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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征-第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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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抡刀却犹如一阵旋风，无数敌人的脑壳在他刀起刀落的风声中滚落在地。这天下午，许世友虽然接到了反击命令，但他不准部队射击，说谁在五十步以外射击就枪毙谁。川军快到跟前的时候，许世友突然大吼一声，官兵们一齐开火，然后阵地上便杀声四起。战斗进行到关键的时刻，许世友果断起用了预备队二十八团。二十八团团长王近山是方面军中有名的打仗能手，这个团坚守在第四军和第三十军的接合部，阵地始终坚如磐石。
长征 六（6）
同时，第三十军也发出了出击的命令。二十五师和八十八师的红军官兵冲出阵地向敌人扑了上去。由于冲击得太急，担心在川军猛烈的火力下出现太多伤亡的指挥员一个劲儿地喊“稳住气！不要急！”但是，红军官兵的冲击已经无法停止。从早上六点就开始进攻的川军已经连续十个小时没有休息了，部队在红军突然发动的反击中被截成了几截。眼看要被包围的川军拼死突围，与冲到了跟前的红军混战在一起。八十八师二六五团团长邹丰明一手拿着驳壳枪、一手握着一柄大刀冲在队伍的最前面。战斗进行到胶着状态时，川军集中了一个整旅的兵力在中路开始了突击。二六八团二营在机枪的掩护下，一个连冒着弹雨在正面阻击，另外两个连开始向敌人的两侧迂回。一个十六岁的小战士，是两个月前红军攻打勉县时参军的，他在连续刺倒了两个敌人之后，又和另外一个把刺刀刺入他后背的敌人抱在了一起，无论敌人怎样扭打他就是不松手，直到赶过来的战友把这个敌人刺死——小红军终于松开了自己的双手，他踉跄着扑向自己的战友，背上依然插着敌人的刺刀。
黄昏，川军各部队开始出现动摇，右翼孙礼旅由于伤亡巨大率先向中坝方向溃退。孙礼旅的溃退导致卢济清旅三面受攻，卢济清不敢恋战只有赶紧撤退。红军对鲁家梁子的包抄最后形成合围态势，龚渭清旅和陶凯旅的退路已被截断，被围困的川军只有进行最后的搏杀。在搏杀中，龚渭清亲自指挥他的驳壳枪营进行反击，但是已经无法阻挡红军凶猛的攻势。龚渭清身负重伤后，他的团长赵云霖、张南芳以及营长龚应全也先后负伤，全旅士兵伤亡过半。陶凯旅在投入了预备队后虽然勉强稳住了阵地，但是全旅伤亡已经超过了五百。各路川军的溃逃令在嘴头岩指挥部督战的邓锡侯心惊胆战。在命令预备队原地阻击红军的追击后，他自己也卷入了溃逃的川军队伍中，直到进逃进了中坝县城把城门死死地关上。
躲在中坝城内的邓锡侯心乱如麻。仗如果继续打下去，重新整顿溃散的部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而如果就此退回绵阳，面子上实在过不去。他想到了负责相邻地域防御的孙震。邓锡侯急忙打电话请求增援，孙震说是增援不可能，如果想靠拢的话可以派部队去接应。邓锡侯的心情一下子恶劣到了极点，他想起了作战前曾经要求刘湘的第一纵队司令王瓒绪协助，但是王瓒绪以没有刘湘的命令为借口予以了拒绝。在战斗最激烈的时候，他曾数次给重庆的中央军参谋团打电报请求飞机增援，参谋团每一次都答应了，但是直到现在也没见中央军飞机的影子。犹豫再三之后，邓锡侯决定部队撤回绵阳，毕竟命和实力比面子重要得多。
