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汇源内幕-第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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愿望总是美好的，但现实毕竟是现实。在这个四县接壤的东里村，祖祖辈辈都在这片黄土地上辛勤耕耘的乡亲们，除了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地过着“面朝黄土背朝天”的生活之外，几乎想不出还有什么方法能够改变穷困的现状，吃得饱、穿得暖就是好日子。大部分人已经习惯了接受命运的安排。
放眼整个中国农村，这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后的第六个年头。
6年前的那个冬天，在安徽省凤阳县小岗村，一群被穷困日子吓怕了的农民，铤而走险地进行了“包产到户”的伟大创举。冒着杀头之罪，订立“攻守同盟”，开始向贫穷、饥饿宣战。一个名曰“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新生事物迅速蔓延神州大地，给中国农村带来了举世公认的变化。
但是，这种在某些地方“一包就灵”的崭新机制，并不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于是，以南方的华西村与北方的大邱庄为代表的另外一个群体，开始探索一种新型的集体经济路线，用一种产业化的眼光去审视农村经济的发展与变革。
了解到整个时代的基本背景之后，镜头再回到朱新礼和他领导的东里村中来。像当年充满一腔豪情的热血青年一样，这位新上任的村长，开始了他的“三把火”。
上任之后的第一次村民代表大会上，朱新礼将他想了很久的一个建议郑重地提了出来：“改革开放已经好几年，国家实行承包责任制，政策允许走发家致富之路。我觉得大力发展农副业是一个好出路……我们把所有的地再集中起来，不种粮食了，全部种上葡萄……”书包 网 。 想看书来
“不安分守己”的村主任（2）
这个破天荒的建议还没说完，村民们的反应可以想像。台下一片嘈杂，村民们七嘴八舌地嚷起来：“不种庄稼，我们吃什么？”“种葡萄？真是笑话，谁有经验啊？站出来瞧瞧……”
会场炸开了锅，质疑、反对之声一浪高过一浪。村民们情绪激动，都恨不得马上揪住朱新礼，把他问得瞠目结舌才罢休。祖祖辈辈靠种庄稼为生的村民们，怎么也无法理解这个年轻的村主任为什么会如此“不安分守己”。第一次大会，就这样不欢而散了。
第一把“火”就这么被熄灭了，朱新礼不甘心，他一定要证明给村民们看。那种勇往直前、一如既往的豪迈，犹如几百年前向教会宣战的哥白尼证明“囚禁了哥白尼，地球一样会自转”一般……
自幼在书香门第长大的朱新礼，在这个时候，表现出一个读书人特有的“政治天赋”——他深谙这样一个道理：农民是最讲实惠的，看不见、摸不着的东西，打动不了人，必须弄个样板出来，让他们瞧瞧，这就叫“以点带面”。他决定“拉拢”党员干部，让他们在关键时刻发挥模范带头作用。
不久，他专门组织召开了一次党员会议，给村里的党员、村干部提了个要求：把你们家里的地全部交出来。
交出来不等于无偿地“没收”，朱新礼承诺：村里将会按人头计算，给每户人家的每一口人，每年免费发放500斤面粉。村民们掐着指头一算：我这个4分地，粮食产量再好也收不出500斤面粉啊！值！点头答应了，把自家的地交了出来。但是对于朱新礼那个“荒诞”的想法——大面积种植葡萄，仍然觉得不靠谱。早已胸有成竹的朱新礼决定推行第二个计划：带领党员们出去看看，见见世面。
他自己开着大客车，带着这群党员、老干部，到胶东去参观考察。在当时，那里是齐鲁大地上最富庶的地方，而胶东大泽山的农民正是靠种葡萄发了家，20世纪80年代有名的电影《喜盈门》就是在此地拍摄的。
