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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别经历-第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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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性意见，充分发挥了为农业献计献策的作用。人民日报曾有一位记者问他：“从您长期从事农业领导工作的体会来看，我们最深刻的教训是什么？”王观澜沉重地说：“一言堂，一边倒，一刀切，一阵风（一窝蜂），把我们害苦了！”
作为一名几十年从事农###动和农村发展工作的老战士，王观澜把自己的大半生都奉献给了中国的农业、农民和农村建设，对农村和农民始终怀有深厚的感情。他退下来后，心中首先思考的，仍是要深入实际，了解“三农”问题，特别是要系统研究中国的农民问题。
他请来北京农业大学的四位教师协助他工作，只要不外出视察和开会，他就把几位教师请到家中，一起商讨研究大纲，或回忆和讲述党领导的土地改革发展过程和历史经验。他对搜集和整理原始资料非常重视，亲自与中央档案馆、新华社、农业部等部门联系，请他们帮助提供资料。
徐明清记得，当时新华社提供了一批当年老区办的《红色中华》等报刊资料，王观澜认为这批资料十分珍贵，因那时没有复印机，他就专门请了一位摄影师帮助翻拍，整整忙活了两天，才将这批报刊资料翻拍完成。王观澜到外省考察期间，也不忘请人专门收集各地农###动的资料，为今后的系统研究打下基础。可惜的是，这项系统研究农民问题的工程正在继续，王观澜却被癌症夺去了生命。
1981年9月，王观澜带领一个工作组到河北保定、安国、博野等地连续考察了两个多月，并亲自起草调查报告，11月底赶回北京，参加五届全国人大四次常委会议。会后，他感到身体极度疲乏，病倒了，12月23日被送进北京医院。这时，他已身患胰腺癌，并转移扩散。入院后，他的病情急剧恶化，不幸于1982年1月19日在北京病逝。
虽然，王观澜最后心系的系统研究中国农民问题的事业未竟，但他的英名，却长久地留在了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留在了现代中国农业发展和研究的历史进程中。
坐飞机扔手榴弹的父亲
熟悉中###史的人大多知道陈昌浩，在共产党初打天下的年代他曾经大名鼎鼎。鄂豫皖苏区至今流传着关于他的故事：比如他曾坐着红军缴获的第一架飞机“列宁号”朝敌军扔手榴弹。后来他出任兵强马壮的红四方面军政委。
然而在令人扼腕的西路军失败以后，由于种种复杂的原因，陈昌浩的地位一落千丈，他的后半生几乎不为人知。父亲的特殊经历，多多少少会对子女产生影响，陈昌浩之子陈祖涛的人生的确不同寻常。然谓之不寻常，却并非全缘由父亲，漫漫人生是他自己走过来的。
承蒙欧美同学会的联络，我得以再三再四地坐到陈祖涛的办公室里，和他一起悲喜跌宕于半个多世纪前在苏生涯的回溯。他是那种从外相到精神根本不会让你往“老”字上联系的人，和比他年轻20多岁的我在一起，好像更富活力的却是他。正是由于他那过人精力和记忆力，使我聆听到不该遗诸史册的故事。
与周恩来一同飞赴苏联的红色少年
1、毛泽东首肯，他和父亲飞去苏联
1939年的8月末，因为众所周知“坐骑受惊事件”，周恩来右臂粉碎性骨折，若再在缺医少药的延安延误下去，将落下严重残疾，中共中央决定由邓颖超陪同他赴苏联医治。恰好陈昌浩亦因久治不愈的严重胃病难于正常工作，中央决定也让他到苏联诊疗。
