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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别经历-第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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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访“御医”
也许是旧史读得多的缘故，说到负责国家政权最高层人物的医疗保健者，便不由得想到已经尘封久远的“御医”一词，同时朦胧觉得在这个位置上的人，总与从医世家有着千丝万缕的渊源。
但在采访“文化大革命”后的第一任中央保健局局长王敏清时，笔者却得知他祖上似乎并无什么行医之人。王敏清的爷爷，是山西南部乡村的一个劳苦农民；他的父亲，是20世纪20年代初即投身革命的共产党人。
然而，20世纪初，处于外强凌辱、内政腐朽的旧中国，在一些热血爱国的青年人中，又流行着这样一句口头禅，叫做“大医医国”。如果投身救国革命，即算是对弊症群集的国家加以医治的话，王敏清的家庭，也可谓从父辈便同“行医”沾上了关系。或许这样联系有些牵强，但这的确对王敏清后来成为党和国家最高层人物的保健医生，乃至人格的塑造和一生的遭际，有着非同一般的影响。
同王敏清交谈愈深，对他所受父辈风节濡染的感受也愈重。笔者以为，倘若对他的人生的叙述和阐释，没有事关他父辈的章节，那将显得残缺和乏力。正像他所说的：“我的人生道路的选择，我这不太寻常的经历，都与我的家庭、我的父亲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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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亲上书阻止毛泽东和江青结婚
1、他组织了对方志敏的营救/爱国将领吉鸿昌通过王世英恢复了党的关系/延安时期，风闻毛泽东和江青结婚，他父亲领衔上书劝谏
京剧《女起解》中的苏三的一个唱段，使天下华人都知晓了山西省有个洪洞县，同时洪洞县也几乎成了冤狱的代名词。王敏清的父亲王世英，就出生在那里的一个非常贫困的庄户人家。为了摆脱受人压榨和盘剥的命运，长辈和亲戚们勒紧裤带，把王世英送进学堂。
1921年，高小毕业的王世英，考入了太原国民师范。同当时多数热血青年一样，在得现代风气吹拂之先的新式学堂，暗中传递的《新青年》、《向导》、《唯物史观浅说》等进步书刊，把王世英带入了一个崭新的境界。“学而优则仕”“衣锦还乡”，对他失去了诱惑，而涌动在襟怀的，是“天下兴亡，匹夫有责”。
在中共地下党和进步思想的影响下，王世英积极投入了反对旧军阀统治的学生运动，并因此被学校开除。为逃避军警的搜捕，王世英逃到了河南开封，加入了胡景翼的国民革命军第二军。
胡景翼是因将末代皇帝溥仪赶出皇宫而赢得时誉的冯玉祥的部下，他本人也倾向反封建的革命，故而军中容留了不少中国共产党人。经刘天章、高维翰介绍，王世英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可好景不长，因胡景翼突然病故，第二军中###势力嚣张，中国共产党人再难栖身军中，王世英被迫南下。在广州， 他考入黄埔军校，成为第四期学员。“文化大革命”期间一度被定为毛泽东接班人的林彪，与他同在一期。
