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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别经历-第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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胎又需要特殊的技术和工艺，中国当时并不掌握。所以周恩来写信希望苏联把这种制造技术和工艺传授给中国。
交信时陈祖涛跟着去了，后来苏联人说：好，好，好，技术提供给你们。这件事相对于那么一场大战争来说，是多小的事啊，可都得由周恩来出面，由代表团或大使一次次去谈。
陈祖涛记得还转过一次周恩来的信，那是因为在北京东郊建火力发电厂的事。在苏联援助中国的156个项目签署以后，中国方面发现漏了北京供电设施建设一项。周恩来又写信给苏联当局，提出希望增加一个项目。
“窝藏”了毛岸英的笔记
14、周恩来连说：“好，好，好，那你马上回苏联去。”
苏联的一般大学都是5年毕业，但鲍曼高级技术学院的学制则是6年。按正常情况，陈应该是1951年秋天毕业。但中苏建交后，中国的领袖和政府官员到苏联频繁起来，陈祖涛他们对祖国的情况更加了解，早一点回到祖国，尽早地投身祖国建设的愿望也更加迫切。于是，陈祖涛在1951年初就提出希望将毕业答辩的时间提前，校方同意了他的请求。
陈祖涛之所以想提前毕业，除了回国的心情急切外，还因为好朋友赵世炎烈士和夏之栩的儿子赵施格与他相约一起回国。赵施格已在1950年秋季毕业于苏联的冶金大学炼钢专业，他的中文不太好，想和陈祖涛就伴，陈祖涛觉得不能让朋友久久等待。
1951年的2月，陈祖涛顺利通过了答辩，仅用了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就办理好了各种回国的手续并打点好了行装。在他的行李中，有一些如今看来是很有价值的资料。
因为在毛岸英回国后，陈祖涛为了照顾毛岸青，搬进了原先毛岸英和毛岸青同住的柳克斯国际旅馆的房间。毛岸英回国走得很匆忙，有些东西就留在了柳克斯，其中包括毛泽东写给他的几封信，他在苏联的日记等文字的东西。
陈祖涛住进柳克斯时看到了这些东西，就对毛岸青说：“这些东西我们应该保存好。”毛岸青同意由陈祖涛代为保存。陈祖涛毕业回国时，把这些文字东西都放进自己的一个旧箱子里，一起带回了中国。
回到中国后，因为父亲还在苏联，亲生母亲不在北京，自己没有立即分配工作，陈祖涛没有一个安定的栖身之所。他马上就想到了张琴秋妈妈，他当年刚从老家到延安时，就和已与父亲结为夫妻的张琴秋住在一起。此时，张琴秋出任纺织工业部的副部长，就在北京。
由于长期没有得到中共中央的回国通知，陈昌浩一直留苏联，张琴秋和他脱离了夫妻关系，与原四方面军的卫生处长苏井观结婚。新中国成立后，苏井观任卫生部副部长，与卫生部部长、冯玉祥将军的妻子李德全同住在一个大院子里。
陈祖涛住到张琴秋家时，他在苏联就熟悉的张琴秋的大女儿、陈祖涛要叫姐姐的张玛娅也住在这里。她在帮助陈祖涛收拾东西时，看到了他的旧箱子，也不知道里面有什么，问：“你这个破箱子放哪里呀？”陈祖涛说随便塞哪都行，她就把箱子拿到了堆放杂物的阁楼上。
后来陈祖涛匆忙返回苏联，一呆又是4年，再回国后就一头扎到东北，全身心倾注于中国的汽车工业生产，把自己有一只装有重要资料的箱子还放在张琴秋妈妈家的事忘得一干二净。
