朝鲜战争美英战俘纪事-第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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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凭一点普通的医药常识，给伤病战俘们查伤送药。文化教员运用自己初级水平的英语，尽量给惊魂未定的战俘们做一点思想工作，鼓励他们打起精神，告诉他们只要到后方战俘营，情况就会有所变化。经过一番安抚，战俘们的情绪总算平定了下来。无数的困难中，最熬煎人的困难是缺粮。所带的上百斤炒面，当作上等口粮，只够调成糊糊给病伤战俘做“营养餐”，且已经所剩无几。李炳云为筹粮弄得心力交瘁。每到一处宿营地，别人可以一屁股坐下来休息，他除了到处号房子，还得找粮食。公路沿线的村民特别苦，美军侵占这里的时候，早已被洗劫一空，即使剩下一点偷偷藏匿的粮食，自己也要过日子。更令人为难的是，基层干部和村民们，可以把自己赖以活命的粮食匀给志愿军，却坚持不肯分出一粒给美国俘虏兵。司务长和李炳云无可奈何，只好以志愿军8　名押俘人员名义，筹到一点粮食，和成百名战俘一起充饥。这些粮食大多是苞米，少数是黄豆，没法加工，只好整粒煮来吃，极难消化。美国人本来就不如东方人忍饥耐寒，不服北朝鲜水土，又没有喝开水的习惯，一喝生水就腹泻，只有少数黑人好一些。在这样的困境中，有的美俘走着走着，一瘫倒在地就停止了呼吸。要改善处境，最有效的办法是立即乘上汽车，尽快到达目的地。可是，哪里去搞汽车呢？　此时，通往前线的几条主要公路干线上，许多桥梁被炸，大批汽车被毁，整个志愿军后勤系统剩下的汽车。　仅相当于美军两个步兵团所拥有的汽车数量，不得不用背驮肩扛的人力运输代替汽车运输。顺利到达前线的汽车，在北返时也都满载着志愿军的伤病员。面对严酷的现实状况，许多战俘越来越感到绝望。
　　又一天晚上，在一个新的宿营点，相关地发生了两起令人痛心的流血事件。那是一个小小的山村。夜间空袭的飞机在附近公路上肆虐后刚刚飞走，四周便沉入一片静谧。突然，从一座民房里传出一个女孩子的尖叫，抢天呼地，在山谷间荡起了回声。几名押解人员几乎同时冲进了那座民房。
　　原来，有一名19岁的美军战俘，趁夜深人静溜进房东的炕屋，企图强奸一个年仅12岁的朝鲜女孩子。司务长命令警卫战士将这个战俘绑了起来，先藏进灶间的柴堆里。他预感到要出大事，立刻拉起李炳云去找里委员长。“这件事怪我没有管好，我有责任……”司务长又检讨又求情，“希望村干部出面说服乡亲们，暂时饶了这个犯罪的俘虏。　让我把他带到志愿军的俘管营去处理，该怎么办就怎么办。”里委员长非常通情达理，一边听着李炳云的翻译，一边连连地点头。他完全同意司务长的主张，一是因为强奸未遂，不必处理得太重；　二来如果事态扩大，会引起其他战俘的思想波动，惹出更大麻烦。遗憾的是，预料到的事情，也未必能够防范得了。女孩子的凄厉叫喊，已经把村民们都惊动了。没等到李炳云把里委员长的朝鲜话译成汉语，惊天动地的呼啸声已经响彻夜空。一片松明火把中，那个吓得脸如土色的年轻战俘已被村民们搜出，拖到门前的旷地上，任凭小分队干部战士们的劝说和拦阻，都无济于事，一阵锄头铁耙的猛击，一个好端端的活人，顿时变成了一摊肉饼……　
　　　　　　　　　　　　　　　　　　
第13节
