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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皇家收藏传奇-第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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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收回故宫的散失文物，大家想了各种各样的办法，有时是中央政府出面提供帮助，有时要靠参与人员发挥自己的聪明才智。
首先是政府发布征集文物的行政命令。命令一出，党、政、军机关，人民团体和事业单位，纷纷响应，将本单位收藏的物品登记造册，看其中是否有珍贵的文物。一旦发现就拨交故宫，由文物征集组进行鉴定。通过这种方法，故宫在政府和非政府部门共征集到了165061件文物。
徐邦达和文物局的工作是接收这些上交的文物，负责鉴别其真伪并将各件文物登记造册。他们通常在地处北京中心地带的北海公园的团城里做这项工作。 1992年采访徐邦达时，他谈到了建国初期故宫博物院征集艺术品的其他几种办法。在紫禁城一个门洞上没有暖气设备的小房子里，徐邦达和张葱玉对人们带来的数量多得惊人的书画进行鉴定，这些人都愿意用其艺术品换取迫切需要的现金。每天从早到晚，徐邦达的工作就是从这些文物中搜检出最好的部分，把价钱压低，获得上级领导的批准后付钱买下来。因为许多著名的收藏家不住在北京，徐邦达偶尔还需要到外地去。吴湖帆是上海有名的艺术收藏家，政府准许他在有生之年保留他的收藏，但去世后就以“捐赠”的名义将其悉数没收，转交上海博物馆。而上海大收藏家庞元济的###就只好将其收藏品卖给了上海博物馆和故宫博物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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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湾故宫的建立（7）
第二个方法是从一些单位、古玩店、拍卖公司和个人手里赎买文物。徐邦达组织了一个专家组（包括唐兰、陈万里和朱家溍），奔赴全国各地去寻找和赎买文物。他们把目标主要集中在长春、大连、沈阳、天津、上海、苏州以及香港等地。另外，北京琉璃厂也是他们关注的焦点，这里的古董店和古玩铺是国宝的另外一个藏身之处。通过这种方法，他们在国内共收购了53951件文物，其中大多数是在20世纪50年代收购的。
在香港赎买文物则颇多障碍，因为这里是英国管辖的殖民地，文物价格也比内地高很多。许多从故宫流失到香港的稀世珍宝价格更加昂贵，在一些大的英国拍卖行拍卖。1951年10月5日，周恩来总理得知这一情况后，立即指示文物局组织特派专家组去香港。他们随身携带大笔政府筹集的款子，目标是想尽办法买回从故宫流出的一批价值连城的珍贵文物。
这个专家组于1951年12月抵达香港，成功地买下了两幅东晋时期著名的书法作品，即王献之的《中秋帖》和王荀的《伯远帖》。这两幅帖子当初被溥仪夹带出宫抵押给北京的盐业银行，辗转到香港的一个艺术鉴定家手里，后者又将其典当给一家英国银行意欲出售。这两件作品上都有宋徽宗的印章和亲笔题词，乾隆皇帝把它们当做自己的私人收藏，存放在故宫养心殿内的书房里。
除了赎回这两幅价值连城的作品外，专家组还买下了据说作者是唐朝韩滉的《五牛图》以及五代时期顾闳中的《韩熙载夜宴图》。这两幅作品的收购价相当于5万元人民币（按今天的汇率计算，大约相当于6千美元，不过却是50年代价格的许多倍）。
第三个途径是个人的捐赠。许多家庭自愿捐献出了自己的收藏品。例如，1926年至1936年在故宫博物院工作了十年的朱幼平（朱文军）捐出了自己收藏的文物，包括许多家具、书籍、碑帖、绘画、青铜器以及玉器。1953年，在母亲的强烈要求下，朱家溍与其兄弟一道，将父亲收藏的700件碑帖捐献给了故宫。