至此，红四方面军强渡嘉陵江战役历时二十四天，歼敌十二个团约一万人，控制了东起嘉陵江、西至北川、南起梓潼，北至平武的纵横约三百里的广大区域。
川北粮食充足，物产丰富，占领了川北地区的红四方面军官兵第一次体会到了什么是丰衣足食，他们在这片富庶的土地上尽情享受着大米、腊肉和豆瓣酱。而方面军总指挥徐向前却是心急如焚。他不断地给位于作战部队后方张国焘打电报，反复请示这样一个问题：是否把南边的部队收缩回来，集中力量向北进攻甘南？如果这样不妥，下一步该怎么办？
在近一个月的时间里，张国焘没有确切的答复。
徐向前向北发展根据地的计划，很快就因为战机的失去而无法实现。
张国焘作出的是一个后来在中国革命史中引发了剧烈争议的决定：采取大搬家的形式，彻底放弃川陕根据地。
当嘉陵江战役还在进行的时候，由红四方面军政委陈昌浩率领的东线部队已经开始向西移动，并且采取的是坛坛罐罐统统带走的方式。至嘉陵江战役结束，红四方面军在嘉陵江以东的所有部队都撤到了嘉陵江以西。此时，在嘉陵江以西狭长的区域内，集中了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的全部人马，共五个军十一个师三十三个团，总计在十万人以上。
作为川陕根据地党的最高决策者，促使张国焘作出放弃根据地的决定的客观原因是：与江西的中央苏区一样，自一九三三年开始，川陕根据地始终面临着严峻的军事形势和严重的生存危机。四川军阀结束了混战之后，服从了蒋介石的统一指挥，开始对川陕根据地进行全力合围。从建立川陕根据地到发动嘉陵江战役，在两年多的时期内，根据地处于战争状态的时间长达十六个月，这期间敌人在根据地里两进两出，烧杀掳掠，致使根据地遭到极大的破坏。一旦需要以军事行动策应中央红军北上，就必定会影响方面军对根据地的守卫和经营。尽管中央红军因敌情所迫不断地改变行动计划，但是红四方面军不顾一切策应其行动的决心是坚定的——如果没有这一行动目标，红四方面军即使要向北发展，也没有强渡嘉陵江的必要，从根据地里直接进入陕南会顺利得多。
但是，川陕根据地的丧失，带来的后果也是十分严重的，那就是：当这块红色根据地不复存在之后，对于在中国国土上转战的工农红军来说，所有建立起苏维埃政权的大块根据地都已丧失，分散在各个地域的红军武装自一九三五年春秋之际开始就全部处在了没有根基的危险的移动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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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征 六（7）
红四方面军撤离了川陕根据地。为了防止红军在嘉陵江和涪江之间的区域建立新的根据地，蒋介石重新部署兵力对集结在江油、中坝地区的红四方面军发动了围攻。从川陕根据地撤离的红四方面军主力连同庞大的后方机关因此被围困在了江油和中坝附近的狭窄区域内。东去、南下、北上的方向都已有敌人重兵防守。那么，对于红四方面军来讲，只有向西这一条路了。
从江油向西，走不了多远，就会一头进入川西常年积雪的高山峻岭之中。而在雪山冰峰的那一边，是中国西部最荒凉的高海拔荒漠沼泽地带。
红四方面军上路了。关于中央红军，他们只知道那支受伤严重的队伍快要到达金沙江边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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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征 七（1）