直到“文化大革命”期间，有一天造反派在批斗陈祖涛时突然说：“你窝藏了毛主席的亲笔信和毛岸英的笔记，该当何罪？”他仍因事隔久远，一下子都没能反应过来是怎么回事。很显然，张琴秋的家在“文化大革命”中也被抄了，造反派在她家发现了陈祖涛留在那里的箱子。但陈祖涛在被批斗之后，又长时间被关押和在东北农村下放，箱子及箱子里的珍贵资料被辗转到了哪里，至今不得而知。
说到陈祖涛刚回国不久就又返回苏联，这里稍做交代。他和赵施格回到北京，关系转到了中共中央组织部，由副部长帅孟奇负责管理。在她的安排下，陈祖涛、赵施格周末参加了在春耦斋的舞会，见到了毛泽东、朱德、周恩来等中共中央领导。
一天，在和一些国家领导人见面时，不知是李富春还是蔡畅说了一句：“你们在国外呆了那么久，刚回来，应该到全国各地去走一走，看一看，了解了解祖国现在的情况。”于是，帅孟奇就带着他们在全国转了一圈。南到广州，东到上海，中到武汉，直到8月才又回到北京。
又有一天，陈祖涛和赵施格碰到了周恩来。在交谈中周恩来问他俩：“你们是学什么的？你们想到那里去工作呀？”赵施格先回答说：“我是学冶金的。”周恩来随即说：“好，那你就去鞍山钢铁公司。”当他把目光转过来时，陈祖涛说：“我是学机械的，但我对汽车很有兴趣，苏联的斯大林汽车厂、高尔基汽车厂我都去实习过。”
陈祖涛之所以后面要带出这么一大串话，就是因为他在苏联参加了关于兴建汽车制造厂的谈判，已经萌发了置身中国汽车制造业的念头。周恩来听了，连说：“好，好，好，那你马上回苏联去。刚好我们正在筹建第一汽车制造厂，设计方案就在苏联搞，你去参加那里的工作。”
“我去苏联找谁呀？在苏联我就知道我的学校，别人我和谁也没关系呀。”陈祖涛说。周恩来说：“你就去找张闻天大使。”此时第一任大使王稼祥因病不能返任，张闻天接替他到了苏联。周恩来随即给张闻天写了一封亲笔信，并对陈祖涛说：回苏联的手续可以去找马列，到苏联就先住在中国大使馆里。
马列是当时周恩来的秘书，陈祖涛去找他时，他对陈祖涛说：“你呀，还是拿着你的苏联护照，以苏联公民的身份先回去吧。否则你要先改了中国国籍再申请去苏联，手续太复杂，按苏联的程序打报告办手续要拖很长时间。咱们等不起。”
陈祖涛就到东交民巷的苏联驻华使馆，办理了“回国”的手续。他带着周恩来的信，回到苏联。当时驻苏大使馆是国民党的老使馆，在莫斯科城东克鲁泡特金巷13号。陈祖涛见到张闻天时，张闻天对他说：“你到刘英那里去报到。”
于是，陈祖涛在苏联开始了他投身中国汽车制造工业的生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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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自己心目中的父亲
叶正明是叶挺将军生命最后阶段生活在他身边时间最长、年纪最长的孩子。对于父亲，他有许多话埋藏心头很久了，一直没有说。在一次新四军史研究会上，人们谈论到新四军军史编纂的话题，使叶正明深受触动，他表示愿意讲讲他自己心目中的父亲。
几天后，我们来到他的家中。显然，他做了充分的准备，找出了一些他家珍藏的资料；在夫人的陪伴下，身体状态不是太好的他侃侃而谈，从上午一直到了午后。
周恩来安排他们一家团聚
1、叶挺被强行扣押后，一直处于严密禁锢状态/陈诚在看了周恩来的信后，安排陆诒与叶挺见了面/警卫参谋颜太龙说肯定是周总理安排的/张发奎并不愿意叶挺到他的地盘上来
由于知道叶正明自1943年后，曾和处于软禁状态下的父亲叶挺一起生活了两年多，当时他13岁，跟着他的还有四弟华明，五妹扬眉。所以我们向他询问为什么是他们三个，又是怎样到父亲身边的。
