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见巴别塔:当中国遇上非洲-第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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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相比欧洲人，中国人尤其是中国资本在非洲的广泛存在已经是相当晚近的事。用乌干达记者罗纳德？赛坎迪（RonaldSsekandi）的话来说：“当年的欧洲人，左手拿着《圣经》，右手拿着枪，闯进来……”在他看来，现在非洲人的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基本上来自于欧洲殖民者。

　　　　诞生于2000年的东非共同体（EastAfricanmunity；EAC）已形成统一市场，正在探讨推出单一货币，并可能结为一个联邦制国家。目前的五个成员国包括肯尼亚、乌干达、坦桑尼亚、卢旺达和布隆迪，其中三个主导性国家（肯尼亚、乌干达、坦桑尼亚）历史上均为英国殖民地或保护国。英国的文化、习俗和制度对这一区域的影响，使得其他外来文化（包括中国文化）的进入变得非常艰难。这一历史与文化的缘由，自然也会加重中国人与非洲人之间的误解。

　　　　2006年，罗纳德？赛坎迪来了一趟中国，到了北京和上海。他说，这是他第一次亲眼看见真实的中国——城市的奢华、商业的繁荣、物产的丰饶，所有一切都令他震惊。在此之前，他一直以为北京和坎帕拉差不多。“乌干达是发展中国家，中国也是发展中国家，尤其是中国自己时常把这一点挂在嘴边。”赛坎迪出生于一个相当富裕的家庭，如今是东非颇有名气的国际新闻记者，月收入1000多美元，是毫无疑问的精英。对于绝大多数连温饱问题都还有待解决的普通非洲人来说，“中国”不过是大街上越来越多的黄色面孔，他们在这里开公司、开餐馆、挖矿，很有钱，却也不好相处。中国人仿佛带走了很多，却基本没有留下什么，尤其是没有留下多少可以持久发酵的东西，如观念、价值和文化。在非洲经商多年的李淼对我们说：“尽管事业有成的自己已不可能离开非洲，但将来老了，还是会回到中国去生活。”很少有中国人会把非洲当作自己的第二个故乡，哪怕他已经在这里生活了大半辈子。在非洲的中国人基本只与中国人交朋友，他们的文化保守而封闭。与非洲人结婚生子的中国人几乎没有，偶尔有一个，也往往成为其他中国人的谈资和笑柄。即使如赛坎迪这样消息灵通的新闻记者，也不能从侨居乌干达的近一万中国人那里获得对中国文化、历史与现状的恰当理解。

　　　　造成沟通不畅的原因，也许是多方面的。作为记录者，我们不便去揣测。2012年7月，在乌干达首都坎帕拉，我们组织了一场小型的新闻记者座谈会，邀请多位乌干达籍知名媒体从业者“头脑风暴”，讨论中国与非洲之间出现文化分歧与误解的缘由。与会者来自路透社、英国广播公司、新华社，以及多家乌干达本地的重要报社与电视台。这些人大多毕业于东非名校马凯雷雷大学新闻传播系，有的还曾远赴英国接受教育。其中，供职于路透社的视频记者贾斯汀？德拉雷兹（JustinDralaze）说出了他的感受：“中国与非洲打交道的方式主要是政府对政府、领袖对领袖，而民间的交流、人民对人民的交流，几乎是不存在的。”这个观点基本得到了所有参会者的认同。

