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征-第1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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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二三团一营、二营冒着横飞的子弹，迅速占领了塬上的制高点，从侧翼向敌人发动了进攻。
　　敌人的冲击受到两翼的压力，力度和速度缓慢了下来。
　　在双方接触的前沿，仍听得见肉搏战的厮杀声。
　　红二十五军绝不能让敌人拖延在这里直至消耗殆尽。
　　吴焕先一声呐喊，红军官兵开始了反击，他们必须把这股敌人打跑。
　　跟随着吴焕先冲击的交通队的战士看见他们的军政委在大雨中直起了细瘦的身体，回过头来对他们喊了一句“冲啊！”，然后，那个细瘦的身体就直挺挺地栽倒在大雨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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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征　九（6）
敌人的数粒子弹射中了二十八岁的红军军政委吴焕先的胸口。
　　吴焕先，鄂豫皖根据地的创始人之一。红四方面军主力撤离根据地后，他留下来在异常艰苦的环境中创建了红二十五军，先任军长，后任政委。对于红二十五军的官兵来说，无论进行的是多么残酷的战斗，只要吴焕先在前面大刀一挥，他们就会拼死争相跟随。
　　红军官兵的怒火喷发了。
　　他们向敌人迎面扑去。他们愿意跟随他们的军政委去死。
　　国民党军二０八团官兵几乎无一漏网全部被红军压在一条烂泥沟里。
　　这条烂泥沟最终成了国民党军二０八团的坟墓。
　　红军官兵往沟里扔手榴弹，开枪射击，最后扑进去，用大刀砍，用拳头打。敌人已经完全失去了抵抗能力。红军干部在一边喊：红军优待俘虏！把他们押出来！但是，红军官兵仍继续射击、砍杀、撕咬。
　　二二三团二营通信班班长周世宗看见一个似乎是敌人指挥官的人要骑马逃跑，于是他开枪了。他连续开了四枪，把那个军官的马打伤了。马停止不动了，他跑上前去，命令马背上的那个军官下马投降，但那个军官不肯。于是，周世宗朝着他再次连续开枪，直到他重重地跌下马来。
　　团长张绍东跑过来说：“立功了！奖励大洋三块！”
　　被红军通信班长周世宗打死的军官，就是声称“怕死就别打仗”的国民党军第三十五师第一０四旅二０八团团长马开基。
　　但是，无论消灭了多少敌人，都不能让红二十五军官兵感受到胜利的滋味。
　　副军长徐海东说：“一定要想办法，给政委买一口好棺材。”
　　天黑下来的时候，先是大雨停了，接着汭河河水开始回落。
　　徐海东亲自牵着骡子，把吴焕先的遗体运过汭河。宣传队队员们到处寻找棺材，最后把当地大地主郑庭顺家的一口还没上漆的柏木棺材抬来了。吴焕先穿上了他一直舍不得穿的那件旧呢子大衣，被安葬在汭河北岸宝盒山的山脚下。
　　第二天，红二十五军离开了泾川地区，沿着西兰公继续向南，逼近了崇信县城。
　　惨烈的王母宫塬之战使国民党军暂时不敢靠近红二十五军了。为了继续钳制敌人，红二十五军开始在崇信、灵台地域长久地徘徊转战。他们每天都派出大量的侦察员四处打探主力红军的消息，但是一直都没有结果。这时，由兰州方向增援而来的国民党军第六师第十七旅已经到达泾川县城，马鸿宾的第三十五师也开始向崇信方向靠近，从陕甘方向调来的国民党军第五十一军第一一三师已经向北推进到陇县，而国民党军第三军第十二师逼近了距离崇信只有二十多公里的华亭。红二十五军已经处在被四面包围的境地。