一番考察后回来，朱新礼组织大家开会。他强压着自己心头的激动，苦口婆心地劝大家说：“我们这一趟回来，不知道大家都有什么收获？我这一路心里可真不是滋味啊！同样是农村，大家都看到了，同样是地不多，同样是农民，同样是以土地为生。看看人家吃的、穿的，再看看我们吃的、穿的，咱们就甘心过穷日子吗？难道我们天生就该是穷命吗？”
此时此刻，一起出去考察的党员和乡亲们，全都沉默了……
这些深受震撼的党员干部们，是心服口服了。他们开始对朱新礼这个刚刚30出头的年轻人刮目相看了：他不是个唯利是图的暴发户，而是一个心系乡亲们的好带头人啊！
于是，这帮党员干部们开始说服自己的亲戚朋友，让他们主动把地交出来。很快，朱新礼就带领大家把地全部种上了葡萄。当然，仍有一些持怀疑、观望的人冷嘲热讽：“让朱新礼天天吃葡萄吧！”
朱新礼承受着常人难以想象的压力：毕竟乡亲们祖祖辈辈种粮食，根本没有种葡萄的经验。
他不但要不断给大家打气做思想工作，还要跑出去考察葡萄栽种管理和市场变化新情况。回来，再手把手地教村民们种葡萄。这期间，他曾在一个月内8次亲自驾驶大客车载着乡亲们外出参观学习。
其实，精明的朱新礼在提出收回土地种葡萄之前，早已认识到当地半山丘的沙质土地种粮食产量低，而当地的光照充足，昼夜温差大，种出的葡萄个大、味甜，是村民致富的好门道。
“不安分守己”的村主任（3）
果不其然，在朱新礼的发动下，有800多户人家的东里村，成了远近闻名的葡萄村。一半以上的农户因种葡萄成了万元户。一时间，周边乡镇纷纷效仿。沂源葡萄打入了广州、深圳等市场，葡萄种植业带动了包装、运输、服务、种植、种苗等相关行业的发展。
紧接着，朱新礼对原有的村办企业进行了整合，又陆续创办了面粉厂、轧钢厂、橡胶厂、砖瓦厂等企业。三年之内，东里村已陆续成立了27个村办企业。除了种葡萄之外，每家每户的富余劳动力都被安排到这些村办工厂去上班，祖祖辈辈的农民在家门口当上了“工人”。
东里村的乡亲们做梦也想不到自己的生活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就连朱新礼自己也没想到。
从1985年开始，东里村不再靠国家的救济粮吃饭。
又过了一年，这个昔日远近闻名的穷村庄竟破天荒地向国家上交了上百万元的税金。
再后来，东里村的存款在全县的农村中名列榜首。
东里村成了远近闻名的万元户村，还成了令人羡慕的电话村，一个800户人家的小山村，竟然安装了400部电话，而且还是程控电话，并接上了总机。那时候电话很少，在农村更是稀罕，有趣的是，一位公社武装部长紧张地质疑：“在农民家里装电话，与台湾联系怎么办？”
1986年，朱新礼当选为山东省劳动模范、优秀共产党员。他被各级政府邀请去做经验报告，足迹遍及整个临沂地区13个县（当时的沂源县在行政区
划上属临沂地区）。
然而不久之后，有人把朱新礼告了。
有人把朱新礼在东里村施行的“新政”，包括如何收回土地，如何放弃种粮食，如何种植葡萄等，整理成材料，用8分钱的邮票寄到了北京。后来，上级派了一个调查组来了解情况问他为什么要告状。理由是：农民以粮为天，朱新礼不务正业，让农民把地都种上葡萄了！
于是，在1986年的全县农村工作大会上，竟然发生了这样出人意料的一幕：
县领导发话了：“我们有些人，有的省级劳动模范，在农村搞什么土地改革，居然不让农民种粮食……”矛头所指，大家都心知肚明。
尽管没有点自己的名字，朱新礼心中有数，县领导是“项庄舞剑，意在沛公”。由于举报信和批评，朱新礼丢掉了全国劳模和全国人大代表的候选人资格。
对此，朱新礼总是淡然一笑。“个人的名利是次要的，提高农民收入才是重要的。” 朱新礼后来说，“那阵子，我没有吃到大家的一颗葡萄，我吃到的是上级的批评和村民们的议论。不过，这些都无所谓……”
许多年以后，朱新礼回到山东老家时，又见到了当年那位县领导，他亲口告诉朱新礼，“其实当时（1986年）那次大会上我是想批评你的。”彼时孰是孰非、谁对谁错的问题已经不言而喻了。但朱新礼对那个已退下来的老领导依然特别尊重。
事实也证明，朱新礼的做法是很有先见的。