　　　　非洲华人社群的生活状况，似乎也确实如此。中国商人会组织小范围的华商组织，其现状几乎可以“山头林立”来形容。总的来说，就是一个大圈子里面套着无数个小圈子，不同的圈子自成体系，互不干扰。中国人内部尚且如此，何况是与当地人？我们访谈过的旅非中国人，包括私营企业主、打工者、跨国公司员工、政府官员、援建技术人员等，几乎没有一个人表达过与非洲本地人交朋友的意愿。在一些大型中资公司如华为、中海油等，尽管非洲本地雇员的比例已相当高，但中国员工与非洲员工也始终处于“各忙各的、各玩各的”的状态。
第一章　中国人在非洲（2）
　　　　“有很多东西是短期内难以改变的。”供职于乌干达某大型中资企业公共关系部门的翟薇对我们说，“比如说，很多非洲人信仰基督教，他们认为无论自己得到了什么，都是上帝的恩赐，包括中国人修的公路、大坝和体育场；而中国人多是无神论者，更愿意通过努力的工作来获取安全感，而且希望非洲人知恩图报。”

　　　　翟薇所在的公司为在当地树立良好的企业形象，曾深入许多贫困的城市社区做公益慈善活动，比如为失学儿童捐款等。但每次深入社区做活动，都让翟薇头痛不已。“哪里是慈善活动？明明就是批斗大会！”她有点愤愤地说。社区居民似乎觉得中国公司都是财大气粗、无所不能的，在活动中，他们甚至会夺过话筒，指着活动主办者的鼻尖说：“你们这些大公司既然这么有钱，为何不将村外那条残破不堪的公路修一修？”翟薇被这种奇怪的逻辑惊呆了：修路是你们政府的事，凭什么让我们花钱？难道我们有钱就必须给你们花吗？“所以，不是我们不和非洲人交朋友，而是有些障碍实在克服不了。”○米○花○书○库○ ；www。7mihua。com

　　　　翟薇还给我们讲了她与打扫房间的非洲阿姨之间发生的许多既可笑又令人无奈的故事。

　　　　最令她念念不忘的是牙刷的故事。中国人普遍节俭，换牙刷之后，旧牙刷舍不得丢掉，总会留着刷刷鞋、刷刷浴缸上的小污垢之类。第一次换牙刷，翟薇将旧牙刷放在墙角的拖鞋边。晚上下班后，发现非洲阿姨已经将墙角的牙刷拾起，重新放回牙缸，与新牙刷“亲密地”摆放在一起。翟薇无奈，只好将两支牙刷均弃用，并语重心长地对非洲阿姨说：“放在其他地方的牙刷，请不要理会，更不要放回牙缸。”第二天，翟薇将旧牙刷放在浴缸旁，离刷牙的地方有几米远，谁知晚上到家，发现旧牙刷又一次奇迹般被插回了牙缸。第三天，翟薇下了狠心，将旧牙刷放到马桶旁边，心想：“非洲阿姨总不会把马桶附近的东西也捡回来吧！”谁知下班后，打开卫生间的门，翟薇彻底崩溃了：那只顽强的旧牙刷，再一次傲然挺立于自己的牙缸之中，与自己三天内启用的第三只新牙刷肩并肩地站在一起。

　　　　“那一刻我知道自己被打败了，”翟薇说，“从那以后，用旧的牙刷我绝对直接丢掉，不给非洲阿姨留下机会。”

　　　　翟薇尝试对这种“交流的无奈”做出解释：“非洲人有根深蒂固的信仰，这种信仰在他们的思维和行为中设定了很多框架，该怎么做、先做什么、后做什么，都有下意识的固定程式。你和他们聊天没问题，但要改变他们的程式，是不可能的。在他们看来，牙刷就是刷牙的，只能放在牙缸里，其他地方一概不行。”

　　　　问题依旧是：在非洲，缺乏一种机制或一套观念可以让本地人去了解乃至理解中国人的思维方式。相比中国人，欧美人在非洲面对的交流不畅的现象就轻得多，原因在于很多非洲人信仰基督教，两者之间有一个共同的文化载体，遵从一系列相似的基本逻辑。善于与中国打交道并对中国文化有所了解的非洲人，大多有在中国生活的经历，比如曾在中国的大学留学。
第二章　天朝上国梦
　　　　我们没有《圣经》，但我们有《论语》。这似乎是很多中国人在谈及中非文化交流时，会自然而然想到的。相关数据显示，自2005年非洲第一所孔子学院在肯尼亚内罗毕大学成立以来，目前非洲已设立了29所孔子学院和孔子学堂，其中南非、肯尼亚、埃及和尼日利亚等大国还不止一所。孔子学院由国家汉办领导，其师资、教材和教学设备等，均由中国政府拨款出资。但孔子学院的影响力，似乎还远不足以上升到“文化交流”的高度。