第四个来源是新中国的领导人。毛泽东主席自己酷爱并收藏了许多古代的书法作品，同时也有一些绘画作品。他在20世纪50年代捐了不少给故宫博物院，包括唐代著名诗人李白的书法作品《上阳台帖》和钱东壁临写的《兰亭十三跋》。后来，毛泽东一度迷恋于阅读帝王历史，从故宫借了不少古籍去读——不过据说他对所有借阅的书籍都仔细地做了记录（1959年至1963年间借阅了46卷）。这就是为什么在中南海毛主席接见外宾的书房里到处都摆放着古书和手札的原因。
在支持故宫收回散失文物并努力把故宫重新建设为收藏皇家珍宝的国家博物馆方面，毛主席和周总理发挥了重要作用。他们在其他方面也许是无产阶级马克思列宁主义者，但是他们也是坚定的民族主义者。在他们看来，故宫作为重要的国家机构，一直以来都是帝国主义抢掠的对象。要维护中国的国家尊严就意味着要保护和继承她的文化遗产，在这方面，没有什么比故宫更具有代表性了。因此，新中国的两位领导人都极为关注故宫收藏的重建，将其视为伟大的中华文化遗产的象征。毛、周在50年代早期都曾几次视察故宫（毛泽东主席分别在1951、1952、1954年到过故宫，其中1954年去过三次；周恩来总理在1950年到过故宫四次，1951年又去了两次）。
收回故宫散失文物的第五个方法是号召海外华侨。典型的例子是韩槐准和杨令茀。
韩槐准先生是新加坡的商人和瓷器鉴赏家，他经常为中国国宝流失海外（即使有些也得到了妥善的保管，陈列在博物馆）而痛心疾首。他不惜变卖家产，奔走于东南亚、香港及欧洲的各大拍卖行，想尽办法收购故宫文物。在60年代早期，他回到祖国定居，并将自己搜罗到的2000件文物悉数捐赠给故宫博物院。其中，主要是宋元明清等朝代的瓷器。
美籍华人杨令茀女士是一位中国艺术品收藏家。她身居海外，却心系祖国，与宋庆龄女士（孙中山的###、蒋介石夫人宋美龄的姐姐）有书信往来。1949年后，宋庆龄选择留在大陆，令逃往台湾的国民党政权惊愕不已，她在吸引旅居海外的华侨返回中国方面发挥了重要的象征性作用。20世纪70年代初期，杨令茀致函周恩来总理，表示愿返乡定居（她可能打算将其艺术收藏品一并带回）。遗憾的是，她的身体状况急剧恶化并不幸客死他乡。不过她在遗嘱中声明要将其收藏品运回中国。80年代初，杨令茀的胞侄杨通谊、侄媳荣漱仁秉其遗嘱专程赴美。他们在中国驻华盛顿大使、前文化部部长黄镇的帮助下，费尽周折，终于将杨令茀女士收藏的百余件绘画、玉器等文物运回了中国。
台湾故宫的建立（8）
事实上，这两件事并不是特例。当时有许多爱国华侨把自己收藏的文物送回了祖国，这里面包括著名的香港和澳门收藏家叶义、罗桂祥、杨永德、何贤等。他们的捐赠有许多被收进故宫，成为其馆藏的一部分。
此外，恢复故宫馆藏还有其他一些途径，如罚没、扣留外国驻华机构在中国非法收集的文物。例如，20世纪40年代晚期，在二战结束之后，中国（国民党）海关将德国德孚洋行、德华银行非法所集的中国文物31箱计1136件予以扣留，又将原美国华语学校非法所集的文物19箱计21749件予以没收。这些文物原来寄存在故宫博物院，1974年正式拨交为故宫藏品。根据1999年对故宫馆藏所做的一项权威研究，海内外个人向故宫博物院捐献的文物达21875件。
以上所述的各种方法成绩卓著，从1949年以来，一直到1985年故宫成立60周年时，故宫的馆藏文物累计达上百万件。到2000年，共收回文物24万件。但是，据故宫博物院现任院长郑欣淼估计，到2004年，在故宫所藏的100万件文物中大约有25万件需要修补（主要是手抄本）。当初为了恢复馆藏所收回的文物中，最重要、最有价值的显然是1924年溥仪及其随从逃离紫禁城时从故宫携带出去的文物。
◎ 追踪“东北货”
在搜寻散失文物，修复故宫馆藏的过程中，收回末代皇帝溥仪和他弟弟溥杰带出宫的文物无疑是关键的一步。当年，在被迫离开紫禁城时，溥仪和溥杰兄弟选了一些便于携带的最宝贵的艺术品和珠宝，偷偷夹带出宫。
在前面第三章我已经谈到过，溥仪的侍从曾偷出不少宫中的宝贝卖给北方城市（特别是天津）的古玩商或是古董铺。1945年年底，占领伪满洲国的苏联红军抓住溥仪后，在长春的伪满皇宫藏品中发现了大量的“东北货”。溥仪把最值钱的一些珠宝装在随身携带的小皮箱的夹层里，苏联人抓住他时他就带着这只小箱子。溥仪沦为战犯，被关进监狱，他随身携带的文物也相应被没收，交由抚顺战犯管理所的工作人员保管。1947年年底，中国共产党的军队接管了这个地区和抚顺监狱，也控制了溥仪和那些文物。