国共分裂后，王世英几度与组织失去了联系，但他又一次次找到了党组织。自1931‘年始，王世英受中共中央委派，打入敌人营垒，在上海、南京一带，从事情报工作，并成为杰出的领导者。
1935年1月至8月间，他组织了对被捕的赣东北革命根据地和红十军团领导人方志敏的营救。当时已经拟订了计划，组织了人员，准备好了从水上劫狱的木划子。可惜还没有来得及付诸实施，方志敏就遭到了杀害。
为了配合中央苏区的反“围剿”作战，扰乱敌人后方和运输线，王世英亲自前往江西德安专区，商请同情共产党的国民党专员莫雄相助，并部署了炸毁南浔铁路线上的德安铁桥和南昌飞机场、油库等一系列行动。一切准备就绪后，行动人员随即到位，可中央红军却由于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开始战略转移，整个行动失去了意义，遂终止了实施。
那是环境极端凶险的白色恐怖时期，可王世英仍千方百计地与国民党内部分与蒋介石有矛盾或同情共产党的将领发展关系，通过工作，使他们做一些有益于中共的事情。
王世英还使许多因形势骤变而同中共断了联系的知名人士，恢复了与中共组织的关系。例如著名爱国将领吉鸿昌，就是通过王世英的联系，在1934年恢复了党的关系，也是他代表中共中央局，指派吉鸿昌返回天津，筹组反帝同盟。
1935年2月，在上海的中央局遭到国民党特务毁灭性打击之际，王世英代理军委书记主持中央局的军事、情报和联络工作。3月，上海临时中央局成立，王世英任军委副书记。
1938年，王世英奉调进入延安后，听到毛泽东将与改名江青的原上海电影演员蓝苹结婚的传闻，感到非常吃惊。4年前，蓝苹在上海沪西的兆丰公园同共青团中央的交通员接头时被捕，王世英曾布置过对她的营救。
在营救过程中，王世英得知蓝苹在看守所的表现并不好。此后，上海的报端一再披露有关蓝苹的花边新闻，也给他留下了不佳印象。
已经在中国共产党内确立了领袖地位的毛泽东，与蓝苹这样的女人结婚，势必会对党的事业和领袖形象，造成负面影响。这个意念缠绕得王世英寝食难安，于是性格梗直的他，起草了一封反映江青历史情况，劝谏毛泽东不要与江青结婚的长信。
信写好后，王世英又动员了一些曾在上海从事地下工作的知情者，在他写的信上签名按了手印。王世英的名字排在第一个，接着是陈雷、南汉宸、谢祥荫等。然后，王世英亲自把信交给了当时的中共中央总负责人张闻天。
在许多言及毛泽东与江青婚姻的文章和书籍中，都提到了坚决反对毛泽东和江青结合的代表是张闻天。
叶永烈的《江青传》中写道：“最为激烈的反对者是张闻天。他认为，贺子珍是一位优秀的中###员，有着光荣的斗争历史，又经过长征的艰苦考验，多次负伤，应该受到尊重。”
但他没有写明张闻天持反对态度的另外一些缘由，即江青不甚清白且非议颇多的历史，而当时提供这方面翔实证据的，就是王世英。张闻天所代表的，是包括王世英等一批中共干部的意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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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打牌时寥寥数语救了他
2、康生将周峻烈已经承认自己是特务的材料，给了王世英/康生质问王世英“有几个脑袋”/毛泽东打牌时的寥寥数语，使王世英免去无妄之灾
1942年的“整风运动”开始后，王世英又因为上书反对“抢救运动”，再度成为延安的知名人物。他在《关于请求中央纠正抢救失足者运动过左问题的报告》中，指出以逼供信方式抢救失足者，导致了大批好人受到诬陷迫害的不良后果。
