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烟毒的历史-第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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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林则徐收缴鸦片的工作至此已大见成效,至四月(1839年6月)共收缴了鸦片二万余箱。四月二十二日(6月3日)林则徐在虎门公开销毁鸦片。其时销毁鸦片,是在海岸处挖了若干池子,将鸦片、石灰放在一起,当海水涨潮时,鸦片、石灰、水发生化学反应,变成了灰烬,并被海水冲走,干净利落,一点残渣剩膏也未留下。
  虎门销烟是人类历史上第一次大规模禁毒行动,是正义战胜了邪恶的行动。然而,英国殖民主义者,却以此为借口发动了鸦片战争。
  承平日久,清朝的八旗官兵、绿营兵已腐败不堪,没有什么战斗力。因此,鸦片战争中,清军一败涂地,马戛尔尼的预言至此被证实了。道光二十二年(1842),清廷钦差大臣耆英、伊里布等与英国全权代表璞鼎查签订了《中英南京条约》,屈辱地同意了英军的一切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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鸦片贸易的合法化(1)
《中英南京条约》共有十三款,主要内容有七点:①准许英国商人在广州、福州、厦门、宁波、上海等五口通商贸易,准许英国在上述五口派驻领事;②割让香港给英国;③赔偿英国鸦片烟价600万元,行商欠款300万元,英国远征军费用1200万元,合计2100百万元;④废除公行制度,允许自由贸易;⑤赦免在战争期间充当汉奸的中国人;⑥重新订立进出口关税;⑦中英官员平等往来。
  从上述内容来看,鸦片战争后签订的《南京条约》的条款中只字未提鸦片一事,似乎不可理解。其实,英国当局也知道从事鸦片贸易的邪恶性,英国民众强烈呼吁放弃鸦片贸易,因此,他们不敢公开要求鸦片贸易合法化。但是,鸦片贸易合法化,一直是英国奸商的梦想。英国发动鸦片战争的目的,就是为了维护鸦片贸易的邪恶的权力。著名军事理论家克劳塞维茨认为,战争是政治的继续,而英国发动的鸦片战争,其实原则是鸦片贸易的继续。因此,在签订条约时,英国不敢将鸦片贸易合法化写进条款中,而是“劝说”清廷自动放弃禁烟。在谈判中,英方的中文秘书小马礼逊向钦差大臣耆英提出,鸦片纳税进口的要求,并诱劝说:清廷每箱鸦片征收关税50元,每年进口约6万箱,清廷便可得到300万元关税收入。英国首相巴麦尊也致函英方代表璞鼎查,再次强调:“为了保证两国间长久的友好关系,中国政府把鸦片贸易放在某种正常、合法的基础上,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希望您利用一切有利机会,使用一切有力论点,使中国全权代表深刻认识到您的意见,用征税代替禁运,对中国有莫大的好处。”因此,璞鼎查极力申说,引诱耆英同意鸦片贸易合法化,但耆英老于世故,委婉予以拒绝:“鸦片弛禁之事,目前不便遽然奏请,各国商船是否携带鸦片,中国不必过问,亦勿庸绳之以法。”耆英的话表明:中国无意于让鸦片贸易合法化,但对英国商船贸易鸦片也不查不禁,任其发展。这是战败者无可奈何的态度。