那批文物一直留在抚顺。直到1964年，周恩来总理签发了另一道行政命令，要求将这些文物（一共有245件）运回北京故宫。其中包括乾隆皇帝使用过的三联黄玛瑙闲章、六朝小玉璧，以及隆裕皇后和慈禧皇后的贵重饰品（包括白金镶钻石戒指、白金镶蓝宝石戒指、碧玺十八子手串、珊瑚十八子手串、金钻祖母绿宝石领针等）。
杨仁恺是沈阳市省博物馆（原伪满洲国的一部分）从事绘画和书法研究的研究员，他在收回溥仪携至天津、后来又带到伪满洲的文物方面功不可没。对“东北货”的追查始于20世纪40年代，主持者是王世襄。杨仁恺的回收方法和王世襄类似：他提醒古玩店多加留心东北货，告诉老百姓，如果家里收藏有东北货可以以合理的价格秘密卖给他，不会追究收藏者的责任。对于一些家里仍然藏有绘画作品的伪满洲国士兵，则保证他们交出文物不会受到迫害。
奇迹时有发生。例如，1963年4月，一个来自黑龙江哈尔滨市的年轻人走进了北京琉璃厂一家古董老字号的销售部，希望以2000元的价格卖掉一包“破烂的”绘画和书法作品。接待的店员认出了上面盖的内廷印章，于是转身去找经理。经常光顾这里的杨仁恺当时正巧在办公室睡午觉。一听到“东北货”这几个字，他马上走出来，小心翼翼地打开年轻人的包裹，整理起那些碎片。从37片碎纸中，杨仁恺重新拼出了一幅画的三分之二——竟是李公麟的《五马图》。这幅作品的价值不可估量，它即使是以碎片的形式留存下来也具有重要意义。由于年轻人妥善保管了这些碎片，杨仁恺建议如数给付他提出的微不足道的价钱。
◎ 故宫和当代中国的政治
在毛泽东时代，政治，或者更准确地说政治运动，影响了整个社会，当时的艺术界也没能例外。 毛泽东对知识分子抱有偏见，坚信艺术应该“为人民服务”，因此艺术家不断遭到骚扰，在工作中被迫遵从共产主义的方向和“现实”的主题。当时，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弥漫于整个艺术界，支配着所有的媒体。非“大众化”的艺术遭到排斥，被指责是走资本主义道路。
台湾故宫的建立（9）
鉴于这种政治氛围对艺术界影响巨大，人们会以为故宫也不会例外，将同样受到一系列政治运动的影响。另外，由于共产党要打破中国文化中一切传统的东西，人们以为故宫作为传统的典范，大概会有同样的命运。 在新中国诞生以后，新生的人民共和国在很大程度上是通过对外国帝国主义和传统（即新儒教）的抨击来获得其合法地位的。新中国需要屹立于世界，实现富强。她只能通过摒弃传统——特别是帝王传统，来实现这一目标。
对传统的攻击在“文化大革命”时期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当时整个社会都被动员起来“破四旧”（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红卫兵在全国各地横冲直撞，摧毁历史古迹，砸烂佛像，给中国的传统艺术造成了无法估计的损失。但是，早在“文化大革命”和“破四旧”运动开始以前，共产党就已将矛头对准了封建帝国时期的文化传统和机构，斥之为“颓废没落”、需要加以“改造”的东西。
在这种大气候下，人们会以为故宫将成为政治运动的首要目标。事实却并非如此。虽然故宫及其工作人员的确感受到了各种政治运动的影响，但它却幸免于难——实际上，它的确经历了那种狂热，但没有受到大的影响。它能相对绝缘于外界的骚乱主要原因是毛主席、周总理及其他党的主要领导人（包括朱德和郭沫若）为故宫提供了个人保护。在前面已经提到过，毛和周把故宫看成是象征中国文化传统的“国家”机构——他们（包括整个共产党）想通过故宫在自己的政权和历史间建立一种连续性。把新中国的领导核心安置在故宫旁边的中南海是一个具有同样含义的举动。在他们看来，故宫代表了中国作为一个文明实体的伟大 ——这一伟大性从清朝开始逐渐衰微，但是将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得以重建和再现。即使中国老百姓经历着一场接一场的政治运动带来的浩劫，但是这一联结着过去的象征对他们来说并没有失去。
尽管毛泽东和周恩来亲自过问，要求重修故宫，恢复故宫馆藏，给予故宫特殊的地位、特别的资金支持和防卫。然而，博物院及其工作人员并非完全与世隔绝，他们无法游离于那个时代的政治大环境，也不可能完全独立于紫禁城红墙外的政治运动。不同的政治运动还是对故宫产生了不同的影响。