在这份报告中，王世英还以自己的党性，为已经定性为特务的童陆生、余宗彦、魏巍、周峻烈等人，据实进行申诉。
他将报告交给了毛泽东、刘少奇和运动的负责人康生。康生看了报告后，立即写信给王世英，要他把自己的党票收好，不要乱保这个保那个。他还将周峻烈已经承认自己是特务的材料，附在了信后。
王世英翻开康生送来的材料，发现专案组仅仅因为周峻烈是四川安岳县人，与国民党中统特务头子康泽是同乡，就怀疑他是康泽派到延安的特务。周峻烈经不住审讯逼迫，只得承认是特务。他还招认说他在1935年，出卖了国民党肖之楚军44师中已经发展为共产党员的一位旅长和一位团长。
看罢这份材料，王世英更坚信这是个冤案。因为王世英清楚，1935年出卖44师内的中###员的叛徒叫吕渭鳌。此事发生后，就是王世英亲派张庆炎和周峻烈，火速赶往44师抢救在该师的中###员的。令人惋惜的是他们迟到了一步，几位中###员已经被捕了。
为此，王世英专门又给康生写了一封信，讲述了事情的来龙去脉，并指出周峻烈在此前根本就不知道44师中###组织的事，他怎么能出卖？周峻烈认罪，纯粹是逼供所致，“照你们那样的办法，什么人也受不了”。
康生对王世英坚持己见非常恼火，他在中央学习委员会上，指着王世英的鼻子大骂他是“大自由主义者，想逞英雄”，“成天保这个，保那个”，“你王世英有几个脑袋？”不久，延安根据地内便传出了王世英和孔原是大特务的流言。
王世英知道这是康生搞的鬼，做好了挨整的准备，但隔了一段时日，并不见有动静。一天，毛泽###然派人来请他去打麻将。王世英怀着满腹狐疑，走进毛泽东住的窑洞，发现任弼时、康生也在座。
毛泽东一见王世英的面，就打招呼说：“我们的大老实人来了。”娱乐间，毛泽东问王世英：“听有人说你是特务？”王世英坦然答道：“主席，说什么都可以，过10年后再看。”
毛泽东说：“你这个态度很好，真金不怕火炼！”后来，还是毛泽东亲自纠正了抢救运动过火的状况，并对受迫害的干部甄别平反。
“这就是我那刚正不阿、襟怀坦荡的父亲。我们这些孩子，都受到他的强烈的熏染。”王敏清以此暂时结束了关于他父亲的故事。
5岁就参加革命的老资格
3、5岁就参加革命的老资格/“见到特务，不能看这儿，不能摸这儿……”/“你再也不用改名字了，永远叫王敏清了。”/中共中央的领导们看到照片，觉得这些娃娃太苦了
和父亲相比，王敏清“参加革命”的时候就显得年轻多了。20世纪30年代初，王世英在上海从事地下活动时，为了便于工作和掩护，他和同是中共地下党员的李果毅扮做假夫妻。久而久之，在志同道合、生死患难的战友情谊之间，又增生一重两情依依的爱恋。后来，他们结成了真正的伴侣。
王敏清对笔者说：“每当我看《永不消逝的电波》的电影时，就会想到我自己的父母，以及我亲身经历的幼年情景。”随着地下斗争环境的日益险恶，王世英觉得以夫妻身份活动，若身边有个孩子的话，更不容易引起怀疑，遂将在故乡一直由家人抚养的王敏清，接到了上海。
刚到上海时，王敏清不过是3人家庭的一分子。但没过多久，他就进入了“革命”的角色。为了安全地传递情报，王世英、李果毅有时外出，就带上王敏清，并把情报藏在他身上，以躲过街头密探、巡捕的搜查。
后来，王世英夫妇还经常把密电码和重要文件，缝在王敏清的衣服里面。这样，即使敌特到家里搜查，翻箱倒柜，也会因王敏清在外面玩耍，而一无所获。
时间长了，王敏清也知道自己身上的分量，他会拍拍缝有密件的地方，对父母说：“见到特务，不能看这儿，不能摸这儿，要像平常一样玩。”那时，他才四五岁。父母看着这早熟的孩子，这过早承担起风险的孩子，心头便泛起极为复杂的情愫。