  但是,清廷却未放弃禁烟的努力。既然不能杜绝外国输入鸦片,道光皇帝就企图严禁国内兴贩和吸食,来达到禁烟的目的。道光皇帝在谕令中要求各地严禁,他在谕令中指出:“朕思鸦片烟虽来自外夷,总由内地民人逞欲玩法,甘心自戕,以致流毒日深。如果令行禁止,不任阳奉阴违,吸食之风既绝,兴贩者即无利可图。该大臣(指耆英)现已起程,著于回任后统饬所属申明禁令,此后内地官民如再有开设烟馆及贩卖烟土、并仍前吸食者,务当按律惩办,毋稍姑息。……总之有犯必惩,积习自可渐除,而兴贩之徒亦可不禁而自止矣。”道光皇帝还是要求各地查禁兴贩和吸食,直隶等地区也惩治了一批烟贩,朝廷的禁烟令似乎还在生效。
  但是,清廷战败了,五口通商,便于海外鸦片跨区域地输入中国。因此,鸦片战争以后,鸦片走私获得了迅速发展。仅从印度的加尔各答、孟买两口岸输入中国的鸦片,即大大高于鸦片战争以前的水平。
  虽然鸦片战争以后,英国输入中国的鸦片空前增加,而清廷却熟视无睹,不敢认真查禁,不加干涉,但英国仍不满足,仍然要求邪恶的鸦片贸易合法化。于是英国发动了第二次鸦片战争。
  第二次鸦片战争,清廷再次失败,英法联军甚至攻陷京师,火烧了圆明园。战败之辱,何以复加!第二次鸦片战争后,咸丰八年(1858)中外签订了一系列不平等条约,计有中英、中法《北京条约》,中英、中法、中俄、中美《天津条约》以及中英、中法、中美《通商章程善后章程:海关税则》等。中国的领土和主权,被进一步瓜分,中国也进一步陷入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泥潭中。尤其值得我们注意的是,在第一次鸦片战争中英国所没有得到的鸦片贸易合法权,在第二次鸦片战争中实现了。在《通商章程善后条约》中规定:“向来洋药(即鸦片)……等物,例皆不准通商,现定稍宽其禁,听商遵行纳税贸易,洋药准其进口。”(王铁崖主编:《中外旧章约汇编》第一册,第129页)具体税率则规定为:“凡外洋及内地客商在各省关口贸易者,均照酌定税则:上海一口,议定每百斤税银三十两,所有各海口及津关,均系一水可通,在内江河面凡船只能到各税关口者,均请照上海一律输税。其民间买卖,于(咸丰)九年(1859)三月初一日,出示晓谕,一月以后,悉照新定条例,一体遵行。”(李:《鸦片战争事略》卷下)至此,清廷的禁烟政策彻底破产了。
  

鸦片贸易的合法化(2)
鸦片贸易合法化后,洋药(鸦片)进口迅速攀上了新的高峰;同时,五口通商、上海开埠以后,上海便迅速代替偏处东南一隅的广州而成为新的鸦片最大进口口岸。1847年,上海进口鸦片约为16500箱,约占全国进口总量的一半,70年代以后,上海的鸦片进口量已占全国进口量的70%以上。(苏智良:《中国毒品史》,第139页)
  

清廷禁烟政策的破产(1)
咸丰八年的中英、中法、中美《通商章程善后条款:海关税则》,明确规定了鸦片进口的合法化,但清廷仍保持征税等权。具体说来,鸦片合法化包括两个方面:第一,允许鸦片纳税进口(每百斤鸦片征收关税30两),但外商不得将鸦片运至五口以外的内地;第二,鸦片在内地的关税厘金,由中国自主办理。根据这些规定,清廷无法阻止洋鸦片入口,又不想让洋鸦片如决堤的河水,四处泛滥,掠走更多的白银。于是,清廷在内地关税厘金上作文章,企图通过高税政策,稍微限制一下洋鸦片的销售。