例如，在1952年的“三反”运动（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期间，故宫被当做政府浪费的例证而受到批评。工作人员也因奢侈行为备受指责，有几个人还受到了严厉的谴责。博物院收购文物的行为也被说成是个人独断没有经过协商，遭到批评。1955年批判胡风的运动对博物院没有明显影响，但1957年的反右运动却殃及故宫——一位故宫以前的工作人员回忆说，有几个工作人员被扣上右派分子的帽子，被解除职务，送到农村进行“劳动改造”。“大跃进”对故宫和全社会都造成了不良影响。为了响应大炼钢铁的号召，全国上下都将旧钱币和古青铜器熔化并炼成工业用的金属。没有人能说清楚这些年里究竟有多少古青铜器遗失或被熔化，也不知道故宫里是否有文物被拿出去扔到火炉里付之一炬。
“大跃进”期间，中央机关被勒令裁员以支援农村的工业化建设，故宫也在中央机关之列，因此，大批的故宫工作人员被暂时“下放”到农村，但其中许多人并不是博物院的专业人员，而是50年代招募的导游和普通工作人员。被“下放”的专业人员则大多数在1959年又回到了工作岗位。也是在大跃进期间，作为博物院“为人民服务”工作的一部分，故宫的群众工作部在全国各个城市举办了图片展，派工作队携带幻灯机，奔赴农村、工厂和兵营，向群众宣传故宫及其艺术，以达到教育群众的目的。
毛泽东时代规模最大的政治运动当属“文化大革命”。毛泽东在1966年8月向群众发出的“炮打司令部！”正式拉开了“文化大革命”的帷幕，从此开始了对党和政府机关的正面冲击。如前所述，“文化大革命”的一个主要目标就是抨击中国的传统文化——尤其是通过“破‘四旧’”对传统文化进行攻击。在破除“四旧”的运动中（1966年），故宫被说成是“封建主义的老巢”。故宫的工作人员忧心忡忡——暂且不论群众运动中反封建反传统的各种主张，紫禁城外天安门广场上聚集的成千上万的红卫兵才真让人心惊胆战啊。
台湾故宫的建立（10）
1966年8月“文化大革命”一开始，一群红卫兵就冲进故宫，占领档案馆达3天之久。他们撤离时还把诸如“打破四旧！打碎紫禁城！”之类的大字报、标语口号贴在故宫的墙上，把故宫弄得面目全非。 6月底，文革小组（领导人是毛激进的妻子江青及其他几个狂热分子）向故宫派驻了一个“工作队”，其任务是对博物院主要领导的“革命性”进行审查。结果，人们发现恰恰是工作队成员缺乏相应的无产阶级革命意识。
在“文革”早期这个关节点上，周恩来总理适时进行了干预，于1966年8月18日做出如下指示：
1。 以国务院的名义发布一道命令，要求文化部关闭故宫博物院；
2。 指示中国人民解放军北京卫戍区中央警卫团封锁紫禁城周围地区，并进驻故宫——因此有一个营队的兵力驻扎在故宫里面；
3。 发出指示：故宫属于国家，属于人民，必须得到保护！
周恩来的指示发出四五天后，红卫兵再次试图闯入故宫，但遭到解放军的阻拦。解放军封锁了整个故宫。 此后，在整个“文化大革命”期间，为毛和其他国家领导人担任警卫工作的精锐警卫团——8341部队，也驻扎在紧挨着领导人驻地中南海的故宫里。
在以后的5年时间里，故宫大门紧闭，一直到1971年才又正式开放。关闭虽然能保护故宫及其艺术珍品免受红墙外的侵扰，但并不能使故宫的工作人员免于迫害。开始，他们被分成两个小组继续从事本职工作，只是必须参加每天组织的政治“学习会”。 1968年12月，“文化大革命”运动到了巅峰时期，毛和周试图在全国部分地恢复秩序。一个“宣传队”被相应派驻故宫，目的是成立“革命委员会”作为博物院新的管理机构。1969年8月，故宫许多老职工被送到文化部设在湖北咸宁附近的“五七干校”进行劳动改造，整个紫禁城仅留下两百来个人，他们工作和吃住都在这里（故宫绝大部分工作人员都住在紫禁城内，一直到20世纪90年代才有了改变）。徐邦达就是属于这留下来的少数人，据他后来回忆，他在故宫博物院里扫了3年的地。
1970年5月8日，周恩来总理命令驻扎在故宫执行警卫任务的营队每月应对半数官兵进行换防。1970年5月14日，周又发布指示，严格要求部队精心保护故宫里的“宝贵财富”。新派驻故宫的部队不仅要保卫故宫里的房屋设施，而且开始进行内部的清理和修复工作。因此他们中间还包括一些清除垃圾的清洁工，对破旧建筑进行重建的工程师，也包括对档案和图书资料进行整理的历史专家。 1970年9月17日，周总理在半夜时分造访博物院，向被召集起来的工作人员宣布博物院必须在一年内重新开放。差不多一年以后，周于1971年6月重回博物院，对房屋设施进行检查。看到一切都符合要求后，他指示博物院工作人员准备开放。
