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烟毒的历史-第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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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则徐收缴鸦片的工作至此已大见成效，至四月（1839年6月）共收缴了鸦片二万余箱。四月二十二日（6月3日）林则徐在虎门公开销毁鸦片。其时销毁鸦片，是在海岸处挖了若干池子，将鸦片、石灰放在一起，当海水涨潮时，鸦片、石灰、水发生化学反应，变成了灰烬，并被海水冲走，干净利落，一点残渣剩膏也未留下。
虎门销烟是人类历史上第一次大规模禁毒行动，是正义战胜了邪恶的行动。然而，英国殖民主义者，却以此为借口发动了鸦片战争。
承平日久，清朝的八旗官兵、绿营兵已腐败不堪，没有什么战斗力。因此，鸦片战争中，清军一败涂地，马戛尔尼的预言至此被证实了。道光二十二年（1842），清廷钦差大臣耆英、伊里布等与英国全权代表璞鼎查签订了《中英南京条约》，屈辱地同意了英军的一切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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鸦片贸易的合法化（1）
《中英南京条约》共有十三款，主要内容有七点：①准许英国商人在广州、福州、厦门、宁波、上海等五口通商贸易，准许英国在上述五口派驻领事；②割让香港给英国；③赔偿英国鸦片烟价600万元，行商欠款300万元，英国远征军费用1200万元，合计2100百万元；④废除公行制度，允许自由贸易；⑤赦免在战争期间充当汉奸的中国人；⑥重新订立进出口关税；⑦中英官员平等往来。
从上述内容来看，鸦片战争后签订的《南京条约》的条款中只字未提鸦片一事，似乎不可理解。其实，英国当局也知道从事鸦片贸易的邪恶性，英国民众强烈呼吁放弃鸦片贸易，因此，他们不敢公开要求鸦片贸易合法化。但是，鸦片贸易合法化，一直是英国奸商的梦想。英国发动鸦片战争的目的，就是为了维护鸦片贸易的邪恶的权力。著名军事理论家克劳塞维茨认为，战争是政治的继续，而英国发动的鸦片战争，其实原则是鸦片贸易的继续。因此，在签订条约时，英国不敢将鸦片贸易合法化写进条款中，而是“劝说”清廷自动放弃禁烟。在谈判中，英方的中文秘书小马礼逊向钦差大臣耆英提出，鸦片纳税进口的要求，并诱劝说：清廷每箱鸦片征收关税50元，每年进口约6万箱，清廷便可得到300万元关税收入。英国首相巴麦尊也致函英方代表璞鼎查，再次强调：“为了保证两国间长久的友好关系，中国政府把鸦片贸易放在某种正常、合法的基础上，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希望您利用一切有利机会，使用一切有力论点，使中国全权代表深刻认识到您的意见，用征税代替禁运，对中国有莫大的好处。”因此，璞鼎查极力申说，引诱耆英同意鸦片贸易合法化，但耆英老于世故，委婉予以拒绝：“鸦片弛禁之事，目前不便遽然奏请，各国商船是否携带鸦片，中国不必过问，亦勿庸绳之以法。”耆英的话表明：中国无意于让鸦片贸易合法化，但对英国商船贸易鸦片也不查不禁，任其发展。这是战败者无可奈何的态度。
但是，清廷却未放弃禁烟的努力。既然不能杜绝外国输入鸦片，道光皇帝就企图严禁国内兴贩和吸食，来达到禁烟的目的。道光皇帝在谕令中要求各地严禁，他在谕令中指出：“朕思鸦片烟虽来自外夷，总由内地民人逞欲玩法，甘心自戕，以致流毒日深。如果令行禁止，不任阳奉阴违，吸食之风既绝，兴贩者即无利可图。该大臣（指耆英）现已起程，著于回任后统饬所属申明禁令，此后内地官民如再有开设烟馆及贩卖烟土、并仍前吸食者，务当按律惩办，毋稍姑息。……总之有犯必惩，积习自可渐除，而兴贩之徒亦可不禁而自止矣。”道光皇帝还是要求各地查禁兴贩和吸食，直隶等地区也惩治了一批烟贩，朝廷的禁烟令似乎还在生效。