  关税厘金,其实是一种过境税。咸丰三年(1853),清军镇压太平天国而设立的江北大营帮办军务大臣雷以,为了搜集军费,创办了厘金制,强征货物过境税,并在扬州之仙女庙、宜陵、张网沟等地试行,收税率为货物总值的百分之一,故称厘金。次年,厘金税推广到全国各地,成了国内货物中转税。当时,全国共有厘金局六百余所,分局、分卡则多如牛毛,难以计数。厘金局、分局、分卡,构成了一张税收网,对往来各地的货物重复征税,因而成了清朝税收中的大宗,逐渐超过了正税的收入。
  鸦片变成了洋药后,即有地方大员开始征收鸦片的厘金税。咸丰六年(1856),两江总督何桂清首先开征鸦片税。规定每箱鸦片征税24两,其中20两归军需,4两为办公经费。次年,闽浙总督王懿德也开征烟税。咸丰十一年(1861),上海江海关设关抽厘,除对洋商每百斤鸦片征收30两外,还对华商征收厘税50两。对此,英国驻上海领事密迪乐、英国驻华使馆参赞威妥玛等一再反对。对英人的用心,清朝恭亲王奕等人看得较清楚,他们奏报皇帝说:“臣等揣量其情,一则洋药税征收过重,恐内地土药畅行,洋药贸易不畅;一则中国奸商勾结该领事,冀于新章开办之时,借端轻减。”奕等人的看法是很有道理的。对洋药征税过重,势必增加洋药的价格,影响鸦片对内地的行销。这是清廷限制洋药倾销、防止白银外流的最后一张牌,虽然洋人反对,清廷还是坚持下来了。因为内地征税,由清廷自主决定,是《通商章程善后条款》明文规定的,所以清廷对密迪乐、威妥玛的要求进行了驳斥和否定,指出:“洋药进口每百斤征洋税三十两,售与内地商人,征华税三十两,厘税二十两,是征之洋商者仅三十两,其余五十两皆征之华商,与洋商无涉。”
  即使这一点关税主权,英国人也不会放过,经过中英双方多次会商,直至光绪十一年(1885),中英双方又签订了《烟台条约续增专条》,对鸦片内地厘税进行了规定:鸦片运入中国后,先封存于海关,由华商承买。每箱交纳正税30两、厘金80两后方可起运内地。此后,凭海关单和运货凭单运销内地,无须再完税纳捐。如果鸦片运入内地,拆包分销,要交纳税捐,其税额“均不得较土烟所纳税捐等项格外加增,亦不得别立税课。”如果按价格征收烟捐,那么应该取洋烟、土烟价格的平均数计征,不得有所偏抑。至此,清廷对洋鸦片入口的限制,全部被剥夺了。清廷还会有什么方法防止白银外流呢?
  对鸦片征收厘金的作法,包含了一个前提,即鸦片可以合法地销售、吸食。这自然与清廷的禁烟令相矛盾。因此,在咸丰二年(1852),御史吴延溥等人即奏请弛鸦片之禁。对此,咸丰皇帝未予明确的答复。但其后不久,一些封疆大吏已开始征收鸦片厘金,允许鸦片的流通。咸丰八年(1858),两江总督何桂清鉴于朝廷默许征鸦片税的事实,大胆地提出了弛鸦片禁令的主张。何桂清在奏章中指出:“鸦片烟我虽有禁,彼(指外商)则仍然贩运,今欲改其名而弛其禁,则内地匪徒不至于聚众护送,酿成巨患,其利系在我,于夷酋夷商均无出入。”何桂清基于鸦片已无法禁止的事实,劝清廷征税,以满足财政支出的需求,从鸦片贩子的手中分取部分利润。对此,咸丰皇帝基本同意了。
