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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怕的温州人-第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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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法派”是把最精致的服饰奉献给热爱生活、追求卓越的人们。而您的气质、风度及丰富的人生内涵不正是我们寻找的最佳选择吗？
我们欲高薪聘请您担任法派的形象代言人，我们是极其真诚地对您发出邀请。望我们的愿望能实现。
再一次对您致以崇高的敬意！
法派服饰有限公司
2000年5月25日
几乎所有的同行都认为，即使用脚趾头想想也可以断定这纯属炒作，是一个“国际玩笑”。
此后，沉寂了大半年，许多人差不多已经淡忘这个“国际玩笑”。
然而，2001年3月，法派公司意外地接到了美国前第一夫人希拉里的电子邮件，明确表示已是自由身的夫君克林顿愿意认真考虑“法派”的邀请，并期待与公司方面就此事进一步洽谈面议。克林顿真的会为温州服装吆喝吗？
法派公司的有关负责人表示出谨慎的乐观：
“为什么不呢？克林顿缺钱，为了莱温斯基的官司，前总统共欠下1100万美元的律师费，至今还有500万没买单。想当年，‘伟哥’正式上市时，克林顿曾半开玩笑说自己要给‘伟哥’做广告。法派是没有辉瑞（伟哥生产商）钱多，但总比蓝色小药丸多点品位吧？”
这就是温州人。没有什么他们不敢想的，没有什么他们做不到的。且不管克林顿最终是否成行，至少他已经成为法派西服的一道“新闻大餐”。
下岗是“转岗”
20世纪90年代后半期，来自温州的一则新闻引起了人们的普遍注意：温州国有及城镇集体企业职工下岗再就业难题不难，轻轻松松。
这可能吗？全国下岗职工有上千万，哪儿的地方官不是火烧眉毛？
温州市工商局的负责人证实了这则新闻的可靠性：“我们一直为难以贯彻执行国家和省里对下岗职工的诸多优惠政策而忧虑，原因是找不到下岗职工，几乎没有人来打听或申请享受这些优惠政策。”
接着，这位负责人补充说：“在温州现在没有下岗一说，都说转岗。下岗就是没有工作了，而在温州只要你想工作，就会有工作。这个工作干不了，就去干另外的工作。所以说是转岗。”
是不是温州下岗职工为数寥寥？答案是否定的。虽然当地国有经济历来羸弱，但加上个头不大、数量不少的城镇集体企业，下岗职工也相当可观。据温州失业保险机构1996年对全市国有、城镇集体企业抽样调查，下岗职工总数约10万人，下岗比例高出同期全国平均水平16个百分点。
那么，10万下岗职工究竟到哪里去了？原国家劳动部劳动科学研究所的专家们前往温州实地考察后恍然大悟：民营经济、老百姓经济的繁荣，使温州市提供的现有就业岗位至少超过200万个，这使全国各地包括相同规模的经济发达地区望尘莫及。
从厕所里掏出黄金的人
王麟权的创业史，为我们真正理解这200万个就业岗位的来龙去脉作出了再清晰不过的注解。
几年前，这位壮实的汉子悄悄辞别了已被兼并的南山陶瓷厂。在家待久了，的确有点烦。一天，卫生坐便器堵了，排泄物怎么也下不去，急得他乱捅一气。
突然，王麟权来了灵感。他一头扎进了自己的小屋。多少个日夜之后，只有初中文化的王麟权竟然研制成功了专门用于厕所除垢、下水道疏通的化学制剂“洁厕精”与“塞通”。这属国内首创，还获得了技术专利。由于他家住在水心新村杏2栋406室，王麟权为自己的产品申报的商标也就叫“406”。
向妻子借了几万元私房钱，招了6名打工仔，一家像模像样的生产“洁厕精”和“塞通”的公司就算开张了。这些产品千家万户都离不了，却又很少有厂家关注，销路自然不成问题，还经常来不及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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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6节：异想天开的生意经（7）
