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困局经济学-第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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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适当的条件下，很多集体成功地保存了公有资源，无需政府管制或私有化。协作能让我们找到最适宜的使用程度。那么，在什么条件下，协作才能发挥作用呢？它对我们补救困局有什么样的启发呢？
法外秩序
人人都喜欢吃龙虾，所以，在公地悲剧下，它们有可能遭受被过度捕捞的命运。为了保护龙虾，缅因州的一些捕虾人结成了“港口帮”。30 《纽约时报》记者约翰·泰尔尼写道：“港口帮用黑老大的方式建立起一整套管理原则。”新来的人想捕虾，可不能随心所欲，他们必须遵守港口帮定下的规矩。在泰尔尼笔下，港口帮会采取一系列逐步升温的威胁手段：先是捕虾网里出现一个瓶子，瓶里封着纸条；而后网子给人开了口，龙虾全放掉；再之后是锯掉补虾网，剪断浮标上的绳子。要是新来的人“还不懂事，说不定连船都会被烧掉或弄沉。”31 排外行动有助于防止过度捕捞。
仅排外还不够，港口帮的成员还必须彼此监视，提防有人作弊。因为所有的捕虾人都要回到港口卸下收获，监控相对容易。一上岸，捕虾人就会到港口的酒馆里说这道那，谁又“踩过界了”什么的。“踩过界”，就是在别人的地盘放捕虾网。名声很重要。在小镇上，不利的负面传言能有效地限制恶性捕捞，以免龙虾绝迹。32要是蜚短流长还不够，港口帮同样会采取对付外人的威胁手段—把贪心的捕虾人的浮标绳打成死结，剪断他的捕绳，烧掉他的船。通过限制资源使用，也即对内自我规范，对外一致排斥，港口帮确立了法学家罗伯特·埃里克森所谓的“法外秩序”。33
这一幕的最终结果，是现有的捕虾人都能捕到更大的龙虾，因为他们齐心协力捍卫自己的地盘。缅因州的港口帮把沿海地区的捕虾数量控制在可持续捕捞的范围内。但这种非法的集体所有制也有额外的成本。港口帮行私刑，歧视新人和外人，有时还适应不了新的环境条件。
龙虾不是唯一一种通过法外秩序得以保存的沿海资源。浪头也是一种稀缺资源。要是你冲浪的话，大概知道这一行有些什么规矩。闯进别人正在玩的浪头，你马上就会遭到报复—拳打脚踢，或者下一次你冲浪的时候有人跑来干扰你。然而，如今海岸边涌入了上百万缺乏社交技巧的新人，长期以来确定的冲浪规矩趋于瓦解。“你可以看到，用跳跃方式踩踏浪头的人越来越多，”《冲浪客》杂志的发行人史蒂夫·佩兹曼说，“可浪头资源还跟以前一样，只能承载有品质的冲浪，而且承载能力也很有限。”34
冲浪客们碰到了约束外人的艰难时刻。此外，争抢一流波浪的竞争者也越来越多，比如冲浪风筝、冲浪皮艇，以及其他有着自身竞争规范（这些规范可能更快、更强，甚或更卑鄙）的人。当资源使用压力增大时，集体所有制的解决途径有可能遭到瓦解。 电子书 分享网站
集体财产如何运作（2）
混合型解决方式
开放性使用到了极端程度，集体规范就坚持不下去了。比方说，任何人都可以到公海捕捞金枪鱼。金枪鱼捕捞船队的工作方式相对孤立，捕捞所得可以匿名卖给不同的买家。保护性规范，比如自愿限制捕鱼季节的捕捞量作用不大。流言和其他低成本维持措施，不适用于跨国船队。除非国家干涉，否则过度捕捞难于避免。鲸鱼免于灭绝，主要是靠各国海军执行国际公约，而不是港口酒吧里的蜚短流长。
国家也可以采用混合型解决办法。倘若国家宣称对龙虾和鱼拥有所有权，然后创造私有权（如颁发许可，或规定可交易式配额）来辅助协作式解决途径，情况会怎样呢？一般来说，这类混合制度能比非正式的集体所有制带来更公平、收益更高的结果。举个例子，澳大利亚政府颁发许可证，只允许购置有限的龙虾捕网，并执行严格的捕捞量限制。捕虾人要么等到龙虾成熟后捕捞，要么把政府发放的捕捞权卖掉。此举既保障了市场，又维护了产权。由于靠海为生的人少了，较之美国受港口帮控制的海岸和自由捕捞的公海，澳大利亚出产的龙虾又大又多。35