一九三五年四月下旬，中央红军由黔西进入了云南。
此前，对于中央红军的动向，“云南王”龙云并不关心，直到中央红军进入了贵州，他才开始警觉起来，但是他仍认为红军不会进入云南。他害怕中央红军进入云南，更害怕蒋介石借机插手云南的事务，以威胁到他在云南的统治地位。他给滇军下达的命令并不是歼灭红军，而是阻止红军进入云南。为了阻止红军进入自己的地盘，在短短一个月的时间里，龙云在云南边境地带修筑起了两千多座碉堡，加上原来沿着进入云南的主要道路修好的碉堡，龙云修筑起的碉堡已达五千多座，使整个云南俨然成了一个被碉堡围起来的山寨。
但是，龙云担心的事情还是发生了。他派出的部队和他修筑的碉堡没能阻止中央红军长驱直入。这一下，他陷入了一种两难的境地：与红军打硬仗，不要说滇军没有这个实力，即使有实力这种想法也是愚蠢的；可是如果不打如何应付蒋介石？在这种矛盾的心情中，龙云盼望红军仅仅是路过云南——让他们过好了，而且过得越快越好，滇军凭什么要和红军动武？然而消息传来了：红军有攻击昆明的迹象。一时间，龙云不禁又悲又喜。悲的是，如果红军真要攻占昆明，那只有拼个你死我活了；喜的是，如果红军仅仅是虚晃一枪，那么正好有了把所有的滇军都调回来的借口。龙云毫不犹豫地按着令自己窃喜的思路行事了，他在最短的时间内下达了将滇军主力全部调回的命令。但是，紧接着传来的消息是：红军已经到达昆明郊区。贴出的标语是：拿下昆明，活捉龙云。
最先接近昆明的红军部队，是红一军团二师。
按照中革军委发布的抢渡金沙江的作战计划，红一军团首先背对金沙江攻击嵩明县城，然后继续南下逼近昆明。一师为右翼，二师为左翼。二师的先头部队是五团二营。在向嵩明急行军的过程中，二营的官兵不断变换从被俘的民团身上扒下来的军装，在接近嵩明县城的时候，他们已经全部成了“国民党中央军”。他们的装扮引起了当地豪绅的误会。云南地处西南一隅，当地人只听说过红军多没见过。于是，豪绅们不但酒肉招待，而且还把奉命筹集的军款和军粮都拿了出来。
占领了嵩明之后，红一军团立即派出部队配合红五军团一部逼近昆明。其先头连依旧装扮成国民党中央军，在连续夺取了沿途的几个小镇后，到达了距离昆明仅五十公里的杨林。杨林是个大集镇，在这里防守的滇军早已没了影。红军打开了龙云设在这里的兵站仓库，把大量的布匹、粮食、盐巴分发给贫苦百姓，同时到处张贴“打倒军阀龙云”的标语。红军官兵还装扮成当地百姓，在群众中散布“昆明马上就要落入红军之手”的消息。红一军团侦察科科长刘忠率领的侦察连和军团便衣队，一度通过了距离昆明仅十五公里的大板桥，接近了昆明的城墙，并在那里发动群众制造攻城用的云梯。
红军将要攻打昆明的消息，很快引起了这座城市的恐慌。滇军主力依旧在回援昆明的路上，城里仅有五百多人的民团。龙云急忙动员了城里所有的警察和宪兵实行戒严，同时不断地催促回援的滇军加快行军速度，而他自己已经做好了一旦昆明陷落即刻逃往缅甸的准备。
四月三十日，就在滇军主力火速向昆明回援的时候，中央红军分为三路纵队突然北返，开始了对横贯滇北的金沙江渡口的偷袭。
红一军团的预定渡口是龙街；红三军团的预定渡口是洪门；红五军团掩护中央纵队，在嵩明和寻甸之间越过红一军团和红三军团，抢夺皎平渡口。在中央红军确定的三个渡口中，皎平渡口被寄予了最大的希望，因为这个渡口的两岸是悬崖峭壁，在这里渡江会出乎国民党军的预料。为了确保抢渡成功，中革军委在皎平渡口方向上投入了最精锐的部队：干部团。