　　　　非洲大陆是全世界最为广袤的欠发达区域，能够接受大学教育的人占人口比例极少。即使是非洲最发达的国家南非，可以上高中的人也不足总人口数的一半，其中黑人比例更低，仅有14％。而孔子学院往往设立在一个国家最精英的大学里。对于普通非洲人来说，这是一个既遥远又模糊的概念。而对于精英阶层的年轻人而言，只有在产生学习汉语的迫切需求时，才会与孔子学院发生联系。这种偏重“上层路线”的文化传播策略，无法与可以渗入最贫苦家庭的基督教信仰相比。=米=花=书=库= ；http：//www。7mihua。com

　　　　中国文化与价值观的自洽性和封闭性，似乎是一个不争的事实。中非交流的最早记录，出现在唐朝人段成式的《酉阳杂俎》中。书中提到的“拔力国”，经考证，即指现在的索马里。此外，在索马里的摩加迪沙（Mogadish）和坦桑尼亚的基尔瓦（Kilwa），考古学家均挖掘出来自中国的钱币。这些钱币大多源自宋、明、清三代。14世纪时，摩洛哥著名旅行家伊本？白图泰（IbnBattuta）乘船经马六甲海峡抵达中国主要港口泉州，并在造访杭州后，沿京杭大运河抵达北京。在他的游记中，曾有这样的描写：“对于旅行者来说，中国是最安全、最有秩序的国家。独自一人携带重金在中国漫游九个月，也不必感到丝毫畏惧。即使贫穷的和尚与乞丐也能穿得起丝质的衣服。瓷器之精美天下无双，就连母鸡也比我们国家的个头大。”

　　　　中非之间带有官方性质的正式交流，则开始于郑和下西洋。郑和的船队一度抵达索马里并沿岸向南直至莫桑比克海峡。与西方早期航海者不同，郑和的主要使命在于宣扬明朝中国的国威。他向东非的土著领袖赠送礼品，并代表中国皇帝赐予他们封号。中非之间并未就此建立起贸易关系。对于彼时的中国来说，也许这趟“文化之旅”唯一的成果就是从非洲带回了两只长颈鹿作为献给永乐皇帝的礼物。一些文献记载，1415年前后曾有中国船只在肯尼亚的拉姆岛（LamuIsland）附近沉没，幸存的20位中国船员游上岸，并与当地妇女结婚，繁衍后代。目前，在该岛上仍有六位居民身上存留着中国血缘。

　　　　“天朝上国”的顽固观念止步于国家层面点到即止的碰触，无法产生真正意义上的交流。对于东非沿海诸部族的酋长和头领来说，一个来自遥远的中国皇帝的封号和那些精美的瓷器、钱币，也不过是些消乏解闷的奇技淫巧。明代的朝贡体系更像是个华而不实的角色扮演游戏，入戏者大多有着利益的考量，一旦利益体系崩塌，一切都会烟消云散。非洲之于中国和中国之于非洲，其实一样的匮乏与无知。比起西欧的基督教传教士深入非洲大陆腹地，学习当地语言、了解当地文化、在无比艰难的条件下创建教堂与学校的精神来，中国从未曾真正尝试去理解非洲。真正能在文化上实现交流与理解的，只能是身在非洲的普通中国人。