叶正明遂将此事原委缓缓道来：自1941年1月国民党发动皖南事变，他的父亲叶挺被强行扣押后，相继流转于上饶、桂林、重庆、恩施等地，一直处于严密禁锢状态。1943年5、6月间，驻湖北宜昌日军以6个师团的兵力进攻鄂西，直逼国民党第六战区门户。国民党第六战区司令陈诚指挥14个军，与之苦战月余，致使日军在付出万余伤亡代价后撤离战场。
国民党方面出于政治需求，称此为“鄂西大捷”大加张扬。蒋介石对鄂西奏捷很高兴，提议组织慰问团赴前线慰问，并邀约各报刊记者随团前往采访报道，烘托气氛，由中共主办的《新华日报》亦接到邀请。
周恩来在闻知此讯后，亲定由《新华日报》记者陆诒去鄂西战区采访。行前，周恩来向与叶挺有一面之交陆诒布置说：你此行有一项特殊任务。叶挺现在恩施，由第六战区司令陈诚负责看管，你带上我的亲笔信单独见陈诚，向他提出单独访问叶挺，我料他不致拒绝。
陈诚在看了周恩来的信后，果然安排陆诒与叶挺见了面。以往关于他们这次会面的记载，多为陆诒向叶挺介绍了中共如何击退国民党的第一次###高潮，一起总结皖南事变的教训，以及陆诒告诉叶挺：“党中央毛泽东非常关心叶挺的处境，非常赞赏叶挺的气节。两党谈判此刻仍在进行；在每次谈判中，都提到恢复你的自由问题，希望你耐心等待，善自保重。”叶挺则要陆诒转告中共中央，他深信“有党中央的英明领导必能获致胜利。”他对此从“没有动摇过。”此外，再没有披露更多的信息。
然而，此后的事实是，叶挺的子女们，随叶挺的连襟麦畅生一家由澳门迁移到了广西桂林，而叶挺亦随之请陈诚替他向蒋介石说项，允许他和夫人李秀文离开恩施前往桂林。过去并没有人清楚这是偶然的巧合，还是内中有什么关联和默契。
叶正明告诉我们，说这一切都是由周恩来安排的，曾有些人写文章说他们家人的团聚是他母亲去求了戴笠才获得允许的，这种说法不对。他们叶家的孩子曾找过那一时期担任周恩来警卫参谋的颜太龙，问他们一家是怎么在桂林团聚的，颜太龙回答说肯定是周总理安排的。他还告诉叶正明，此前他们的母亲李秀文曾到重庆探监，到恩施与他们的父亲见面，也都是周总理一手安排的。
陈诚将叶挺希望赴桂林与家人团聚的请求报告了蒋介石，但蒋介石考虑到参与“福建事变”，几度高张反蒋旗帜的粤军老资格李济深正在桂林公干，担心与粤军有渊源的叶挺和李搞在一起于己不利，遂不同意他到桂林，而允其移住柳州，由第四战区司令张发奎继续“照顾”。
深通世故的张发奎并不愿意叶挺到他的地盘上来，认为这是陈诚将“烫手的山药”甩给了他，对叶挺冷冰冰的。当叶挺提出从柳州赴桂林时，张亦不曾留难就放他走了。就这样，叶挺来到了桂林，与分别了4年余的亲属和孩子们相聚。
叶正明在《我的爸爸叶挺将军》一文中，记述了当时见面的情景：“已经有四年多没有见到父亲了，见面时，一切都变了，胖胖的脸已经显得削瘦了，乌黑的头发，已浮上了一丝丝的斑白了。这些究竟是谁给予我可爱的父亲的呢？我们懂得憎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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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务们影子般严密地注意着我们
2、“特务们影子般严密地注意着我们”/蒋介石获悉叶挺在桂林与社会各界广泛接触的消息，极度不安起来/一个穿军服的人拿了一封信走进叶家