1971年7月5日，故宫正式重新开放。其专业人员被从湖北农村调回，马上开始准备展厅及其他布展事宜。周恩来了解一些工作人员不知道的情况，这使他产生了一种紧迫感：一位神秘客人将远道而来访问北京，周想让他参观中国的皇家宫殿。这个客人就是美国特使亨利·基辛格，几天后，他经由巴基斯坦抵达北京，开始执行恢复中美关系的秘密任务。7个月后，尼克松总统将对中国进行访问并游览故宫。
故宫重新开放，原故宫院长吴仲超平反后官复原职，但是博物院依然处于革命委员会的领导之下。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1973年1月，才又恢复了“文化大革命”前的领导建制。
◎ 故宫的机构组织
鉴于故宫的庞大规模及共和国时期的动荡不安，自1949年以来，故宫经历了多次结构性重组。正式的结构调整分别发生在1952年、1957年、1958年、1960年、1963年、1965年、1966年、1972年、1978年、1984年和1988年。
截至2003年，故宫大约有2000名工作人员。他们被分为三大类：行政管理；专业研究；后勤服务。每一大类又由5至9个部/室组成，共计20个部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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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湾故宫的建立（11）
管理机构包括院长办公室、人事处、保卫处、古建部、党委和纪委。院长办公室又分成四个部门，每个副院长分管一处：即艺术；保卫、后勤与修缮；出版与旅游；专业事务。第二大类是业务科研机构，包括研究室、展宣处、古书画部、古器物部、古代科学技术部、图书馆和信息中心。第三大类被称为服务机构，包括综合服务中心、开发办（负责筹资）、工程部、财务部及旅游办。
◎ 院长
解放后，马衡继续担任故宫院长直至1952年年初，之后他被调到文物整理委员会任主任委员。从马衡离任后院长一职空缺两年，直到1954年年底，吴仲超出任院长。吴仲超任期颇长：他担任故宫博物院院长达30年之久，一直到1984年（不过他在1980年住进了医院）。虽然吴仲超在上任前不是艺术史家，也不曾在博物馆工作过，但是他擅长管理，为改善博物院条件、丰富馆藏付出了极大的心血。吴仲超曾经是一名共产党积极分子，参与过党内干部的培训工作。他于192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参加上海和无锡的地下工运。这是一个非常危险的时期，1927年刚刚发生过“上海大屠杀”，蒋介石的部队和准军事秘密帮派制造的白色恐怖还笼罩在上空，他却在中国革命处于低潮的时候，毅然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吴幸存下来并担任新四军战地服务团副团长。1949年后，吴仲超回到上海和江苏，担任过一系列党的行政职务，包括中共中央华东局副秘书长和华东局党校副校长。吴仲超是一名忠诚地献身于共产主义事业的职业政工干部，但他显然也热爱文博工作，是一位艺术品收藏家。在他担任院长期间，故宫的各种设施得到了妥善修复，馆藏明显增加（通过接受捐赠和收回曾经被卖掉或流失到社会上的艺术品等各种方式），管理结构多次进行重组，职工队伍不断壮大，而且博物院也相对地远离政治。
1980年，吴仲超生病住院，院长一职空缺。开始时博物院由副院长杨伯达和彭炎共同负责（不过彭炎好像在1983年被任命为院长）。从1982年到2002年，除了1987年至1991年张忠培担任正式院长外，在其他时间里，故宫由一些代院长和副院长领导，他们都是“领导委员会”成员。他们行使领导职责的时间分别为：彭炎从1980年到1982年，许里从1982年到1984年，于坚从1984年到1987年，吕济民从1991年到1993年，裴焕禄从1993年到1997年，谭斌从1997年到1998年，朱诚如从1998年到2002年。