　　　　已在非洲生活了三十余年的老资格华商张先生来自台湾，曾在尼日利亚、冈比亚、加纳等国游历经商，如今定居乌干达并娶了位本地黑人太太，生了两个漂亮的小孩。在他看来，两种文化始终无法相融的主要原因在于，中国人心太急，不肯脚踏实地，总幻想着“捞一票就走”。他们把非洲当作一夜暴富的淘金圣地，没有人愿意扎下根来，做一些心平气和的事。很多年轻人被传说中的机会和财富吸引，头脑发热地买了张单程机票来到非洲，幻想着三年五载之后摇身变成亿万富翁再衣锦还乡。到了非洲之后，却一味待在条件较好的大城市，不学本地语言，不与本地人打交道，更不会去连公路都没有的穷乡僻壤寻找商机。“闲暇的时候，他们宁可躺在床上看中国电视剧，也不愿去市场转转。”

　　　　在非洲的中国人，普遍有种文化上妄自尊大的心态。这或许就来自历史上传承下来的“天朝上国”的幻想。我们在乌干达和肯尼亚采访了十余位计划在非洲长期生活的中国商人，在问到他们是否愿意和本地人结婚生子、组建家庭时，除张先生外，所有人都对这一想法表示不屑。在乌干达做矿产生意的江苏人李淼说：“我总不能带个黑女人回去吧，我是要面子的。”说这话的时候，他用右手轻拍自己的右面颊，同时做出了一个颇有嘲讽意味的表情。

　　　　种族主义虽然早已作为政治不正确的样板而被彻底清算，但没有人能否认种族主义多多少少存在于每个人心中。
第三章　非洲印象（1）
　　　　懒惰、不守时和爱要钱，是绝大多数中国人给出的“非洲印象”。

　　　　小窦负责企业的公共关系工作，每天都要和乌干达本地人打交道。我们对他进行了两次采访，每一次他都有说不完的“逸闻趣事”。他把自己多年与非洲人打交道的经历总结成了一系列经验，大多很有效果，因此他得以比其他人更顺畅地与非洲人打交道。

　　　　在绝大多数中国人看来，“不守时”是最令人头疼的“非洲性格”。家里的水管坏了，打电话给维修公司的人，对方往往会说：“明天上午10点，我准时到你家。”不过，如果你信了，事情将不了了之，因为即使你第二天等一整天，也不会有半个水管工露面。再打电话过去，对方会连连道歉，再承诺：“明天下午2点我一定到！”当然，第二天下午2点，你仍然处于无水可用的状态。。19zs。

　　　　刚到非洲时的小窦，对此无计可施。他不知道应该怎样让自己的水管恢复正常。有一次，他遇到法国使馆某位签证官的妻子，对她谈及自己的苦恼。那位女士是本地人，闻言朗声大笑，拍着小窦的肩膀说：“我的朋友，这太简单了，下次他再说明天上午10点，你马上打断他，问他此刻在什么地方，然后立刻开车去接他，这样他就跑不掉了！”小窦将信将疑。没过几天，卫星电视天线出了故障，他照例打维修电话找人来修。“明天上午10点我准时到！”“不不不，你现在在哪里？我立刻开车去接你！”对方似乎有些意外，却还是说了个地址——是另一个用户的家。小窦挂断电话，立刻驱车前往，生生把维修工人“截”到了自己家，顺利地修好了天线。

　　　　“非洲人的思维比较单线条，不像中国人那样可以同时做好几件事。他答应你明天10点来的时候，并不是说谎。只不过后来又有其他人给他打了电话，于是他就把和你的约定忘掉了。”小窦试着解释。