但是，清廷战败了，五口通商，便于海外鸦片跨区域地输入中国。因此，鸦片战争以后，鸦片走私获得了迅速发展。仅从印度的加尔各答、孟买两口岸输入中国的鸦片，即大大高于鸦片战争以前的水平。
虽然鸦片战争以后，英国输入中国的鸦片空前增加，而清廷却熟视无睹，不敢认真查禁，不加干涉，但英国仍不满足，仍然要求邪恶的鸦片贸易合法化。于是英国发动了第二次鸦片战争。
第二次鸦片战争，清廷再次失败，英法联军甚至攻陷京师，火烧了圆明园。战败之辱，何以复加！第二次鸦片战争后，咸丰八年（1858）中外签订了一系列不平等条约，计有中英、中法《北京条约》，中英、中法、中俄、中美《天津条约》以及中英、中法、中美《通商章程善后章程：海关税则》等。中国的领土和主权，被进一步瓜分，中国也进一步陷入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泥潭中。尤其值得我们注意的是，在第一次鸦片战争中英国所没有得到的鸦片贸易合法权，在第二次鸦片战争中实现了。在《通商章程善后条约》中规定：“向来洋药（即鸦片）……等物，例皆不准通商，现定稍宽其禁，听商遵行纳税贸易，洋药准其进口。”（王铁崖主编：《中外旧章约汇编》第一册，第129页）具体税率则规定为：“凡外洋及内地客商在各省关口贸易者，均照酌定税则：上海一口，议定每百斤税银三十两，所有各海口及津关，均系一水可通，在内江河面凡船只能到各税关口者，均请照上海一律输税。其民间买卖，于（咸丰）九年（1859）三月初一日，出示晓谕，一月以后，悉照新定条例，一体遵行。”（李：《鸦片战争事略》卷下）至此，清廷的禁烟政策彻底破产了。
鸦片贸易的合法化（2）
鸦片贸易合法化后，洋药（鸦片）进口迅速攀上了新的高峰；同时，五口通商、上海开埠以后，上海便迅速代替偏处东南一隅的广州而成为新的鸦片最大进口口岸。1847年，上海进口鸦片约为16500箱，约占全国进口总量的一半，70年代以后，上海的鸦片进口量已占全国进口量的70％以上。（苏智良：《中国毒品史》，第139页）
清廷禁烟政策的破产（1）
咸丰八年的中英、中法、中美《通商章程善后条款：海关税则》，明确规定了鸦片进口的合法化，但清廷仍保持征税等权。具体说来，鸦片合法化包括两个方面：第一，允许鸦片纳税进口（每百斤鸦片征收关税30两），但外商不得将鸦片运至五口以外的内地；第二，鸦片在内地的关税厘金，由中国自主办理。根据这些规定，清廷无法阻止洋鸦片入口，又不想让洋鸦片如决堤的河水，四处泛滥，掠走更多的白银。于是，清廷在内地关税厘金上作文章，企图通过高税政策，稍微限制一下洋鸦片的销售。
关税厘金，其实是一种过境税。咸丰三年（1853），清军镇压太平天国而设立的江北大营帮办军务大臣雷以，为了搜集军费，创办了厘金制，强征货物过境税，并在扬州之仙女庙、宜陵、张网沟等地试行，收税率为货物总值的百分之一，故称厘金。次年，厘金税推广到全国各地，成了国内货物中转税。当时，全国共有厘金局六百余所，分局、分卡则多如牛毛，难以计数。厘金局、分局、分卡，构成了一张税收网，对往来各地的货物重复征税，因而成了清朝税收中的大宗，逐渐超过了正税的收入。
鸦片变成了洋药后，即有地方大员开始征收鸦片的厘金税。咸丰六年（1856），两江总督何桂清首先开征鸦片税。规定每箱鸦片征税24两，其中20两归军需，4两为办公经费。次年，闽浙总督王懿德也开征烟税。咸丰十一年（1861），上海江海关设关抽厘，除对洋商每百斤鸦片征收30两外，还对华商征收厘税50两。对此，英国驻上海领事密迪乐、英国驻华使馆参赞威妥玛等一再反对。对英人的用心，清朝恭亲王奕等人看得较清楚，他们奏报皇帝说：“臣等揣量其情，一则洋药税征收过重，恐内地土药畅行，洋药贸易不畅；一则中国奸商勾结该领事，冀于新章开办之时，借端轻减。”奕等人的看法是很有道理的。对洋药征税过重，势必增加洋药的价格，影响鸦片对内地的行销。这是清廷限制洋药倾销、防止白银外流的最后一张牌，虽然洋人反对，清廷还是坚持下来了。因为内地征税，由清廷自主决定，是《通商章程善后条款》明文规定的，所以清廷对密迪乐、威妥玛的要求进行了驳斥和否定，指出：“洋药进口每百斤征洋税三十两，售与内地商人，征华税三十两，厘税二十两，是征之洋商者仅三十两，其余五十两皆征之华商，与洋商无涉。”