他们离开延安的日期定在了8月27日，临行前夕，陈昌浩突然对陈祖涛说：“我想带你去苏联。明天来的要是架大飞机，我就带你一起走；要是小飞机，你就乘汽车、火车去苏联。”经历根据地生活的孩子，都知道苏联，那是父辈们景仰的革命圣地，那里的今天，正是中国共产党人追求的明天，父亲要带他去那里，当然令他喜悦。
第二天一早，父亲就骑着马带着他去了杨家岭。陈昌浩把带儿子赴苏的想法告诉了毛泽东，得到了毛泽东的首肯，陈祖涛还记得毛泽东当时还找出几枚银元，给了父亲。
当天降落在延安机场的道格拉斯飞机，有24个座位，据说是蒋介石亲自指派的专用飞机。陈祖涛可以和父亲同行了，同机还有一位经毛泽东同意去苏联的孩子，是时任陕甘宁边区党委书记的高岗的儿子，学名高毅，小名老虎。
由周恩来抚养的烈士孙炳文的女儿孙维世，夹在送行的行列中。有人对她开玩笑说：你也跟着养父一起去苏联吧。没想到这一个玩笑竟让孙维世动了心，她把期待的目光投向周恩来。周恩来说：这事得由毛主席批准。有人随即牵来了马，她骑上就奔杨家岭而去。一会儿，她绽着笑靥回来了，显然是毛泽东同意了她的请求。
当送行的人纷纷走下飞机的时候，跟保姆一起上了飞机的陈伯达之子陈小达，突然放声大哭起来，无论如何不肯下飞机。他的小名也叫老虎，虎威发起来还真没人驯服得了。看着束手无策的陈伯达，周恩来说，既然这样，就和我们一起走吧。
就这样，飞机载着周恩来夫妇、陈昌浩及孙维世、陈祖涛、高毅、陈小达四个小伙伴，在人们的目送中消逝于天际。他们先在甘肃省的兰州做了停顿，刘少奇的两个孩子也已经中共中央同意送往苏联，先期等候在了这里。于是，4人的少儿团中，又加入了刘允斌、刘爱琴兄妹。
现如今，一同前往苏联的6位少儿团成员，只剩下了刘爱琴、陈祖涛、高毅3 人。“我们每年都要聚一次，只庆幸我们还活着。”陈祖涛意味深长地对笔者说道。是呵，倘若不是因为特殊的变故、非常的历史时期，孙维世、刘允斌、陈小达都应该和他们在一起。
由于在新疆迪化（现乌鲁木齐）办理各种手续，6人团延宕到11月才抵达莫斯科，除了年纪稍长的孙维世依自己的意愿去学艺术外，其他5人都进了在莫尼诺的第二国际儿童院。
在这里需稍做说明：陈祖涛刚到苏联时11岁，以往有关他生平的文章称他的生母是陈昌浩的第二位妻子、红军第四方面军的政治部主任张琴秋。此说实为谬传，因为她的生母刘秀贞怀上他的时候，陈昌浩尚未去苏联，还不曾和于1925年就到苏联学习的张琴秋有一面之缘呢。陈昌浩第一次赴苏联是在1927年的9月，刘秀贞已怀胎数月，陈昌浩亲自给即将出世的孩子取名“洋生”，即父亲留洋之际降生。洋生有一个哥哥，叫柏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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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大林签字转为苏联国籍
2、转为苏联国籍，据说是斯大林亲自签字特许的
当时在第二国际儿童院的主要是中国共产党人的孩子，但在陈祖涛等到了不久，就集体转到了在伊万诺沃的第一国际儿童院。伊万诺沃是苏联的纺织工业城市，距莫斯科300公里左右。
两个国际儿童院，都是赤色国际救济会创办的，收养的都是各国共产党、工人党领袖和著名左翼政治家的孩子，据当时的统计有200多人，包括世界31个民族，各种肤色的都有，例如西班牙共产党书记伊巴露丽的孩子、巴西共产党领袖卡洛斯·路易斯·普雷斯捷斯的孩子等。美国共产党总书记邓尼斯的孩子季莫菲耶夫，和陈祖涛是同班同学，他们后来成为很要好的朋友。