“人家都说我是从厕所里掏出了黄金的人。”王麟权得意地哈哈大笑。
占领北京雅宝路
北京雅宝路，大名鼎鼎。
恐怕谁也没有想到，这个如此有名的民间外贸市场竟然也是温州人在运作。
雅宝路地处北京使馆区，刚起步时是一条自发商业街，只有几个小贩在折腾，向老外卖些工艺品和服装。小贩会抬价，老外不大会砍价，因而也就特别赚钱。许多老外来北京，雅宝路成了必去之地，非买一些东西带回去不可。老外来做生意，也由“小倒倒”变成“大倒倒”。他们成了国际倒爷。
在雅宝路做生意最多的是温州人。温州人做的服装、皮鞋之类商品，最受国际倒爷欢迎。闯荡北京多年的温州老板，脑子特别精灵，哪能放过这些送上门的洋客户，也就在雅宝路设点接客。有了生意，不仅到“浙江村”投料下单，甚至还从老家组织大量货源，并提供所需要的配套服务。
看到客商纷至沓来，精明的温州人又灵机一动，离开马路“登堂入室”，包租路旁宾馆的标准房，在客房里挂上商品式样，专供老外们选购。一人包一间，一间就是一个公司。雅宝路一带的5个宾馆，雅宝大厦、吉利大厦、金盛鑫商厦、北斗星大厦和国兴大厦，全都给他们包光了。雅宝大厦有100多个房间，住的十有八九是温州人。温州人中，又以永嘉的占绝对多数。大家都说雅宝路的生意被温州人抢走了。
说雅宝路市场，就不能不说王伟坚。1994年，王伟坚发现雅宝路市场活跃，但站在马路上交易实在有些别扭，就动脑筋想如何开拓自己的商机。他找到地处雅宝路口的北斗星大厦，几经商谈，一让再让，以富有诱惑力的价格，终于把大厦承包了下来。他接手后，马上对大厦作了必要的改造，然后一个房间一个房间地，出租给那些经营户。这可给经营户提供了极大的方便。北斗星大厦共有40多个房间，没几天就被争租一空。可以说，王伟坚是雅宝路市场入室的开创者。
说到雅宝路市场，也不能不提金玉森。金玉森，永嘉岩头人，1962年出生，金盛鑫大厦的老板，北京金盛鑫贸易发展有限公司董事长。他1985年到北京包柜台，自产自销服装。1991年到雅宝路，主要是做俄罗斯的服装生意。有一年曾把2万件羽绒衣运到苏联，卖掉后又放回好几车高级毛皮，好好地赚了一大把。他和几个人一起，包租雅宝大厦房间15年，把一座宾馆闹成了一个外贸市场。1997年，他抓住了一个商机，与中国科学院信息研究所合作，在雅宝路3号位置建起了金盛鑫商厦，面积2000多平方米，共有70个房间，专营外贸服装批发。因地理位置极佳，前来租用的商贾如云，不过半年时间，就收回了全部投资，赚了好几百万元。
金玉森自己在雅宝路站住了脚，把老家的亲朋好友也都带了出去。到底带出了多少“老板”，他说自己也没个准数，但100多人肯定是有的，也有可能达200人之多。这些原本连普通话都说不上几句的山里人，如今个个都成了雅宝路上的风云人物，不仅在北京买了高级公寓，高级轿车，还迁进了北京户口。
雅宝路市场每年都为国家创下大量外汇，据称约有30亿美元之多。雅宝路长不过二三百米，周边走一圈也不需二十分钟。在这样一个小地方，竟能生出那么多钱财！
拿邓小平的讲话给执法部门看
谢炳桥，温州瑞安人，体重不到45公斤，故别人戏称他为“小不点”。他在商海里几下几上、几起几落，多少带有点传奇色彩。
他16岁闯天下，16岁破产，从万元户倒过来一下子负债20万元。
1991年，经过“八年抗战”的谢炳桥终于还清债务并有了一定的原始积累。此后，他在北京、青岛等地开辟了食品加工、旅游用品和眼镜专柜等项目，但这些只能挂靠在别人的名下，生意运作十分不便。他一心想在北京注册一个属于自己的公司，参与市场的公平竞争。但那时，个体户这个字眼还没有被社会接受，尤其在首都，老百姓听到“个体户”就像听到“狼来了”一样，更何况一个来自“假冒骗”成风的温州的个体户，所以他频频受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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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7节：异想天开的生意经（8）