即使这一点关税主权，英国人也不会放过，经过中英双方多次会商，直至光绪十一年（1885），中英双方又签订了《烟台条约续增专条》，对鸦片内地厘税进行了规定：鸦片运入中国后，先封存于海关，由华商承买。每箱交纳正税30两、厘金80两后方可起运内地。此后，凭海关单和运货凭单运销内地，无须再完税纳捐。如果鸦片运入内地，拆包分销，要交纳税捐，其税额“均不得较土烟所纳税捐等项格外加增，亦不得别立税课。”如果按价格征收烟捐，那么应该取洋烟、土烟价格的平均数计征，不得有所偏抑。至此，清廷对洋鸦片入口的限制，全部被剥夺了。清廷还会有什么方法防止白银外流呢？
对鸦片征收厘金的作法，包含了一个前提，即鸦片可以合法地销售、吸食。这自然与清廷的禁烟令相矛盾。因此，在咸丰二年（1852），御史吴延溥等人即奏请弛鸦片之禁。对此，咸丰皇帝未予明确的答复。但其后不久，一些封疆大吏已开始征收鸦片厘金，允许鸦片的流通。咸丰八年（1858），两江总督何桂清鉴于朝廷默许征鸦片税的事实，大胆地提出了弛鸦片禁令的主张。何桂清在奏章中指出：“鸦片烟我虽有禁，彼（指外商）则仍然贩运，今欲改其名而弛其禁，则内地匪徒不至于聚众护送，酿成巨患，其利系在我，于夷酋夷商均无出入。”何桂清基于鸦片已无法禁止的事实，劝清廷征税，以满足财政支出的需求，从鸦片贩子的手中分取部分利润。对此，咸丰皇帝基本同意了。
至此，对以前禁烟的法令应该认真清理一下了。咸丰九年（1859），清廷颁布了《洋药经售条例》，规定了新的鸦片政策：进口鸦片由经营洋货的商人经销，其他铺店及住户均不准寄存；洋药货铺不得开设烟馆；凡官员、兵丁、太监人等，均不得开馆，兴贩和吸食，违者依旧例治罪；其余人等概准买食，但不准开馆、兴贩，违者照赌博例问罪。这个条例还对以往的禁烟条例作了彻底清除，即以往的禁例一并删除，统统作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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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廷禁烟政策的破产（2）
这个条例，仍禁止官员、兵丁和太监参与鸦片的兴贩和吸食；违者仍依旧律从重治罪。禁止开设烟馆，禁止普通民人（非洋货商）兴贩，但对违者仅治以赌博罪，杖徒而已。即使这个规定，后来也一再放宽。同治元年（1862），清廷又颁布了《改定禁烟馆条例》，规定私开烟馆，照开场聚赌例，杖一百徒三年；在烟馆聚吸者，照违制律杖一百。同治二年，再一次放宽开设烟馆的条例，一般店铺，经过申请，均可开设烟馆，而一般人及零星小贩除外。
至此，外国鸦片可以入口了，可以在国内长途贩运了，可以开馆吸食了：清代的鸦片禁令已经全部废除了，清王朝的禁烟政策彻底破产了。从此以后，鸦片这个被久困在并不严密的笼子中的怪兽，打破了并不牢靠的紧箍咒，张开了血盆大口、锋牙利爪，吞食着一切。尤其是烟馆禁令的放宽，使城市中烟馆星罗棋布，形成了一幅奇丑的风景线。烟馆遍地，为吸食者提供了广阔的空间、方便的场所；即使穷困的社会下层人士，购买不起一整套吸食工具，也可以跑到小烟馆，花上几文、几十文铜钱，就可以满足毒瘾。因此，烟禁一开，吸食者立即大量增多，鸦片销量大增，白银外流更巨，其社会危害也空前增加。这时，清廷中的“有识之士”又想起了许乃济的“以土抵洋”政策，企图放开国产鸦片之禁，大力发展土烟，逐步排挤、驱逐洋烟了。
国产鸦片——土药的崛起（1）