　　连日行军作战，伤员无法安置，官兵极度疲惫。
　　这种没有后方的游动和作战，会使部队的战斗力逐渐消耗。
　　红二十五军领导人终于下了决心：不再等待了主力红军了。离开西兰公路，直接往北去寻找陕北红军。
　　一九三五年八月三十一日晚，红二十五军自平凉县城以东的四十里铺渡过泾河，离开了西兰公路，向东北方向而去。
　　渡过了泾河，昼夜兼程前进的红二十五军依旧被国民党军第三十五师追击着。九月三日，红军渡过马莲河到达了合水县的板桥镇。马鸿宾的第三十五师紧随红军也到了。为了使部队能够顺利通过，徐海东率二二三团前去包围合水县城，命二二五团为后卫掩护军部机关。二二五团在板桥镇内短暂休息后，凌晨四时部队准备出发。可是，国民党军第三十五师的骑兵来了，立即与二二五团的后卫部队三营交了火。
　　突然攻击三营的是第三十五师马培清的骑兵团。这个团在王母宫塬战斗后一直尾随着红二十五军。追到泾川与合水之间的西峰镇时，团长马培清接到了师长马鸿宾的电话。马鸿宾在电话里命令骑兵团要与红军“好好打上一仗”，并把二一０团也调来归马培清指挥了。马培清知道马开基的二０八团是怎么覆没的，为了避免与红军硬拼，为了不承担任何责任，他对马鸿宾说自己一个人怕是指挥不了六个营，要求派第一０四旅旅长马献文来西峰镇。马鸿宾说：“红军现在很容易捉，你就不要推辞了！”
　　马培清对骑兵团下达的作战原则是：采取守势，谨慎出击。在从西峰镇到合水县的路上，骑兵团两次和红军接触，都采取了这个策略，因此部队没有什么损失。但是，马鸿宾的电话又打来了。说他看出来了，马培清在消极作战，如果贻误大局，军法从事。这一下，过了马莲河后，骑兵团的追击速度加快了。
　　九月四日凌晨，黎明前天色漆黑，马培清的先头部队一头进入了红二十五军后卫部队的阻击阵地中。
　　二二五团三营和多达六个营的敌人展开了激战。对于红军官兵来讲，马鸿宾的骑兵是很强硬的对手。当这些骑着高头大马的国民党兵呐喊着冲过来的时候，红军的阻击阵地上显出将要顶不住的迹象。前去包围合水县城的徐海东听见板桥镇方向响起了枪声，立即返了回来，发现二二五团参谋长戴季英还在军部机关的队列面前讲话，据说他已经一口气讲了两个小时了。徐海东立即率二二五团二营投入了战斗，以掩护三营突围。但是敌人的兵力过于强大，连同徐海东在内，二二五团陷入了敌人的包围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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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征　九（7）
马培清似乎看出了红军阻击阵地上的动摇，他命令骑兵团一、三两个营从正面冲击，两个步兵营从右翼包抄，自己则率领一个骑兵营向左翼插了过去。骑兵的冲击给红军的阻击阵地带来了很大的混乱，阵地被突破时，红军官兵出现了很大的伤亡。危急时刻，二二五团一营营长韩先楚和政委刘震率领部队迅速占领了左翼的一座山头，用猛烈的火力阻击敌人，掩护徐海东率部冲出了重围。
　　刘震在枪林弹雨中寻找着徐海东。吴焕先政委刚刚牺牲，红二十五军绝不能再失去徐海东。在望远镜里，刘震发现了徐海东的身影，他骑在一匹白马上，白马正沿着一道土梁奔跑，敌人的骑兵已经距离他只有几十米了。刘震立刻命令所有的机枪向敌人的骑兵扫射。