1992年春天。谢炳桥南下广州进货，正巧遇上邓小平南巡。平时爱读报纸的他在广州《羊城晚报》上看到一篇题为《东方风来满眼春》的文章，读过之后，兴奋不已，将报纸装入口袋，掉头就回到北京。他的爱人问他从广州进了什么货，他掏出那张《羊城晚报》说：“你看，全在这儿。”
之后几天，谢炳桥就拿着这份报纸跑遍了崇文区有关批执照的职能部门，但还是被拒之门外。
当时北京市正在清理整顿公司，根本不可能再申报新的公司。谢炳桥去工商所死缠硬磨，拿出《羊城晚报》给工作人员看，念给工作人员听。
事后他回忆：“我随身揣着这份从广州带来的报纸，就去找当时抓我赶我的工作人员，我想把邓小平南巡讲话内容说给他们听。可是，还没等我开口就被他们训斥了一番：‘现在都在整顿，你还凑什么热闹！’我被他训得呆呆地站在一边。后来我想，我身边不是有邓小平的讲话吗，我就把报纸掏出来给他们看。工商所里的同志看过这张报纸后态度有些两样，就跟我说：‘先放这里。’接着就问我：’你想报什么公司？’我说：‘我是瑞安人，待在北京很多年了，能否办一个带“京瑞”之类的什么贸易公司？’‘那经营范围呢？’’什么都有，比如眼镜、钟表、照相器材等。’‘那么性质呢？’‘股份制嘛。’‘除了你的股份还有谁的？’‘我和我的姑父嘛，有三个人就可以办股份公司了。’‘那你是外地人怎么办？’‘外地人怎么啦，外地人不是人啊！你们首都离得开外地人吗？’说完之后，那位工作人员还是不敢办理。我说：‘过两天邓小平从南方回来，你们马上都会知道的。’后来我的第一个公司终于在北京合法注册。”
这是温州人在京办理营业执照的一个生动记录。
抓住购房户到市政府上访的时机大赚
苏乾国在上海经历了狂风暴雨。他白手起家，由喜而悲又大悲大喜，成为上海家居装潢业的一个领军人物。他的创业经历是典型的从“炼狱”到“天堂”的真实写照。
苏乾国是瑞安人。1983年，他毕业于温州师范专科学校，被分配到瑞安塘下中学教语文。他在当教师时，偶尔做废旧电器生意就赚了一万元。这个一万元，使他发现了自己的“商才”。1990年，几经考虑，他决定“下海”，只身到了上海。
苏乾国东凑西凑了7万元，在上海注册了申瑞建材销售公司，以经营陶瓷为主，兼营各类建材。他的建材生意做得特别顺，不过3年，陶瓷销量就在上海排行第三。他一路春风得意，只想怎么样把事业做大，从不言愁说忧，从不担心明天之路。
1994年，温州女棋手诸宸勇夺世界国际象棋赛青年组冠军，为中国棋界赢得了荣誉。苏乾国立即和《温州晚报》联系，带头出资3万元，倡议建立一个诸宸基金，为把诸宸推上女子成年世界冠军提供必要的物质条件。苏乾国此举效果确实不凡。诸宸用苏乾国的3万元买了一部高质量手提电脑，把所需的棋谱和资料都输了进去，走到哪里带到哪里，随时打开随时联网，这部手提电脑成了陪伴她战斗的好帮手。
哪知苏乾国旗开得胜之后投资的一个房地产项目却使他差一点遭到了灭顶之灾。债务高达一二千万之多。别人欠他的收不回来，他欠别人的却被死死盯住不放，人家把他告上了法庭。银行告他，代理商也告他，数数有几十起笔墨官司。
与此同时，陶瓷等建材积压在仓库里又遭偷窃，到他这里批发的小建材店也关的关、跑的跑。妻子承受不住打击，离他而去……家庭破裂了。
“我只感觉好像接连不断的重拳，把我打得晕头转向。”苏乾国事后回忆说，“从小到大，受到再大委屈，我没有流过泪。这一次面对即将倒闭的困境，我禁不住流泪了。”
苏乾国是坚强的。他把企业的经营重点，从建材改为室内装潢，于1997年成立了申瑞室内装潢有限公司，实行了战略大转移。他对员工们说：“上海是个1500万人口的大都市，室内装潢市场说多大就有多大，就看我们自己怎么去开拓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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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8节：异想天开的生意经（9）
危难之际，员工们个个向老板伸出热情之手。“申瑞”走上了在上海的再创业之路。
不过4年时间，苏乾国创办的申瑞室内装潢公司，就从一个名不见经传的企业成了上海家居装潢的旗舰。