金枪鱼的情况也一样。36 美国和加拿大的渔民可以相对自由地捕鱼，所以，他们把好多鱼都捞得差点灭绝了。美国的政策完全是自食其果，政治压力使得政府给渔民们发放捕鱼补助，于是渔民们购买更大的船，花更多的工夫捕鱼，结果鱼变得越来越少、越来越小。在各种保护措施中，这无疑是最糟糕的一种，所有人都受到了损害，包括渔民。澳大利亚反其道而行，设计了一种“个人可转手配额”，从本质上来说，它是一种产权，并能强化对捕鱼的协作管理。渔民们最大限度地利用“自己的”鱼，他们协作圈定捕鱼范围，共同经营、收获与营销。结果，过度捕捞受到限制，鱼群更健康、更大个，捕捞所得更值钱。
从长远的角度来看，澳大利亚的保护措施更为得力，但最初设计这种混合权利措施时，却引起了很大的争议—配额最先该发给哪些人？配额的发放，应该采取拍卖方式，还是仅限内部从业者？正是这片厚厚的政治荆棘林，使得美国政府放弃了澳大利亚式管理方法。在自然资源管理方面，混合制度是一项巨大突破：除开可交易的捕鱼配额，还有碳排放市场和可转手空气污染许可证。37 诚如我们所见，混合型解决办法不仅对龙虾和金枪鱼管用，甚至不仅限于自然资源领域，高科技创新领域说不定也有其用武之地。
公有资源带来的经验
解决公有资源难题的办法，为解决困局提供了线索。对公海等开放性使用环境，国家必须直接控制资源的使用，或设计捕鱼配额一类的混合型权利。反公有资源恰好与任人使用的公有资源相反，任何人都无法染指它，因为有许许多多的人互相设置了障碍。由于任何人都无法染指，国家必须收回零散的权利，或创造混合型产权制度，方便人们整合各自的所有权。否则，资源会使用不足，白白浪费。然而，无人染指的彻底排斥与开放性使用存在一点重要区别：反公有资源往往是隐形的。解决难题之前，你必须找出陷入困局的资源。
公有资源的集体使用也存在反公有资源上的对应概念：集体性排斥，即数量有限的所有者互相设置障碍。想必读者还记得神奇停车场的各色所有者吧。不管是集体使用还是集体性排斥，以市场为基础的协作性管制办法都适用。尽管对反公有资源来说，自我管控较为复杂，38 但有时候，关系密切的所有者也能够组织起来克服困局。对于集体排斥性资源，管控的焦点应当是支持市场，重组所有权，消除协作障碍。
公有资源的集体产权或私人所有的反公有性，比极端的开放性使用或彻底排斥重要千百倍。现代经济的许多部分，比如企业、合股、信托、共管，甚至婚姻，都可以理解成建立在法律基础上的集体所有制，意在解决使用和排斥困境。39我们的生死将取决于我们如何管理集体所有权。现在，我们终于得以一窥产权的完整范畴了，如图2…8所示。
图2…8 现有产权的完整范畴40
公有资源和反公有资源的对称性
当我提出反公地悲剧概念后，曾获诺贝尔奖的经济学家詹姆斯·布坎南及其同事永钧着手设计正式的经济模型。依照他们的模型，倘若一种资源，比如前面提到的神奇停车场，只由单独一位决策者控制其使用，社会从这种资源获得的总价值最高。自行其是使用停车场的人越多，其价值下降—导致公地悲剧；阻止彼此使用停车场的人越多，价值亦出现同等下降—反公地悲剧。图2…9以图形的方式总结了他们的发现。
图2…9 反公有资源和公有资源的价值对称性 41
布坎南和永钧找到了证据，指出如何用反公有资源结构解释各个领域的诸多问题，并得出结论说：“反公有资源结构为有时迥然相异的制度结构提供了一种确定其中心特点的分析方法……（人们）可能对公有资源一面给予了太多关注，而相对忽视反公有资源的一面。”42
反公有资源经济学
近年来，反公有资源经济模型已变得相当成熟，并在继续发展。43 用最浅显的说法就是，我们可以把反公有资源理论看做一种解决“补充品”经济学的合理途径。“补充品”概念最早是1838年由安东尼·奥古斯丁·古诺在《对财富理论数学原理的研究》中提出的。44 反公有资源理论部分纠正了当代经济学模型重“替代品”轻“补充品”的倾向。45 那么，替代品与补充品有什么区别呢？