就在朱新礼1984年当村长号召农民们种葡萄的十几年以后，沂源县委、县政府正式发布红头文件，号召全县人民种植葡萄，做大做强这个产业。现在的沂源县以及周边的沂水县、临朐县、蒙阴县都大面积地发展了葡萄，几十万亩葡萄带动了一个大产业。每到收摘季节，从广东、福建来的汽车排成了长龙，成了沂蒙山区一道特别的风景线，但有谁还能想到20年前种植葡萄的那些鲜为人知的故事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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敢说敢干敢变的总经理
1987年，东里村数十个村办企业整合起来，组成山东省沂源县东里工业集团，朱新礼兼任总经理。
不巧的是，就在朱新礼走马上任时，正碰上商品短缺、原料紧张，东里工业集团前景暗淡。“屋漏偏逢连阴雨”，原料价格一路攀升，管理瓶颈、资金短缺、产品更新，寻找新的出路，是朱新礼急需解决的问题。
朱新礼是个敢想、敢说、敢变、敢干的人，面对如此困境，他决定背水一战，带领公司转型，这在当时，可以称得上是一次“历险”。
在全体职工代表大会上，他明确提出了创新的观念，制定年度计划，并提出部门负责制。
在具体做法上，他实行了“三步曲”，首先针对一些人“官本位”思想重、整天讲空话不务实的现象，朱新礼提出，转变观念是最重要的，管理人员思想要转变，要识大体，顾大局，局部利益要服从整体利益。
其次，落实责任制，对各部门进行具体分工，下达各部门的指标，围绕目标开展工作。各单位行政主管要向经理办公会汇报本单位的计划和任务执行情况。
第三，关停并转包多项改革措施并举，一切以利润说了算。
朱新礼以身作则，带头做工作总结，也要求所有职工认真总结经验，各项工作有了一个新突破。
他亲自带队对所完成目标进行严格的考核，并根据考核的情况来选拔干部，打破终身制。
这次大胆的“历险”成绩斐然，东里工业集团迅速扭亏为盈，改革获得了空前的成功。
有人认为朱新礼命好，还有人认为他赶上了好时机。
其实，天上不会掉馅饼，“自助者天助之”，朱新礼的成功靠的是自己的远见卓识、自信和胆大。
在东里工业集团的那段经历，为朱新礼以后创业提供了很好的锻炼机会，也为他成就大事打下牢固的基础。
他在这些经历中，积累了创业的资本，在这块“实习”基地上，得到了很好的锻炼。这为他以后创立汇源，大胆革新，开拓进取奠定了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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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十而立”的大学生
到1989年的时候，36岁的朱新礼已经做了6年多的村官。真金不怕火炼。朱新礼以他过人的才能，很快得到上级领导的赏识，被他们当做一棵好苗子。但此时的朱新礼却觉得自己还需要继续“充电”，好好“修炼”几年。尽管在当时，“知识经济”一词还没有像今天这么流行，但他相信，未来的中国，乃至全世界都是知识的时代。
终于有一天，按捺不住的朱新礼走进县长的办公室，试探性地问道：“我想出去学习深造，组织上能不能予以考虑？”没想到县长居然爽快地答应：“没问题，等我消息。”
县长很快安排县委组织部的鲁部长，让他跟上级组织部门联系，准备把朱新礼作为沂源县后备干部培养对象，送去学习。不久得到批复，朱新礼被安排到山东省经济管理干部学院学习。
于是，朱新礼离开东里的乡亲，开始了三年的大学进修生涯。
“十年###”时期，大学曾经一度停办，许多人不敢也无法接受高等教育。1979年恢复高考后，许多“大龄青年”纷纷进入大学校园。在朱新礼的同学当中，他算是比较“老”的一个，被同学们称为大哥。朱新礼被分配到7楼一个8人间的大宿舍，住的是架子床的顶铺。尽管条件简陋，但这次难得的学习机会，使得“###”期间错过了学习的朱新礼第一次正式走入大学的课堂，充溢在他心中的是一种特别的###与激动。万分欣喜之余，朱新礼也感到了一些压力，毕竟自己的基础并不是很好。
“三十而立”，此时的朱新礼依然是年轻而朝气蓬勃，比年轻的“学弟”们多了几分成熟，和他们生活在一起，朱新礼也感觉到自己年轻了不少。在和大家一起学习的过程中，他真切地感受到了年轻人的活力和闯劲。