　　悲剧已经结束，里委员长只得向小分队解释清楚村民们愤怒难遏的原因：　不久前，美军占领过这个山村，仅仅两天时间，村里14岁以上40岁以下的妇女，没有一人逃过美军的魔爪，个个受到了蹂躏。而这个女孩子，父亲战死在前线，母亲在遭到强奸时因为夺抢反抗，被美国兵用刺刀杀死……
　　子夜时分，俘虏转运队被迫改换宿营地。
　　刚刚离开山村，一个平时沉默寡言的美军上士突然转身，扑向左臂负伤的一位警卫战士，猝不及防地夺下战士手中的连发卡宾枪。奇怪的是，他不朝志愿军开枪，却对着俘虏群哒哒哒地扫射起来。他一边扫射，一边狂喊着什么。
　　负伤的警卫战士被撞倒在地，抱住上士的一条腿用力一拱，拱了上士一个踉跄，使得余下的半梭子弹偏飞射向空中。
　　虽然这个上士很快被制服，但造成的后果却触目惊心！　　　被打死的美俘共有5人，伤17　人；1名警卫战士重伤，半小时后死去。司务长额角负伤，鲜血直流。近距离射击，一颗子弹足以穿透几个人的身躯，惨极了。
　　李炳云一边给司务长包扎伤口，一边庆幸地自言自语：　“还好！　还好！　你伤得不重……”
　　司务长问文化教员：　“刚才这家伙嚷嚷什么”
　　文化教员是个学生兵，才20岁，吓蒙了，半天说不出话。“还不快说？！”李炳云跺脚追问。
　　“他说……”他说‘我以上帝的名义，拯救你们，解脱你们……’”文化教员像在梦呓，“……他是这么说的，是这个意思，不会错……天哪！　他肯定是发疯了！”
　　司务长迅速安排了几个人为伤俘包扎，一边命令全体战俘就地坐下，并让李炳云跑步回山村，请来所有村干部紧急磋商。
　　磋商只用了几分钟时间，便取得了———致意见，决定采取联合措施，重新把战俘拉回山村，腾出民房集中住宿，与村民隔离，派出民兵和青年同盟成员对战俘进行武装监护；　同时又安排人手掩埋死者，照料伤俘。另外，又派人火速找上级政府和就近驻军报告情况，请求支援。等到把战俘安顿好以后，司务长以临时党支部书记的身分召开党支部扩大会议，实际上也就是几名小分队成员的全体会议。他以极为沉痛的心情检讨了自己的严重失职，请大家批评，要求大家献计献策。战友们没有一人指责这位临时上级，议论了一番，共同的决议是：　当务之急必须向全体战俘说明情况，要他们也了解发生这些问题的原因和责任，安定情绪，一齐用积极的态度来对待余下的路程。第二天上午，全体战俘集中到村后的密林中，一边防空，一边开大会。额头包着绷带的司务长脸容瘦削，身上的棉军衣又脏又姬。他将近40岁年纪，整个团部机关里，他的岁数最大，为人敦厚，平时不爱多说话。不料这一回对美国战俘说起话来却滔滔不绝。
　　“这—路来，大家都很苦，这我懂……”他讲着讲着，忽然眼圈红了，“你们比我们更苦，因为心里苦。我想坦白告诉你们：　我心里也苦过。两年多以前，我是国民党军队的一个上士班长，在战场上给共产党军队解放了，也就是当了俘虏。开头我怕得要命，可是很快就相信了事实———共产党军队是尊重俘虏宽待俘虏的，把俘虏看成人，看成解放了的兄弟……
　　文化教员的英语水平不高，结结巴巴，越翻越吃力，简直要哭出来。司务长着急，战俘们也着急。　　就在这时，战俘群里有一个上尉战俘站了起来，大步走到文化教员的面前，严肃地向文化教员和司务长敬了一个军礼。
　　“我懂汉语。”上尉竟用清晰的汉语说，“请允许我替你们翻译。”没等文化教员回过神来，上尉就径自转过身，面向战俘们，流利地将司务长的话译成了英语。
　　一片静寂，战俘们听得专注极了。有几名战俘大声提了几个问题。
　　上尉面向司务长，用汉语转译：　“听说把我们送到后方，是要慢慢杀死我们，或者是去当劳工，到抚顺煤矿挖煤，到西伯利亚修铁路。是这样吗？　”　
　　　　　　　　　　　　　　　　　　
第14节