　　已经认出白马上的人就是徐海东，骑兵团长马培清顿时兴奋起来，因为蒋委员长悬赏的“徐匪”价格是十万大洋。马培清的副官马长清却极端懊悔起来，因为徐海东是从他的眼皮底下跑过去的。那一刻，他看见一匹白马跑到了他的跟前，马上的人一身蓝衣没有拿枪，马培清以为是位师爷，慌忙中还敬了个礼。白马跑远的时候，马长清才回过神来，他惊叫了一声，立即命令骑兵去追。跑得最快的两名骑兵追上了在徐海东后面掩护的警卫员，他们把这个小红军拉下了马，接着，两个国民党兵为了谁占有小红军身上的驳壳枪争执起来。徐海东继续纵马飞奔，白马绕过了一片高粱地，等马培清的骑兵追上来时，高粱地里突然飞出了一片密集的子弹。
　　这是红二十五军结束辗转中的游移作战的最后一战。
　　红二十五军依然没有间断行军，直至跨过陕甘边界。在接近洛河的时候，部队遇到了几百头羊迎面而来。饥饿的红军把羊群拦了下来，后面赶羊的人急忙走上前来，拿出了国民党的护照，说他们是做生意的，于是红军官兵说必须要没收这些羊。赶羊的人赶紧问：“你们是红军吧？”当听到确实是红军的部队时，他们又拿出了苏维埃政府的证明，说这些羊都是苏区的羊，准备赶到白区卖了之后买布的。红二十五军的供给干部问这些羊要卖多少钱，赶羊人说最少要四百二十块，于是供给干部给了他们五百块大洋，赶羊人丢下羊兴高采烈地走了。几百只羊，让红二十五军所有官兵都扎扎实实地吃饱了。
　　九月十五日，红二十五军终于到达了他们单独军事转移的终点——陕西省延川县永坪镇，与刘志丹的红二十六、红二十七军会合了——《共产国际》第七卷第三期《中国红军第二十五军的长征》：“中国红军第二十五军的荣誉犹如一颗新出现的明星，灿烂闪耀，光波四表！就好像做毛泽东部队的先锋一样，帮助毛泽东部队打开往陕北的途径。”
　　

长征　十（1）
甘孜，中国西部最荒僻的地区之一。
　　这里的藏人被称为“康巴人”，由于历史上备受清兵的袭扰、镇压，因此普遍存在着敌视汉人的心理。红军到达这里后，不进喇嘛寺庙，尊重藏民的风俗习惯，严格执行群众纪律，为贫苦藏民送粮治病，结果甘孜的藏民都管红军叫“新汉人”。对那些袭击红军的藏族上层土司武装，红军往往是出兵将他们三面围住，攻而不打，留出一面让他们逃走。这是红四方面军政委陈昌浩的主意。红军还去甘孜县城北面的绒坝岔举行了一个阅兵式，为的是让那些土司看看红军的威风和力量。从绒坝岔回甘孜的路上，第三十军政委李先念遇到一位藏民骑着一匹黄马跑得飞快。李先念赶上去问藏民他这匹黄马换不换，藏民说：换呀，两匹小母马，换我这一匹。李先念就让他在警卫班的马里挑，藏民挑了两匹马，乐呵呵地走了。李先念也笑了，他把这匹黄马给了军里的司号长，因为那个十八岁的小红军行军总是掉在后面。李先年原来以为他不会骑马，谁知小红军说他的军政委说：“我会骑！可我的马不跑只走。”
　　尽管滞留在自然环境极其恶劣的地方，红军不曾有过任何灰心与绝望，因为他们始终相信工农红军胜利的明天定会到来。红军忙着将羊毛捻成毛绳，再用毛绳织成衣服，“不久，全军服装都是各种颜色的毛织品，其中以白色最多”。红军组织了“野菜委员会”，在朱德的带领下漫山遍野地寻找可以吃的野草。红军官兵还在甘孜举办了体育比赛和文艺比赛。体育比赛的内容有：两百米赛跑，通过障碍，跳高、跳远等。文艺比赛的内容有：出墙报，团体唱歌，政治演。——无论如何，一九三六年春天来临的时候，缭绕在中国西部那片广袤而荒凉的土地上的歌声，是人间难以想象的充满希望的天籁之声。
　　一九三六年五月五日，由贺龙、、萧克、任弼时、关向应率领的红二、红六军团由云南进入四川后，分兵两路继续向北前进：红二军团偏西，沿着川藏边界，走得荣、巴塘和白玉一线，然后从白玉东进，进入甘孜；红六军团走定乡、稻城、理化和瞻化，自南向北穿过甘孜地区的中部，到达甘孜县。一九三六年六月二十二日，红六军团与前来接应的红四方面军第三十二军到达了甘孜附近的普玉隆。红军总司令朱德特意从炉霍赶到了普玉隆迎接红六军团的官兵。