刚到桂林时，叶挺夫妇和岳母、连襟及孩子一大家16口，都住在由李济深安排的一家小旅馆里。当时外间都传说叶挺获得了自由，这是因为蒋介石给他了个“第四战区高参”的空衔，实际上是以此作为继续软禁叶挺的挡箭牌。
“我们始终享受着‘照顾’”，叶正明说：“旅馆隔壁就住着特务，前面马路上的一个小铺子里也有特务，父亲出门上街，那不必说特务肯定会跟着。就是连我这个十三四岁的小孩子，上学时也被特务跟着，一直‘护送’到学校门口才作罢。”
高参的薪金不算少，但因战时货物奇缺，物价飞涨，加上住旅馆，16人的大家庭吃穿用，经济顿显拮据。为减少开支，靠了一些朋友的帮助，叶挺在七星岩一带找到了一间不算便宜的房子住下，每月纳租米二石二斗。
“当天气渐渐冷了的时候，妈妈的肚子也一天天的沉重起来，到了八月中旬，生了一个小弟弟，这是第九个了。物价的高涨与小弟弟出世，使父亲生活的负担更加重了，生活的鞭子，把我们赶到快无路可走了。但更让人心烦的是特务的骚扰，有些人总像一只多疑的狐狸，总疑心你有什么‘异动’，特务们影子般严密地注意着我们。”
叶正明给我们讲了几件很有意思的事情：有些特务开始不认识叶挺，而是把他的连襟麦畅生当作了叶挺。为了挣点钱贴家用，麦畅生有时上街摆摊变卖一些家中器物，结果总有特务来找麻烦。
还有一次，捉壮丁的人来闯进叶挺家，他们不认识眼前这位衣着朴素的人，是蒋介石亲命的高参，竟蛮横地说你应该出去当兵了。叶挺听罢一笑，说：“我想你大概应该知道我是哪一个吧？”捉壮丁的大概想起了什么，连忙堆起笑脸说：“不，不，我不知道，请原谅。”边说着就忙不迭地走了。
后来，叶挺又搬了一次家，搬到更为偏僻的观音山麓一个防空区里。新家的后面有一个不太大也不太小的石头山，前面有一大块空地。“开荒吧，我们几个孩子除了上学以外，就整天拿着锄头，消磨在屋前的荒地上。带领我们的父亲干得尤其起劲……过了几天，父亲从市场上买了十多只羊回来。从此，我们放了学回家后又多了一项工作——赶羊。”
特务们像尾巴一样马上就跟来了，在距叶挺家前五六丈的马路边的一个小铺子里，住了四个特务，隔壁也住了一个。隔壁的特务常常拿着一根拐杖，跟着孩子们上山赶羊。他常常威嚇孩子们说山上有蛇，叫他们不要随便上山去，如果上山去的时候，要叫他陪同一路去，因为他是很会捉蛇的。小铺子里的四个特务，则专门在叶家人上街时盯梢。
在桂林，虽然依旧处于被软禁的状态，但叶挺还是能和李济深、何香凝等故交，柳亚子、千家驹等社会名流过往互谒；周恩来也可通过地下关系，与他联络；一些新四军的老部旧，也悄悄地登门造访；这都是恩施的禁锢没法比的，叶挺长久紧蹙的眉宇稍稍舒展。然而这样的日子过了也就半年左右，蒋介石获悉叶挺在桂林与社会各界广泛接触的消息，极度不安起来。
叶正明对我们说：“1943年12月25日，我和家里的其他孩子放学回到家里，发现父亲房间的门是锁着的。外婆一脸忧愁的告诉我们：‘你爸爸被绑了，你妈妈现在正设法打听消息。’我预感父亲的情况不妙，眼睛渐渐地模糊了……”
第二天，有一个穿军服的人拿了一封信走进叶家，对李秀文说：“叶高参叫我来请二少爷、四少爷、五小姐一道去。这里有他的亲笔信。”所谓二少爷、四少爷、五小姐，就是叶正明、叶华明、叶扬眉。李秀文看确系叶挺亲笔所写，就问来人：“要把他们送到哪里去？”来人说：“我不知道，这是上边的命令。不过你们的行李要尽量的带少些，坐飞机去呢。下午六点钟我们再来接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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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挺被骗遭捕的经过