  至此,对以前禁烟的法令应该认真清理一下了。咸丰九年(1859),清廷颁布了《洋药经售条例》,规定了新的鸦片政策:进口鸦片由经营洋货的商人经销,其他铺店及住户均不准寄存;洋药货铺不得开设烟馆;凡官员、兵丁、太监人等,均不得开馆,兴贩和吸食,违者依旧例治罪;其余人等概准买食,但不准开馆、兴贩,违者照赌博例问罪。这个条例还对以往的禁烟条例作了彻底清除,即以往的禁例一并删除,统统作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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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廷禁烟政策的破产(2)
这个条例,仍禁止官员、兵丁和太监参与鸦片的兴贩和吸食;违者仍依旧律从重治罪。禁止开设烟馆,禁止普通民人(非洋货商)兴贩,但对违者仅治以赌博罪,杖徒而已。即使这个规定,后来也一再放宽。同治元年(1862),清廷又颁布了《改定禁烟馆条例》,规定私开烟馆,照开场聚赌例,杖一百徒三年;在烟馆聚吸者,照违制律杖一百。同治二年,再一次放宽开设烟馆的条例,一般店铺,经过申请,均可开设烟馆,而一般人及零星小贩除外。
  至此,外国鸦片可以入口了,可以在国内长途贩运了,可以开馆吸食了:清代的鸦片禁令已经全部废除了,清王朝的禁烟政策彻底破产了。从此以后,鸦片这个被久困在并不严密的笼子中的怪兽,打破了并不牢靠的紧箍咒,张开了血盆大口、锋牙利爪,吞食着一切。尤其是烟馆禁令的放宽,使城市中烟馆星罗棋布,形成了一幅奇丑的风景线。烟馆遍地,为吸食者提供了广阔的空间、方便的场所;即使穷困的社会下层人士,购买不起一整套吸食工具,也可以跑到小烟馆,花上几文、几十文铜钱,就可以满足毒瘾。因此,烟禁一开,吸食者立即大量增多,鸦片销量大增,白银外流更巨,其社会危害也空前增加。这时,清廷中的“有识之士”又想起了许乃济的“以土抵洋”政策,企图放开国产鸦片之禁,大力发展土烟,逐步排挤、驱逐洋烟了。
  

国产鸦片——土药的崛起(1)
第二次鸦片战争,鸦片贸易合法化以后,洋药畅行全国,掠取了大量白银。这时的清朝廷禁烟政策已破产,已无法奢谈禁烟,便想方设法防止白银外流,提倡弛禁鸦片种植,以土抵洋的观点便又在朝野上下,趁时而兴了。
  同治十一年(1872)六月初四,上海的《申报》登载了《抑弛自种鸦片烟土禁论》的文章,提出了全面弛禁,广泛种植、生产鸦片,课取重税,以增加国库收入、限制吸食的主张。指出:“鸦片烟土为祸甚烈,然果能尽弛其禁,其有益于国也亦甚多”。其一,“中国之人既已喜吸此物,反不如大弛其禁,纵民耕种,令其足供民间吸食,国家可以岁收税银,每年可减二千数百万出口之银,不归于印度而尽存于中国,为计岂不美乎?”其二,“重增其税,使其价日昂,不但贫民无计吸食,即富人之吸食既多,亦将吝惜而不能畅所欲为,是不禁而自禁矣,未必非化国富民之一道也。”今天看来,这种观点只是一厢情愿的纸上空谈,因为弛禁后的百余年,中国鸦片之祸非但没有减少,反而变本加厉,越演越烈矣。
  然而,弛禁鸦片却是当时的主要呼声。一向以禁烟著称的林则徐,此时也赞同允许内地种植、生产鸦片。他所反对的只是吸食洋烟而不喜欢土烟。同治十三年(1874)二月,林则徐表示“鄙意亦以内地栽种罂粟,于事无妨。所恨者,内地之民嗜洋烟而不嗜土烟。”(杨国桢:《林则徐传》第433页)
  直隶总督李鸿章在同治十三年(1874)也奏请弛禁,以抵制洋烟的涌入。他指出,“既不能禁英商之不贩洋烟,即不能禁华民之不食洋烟”,而禁止内地各省种烟,势必使洋烟四处贩卖,掠取厚利。因此,应“暂弛各省罂粟之禁,而加重洋药之税厘,使外洋烟土既无厚利,自不进口”,这样“不但夺洋商利权,并可增加税项”。如果外洋烟土不来,再严禁鸦片,也容易办到了。李鸿章官高权重,所提出的主张又冠冕堂皇,似乎切实可行,因此影响很大,以至于弛禁的主张左右了政局,弛禁终于被清廷允许了。