周恩来在刘伯承的陪同下来到了干部团，充满了旱烟味道的小屋里挤满了人，周恩来和刘伯承最后决定：以干部团三营为先头部队，由刘伯承和干部团政委宋任穷率领，以当天一百六十里的急行速度赶到渡口，消灭渡口敌人继而巩固北岸阵地；南岸部队迅速收集船只并组织架桥，为主力部队渡江做好一切准备。干部团团长陈赓率领其余的两个步兵营、一个特科营和上干队为后梯队跟进，以当天一百里的速度急行军，然后宿营休息，随后在先头部队抢占的渡口渡过金沙江，占领江北二十公里处的通安，阻击和消灭向渡口增援的川军。
干部团的先头营和后梯队同时出发了。
先头营的前锋是八连，全连的红军干部年龄最小的十六岁，最大的二十岁。他们不顾一切地向皎平渡口急速奔袭。山路崎岖，走了一个晚上，仅仅休息了十分钟，吃了几口干粮，然后又开始急促地行军。带路的向导是当地常走山路的脚夫，但即使是脚夫也被这种强度极大的行军累垮了，于是不得不走一段路更换一个向导。最后找到的向导是一个熟悉山路的四十多岁的山民，但这个山民吸食鸦片，烟瘾一上来就无法走路了，由于没有时间让山民停下来吸烟，红军官兵只好两个人架着他急行。
在距离渡口六十里的地方，八连停下来休息了一会儿。先头排带来个胖胖的民团，民团挤出一脸笑容向刘伯承报告说：“民团正在奉命烧船。”刘伯承立刻说明了自己的身份，并且要求他们为红军提供船只。民团说：“报告红军长官，皎平渡口的江边还停着两只船。”刘伯承立即命令先遣连火速赶到渡口。先遣连在三营政委罗贵波、副营长霍海元和连长萧应棠的率领下，在已经暗下来的天色中开始奔跑。午夜，他们终于听见了江水拍打崖壁的声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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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征 七（2）
金沙江，长江的上游，江水沿着川藏边界奔腾而下，在云南的石鼓突然北流，形成了一百一十度的急转弯，在高山峻岭中切出了三千多米深的大峡谷。
就在中央红军从昆明开始急速北返的时候，蒋介石急电龙云把沿江所有的渡船全部销毁，“竹木片亦应严密收集或烧毁”。龙云当即下达了封锁金沙江沿江渡口的命令。
干部团先遣连到达金沙江边的时候，皎平渡口已经处于封锁状态，但是确实有两只渡船靠在江南岸。红军询问了船工之后才知道，这是北岸川军的船。控制了这两条渡船后，红军宣传员把在江边开小客栈的张姓兄弟说服了。在张氏兄弟的帮助下，先遣连又找到了三条船。
在和当地船工讲好了价钱之后，先遣连的两个排在连长萧应棠的带领下上船了。渡江的时候没有发生危险情况。船顺利靠岸后，萧应棠立即燃起了一堆火，这是顺利登岸的信号。同时，两个排的红军官兵在船工的带领下扑向了川军保安队的一个据点。这个据点是厘金局设在这里专门收来往百姓渡船税的。百姓对这个据点痛恨之极，因此带路的积极性很高。红军敲门的时候，里面正在打麻将，话喊出来很不耐烦，说交税等天亮了再说。里面的话音未落，门就被红军官兵踢开了。
萧应棠报告控制渡口的第二堆火也点燃了。
正在往渡口赶的刘伯承悬着的心放下了，他说：“告诉先遣连，往北岸的纵深发展，把川军顶住！命令后梯队赶上去，抓紧时间渡江！”
先遣连奉命继续向北。大家的肚子实在是饿了，路边一个小铺子主人已经跑了，红军官兵在里面放了十几块银元，敛了大约三十斤点心，然后每人分了几块边吃边赶路。走了大约十几里，萧应棠连长决定休息。安排了警戒哨兵后，红军官兵倒在地上就睡着了。但是，刚睡一会儿，萧连长就被推醒了，副营长说前边的路边有座山，如果让川军占领了，可能对主力渡江有威胁。萧应棠立即把官兵们一一叫醒。天亮的时候，先遣连到达山顶，开辟了阻击阵地。