3、父亲讲述了他在桂林被骗遭捕的经过/“郭副长官请叶高参到恩施去玩一下。”/叶挺抬起手，打了那个特务一个耳光
“12月26日晚，我、四弟、五妹三个离开了家。就是因为父亲开列的名单，使我们三个能在此后近两年的时间里，一直生活在他的身边。27日中午，我们乘火车赴衡阳，直到晚上11点多才下车。我们下车后，在一个宪兵特务队里见到了父亲。只隔了一天一夜，就好像隔了十年一样，父亲的面容显得分外的苍老了，额头上也显出了一条条雨后蚯蚓般的皱纹……”
叶正明继续说道：“我们在衡阳住了三天，便动身坐木炭车到宝庆，刚到宝庆的一个晚上，那个送我们（其实押解我们的）的营副叫我陪他睡，我知道他不过是怕我们逃走罢了。这一晚电灯通夜亮着，而且还有一个拿着枪的宪兵在房里通宵的看守着，如此我们过了十八夜才走到目的地——恩施。”
在恩施，叶正明才听父亲讲述了他在桂林被骗遭捕的经过：12月25日上午10点钟的样子，住在隔壁的特务走进叶家，对叶挺说：“你们的羊有一只给人家偷去了。”叶挺没想到其间有诈，便披了一件外衣，跟着特务出了后门上山。
上到半山，前面那个特务站在岩石上好像等人的样子，见叶挺跟上来就跳下岩石。这时，从四面八方的山石后面，涌出了二十多个拿手枪的特务，围住了叶挺。一个好像是领头的，就是“送”叶正明的那个营副，拿出一封信递给叶挺说：“郭副长官（即国民党第六战区副司令长官郭忏）请叶高参到恩施去玩一下。”
叶挺大怒，说：“请，为什么不到我家里去请？你们是土匪吗？你们不是国民党？”“是”，一个特务说。叶挺又说：“三民主义是不是教你们当土匪的？你们懂不懂三民主义？”“不懂”，一个特务大胆说。叶挺抬起手，打了那个特务一个耳光说：“不懂三民主义，就不配做国民党。”那特务说；“你打我也没关系，这不过是上司的命令罢了。”
接着，那一批人就拥着叶挺转过山后，从另一条路下山，山下有一辆大卡车等在那里，他们把叶挺扶上车，开到宪兵第五团的团部。叶挺就是在这里，写了那封接叶正明等三个孩子跟他走的信。写完信，那批人就押着叶挺坐卡车先去了衡阳。
后来也是从父亲那里得知，父亲要他和四弟、五妹来的用心。叶挺有了一大家子在桂林度日维艰的经历，自己在离开之际带走3个孩子，可以减轻妻子的负担。他不带老大叶正大，是因为老大毕竟年长些，可给妻子打个帮手，协助照理家务。跟着自己的孩子，也许要吃些苦头，所以太小了什么都不会自理也不行，所以点了正明、华明。而扬眉，是叶挺最喜欢的孩子，叶正明说：“父亲和母亲都喜欢有个女孩子，但连生几胎都是男孩，直到第五个，才有了个女儿，姨妈说总算扬眉吐气了，五妹就叫了‘扬眉’。我们家老六也是女儿，她生下来眉毛直直的，就取名“剑眉”。父亲特别喜欢扬眉，让她跟在身边，或许能使父亲在被禁锢的沉郁中，多得到几分慰籍。”
叶正明收到一张留级的成绩单
4、每天晚上，房间门外都有宪兵看守着/学期终了时，叶正明收到一张留级的成绩单/“父亲要我从小有骨气，不向恶势力低头”
回忆起陪伴父亲度过他人生最后岁月的日子，叶正明思绪不绝如缕。他说和父亲一起到了恩施，他们先是在招待所里住了一个多月。每天晚上，房间门外都有宪兵看守着。一个月后，他们搬到城外的朱家河，即去桂林前叶挺被禁锢的原住所。
