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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古中国:清东陵地宫珍宝被盗记-第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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雍正另建清西陵（2）
雍正即位后，随着政权的不断稳固，开始想起建造陵寝一事。雍正四年（1726年），诏谕允祥、张廷玉和工部、内务府官员办理陵寝事务。允祥等臣僚率领术士们，先在马兰峪的昌瑞山脚下选择吉地，但没有选中相宜的地方。后来选中了九凤朝阳山，离孝陵、景陵不远，风水甚佳，得到了雍正的同意。但后来精通勘舆的臣僚术士再三相度，又认为九凤朝阳山“规模虽大而形局未全，穴中之土又带砂石，实不可用”。因此雍正废掉了这处陵址，让臣僚们再行勘察。但这帮臣僚不知是由于什么缘故，却久久找不到佳穴，又不知出于怎样的一种考虑，雍正开始命怡亲王允祥和汉大臣高其倬舍弃京师以东，到京师西南一带山脉采卜。允祥等人受命后，经过多处勘察，至易州境内的太平峪，兴隆庄一带发现了“万年吉地”，并回宫竭力向雍正荐引。按照允祥等人的说法，此处西依云山，北靠泰宁山，东傍丘陵地，南临易水河，堪称：“乾坤聚秀之区，为朝阳会和之所，龙穴砂石，无美不收。形势理气，诸吉咸备。”雍正览奏之后，也认为此处是“山脉水法，条理详明，洵为上吉之壤”。但是，若在此处选择陵址，显然违背了子随父葬的制度，他不便马上表态，只说那地方虽美，但距父亲的景陵和祖父的孝陵“相去数百里，朕心不忍”。而私下却在暗示群僚们为自己寻找依据和借口。臣僚们心领神会，很快就引经据典，找出了一大堆看起来颇具情理的依据。允祥联合大学士们奏称道：“汉唐诸陵虽都建于陕西，但汉高祖、汉文帝、景帝、武帝之陵却分布于咸阳、长安、高陵、兴平等县，唐高祖、唐太宗、高宗、玄宗诸陵则分散于三原、醴泉、乾县、蒲城等地。据此典法，在易州建陵，与古礼不为不合。且遵化与易州都属畿辅之地，离京师不远，完全可以建陵。”群臣果然不负厚望，一番引经据典，使雍正的意图得以顺利实施。雍正八年（1730年），位于易州的泰陵开始动工兴建，至乾隆二年（1737年）宣告竣工，同年三月初二日，雍正帝的梓宫被安葬于泰陵地宫。至此，清朝入关后沿袭的“昭穆之制”的丧葬规范，被雍正轻而易举地击破，历史在这里无声地拐了弯。清朝自入关后，帝王的陵寝开始以京师为坐标，逐渐分为两大陵区。那便是位于北京以东遵化县马兰峪附近的清东陵和位于北京以西易县境内的清西陵。
注释：
【1】钦天监：明清两代掌管观测天文气象，计时报更，编制历书之官署，遇祭祀、朝会及营建宫室都邑，则事先选择吉日。明洪武三年（公元1370年）始设，置监正、监副为长官，所属有主簿、五官正、五官灵台郎、五官保章正、五官挈壶正、五官监候、五官司历、五官司晨、刻漏博士等。清顺治元年沿置，隶礼部。初设监正、监副等官，皆用汉员。康熙四年（公元1665年）增设满洲监正、监副。雍正三年（公元1725年）以西洋人为监正。乾隆十年（公元1745年）增设管理监事大臣一人，始为独立机构。下设时宪科、天文科、刻漏科、主簿厅等，属官与明代同。