增援的是川军刘文辉部。
刘文辉是一个倒霉的军阀。在争夺对四川控制权的军阀混战中，刘文辉因战败被迫退到了川南的偏僻地区。部队编制缩小，士气低落，缺乏战斗力。他的侄子刘元瑭原来是川军的师长，现在不得不勉强混个旅长，手下有四个步兵团、一个手枪营和一个工兵营，驻守在川南会理和西昌一带。刘元瑭得知红军抢渡金沙江的消息后，就一直处在惶恐不安中：如果红军真的来到这里，打吧，不是战死就是当俘虏；不打，避战也会被军法从事。而他们的“上级”刘文辉说：“红军找我这个穷光蛋，拼也完，不拼也完！”进入四月下旬，刘元瑭接到了刘文辉的命令：一、红军已向金沙江逼近，有渡江向西康前行的意图；二、红军长途跋涉，疲惫不堪，西康地区地瘠民贫，给养困难，后面又有追兵，必然不能久支，只要我据险阻击，等到中央军到达再转守为攻，定能胜利；三、西康崇山峻岭，悬崖峭壁，山路崎岖，人烟稀少，不利于大军周旋运动，红军必会被消灭在这里。但是，在分析了自己的实力之后，刘元瑭的军官们普遍认为：一旦金沙江江防被红军突破，川军就会即刻全线崩溃。虽然兵马未动就已心虚异常，刘元瑭还是强打精神布置了阻击任务。现在，他唯一祈求的是：红军将从云南的巧家和会泽附近渡江，然后直接攻击西昌。因为自己这里是渡江的正道，而红军一向擅长避重就虚。因此，刘元瑭在这个方向上仅仅部署了一个营的兵力，同时命令江防大队大队长汪保卿协助防守。
汪保卿已经被红军干部团的先遣队俘虏了。
汪保卿是当地人，厘金局的头目。他从没有见过红军，不知道红军有多厉害，因此，他不但没把江防当回事，而且认为发财的时机到了。刘文辉命令必须把南岸所有的船只拉到北岸，可他偷偷留了两条船做起了生意：单客渡江每人收洋一元，挑担子的加收半元；空马一匹收一元，马背上驮货物的收两元。汪保卿的命令是：“无论谁要渡江都得收钱，连邮差也不例外。”干部团先遣连最先控制的那两条船，就是汪保卿为了自己发财留在南岸的。
干部团先遣连攻击厘金局的时候，听见枪声的汪保卿从睡梦中惊醒，他带着几个心腹刚一跑到江边，就看见江面上的船正在运送红军。这是他第一次见到传说中的红军。当他听说据点里的人已经都被红军俘虏时，立刻顺着通往通安的山路向北逃去。逃着逃着，汪保卿实在害怕对渡口的丧失承担负责，于是又重新组织队伍开始反扑。
萧应棠的先遣连占领了路边的高地之后，遇到的川军就是江防大队长汪保卿的队伍。
红军仅打了个把小时的战斗，汪保卿的队伍就逃得没了踪影。
至此，金沙江皎平渡口的南北两岸，已完全在红军的控制之下。
刘伯承在江边查看了水情，发现这里根本不能架桥。这时，红军官兵报告又找到了两条船，刘伯承大喜过望。在江边的一个山洞里开辟了指挥所后，刘伯承给中革军委发去了电报：“皎平渡已在我手中。有船七只，一日夜可渡万人。军委纵队五日可渡完。”电报发完，极度疲惫的刘伯承不禁心生万般感慨，他对身边的人说：“干部团的同志一天走近两百里的路程，是黑夜，又是难走的山路，还有敌人。一个人怎么能一天走这么远的路？他们走到了，而且还打了胜仗。靠什么？靠觉悟，靠党。没有这些，根本做不到！”
长征 七（3）
红一军团官兵在完成了佯攻昆明的任务后，奉命火速返回赶往金沙江边，于是官兵们开始了超出常人极限的急行军，四十八小时内跑出了整整三百里路。有些官兵因极度疲劳而掉队，遭遇国民党军和民团的追杀。红一军团一师好容易赶到龙街渡口，却发现这里的渡船已全被敌人烧毁。师长李聚奎为了把浮桥架起来，能想到的办法都试了。多年后，李聚奎回忆说：“我们用绳拴住门板，然后从上游一块挨着一块往水里放，可是由于水流太急，只架了江面的三分之一，就无法再架了。这时虽刚入五月，但金沙江夹在两岸高山之中，在炎热的太阳暴晒下，汗流浃背。我们整整架了两天桥，毫无进展。”同样心急如焚的军团长林彪在电话里不让李聚奎讲情况，只要求他干脆地回答“队伍什么时候能过江”。李聚奎被逼得一下子火了，在电话里和林彪顶了起来：“要是干脆回答的话，那桥架不起来，什么时候也过不了江。”林彪一听，比李聚奎火更大地骂了起来，骂完了问：“为什么桥架不起来？”李聚奎就把龙街渡口的江宽、流速、没有渡船、没有架桥器材等一口气全说了。