　　八天之后，六月三十日，红二军团到达甘孜北面的绒坝岔，与红四方面军第三十军会合。朱德又从普玉隆赶往绒坝岔迎接红二军团的官兵。
　　然后，朱德骑马十几里去甘孜附近的干海子迎接贺龙。
　　远远地看见贺龙的时候，朱德勒马停住了，泪光闪闪。
　　一九三六年七月一日，中国工农红军第二、第六军团全部到达了甘孜。
　　七月二日，在甘孜举行了庆祝红军两大主力胜利会师的联欢大会。
　　参加大会的部队“服装整齐，按高矮站，成四路纵队进入会场”。当年红六军团十七师战士谭尚维回忆道：“两支从未见过面的兄弟部队，经过了千难万险，穿过枪林弹雨，在最困难的时刻会师了。”朱德在会上讲了话。他虽然不像红二、红六军团官兵想象的那样高大，但是这位红军将领“挂着慈祥的微笑，衣着很朴素，上身穿着一件土制褐色毛布上衣，脚上是一双草鞋，十分平易近人，一切都和士兵一样”。朱德说：“我们祝贺你们战胜了雪山，也欢迎你们来与四方面军会合。但是这里不是目的地，我们要继续北上。”
　　红二、红四方面军共同北上的部署发布了：红四方面军由朱德和张国焘指挥一路为左纵队，徐向前指挥一路为中纵队，董振堂、黄超指挥一路为右纵队，分别从甘孜、炉霍、绥靖出发。红二方面军跟随红四方面军左纵队，由甘孜东谷出发。根据朱德的建议，任弼时跟随红军总部行动，　刘伯承跟随红二方面军行动。
　　这是一支人数多达六万的巨大人流。一年多前，这种规模惊人的移动在中国国土的腹地曾经出现过，那是在中央红军渡过湘江之前，滚滚人流穿行在江西与广东的翠绿山谷间。而这一次，规模巨大的移动发生在中国最荒凉的高原上，那里空气稀薄，人烟罕至，雪山间纵横着纷乱的冰河。
　　从甘孜到包座，要翻越大雪山，穿越大草地，没有任何物资补充的必经之地至少有七百公里以上。红军出发前做了大量的准备工作，一张羊皮或者一双结实的鞋子是十分必要的，更重要的是干粮。红二方面军官兵对将要走上的路一无所知，而红四方面军中许多官兵已是第三次走这条路了。
　　红军出发了，出发的队伍平静而有序。
　　红四方面军新成立的骑兵师，是中国红军中第一支正规的骑兵部队，师长许世友为此觉得甚是风光。三千多人马，浩浩荡荡，风尘滚滚，担负在最前面侦察道路和筹集粮食的任务。许世友已经走过两次草地，他知道筹集粮食的重要。骑兵师出发后不久，快到色曲河的时候，许世友策马登上一座高地，扑面而来的景色让他眼睛一亮：弯曲的河水两岸，草地像毛毯一样，藏民的帐篷散落在河边，一群群牦牛和数不清的白羊如同初夏的繁花。
　　“好一座大粮仓！”许世友一声令下，三千匹战马朝着色曲河奔驰而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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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征　十（2）
通过藏族向导的解释，牧民们知道了停在河边的红军没有任何恶意，只是对他们的粮食和牛羊特别感兴趣。红军出的价钱绝对公平，付钱时不欠分文。牛羊、青稞、豌豆、酥油、奶渣、土豆，凡是可以吃的东西红军都接受。骑兵师用白花花的大洋购买了四百多头牦牛，一千多只羊，还有一些粮食。在到达阿坝之前，又筹集到三千头牛羊和五万多斤粮食。
　　尽管对于长途行军的数万红军来说，这些食物可谓杯水车薪，但是终究能给后续部队的官兵带来极大的希望。
　　半个月之后，红二、红四方面军各路纵队相继进入了松潘大草地。