在学校的日子里，朱新礼每天提前预习当天要学的功课。每次上完课后，他都及时复习、整理笔记。晚饭后，他习惯性地散散步，然后继续到图书馆上晚自习。就这样如饥似渴地在知识的海洋里“遨游”，学习管理、政治、文学、金融等。
至于生活、待遇，老朱根本顾不上计较。在进修了一年多之后，山东省冶金厅的一位朋友专程去学校看望他。这位领导一走进朱新礼的住处，立马懵了：8人间，还是顶铺，堂堂的省级劳动模范、优秀党员、优秀企业家，竟然住在这地方？
朋友立刻找学校的有关领导了解情况。原来，朱新礼来到学校报到的时候，就简单地办了个手续，填上自己的名字。一贯低调的朱新礼从来不愿炫耀自己，更没有亮出过省级劳动模范、优秀党员、优秀企业家这些耀眼的“王牌”。
如果不是朋友出面过问，校方可能永远不知道这位“名人”大学生的底细。了解了朱新礼的“真面目”后，校方赶紧安排给他改善待遇——让他“更下四层楼”，从7楼搬到3楼，住两人间的房子，而且为其配备了电视、电话，待遇“大大改善”。
现在回忆起来，朱新礼的确选择了一个非常好的学习深造的时间。谈到当初“躲”进象牙塔“闭关修炼”的原因，他曾经这样解释道，“我是觉得自己要把握好时间——应该在经济低迷的时候去学习，在经济繁荣发展的时候出去创业。而我学习那两年正是经济最低迷的时候，所以也是最好的学习机会。”
这里，我们不得不再一次惊叹朱新礼的选择。选择在1989年去进修学习，对朱新礼来说，也许时间点的选择带有偶然性，但现在回顾起来，我们会惊奇地发现，他所选择的时间正当其时。
朱新礼选择了一个合适的学习机会。同时他也的确把握住了这“最好的学习机会”。对于这段学习经历，朱新礼曾感慨地说道：“如果没有在管理干部学院学习的话，我可能会在村里一直干下去，或者是在地方政府混个一官半职，也就不会走上创业这条道路了。我觉得人生需要不断地学习，这对培养人的世界观、价值观很重要，也可以开阔眼界，甚至影响今后的道路。”所以，经济管理干部学院的三年是朱新礼最难忘的三年，也是收获较大的三年。朱新礼是个懂得感恩的人，从2000年开始，他专门拿出30万元作为学院的奖学金，持续十年，每年都要邀请学院的老师同学来汇源做客交流。
在经济干部管理学院进修的这段时间，朱新礼不仅从书本上学到了许多有用的知识，同时也学到了诸多课堂之外的东西，甚至有过一些“有趣的小发现”。比如，有时候，对老师讲的课没有兴趣，不想听的时候，肚子就饿得特别快，有时离下课还有好长时间就想着吃饭了。下课铃一响，他就往食堂跑。有意思的是，当他把这个小秘密告诉自己的同学时，全宿舍8个人竟然“同病相怜”。不过，这件小事给他一个启发：人们越是没事干，肚子饿得越快。
当然，并非每次上课的时候都是这样，有些老师课讲得非常有趣，他越听越想听，有时候竟然都意识不到快要下课了。他自己解释说，“越是忙起来的时候，意念一转移，反倒不觉得饿了。你看炒股热的时候，人们就忘了吃，忘了喝，但闲下来的时候，就会想着去喝酒，吃零食……”
于是，逆向思考之后，颇有商业头脑的他，最终得出一个结论：“全国人民能够闲起来的时候，消费品需求不一定会下滑。”
“给我一个全县最差的企业干”
1992年初，朱新礼被调到沂源县任外经委副主任。当时外经委的办公室，1间屋子里坐6个人，其中1位主任，4位副主任，1位秘书。5个主任每天的工作就是开会、讨论、批文件、看报纸，唯一的秘书扫扫地、打打水、迎来送往。
朱新礼所面对的工作模式，是一些政府机关部门典型的工作模式——朝八晚五，报纸茶水。对多数渴望“当官”的人来说，这是他们梦寐以求的“铁饭碗”。
朱新礼可是个闲不住的人，很快他就烦了。幸好，他还有爱学习、爱读书、爱看报的嗜好。
在机关里工作，倒是可以成全他这个爱好。于是，工作之余，他就如饥似渴地从报纸、杂志上索取信息，学习新知识，不断地充实自己。
1992年春天，87岁高龄的###，从1月18日到2月21日，相继视察武昌、深圳、珠海、上海等地，陆续发表了一些让人耳目一新的重要讲话。
小富即安、吃老本不符合朱新礼的性格，为了创造个人的更大价值，他果断地作出了人生最重要的一次决定。“现在身体好，精力也旺盛，如果再不干，就晚了。” 在###南巡讲话的鼓舞下，朱新礼这样对自己说。