林彪必须让第一军团尽快渡过金沙江，因为龙街渡口的情况已被国民党军的飞机侦察到，部队如果再拥挤在没有任何遮掩的渡口，定会在敌人猛烈的轰炸中遭遇重创。但是没有船又架不起浮桥怎么办？中革军委决定红一军团紧急向皎平渡口转移。于是，奔走了数百里的红一军团官兵仅仅吃了一顿饭，又接着开始了向东的急行军。
后来才知道，红一军团在龙街渡口的行动，令蒋介石一直判断中央红军的主力集中在龙街，这在无意间掩护了中央纵队在皎平渡口的渡江。
红三军团占领了洪门渡口后，只找到了一条船，仅仅把十三团渡了过去。这里的江水同样湍急，红三军团的架桥也失败了，于是中革军委命令红三军团向西往皎平渡口转移。
五月三日晚，毛泽东赶到了皎平渡口，并从那里渡过了金沙江。
从五月四日开始，金沙江的皎平渡口喧闹异常。数万红军聚集在这个峡谷中，从容而有序地乘船摆渡。由于江水太急无法架设浮桥，摆渡全部靠七条木船完成。大船每次渡三十人，小船每次渡十几人，昼夜不停。木船都是旧的，即使用买来的布匹做了防漏处理，但是每次渡江的时候依旧漏水严重。白天还可以边渡边观察，晚上便会险象环生。为了保证渡江安全，皎平渡口两岸燃起了大火，大火将金沙江照得满江通明。中革军委制定了十分严格的渡江纪律，官兵还没到达江边就会拿到这个纪律。因此，仅靠七条渡船就将数万人渡过了水流湍急的金沙江，而且是在前有阻截后有追兵的情况下进行的，如此大规模的成功摆渡不能不说是一个奇迹！帮助红军渡江的船工报酬极其优厚，每昼夜五块大洋和六顿饭，尽管红军官兵每天只吃青豆，但是他们每顿饭都为船工们杀猪。
红三军团十一团的官兵在皎平渡口过了江，奉命沿江北岸西行阻击增援而来的川军。他们行军的时候，看见江南岸也有一连串的火把，经过联络才知道那是红一军团一师的部队。于是十一团的红军官兵一齐喊，让一师的战友们迅速到皎平渡口去渡江——年轻的红军官兵在深夜的峡谷里喊叫自己的战友，这让荒凉的西南山川间有了从未有过的生命震荡。自从进入云南就没有停下过脚步的红军官兵，他们隔江看见了同样是红军队伍的火把既紧张又兴奋，所有经历过的疲劳、伤病和牺牲在这一刻都可以被忘掉。
蒋介石终于发现了中央红军大规模的渡江行动，他命令国民党军追击部队全力向金沙江南岸推进，要求“不顾任何牺牲，追堵兜截，限歼匪于金沙江以南地区，否则以纵匪论罪”。
红五军团奉命在一个叫石板桥的地方阻击国民党军的追击。作为中央红军的后卫部队，红五军团多次承担如此艰巨而危险的任务。阻击先是被要求必须坚持三天三夜，然后改成六天六夜；最后，中央红军总政治部代主任李富春亲自来到红五军团，传达了中革军委的最新命令，要求第九军团在这里阻击九天九夜。李富春召集了军团团以上干部会议，解释了红一、红三军团在龙街、洪吗门渡口遭到的困难。李富春说：现在千军万马都要从一个渡口渡江，严峻的情况要求红五军团用鲜血和生命保证中央和全军的安全。陪同李富春来到三十七团的前沿阵地。在阵地上，李富春听到红军战士们正在唱歌：最终完成了阻击任务的红五军团于九日晚顺利渡过了金沙江。最后一个过江的第五军团三十七团的官兵到达江边的时候，看见刘伯承浑身汗透正站在闷热的江边渡口上等着他们，红军官兵们顿时心生敬佩。