　　“唉！　哪有的事呵！　”司务长叹息道，“跟我一起当俘虏的，有成千上万的人，开头谣言也很多，大家也很担心，后来不少人领到路费回家了，我自愿留下来当了解放军，还当上了干部，参加了共产党；　美国军队侵略朝鲜，我又参加了志愿军。这段经历我平常不爱跟别人说，可是跟你们说了，这是因为我把你们也看成‘解放兄弟’。我请你们一定要相信志愿军的俘虏政策。眼前的困难，都是美军的空中封锁造成的。只要大家好好合作，我相信一定可以克服这些困难。”
　　上尉译完司务长的话，又对战俘们讲了几句什么。战俘群里，终于有了比较热烈的反应，有议论的，还有呼喊的，鼓掌的，虽然比较寥落，但毕竟意味着一种转折。
　　文化教员将英语翻成汉语就比较顺畅了，他对一旁的司务长和李炳云说；　“上尉告诉俘虏们，说他二次大战时期在中国呆过很长的时间，相信中国人的道德标准，希望大家鼓起信心，遵守纪律，千万不要再做蠢事。”
　　会后，战俘们一致推选上尉当战俘联络代表，配合小分队一起工作。上尉还找司务长单独谈话，转达许多战俘伙伴的共同心情，对连续发生的不幸事件，都愿意进行深深的反省……
　　天无绝人之路。第二天晚上，到后方领导机关报告情况的一名通信员和一名朝鲜女青年，乘着一辆卡车回到了山村，带来两袋大米、一包咸鱼和许多食品罐头。后半夜，卡车返回后方，接走了20多名病伤严重的战俘，直奔战俘收容站。
　　千周后，其余的战俘也比较顺利地到了目的地。途中，又有6　名战俘相继死亡。死亡特征异常相似，都是在不知不觉间进入昏迷状态而停止呼吸，毫无痛苦地结束了生命。这种猝死情况，使得战俘和志愿军押送人员都感到非常惊奇，一时又解不开这个可悲的谜。
　　这次战俘转运行军，比起从“三八线”出发的千里辗转，也许并不是最典型的一次。
　　战俘千里转运，危难确实存于始终。听说有一支战俘转运队伍遇上B　—29重型轰炸机的“大把抓”轰炸，同时投下十几吨的炸弹，构成“地毯式”爆炸效果，使得一支数十人的战俘队伍连同志愿军押运人员，霎时化为乌有。
　　如果朝鲜半岛上真的存在战俘“死亡行军”的话，那末，从本质意义上说，决不是中国人民志愿军为西方战俘们制造死亡，而是侵朝战争的决策者和指挥侵朝战争的美军将领，为西方战俘们制造了死亡。　　四　　要感谢西方那些正直的新闻工作者和敢于说真话的人们，是他们用良知揭开了“朝鲜半岛‘死亡行军”的弥天大谎，弄得谣言制造者狼狈不堪。
　　美联社伦敦分社于汉莱发表谈话的第三天，便从伦敦发回了一则电讯，报道了英国官方对汉莱讲话的怀疑：　英国“外交部发言人今天告诉记者说，关于所说的暴行，英国还没有得到正式的情报。又据国防部官员说，英国政府也没有从谍报方面得到任何消息。”“一部分政府官员说，他们可以十分肯定，假如共军曾经不断进行屠杀的计划，全世界在这以前就已经知道了。”
　　最先向美国官方发难的是美国自由派报纸《华盛顿邮报》、保守派刊物《夜星》，以及《芝加哥论坛》的附属报《时代先驱报》，他们公然发表社论或署名文章，对汉莱上校揭露的“暴力事件”和提供的“共产党杀害美俘”的数字表示了怀疑。《时代先驱报》在头版刊登了一篇来自东京的快讯，还附加了编者按语称：　“五角大楼的一位权威人士断言说，陆军司令部没有确切证据可以证明，中国共产党在朝鲜战争中干下了屠杀战俘或其他野蛮行为。”
　　谎言露了馅，李奇微如同芒刺在背，急忙发表了一个声明，假装事先对汉莱讲话“毫无所知”，说要。　“派人对此事进行调查”，又说对汉莱“遽尔发表”谈话表示“非常遗憾”云。美国国防部也急忙推卸责任，发布公报称汉莱的讲话“在发表前并未与此间官员咨商”。　