  罂粟虽然原产于阿拉伯,但传入中国时间很久,中国内地亦有不少省份私自小规模地种植。至此,在弛禁的呼声和官员的默许、鼓励下,罂粟的种植迅速发展,全国各行省在都种植罂粟,清廷对土烟收税,但较洋烟税率为低,从而鼓励了土烟生产,光绪十一年(1885),清廷规定洋烟每百斤收税银86两,而对土药征收60两。
  同种植粮食等农作物相比,种植罂粟、生产鸦片的比较效益高得多,受利益驱动,贫穷无靠的农民纷纷改种大烟。一时之间,全国各地,无论是大江南北,黄河上下,还是长城内外,漠北滇南,罂粟花到处开放,摇曳生姿。据记载,“自咸、同以后,烟禁已宽,各省种植罂粟者,连纤接畛,农家习以为故常,官吏亦以倍利也,而听之。”土烟生产的数量1866年约为5万箱,1870年已达到7万箱,已超过了进口洋烟的数量。至19世纪80年代,国产烟土的总量已是进口烟土的二至四倍。到了20世纪初,中国自己生产的鸦片又有很大发展。
  当时,国产烟土以云贵川等地区较为著名,云南紧靠印度,接受了印度的生产、加工制造技术,自然、气候环境又相似,因此烟土口味、质量也较好。晚清著名外交大臣郭松焘指出:“由印度传至云南而南土兴矣,辗转传至四川有川土,又传至甘肃而有西土;由是而贵州,由是而至陕西、山西。”其实,在咸丰、同治年间以后,印度的鸦片生产、加工制造技术,已经随洋烟传到了清朝的18个行省,全国各地区的鸦片生产、加工制造都有了空前的提高。
  云贵川等西南地区。云南省鸦片种植有较长的历史,据传早在明末清初即由缅甸传入,并逐渐流传开来。在鸦片战争前的清朝道光十一年(1831),云贵总督阮元、云南巡抚伊里布即联名上奏,指出了云南省种植鸦片的大致情况,奏章上指出:“滇省边隅,民风素本淳朴,而接壤越南,又近粤省,遂致有鸦片烟流入滇境,效尤吸食之事。而治边夷民,因地气燠暖,向种罂粟,收取花浆,煎膏售卖,名为芙蓉,以充鸦片,内地人民,以取罂粟子榨油为名,亦复栽种渔利。”至光绪年间,罂粟的种植得到了很大发展,罂粟花到处盛开,姹紫嫣红,形成了一片“美丽”而邪恶的鸦片风光。光绪年间有人游历昆明,记录了昆明——云南省会城市郊区的鸦片罂粟种植情况:“出(昆明)南门,绕过金马碧鸡坊,过迎恩塘,时暮春天气,罂粟盛开,满野缤纷,目遇成色。”全省的耕地,1875年约有三分之一用于种植鸦片,鸦片产量迅速扩大:1879年约为万担,1896年约为8万担,1906年约为万担。
   。。

国产鸦片——土药的崛起(2)
贵州省毗邻云南,但鸦片的种植时间稍晚。道光十一年(1831)贵州巡抚嵩溥奏:“黔山多田少,向无栽种熬烟之事。惟与滇、粤等省毗连,人民贸易往来,间有嗜食此烟者,奸商挟带,潜匿私卖,事所必有。”道光末年,广东商人将“广土”输入贵州,获利甚丰,当地人因而效尤,试种成功。咸丰、同治年间,贵州连续二十余年的战乱,广土来源断绝,贵州本地生产的黔土迅速发展,逐渐代替了广土。不仅如此,贵州所产的烟土以其较高品质反而输入广东,获取高额利润。这一高额利润,反过来又刺激了鸦片的生产,以至于全省各地广泛种植。当时人陈惟彦任职开州,他游历贵州各地,“约计所经州属,开垦之地半种洋烟”,罂粟的种植面积几乎占了农田面积的一半,当地农民把鸦片种植、生产当成重要农业生产活动,辛勤地劳作。“洋烟一物,为害实多,民不知非,视同禾稼,连阡越陌,手胼足胝,微利所归,群相竞取。”贵州省虽然地瘠民贫,但鸦片产量也相当惊人,1879年约为1万至万担,1896年约为4万担,1906年约为万担。