陈祖涛说在国际儿童院的中国孩子的构成可分为三种类型：
一是烈士子女，如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宣传部部长蔡和森和湖北省委负责人向警予的孩子蔡博、蔡妮，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组织局主任罗亦农的儿子罗西北，中央政治局委员、全国总工会执委会委员长苏兆征的儿子苏河清，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广东省委书记张太雷的儿子张芝明，代理江苏省委书记赵世炎的两个儿子赵令超、赵施格，湘鄂赣边特委书记郭亮的儿子郭志诚等。
二是当时中共高层领袖的孩子，如毛泽东的长子、次子毛岸英、毛岸青，刘少奇的长子、长女刘允斌、刘爱琴，朱德的女儿朱敏，还有陕甘宁根据地最高领导人林伯渠、高岗的子女等。
三是中共几批到苏联学习的干部在苏联生儿育女后，留在那里的孩子，以及与苏联人结为夫妻后生育的子女，例如博古的女儿秦吉玛，张闻天和苏联妻子安娜·列昂尼多芙娜·戈尔彬斯卡娅的儿子等。这些孩子一点中文都不懂，更没受到过丝毫中国文化习俗的熏陶。
在国际伊万诺沃儿童院内，中国孩子占到了近百分之二十。所以中国人在儿童院里很显眼。其次是德国的孩子，有十多个，因为希特勒当政后对共产党人的镇压日趋严厉，德共领袖们就把自己的孩子送到了苏联。
各国共产党人的后代的管理，由共产国际负责，例如享受什么待遇，吃、住、教育等等，都由共产国际下指示，甚至是当时共产国际的执委会主席季米特洛夫直接发话。到苏联后不久，陈祖涛他们就都转入了苏联国籍，享受苏联国民的待遇。外国公民转成苏联国籍，这在当时是件很难的事情，但这批儿童很特殊，苏联最高当局都清楚这批儿童的情况，转国籍据说是经过斯大林亲自签字特许的。
在苏联国际儿童院的日子
3、老天爷是最公平的
由国际儿童院管理的孩子，年纪大的已经十六七岁，像中国的毛岸英、苏河清、蔡博……而小的只有四五岁，其他国家的孩子也是大小参差。小的在儿童院养育；大的在附近的学校就读，白天在学校上学，放学后回儿童院，因为没有家，儿童院就是他们的家。
刚到儿童院的外国孩子，第一个任务就是学习俄语，这是在苏联生活和学习的基础。一年后陈祖涛入学读书，学校离儿童院不远，大约几里路。在学校里，各国的孩子与苏联本国的孩子要求是一样的，学校方面并不因为你是外国人，在学习课程和学习的成绩上对你有什么迁就和照顾。
不久，陈祖涛加入了苏联少年先锋队，带上了红领巾。苏联小学中学是一体的，从一年级到十年级。他直接上的五年级，后来因成绩优异跳了一级，和中共早期工运领袖郭亮的儿子郭志诚成为同班同学。
每天放学回到儿童院，孩子们按年级分班，由儿童院的老师组织辅导学习，并监督完成学校的功课。这种按年级分的班各国学生都有，老师也是各国的都有，德国的、保加利亚的等，班上都讲俄语。
此外各国学生还有自己的管理班，这种班不是以年级分，而是按不同的国家、不同的民族分，老师也是本国的。担任过莫尼诺国际儿童院副院长的师哲，就曾当过中国班的老师。
到伊万诺沃的第一国际儿童院后，担任中国班老师的是韩铁生夫妇两人。在中国班里，老师由浅入深地讲授中国的历史文化，中国的传统习俗，教汉语汉字，并讲一些浅显的革命道理。这样的课一个星期有两三次。爱祖国，要追随父辈置身的革命事业等理念，就是这样一点点注入孩子们脑海中的。