“申瑞”的腾飞，自有其智其计。
苏乾国说：“上海装饰市场的竞争异常激烈，谁的人才多谁就是赢家。”
1999年春天，苏乾国出资15万元，和上海《消费报》联合举办“能工巧匠”大奖赛，共有8人获奖。他把获奖的设计师和施工队全部招募到自己旗下。苏乾国为招收人才，在上海虹桥开发区新世纪广场建立了设计中心，如今这个中心里已有100多位专业设计人员。
苏乾国坚持让人放心称心。他开通24小时售后服务热线，成立了专门的抢修部，配备了抢修工具车。只要是在上海，只要是“申瑞”客户，只要有点什么问题，只要拨通了热线电话，不论在一天24小时内的什么时间，维修人员最迟在两小时内都能赶到。如果有必要，“申瑞”还会免费为客户安排星级客房，作为暂住之所，为客房请保姆。这条热线一年投入的资金是100多万元，但这100多万元发挥的作用该有多大？！
苏乾国把装潢大旗舞遍了上海，又在上海打起了“拍卖行里‘淘房’”的大旗。
实地公寓位于普陀区中山北路和岗皋路交界处，眼看就要竣工，连外墙也已围好，开发商却再也撑不下去了，抛下6000万元债务一走了之。“实地”共有180多套商品房，已售出31套。这可苦了那些购房户：不竣工就无法入住，等，要等到猴年马月。
于是，他们就集体上访，到区政府上访，也到市政府上访。2001年5月，区里把此事列为治安一号工程，作为社会稳定的一件大事来抓，并以2600万元的价格，在华星拍卖行进行公开拍卖。虽然报名的有7家公司，但拍卖时竟然没有一家举牌。拍卖流标了。普陀区政府有关部门听说苏乾国在长宁区拍过有点类似的天星公寓，就找人动员他参加竞拍。
苏乾国对“实地”一见钟情。5月25日，实地公寓再次公开拍卖，“申瑞”独家赶到现场，以2500万元的价格拍进了180套商品房。
苏乾国随即为公寓新取了一个颇具诗情画意的名称——水岸枫叶，并声明“申瑞”将为所有住“水岸枫叶”的业主提供“菜单式”装潢。“水岸枫叶”的标准价是每平方米3400元，这在上海市区绝对是让人心动的。
不到半年时间，“水岸枫叶”就基本售完。苏乾国又为政府、居民和社会做了一件好事，也为自己捕捉到了一个大好商机。
买断昆明世博会纪念品的专利权
北京“华江”实业有限公司董事长陈绍枢，是一个富有传奇色彩的温州儒商。
他是做工艺品生意的，先后接触了国内外一些重大体育、文化和经济、政治活动，从中发现了大量商机。
陈绍枢事业的起跑点可以说是哈尔滨亚冬会。
1996年1月，第三届亚洲冬季运动会要在哈尔滨举行。陈绍枢赶到了哈尔滨，目标很明确：买断亚冬会纪念品的专利权。
这不是心血来潮，而是陈绍枢多年的一个等待。早在1989年，第十一届亚运会在北京举办的前一年，陈绍枢作为乡办工艺厂厂长，曾上门联系纪念品生意。组委会工作人员说，要做纪念品生意必须出10万元赞助费。10万元，对于一个乡办小企业来说，是一个很大的数字。陈绍枢只能做纪念品而不能卖纪念品了，所做的纪念品都要交给组委会指定的专卖公司。专卖公司给陈绍枢是8角钱一个，拿到市场却是5元一个。这给陈绍枢的刺激太深了！他深感大型活动纪念品市场空间的巨大，也深为自己的一时犹豫而后悔——10万元，2万个纪念章就拿回来了，这能算得了什么呢？他从中得到极大启示：专利之中藏有巨大利润，自己要敢于做一个专利买断经营者。陈绍枢同亚冬会组委会很快就签订了协议，以15万元的价格买断了亚冬会铜质纪念品的专利。
陈绍枢抓住机会，主持设计制作了一套富有创意的收藏品，限量发行1996套，每套1996元。这不仅为亚冬会添上了浓浓的春色，也为收藏界提供了一份难得的珍品，最后竟被炒卖到8000多元一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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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9节：异想天开的生意经（10）
陈绍枢名声大振是在昆明的世界园艺博览会上。
1997年10月，世博会筹备之初，组委会正为商业化运作筹措资金而大费脑筋。当时虽有几个意向性的项目，但所谈的资金与计划相去甚远，而且还没有一个签字画押。一天晚上，电话铃突然响了起来。工作人员拿起一听，原来是温州人陈绍枢从重庆打来的。