【2】二十四山向：旧时堪舆家将罗盘圆周二十四等分，以子丑寅卯辰巳午未申酉戌亥十二天干、甲乙丙丁庚辛壬癸八天干、乾艮坤巽四卦来表示，称为二十四山（或作二十四路），其户对应之方位则称为二十四山向。其中子指北，午指南，卯指东，酉指西，乾指西北，艮指东北，坤指西南，巽指东南，余者均代表特定的方位，其间各自相隔十五度。地面上的每一地点，均可定为“某山某向”，如坐北朝南，即名为子山午向。
【3】五魁：科举乡试中的前五名。明代科举分五经取士，每经以第一名为经魁，每科第一至第五名必须是一经的经魁，故称五经魁，简称为五魁。后来五经取士制度废除，但乡试中仍习惯把前五名称为五魁。
【4】金井也叫“穴中”，是宝床（棺床）正中的风水穴位。它名之为井，实际上是一个直径约十四厘米、深不足一米的竖向圆孔，孔内无水。金井传说是为接地气之用，但从建筑角度上说，则是在地宫基点上挖掘的中心控井，决定着整座陵寝平面布局和各单位建筑的水平高低。勘址点穴后，金井前方一定距离先树立“志桩”，并用杉槁、席笆缚扎两层大罩棚加以荫护，再择日破土开挖地宫“大槽”（基槽）。大槽开挖时，志桩不再保留，探井亦渐趋消失，只在穴中正下方留一个土墩，称为金井吉土、原山吉土或金井本山吉土（在妃园寝中称为气土），具有定向、安平的控制作用。在地宫建筑施工过程中，金井吉土渐被各结构层所围合，下段掩埋于土石基础中，上段套在地宫宝床下底垫石中央凿留的透孔中。宝床底垫石上平，与地宫地面水平同一标高，也正是金井吉土的顶面标高。底垫石上面安砌宝床，宝床正中央也凿有圆形的金井透眼或穴眼，这就是最后形成的金井，又称罩吉土金井。穴眼上有盖，共两件，一件叫穴眼盖或金井盖，一件叫穴眼浮盖或金井浮盖。在地宫建成，大葬之前，金井穴眼用浮盖覆罩；大葬时，金井内放入点穴时初掘的吉土，并撤去浮盖，覆罩金井盖，然后安奉棺椁于金井上。
雍正另建清西陵（3）
【5】和硕：满语，汉译为角。清代亲王、贝勒爵位封号前冠以此二字、有“统辖一方”之意。
乾隆复归清东陵（1）
雍正不明不白地暴崩了，但他的儿子弘历却光明正大地成了历史上著名的乾隆皇帝。
关于乾隆的身世，正史记载为康熙五十年八月十三日子时生于雍亲王府邸，即后来的北京雍和宫。其父当然是雍正，其母为王府格格（侧福晋）钮祜禄氏，即后来雍正的孝圣皇后。当弘历十二岁时，其祖父康熙命养于宫中。雍正登基后，鉴于康熙朝因立太子一事，搞得父子、兄弟之间剑拔弩张，沸沸扬扬，他本人也背上了夺嫡谋位的骂名，在经过一番痛苦的思考后，他终于想出了一个避免儿子们争权夺位的办法。这就是密建皇储，即将太子的名字秘密书就，置于乾清宫“正大光明”匾额之后，待自己驾崩时，拿出此书一看便知谁继任皇帝。雍正元年（1723年）八月，雍正御书四子弘历之名，置于乾清宫“正大光明”匾后。雍正十年，赐号二十二岁的弘历为长春居士，十一年封为和硕宝亲王，十三年五月奉命办理苗疆事务。八月，雍正崩逝，弘历嗣大统。九月初三日，弘历在太和殿即皇帝位，时年25岁。第二年改元乾隆，从此开始了对清帝国六十余年的实际统治。
乾隆登基之后要做的一件关于清王朝也更关于自己的大事——选择万年吉地。
自从雍正打破了“子随父葬，祖辈衍继”的丧葬制度而埋骨于京西易县境内后，登基不久的乾隆也跟随其父，派臣僚在西陵区域选择万年吉地。当吉地选好后，乾隆却突然改变主意，又派臣僚到东陵选择。
