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别经历-第1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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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孔令侃的所作所为，极不合作的态度，也着实让蒋经国恼火。孔自认为后台硬，与美、英、法等国各大财团及国民党政府许多部门有密切关系，根本不把蒋经国经济管制的法令措施放在眼里。
　　规定午夜12点以后宵禁，不许通行，可孔令侃偏偏于宵禁时内，开车闯关而过；明令不准囤积居奇，可孔令侃偏偏顶风大量囤积物资，上海市内路人皆知……弄得大上海服务总队长王升及其部下一再向蒋经国告状。正在犹疑之间，杜月笙又来将了一军，他不得不表态。
　　这一表态不打紧，整个上海，全体工商界都拭目以待。蒋经国在社会关注下，命令经济大队长程义宽查封了扬子公司。舆论大哗，上海、南京、北平争相报道“扬子公司案”。有为“清算豪门”叫好的；亦有因查封之后，迟迟不做处理嫌拖沓的，“只拍苍蝇，不打老虎”的说法，就滥觞于此时。
　　就在这叫好与质疑并存的日子里，新经济改革渐呈强弩之末，由于物资奇缺，生产萎缩得不到根本改观，物价开始回升，抢购之风又起……新一轮更险恶的经济紊乱的征兆已萌。
　　贾亦斌听到看到这些情景，预感到当初对蒋经国上海之行难得善终的顾虑，将变为现实。他很不愿意看到这种结果，不由得从旁敦促，“孔令侃的案子你还办不办？”每见到蒋经国，他便急着一遍又一遍地询问。
　　可蒋经国已失去初赴上海时的那股锐气，对贾亦斌的询问，不是避而不答，就是顾左右而言他。一次，贾亦斌陪蒋经国到申新纺织厂看视，入眼的不景气和入耳的艾怨之声，促使贾亦斌又重提孔令侃的案子。蒋经国却所答非所问地说：“塔斯社发表了一篇文章，评论上海的经济管制，是用政治手段解决经济问题，这样很危险。”
　　分手后，贾亦斌咀嚼出蒋经国话，有退步抽身的内涵。对国民党政府的经济挽救，贾亦斌起初也没抱太大希望；但蒋经国的雷厉风行，使他多少受了些鼓舞，觉得蒋经国尚有所作为。可值此国人拭目等着看打“真虎”之际，蒋经国若撒手退缩，将大失民心。贾亦斌觉得：作为朋友知己，他必须竭尽谏言提醒之责，哪怕从此失和，也要当个诤友。
　　

对蒋经国的拍案一怒
　　16、一种从未有过的失望，一股爱诚怒烈的冲动，驱使贾亦斌一拍桌子站了起来/“我是尽孝不能尽忠，忠孝不能两全哪！”/“你不要逼人太甚，狗急了还要跳墙呢！
　　贾亦斌找到蒋经国在逸村的寓所，开门见山地告诉蒋经国，是专为孔令侃案而来。“此案若不办理，岂不真如报纸所说，是‘只拍苍蝇，不打老虎’的骗局？”
　　这一段，蒋经国被诸多棘手之事缠绕，心绪烦乱，见贾亦斌总揪着这他避之惟恐不及的事不放，认为他一点不体谅自己苦衷，气得放开沙哑的喉咙喊起来：“孔令侃又没有犯法，叫我如何办他？”
　　见这位信誓旦旦“秉公执法”、声称与贪污腐败势不两立、一度那么强硬的人，突然变得这么软弱，甚至无视事实，为大经济罪犯辩护，一种从未有过的失望，一股爱诚怒烈的冲动，驱使贾亦斌一拍桌子站了起来：
　　“孔令侃没犯法谁犯法？……你这话不仅骗不了上海人民，首先连我都骗不过！”贾亦斌的这拍案一怒，后来被作家江南写进了他的《蒋经国传》。
　　知道自己并不占理，蒋经国随后平静了下来，他有许多隐衷不能对人吐露，只好长叹一声说：“亦斌兄，你是有所不知，我是尽孝不能尽忠，忠孝不能两全哪！”