第二天，朱新礼就找了沂源县委书记陈传玉同志，要求“给我一个全县最差的企业干”。陈书记让他找分管工业的丁副书记。
于是，他就走进了丁副书记的办公室。
还没等书记招呼他坐下，朱新礼张口就说：“丁书记，我不想在政府机关干，想去干企业。”
丁书记眼睛都瞪圆了：“新礼，你不是跟我开玩笑吧？”
朱新礼摇摇头：“不是，我已经思考再三，你从全县找一个最差的企业让我去，哪一个企业都行。”
丁书记耐心地说：“新礼啊，算了吧，不要去受那个罪了，好不容易从乡镇企业中出来，就在这里干吧。”
朱新礼再三坚持：“我想闯闯，您就从全县企业中找一个给我吧。”
丁书记看朱新礼态度坚决，最后无奈地说：“你想找哪一个？”
“我一点目标都没有，你说哪一个，我就去哪一个。” 朱新礼说得极其认真。
看到他是铁了心想要去企业，丁书记沉思了半晌，然后说：“有一个罐头厂，是1984年建的，你去那里怎么样？”
朱新礼爽快地回答：“可以。”
自此，朱新礼毅然跳进了充满惊涛巨浪的“商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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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手负债罐头厂
跟丁书记谈话后的当天下午，朱新礼就去了那个“最差的企业”——沂源县罐头厂做调研。
且说这个罐头厂，110个工人，竟有20多个人守着一个小冷库吃租赁费，而其余的工人则大都跑到水泥厂等其他厂子做装卸工，还有一部分人干脆待在家里无所事事。这个正处在破产边缘的国有企业，除了三年没发工资的“光荣记录”之外，还有高达1 100万元的银行负债。
当他走进那个破厂房的时候，20多个工人正在院子里围成一圈打牌。
朱新礼想进去，却被站在门口“放哨”的一名工人拦住了：“你是谁啊，到这里来干什么？”
朱新礼一愣，接着回答道：“不干什么，就是想来看看。”那工人上下打量了他一番，觉得眼前这人看起来也不像什么“坏人”，就放他进来了，嘴里还嘟囔着：“看看？一个要倒闭的破厂子，有什么好看的！”
这就是朱新礼这个“钦差”将上任时的情形——人心涣散，前景惨淡。
然而，一向要强的朱新礼没有被这糟糕的情形吓倒，他决心要力挽狂澜、来个“乾坤大挪移”式的颠覆，要让这个一潭死水的企业重新活起来。
正式接手罐头厂之前，他先后到深圳、北京、烟台等地做了一些调查，一圈下来，他很快找到了问题的症结所在。
那时的新鲜水果供给已经十分充足，很多人都不愿意再吃水果罐头。再加上水果罐头价格高，马口铁包装开起来特别麻烦，自然就失去了市场。再加上负债率越来越高、体制束缚等种种原因，罐头厂根本发展不起来。
朱新礼向政府的分管领导提了个要求：让国有资产管理局把这个厂的资产重新评估一下，把体制改一改。
经国有资产管理局评估，设备及厂房等总资产一共是450万元。最后得出结论：该企业不存在国有资产流失的问题。
接着，县委、县政府下了一个文件：政府三年内不要利息，朱新礼把450万元还掉，并承担全部经营责任。
改制终于完成！
但被评估为上百万元的设备，由于耗能高、效率低，已很难生产出合格的产品，早就该被淘汰，只能当做废铁变卖了2万多元。
几排所谓的砖瓦厂房都已经年久失修漏雨，唯一值钱的就是那20亩地。而当初征地时每亩5 000元，评估作价时却按5万元转让给朱新礼。
把这个濒临破产的国有工厂交给他，政府无非就是抱着“死马当活马医”的心态。在朱新礼接手之前，沂源县就流传着这样的说法：“就是把水灌进去当罐头卖，那个厂也会亏损，迟早也要倒闭。”
对于朱新礼的选择，很多人自然都不理解。
其实，朱新礼思考过，效益好的企业干得好好的，也没有机会让自己发挥；别人不看好的企业，你敢去，用才能和智慧闯出一片新天地，才能充分体现自己的价值。有大智，才有大作为；正所谓艺高人胆大。
汇源的诞生
改制后，朱新礼召开了第一次员工大会。
罐头厂久不开工，员工们有的到别处打工，有的在家闲着没事干，但听说被朱新礼接管了，工厂改制了，都担心自己将来怎么办。
接到会议通知后，大家三三两两地来到了工厂，围在办公室前唧唧喳喳地议论。