乾隆七年，大学士三泰、果毅公讷亲、户部尚书海望，会同钦天监监正进爱等进入东陵区域勘察地形。数日后相得胜水峪“龙盘虎踞，星拱云联，允协万年之吉”。乾隆览过绘图后，甚是满意，并诏旨于第二年二月初十日动工兴建。至此，清王朝丧葬规制的长河，在雍正朝拐弯之后，又在这里改道分岔。长河的主流从此一分为二，一条支脉流向东陵，另一条流向西陵，从而形成了中国历代王朝葬丧史上的独特规制和景观。如此做法的思想脉络和内在干系，主要的是乾隆考虑到，若从自己之后起，历代皇帝都葬于西陵，那么东陵必然有香火渐衰，冷清无助之感，日久定会荒废不堪。为兼顾东西两陵的盛衰，才做出了这一抉择。关于这一点，乾隆在六十一年（1796年）将皇位让于其子嘉庆时，在十二月二十日的谕旨中说的很是明了：“向例，皇帝登基后即应选择万年吉地。乾隆元年，朕诏登大宝，本欲于泰陵附近地方相建万年吉地，因思皇考陵寝在西，朕万年吉地设又近依皇考，万万年后，我子孙亦思近依祖父，俱选吉京西，则与东路孝陵、景陵日远日疏，不足以展孝思而申爱慕。是以朕万年吉地建在东陵界内之圣水峪，若嗣皇帝及孙曾辈，因朕吉地在东择建，则又与泰陵疏隔，亦非似续相继之义。嗣皇帝万年吉地自应于西陵界内卜择，著各该衙门即遵照此旨，在泰陵附近地方敬谨选建。至朕孙缵承统绪时，其吉地又当建在东陵界内。我朝景远庞鸿，庆延瓜瓞，承承继继，各依昭穆次序，迭分东西，一脉相连，不致递推递远。且遵化、易州两处，山川深邃，灵秀所钟，其中吉地甚多，亦可不必于他处另为选择，有妨小民田产，实为万世良法，我子孙惟当恪遵朕旨，溯源笃本，衍庆延禧，亿万斯年，相承勿替。此则我大清无疆之福也，此谕。”
乾隆的诏谕除说明了他将寿宫选在东陵的原委外，还做了“兆葬之制”的硬性规定，即若父在东陵，则子在西陵；父在西陵，则子在东陵。也就是说雍正在西陵，乾隆应在东陵，而乾隆在东陵，他的儿子则在西陵，他的孙子应选东陵，以此类推，不可违旨。当这个东、西二陵兼顾的设想出台后，乾隆惟恐哪位不肖子孙像他父亲那样独出心裁，东、西二陵都不选，另立门户，再选出个南陵或北陵，这样他设想的“兆葬之制”势必被打破，造成无法依附、无章典可循的混乱局面。为此，他又专门做出规定，非东即西，不能再随便另选陵址，这样就断了后世不肖子孙别出心裁的念头。所有这些，在体现了乾隆顾全大局的同时，也完全可窥到他当时在处理这类事务上的良苦用心。只是令乾隆本人以及随他入葬东陵的后世子孙想不到的是，他的中途易辙和这道谕旨的下达，使他们在一百年后，共同迎来了陵寝被盗，尸骨被抛的厄运。而当这种厄运到来之后，世人不免做出种种假想，假如乾隆当年葬入西陵，他的子孙也效仿而做，是否还会有一百年后东陵被盗的凄惨景观？乾隆是否会同他的子孙如今天人们看到的清西陵的主人一样，安然无恙地就寝于地下玄宫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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乾隆复归清东陵（2）