　　孝道岂能置于国家利益之上？贾亦斌不依不饶：“你有你对父亲尽孝的问题，但我们现在谈的是对国家对民族尽忠的问题。如果不处理孔令侃一案，何以杜民之口，服人之心？国家还有救吗？”说罢，拂袖而去。
　　回到住所，贾亦斌又感到自己斥责完了就走，似乎未全朋友之道，遂长夜不眠，撑灯伏案，给蒋经国写了一封14页的长信。封上信，他觉得已把自己的一片诚挚都放在里面了。
　　关于扬子公司一案的内情，贾亦斌是很久以后才得悉其详的。当蒋经国封查扬子公司后，是准备对孔令侃进行处置的，但碰到了宋美龄的极力梗阻。
　　直到扬子公司真被查封，孔令侃才感到原先以为不能把他怎么样，是对蒋经国看走了眼。他只好匆匆赶到南京向姨妈求救。宋美龄专程赴沪，以中秋佳节聚会相约，把蒋经国、孔令侃召到了在永嘉路的孔家宅院。
　　宋美龄劝解说：“你们是表兄弟，我们一家人有话好说。”蒋经国随即要求孔令侃顾全大局。孔一听便急了：“什么！你把我的公司都封了，还要我顾全大局？”接着两人争得不可开交。蒋经国见无可理喻，甩下一句“我蒋某一定依法办事！”头也不回地走了。
　　孔令侃也不示弱，对着蒋经国的背影喊道：“你不要逼人太甚，狗急了还要跳墙呢！如果你要搞我的扬子公司，我就把一切都掀出来，向新闻界公布我们两家包括宋家在美国的财产，大家同归于尽！”
　　这对表兄弟各走极端，而宋美龄已无计弥合，遂急电正在北平的蒋介石，说上海出了大事，要他火速返回处理。当时北平的战事正紧，蒋介石是专门去主持对策和督战的。接电报后，蒋介石只好将一切托付给傅作义，急急飞赴上海。不明就里的傅作义，对此极为不满，一个劲埋怨“蒋先生不爱江山爱美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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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介石：你怎么搞到自己家里来了
　　17、“你在上海怎么搞的？都搞到自己家里来了！”/仿佛“世界末日”降临一般/蒋经国在向上海人民表示歉意时的黯然伤神、泪滴扑簌/蒋经国常常借酒浇愁，喝得酩酊大醉/他必须面对与蒋经国分道扬镳的阵痛
　　蒋介石到上海后，宋美龄屏挡了一切人，连蒋经国都没见成，而她则独自对蒋介石反复陈述了扬子公司案的利害关系，蒋介石被她说服了。翌日，蒋介石召见蒋经国，劈头就训斥道：“你在上海怎么搞的？都搞到自己家里来了！”半小时后，蒋经国从蒋介石处出来，像只斗败的公鸡。
　　接着，蒋介石又召见了上海政军官员，亲自为扬子公司案开脱：“人人都有亲戚，总不能叫亲戚丢脸，谁也不可能真正铁面无私。我看这个案子化了了吧！”蒋介石发话了，谁能违拗呢？
　　上海市警察局发言人随即对外宣称：“扬子公司所查封物资，均已向社会局登记”，遂不属违法囤积。曾积极报道“扬子案”的上海《大众夜报》、《正言报》，随之被勒令停刊，耸动一时的扬子公司案，就这样不了了之。
　　如此一来，国人都看透了经济管制的实质，这道松软的堤坝，再也束缚不住经济崩溃的泄洪。物价飞涨，金圆券狂跌，政府要员相继辞职……仿佛“世界末日”降临一般。
　　经济管制的寿命仅仅维持了70天，蒋经国作拯救“党国”英雄的梦亦随之破灭。离沪前，蒋经国在上海广播电台，以抑郁哀婉之词，向上海市民告别。
　　陪伴在蒋经国身边的贾亦斌，尽管对他未能履行自己当初的诺言有几分怨气，却不能不被他在向上海人民表示歉意时的黯然伤神、泪滴扑簌而感动。在返回的路上，蒋经国对贾亦斌说：“上海经管失败，比济南的失守后果更不堪。”