“我想到昆明和你们谈谈。”
“你愿意来就来吧。”对方似乎有些不大在乎。
谁知陈绍枢到了昆明，就使对方吃了一惊，他提出要买断世博会有关纪念品的专利权。
“你要买断是真是假？”对方还要肯定一下。
“当然是真的！只要今天签字，后天款就到位。”陈绍枢铿锵有声。
双方以120万元签订了协议，陈绍枢也马上把资金汇到了组委会。
陈绍枢是极富有眼光的。他买断专利的8项纪念品，在世博会开幕前就被抢购一空，给自己带来了不菲的收益。
800根链条锁住800个摊位
王伟坚决定在北京大红门建一座大型商场，既为温州乡亲解愁，也为自己创业。经过反复的考察和摸底，他看上了木樨园环岛西南向、南苑路路口的北京市水产实业公司大楼。该公司每年亏损400万元，也正在考察如何盘活资产。双方一拍即合，很快达成租赁10年的协议。1994年初，王伟坚联合了几位同乡共同入股，一起办商场。哪知由于经验不足，发生了风波。
那一场风波的源头是规划问题。因为是旧房改建，又因为想把市场建得快一些，王伟坚就来了个边批边建。北京的规划之严是众所周知的，建筑不符合规划要求，责令停工，等待处理。这就成问题了——不是拆，就是罚。正当王伟坚在为处理此事奔波的时候，有些股东看到出师不利，生怕事情最后解决不了，就来了个“早走为上”，撤股而去。整个市场投资2500万元，忽地全压在了王伟坚身上。到哪里借钱呢？他只能以人格担保，找亲友帮忙。
后来，王伟坚认了罚，被重罚了60万元。他又想办法弄到了钱，终于把市场建成了。也许是受规划风波的影响，直到快开业时，摊位还只认租了一半。原定的开业时间一天天逼近，商讨办法时，众说纷纭，莫衷一是。关键时刻，王伟坚力排众议，果断拍板：按时开业。办法呢？他说会有的。
开业的前7天，他出人意料，贴出公告，说开业这天免费赠送链条，谁用链条锁住哪个摊位，哪个摊位就租给谁经营。摊位有一楼有二楼的，有在外面的有在里面的，有好经营些的有难经营些的。不是通常的认购而是由自己去“锁”购，谁都怕去迟了没有好摊位，不用人动员都争着去锁。王伟坚买了800多根自行车链条，结果几个小时内都被拿光了，商贸城内的摊位也被锁了个光。那个热闹场面比通常的开业还好看得多。开业成了锁摊位，这恐怕是中国市场史上空前绝后的一大奇观。800根链条出租掉一个市场的800个摊位，这恐怕也是中国市场史上空前绝后的一个奇迹。
吃亏就是占便宜
叶茂西常说的一句话是：“客户永远是正确的。”
有一次，在印制一批海报时，由于客户校对失误，文字出现错误，几百张海报不能用了。按合同条款，承印方是不承担责任的，但叶茂西本着“服务”这个大原则，毅然决定无偿重印。叶茂西说：“我们不能让客户吃亏，这几万元的损失，就当是让工人为熟练技术交的学费吧。”
青岛的一个客户印制一批皮鞋立牌广告，按约定时间来拿样品时，发现自己的设计人员把色彩标号搞错了，要重新做。正常情况下，从电脑出小样到制版、晒版，再到印刷，需要两天的时间，而这个客户已经买好了第二天的飞机票，非常着急。叶茂西对这个客户说：“您的需要就是我们的需要，我们连夜给您赶制。”第二天上午客户准时取到了样品，十分高兴地上了飞机。
就这样，摩托罗拉来了、诺基亚来了、可口可乐来了、柯达来了……国内的大公司，网易来了、联想来了、雪碧来了、平安保险来了……这是在几年前不能想象的。香港的一些企业也跑来了。叶茂西说：“吃点亏算什么，能吃亏才能占便宜呢！”
“三把刀”打天下
温州人依靠“三把刀”在欧洲打天下：一把是剃头刀，一把是修脚刀，再一把是菜刀。举个例子，青田人靠一把修脚刀进入比利时。上世纪80年代，比利时一位驻中国官员的女儿得了脚病，怎么治也治不好，在中国请青田人给他女儿修脚，终于治好了脚病。这位比利时人回国时，把那位修脚的青田人带上，将修脚介绍给欧洲。就这样，青田人开始在欧洲闯天下。后来跟着而来的是青田石雕。青田人在欧洲捉牙虫是没有生意的，在东南亚却很来事，许多青田人在那里给人捉牙虫。
中国市场经济的最佳范本
“经济动物”温州人眼睛里其实也不只是钱，有时温州人也非常热衷政治，因为他们明白政治与经济的密切联系。