乾隆朝继承了康熙、雍正朝的盛世，建陵时正值国家鼎盛，国库丰盈之际，故此整个陵园、地宫的建筑，均是遍选天下精工美料，仅其木材就分别来自四川、广东、广西、云南、贵州及东北兴安岭地区的原始森林，而这些木材中又以珍贵的楠木居多。其石料则取自北京房山和蓟县盘山的石场，砖料由山东临清、江苏专工制造，瓦料由京西琉璃厂运送，即是土料也是由数十里外精选的含沙量适当的“客土”【1】。整个陵寝由圣德神功碑、五孔桥、石象生、牌楼门、神道碑亭、隆恩门、配殿、隆恩殿、方城、明楼、宝顶以及地下玄宫等主体建筑组成，其神道南端与孝陵相连。整个建筑群规模宏大，布局严整，材料精致，工艺精湛。尤其是地下玄宫的建筑风格和艺术水准，是中国历代帝王陵寝中所罕见的。陵寝工程从乾隆八年（1743年）开始兴建，至乾隆十七年（1752年）主体工程基本告竣，先后经历9年的时光，共耗银203万两。
乾隆六十年，乾隆鉴于祖父康熙在位61年驾崩，以不超越祖宗和功高盖祖为名，毅然决定将皇帝位让给皇十五子琰，本人则升为太上皇，但实际上仍牢牢掌握着朝中大权。不管实际上怎样玩弄权术，毕竟乾隆在名义上做了60年的皇帝后将皇位让给了儿子。十五子琰即位后，改年号为嘉庆。大清历史上一个新的朝代诞生了。
嘉庆四年（1799年）正月初三，乾隆驾崩于养心殿，卒年89岁。他的驾崩当属一个89岁老人精气血脉耗干后的正常死亡。这是继清太祖努尔哈赤在关东建国，世祖顺治入关统治中国以来，六代帝王在奔赴黄泉路上的第一次平常事，也是整个大清王朝近三百年历史进程中，少数几个没有在死亡情结上留下悬案的帝王之一。
嘉庆四年九月十五日，乾隆梓宫入葬东陵胜水峪被称为裕陵的地下玄宫。随其葬的有后妃五人，分别是孝贤、孝仪两位皇后，慧贤、哲悯、淑嘉三位皇贵妃。就其葬人数而言，与康熙陵相同，是为数不多的。
早在乾隆五十二年三月十一日，乾隆就降旨：待自己入葬之后，在为其建造功德碑时，要仿照新修的明代长陵碑亭式样，发券成造，其规模大小，不可超过景陵制度。但是乾隆崩后，嘉庆六年破土动工的裕陵大碑楼，却违背他的遗愿而完全仿照康熙帝景陵大碑楼的规制建造了。这一点是乾隆生前没有想到的。
尽管嘉庆在碑楼的建造上违背了乾隆的意愿，但从他亲手为其父御制、乾隆第十一子、清代著名书法家成亲王永（乾隆皇帝第十一子）书写的洋洋洒洒4300余字的碑文中，却对乾隆大加颂扬，称他“兼尧舜禹汤文武孔子之勋德，帝王以来未有若斯之盛者也”。同时还称他“四德无违，十全有，文谟武烈，丕显丕承”。此时的乾隆已被吹捧成一个十全十美的历史完人。
要把乾隆说成是历史完人，当然是嘉庆等人的一厢情愿和不切实际的粉饰。不过，就历史发展的眼光来看，大清王朝在乾隆实际统治的六十三年（乾隆元年—嘉庆三年）中，不论是文治还是武功，均取得了非凡成就。就乾隆本人而言，他为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进一步巩固和发展，确也做出了卓越的贡献。从乾隆十二年（1747年）对大小金川用兵开始，至乾隆五十七年（1792年）第二次用兵廓尔喀时为止的40余年间，他曾大规模用兵十次。当廓尔喀之乱被平定后，乾隆志得意满，亲书“御制十全记”，大肆吹嘘其盖世武功，并将“十全记”的石刻置于西藏拉萨的布达拉宫前，与康熙平定西藏的碑文并立，企图与康熙大帝并驾齐驱。在后世看来，乾隆无论怎样地自喻为“十全老人”和“古稀天子”，但就他一生创立的基业而言，无论是扩疆拓土，平定内乱，还是发展生产，增强国力，仍然无法与康熙大帝相匹敌。
尤其让后人耿耿于怀和颇有微词的是，由于这位风流天子的追蜂引蝶，游玩取乐，滋长了大小臣僚的好大喜功，奢侈浪费、贪污腐败的风气，为贪官污吏创造了借口和培植了繁衍生存的土壤。整个乾隆朝，从皇帝到臣僚再到大小官吏，就是在这样一种吹吹打打、热热闹闹的放纵、贪欲和一次次的折腾中，使大清的元气受到极大的消耗，帝国航船受到重创，使好不容易出现的“康乾盛世”，迅速衰落下去。