请看图2…10。从甲地到乙地，铁路A、B、C互为可替代线路，假设费用为9。要是A铁路找到办法，只需8就能提供同等服务，它必将赢得乘客。B与C必须提高效率才能跟得上。在充斥着替代品的市场上，竞争者有着强烈的创新、降价动机，从而间接地造福于整个社会。反过来说，铁路D、E和F互为补充品。莱茵河上的收费城堡、半导体芯片里的上千颗晶体管，以及发明无线网络过程中的无数专利，都是这样。由于它们内部互为补充关系，一般来说，你要么照章全收，要么一个也得不到。
我们再次假设从甲地到乙地的费用为9，D、E和F各收3。铁路D知道，只要你想到乙地去，就必须买它的票。那何必创新呢？D干脆把费用提到了5，并指望E与F各减至2。但为什么E和F要这么做呢？恰恰相反，他们同样会提高费用，于是总费用超过了9，乘客人数减少，降到了最适宜水平以下。互补的竞争妨碍了创新：即便D降低费用，E和F也可能会涨价。
图2…10 替代品和补充品
铁路A、B和C互为替代品；铁路D、E和F互为补充品。
现在，让我们把互为补充的铁路换成互为补充的专利权。创新者面临着经济学家卡尔·夏皮罗所谓的“专利丛林”，也即在新技术商业化的道路上遍布着大量幻影收费站。46 古诺证明，在受补充品控制的市场（如本例的铁路和专利），要是我们把D、E和F合并起来，能获得更高的社会整体福利。这里，垄断好过竞争。反公有资源理论依次涉及到了铁路、专利权、所有权和政府管制。所有这些概念描述了同一困境的不同方面：彼此之间欠缺协调的所有者或管控者太多，妨碍了资源的最优化使用。
实证切入点
如今，反公有资源理论早已确立，实证研究却没能跟上。围绕分散的所有权进行谈判，到底有多难呢？困局令技术创新的脚步放慢了多少呢？困局对不同行业的影响不同吗？要想衡量本该出现但最终没能问世的发明、理应存在但其实并不存在的行业，这是非常困难的。我们才刚刚开始着手检验这些难题。
2006年，一支由法律、经济和心理学研究人员组成的团队发表论文，以实证结论否定了公有资源和反公有资源的对称性。他们发现，反公有资源困局“引发的自行其是行为，似乎比公有资源困局还多”，“较之公有资源困局带来的过度使用问题，它带来的使用不足问题更为严重”。研究人员得出结论：“倘若说公有资源带来‘悲剧’，反公有资源带来的恐怕就是‘灾难’了。”47 另一支实证团队则报告说：“反公有资源环境下的效率损失，可能远远多于”经济理论所预测的。48
这些围绕困局谈判失败展开的初步研究，或许有助于我们理解一些看似莫名其妙的经济现象。比方说，多年来，全世界最大的几家能源公司一直无法就联合管理自身所有的油田和天然气田达成一致意见。49 倘若一家公司开采石油过快，会破坏天然气田的气压；倘若另一家公司开采天然气过快，则会妨碍油田产量。为克服困局，消除联营障碍，美国司法界为这些公司提供了有效的法律工具，叫做“统一”。50 然而，企业互相给对方下绊子，年复一年地耗时间。
这是怎么回事呢？石油单位可不像两家恶邻为一道破烂的后院篱笆吵架，它牵涉到大公司之间漫长的商业谈判。各方都对潜在的地质和技术问题掌握了充分的信息，协作或许能带来数十亿美元的收益。可为什么一家公司要把自己的利益卖给别人呢？为什么不直接合并公司呢？到底是怎么回事？实证研究为我们提供了一些源自困局心理的解释。51 当谈判建立在反公有资源的框架之下，哪怕是最老练的商人也无法达成一致意见。
几点忠告（1）
对垄断的额外解释
在我们结束本章的名词解释之前，尚需做一些额外的解释。首先，本书的重点是困局与利用不足的一种形式，即当所有权太过分散时产生的悲剧。这里，多位所有者互相阻碍对方使用一种稀缺资源。垄断也会造成使用不足，单一的所有者会阻止其他所有人使用资源。这种情况也是悲剧，但并不属反公有资源范畴，因此也就不是我所指的困局。
在旧经济制度下，不少公司实行垄断—贝尔公司、铁路、地方自来水公司。社会从这些部门的垄断中获得了规模经济的好处。国家制定政策，通过复杂的费率调控和极为谨慎的监督，避免垄断集团滥用权力。美国的电话线路比其他许多国家便宜，而且布线范围更广。这种垄断的成本大多是无形的，和胎死腹中的发明创新一样。倘若利润受政府限制，创新会使现有的投资报废，垄断者为什么还要创新呢？垄断管理天生就具有难以权衡的特点：应当允许私营公司与美国邮政竞争吗？应当允许全国性电话公司合并吗？