叶正明是第一次来到这里，他对新家做了这样的描述：“我们的家在城外的一个小山脚下，隔壁是一些淳朴的农民，和一些小公务员，家里有两个勤务兵（其实都是些以勤务兵的牌子作幌子的特务）。我们养了十几个白兔（后来增加到五十多个），和十来个鸡鸭。屋前十来丈有一条不深的小河，后头有一个荒山。为了贴补生活费用，爸爸和我们三个孩子，曾开了一二亩的荒地来种菜。早晨，我们起来就到野外走走，或者进城去买菜，（父亲进城时有特务暗中跟着），中午有时是我们自己煮饭，因为‘勤务兵’偷懒去玩了，或去作报告去了。午后，我们带一点零食，到离我们家大概有二三里路远的南门河去玩。晚上吃完了晚饭的时候，父亲讲很多他在军中的生活，和解放区中的事情，给我们听。从他那里，我们知道了八路军、新四军，他们为什么能以低劣的武器来战胜武器精锐的敌人，我们知道了解放区为什么一天天的扩大，而国民党的领地却一天天的缩小，八路军、新四军的军队为什么是自愿的，而国民党的部队都是要拿着枪去捉。”
家安顿好后，父亲和叶正明及弟弟、妹妹给母亲写了封信，此后，他们每个礼拜都要写一封给母亲的信寄往桂林，告知他们的近况，表达对母亲的思念之情。
又过了些日子，孩子们都上学了。叶正明被送到据说是全湖北最好的中学，但他自己的感受根本不是那么回事。“我第一天进去，人家就叫我做小共产党……所以从那天开始，我就没有觉得舒服过。”
比起和父亲在一起的生活和交谈，叶正明感到学校里所教习的那一套非常枯燥乏味。他有时就把从父亲那里听来的有关解放区、八路军、新四军的事情，讲给同学听。结果有一天，一个校工拿了一张条子来找叶正明，说校长请他去，他马上就猜想到，可能是有人把他告发了。
“果然，到了校长室里的时候，校长拿了一张同学告发的报告，掷到我的面前说：‘你看吧。’我知道这是没有好结果的，便说：‘校长，请问你现在打算把我怎么样呢？’他含了一种恶意的微笑说：‘你回去想一下吧，如果改过的话，你明天就写一张悔过书来给我，不然，哼！’我知道这哼字含什么意义，不是留级便是开除。到了学期终了时，我果然收到了一张留级的成绩单。我感到很光荣，因为我能为我的信仰而牺牲——虽然只是这一点点牺牲。”
叶正明对于因不写“悔过书”，受到学校留级的处分，不仅不感到沮丧，反而感到光荣，这还在于他的态度和做法得到了父亲的赞许。叶挺对孩子们说：不写“悔过书”是对的，一个人从小就要有骨气，就要不怕恶势力。
叶挺深知，自己的孩子在国民党统治区域内的学校里和社会上受到不公正待遇，受到一些委屈，是因为自己的信仰和人生道路的选择所致，但恰恰是在这些问题上，他绝不可能放弃和改变，所以自己身边的孩子们就可能继续碰到这样那样的为难冷落。为了让孩子们感到温暖和安慰，每在孩子们放学回家的时候，叶挺就想尽办法给孩子们做些好吃的，带孩子们去逛书店，到郊外去野游、游泳，让他们感受父爱和大自然的温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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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挺“自动脱党”的真相
5、软禁的日子，使叶正明对父亲有了更深的印象和理解/叶挺到达指挥部时，离起义爆发只剩下几个小时了/叶挺深思熟虑的方案被慷慨激昂的言辞掩盖
叶挺自参加中国共产党后，作为军事将领，一直处于戎马倥偬之中；而当他与组织失去联系后，一方面要忙于生计，一方面又积极地与反蒋的各派力量联络，因此家中的孩子们看到的总是父亲忙碌的身影，却不能像普通人家的孩子那样，长时间地感受父亲的存在。
然而在恩施被软禁的日子里，叶挺一方面自由受到了很大的限制；一方面他有意识地想给身边的孩子多一些家庭的温润和悦，这使得叶正明对父亲有了更深的印象和理解。他能经常听父亲讲一些过去的经历，而且渐渐明白了许多事理的他，还向父亲提出了一系列的问题，软禁中的叶挺，对孩子的提问，一一给予了解答。
