乐意接受。厉声严色，或者有密切的相关。和颜悦色下，只听得他轻快平静的声音，我没有看见过他发怒。《我的半生》序二，江西教育用品厂，1941年。在学校里培养和建立“笃实而有光辉”的良好学风，是东大师生共同的追求。而陈鹤琴作为知名教授，一方面努力认真实践新教育的各种主张，积极推进教育改革，另一方面也非常注重自身的示范和表率作用。他对学生亲切和蔼，平易近人，循循善诱，注重小事与细节。有一次，他带学生到上海做学校调查，他与一个学生站在人行道上谈话，看见那个学生的裤扣没有系上，便走上前去帮他扣好，然后微笑地说：“这是一种对人的礼貌啊！”这个学生脸红了，将这件小事牢记心间，以后一遇到陈鹤琴，便马上将自己的穿戴审视一遍，养成良好的习惯。　。。

三　东南大学（2）
1921年9月，在陶行知、蔡元培、范源濂、张伯苓等人的邀请和安排下，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师范学院院长孟禄博士乘船抵达上海，这是继4月刚离开中国的杜威博士以后，又一位美国新教育运动领袖造访中国。关于此行目的，陶行知期望：“诊得我们教育症结之所在，以定医法方案。”9月5日，孟禄由上海下船，受到黄炎培、郭秉文、陶行知的迎接。9月7日，孟禄在陶行知等人的陪同下参观沪江大学并游览吴淞。此时，东南大学已准备作为东道主之一热情接待这位世界最著名的教育权威、东大和南高师许多教授昔日的师长。在陶行知的推荐下，陈鹤琴负责此次重要的接待工作。此时，他的职务为学校行政委员会委员、教务部主任。
　　陶行知于1921年6月6日写给郭秉文的函中称：欢迎门罗（按：即孟禄）先生事由陈鹤琴主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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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门罗先生到沪后，请用下文电陈鹤琴先生，以资准备。
　　南京高师陈鹤琴门罗日午抵宁。《陶行知全集》，第八卷，第226页，四川教育出版社，1991年8月。孟禄一行到达南京后，受到东南大学校长郭秉文的热情接待。欢迎会上，陶行知亲自担任孟禄的翻译。陈鹤琴也参加了接待工作，并于11月底陪同孟禄北上天津、北京等地继续考察、讲学。在江苏，孟禄应邀在江苏教育学会、苏州第一师范分别发表《共和与教育》、《旧教育与新教育之差异》的讲演；在广州，孟禄应邀在第七届全国教育联合会上作《平###义在教育上的应用》报告；在天津，孟禄与张伯苓见面时，陈鹤琴担任陪同与翻译。据记载，12月5日孟禄在沈阳拜会了奉系军政首脑张作霖，王卓如、凌冰、陈鹤琴、汤茂如等陪同。在北京期间，孟禄与来自中国各省教育界代表讨论中国教育和学制改革问题，所涉及的题目包括中小学学制、普及问题、乡村学校、学校对社会之关系与对旧式私塾之关系和教授法、课程、教育行政、教师职业的规范和师资培养、###教育、特别教育、学校建筑与卫生、私人承办教育与政府承认问题等。参加会议者为自教育总长以下各省教育行政负责人、各省教育会负责人和指定教育学术团体代表、有关大学校长、教育系主任及特邀代表共千余人。对于孟禄此次访问，国内文教界给予了极大热情和期待，几家著名教育刊物出版专号，在教育界形成“孟禄热”。孟禄在一次演讲中说：新教育和旧教育，完全立在反对地位，第一种革新的原动力，就是德谟克拉西（按：原文democracy，意即###）的精神。旧教育是少数人的教育，新教育是人民公共的，个个有相当的机会，发展他们各个的道德、技能、学识，所以新教育的真精神，是德谟克拉西主义。德谟克拉西要求普通人民都得到相当的教育，这是中国当今之急务！《陶行知全集》，第六卷，第754页，四川教育出版社，1991年8月。关于孟禄此次考察访问意义和对中国新教育运动的影响，陶行知曾作过以下总结：此次博士来华，以科学的目光调查教育，以谋教育之改进，实为我国教育开一新纪元。我们当这新纪元开始的时候，要参与教育革新的运动，须具两种精神：一是开辟的精神，二是实验的精神。有开辟的精神，然后愿到那不肯到的地方去服务，然后我们足迹所到之处，就是教育所到之处。有试验的精神，然后对于教育问题才有彻底的解决；对于教育原理才有充量的发现。但开辟和试验两种精神，都非短时间所能奏效的。我们若想教育日新日进，就须继续不已的去开辟，继续不已的去试验。《陶行知全集》，第一卷，第401页，四川教育出版社，1991年7月。在这次考察访问结束前，由中华新教育共进社、《新教育》杂志社和实际教育调查社三大团体合并，于1921年12月23日成立中华教育改进社，选举蔡元培、郭秉文、范源濂、黄炎培、汪精卫、熊希龄、张伯苓、李建勋、袁观澜等9人为董事，聘请杜威、孟禄为该社名誉董事。中华教育改进社聘定陶行知为主任干事，具体负责该社一切事务；通过由陶行知、马叙伦等起草的社章，确定“本社以调查教育实况，研究教育学术，力谋教育改进为宗旨”；设址于北京羊市大街（今白塔寺大街）历代帝王庙。陶行知曾记载：本社成立之初，曾假北京美术专门学校为临时总事务所。嗣赖熊秉三（按：熊希龄，时任内阁总理）、孙丹林（按：时任内务总长）二先生之力，由内务部将西四牌楼帝王庙拨给本社，作为永久地址，即现在的总事务所。该庙地方宽敞，殿宇壮丽，足敷总事务所、教育图书馆、教育研究所及职员宿舍之用。且接近电车道线，不久电车开驶，交通很是便利。《陶行知全集》，第十二卷，第42页，四川教育出版社，2002年9月。根据中华教育改进社第一次年会所作决议，陈鹤琴分别担任共32个专业委员会中的国语字母委员会和心理教育测验委员会书记。
　　

一　教育的民主化
在五四新文化运动和新教育运动中，实现教育###化，提倡“学生自治”和“改良女子教育”是两项重要内容。在提倡学生自治方面，德谟克拉西和学生自治之风在国内各大高等学府迅速传播。区别于旧教育中教师权威至上，学生只知读书，毫无生机活力，更无发扬个性可言，新教育提倡学生自治、知行合一，尊重他人之自由与权利，尊重学生个性。关于这一问题，陶行知曾于1919年10月发表《学生自治问题之研究》强调“共同自治是共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