　　　　　　　　　　　　　　　　　　
第15节
　　汉莱不甘心当默默无言任人宰割的替罪羊，他向合众社、美联社招供了实际情况：　“我当然是奉到高级官员的批准才发表讲话的。”汉莱说，叫他发表关于共产党暴行材料的指示，“是总部参谋处经过正常的途径发下来的，他本人遵奉了这项指示。”“我从总部新闻处得到许可以后才发表了数字。”他所说的“总部”，无疑是指“联合国军”总部。从釜山被召到东京的汉莱上校，这回说了真话，却失去了自由。国际通讯社于11月18日从东京发出的电讯说：　美国“陆军方面今天不许汉莱和记者见面。汉莱可能仍在东京，可是记者们今天力图　　和他见面，都因陆军方面的阻止而达不到目的。”
　　其实，在这一起严重的造谣事件中，最为难堪的不是小小的第八集团军军法处长汉莱上校，恰恰是“联合国军”总司令李奇微将军。因为汉莱被新闻界逼得理屈词穷走投无路时，可以亮出了他的救命符：　“我是奉上司之命这么说的”；　而李奇微这位上司当然不好把责任再推给他的上司———美国总统，于是，他被犀利的新闻追光紧紧地钉住在舆论舞台的中心，不得不强作镇定，作一番挣扎式的表演了。李奇微将军窘态百出，一次又一次地发表“正式声明”，一会儿说中共杀掉了8000名美国战俘，一会儿说汉莱公布的杀掉5500名美国战俘的数字是正确的数字，一会儿又宣布被杀美俘的最新数字应为6270名，后来又说得比较含混了：　“战俘被杀的统计数字是经过不断地再三估计而确定的，”在战争中失踪的10836　名美国士兵中，还不能确定死亡的人数是多少，但有大量的事实可以证明，被共军杀害的美国俘虏大约有6000名。”还有一次又说得十分具体了：　“目前仅仅可以证明有365　人被杀。”
　　被杀8000人与被杀365　人之间的差额是7635人，两个数字的比例是22：1。这就是李奇微将军对同一件所谓杀人事件所表述的不同数字概念。何况这被杀365　名美俘的基本数字，也是一个杜撰的虚假数字。
　　按道理说，杀人数字应当是一个极端严肃的数字。可是，从，“联合国军”总司令李奇微将军嘴巴中吐出的美俘被杀人数，总是在不断变化，大起大落，活像菜场上的蔬菜价格，可以随行就市，早晚浮动，上不封顶，下不保底。
　　李奇微将军如此出尔反尔，贻笑大方，从此，再也无人理睬“朝鲜半岛的‘死亡行军”之说了。　
　　　　　　　　　　　　　　　　　　
第16节
　　一批又一批的“联合国军”战俘，陆续向志愿军俘管处集中。
　　志愿军俘管处设在鸭绿江南岸的平安北道碧潼郡，它的全称是：　中国人民志愿军政治部俘虏管理训练处。自从中国人民志愿军入朝参战后，以美军战俘为主的“联合国军”战俘，除个别情况外，主要由志愿军收容管理。
　　俘管处刚一宣告成立，第一批美英战俘近200　人，很快就从前方押送到了俘管处。
　　这里的一切都使西方战俘们深感惊讶。
　　没有呼啸挥舞的皮鞭，没有龇牙咧嘴的警犬，没有层层迭迭的铁丝网，没有直逼心窝的枪口，更没有令人心寒胆颤的呵叱，恰恰相反，竟有善意的微笑和握手……呵！　上帝作证，难道这里会是战俘营吗？！这里是战俘营，地地道道是中国人民志愿军收容管理战俘的特别营地。西方战俘们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和耳朵了。一个个傻愣着你望望我，我望望你，满脸都是疑惑。半晌，有的战俘开始互相嘀咕：　“我们走进了《天方夜谭》的故事里！　”
　　“这是中国人的诡计，我们面临着深沉的阴谋。”“上帝，请注意我们的处境，多多保佑我们吧……”