　　九十一师十六岁的小红军谭清林是“打旗兵”。打旗兵要举着红旗走在连队的最前面，因此谭清林特别留心先头部队留在草地上的毛绒绳，顺着这条弯弯曲曲地延伸到草地深处的绳子就不会迷路，也不会掉到泥潭里去。但是，沼泽中的草墩子往往踩上去就会沉下去一截，接着黑水就泛了上来，谭清林脚下的毛绒绳几次都差点没在黑水里。进入大草地的第四天，一场冰雹过后天降大雪，官兵们只有躲在用手撑起的被单下。雪停了，打旗兵伸出头来先看绳子，却发现绳子不见了！连长命令全连排成一路横队，一个草墩一个草墩地寻找。谭清林急得掉了眼泪，四野茫茫，他的红旗不知道该往哪里去了。没能找到毛绒绳，只好原地等待后续部队。一天又一天过去了，全连只有谭清林还剩最后一碗炒面，他这碗炒面到在炊事班的大锅里，用水搅拌得稀稀的，让全连官兵每个人都喝了一口。后续部队仍不见踪影，这支掉了队的连队必须走了，因为再等只能全都死在这里。谭清林又饿又累，走着走着，眼前的草墩一晃，人跟着就栽进了泥潭里。身后的卫生员赶快用一根木棍拉他，可是没有把他拉出来，自己也差点陷进去。后面的官兵看见前面的红旗没了，赶了上来。一个大个子战士把自己的被子铺在草地上，再取下身上的两支步枪，十字交叉地横在被子上，然后几个人趴在被子上一起拉，终于把小红军谭清林拉了出来。队伍继续向前走，来到了一条河边，暴雨使河水涨得很高，先头部队在河上拉了一根铁丝。谭清林下了河，拉着铁丝往前游，游到河中央的时候，铁丝断了，他抱着红旗被河水冲向了下游。连长骑上一匹马，跟着河里的红旗追，然后连人带马冲进河里，让谭清林抓住马尾巴。连长拼命打马朝河岸冲。“别松手！坚持住！”官兵们都在岸边喊。喝了一肚子水的谭清林上岸后，呕吐了一会儿，接着，红旗又湿淋淋地竖在队伍前面了。晚上的时候，官兵们围着一堆火，用茶缸煮水喝。一个战士从衣服深处像摸宝一样摸出一小块干姜，抠下一些姜末放在了谭清林的茶缸里：“喝吧，喝了姜水打旗有力气。”喝了热姜水，疲惫的打旗兵和卫生员挤在一起睡了。第二天天亮时谭清林怎么也起不来，身子与地面冻在一起了。连长使劲地摇晃他，把他拉了起来；他回过身去拉卫生员，卫生员一动不动，仔细看，和谭清林年纪差不多的卫生员已经死了，身体和结着薄冰的大草地一样冰冷。连队继续出发的时候，连长和指导员都落在了后面，他们还在宿营地一遍又一遍地推推这个喊喊那个，他们总觉那些官兵没有死，只是太累了，睡得很深。这个连队一百多人，走出草地的时候，只剩下不足二十人。
　　七月七日，红二方面军从甘孜出发。
　　贺龙把所有可能遇到的困难都想到了，但是部队出发不久遇到危机还是令他吃惊不小。由于奉命跟随红四方面军前进，他们严格地走在红四方面军的行军路线上，这样一来带来一个严重的问题，就是宿营地可以筹集到的粮食已经全部被前面的大部队筹走了。更为令人担忧的是，前面大部队的伤病员和掉队人员全部被收容到了红二方面军的队伍中，人员的增多使粮食危机更加紧迫，部队很快就出现了因冻饿而减员的现象。贺龙给各师都下了命令：“不管多么难，都不许丢掉伤病员。活着的人只要有一口气，就要抬着他们走！”贺龙把自己剩的一点炒面给了身负重伤的警卫连连长朱声达。他命令成立一个由党员组成的“试吃组”，尝试着吃各种野草，然后把不会引起中毒的野草挑选出来，仅这个工作就牺牲了不少党员。胡子已经长得像乱草的贺龙心急如焚，因为这些红军还是孩子的时候就与他一起出生入死。贺龙把一个倒在路边的战士扶上了自己的马，然后对警卫员说：“把他送倒军医院去，不许半路让他死了，让军部给我打个收条回来！”松潘大草地上，那些倒下的红军官兵为了不拖累其他同志，索性拒绝收容。他们用草把自己的脸盖上一动不动，希望走过他们身边的同志以为他们已经死了。收容队很快知道了这个情况，于是他们扒开每个人脸上的草，只要发现还有一口气，就要抬到担架上。可是他们看见的更多的是已经冰冷的尸体。