当时儿童院的生活、教育情况比较好，体育、音乐等活动也非常丰富，还教一些生产技能。陈祖涛就在那里学过木工，教他的是个俄罗斯的老木匠，一周一次。“文革”中他被驱逐到农村时，就把木匠技能又捡了起来，打了不少家具。孩子们有什么课外的兴趣，儿童院就找来相应的老师指点，教助其发展特长。
比之父辈们正在奋斗的国内根据地，这里的生活和学习条件简直是太安逸了。然而老天爷是最公平的，这只手赐予你点福祉，那只手就会丢给你些灾患。尤其是对那些将承担大任者，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的磨练是少不了的。
刚幸福了不到两年，希特勒就撕毁了《苏德互不侵犯条约》，对苏联发动闪击战。德军兵锋直逼莫斯科城下，并扬言要到莫斯科城里过圣诞节，陈祖涛他们很快就尝到硝烟笼罩下的残酷。
伊万诺沃地处莫斯科西北，距离战场比莫斯科城还近，而且附近有机场，成天飞机飞起飞落，飞机和炸弹的轰鸣终日不断。到1942年冬天，共产国际已经准备将国际儿童院迁离伊万诺沃了。
“儿童院的东西、库存物资都分给了附近居民，不好带的食品也分给他们了，我们每个人就是自带着自己的行李，一个小小的背包，随时准备出发上火车了。但当一切都分发完了，准备已充分做好之后，战事突然出现了转机，围困莫斯科的德军开始溃退。于是，上面又决定不搬迁了。”陈祖涛回忆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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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争中土豆救了命
4、“我们活下来了，是土豆救了命。”
战争一开始，特别是进入紧张胶着状态后，原有的正常秩序就都被打乱了。苏联最高层的注意力在战争，彼时的口号就是：一切为了前线！孩子的生活、教育的照料，不可能再像和平时期那样体贴入微。以往国际儿童院的主管上级是共产国际，1943年共产国际取消了，主管上级转为苏联的红十字会。红十字会能力有限，只要能维持孩子们的生命，还能继续使他们受教育，就已经是竭尽所能了。
除了吞噬生命的战火外，陈祖涛他们更深切和每时每刻都能感受到的，是生活必需品的匮乏。昔日苏联政府的温饱保障没有了，配给食品对正在发育期的孩子明显不足，匮乏的补充和一些生活必须品的采集，只能靠孩子们自己的双手面向黑土背朝天地索取。
在伊万诺沃，做饭和取暖都烧劈柴。此刻，劈柴全要靠孩子们自己伐木，自己劈成合适的柴块。虽然儿童院和学校就在森林里，但在苏联，即便是战时，森林里的树木也是不可以乱砍乱伐的，必须到指定的地点去砍伐。据说从沙皇时期，森林就受到很严格的管理，哪里可砍伐，哪里不许砍伐，砍伐后必须种植等等规范很细。砍伐区离驻地很远，冬季用的劈柴，夏季就开始伐木劈块垛好，冬天用爬犁拉回来烧。
孩子们在学校附近开荒整地，种上了被视为苏联当家菜的胡萝卜、大白菜；在离学校较远的地方，种植了大片直到现在俄罗斯低层的老百姓仍作为基本主食的土豆。因为路途远，到那里劳动都是乘坐马车往返。
整个战争期间，孩子们大多数时间就靠土豆果腹。在地边，用洋铁皮水桶，把刚从地里刨出来的土豆放在里面煮熟，就像人们在《列宁在1918》电影里看到的那样，把皮一剥，在上面撒点盐，便大嚼起来。
“即便是土豆，也不是可以敞开肚皮吃的。和我年纪差不多的一批孩子，像蔡博、郭志诚、赵施格等等，个子都在一米六多一点。我的父亲是一米八几的大个子，而我只有一米###。为什么？因为我们正在长身体的时候，却严重地缺乏营养，长期吃不饱。可我们毕竟活下来了，是土豆救了我们的命。”陈祖涛说。