正是因为有这样一段经历，叶正明对社会上存在的一些关于叶挺的论述和评价，有着自己的不同看法和见解，他有许多话想讲，也就在于此。
叶正明对我们说：关于叶挺生平，有一种比较普遍的说法是他在广州起义失败后“自动脱党”，并从这时起到抗战初期膺任新四军军长之前，有个“十年消沉”阶段。他说根据他掌握的情况和对父亲的了解，上述说法是与叶挺的真实精神风貌很不相符的。
我们分明地感到，叶正明在说到这里的时候颇动了感情。他先讲述了“脱党”的事，因为这事与广州起义直接相关，我们遂一起重温了75年前那个可歌可泣又让人扼腕的历史片段。
在广州发动起义是当时的中共中央决定的。1927年的12月7日，张太雷主持中共广东省委的常委会议，在传达了中共中央的指示后，会议将起义发动日期定在12月13日，组成了起义领导机构革命委员会，并决定由叶挺出任起义军军事总指挥。
然而，鉴于叶挺是被蒋介石通缉的要犯，从保障安全考虑，起义领导人之一黄平建议不宜过早通知他。结果临起义发动的前一天，他才被匆匆召来广州。而实际上，当叶挺到达指挥部时，离起义爆发只剩下几个小时了。正像起义的领导人之一聂荣臻回忆所说：作为广州起义的军事指挥，叶挺“是在什么情况都不清楚的状态下来指挥起义的。”
就在叶挺到达后的这几个小时里，叶挺首先与起义最高领导们碰头，由此得知中共中央对起义的正式指示，了解到起义领导班子在他到达前进行的起义准备，设定的行动方案，以及对敌我力量的对比和分布。
继而，叶挺召开了战前调查会，与参加起义的中层领导者们见了面，对起义参战力量的战备情况、武器装备，对作战目标情况的掌握，起义后各部之间的呼应，以及战场救护和后勤保障等问题，作了详尽的了解。
在这之后，叶挺与被任命为起义军参谋长的徐光英，对原定的起义方案进行了调整和完善，明确了起义的时间，并随即对起义各部下达了作战命令：教导团、警卫团按原部署不变，工人赤卫队7个联队和敢死队必须在11日凌晨2点前到达预定地点，3点准时发动起义。第一联队对和敢死队攻打公安局；第二联队攻打国民党第四军军部等目标；第三联队攻打西区警察局、粤汉铁路局等目标；第四联队攻打警官讲习所等军警机关；第五联队攻打国民党省长公署等目标；第六联队兵分两路作战；第七联队为机动，随时听候调遣。
就是在这短暂的时间里，叶挺还了解到，对发动此次广州起义，广东省委内存在着不同意见，像军委委员聂荣臻等就认为时机尚不成熟。另外在调查会议上，工人代表黄亚恒再次提出了起义时机问题，指出起义力量仅数千人，虽然广州城内空虚，但外围敌军达10余万。
黄亚恒的意见引起了叶挺的高度重视，他找到广东省委书记张太雷，对他说鉴于敌我力量悬殊，起义倘若成功了，也不宜在广州久滞，而应将队伍带往海陆丰，与彭湃领导的当地苏维埃政府会合。
叶挺的意见，当即遭到共产国际派来的德国人、有“暴动专家”之称的诺依曼的强烈反对，他给叶挺把广州起义队伍拉到农村的想法，扣上了一顶“土匪主义”的大帽子。因起义在即，叶挺全副心思都在作战指挥上，就没有与其争执。
广州起义发动当天，“广州苏维埃政府”宣告成立，但这个苏维埃政府随即陷入国民党军的围攻，形势严峻。被推选为工农红军总司令的叶挺，在苏维埃政府的军事会议上，郑重提出“不要再在广州坚持，把队伍拉到海陆丰去”。这一建议得到叶剑英、聂荣臻等懂军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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