在信息经济下，无形财产的任何一部分，比如专利，都属于垄断。我们奖励专利，因为垄断利润刺激了发明创造，也因为专利促使发明者公开发明创造（没有专利的话，人们宁愿把发明创造私藏起来）。另一方面，倘若竞争者能随意使用基因拷贝，药品会更便宜，获救的患者会更多。为平衡创新、公开和竞争的价值，美国国会不断调整专利赋予所有者的权利范围。管理专利法牵涉到复杂的政策问题：到底哪些专利给社会带来了过高的垄断成本？
垄断困境，不论是在新经济还是旧经济下，都是一个宏大的命题—不过，那得另外写一本书来专门论述了。不管是好是坏，进退两难的窘境是类似的。然而，对于分散所有权和专利带来的棘手局面，我们没有太多处理经验。困局词汇表的侧重点不是垄断性，而是多重性。
慎待“绝对”
在探讨困局时，请远离绝对。52 首先，反公有资源所有权不见得必然导致悲剧。如果我们生活在一个人人都充分掌握信息，并能以零成本在彼此之间进行议价的世界里，那就能避免反公地悲剧（诚如完美的世界里没有公地悲剧，这么说吧，完美的世界里不存在任何形式的悲剧）。然而，在实践当中，议价从来不是免费的，人们推卸责任，为获得报酬拖延时间，此外还有认知局限影响着所有者的决策。在真实的世界，反公有资源所有权并不必然导致悲剧，但出现悲剧的情况也确实很常见。
其次，从理论上来说，反公有资源更可能碰到过度使用，而非使用不足。以加利福尼亚沿岸的房地产开发商为例。不同的社区组织、环境保护主义者、邻里和政府机构，每一方或许都对地产项目有着不同的设想。可是，即便身处这片管控的沼泽地，倘若履行开发否决权成本过高，过度建设的情况仍有可能出现。反对开发的每一方都宁可袖手旁观，指望其他人完成沉闷的公开聆讯。想搭免费便车的人太多，开发项目要面对的阻力就很小了。不过，加利福尼亚沿岸到底是过度开发还是开发不足，是个实证问题。也就是说，就我所见的大多数案例，反公有资源管制往往与困局联系在一起，经济建设是太少而非太多。53
反公地喜剧或许是故意设计的困局
几点忠告（2）
最后一点解释来自法学家卡罗尔·罗斯，她注意到所谓的“反公地喜剧”54给经济和社会带来的好处。某些资源，如公路和水路，公有最有效率。罗斯指出，执行私有产权本身很昂贵，有时候，不管从经济还是社会的角度来说，成本都超出了收益。村镇公共绿地和市政大厅对社区所起的巩固作用，有着宝贵的社会价值，很难用货币加以量化。罗斯对反公有资源的看法非常有用—较之单一的所有权，我们或许更偏好集体性排斥，这是有着经济和社会两方面理由的。比方说，创造多重否决权，或许有助于保护珍稀资源，避免暂时性政治压力的强迫开发，如纽约市的中心公园或亚利桑那州的印第安墓地。55 类似地，“保护管理权交易”也有意识地利用困局来达成环保目标 56 （有了保护管理权交易，所有者卖掉或放弃开发土地的权利，获得减税，并保留继续按当前方式使用的权利）。倘若环境收益超出所有权分散的成本，分割所有权创造困局的做法或许是站得住脚的。话是这么说，但权衡之下，我仍对此持怀疑态度。假设一代人之后，社区希望减少无序扩张，但发现管理权七零八落，根本没法进行“善后”建设，情况会怎样呢？在我看来，不少“保护管理权交易”都像是潜在的反公地悲剧。
房地产问题是反公有资源所有权的一个典型例子。此外，有益的集体性排斥，大概也包括在这一概念的外延当中。举例来说，刑事案件的陪审团一般都要求全体一致，任何一名陪审员都能阻止有罪裁定。在一个力图避免司法错判的社会里，这种反公有资源是正当的（因此也就不是悲剧）。反之，非刑事案件的陪审团一般不要求全体一致。这里，我们不接受困局带来的风险，因为我们对原告和被告并无预先偏好。
同样，美国宪法规定联邦和州政府实行行政、司法和立法三权分立。早在1788年，詹姆斯·麦迪逊撰写《联邦党人文集》第51篇之时，美国的立宪主义者们就论证了“相互制衡”的合理性，因为它有助于深入思考并保护少数*益—尽管权力的分散有可能制造出政治反公有资源。57