2002年10月，文化部副部长郑欣淼被任命为故宫博物院的正式院长，辅助他工作的是一个扩大的副院长小组，包括：谭斌、李文儒、张之铸、谢方开、肖燕、晋宏逵以及纪天斌。令人注目的是，在这7个人中，有三个拥有军方背景（张之铸、谢方开和纪天斌），有两人来自编辑出版部门（李文儒和肖燕）。因此，如果把郑欣淼院长算在内，在这七位现任副院长当中，只有一个人——晋宏逵——拥有艺术史或鉴赏方面的知识（晋宏逵毕业于北京大学考古系，后来在文物局继续从事考古和建筑保护工作）。显而易见，负责故宫主要干部任命工作的国务院人事部和中共中央组织部更加强调政治的可靠性，甚至是部队经历，而不是艺术史或博物馆管理方面的知识和训练。2003年10月，谭斌退休，一个博物馆工作方面的专家李季被任命为故宫博物院执行副院长。
自1987年至1991年，张忠培担任故宫博物院院长。张忠培是一位学者。他曾经在吉林大学教授考古学。在他担任院长期间，还有四位副院长，分管博物院各方面工作：魏文藻分管建筑与设备；王树卿分管安全保卫和礼宾；马自树分管财务和旅游；杨新分管教育、研究、出版、展览及保管。
◎ 财务
一直到20世纪80年代，故宫的管理方式和中国其他机构是相类似的——按照固定计划并根据政府提供的固定补贴进行运作。但是邓小平推行的财政和管理方面的改革也波及故宫。1984年，中央决定博物院也应实行“责任制”，以明确责任，提高效率和业绩，按工作表现进行奖惩。这带来了权力下放，工作和财政的担子被下放到部门领导身上。工作表现突出或加班加点的能够拿到奖金，工作表现不良者则受到惩罚。工作人员仍然不得解雇（因此“铁饭碗”还是没能打破），不过估计更大的人事管理权可能会产生一些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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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湾故宫的建立（12）
然而，这些意欲推行的改革从未真正得到落实，因为职工有相当严重的抵触情绪。一直到张忠培接任院长后，工资制度才真正开始实行改革。张在1988年开始实施他的计划。在一片反对声中，张通过一系列措施推进改革步伐，这些措施实际上是用一种新的浮动工资法取代长期实行的固定工资级差标准。按照固定工资级差标准，从警卫人员到研究员，他们的报酬大体相当（每月约为40元人民币）。而根据新的浮动工资计算法，专业人员（行政管理人员和研究人员）可多拿一些钱（每月在145—180元之间），额外或特殊工作还另有奖金，而警卫人员和普通工人每月工资一律增加到70元。处长的月津贴是120元，副院长则根据其职责和工作表现可拿150—180元。也是在张忠培任职期间，故宫首次被允许保留一部分门票收入。
虽然故宫是一家国家级博物馆，属于中央机关，但令人惊讶的是，故宫并没有从中央政府那里得到大笔的补贴。据裴焕禄副院长说，到20世纪90年代末，故宫每年的运行经费预算大约是8000万人民币（975万美元）。文物局允许故宫从门票收入中提成的数目正好就是这么多（门票总收入为亿元人民币，或2190万美元）。 由此，至少在1999年，故宫的收支大抵持平，不赔不赚。表面看来，故宫好像完全依靠门票收入，但事实上它也有出国办展览所得的收入。 当然，故宫必须从中央政府那里得到额外的财政补贴，不过故宫在财政方面似乎是自负盈亏。据裴焕禄副院长介绍，除了向职工支付工资和各种福利外，故宫的建筑修缮平均每年都要花费800万元人民币（975609美元），供水系统每年要花费2000万人民币（2439024美元）。
有时候一些特殊的工程项目需要专项拨款。例如，故宫一处可以保存65万件文物的地下库房就是由国家拨款修建的。这个地下库房面积为21000平方米，有相应的湿度和温度控制设施。它的修建耗时六年（1987—1990年年初建，1994—1997年扩建），花费了1170万元人民币（1342310美元）。环绕紫禁城的护城河的疏浚工程则耗资6亿元人民币（73170730美元），不过这笔费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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