  四川省的鸦片生产在清朝同治、光绪年间已经较普遍。四川简阳县,道光末年乡人竞相种植罂粟。广安州在咸丰末年开始种植,而至光绪年间已经遍地开花,鸦片成为该州农产品中的大宗。四川东部的苍溪县,咸丰、同治时罂粟的种植得到了快速发展,而至光绪年间川东已“无处不种罂粟”。到了清朝末期,整个四川,包括川东、川西南和川西北,都广泛种植罂粟,据宣统二年(1910)九月二十日《广益丛报》的记载,当时“川省百四十余州县,除边厅数处,几无一地不植鸦片者”。四川省的鸦片产量,1881年约为7500担,1879年约为万担,1887年约为15万担,1896年约为12万担,1901年约为15万担,1906年约为万担。四川省生产的鸦片数量增长很快,已经超过了云南省,成为全国鸦片产量最大的省份。
  陕甘晋等西北地区。西北地区土壤肥沃,但干旱少雨,农业生产极不发达,百姓生活十分艰难。但是,这里的气候条件也适宜罂粟的生产,鸦片的品质、产量都较高,也是一个著名的鸦片产地。
  甘肃省种植罂粟约在清朝咸丰、同治年间。“据同治年间陕甘总督杨昌与陶模为筹备军饷,先后奏请朝廷加征罂粟地税的上疏来看,罂粟籽入甘后被种植,约在咸丰同治年间,即公元1851年至1862年。据1937年《民国日报》载,清咸丰时期,罂粟花满布于陕甘各县,产量日多,质品亦佳。《甘宁青史略正编》第27卷也说:“咸丰以后,鸦片由广东贩运入甘……吸者日多,种者亦日众,利厚工省又不择土之肥瘠。取液煮膏既谙其法,遂自吸食,而沿及妻孥,久之厮丐亦然,其倾家致死者不可屈指数。”1872年,有一德国人至甘肃,发现甘肃省鸦片大量输入东、西邻省,而未见其他地方输入的鸦片,这表明甘肃省已是一个产烟毒的大省。该年甘肃全省鸦片产量约为5000担,1896年产量约为1万担,1906年产量约为万担。
  陕西省的鸦片生产开始于19世纪40年代,60年代以后有了大发展。光绪时山西巡抚曾国荃奏称:“自回匪(指陕甘###)削平以后,种烟者多。秦川八百里,渭水贯其中内,渭南地尤肥饶,近亦遍地罂粟。”当时,陕西关中的渭南、泾阳、凤翔,陕北的宜川、延川和陕南的汉中等县,已经成了陕西的著名鸦片产地。90年代以后,陕西的罂粟种植面积逐年扩大,遍及陕西全省。1906年,陕西约有53万余亩土地种植鸦片,约生产鸦片5万担。
  山西省鸦片种植、产量都很大。早在清朝同治年间,山西百姓即多以种植罂粟为业,开始时在山坡、地角栽种;获利后扩大至沃壤腴田,遍地种植。其时,全省罂粟栽种面积已达60余万亩;光绪时栽种面积进一步扩大,多达96万亩。(参见王金香:《近代山西烟祸》,《山西师大学报》1989年第3期)山西“通省百十有余属,几无处不种”,以至于干扰、排斥了粮食生产。光绪八年,山西巡抚张之洞将山西罂粟栽种情况上报,指出:“晋民好种罂粟,最盛者二十余厅州县,其余多少不等,几于无县无之,旷土伤农,以致亩无栖粮,家无余粟。”山西省土壤稍贫瘠,鸦片亩产量较低,1906年全省鸦片产量约为3万担。
  

国产鸦片——土药的崛起(3)