　　在与被他调到上海的干部分别时，蒋经国心情沉重地说：“现在我们失败了，今后我们究竟到哪里去工作，做什么工作，现在都不知道，以后再说。你们要守纪律，多保重。”
　　回到南京后在相当一段日子里，蒋经国的情绪低落，对国民党政府和自己的前途怅惘悲观。他常常借酒浇愁，喝得酩酊大醉。贾亦斌几次到励志社看蒋经国，几次看见他一面喝酒，一面烧文件档案。一次，他把原先印制的请柬也烧了。贾亦斌问他为何烧请柬，他说：“亡国了，还请什么客！”
　　但尽管如此，贾亦斌凭着对蒋经国的了解，认为他不可能同自己的父亲决裂，虽然他父亲是国家处于战乱，经济陷入崩溃，人民贫不聊生的罪魁。因此贾亦斌觉得：尽管蒋经国对自己有知遇之恩，相互以朋友相待多年；但个人恩谊与国家大义之间，应该舍小取大，他必须选择顺应历史潮流之途，这就难免要面对与蒋经国分道扬镳的阵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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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头子发疯了
　　18、南京城内风传有“蒋介石的文胆”之称的陈布雷自杀的消息/“老头子（指蒋介石）发疯了！”/“最为可恨的是陈布雷竟然也这样讲！”/贾亦斌问当时蒋经国在场否/要求四大家族拿出四五亿美元充作军费的由来
　　1948年11月14日，南京城内风传有“蒋介石的文胆”之称的陈布雷自杀的消息，关于自杀的原因，各种揣测都有，议论纷纷，震动很大。
　　贾亦斌听闻后颇感震惊，他想到自己的挚友徐复观。徐在对国民党腐败无能的批评上，见解和贾亦斌相近。但徐分析原因是国民党缺乏人才，而人才基于学术，所以他设法搞了些经费，办了个《学原》杂志，倡导学术，集合人才。
　　徐是国民党中央联秘处的副秘书长，任中央政治委员会秘书长的陈布雷，是徐的直接上司，两人关系非同一般。虽说徐对国民党的批评直言不讳，但蒋介石、陈布雷都认为他是书生意气，不太计较。就因为这重关系，贾亦斌以为可通过徐复观了解些有关陈自杀的密辛。
　　恰巧在这之后的一天，徐复观邀贾亦斌吃饭，贾亦斌遂在下班之后，赶到徐复观家。可直至后半夜，徐复观才回到家中。他见贾亦斌的第一句话，就是“老头子（指蒋介石）发疯了！”
　　原来，徐这天晚上参加了由蒋介石召开的会议，讨论陈布雷后事的料理。会上有两种意见：一种认为陈是蒋的高级幕僚，追随蒋时间长、地位高、影响大，一贯勤勤恳恳、任劳任怨，丧事应隆重，甚至可举行国葬；另一种认为陈是自杀，丧事大办，反而有负面影响。
　　双方意见各不相让，只好听蒋介石裁夺，可他并未直接谈丧事，而是说：“现在很多人听了共产党的宣传，相信什么‘四大家族’有很多财产。最为可恨的是陈布雷竟然也这样讲！他要我和宋家拿出几亿美元来做军费。我们几家哪里有钱！宋子文开始办中央银行只有几百银元，后来才逐渐发展起来。特别是要宋美龄出钱，她哪儿来的钱！”
　　蒋介石越说越生气，继而破口大骂陈布雷，足足骂了两个小时。在座的谁也不敢吭声，国葬一事遂不复再提。贾亦斌问当时蒋经国在场否，徐复观说在场，“只是一言未发，呆若木鸡。”
　　接着，徐复观讲了一些有关陈布雷自杀的内情：
　　徐说近期让陈布雷伤心的，经济管制失败是其一。金圆券刚发行，陈布雷就动员徐复观将经费全部兑换金圆券，支持中央政府政策。徐不同意，陈动情地说：“复观兄，我们不拥护国策，谁拥护国策？金圆券完了，我们也就完了，还办什么刊物？”他带头将自己夫人私下积蓄的十几两黄金，全部换了金圆券。徐感其以身作则，遂照其说办理。金圆券崩溃，经费化为乌有，杂志没法办了，陈觉得愧对部下。