翻看着早年跟随父母在上海、天津拍的照片，王敏清说：“那时穿得还挺像样的，可衣服里面，就常夹有秘密文件和情报。每当有同志被捕或发现特务跟踪，我们就得搬家。而每换一处新地址，我们就要改名换姓。这种事情很平常，我甚至以为搬家就必须改名。所以，在后来去延安的路上，妈妈对我说：‘我们要回延安，回我们自己真正的家，你再也不用改名字了，以后永远叫王敏清。’我感到一种从未有过的、摆脱了压抑的轻松和激动。”
到延安那年，王敏清9岁，他被送进了延安保育院小学。在延安“保小”就读的，都是真假烈士的子女。所谓真烈士的子女，就是父亲或母亲已经为革命牺牲了的孩子，如罗亦农的儿子罗西北、刘伯坚的儿子刘虎生等；所谓假烈士的子女，就是像王敏清这样的孩子，虽然父母在世，但有的在前线作战，有的在白区斗争，都不在身边；而且说不定哪一天，有的假烈士子女，就可能变成真烈士子女。
延安的学习生活，给王敏清留下了很深的印象。他说从入学以后，夏季就再没有穿过袜子；衣服没有不打补丁的。上课没有教室，就在树上挂一块黑板，学生席地而坐。练字就拿个小木棍子在地上练。
讲到此，王敏清又翻出了一张1939年他们在延安白家坪拍的照片，是当时到延安的新西兰人路易·艾黎为他们拍的。照片上有百十来个孩子，在教员的带领下，排列在黄土坡上。
王敏清指点着告诉笔者：“这是罗西北，这是曾宪林，这是项英的女儿项苏云，这是贺光辉、林汉雄。当时是夏季，我们大都光着脚，只有几个穿草鞋或绑着破布鞋的。你看，白上衣、灰短裤倒还挺像样，那是为了拍照片新发的。”
这张照片后来给中共中央的领导们看到了，觉得这些娃娃太苦了，就设法弄了些营养品，给孩子们送去。“我们受到老一辈很好的照顾，延安的成年人，比我们还要艰苦得多。”王敏清说。
“保小”毕业后，王敏清又上了延安自然科学院附属的延安中学。在延中，十七岁的王敏清入了党。
笔者曾在一部回忆录中，看到一篇他在延安中学写的作文《他们把时间看得非常宝贵》，这大概是作为范文被保留下来的，可见他当年的学习成绩不错。
在这篇作文里，王敏清记述了一批延安青年，是如何从“明月，映暗了繁星，葵花也用着崇高的微笑放着芬芳的香味，我为这伟大的今天趁着晚间的太阳行走着”，成长为能写很流畅报告的革命工作者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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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生向医院提出了好几个不见
4、“你是今年春季以来考试成绩最好的一个。”/被分配到了负责党和国家领导人医疗保健的中央保健局/康生向医院方面提出了好几个不见，但说王大夫可以来/“要我说，他犯的纯粹是政治病。”
1947年春，胡宗南进攻延安时，王敏清随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部撤到了山西。到潞城时，正逢北方大学医学院（即白求恩医科大学前身）招生，当时的院长是后来出任卫生部长的钱信忠。
王敏清懂事不久，就因常看着体弱多病的妈妈为革命奔波，萌生过学医的念头。他觉得为人民服务必须掌握一些实际的技能，否则就是空谈。医学院招生时他抱着试试看的心理，前去投考。
刚刚考完，教务处长张润苍就问道：“你下午能来吗？”“能呵。”“那你下午就来报到吧。”“不是要等几天才发录取通知吗？”“我们已经决定录取你了，你是今年春季以来考试成绩最好的一个。”
王敏清学的是军医科，新生被编排在六区队。但没学几天，校方就通知他跳一级，直接学习专业。一年后，随着战事的发展，前线急需医务工作者，王敏清便和比他高一年级的学员同时毕业，分配到华北军区第一野战医院。