人到齐后，朱新礼主持召开了全厂第一次会议。
在这次会议上，他宣布：“相信我的、愿意跟我一起干的，不但按时给你们发工资，而且从这个月起，基本工资上浮50％；想走的，我不会用档案拴住你们，而且，还另外加发三个月的工资，提档案走人。”
朱新礼讲完话，全场鸦雀无声，大家都被这番话给震住了。
要知道，在当时，档案是各单位控制人员流动的重要手段。没有档案，就意味着没有饭碗。许多员工在企业托人情，想提档案换工作，都很难办成。现在，朱新礼不但让提档案，还给加发三个月的工资，真是天上掉馅饼了。
会议结束后，大家都议论，觉得朱新礼是个真正干事情的人，跟着他干不会吃亏。结果，全厂100多人，没有一个离开的。
到了月底，大家三年来第一次按时领到了工资，而且发现基本工资比原来还多了50％。第二个月，基本工资在上个月的基础上又上调了50％。
朱新礼兑现了自己的承诺，诚信凝聚了人心。
1992年6月28日，是汇源诞生的日子！
在沂源县城西北部的历山脚下，“山东淄博汇源食品饮料有限公司”成立大会在那里召开。
用“隆重”一词来形容当时的场景，显然不恰当。
因为当时的会场中，没有鲜花，也没有彩旗，更没有众多媒体的簇拥和包围。
据参加那次成立大会的创业###回忆，当时那个会场内，环绕会议室四周的十几只沙发不够坐，只好又在屋子中央摆上了几排大排椅，才不至于让在场的人站着开会。
等到公司的职工全部坐定之后，主持大会的县领导庄严宣布：山东淄博汇源食品饮料有限公司成立！
谁能想到，日后在中国果汁饮料行业独领###的汇源公司，它的诞生如此简单。
一诺万金，重奖之下出勇夫
汇源成立以后，朱新礼立即决定转产果茶（即果肉饮料）。1992年中秋节前夕，他派出了设备考察组，相继购进了3条国产玻璃瓶装生产线。厂房不足，就同驻军部队和县副食品加工厂合作，利用两单位的闲置厂房安装生产线。经过反复调试，生产线终于投入生产。
1993年2月6日，朱新礼和汇源员工带着500箱果茶，来到北京长城脚下的一座军营，为赴柬埔寨担负维和任务的部队官兵送行。400名维和部队官兵为汇源人举行了隆重的阅兵式和分列式，并向汇源回赠了主题词为“军民并肩 走向世界”的锦旗。
1993年3月，全国人大、政协“两会”召开，汇源果茶成为“两会”特供饮料，在“两会”上大秀了一回，代表们开始知道山东有个“汇源”。
产品出来后，尽管口感、质量受到大家的好评，但由于当时“计划经济”刚刚走向“市场经济”，没有人做过销售，大家都习惯了“等客上门”、在家不求人的日子，没有人愿意去推销，也很少有人敢出去推销。货销不出去，都压在仓库里，朱新礼意识到了销售的重要性。万事开头难，要打破这个瓶颈。如何让大家勇敢地走向市场？
朱新礼推出了重奖政策，当月销售状元奖励1万元，第二名奖励6 000元，第三名奖励3 000元。在一次次的会议和引导下，到月底，陈章明依靠同学关系在德州发了一批福利，销售额仅有6 000元，却成了当月的销售状元。第二名销了2 000多元，第三名销售额只有几百元。大家都开始悄悄议论：现在公司刚起步，资金这么困难，这个奖能兑现吗？实际上大家都明白，过去领导说的话，从来都不兑现，他们也不相信朱新礼能兑现。再说了，卖的钱全奖给个人也不够。然而，出乎大家意料的是，在表彰大会上，朱新礼不但兑现了奖金，还号召全体员工向获奖的销售人员学习。这一举动轰动了全厂，当时的1万元可不是个小数目，一个普通工人要干差不多10年才能挣这么多钱。
在巨奖的刺激下，许多后勤、车间工作人员也都积极投入到销售中来，掀起了全员销售热潮。
员工们从不愿意干销售，到争先恐后奔向市场，新的销售竞赛开始了。汇源的销售人员从山区小镇走向了周边中、小城市，走向了北方的省会城市、沿海开放城市，使产品迅速占领了市场，以前一些不愿意、不懂销售的人员也被推向了市场。借此，也锻炼培养出了一大批销售人才。
奖励额大于销售额这样一件不可思议的事情，用朱新礼的话就是“打肿了脸也得充胖子”，这就是诚信，否则你的话没人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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