　　后来，国民党内一些高级将领以将士在前方拼死拼活，待遇很差，而四大家族却在后方刮民脂发财、拒绝打仗为由，要求四大家族拿出四五亿美元充作军费。陈布雷出于忠诚，劝蒋介石动员宋、孔捐资疏急。蒋介石见一贯顺从的陈布雷也发起了逆耳之论，顿时火起，打了陈一个耳光。而在以往平日里，蒋介石总是一口一个“布雷先生”，对陈谦恭优礼备至。突遭凌辱，加之对形势的悲观失望，使他萌生了弃世的念头。
　　1949年2月上旬，国民政府考试院院长戴季陶服安眠药自杀的消息，又传入贾亦斌耳中。陈布雷、戴季陶，都是国民党###，他们都对国民党绝望而选择自杀，说明国民党气数已日薄西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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召集一支万人的军官队伍
　　19、段伯宇遵周恩来嘱托进入国民党内/“光找杂牌军不行，我们需要自己掌握武装。”/一个有十多人的反蒋秘密团体，在蒋军核心部位形成/贾亦斌第一反应就是，抓武装的机会来了/组建预备干部训练总队的计划，很快即经蒋介石批准
　　自从蒋经国“忠孝不能两全”的辩解，使贾亦斌预感他们终将分道扬镳后，贾亦斌就与段伯宇的往来多了起来。
　　段伯宇是贾亦斌在陆军大学时的同学，其父段云峰早年追随孙中山，是同盟会会员，曾在蒋介石就读过的保定军校任过教，后与中共有联系。段伯宇则早在20年代初即接受了马列主义新思潮，1937年到延安，1939年遵周恩来嘱托进入国民党内。
　　段比贾亦斌稍长几岁，但却显得沉稳老成许多。在陆军大学后期，内战阴云郁积，贾亦斌常毫无顾忌地在公开场合与主战学员争辩，段伯宇则总是沉默不语；而在私下里，他便不再隐瞒对贾亦斌见解的支持。贾亦斌隐约觉得他有共产党的背景。
　　离开陆大后，贾亦斌曾几度和段伯宇等知心同学聚会，对时局发发议论。一次，贾亦斌说到国民党政权已病入膏肓时，流露了解甲归田的念头。段伯宇却意味深长地劝他要忍耐，“要有实力，要掌握武装。”贾亦斌细细体味，更坚信了自己的推测。
　　1948年晚秋，贾亦斌独邀段伯宇到中山陵，向段袒露了他对国民党已不抱任何幻想，并告之前不久的江苏之行，发现许多将领也对国民党政府失去信心，想另谋出路的情况。
　　“时局如斯，我们应该怎么办呢？”贾亦斌问。“国民党是没有希望了，要另谋出路乃势所必然。但光找杂牌军不行，我们需要自己掌握武装。”段伯宇重复了一年多以前的那句话。
　　这次中山陵的密谈，贾亦斌和段伯宇商定了一个如何掌握武装的初步计划。分手后，他俩分头在国防部及国民党军事机构内，联络在陆大时旨趣观点相投的同学，组成了一个有十多人的反蒋秘密团体。
　　不久，段伯宇通过他的表弟温尚煜，与中共上海局接上了关系，中共上海局策反委员会书记张执一，派委员李正文负责领导段、贾等的工作。
　　此时，中国人民解放军发起的辽沈战役刚结束，国民党军丢失了东北的全部地盘，廖耀湘、王耀武、范汉杰等高级将领，不是战死就是被俘，数十万人被歼。在华北、中原的作战中，国民党军亦是损兵折将。蒋介石不得不考虑凭借长江天险，扼守江南半壁江山了。
　　依照蒋介石这一意图，国防部参谋次长林蔚计划在江南组建30个新军，这就需要一大批中下层军官。林蔚找到贾亦斌，询问预备干部局能召集多少干部。
　　贾亦斌第一反应就是，抓武装的机会来了。他说仅在嘉兴、杭州、重庆、关中4个青年中学读书的原青年军复员军人，就有一万余，他们均已取得少尉预备军官资格；此外还有不少等待就业的青中学生，因此马上就可以召集一支万人的军官队伍。