　　由于是后卫部队，红二方面军不断遭到藏族土司武装的袭击。开始的时候，没有与骑兵作战经验的红军伤亡很大，他们没有力气抵挡旋风一样冲过来的马和从马上劈下来的锋利的刀。但是，后来红军还是摸索出了办法，比如坐在地上背靠背围成一个大圆圈，然后射击。最猛烈的袭击发生在方面军总部宿营地。七百多敌人的骑兵从一座小山丘的背后突然冲了出来，担任警卫的特务连人少力单，附近的二八八团听倒枪声立即赶来增援。这时候，贺龙正在一个小水洼旁钓鱼。红军过了嘎曲河以后，草地里的小水洼很多，贺龙号召大家钓鱼以补充食物。这里是藏区，藏民不吃鱼，因此鱼很多。敌人的子弹从贺龙的头顶上飞过，警卫员跑过来让他隐蔽，贺龙一动不动，直到把一条大鱼拉上岸才站起来说：“我去看看。”贺龙赶回来，看见二八八团一营营长正命令战士们坐下来围拢成一个圆阵，这给土司的骑兵造成了红军投降的假象，他们毫不迟疑地再次冲了过来，红军的枪一齐响了。贺龙对一营营长说：“打得很好！把这个办法通报给全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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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征　十（3）
为了让更多的人活下来，十八师师长张振坤提出了“交公粮”的建议。所谓“交公粮”，就是大家把携带的干粮或者其他可以吃的东西都拿出来，然后所有的人平均分配。张振坤向红军官兵强调的理由是：“革命不是一个人能干成功的。”这是草地中最艰苦的时刻，身边随时都有人倒下去，一粒粮食比金子都宝贵。张振坤在地上铺了块雨布，首先把自己的干粮全倒在了上面，红军官兵们都跟着他这样做了。然后，张振坤拿着个小碗叫名字，全师每个官兵都分到了一份。分配的时候，张振坤听见有战士说：“要是能抽上口烟，就不会感到那么饿啦。”张振坤放下小碗就骑马走了，一会儿他带回来一小袋子烟叶，说：“这是贺老总交的‘公粮’，他的烟我要来了一大半。”三十八岁的红军师长张振坤后来在“皖南事变”中被俘，被国民党当局杀害于上饶集中营。
　　六师是红二方面军的后卫，或者可以说，他们是中国红军穿越松潘大草地的最后一支队伍——当六师走出草地的时候，他们从这片苍茫荒凉的土地上带走了最后一个关于生命的不朽故事。六师在甘孜筹粮的时间只有一个星期，于是每人只带了仅够两天的干粮。进入松潘大草地后，六师的队伍越来越庞大，因为他们必须收容前面所有的掉队人员和伤病员。每到部队宿营的时候，师长贺炳炎都要带着马匹返回去接应再次掉队的官兵。他把躺在地上的战士拉起来，扶上自己的马，然后用一只胳膊拉着马缰绳在前边引路。贺炳炎边走边说：“小鬼！坚持一下，出了草地，就有村子了，咱们搞饭吃，吃它个够！”尽管许多人倒下了，但是在松潘大草地上，红军的队伍逶迤不断，一直向北。
　　八月九日，红四方面军第一纵队的先头部队第三十军八十八师接近了天堑腊子口。
　　在腊子口防守的是国民党新编第十四师鲁大昌部的一个营。从防御兵力上看，去年鲁大昌将两个旅放在了这里，而攻击的红军仅仅是一个团；而现在，鲁大昌仅仅放了一个营，而攻击的红军却是整整一个师。战斗并不激烈，八十八师就把鲁大昌的这个营一直赶回了岷县县城——鲁大昌轻易放弃腊子口的举动，引起了红四方面军领导人的警觉。
　　但是，毕竟这里是天堑，关口狭窄险要，两侧壁立万仞，去年红一方面军通过时，红一军团军团长林彪曾说：这里只要放上一挺机枪，就会叫红军付出巨大牺牲。