许多年后，陈祖涛回顾起来，觉得经历这样的环境和磨练，从中获取的收益在一生都享用不尽。他“文革”中受冲击被赶到了东北的乡村僻壤，就因为有在苏联学到的那些生存技能，贫穷和困厄一点也难不倒他。
因为特殊的战争环境，孩子们还学到了更多的东西。除了生存自救、学习知识以外，孩子们还进行了军事战备方面的训练。他们学习了战斗行进、挖战壕、使用武器、射击，防空和如何处理没有爆炸的炸弹，伤员的抢救和受伤后的自救等等。孩子们还参加了献血，女孩子则在课余时间从事军用被服的缝纫。
毛岸英感叹人生的一大憾事
5、毛岸英感叹人生的一大憾事
在卫国战争初期，像毛岸英、苏河清、蔡博等，已经是十###岁的大小伙子了，陈祖涛他们也有十四五岁了。虽说他们都经受了军事训练，也在演习中摸过了枪，但男孩子们更迫切地渴望成为一名真正的战士，在战场上与德国法西斯一决高低。
多数孩子当时的想法是能进一个速成的军事学校，学一门军事技术，马上应召上前线参加战斗。陈祖涛说：“我和几个同学当时特别想上海军学校，学完了就当海军。”
然而战时的苏联政府一时一刻都没有放松保护在苏联的各国共产党领袖后代们的生命安全。斯大林曾经亲自签署过一份文件，规定凡是国际儿童院的孩子，一律不得应征入伍。
但儿童院里年纪稍大的孩子，并没因这一纸规定而熄灭参战热情，特别像想参军的毛岸英，就给斯大林、季米特洛夫写了一封信，坚决请求从军。他毕竟身份比较特殊，居然被破例批准了。
1942年的下半年，共产国际来了一个叫纳努伊尔斯基的将军，到国际儿童院，把毛岸英带走了。毛岸英先上了一个军事学校，不久又转到很高级的伏龙芝军事学院速成班。1944年，毛岸英从速成班毕业后，穿着军装到国际儿童院来。陈祖涛他们看见毛岸英穿着漂亮的苏联军装，佩带着中尉的军衔，简直羡慕得要死。
那时，苏联红军已经打出了苏联国界。由于毛岸英一再坚决要求到前线去，苏联方面就派了一位大校军官，陪着（实际上是担任保护）毛岸英到前线苏军作战的各个战场转了转，但依然没有让他参加作战。
后来在1950年，已经回国4年多的毛岸英陪李克农来莫斯科，就苏联对中国参加抗美援朝的武器援助问题进行谈判。他还专门邀请陈祖涛和另一位同学、美国共产党主席邓尼斯的儿子季莫菲耶夫，一起到他住的当时苏联最高级的旅馆莫斯科旅馆见面，李克农安排他们一起吃了一顿饭。在席间聊及卫国战争时期的往事，毛岸英感叹说：“卫国战争时期，我几度要求参战，斯大林不同意，最后只是到前线走了走，没有和敌人面对面地作战，实在是一大憾事。如今我国决定以志愿军名义入朝与美国纠集的联合国军作战，这次我无论如何不能再错过到前线参战的机会。”
当年除了毛岸英这种极个别的情况外，别人都没捞到上军事学院、到前方观战的机会，只有郭亮的儿子郭志诚差一点成为例外。战争开始后苏联政府做出一个规定，男性苏联公民只要超过了16岁，就必须参军。郭志诚年纪稍大一点，当时已经超过了16岁，报名后被编进了后备役部队。
他穿上了军装，头发也剃光了，进行了几个月的新兵训练。我们都觉得他真幸运，可还没等上前线，他就让苏联方面查出来是中共的子弟，把他从部队中“清理”了出来。毕竟是经过了几个月的正规训练，所以回到儿童院后，他就成了年纪稍大的中国孩子的军训教官。陈祖涛说他过去曾有一张照片，是在郭志诚的带领下，他和另外几个人在进行枪械训练。
也是在战争年代，陈祖涛经毛岸英介绍，加入了苏联的共产主义青年团。1942年下半年，毛岸英临去军校学习前，提议由陈祖涛接替原由自己担任的儿童委员会主席的职务。经过孩子们表决，陈祖涛当上了这个民间组织的主席。