　　林蔚听说能召集万人，顿时兴奋了起来，这么一来，30个军的连、排军官就配备齐了。“太好了！”他喜不自禁。贾亦斌乘势毛遂自荐：“如果能解决编制和装备的话，我愿负责动员和组织训练。”
　　“你要什么，尽管说，我尽可能满足你。”林蔚当即拍板组建预备干部训练总队。这一计划很快即经蒋介石批准。
　　一支表面属于“太子系”的救急之师、实际上是准备摧毁国民党统治的武装力量，就这样建立起来了。“国防部预备干部局陆军预备干部训练第一总队（简称预干总队）”初创时有千余人，很快就扩充至4000人，贾亦斌兼任总队长。
　　当这一消息发布时，正在杭州家中的蒋经国曾致电贾亦斌，表示祝贺，希望预干总队能成为拱卫蒋家王朝半壁江山的有生力量。他无论如何也没想到，恰恰是这支武装，举行了震动宁、沪、杭的嘉兴起义。
　　

在南京发动一次“西安事变”
　　20、周至柔在一次参谋部会议上，提议将被俘人员统统杀掉/贾亦斌按部就班地实施着掌握武装计划/我们应该在南京发动一次‘西安事变’式的突然袭击
　　为了使预干总队牢牢控制在自己手中，所有重要职务，贾亦斌都尽力安排追随自己多年信得过的老部下；对时局不满而要求进步的青年军军官；曾作过解放军俘虏，经教育释放后，被国民党送进中央训练团的军官。
　　在中央训练团受训，实际是“洗脑”。国民党对被俘人员极不信任，空军司令周至柔甚至在一次参谋部会议上，提议将被俘人员统统杀掉，说是“如果不杀，将来亡国就亡在这批人身上。”只因有人认为这样会激起大事变，才决定将这些人送进中央训练团“洗脑”。但由于这批人深感被歧视，故而越洗越与国民党离心离德。
　　除了组织保障外，贾亦斌还通过潜移默化的思想教育，使这些年轻的预备干部们摆脱国民党宣传的影响，将青年们的爱国热情，引导到反对国民党腐朽统治行动上。他还通过与预备干部们同吃，同住，同训练，促膝谈心，把他们凝聚在自己身边。
　　贾亦斌按部就班地实施着掌握武装计划，突然传来国民党政府准备从南京迁往广州的消息，贾亦斌觉得应该趁此举事。他把秘密团体的成员，紧急约到自己家中。
　　在向其他成员通报了迁移计划后，贾亦斌说：“我们不能让发动内战的祸首逃之夭夭，应该迅速采取行动，在南京发动一次‘西安事变’式的突然袭击。”
　　在坐的大部分人，都同意贾亦斌的主张，他们甚至具体地商量起由贾亦斌率预干总队占领紫金山，刘农畯率伞兵第三团把守两路口飞机场，把蒋介石及在南京的国民党军政要人都抓起来，送往解放区，已及早结束内战。
　　这是一个大胆而冒险的计划，但贾亦斌他们没有丝毫的怯懦和犹豫，甚至纷纷掏出了手枪，恨不得马上行动。唯有段伯宇始终保持着冷静，不同意贸然行动。他分析说：就局部而言，南京的敌人处于绝对优势地位，当自己处于绝对劣势又没有充分的准备时仓猝举事，无异以卵击石。
　　“大家的勇气和热情可嘉，但现在时机不成熟，我们已经做了相当的铺垫，不能使之功亏一篑。搞革命不能感情用事，逞一时之快；反蒋大举要有领导、有计划地进行；要继续积蓄力量，等待最佳时机。”经再三议论，大家接受了段伯宇的意见。
　　1949年初，平津、淮海战役相继结束，国共力量对比骤然改观，国民党内部的派系的矛盾急剧激化和公开化。在美国的支持下，国民政府“副总统”、桂系的头面人物李宗仁，授意华中“剿总”司令白崇禧，暗中串联搞“五省联盟”。而在此前，河南省主席张轸已宣布独立；湖南省主席程潜，也通电要求蒋介石下野。
　　内外交困中的蒋介石焦头烂额，偏偏此时白崇禧打来了敦蒋下野、让贤于李的逼宫电报。电告以最后通谍的口吻，要蒋在2月1日前隐退；否则将把华中国民党军全部交给民革中央主席李济深；华中地区，停止使用金圆券；凡从四川东运的武器弹药均予截留。