第二次鸦片战争，鸦片贸易合法化以后，洋药畅行全国，掠取了大量白银。这时的清朝廷禁烟政策已破产，已无法奢谈禁烟，便想方设法防止白银外流，提倡弛禁鸦片种植，以土抵洋的观点便又在朝野上下，趁时而兴了。
同治十一年（1872）六月初四，上海的《申报》登载了《抑弛自种鸦片烟土禁论》的文章，提出了全面弛禁，广泛种植、生产鸦片，课取重税，以增加国库收入、限制吸食的主张。指出：“鸦片烟土为祸甚烈，然果能尽弛其禁，其有益于国也亦甚多”。其一，“中国之人既已喜吸此物，反不如大弛其禁，纵民耕种，令其足供民间吸食，国家可以岁收税银，每年可减二千数百万出口之银，不归于印度而尽存于中国，为计岂不美乎？”其二，“重增其税，使其价日昂，不但贫民无计吸食，即富人之吸食既多，亦将吝惜而不能畅所欲为，是不禁而自禁矣，未必非化国富民之一道也。”今天看来，这种观点只是一厢情愿的纸上空谈，因为弛禁后的百余年，中国鸦片之祸非但没有减少，反而变本加厉，越演越烈矣。
然而，弛禁鸦片却是当时的主要呼声。一向以禁烟著称的林则徐，此时也赞同允许内地种植、生产鸦片。他所反对的只是吸食洋烟而不喜欢土烟。同治十三年（1874）二月，林则徐表示“鄙意亦以内地栽种罂粟，于事无妨。所恨者，内地之民嗜洋烟而不嗜土烟。”（杨国桢：《林则徐传》第433页）
直隶总督李鸿章在同治十三年（1874）也奏请弛禁，以抵制洋烟的涌入。他指出，“既不能禁英商之不贩洋烟，即不能禁华民之不食洋烟”，而禁止内地各省种烟，势必使洋烟四处贩卖，掠取厚利。因此，应“暂弛各省罂粟之禁，而加重洋药之税厘，使外洋烟土既无厚利，自不进口”，这样“不但夺洋商利权，并可增加税项”。如果外洋烟土不来，再严禁鸦片，也容易办到了。李鸿章官高权重，所提出的主张又冠冕堂皇，似乎切实可行，因此影响很大，以至于弛禁的主张左右了政局，弛禁终于被清廷允许了。
罂粟虽然原产于阿拉伯，但传入中国时间很久，中国内地亦有不少省份私自小规模地种植。至此，在弛禁的呼声和官员的默许、鼓励下，罂粟的种植迅速发展，全国各行省在都种植罂粟，清廷对土烟收税，但较洋烟税率为低，从而鼓励了土烟生产，光绪十一年（1885），清廷规定洋烟每百斤收税银86两，而对土药征收60两。
同种植粮食等农作物相比，种植罂粟、生产鸦片的比较效益高得多，受利益驱动，贫穷无靠的农民纷纷改种大烟。一时之间，全国各地，无论是大江南北，黄河上下，还是长城内外，漠北滇南，罂粟花到处开放，摇曳生姿。据记载，“自咸、同以后，烟禁已宽，各省种植罂粟者，连纤接畛，农家习以为故常，官吏亦以倍利也，而听之。”土烟生产的数量1866年约为5万箱，1870年已达到7万箱，已超过了进口洋烟的数量。至19世纪80年代，国产烟土的总量已是进口烟土的二至四倍。到了20世纪初，中国自己生产的鸦片又有很大发展。
当时，国产烟土以云贵川等地区较为著名，云南紧靠印度，接受了印度的生产、加工制造技术，自然、气候环境又相似，因此烟土口味、质量也较好。晚清著名外交大臣郭松焘指出：“由印度传至云南而南土兴矣，辗转传至四川有川土，又传至甘肃而有西土；由是而贵州，由是而至陕西、山西。”其实，在咸丰、同治年间以后，印度的鸦片生产、加工制造技术，已经随洋烟传到了清朝的18个行省，全国各地区的鸦片生产、加工制造都有了空前的提高。
云贵川等西南地区。云南省鸦片种植有较长的历史，据传早在明末清初即由缅甸传入，并逐渐流传开来。在鸦片战争前的清朝道光十一年（1831），云贵总督阮元、云南巡抚伊里布即联名上奏，指出了云南省种植鸦片的大致情况，奏章上指出：“滇省边隅，民风素本淳朴，而接壤越南，又近粤省，遂致有鸦片烟流入滇境，效尤吸食之事。而治边夷民，因地气燠暖，向种罂粟，收取花浆，煎膏售卖，名为芙蓉，以充鸦片，内地人民，以取罂粟子榨油为名，亦复栽种渔利。”至光绪年间，罂粟的种植得到了很大发展，罂粟花到处盛开，姹紫嫣红，形成了一片“美丽”而邪恶的鸦片风光。光绪年间有人游历昆明，记录了昆明——云南省会城市郊区的鸦片罂粟种植情况：“出（昆明）南门，绕过金马碧鸡坊，过迎恩塘，时暮春天气，罂粟盛开，满野缤纷，目遇成色。”全省的耕地，1875年约有三分之一用于种植鸦片，鸦片产量迅速扩大：1879年约为万担，1896年约为8万担，1906年约为万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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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产鸦片——土药的崛起（2）