道光再迁清西陵（1）
自嘉庆元年（1796年）开始，嘉庆的昌陵便按照乾隆的旨意，在易县清西陵区动工兴建，至嘉庆八年（1803年）竣工完成。整个陵寝建筑耗银达几百万两。嘉庆二十五年（1820年）七月二十五日，嘉庆帝驾崩于热河（今承德）行宫，终年61岁。道光元年（1821年）三月二十三日葬于清西陵昌陵地宫，与他同葬的仅有一人，那便是道光皇帝的生母、被封为孝淑睿皇后的喜塔腊氏。
嘉庆帝驾崩后，由他的第二子，时年39岁的宁继位，年号道光。
道光登基之后，在选择陵址的问题上，对当年乾隆所作“兆葬规制，迭分东西”的谕旨，还是颇为看重的。既然祖父乾隆葬于东陵，父皇嘉庆葬于西陵，那自己就该葬于东陵。于是，他在登基不久的道光元年（1821年）九月二日匆忙降旨：“国家定制，登基后即应选择万年吉地。嘉庆元年奉皇祖高宗纯皇帝敕谕，嗣后吉地各依昭穆次序，在东陵、西陵界内分建。今朕诏登大宝，恪遵成宪，于东陵界内绕斗峪，（后改为宝华峪）建立吉地。”
谕旨降下后，道光派庄亲王绵课、大学士戴均元、尚书英和、侍郎阿克当阿全权负责办理陵寝工程，并定于当年十月十八日破土动工。庄亲王等人接旨后，集中一切精力兴建陵寝，经过七年的艰苦努力，终于在道光七年（1827年）九月宣告竣工。
为了表示重视，道光在竣工之日亲临东陵宝华峪祭奠，并将先前薨逝的孝穆皇后的梓宫安奉于地宫之中。当道光看到陵寝规制完备，建筑坚固，艺术精湛之时，心中甚喜，并欣然传谕：免原工程大臣庄亲王绵课应缴前借俸银四万两，大学士戴均元晋加太子太师衔，其子即以户部员外郎升郎中，归还热河都统英和一品顶戴及花翎。对穆彰阿、敬征、宝兴、继昌等臣工均论功行赏，有关匠役也得到了相应的赏赐。
道光八年初夏，道光出京越塞行围打猎。一天夜里，忽然梦见已逝的皇后在海中向他呼救，道光遂被噩梦惊醒。待他静了心神刚刚入睡，忽又被海中皇后的呼喊惊醒，一连三次，道光连惊带吓被折腾得全无睡意。他静下心对这个怪诞的梦反复琢磨了一会儿，终于悟到可能陵寝中地宫浸水，故此已入葬的皇后有梦托来。第二天一早，道光传旨，派人将自己的陵寝地宫打开，他要御驾亲临验看。
当道光再度来到陵寝地宫时，发现靴底潮湿，墙角处有水浸出。道光见了大为惊奇和愤慨，他惊奇自己的梦果然灵验，看来皇后的灵魂确实尚在阴阳两界不死不灭；愤慨的是地宫才关闭几个月，就有如此不祥之兆出现，那待自己寿终正寝后，几十年，几百年，又会是怎样的一种模样？那时的地宫不成了江河湖泊之势？自己躺在大海或江河湖泊里，尸骨何以幸存，灵魂怎能安详？若非皇后死后有灵，事先托梦于自己，待驾崩之后，儿孙面对这个浊水滔滔的地宫，该如何是好？
想到这里，道光怒火冲天，立即传谕留京王大臣会同刑部堂官，对选陵修陵大臣庄亲王绵课、大学士戴均元等主要人员及地宫浸水原因“切实根究”。谕旨一下，那些在几个月前才得以加官晋爵的臣工大员，还没从惊喜的美梦中醒过来，已被全部捕进刑部衙门，兴师问罪了。
经过长达一年多的严审和追访，终于查出了地宫浸水的三大原因：一是“北面墙帮间有石母石滴水”，虽已“用工拦挡，令水旁流”，但“仍恐日久墙内蘅湿”；二是原议两旁安设龙须沟出水，“因英和告以不用安置，是以停止”。同时英和还以“土性甚纯，无泉石”，“龙须工程可以停办”等语上奏过道光，情同欺上；三是英和在建陵时保奏牛坤督工，言“有伊在彼，英和即不必经常亲自督工”。而牛坤则声称自己“不管工程”，双方互为推卸，致使地宫工程质量受损，造成浸水之憾。