　　迫于重重压力，蒋介石不得不在自己的政治生涯中第三次“冬眠”，于1月底隐居浙江省奉化县的溪口老家；李宗仁出任代总统。这就是史家所称的“南京逼宫”。
　　在时局的这一演变后，贾亦斌所率的预干总队奉调到浙江嘉兴，原本酝酿的在南京发动“第二次西安事变”的行动，便失去了再筹谋的意义；贾亦斌等遂因势而变，另谋在京沪杭三角地带举行联合起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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谋划中的京沪杭起义
　　21、谋划中的京沪杭起义，是个规模颇大的联合行动/张执一对贾亦斌部的起义给予了特殊的关注/贾亦斌的这种选择遭到了一些同志的反对/有人担忧贾亦斌会成为丁锡山第二
　　在上海市宝山路宝昌路口，有一幢白色的小楼，小楼的主人，是段伯宇的弟弟、时任国民党淞沪港口副司令的段仲宇。在军警的护卫下，这里成为密谋起义的理想之所。自1949年元旦后，中共上海局策反委员会委员李正文、段伯宇、贾亦斌、刘农畯、王海峤等便三天两头在此聚会。
　　谋划中的京沪杭起义，是个规模颇大的联合行动，贾亦斌估算了一下，大约有由他领导的预干总队，刘农畯领导的伞兵第三团，段仲宇领导的淞沪港口司令部及附属的三个汽车团，王海峤领导的工兵第四团，贾亦斌的同学刘卫领导的驻扬中县第41师，同学方懋锴领导的青年军209师，同学王修身领导的驻守芜湖106军，同学于兆龙领导的驻守南浦镇第95军等12支部队，六七万人参与。
　　这个起义计划受到中共的高度重视，李正文在段伯宇的陪伴下，一一看视了计划参与起义的部队，随后向这些部队一一派遣了联络员。
　　但是，经过缜密分析和商议，策反委员会书记张执一认为：立即发动如此大规模联合起义的条件尚未成熟，眼下还是以分头准备，各自随机行动为妥。
　　显然，张执一对贾亦斌部的起义给予了特殊的关注，因为预干总队是蒋经国的嫡系，起义选在宁沪杭中心地带，政治影响将是巨大的；且即便不能在军事上给国民党予重创，亦可使其新建30个军固守江南的计划流产，并与解放军渡江作战相呼应。
　　为此，策反委员会特派张文藻打入预干总队，以保持最密切的联系。贾亦斌为其谋得一个秘书的职务，使之能够在预干总队公开活动。此时，预干总队起义方案的筹划，已进入具体细节的研讨。
　　在行动时间上，有人认为以在解放军发起渡江战役之后为好，里应外合，成功的把握较大。但贾亦斌认为及早行动虽然要冒较大风险，但能造成国民党军心的更大震撼，破坏其新建30个军与中共隔江对峙企图，更能有力地策应配合解放军渡江。策反委员会认可了贾亦斌的意见。
　　恰在此时，蒋氏父子指示贾亦斌，率预干总队乘船从海路调往福建。贾亦斌想：这是个极好的机会，船上都是预干总队的官兵，掌握住船就控制了航向，可立即开往解放区，待国民党方面发现变故时，起义部队应已出国民党势力范围之外。
　　海上起义，无疑是最安全的选择。但就在此时，贾亦斌得知刘农畯率领的伞兵三团，亦将乘船调往福建鼓浪屿。如果预干总队在海上起义，必然引起蒋氏的警惕，使伞兵三团失去在海上起义的机会。如果伞兵三团被迫在陆上起义，其难度将大大高于预干总队。因此贾亦斌决定预干总队在陆地起义，把海上起义的机会留给伞兵三团。
　　贾亦斌的这种选择遭到了一些同僚的反对，预干总队所驻的嘉兴处国民党政权中心地带，周围有国民党正规部队四五十万，加上地方警宪约七八十万，而起义部队仅4000余人，又难以得到中共地方部队协同接应，处于绝对劣势；此外嘉兴地貌属杭嘉湖平原，无山丘屏蔽，却多水网阻隔，起义者凭两条腿与有现代交通工具的正规军周旋，短拙毕显。因此有人认为贾亦斌的这种选择，将使他成为丁锡山第二。