温州人自己说，从政治中可以发现市场、发现商机。邓小平南巡讲话发表后，上万温州市民自发走上街头燃放鞭炮庆贺——因为民营经济又可以大张旗鼓地干了，因为自己的财富又得到了保障。对不会带来金钱生意的政治概念及事件，温州商人是绝不会花时间精力去认知了解的。“法轮功”在全国许多地方猖狂一时，温州却流行一句民谣：“法轮功？没工夫！”在“法轮功”被确定为邪教之后，温州人得意地说，我们这里可能是“法轮功”最没有市场的城市，温州人每时每刻都在做生意赚钱，哪里有时间来修炼什么法轮大法！
温州对现代化中国的重要贡献可能不在政治层面，而是在经济层面。不在于小小温州给国民经济带动了零点几个百分点，而在于它为中国提供了一个生龙活虎的市场经济、民本经济的标本。
关照温州，可以轻易获得思想自由、观念解放的种种快感；关照温州，你会惊异这里已成为中国市场经济最生动、最激情四溢的策源地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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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0节：受歧视的财富（1）
第三章 中国犹太：受歧视的财富
几乎是毁誉参半，人称“香香臭臭温州人”：“头发都是空心的”、“天生的赚钱机器”、“天然的市场跳蚤”、“经济动物”、“狡黠滑头”、“眼睛有针”……
温州人的形象是中国改革群像中最不同寻常的一个群体。在温州期间，我们曾听到不同的人都颇为自豪地提到同样的话：假如把温州的全部财富拿走了，只要有温州人在，我们就会再造一个温州，再次拥有财富！
温州人特殊的天性并非一朝一夕形成，它与当地特殊的移民传统、地域文化和生存环境密切相关。犹太人以善于经商而举世闻名，温州人也活跃于中国和世界的各个角落，因而获得“中国犹太人”的绰号。温州人的性格特点，正是他们敢于闯天下、纵横商界、创造奇迹的内在原因。
脑袋有“鬼”
在北京，谁有什么跟大伙不一样的想法，准会被斥为“脑袋进水了”；在成都，谁有奇怪的想法，那肯定是“脑袋里有包”；在广州，跟大家的想法不一样不要紧，标新立异更是会受到推崇，但千万不要“顶牛”，那有违“和气生财”的做人原则，那是“脑袋有病”。
温州人与上面这些人都不一样。你说他是“进水了”、“有包”、“有病”，都行，但不确切。温州人敢为天下先，极具经商天才和想象力。他们的异想天开和胆大妄为总是令人瞠目结舌。我们说一个人聪明、机敏，就说他比“鬼”还精；说他办法多，就说他“鬼点子”多。总之，超过常人的都是“鬼”，温州人就是“鬼”！
温州人的“鬼”不是他的发型、衣着或者行为，而是脑袋。
温州人的脑袋里有“鬼”，跳来跳去看不见抓不着，“鬼点子”却层出不穷地冒火花。只有当这些火花变成行动时，旁人才知道温州人是真鬼！
王均瑶包飞机，就是温州人“鬼”胆包天的一个例子。
温州有了机场后，一直没有长沙航班。每年春节，大批温州商人困在长沙回不了家。农民出身的青年商人王均瑶大胆设想：大客车可以包，为什么不能自己包一架飞机飞温州？有人笑他做梦，他回答，为什么不试一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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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1节：受歧视的财富（2）
有了这一试，王均瑶成立了中国第一家农民包机公司，承包了温州飞往全国各地的28条航线，真的把生意做到了天上。1991年7月28日，第一架个人承包营运的“安－24”型客机降落在温州机场。
据说，温州永嘉的几个农民也正想着要承包国家级旅游区——楠溪江。
温州人凡事都敢想、敢试。“胡思乱想”、“试一试”往往出奇制胜。
温州人什么钱都敢赚，人人都想当老板。他们百无禁忌的开拓精神尤其可贵。经济学家钟朋荣总结了温州人的６个“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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