当时的华北军区第一野战医院，已经全力投入临汾战役的医护工作，王敏清被派往前线医疗所。他说：“战地医疗所紧靠着战场，受伤的战士先抬到我们这里，做些紧急处置，重伤员被送往后方医院。”
临汾战役结束不久，更炽烈的太原攻坚战又开始了。哪里有战斗，哪里就有野战医院，王敏清又随医院开赴太原前线。经过一年多解放战争战火的洗礼和磨砺，他的医术提高了，在政治方面也更加成熟。
北平刚解放，他作为军管会的成员，接收原国民党陆军总医院。这时他才20岁，是总医院最年轻的军管会成员，又是最年轻的内科医生。如此发展下去，驾轻就熟而且顺当。但王敏清觉得：自己仅在医学院受了一年多正规训练，就匆匆结业从事临床，基础太不扎实，系统学习的课一定要补上。
1950年，王敏清进入山西医学院学习。毕业那一年，他是被医学院挑选出赴卫生部报到的四名优秀生之一。
1954年8月，他由卫生部分配到了负责党和国家领导人医疗保健的中央保健局，又由中央保健局分配到负责党和国家领导人医疗的北京医院。
王敏清对笔者说：“一到医院，院长计苏华和我谈了话，然后安排我到三楼西，当住院大夫。”计苏华是医术高超的老资格，后来在“文化大革命”期间被逼疯，死得很惨。
“和我分在一起工作的有沈瑾，负责带我们的有主治大夫赵夷年，内科主任吴洁。吴洁是当时给中央领导人进行内科治疗的最高级专家，他曾任北京医院前身德国医院的院长。那天中午吃饭时，我分明地感到人们都用异样的眼光看我，并窃窃私语。我起初对此不解，后来才知道，三楼是北京医院最高级的病房。到这里的医生，都要经过一定时间的医术和其他方面的考察；而我刚毕业就分配到这儿，因此，引起人们的各种猜测。”
王敏清初到北京医院时，康生恰好也住在医院内的七号楼养病。笔者曾听一些知情者说过，建国后一段时期，康生被毛泽东冷落，中共许多领导大多熟知其整人善变的习性，同他疏远，所以他一直称病韬晦、深居简出，好像患了很重的精神疾病。
笔者问王敏清：“你分配到北京医院是否正逢那段时间？”
“就是那个时候。当时康生的病情好像挺严重，有幻视、幻听的症状，明明窗明几净，可他偏说有壁虎在爬动；还总说书橱里的、写字台上的书在晃动……他还怕有大的动静，怕见人。当时，除了曹轶欧外，只让护士照顾，谁也不能打扰他。”
王敏清说，当时的康生向医院方面提出了好几个不见，不见医生，不会客人……但他得知王敏清到北京医院工作后，便又后加了一句：王大夫可以来。
文化革命前，王敏清的父亲从未对他透露过同康生的龃龉。因此王敏清只知道康生同他父亲共过事，很熟悉，且多次到他家中看望过他父亲。所以王敏清去七号楼看过康生。康生那时对王敏清挺客气，很关心，还为他写过几幅字。可当年王敏清对书法没什么爱好，结果都遗失了。
“我同他见面时，他的谈吐、举止都很正常，字也写得很好。所以要我说，他犯的纯粹是政治病。”王敏清这样分析当时的康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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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着自行车进了中南海
5、用自行车驮着自己的全部家当，进了中南海/最初的保健对象是陈伯达、陆定一、###、胡乔木/舞曲终了时，王敏清发现他正好和毛泽东面对面
就在王敏清到北京医院工作的那年年底，卫生部中央保健局副局长黄树则找王敏清谈话。他对王敏清说：“组织上决定调你进中南海保健组工作，这是个很光荣又至关重要的岗位，现在征求一下你个人的意见。”