　　更多的战俘相信眼前活生生的现实，他们有着不同的说法：
　　“没有任何迹象表明，中国人在耍弄我们，像猫儿耍弄被逮住的老鼠。”“来到这里，终于有了一点安全感，至少不必再端着枪去冲锋，为一个不可理解的目标送命了。”
　　“不管怎么说，从现在起，我们的一只脚已经跨出了地狱之门……”　
　　　　　　　　　　　　　　　　　　
第17节
　　有史以来，中国人头一回收容西方帝国主义军队的战俘。这是不同寻常的军队政治工作，又是一项同新中国外交斗争有着密切关系的特殊使命。担任俘管处主任的是原东北军区政治部敌工部长王央公，他充分理解这一角色的分量。
　　王央公早年求读于北京辅仁大学，曾留学日本，抗日战争开始赴延安，入朝时已是不惑之年。他身材魁梧，一副东北汉子的敦实模样，又兼有知识分子的儒雅风度，说起话来眼睛　　一闭一闭，仪态十分沉稳，一句是一句，条理相当清楚，记录下来就是现成的文章。在战俘大会上，他用英语作了一个政治报告，几乎使所有的“联合国军”战俘为之折服。
　　“同学们，你们好！　请原谅，我不明白到底是上帝还是魔鬼，把你们带到这样一个陌生的地方来的……”　　战俘们顿时发出了一阵惊讶的赞叹和议论。他们没有料到这位身穿棉军装的志愿军俘管处“行政长官”，竟能直接甩流利的英语作演讲，不但讲得风趣生动，毫不装腔作势，居然还称战俘为“同学”。多新鲜！　称战俘为“同学”，这将意味着什么呢？　“同学们！　请注意这个称谓……”王央公对这个称谓分外重视，发挥道：　“我之所以要称呼你们为同学，只是想证明一点：　这里，不是监狱，不是集中营，不是流放地，这里是学校。
　　在这所特别的学校里，让我们一起学习，共同来追求真理……”热烈鼓掌。
　　“请不忙鼓掌。有一个问题———也许是一个会使你们感到不愉快的问题，我必须表明自己的观点……”会场又立刻转入一片肃静，鸦雀无声。
　　“我以为，你们的不幸，是在于太不了解今天的东方和今天的中国。1940年的鸦片战争，拥有76万兵力的大清帝国，曾经被5000英国军队所打败，不得不签订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丧权辱国的不平等条约———《南京条约》，割让香港，赔款二千一百万银元，开放五个通商口岸，使中国沦为半殖民地。1900年，八国联军侵略中国，直捣天津北京，担任联军总司令的英国海军上将西摩尔扬言：　‘只要一小队的外国军队，就可以在整个中国从这一端到那一端长驱直入。’这一次战争，又是以侵略者的胜利而告终，满清王朝不得已签订了新的不平等条约———《辛丑条约》，向11个帝国主义国家赔款九亿八千多万两银子，同时割让土地，镇压爱国同胞，构成了中华民族的奇耻大辱……过去，中国人为什么会在侵略者面前屡战屡败？　原因只有一条：　统治者腐败无能。恰好在半个世纪后的1950年，以美国为首的所谓‘十六国联军’，又一次在东方耀武扬威，不顾中国政府的严正警告，疯狂侵略我国的友好邻邦朝鲜，把战火一直烧到我国大门口，又连连派飞机轰炸我国东北的城市和乡村。中国人民忍无可忍，只好派遣志愿军抗美援朝，保家卫国。你们的政府首脑和军事将领忽视了一个重要事实：　今天的中国人，已经当家作主了，不再是拖辫子缠小脚的奴隶了，所以我们志愿军尽管武器落后，照样能够在朝鲜人民和人民军的配合下，把你们现代化装备的‘十六国联军’打得一败涂地，从鸭绿江边一直打回到‘三八线’。甚至，不管你们这些西方官兵乐意不乐意，还是把你们‘请’到了这里……”听众们发出了会意的笑声。