中央红军全部渡过金沙江两天以后，第一支国民党军追击部队才到达金沙江边，除了从江北岸的悬崖上不断地向他们打来的冷枪之外，他们连一个红军的影子都没能看到。
中央红军逼近了金沙江北岸的会理县城。
此时，红四方面军已西进至川西阿坝地域，中央红军突破金沙江进入了川西北。包括蒋介石在内，没有人怀疑这样一个事实即将发生：中国工农红军中两支最重要的部队，在各自经历了太多的艰难险阻后，终于同处于中国的一个省内并且就要会合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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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征 七（4）
从金沙江防线上溃败的川军刘元瑭部四百多人逃进了会理县城，但是川军官兵知道自己根本无法守住这座县城。这是刘元瑭万分痛苦的时刻：如果抵抗，凭着有限的兵力很难与红军较量；但是如果丢下县城继续逃跑，仍在一线防御的毛国懋和胡槐堂的两个团就会难逃覆没的命运，到那时自己的家当就算是全部丢光了。几天前，他已经派人把太太严容华和姨太太伍碧容送走了，临走的时候他各自给了她们一包毒药，嘱咐她们只要被红军捉住就自杀。刘元瑭在无人可以商量的情况下徘徊犹豫了很久，最终他给卫兵下了一个命令：把太太们追回来，与会理县城共存亡！
刘元瑭立即把防线上的部队全都调回了会理县城，并打电报给位于西昌的川康防军司令刘元璋请求增援。同时，派出部队到县城外用武力征集百姓的粮食。然后，他开始清除县城周边的民宅，为城防火力打开射界——刘元瑭清除的办法是放火，于是连续几天会理城外大火熊熊。
川康边防军司令刘元璋下辖三个旅，除了驻守德昌的许剑霜旅外，其余两个旅的旅长分别是他的兄弟刘元瑭和刘元琮。中央红军渡过金沙江后，不愿与红军硬拼的刘元璋为了保存实力，把所有的部队都集中在了各个县城里。但是，既然亲兄弟要求增援，他便派出了一个团前去会理，团长叫聂秋涵。增援部队刚派出去，刘元璋又有点后悔了，他打电话给刘元瑭，建议把根本无望守住的会理放弃算了，免得自己的队伍遭受损失。可是，局势已经容不得刘元瑭再考虑了，中央红军的先头部队已向会理包围而来，县城附近已经响起了隐隐约约的枪声，刘元瑭即使想撤也撤不出去了。刘元瑭怕增援的聂秋涵团半路听到枪声返回，于是亲自率领两个连冲出县城去迎接聂秋涵团。此时，聂秋涵的部队已经受到红军的袭击，聂团长本人大腿上中了一弹，在刘元瑭的掩护下，他仓皇跑进了会理县城。刚进城，又有士兵向刘元瑭报告说，从金沙江边往回撤的胡槐堂团已被红军截住。刘元瑭把上衣脱光了，只穿一条短裤，腰上绑上了一条红缎钱囊，手提马刀，命令聂秋涵的两个步兵连全部上刺刀，他的一个手枪连也全部子弹上膛，然后带着这些部队冲出了县城北门。经过一场血战，他把胡槐堂团的大部分官兵接进了县城，然后命令立即关闭城门，再在城门上压上几条大石条。胡槐堂团落在后面的散兵到了会理城下，无论怎样叫喊城门也不开了。也有部分逃兵在城门关闭的最后时刻逃进了城，胡槐堂团特务连二排长庞云就是其中的一个。庞排长和他带着的十多名逃兵全部负伤。会理县城里的川军围着他们问县城外的情况。庞排长说，这几个弟兄全被红军捉了，但是红军不但不杀俘虏，还给他们包扎治疗。红军长官和士兵穿一样的衣服，在一起吃饭，对他们说话很和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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