　　丁锡山原来也是国民党军官，后率部起义。1948年春季，他受中共派遣，率领百余人的“江南先遣总队”，从浙江四明山前往浦东打游击，结果遭国民党军围歼，丁被捕后被枭首示众。
　　按原设想，贾亦斌起义后的作战方向，亦是东进与浦东游击队汇合。但他认为此一时彼一时，且事在人为，出其不意，运兵神速的话，这一作战设想是可以实现的。起义方案就这样定下了，余下的是加紧准备，瞅准时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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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晚你和我们全家一道看戏
　　22、贾亦斌突然接到蒋经国的电话，立即赴溪口谒见蒋介石/“谈得好就没事，谈得不好你就别想回去了。”/贾亦斌从蒋经国的眼里，感觉到了逼人的肃煞/“领袖请来了上海京剧团，今晚你和我们全家一道看戏。”
　　在蒋经国的嫡系部队中策动起义，不可能一点蛛丝马迹不露；且一向对时局持悲观态度的贾亦斌，突然对执掌预干总队如此热心，早就引起某些人的怀疑，故他的“异常”举动，相继传到蒋经国的耳中。
　　尽管蒋经国对贾亦斌曾那样的另眼相向，但面对这样的汇报，也不能不心生疑窦。不久，预干总队西大营北门外，支起了一个杂货摊，严密地注视着驻地的动静。
　　接着，蒋经国的亲信江国栋，突然携带大量银元来到嘉兴。他住进一家小旅馆后，那里进出的人便多了起来。预干总队有人被收买，刺探贾亦斌的言行，预干总队内的活动。有关情报，随即呈送蒋经国本人。
　　1949年2月底，保密局嘉兴站接到来自国防部的密电：“贾亦斌言行偏激，应予慎防。”这些情况很快亦被中共方面侦知，贾亦斌随之得到提高警惕，严加防范的通知。贾亦斌感到在这样的情况下，必须加快起义准备。
　　就在这当口，贾亦斌突然接到蒋经国亲自打来的电话，要他立即赴溪口谒见蒋介石。贾亦斌意识到溪口之邀，无异于“鸿门宴”，个人安危倒在其次，关键是身系起义成败，他必须和中共方面做一商议。踌躇之间，蒋经国的催促接二连三。
　　贾亦斌秘密去了一趟宝山路口的小白楼，与李正文、段伯宇商议是否去溪口。经分析贾亦斌认为：蒋经国不可能掌握自己与中共联系的真凭实据，也不可能探知起义的确信。如果不去，反而容易引起怀疑，导致蒋经国先发制人，使起义夭折。于是他要求冒险赴溪口，这一要求立即得到张执一的首肯。
　　返回嘉兴后，贾亦斌即与国防部监察局长彭位仁一起前往溪口。到溪口，他们并没有被马上邀进丰镐房，而是被安排在武岭学校过夜。贾亦斌彻夜辗转，思考着如何消除蒋氏父子的疑虑，如何应对难以预料的复杂局面……
　　翌日清晨，彭位仁外出散步，先期到溪口的预干团上校主任秘书楼锡源，悄悄踅进贾亦斌住处，对他说：“有人已向蒋先生告密，说你有思想问题，准备带领队伍投共。今天8点，蒋先生要约你谈话，谈得好就没事，谈得不好你就别想回去了。”
　　“果然是一出鸿门宴”，贾亦斌想。他很感激部下的提醒，同时也坚信，蒋经国并没有确凿的证据，一切要看自己是否能够机敏地周旋。处于危机四伏之中，他反而更冷静了。
　　8时许，贾亦斌应约来到丰镐房二楼会客室。他们分手有两个多月了，他觉得蒋经国似已从上海打虎吃瘪的颓丧中走出。也许是各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