　　王央公也笑了起来。接下去他又侃侃而谈，引经据典，讲述了朝中人民反侵略战争的正义性质，必胜因素，讲述了中国人民军队对战俘实行人道主义待遇的光荣传统和理论根据，说得许多战俘频频点头，有茅塞顿开之感。有些战俘未，必赞成他的政治观点，至少也赞赏他的口才和风度。
　　当时，志愿军并没有评定军衔。自从王央公主任的这次讲话后，战俘们都不约而同地称呼他为“王将军”。就像王央公称呼战俘为“同学”一样，也表达着一份诚意，包涵着一种尊敬和信赖。　
　　　　　　　　　　　　　　　　　　
第18节
　　战俘越来越多，战俘营的机构必须尽快充实和健全起来。
　　1951年初夏，在志愿军政治部主任杜平将军的部署下，俘管处各级机构作了调整和充实，以碧潼为中心，沿鸭绿江南岸呈辐射状的数十公里内，建立了五个战俘团，两个战俘大队。这些俘管单位，都是由国内各大行政区分别配备干部组建的，除两个团收容南朝鲜军俘虏外，其他各团和大队负责管理外俘。当时所说的外俘，指的是非朝鲜籍战俘，也就是除南朝　　鲜战俘以外的“联合国军”战俘，其中占绝大部分的是美国战俘。
　　收管外俘时间最早数量最多的，要数第一俘管团，驻地在平安北道的昌城，离碧潼的直线距离为34公里。俘管处的工作人员们习惯地把昌城第一团说成是“外俘大本营”。在朝鲜战争前期，整个志愿军俘获的外俘和朝鲜人民军俘获的外俘，除个别情况外，几乎全部都由第一俘管团收容管理，以后才逐步分散，由三个外俘团和两个外俘大队共同收容管理。
　　如果说，外俘们离开血肉横飞的前线战场，来到志愿军战俘营后的第一个感觉是“一只脚跨出了地狱之门”，那末，志愿军俘管人员跨过鸭绿江踏进俘管处的营地，就没有一点轻松感。相反，他们好像从一个美丽恬静的花园一步迈进一片荆棘丛生的荒丘野地，顿时显得有点手足无措了。
　　志愿军筹建战俘营，特别是筹建收容西方战俘的机构，完全是被战场形势逼着上马的，是一种赶鸭子上架式的仓促行动，原先在思想上、组织上和物质上都不曾有过具体的准备。
　　1950年10月中旬，中国人民志愿军入朝之初，毛泽东主席通过对敌我实力的客观估量，曾经有过一个非常冷静的战略设想。那时候，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伊始，百废待兴；　美国则是资本主义世界的头号强国，仅钢产量就比我国多143　倍，美军拥有全世界最现代化的武器装备。在志愿军装备落后以及没有空军、海军参战的情况下，这场战争是一场艰难的战争。因此，毛主席和党中央决定：　第一个阶段，志愿军只打防御战，在平壤，元山铁路线以北，德川、宁远公路线以南地区构筑两道至三道防御线，占领朝鲜北部的一块阵地，作战时间为半年左右；　作战歼敌目标是专打南朝鲜军，只在有把握的情况下打些孤立的美军。待六个月以后，再考虑配合朝鲜人民军举行反攻。实际战局的发展，远远超出了预想的程度。除了归功于我方士气高涨，军民团结，指挥得当等因素外，还得利于敌军的狂妄大意，骄纵冒进。因此，志愿军接连两次进攻战役，为时仅两个月，就把敌军打回到了“三八线”。
　　随着节节胜利，战俘源源押下战场，不仅有成千成万的南朝鲜战俘，也有数以千计的美国战俘以及其他仆从军的战俘。胜利来得意外，矛盾也来得突然。如何收容管理好西方战俘，便成了中国人有史以来头一回遇到的难题。