　　红四方面军妇女团一营一连负责护送方面军五百多名伤病员通过隘口。
　　袭击红军伤病员的不是鲁大昌的部队，而是藏族土司的骑兵。
　　骑兵突然出现，马蹄如风，一路砍杀了过来。
　　那时，红军伤病员们正在通过腊子口中的那座小木桥。
　　连长向翠华带领一个排在前边开路。指导员刘桂兰带一个排在伤病员的两侧掩护。副连长谭怀明带剩余的战士迎击土司的骑兵。
　　谭怀明是个面容清秀的姑娘。她背着钢刀，举着步枪，面对即将冲到跟前的敌人，脸色由于紧张和冲动而涨得通红。她对战士们说：“现在伤病员们正在过桥，咱们就是死在这里，也不能让一个敌人接近！”
　　土司的骑兵也看清楚了阻挡在他们的马蹄前的是一群女子。
　　狂暴的马队一下子就冲乱了妇女连的阻击线。
　　枪声、砍杀声和咒骂声顿时混杂在一起。由于敌人骑在马上，年轻的女红军都站立着射击。那些被击中的骑兵纷纷落马，女红军的大刀接着就砍了下去。受伤的马匹恐惧地嘶鸣着，在狭窄的山谷中狂奔，而剽悍的土司骑兵和身体单薄的红军女战士扭打成一团。双方都使用了大刀，土司骑兵的马刀刀面窄而长，砍下去女红军血肉飞溅；女红军的刀宽而厚重，砍下去敌人血肉模糊。谭怀明的额头被砍出了一道口子，她柔软的皮肤使伤口即刻翻卷起来，血一下子汹涌而出。那把马刀在她眼前寒光一闪之后，她的大刀也砍了下去，土司的骑兵栽倒了。混战进行到最残酷的时候，连长和指导员都赶过来了。连长向翠华很快就牺牲了，敌人从她的身后袭来，马刀砍在了她的头上，向翠花的黑发混在鲜红的血沫里飞扬起来，然后飘落在布满尸体的战场上。指导员刘桂兰也倒在了血泊中。最后的时刻，满脸鲜血的谭怀明喊着：“同志们！敌人已经支持不住了！杀死他们呀！”谭怀明成了土司骑兵攻击的主要目标，她被几名骑兵死死围住，前胸、肩膀都已被砍伤，最后，两把马刀斜着劈下来，她的左肋被砍断了。生在江南的女红军谭怀明倒在了中国西北苍凉的大山里，两眼直直地望向腊子口上那一线淡青色的天空。
　　红四方面军妇女团一营一连，全连近百名官兵，七十多人阵亡于腊子口。
　　红四方面军大部队通过腊子口后，相继占领了大草滩和哈达铺，击溃了鲁大昌部三个团的阻击，扫清了岷县外围据点，包围了岷县县城。
　　方面军领导的警觉得到了证实：鲁大昌决心不惜一切代价死守岷县县城。
　　九月十四日晚六时，狂风暴雨，红军开始对岷县县城以及外围要地二郎山同时发动了攻击。整整一个晚上，红军以一个团的兵力反复攻击二郎山阵地。防守山顶大碉堡的王咸一的一个团几乎伤亡殆尽。天蒙蒙亮的时候，碉堡里只剩下一个排的官兵在苦撑着，已经没有弹药了。红军利用云梯攀上大碉堡，在碉堡的顶上与敌人展开了白刃战，眼看着碉堡即将陷落，鲁大昌派来的蒋汉城旅到了。冲在最前面的是杨伯达营，全营每人手持两把驳壳枪，左右射击，火力猛烈，从山脚一直冲到碉堡下面。最后红军退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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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征　十（4）
鲁大昌分析了战场形势，感到问题严重了：二郎山需要继续增加兵力，但是他的新编十四师已经无兵可调。他立即给兰州绥靖公署打电报请求增援。鲁大昌的电报发出后不久，蒋介石亲自回电了：“已派队应援并补给，希督励所部杀贼，勇建殊勋。”——鲁大昌受宠若惊，立即上街去巡查城防。
　　但是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