　　　　迟到问题的确是很多外国人难以适应的“非洲性格”。我们在乌干达和肯尼亚采访了十余位本地人士，上至总理、部长，下到普通国民，被采访对象没有一次准时出现在约定的地点，迟到时间均在半小时以上。有一些人竟然忘记了约定的时间，电话催促过才匆匆赶来。采访乌干达国家文化中心总经理约瑟夫？瓦鲁格比（JosephWalugembe）先生那天，还发生了一件有意思的小事。采访约定的时间为上午9点，对方却直到9点半才露面。他客气地把我们让进办公室，并对我们说：“稍等，我去取名片来。”之后，他走出了办公室。10分钟后，他气喘吁吁赶回来，一屁股坐在我们对面，微笑着说：“咱们开始吧！”我们面面相觑，只好试探着问：“您没有找到名片吗？”他闻言一拍脑袋：“对不起我忘记了！”再次起身折返，这次不到2分钟就回来了，递过了他的名片。

　　　　“权当是在锻炼自己的耐性。”小窦有点无奈地对我们说。

　　　　从水管工事件之后，小窦仿佛突然开窍了，他触类旁通地找到了和非洲人打交道的方式。在我们看来，有点像金庸小说《天龙八部》里慕容家的“以彼之道，还施彼身”。去加油站加油，工作人员总是会对顾客说：“嗨，我的朋友，给我买瓶饮料吧！”小窦说，应对此类状况的方式，就是在对方张口之前，抢先说：“嗨，我的朋友，给我买瓶饮料吧！”通常情况下，对方闻言会呆愣半晌，搞不清状况，自然也就忘了要钱的事。对于频频向自己借钱的同事，也可以用类似的方法对付。当对方说：“借我2万先令吧，我爷爷死了。”最好的回答方式是：“对不起，我爷爷也死了，我正打算跟你借钱呢！”
第三章　非洲印象（2）
　　　　小窦是我们访谈过的中国人中，心态最好也最游刃有余的一个。毕竟他在非洲生活了七年，并辗转西非、北非和东非。他说，关键在于自我消解、不生气。“多备些降压药、速效救心丸，被气得心跳加速血压飙升时，就吃一粒，也就好了。这就是他们的思维方式，你不能幻想去改变。”

　　　　其实，“爱要钱”在很多情况下体现的是非洲人强烈的权利意识。这或许是与儒家文化中的集体主义气质最相抵触的地方。小窦的公司曾邀请非洲的一些重要客户去中国开会、参观，并负担其一切费用，包括机票、一日三餐和住宿等。谁知回来之后，这些人竟要求小窦再支付他们一天几十美元的“津贴”（allowance）。这样的事，任哪个中国人都会觉得匪夷所思。人家出钱请你去国外参观、游玩，还管吃管住管路费，你怎么还伸手向人家要钱？但非洲人的逻辑是这样的：你安排我去中国参观，这既不是出差，也不是我的本职工作，而且还影响了我在国内的正常工作，所以你要给付我因此而损失的经济收入。

　　　　“如果不付这笔钱给他们，会怎样？”我们问小窦。“他一定会去法院起诉你。”小窦回答。

　　　　后来，小窦再也不敢嫌麻烦，每次安排类似的事，都会提前白纸黑字与客户签好协议，声明公司只负责路费和食宿，绝无津贴。这样一来，就免除了后续的烦恼。中国文化讲究人情世故，中国人总觉得只要大家成了朋友，便一团和气、一切好说。但这是非洲人简洁的思维方式中绝不存在的东西。除非签署有法律效力的文本，否则对方一定“翻脸不认人”。在交流中出现矛盾的时候，最好的处理方式是写一封正式的投诉信并加盖企业公章，递送至对方的负责部门，这样往往能较快解决问题。如果用惯常的中国式“人情往来”去解决，反而会产生恶劣的后果。

　　　　在中国对乌干达援助机构担任翻译的成都男生张昊已被单位派到乌干达近两年，现在供职于一支体育场馆项目援建工程队。他对我们说，在非洲近两年的生活几乎使他的价值观发生彻底改变。来非洲之前，他从各个渠道获得的信息都相当令人愉悦：由于中国多年来大力援助非洲兄弟，所以非洲人民对中国人民非常友好；非洲民风淳朴，如世外桃源；非洲兄弟各个善良，乐于助人……但在乌干达生活过一段时间并利用闲暇时间游历了东非不少国家之后，张昊说：“我快要变成种族主义者了。”