西南、西北各省是我国鸦片的主要产地,它们的鸦片产量约占全国总产量的八成以上。但其他各省也都大量地种植、加工制造鸦片,如1906年,直隶的鸦片产量约为万石,河南的鸦片产量约为万石,山东的鸦片产量约为万担等,数量也很大。
  自清政府开放烟禁,允许各地种植罂粟以后,中国的罂粟产量大增,很快做到了自给自足,抵制了洋烟的进口,并对洋药造成了很大的冲击,使之进口数量逐年下降。
  进口鸦片在数量降低的同时,其销售价格在国产烟土的竞争下,也大幅度降低。不论是质量较好的白皮土、公班土,还是质量稍次的其他烟土,销售价格都在下降。《海关十年报告》(1882~1891)中指出:“当鸦片进口数量只减少15%或16%时,价值的下降却两倍于这个比例。”数量和销售价格的下降,使进口鸦片的市场越来越小,终于被国产鸦片逐渐替代了。1906年中国国产鸦片约为万担,而进口鸦片仅为万担,这表明中国鸦片的自给率也达91%以上,已经实现了自给。
  然而,鸦片国产化并不是一件好事。在晚清的特定历史条件下,清廷在客观上不能抵制鸦片的大量输入,也不能、无法防止白银的大量外流,但通过允许栽种罂粟、生产制造鸦片,却成功地抵制了洋烟的大肆输入,较为有效地防止了白银的外流,减轻了风雨飘摇中的清廷的财政危机。从这一意义上说,鸦片国产化,对清廷是“有利”的。然而,鸦片的国产化导致了举国上下到处种植鸦片,使其产量迅速增加,价格大幅度下降,从而为更多的人,甚至更多的贫困百姓吸食鸦片提供了条件。因此,随着鸦片国产化的实现,整个中国的吸食者也迅速增加了,鸦片之害因而更加突出了。可以说,清廷实施的“以土抵洋”的鸦片政策,无疑是饮鸠止渴的政策,是以鸦片烟毒害更多百姓的涸泽而渔的政策,其危害相当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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赶烟场:收获鸦片的特殊景观(1)(图)
自晚清鸦片生产合法化,鸦片产量大增以后,形成了鸦片生产的基本格局:西南和西北地区从晚清直到新中国成立,一直是中国鸦片生产的主要产区。当然,由于晚清和中华民国曾实施过禁烟,也取得了一定成效,鸦片生产有过萎缩,但不久又恢复原样。因此,鸦片生产格局并未有多少改变。
  中国有着悠久的农业生产历史,形成了精耕细作的农业生产方式。对于罂粟鸦片这一高效“作物”的生产,中国人也投入了极大心血和精力,形成了富有特色的鸦片生产景观,赶大烟场则是其中独特的景观之一。
  罂粟的栽种,因品种、土壤和气候条件不同而有不同的播种、收获时间和效益。以四川省金阳县为例,“金阳生产的鸦片,有洋烟、大烟、热烟、水泡烟四种。洋烟适于低山区种植,每年9至10月播种,汉人挖窝点播,彝人撒播。腊月须除草一次。耕作较种粮食作物精细,次年二三月收割。可播一斗包谷种的土地,一般年景可收烟土50~60两,最多能收200~300两。洋烟单位面积产量虽高,但金阳多为半山区和高山区,适于种洋烟的低山地不多。种植面积最大的是大烟,种于平坝区和半山区的上等地,生长期较洋烟稍长。每年9至10月播种,第二年三四月间收获。一般年成,可播一斗包谷的土地能收鸦片二三十两,多的收到100两。热烟种在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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