贵州省毗邻云南，但鸦片的种植时间稍晚。道光十一年（1831）贵州巡抚嵩溥奏：“黔山多田少，向无栽种熬烟之事。惟与滇、粤等省毗连，人民贸易往来，间有嗜食此烟者，奸商挟带，潜匿私卖，事所必有。”道光末年，广东商人将“广土”输入贵州，获利甚丰，当地人因而效尤，试种成功。咸丰、同治年间，贵州连续二十余年的战乱，广土来源断绝，贵州本地生产的黔土迅速发展，逐渐代替了广土。不仅如此，贵州所产的烟土以其较高品质反而输入广东，获取高额利润。这一高额利润，反过来又刺激了鸦片的生产，以至于全省各地广泛种植。当时人陈惟彦任职开州，他游历贵州各地，“约计所经州属，开垦之地半种洋烟”，罂粟的种植面积几乎占了农田面积的一半，当地农民把鸦片种植、生产当成重要农业生产活动，辛勤地劳作。“洋烟一物，为害实多，民不知非，视同禾稼，连阡越陌，手胼足胝，微利所归，群相竞取。”贵州省虽然地瘠民贫，但鸦片产量也相当惊人，1879年约为1万至万担，1896年约为4万担，1906年约为万担。
四川省的鸦片生产在清朝同治、光绪年间已经较普遍。四川简阳县，道光末年乡人竞相种植罂粟。广安州在咸丰末年开始种植，而至光绪年间已经遍地开花，鸦片成为该州农产品中的大宗。四川东部的苍溪县，咸丰、同治时罂粟的种植得到了快速发展，而至光绪年间川东已“无处不种罂粟”。到了清朝末期，整个四川，包括川东、川西南和川西北，都广泛种植罂粟，据宣统二年（1910）九月二十日《广益丛报》的记载，当时“川省百四十余州县，除边厅数处，几无一地不植鸦片者”。四川省的鸦片产量，1881年约为7500担，1879年约为万担，1887年约为15万担，1896年约为12万担，1901年约为15万担，1906年约为万担。四川省生产的鸦片数量增长很快，已经超过了云南省，成为全国鸦片产量最大的省份。
陕甘晋等西北地区。西北地区土壤肥沃，但干旱少雨，农业生产极不发达，百姓生活十分艰难。但是，这里的气候条件也适宜罂粟的生产，鸦片的品质、产量都较高，也是一个著名的鸦片产地。
甘肃省种植罂粟约在清朝咸丰、同治年间。“据同治年间陕甘总督杨昌与陶模为筹备军饷，先后奏请朝廷加征罂粟地税的上疏来看，罂粟籽入甘后被种植，约在咸丰同治年间，即公元1851年至1862年。据1937年《民国日报》载，清咸丰时期，罂粟花满布于陕甘各县，产量日多，质品亦佳。《甘宁青史略正编》第27卷也说：“咸丰以后，鸦片由广东贩运入甘……吸者日多，种者亦日众，利厚工省又不择土之肥瘠。取液煮膏既谙其法，遂自吸食，而沿及妻孥，久之厮丐亦然，其倾家致死者不可屈指数。”1872年，有一德国人至甘肃，发现甘肃省鸦片大量输入东、西邻省，而未见其他地方输入的鸦片，这表明甘肃省已是一个产烟毒的大省。该年甘肃全省鸦片产量约为5000担，1896年产量约为1万担，1906年产量约为万担。
陕西省的鸦片生产开始于19世纪40年代，60年代以后有了大发展。光绪时山西巡抚曾国荃奏称：“自回匪（指陕甘###）削平以后，种烟者多。秦川八百里，渭水贯其中内，渭南地尤肥饶，近亦遍地罂粟。”当时，陕西关中的渭南、泾阳、凤翔，陕北的宜川、延川和陕南的汉中等县，已经成了陕西的著名鸦片产地。90年代以后，陕西的罂粟种植面积逐年扩大，遍及陕西全省。1906年，陕西约有53万余亩土地种植鸦片，约生产鸦片5万担。