儿童委员会是儿童院孩子们自我约束的组织，主要工作大致分为三项：一是督促学习，通过各个班的代表，通报了解学习情况，促使大家争取好成绩；一是参与劳动自救的管理，保证劳动量，进行劳动统计，进行劳动组织安排等；一是参与组织军训和体育娱乐活动，打乒乓球、踢足球，跑步出操。委员会由各专项委员组成，郭志成就是当时的军事委员。
贺子珍被送进了苏联的精神病院
6、贺子珍被玛尕洛夫送进了苏联的精神病院
生活并不总是在演正剧，除了残暴的敌人强加给孩子们仇恨之外，自己营垒的不良分子和丑陋行为，也在使孩子们的感情复杂起来，有了更丰富的爱憎，并且学会了与不良行径做斗争。
1943年，国际儿童院新来了一位院长，名字叫玛尕洛夫，他的妻子叫伊莲娜·尼古拉耶夫娜。中国孩子们和他们接触没有多久，就发现他们歧视中国人。他们对别的国家和民族的孩子都还可以，可就是对中国的孩子另眼相向，总是挑刺儿、找茬大加申斥。
陈祖涛说：“虽然我们当时还是孩子，但在这个问题上我们非常敏感，因此我们对他很有意见，尤其是我这个儿童委员会主席，和他接触要比别的孩子多一些，感受就更深一些。我们经常组织起来和他们交涉，给他们提意见，或者跟他们暗斗。”
继而，中国孩子们又发现了玛尕洛夫的贪占行为。战争期间很艰苦，但苏联政府还是设法保障儿童院孩子的食品有一定的量，本来比之和平时期这些食品已显得不够充足了，而玛尕洛夫还从中克扣。
玛尕罗夫夫妇吃小灶，孩子们吃的清汤挂水的时候，却看到院长夫妇的餐桌上总不乏肉和蔬菜，汤盆上漂着厚厚一层油，这全靠刮孩子的油水。陈祖涛说当他们发现这种情况时，就觉得他们很卑劣，不像革命者和领导者。
让中国孩子对玛尕洛夫忿忿的还不止这些。战争开始以后，国际儿童院里，又来了两位中国的成年人，一位是毛泽东的前夫人贺子珍；一位是林彪第一任妻子张梅。张梅原名刘新民，陕北米脂人，当地老话云“米脂的婆姨绥德的汉”，张梅长得确实很漂亮。1938年她陪林彪到苏联医治枪伤，他们在这里生下了女儿林小琳。然而也就是在苏联，林彪和张梅感情破裂，1942年林彪只身回国，张梅则留在了苏联。
当德军的闪击战迅速推进到莫斯科附近时，原来共产国际接待和管理的各国共产党人，都离开莫斯科被疏散到各地，像陈祖涛的父亲陈昌浩，就被疏散到了中亚细亚一个小城市库坎多，《黄河大合唱》的曲作者冼星海到了塔什干，另一位中国共产党的早期领袖李立三去了杜尚别，贺子珍、张梅就被送到了伊万诺沃的国际儿童院。
贺子珍、张梅来到国际儿童院也没有工作可做，在苏联也没什么认识的人，也不会俄语，没什么人来往，就是住在教师的楼里度日。时常陪伴她们的，就是她们在苏联的孩子。陈祖涛记得总看见李敏常和母亲贺子珍在一起，林小琳也常和母亲张梅在一起。
她们的生活和孩子们差不多，每天就是几百克的面包，没有其他的食品，甚至还不如孩子，吃不饱，营养不良，日子过得很艰难。为了解决饥饿的问题，贺子珍常常变卖自己的衣服。她从中国带了一些衣服到苏联。在伊万诺沃，或者用自己的衣服和邻居换些食品，或者就在住所外面摆小摊，变卖点钱购买食品。
陈祖涛印象里，贺子珍那时的脾气很不好，有时不知因为什么生气或碰上不顺心的事，就会打李敏。“我们特别同情贺子珍、张梅她们。当时感到最可怜的就是李敏，她年纪还很小，有时还挨打。”
也许就是由于贺子珍老发脾气和打孩子吧，负责照管贺子珍生活的国际儿童院长玛尕洛夫，竟然把贺子珍送进了苏联的精神病院，让她和那些神经不正常的人在一起。陈祖涛他们在延安就见过贺子珍，后来又知道她是中国共产党最高领袖毛主席的前夫人，看到她受到这样的待遇，陈祖涛他们非常生气，他说：“我们就觉得玛尕洛夫是个混蛋。”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时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的王稼祥、中共中央东北局的副书记罗荣桓先后到苏联看病，从陈祖涛他们口中得知贺子珍被送进疯人院的情况。