选民有时似乎偏爱困局，投资者也是。按理财经理约翰·戴维森的说法：“市场实际上喜欢行政当局和立法当局分属不同体系，因为它能减少华盛顿造成的任何损失。”2006年，共和党人控制了白宫、参议院和众议院。接着，到11月选举时，*党人重新夺回了国会两院的控制权。投资者们反响如何呢？“华尔街沸腾了……道琼斯工业指数再创新纪录，因为投资者相信，*党人在国会选举中的胜利，能创造困局，阻止立法者干扰商业利益。”58
在联合国安理会，中国、英国、法国、俄罗斯和美国各享有一票否决权，你该如何解释呢？我们可以把它看成是反公有资源结构的国际性应用。各国建立联合国之后，害怕它滥用集体行动甚于毫无作为。除非能依靠困局保护国家利益，否则五大国绝不同意联合国行使其广泛的权力。困局的副作用是，握有否决权的国家可以而且经常阻止安理会结束战争、避免种族大屠杀的行动。
“反公地喜剧”的看法暗示，有时候，对于某些资源，我们应当提倡困局。然而，大多数时候，对大多数资源来说，一定的使用度对社会是最为宝贵的。困局很少能保证最佳使用度。
在辨识公地悲剧方面，我们有过千百万次的实践。太多人捕鱼，鱼群就枯竭了；太多人制造污染，我们就会在浑浊的空气中窒息。于是，我们根据以市场为基础的协作与立法解决方案展开了行动。类似地，我们在辨别因单一垄断所有者造成的使用不足方面也有许多经验。我们设立了管制机构，多少知道该怎样解决这类问题。
但我们不熟悉因多重所有者造成的使用不足局面，难以辨识受影响的资源。和其他资源误用形式一样，反公地悲剧也会给社会带来不小的损失，然而，我们从未注意过，未给它起过名字，没有围绕它展开过辩论，也不知道该如何补救。我们怎么会陷入所有者太多的问题？我们该如何脱身？首先要迈出的第一步，是别再给反公用品悲剧中的“使用不足”划上波浪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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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说不定有一天，你，或者你深爱的某个人，会因为一项根本不该批准的基因专利白白送了性命。听起来很牵强？遗憾的是，此事丝毫不假。如今，有人用基因专利来终止研究，阻挠医学试验，向你和医生屏蔽关键信息。基因专利放慢了我们对致命疾病的治疗步伐。
—2007年2月13日《纽约时报》署名社论，迈克尔·克莱顿
生物科技革命当初信誓旦旦说的救命药物在哪里？可能是生物医学困局挡了它们的道。本该诞生的药品没设计出来，这笔赌注未免太大了。
一方面，提倡者认为，国会应当对专利权做一般性的限制，甚至完全禁止申请新的基因专利。
1 另一方面，生物技术行业的说客们却说，光是嘴上嚷嚷倒没问题，可立法悬而未决，只会让事情变得更糟糕。
2 国会山就公众的健康和不少主导产业的财务健康展开了轰轰烈烈的大辩论。这是生物科技与*之战，是大药厂与软件之战。人人都被困局搞得焦头烂额。
3 《洛杉矶时报》社论指出：“立法冲突反映出华盛顿方面日益感到专利制度误入歧途。部分原因在于，技术的高速发展，迫使专利持有者做出新颖、出人意料的权利主张。但它同时也反映了专利和知识产权的本质。对于小块土地或成串珍珠来说，你很容易判断产权的边界在哪里。可对于像发明创造这样抽象的东西，边界非常模糊，并有可能随着时间发生变化。”
4本章会带你畅游药品专利困局。10年前，丽贝卡·艾森伯格与我携手拉开了当今辩论的序幕，我们在《科学》杂志上提出警告：“生物医学研究的私有化务必谨慎部署，方可维持上游研究和下游的产品开发。”否则的话，我们写道：“知识产权越多，改善人类健康的有用产品反倒越少。”
5我们发现的危险是，私有化解决了一个悲剧（投资不足），却又导致了另一个（反公有资源）。两极结果并非唯一选择。对产权进行谨慎的定义，可以带来不同的局面。近年来，私有产业和公立管制机构都提出了不少巧妙的解决办法，并在一路上学到了不少管理困局的经验。但这个过程尚处于尝试阶段，还不全面。如果生物科技产权设计得更好，能挽回多少人的性命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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药品困局是怎么回事（1）