　　出兵参加侵朝战争的，一共有16个国家。这16国“联军”的兵力，主要靠的是美国，出兵最多时达一个集团军三个军八个师两个团，共计373500人。其他国家大多只是象征性出兵。法国、澳大利亚、希腊、荷兰、比利时等九个国家各出兵一个营，卢森堡仅出一个50人组成的步兵排，南非联邦只派遣一个仅有4　架飞机的空军中队；　出兵较多的英国为2　个旅，加拿大和土耳其各1　个旅。当时，南朝鲜不是独立的主权国，更不是联合国成员国，但南朝鲜军仍归“联合国军”司令部指挥。南朝鲜军实际动用兵力最多，达491000人。美方总兵力为904800人。中国人民志愿军先后同16国“联军”中的13国军队和南朝鲜军队打过交手仗，结果，这13国侵朝军队和南朝鲜军队都有官兵当了志愿军的俘虏。
　　相对而言，要管好南朝鲜战俘并不困难，因为他们同中国人的生活习惯、文化传统都比较接近，语言隔阂也容易消除；　而要管好主要来自西方世界的“联合国军”战俘群，就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情了。大局需要，难办的事也非办好不可！　
　　　　　　　　　　　　　　　　　　
第19节
　　天地间人为贵。谋事在人，人最要紧。头一项刻不容缓的准备工作，便是以最快速度征集最得力的管理人才和翻译人才。
　　前线的需要，便是祖国的召唤。于是，急如星火，许多优秀干部从各部队相继抽调到了俘管处；　许多英语水平比较高的青年男女，也赶紧报名参加志愿军，纷纷踏上征途，奔赴朝鲜，着手执行这一项不持枪直接参战而其意义又不亚于持枪直接参战的特殊使命……　　四　　爱国主义的旗帜所产生的凝聚力；　是无可比拟的。　　抗美援朝阶段，正是神州天公重抖擞，不拘一格降人才的大时代。当时报名参加志愿军赴朝担任战俘管理工作的人们，既有曾经为建立新中国而转战南北刚下征鞍的老战士，也有各个社会阶层的优秀儿女，特别是有一批品学皆优的大学生和具备高等外语水平的专家学子，也争先恐后地投身于这一战斗行列之中。这些人有的出身名门望族，有的刚从海外归来，手中还攥着美英等侨居国的合法居住证，有的从事着满意的专业，有的新婚燕尔，有的刚刚投入爱河；　然而，当祖国需要，他们便可以毫不犹豫地摒弃自身的幸福，将个人安危置之脑后，义无反顾地踏上征途。
　　这些参加俘管工作的新老战士们，多数人在开头的时候，并不曾料到要跟外国俘虏打交道……
　　张常瑾原是解放军的一位军事参谋，他闯入志愿军的战俘营，带有戏剧性。
　　1951年春，25岁的张常瑾率领20多名解放军的青年干部，到朝鲜战场搞战况调查，先到东线的第九兵团兜了一圈，随即折向西行，准备去西线的志愿军部队。在经过碧潼的时候，俘管处主任王央公盛情留客，原来他别有一番用意。
　　“想不想当志愿军啊？　”王央公含笑道，“只要点个头，手续好办。你们这拨子年轻干部，都是部队里选拔上来的尖子人才，有文化，又有实际工作经验。眼下，俘管处刚刚建立起来，还是个空架子，人手严重不足，俘虏却在不断增加，乱得一塌糊涂。我看你们就不要走了，留下来帮我们把这一摊子收拾收拾好，意义也不小，有国际影响哩！　”张常瑾读过初级中学，懂一点外语，13岁那年就参加了八路军，当过宣传员，文化教员，后来改行当参谋，文职变成了武职；　这回要他担任俘管处的教育科负责人，武职又变成文职。在战争环境中，职务的多变，往往反映一个人具有广泛的志趣和灵活的适应能力，也反映一个人的责任感和进取精神。张常瑾就是这样的人，风华正茂，虎虎有生气。他看到初进战俘营的外俘确实不好管理，又觉得管理外俘生平头一回，倒也新鲜有趣，二话没说，便答应了下来。
　　带头雁的行为总具有导向作用。张常瑾的态度一明确，同来的青年战友们异口同声地嚷嚷，都说这样的事用不着商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