他们随即向国内做了报告，经交涉才把贺子珍接回莫斯科，又于1947年送她回国到了东北的解放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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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德之女、张闻天之子的蒙难遭际
7、《红樱桃》与朱德之女、张闻天之子的蒙难遭际
20世纪末公映的电影《红樱桃》，是由也曾留苏的叶挺之子叶正明的儿子拍摄的，传说电影主人公是根据朱德女儿朱敏的经历为原型创作的，但电影毕竟是艺术，虚构的成分太多，和朱敏的实际经历相差很大。
朱敏在卫国战争前，和毛泽东的女儿李敏、罗亦农的儿子罗西北、原中共湖南省委书记王一飞的儿子王继飞三个人一起来到伊万诺沃国际儿童院的。
他们到达以后，国际儿童院对他们做了非常仔细的身体检查。当时发现朱敏患有肺病，一位老医生建议把她送到苏联最好的肺病疗养院进行治疗。这所疗养院在莫斯科西南面，那里有很大的树林，空气很好。
然而，朱敏刚到那里不久，苏德战争就爆发了，德军的闪击战一下就把那所疗养院占领了。正所谓福兮祸之所伏，疗养得好好的朱敏瞬间成了德国人的囚徒，被押送到科尼塞尔半岛的劳动营当童工。二战之后，这个半岛被划入苏联的版图，直到现今。
当被俘之际和在劳动营当劳工的岁月里，朱敏表现得很机警，始终没有暴露自己是中共领袖后代的身份。陈祖涛回忆说：“后来我对她说你当时还真有主见，一直没有暴露自己。她对我说她当时并没有想得那么复杂，而且确实吓坏了。”是啊，在国外沦落于惨无人道的法西斯匪徒魔掌，这突如其来的险恶遭遇，还真没有几个国人经历过，更何况朱敏当时还是个不谙世故的孩子。
类似朱敏的这种特殊情况，联共中央大概是得到有关部门的汇报，所以1944年以后，苏联红军打出国境，当时的联共中央书记、原共产国际的执委会主席季米特洛夫，立即提议派人员去前方寻找在战争中失踪的中共领袖的孩子。当时被点名的有两个孩子：一个是朱敏；一个是张闻天和他的苏联前妻安娜·列昂尼多芙娜·戈尔彬斯卡娅生的孩子，他也是在疗养院被德军掳走的。
陈祖涛回忆说：由联共中央派出的一位高级军官，在德占领区把朱敏和张闻天的孩子都找到了。当德军被击溃后，被掳到国外的苏联战俘、劳工，都急于返回自己的祖国，他们纷纷从集中营、劳动营跑出来，自发地往苏联走。
德军刚刚溃逃后的地区，都处于十分混乱的状态，根本没有什么运送旅客的火车、汽车，几乎所有急于归国的人都靠步行。那位大校带着朱敏和张闻天的孩子，因和军队和地方管理当局搭不上联系，找不着接待部门，他们自己也挤不上顺道的火车，也只好徒步跋涉。
一天，行进中的他们遇到了德军的飞机轰炸，人群为躲避轰炸四处逃散。待飞机飞走后，大校找到了朱敏，而张闻天的孩子却无论如何也找不到了。大校只好带着朱敏一人回到儿童院，张闻天的孩子从此下落不明。如果他的孩子还活着，应该和陈祖涛同岁。但笔者在此前曾听到另外一种说法，张闻天的儿子在刚被掳到德国的集中营，就设法逃脱，但途中遇到德军飞机轰炸身亡。
1951年，张闻天继王稼祥出任驻苏联大使后，陈祖涛曾在他身边当过翻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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