首先请看图3…1，水平横条代表基因专利。图中标出了专利分布多的区域。想象一下，开发一种医用产品，需要拿到某条染色体上所有专利的使用权。过去30年通过了4万多项与DNA相关的专利。6 但凡需要创建数据库的发明发现，都会受到不利影响。7 危在旦夕的不止基因专利，越来越多的发明需要整合生物科技前沿分布的各种零散知识产权—就好像是想要买下所有的小块土地。8
图3…1 20号染色体片段上的专利活动 9
如果说困局阻碍了研究，那么，制药产业投入的创新能量变成了什么样呢？图3…2给出了一部分答案：公司耗费资源，威胁要打官司、打算打官司、回应别人的官司、继续打官司、解决官司。位于该图中心区域是昂飞公司，类似这种情况的企业可不少。每一家生物科技先锋企业都是自己官司小宇宙的中心点。据尼古拉斯 J。 纳克莱奥（摩托罗拉生物芯片部的主管）说，近年来生物专利的增多，非但没有带来更多新药，反而“弄出了一张错综复杂的官司网，而且很可能越演越烈”。他还说：“要是我们想制造一种包含40个基因的医用产品，20家公司分别持有这些基因的专利权，那我们的麻烦可就大了。根本没人知道该怎么解决。”10 要是人人都跑去打官司，把创新抛在一边，困局乘机而入，我们全会输个精光。
记住，图3…2是一幅官司示意图，仅仅涵盖了基因微阵列（一种诊断工具，把多种基因探针放在微芯片上，筛选基因组里包含的信息）的小小一角。不管你是否留意过自2000年开始进行到现在的微阵列新闻，或者是否考察过生物医学的其他领域，情况完全一样—许多创新变成了打官司。
图3…2 2000年基因微阵列专利官司示意图 11
请注意，打官司还不是全部。批准专利权的过程本身，与专利权的内容一样，很容易引发困局。例如，在美国，生物技术专利权的归档和公布之间存在很长时间的延迟。专利权未决期间，没人知道最终能获得多大的权利覆盖范围，甚至没人知道申请是否能获得批准。未决的专利权本身并不具备执行权，然而，企业和大学会在专利生效之前，为本机构的研究结果许可权利。此外，企业还会根据专利申请保护的预期权利进行筹资活动。于是每一项潜在专利都创造出一个权利幽灵，随时可能激活困局。考虑到生物医学研究耗时漫长，申请人为专利创造的潜在权利，恐怕比美国专利商标局最终批准的实际权利更为重要。
专利革命
近年来，专利申请呈指数增长，不仅意味着核准专利的时间越来越长，还意味着专利商标局核准的专利质量出现了下降。12 图3…3是自美国建国以来各领域的所有存世专利。两位顶尖的专利理论家，马克·列姆莱和卡尔·夏皮罗指出，专利是“随机的”，也即他们对产权的看法并不像人们想得那么肯定。13 商标专利局批准大多数专利申请，之后让人们为其有效性争论不休。判断邻居在你篱笆的哪边，比判断获批准的专利是有效还是侵权要容易多了。约有半数提出诉讼的专利是无效的；剩下有效的一半，又有半数是侵权的。14 但每一项专利都打官司，成本太高，太耗时间，结果又无法确定。因此，哪怕手里的专利权有可能侵权或无效，专利所有人仍然可以凭借它榨取许可费、阻止创新。不可靠的专利太多，狠狠地拖了创新的后腿。txt电子书分享平台
药品困局是怎么回事（2）
图3…3 美国历年来的存世专利
然而，生物医学研究领域最主要的困局源头，并不在具体的某起官司上，甚至也不在专利范围和有效性的不确定上，而在于进行任何形式的创新，包括药品开发，都必须获得所有相关权利。一家公司可能有十足的把握打赢某场专利官司，但它无法保证能战胜上百项不可靠的权利主张。光凭分散的所有权，已足够阻挡创新的脚步。
以脑受体（脑受体是一种大脑蛋白质，与特定的分子产生反应，刺激大脑细胞响应）相关专利有可能造成的困局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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