自幼年不知不觉“加入”革命行列，到上学、做军医，王敏清对面临的一切似乎从未闪现过畏难和犹豫；延安精神的熏陶，父亲人格的影响，使他根本就不知道什么叫患得患失；作为一个中###员，对组织的决定，也向来没说过二话。王敏清没有多加考虑，干脆地答道：“我服从组织安排。”
1955年初，王敏清就把自己的全部家当，捆在自行车上进了中南海。初进中南海时，他住在勤政殿的东边，距离毛泽东居住的菊香书屋不远。中南海保健组，又称中央办公厅警卫局的保健处，他们在中南海里就归中央办公厅警卫局领导。
王敏清刚到保健组时，保健组里共有6位医生，他们是：刘少奇的保健医生顾承敏。周恩来的保健医生周尚珏。朱德的保健医生翁永庆。毛泽东原来的保健医生王鹤滨刚刚离开保健组，到苏联学习去了，曾任北京医院院长的周泽昭就代管了一段毛泽东的医疗保健事宜，但他不属于中南海保健组成员。还有一位医生徐涛，他主要的任务是照顾身体不好的江青。顾英奇医生没有固定的保健对象，机动，后来他接替了翁永庆。还有一位医生是巫鸿坤，负责环境公共卫生。
王敏清刚去时也是机动。所谓机动，就是不专门负责某一个人，而是哪儿需要就去哪里。主要是重要会议（如中央政治局会议）、重要活动（如五一、十一观礼，还包括看节目）的值班；领导人外出（出巡、出访）期间的医疗保健。同时，他还负责###、陈伯达、陆定一、胡乔木等人的医疗保健工作。
说到机动的工作，王敏清对笔者说：“那时怀仁堂时常演节目，中央领导人观看时，我们要有人跟随值班。我们在怀仁堂里有专座，一旦发生什么事情，领导人的随身警卫和工作人员很容易找到我们。”
王敏清说他对一般的演出兴趣不是很大，但他对京剧却可称得上着迷上瘾。他说那是在延安看《打渔杀家》、《三打祝家庄》、《逼上梁山》看上瘾的。他说当年头脑中甚至闪过到延安评剧院当演员的念头。恰好中南海保健组里的人对京剧都缺乏欣赏热情，甚至觉得看戏是受煎熬，所以每当演京剧时，王敏清就把值班的任务全包揽了。
“听许多前辈讲，延安时期领导和群众间等级观念是最淡薄的，所以见中央领导人，机会比较多，也比较容易。我想您在延安大概就见到过毛泽东，但那种见和在毛泽东身边工作的见感受也许不尽相同，而且此时见面，可能会发生对话，印象会特别深。”笔者问。
“的确如你所说。在延安我就见过毛泽东，有时在一起看节目、看戏，相距都不算远。刚到中南海工作时，我首先要做的是熟悉环境，熟悉服务对象的情况。到春藕斋、怀仁堂、游泳池等处转悠，认认各位领导人的门，同各位领导人的夫人、秘书、警卫人员建立联系，了解有关情况，以便于开展医疗保健工作，并经安排见领导人。在中南海里走动，总有机会看见毛泽东，但一直没有说过话。”王敏清说。
王敏清说他到中南海后第一次和毛泽东面对面讲话，还是在一次舞会上。当时，春藕斋每周举办一两次舞会，毛泽东、周恩来及其他党和国家领导人，为解除紧张工作的疲劳常常到场。保健处也要派人值班，以防万一。在春耦斋的舞会上，保健人员有时也会上场活动一下。
“有一次跳舞，我和舞伴跳到毛泽东身边时，舞曲骤然终止，我正好和毛泽东面对面。我看着他，也不知是该向他问候呢，还是离开。毛泽东先开口了，问我叫什么名字，在哪个部门工作，从哪调来的。我回答说：我叫王敏清，在保健处工作，原先在北京医院，刚刚调来不久。说着话，毛泽东还和我握了握手，当时我十分激动。”
经常和毛泽东在游泳池会面
6、1955年夏季，王敏清经常和毛泽东在游泳池“会面”/哨兵立即冲进屋里，及时把他们3人救了出来/在西湖畔，王敏清受到毛泽东“表扬”
1955年夏，王敏清见到毛泽东的机会多了起来。“毛泽东喜欢游泳，在北京时常常去中南海内的游泳池，我这个机动医生跟随值班的机会也自然更多些。那时的毛泽东身体好，水性也好，因此没发生过什么意外情况。我们只是做些点点眼药，处置一下耳内的积水，有时观察一下血压、心跳之类的工作。”