山西省鸦片种植、产量都很大。早在清朝同治年间，山西百姓即多以种植罂粟为业，开始时在山坡、地角栽种；获利后扩大至沃壤腴田，遍地种植。其时，全省罂粟栽种面积已达60余万亩；光绪时栽种面积进一步扩大，多达96万亩。（参见王金香：《近代山西烟祸》，《山西师大学报》1989年第3期）山西“通省百十有余属，几无处不种”，以至于干扰、排斥了粮食生产。光绪八年，山西巡抚张之洞将山西罂粟栽种情况上报，指出：“晋民好种罂粟，最盛者二十余厅州县，其余多少不等，几于无县无之，旷土伤农，以致亩无栖粮，家无余粟。”山西省土壤稍贫瘠，鸦片亩产量较低，1906年全省鸦片产量约为3万担。
国产鸦片——土药的崛起（3）
西南、西北各省是我国鸦片的主要产地，它们的鸦片产量约占全国总产量的八成以上。但其他各省也都大量地种植、加工制造鸦片，如1906年，直隶的鸦片产量约为万石，河南的鸦片产量约为万石，山东的鸦片产量约为万担等，数量也很大。
自清政府开放烟禁，允许各地种植罂粟以后，中国的罂粟产量大增，很快做到了自给自足，抵制了洋烟的进口，并对洋药造成了很大的冲击，使之进口数量逐年下降。
进口鸦片在数量降低的同时，其销售价格在国产烟土的竞争下，也大幅度降低。不论是质量较好的白皮土、公班土，还是质量稍次的其他烟土，销售价格都在下降。《海关十年报告》（1882～1891）中指出：“当鸦片进口数量只减少15％或16％时，价值的下降却两倍于这个比例。”数量和销售价格的下降，使进口鸦片的市场越来越小，终于被国产鸦片逐渐替代了。1906年中国国产鸦片约为万担，而进口鸦片仅为万担，这表明中国鸦片的自给率也达91％以上，已经实现了自给。
然而，鸦片国产化并不是一件好事。在晚清的特定历史条件下，清廷在客观上不能抵制鸦片的大量输入，也不能、无法防止白银的大量外流，但通过允许栽种罂粟、生产制造鸦片，却成功地抵制了洋烟的大肆输入，较为有效地防止了白银的外流，减轻了风雨飘摇中的清廷的财政危机。从这一意义上说，鸦片国产化，对清廷是“有利”的。然而，鸦片的国产化导致了举国上下到处种植鸦片，使其产量迅速增加，价格大幅度下降，从而为更多的人，甚至更多的贫困百姓吸食鸦片提供了条件。因此，随着鸦片国产化的实现，整个中国的吸食者也迅速增加了，鸦片之害因而更加突出了。可以说，清廷实施的“以土抵洋”的鸦片政策，无疑是饮鸠止渴的政策，是以鸦片烟毒害更多百姓的涸泽而渔的政策，其危害相当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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赶烟场：收获鸦片的特殊景观（1）（图）
自晚清鸦片生产合法化，鸦片产量大增以后，形成了鸦片生产的基本格局：西南和西北地区从晚清直到新中国成立，一直是中国鸦片生产的主要产区。当然，由于晚清和中华民国曾实施过禁烟，也取得了一定成效，鸦片生产有过萎缩，但不久又恢复原样。因此，鸦片生产格局并未有多少改变。
中国有着悠久的农业生产历史，形成了精耕细作的农业生产方式。对于罂粟鸦片这一高效“作物”的生产，中国人也投入了极大心血和精力，形成了富有特色的鸦片生产景观，赶大烟场则是其中独特的景观之一。
罂粟的栽种，因品种、土壤和气候条件不同而有不同的播种、收获时间和效益。以四川省金阳县为例，“金阳生产的鸦片，有洋烟、大烟、热烟、水泡烟四种。洋烟适于低山区种植，每年9至10月播种，汉人挖窝点播，彝人撒播。腊月须除草一次。耕作较种粮食作物精细，次年二三月收割。可播一斗包谷种的土地，一般年景可收烟土50～60两，最多能收200～300两。洋烟单位面积产量虽高，但金阳多为半山区和高山区，适于种洋烟的低山地不多。种植面积最大的是大烟，种于平坝区和半山区的上等地，生长期较洋烟稍长。每年9至10月播种，第二年三四月间收获。一般年成，可播一斗包谷的土地能收鸦片二三十两，多的收到100两。热烟种在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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