　　　　张昊还对我们讲了一场中东非足球邀请赛的故事。“半决赛是乌干达主场对坦桑尼亚，七十多分钟时，泛光灯（注：体育场最顶上两排体育比赛专用照明灯）突然灭掉一半，我们赶到时竟然发现配电房没人值守，电路一切正常。后来据说是有个观众把灯关了一半，而值班的黑人电工跑到楼上看球去了。”

　　　　中国援乌医疗队的朱医生表示，他本来怀着对友好国家的满腔热情赴乌开展工作传授医术，却并未得到想象中的尊重，工作缺乏成就感，“很多时候，当地同行只把我们当作劳动力，因为我们的辛勤劳动减轻了他们的工作负担”。这令中国医生“很受伤”。

　　　　非洲人的“懒”，或许有很多原因，如地理因素、自然条件、文化宗教影响等，甚至有人说非洲人本身就比较懒。若上述种种皆为事实，则难免令人疑惑：这就是事实的全部吗？其他的事实和原因是什么？
第三章　非洲印象（3）
　　　　曾在乌干达国家体育场工作的张昊对我们讲述了他眼中的现象：因体育场工资不高，且经常拖欠，很多工作人员都会出去揽私活，只有出事他们才来；中国技术组通常是讲具体问题，教他们排除具体故障。尽管设备更新后的确不容易理解和操作，但更主要的是，他们的心就不在（体育场）这里。他们学不学这些技术并无任何约束和要求，学不会也没有任何不良影响。

　　　　“难道体育场员工的能力和态度好坏在他们晋升和工资上没有任何体现？”我们问。

　　　　“据我所知，体育场员工其实大部分是通过关系进来的，有两个更是乌干达教体部直接打招呼送来说要重点培养的。其中一个还好，做人力资源；另一个管电，偏偏她对电不太懂，工作起来非常困难。尽管员工职务有晋升，但据说工资没有变化，而且当了领导手底下也没人，虽然叫经理啥的，干的还是普通工人的活。”

　　　　乌干达的医生其实也不是任何时候都这般懒散不干活的。不少中国医生对我们说，由于乌干达实施公费医疗体制，“公立医院，干多干少一个样，不少医生经常在外面接私活，‘勤快’到根本不来上班。缺少人手时，只能拉护士过来一起给病人看病。”生存乃人之为人的最低要求，谋生面前，无人敢懈怠。组织管理和利益分配制度是人做出社会反应行为的重要依据，它能养懒人，亦是鞭策人勤勉的最佳催化剂。在谈到非洲人的懒散时，一位长者拿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中国和非洲的今天作对比：“那个时候，我们去百货公司买东西，都是看营业员的脸色，好像是求着他卖一样，营业员还经常回你一个白眼，并偶尔冲你大吼两声：‘急什么急！’”

　　　　张昊在邮件中，给我们讲述了自己和同事驾车去坦桑尼亚旅行的一段经历：

　　　　刚进入坦桑尼亚到塞伦盖蒂国家公园内，老游的陆地巡洋舰因为是消防车改装的，一直都挂着警灯。这在我们前三天的行程中起了很大作用。那时警察也不阻拦我们，一路上遇到的警察都热情地给我们指路。加上使馆的办证大厅还挂了梁光烈出访坦桑尼亚时的照片，路上又知道了坦桑尼亚的公路、铁路基本上都是中国给修的，让我产生了坦桑尼亚人民友好的错觉。