夏过秋来，秋去冬至，王敏清接到通知，到杭州毛泽东和江青住地做医疗保健值班。他遂前往杭州，住进了西湖之滨的汪庄。1956年初的杭州，超乎寻常的寒冷。可毛泽东的脑海里，正酝酿着推动中国农村社会主义运动更新的热潮。
这年1月，毛泽东主持编辑、并亲自写了序言和大量按语的《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一书出版。本来，毛泽东认为中国农村合作化的任务相当艰巨，也许需要花费较长的时间，没想到仅用了6年左右就顺利完成了合作化的过程。有着“不断革命”强烈意念的毛泽东，随之萌发了终于招致不良后果的、急于“并社升级”的进一步跃进的思想。
也是王敏清住进汪庄的那段日子，毛泽东在杭州召集陈毅、柯庆施、谭震林、廖鲁言及辽宁、山西、陕西、甘肃、四川和华东五省、中南六省的省委书记，对由他起草的《农业十七条》进行补充和修改，形成了《农业四十条》的初稿，并拟出了从1956年至1967年的十二年农业发展纲要草案。
当时的汪庄招待所里还没暖气，气温骤降时，靠燃炭火取暖。一天，寒流袭来，加上南方的湿冷令人难以忍受，晚上王敏清和徐涛把燃着木炭的火盆端进屋里，便匆匆就寝。
护士魏琳在王敏清他们屋里的电话旁，等着罗瑞卿通知她去做治疗的电话。午夜过后，电话铃响了，魏琳刚拿起电话听筒，就因煤气中毒摔倒在地板上。
魏琳倒地时，碰翻了火盆，引起地板着火。摔倒声与满屋烟熏，惊醒了王敏清，还没清醒过来的他感觉出了事，迷迷糊糊地去推门，可门被卡住了，只推开一点小缝。然后，他把魏琳抱到另一张床上，就在这时，他也因煤气中毒支持不住昏倒了。
屋外的哨兵听见屋里连响数声，又有烟从门缝里冒出来，感觉情况有异，立即冲进屋里，及时把他们三人救了出来。
清醒之后，王敏清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天亮时，王敏清感到头痛得厉害且浑身无力，但想到早饭后例行的随毛泽东散步，便强忍着疼痛来到西湖边。
毛泽东显然已经知晓夜里发生的事故，见到王敏清走来，便操着浓浓的湖南口音，打趣他说：“两个医生煤气中毒，应该表扬。”在场的秘书和警卫人员听了，都呵呵地笑了起来。
保健医生们没有保健好自己，造成不太好的影响，王敏清内心自责不已。毛泽东以幽默的口吻，提醒他们对此引起重视，使王敏清感到一阵温暖。
杨尚昆的茶杯里有“秘密”
7、我跟随时间最长的就是###/###的茶杯里有“秘密”/王敏清“轻慢”了陈伯达/陈伯达非要护士小宋照顾他的儿子
从进中南海，到1957年回北京医院参加“反右”运动，王敏清在中南海保健处除了机动之外，还主要负责###的医疗保健。
“作为中央办公厅主任，他的工作头绪比较多，也比较忙碌，晚上经常工作到12点多钟才能休息；而且时常因为工作过于劳累而打乱饮食规律，如外出活动、无法按时吃饭，引起低血糖症状。我有几次见到他心慌、无力，脸色煞白，快要晕倒了。”
针对###的这种病症，王敏清经常提醒他工作生活要有节奏，要注意劳逸结合，避免过度劳累。同时还对他提出饮食方面的注意事项。最初，他还建议###的秘书或警卫，随身带上一些糖块，在必要的时候给###吃，补充一些糖分。
可后来，王敏清经仔细观察发现，###并不怎么吃糖。原来不能按时吃饭往往是因为谈话或开会，有时和毛泽东等领导人在一起，在这种情况下剥糖吃很不合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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