　　　　没过多久，情况就变了。由于路上的颠簸和警灯的沉重，警灯与车顶的四处螺栓连接处在第三天出现了两条裂缝，于是我们在塞伦盖蒂把警灯拆了下来，当时没想到后来会遇到那么多麻烦。最令我们受不了的是警察态度的突然转变，或者说遇到了完全另一种风格的警察。穿过恩格罗格罗（Ngorongoro）火山公园的时候并没有遇到太大麻烦，但出来后奔阿鲁沙（Arusha，坦桑尼亚北部行政区，临近肯尼亚）的时候，就被一个女警察拦下，说我们开着氙气灯，容易造成事故，要罚钱。这简直是奇谈，一路上不知多少车开了氙气灯，她不查，我们开就查。查的结果是罚款3万坦先令。她还给了我们两个选择：如果不想开罚单，就给她个人2万；如果开了罚单，要把车扣下，去市里交了钱再领回驾照。大晚上的，虽然我们很愤怒，但也拿她没办法，只能塞给她2万走人。哪里知道，这只是一个开始。从阿鲁沙到达累斯萨勒姆的往返1200多公里路程上，我们被警察拦下来十多次，要么说超速，要么说违规超车，要么说违规逆行。我们一直跟着别的车，别的车警察就不管，一见我们的车就拦。最可恶的是，所有的警察知道我们是中国人后，都会说一句话：“坦桑尼亚和中国是好朋友。”这就是对待好朋友之道吗？！在坦桑尼亚被警察敲诈共10万坦先令，合400多人民币，钱不算多，但性质很恶劣！

　　　　张昊的遭遇绝不是特例，几乎每个在非洲生活的中国人，都曾有过被警察勒索的经历。相比被打劫，这样的经历更令人气愤。不过，也有不少受访者坦言，中国人息事宁人、怕麻烦的典型性格特征，也许是导致自己与非洲人打交道屡屡受挫的重要原因。毕竟，非洲国家的经济状况普遍比中国差，警察“勒索”去的虽然在当地人看来数额甚巨，但对中国人来说只能算是“小钱”。如张昊讲述的那样，一路上被警察勒索十余次，罚金不过才折合人民币400余元。这些经历带来的损失，主要是心理上的屈辱感。怕麻烦，尤其是怕与“公家”打交道的麻烦，使中国人成为最“肥美”的受害者。这样的集体心态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不少旅非中国人的弱势状况。一位在非洲靠开发廊谋生的中国理发师安桥曾将经济最发达的南非作为自己的落脚点，但在该国短短的生活经历却给他留下了一生的梦魇——那段时间他被当地人多次抢劫，其中还有一次是入室抢劫：安桥收工后回到位于约翰内斯堡近郊的家，却发现家里进来了好几个五大三粗的年轻男人，他们见主人归来不但没跑，还嘻嘻哈哈地打趣他，用绳子将他捆了起来，用手枪抵着他的额头，把家里的现金和贵重物品洗劫一空之后扬长而去。安桥几乎吓得尿裤子。强盗们走后，他坐在凌乱不堪的房间里，强忍胸中怒火足足发了一小时呆，却最终选择不报警。

　　　　“大多数中国人遇上这种情况都会忍气吞声，”安桥说，“原因很复杂，也很现实。”除了前文提到的中国人普遍“怕麻烦”的心态之外，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不少来非洲淘金的中国人都不具备合法居留的身份，他们持短期旅游签证来非洲，签证到期后就成了“黑户”。因为没有合法身份，他们无法在银行开户，赚了钱就通过黑市的地下钱庄汇回国内。但这也决定了这些中国人的安全和权益无法得到任何保障，报警未必能挽回损失，却一定会暴露身份，被遣返回国。强盗与歹徒就是认准了这一点，才专门去抢中国人，而且气焰之嚣张，令人难以置信。

　　　　“其实有些国家的政府对这个问题也是睁只眼闭只眼，故意留下一些没有身份的中国人，让失业的年轻人抢一抢，算是发失业救助金了。”安桥说。一年后，他离开了南非，来到了经济贫困、安全形势却更好的乌干达。虽然依旧要面对官员和警察的零星敲诈，但比起动辄被人用枪指着额头，终究安全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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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关于巴别塔（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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