道光对修建陵寝不力的官员加以惩办，本为消解心头之恨、胸中之愤和借以示众，对事情的本身的解决并无裨益，地宫依然浸水不止。这时的道光理应下令对地宫的浸水采取补救措施，但不知出于一种怎样的考虑，他却下令将这座征用了数十万工匠和数百万夫役、历时七载才修成的陵寝，无论地上地下的建筑全部废掉拆除，并不顾乾隆当年规定的“兆葬之制”，又毅然在易县西陵的龙泉峪另选陵址，重新建陵，致使几百万两白银铸成的建筑，全部毁于一旦。令时人备感兴趣的是，清王朝的丧葬历史的河流再度在这里拐弯，道光将这段历史画了个圆圈之后，又回到了当年雍正的起点上。这条河流又将重新进行另一轮的流淌。而道光在陵寝问题上的受挫，恰恰成全了他百年之后尚能安寝的夙愿，将厄运悄悄地转嫁于他儿子的头上。当几十年后的那个夜晚，东陵传出恐怖的爆炸之声时，此时的孤魂野鬼道光连同他的先祖雍正，一定会为当年的选择感到暗自庆幸。这也许是苍天早就如此安排好的定数吧。
道光再迁清西陵（2）
道光十一年，道光帝的慕陵在西陵龙泉峪破土，至十六年竣工，历时四年。此项工程吸取了宝华峪地宫浸水的教训，选择了高平之地。在建陵过程中，道光一直提倡俭约行事，但实际耗银却达240多万两，即使东陵宝华峪那已经废掉的不算，仅西陵界的慕陵，也比号称清陵之冠的耗银为203万两的乾隆的裕陵，还多耗费了37万两。若再加上宝华峪工程的一建一拆的耗银，足可超过两个裕陵，哪里还有什么“俭约”可言？
道光三十年（1850年）正月十四日，69岁的道光帝驾崩于圆明园慎德堂。咸丰二年三月初二日，葬于清西陵慕陵。葬的有孝穆、孝慎、孝全三位皇后。
道光帝驾崩归天，关于他在兴建陵寝问题上和臣僚们展开的恩恩怨怨，以及他由东陵迁葬西陵的是是非非亦该告终。只是，在他执政的30年里，有一件事不得不向读者略作交待，那便是发生于道光十九年，也就是1840年在历史上极为著名的鸦片战争。就在这次大清王朝历代帝王从未曾遇到的中西战争中，西方列强中的大英帝国，用毛瑟枪首次撞开了大清帝国的门户。在黄头发、蓝眼睛，身强力壮的英国人的威逼下，弱不禁风的道光，只好代表同样疲惫不堪、千疮百孔的清帝国，和大英帝国签订了中华民族历史上第一个丧权辱国的不平等条约——《南京条约》。自此，大清王朝昔日的荣耀与辉煌已烟消云散，中华民族坠入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泥潭之中。
道光驾崩后，他的第四子、年仅二十岁的奕继承大位，年号咸丰，以次年（1851年）为咸丰元年。
由于本当葬入东陵的道光改葬西陵，这就迫使他的儿子咸丰帝不得不在东陵兴建陵寝。咸丰二年九月十五、十六两日，咸丰乘谒陵的机会，亲自来到臣僚们为他选定的东陵界平安峪、成子峪、辅君山等三处山势进行阅视。经过一连几年的反复比较，到咸丰八年，东陵界的平安峪被正式选定为万年吉地，并于咸丰九年（1859年）四月十三日申时破土。
由于咸丰朝战乱不止，财政困难，国库空虚，其陵寝的修建不得不用道光帝当年在宝华峪废掉陵寝的旧料，其中石料、砖料使用最多。与此同时，在建筑规制和遵守祖宗成宪的基础上，又部分吸收道光帝慕陵的做法，对一些地上建筑进行了裁撤，如圣德神功碑楼、二柱门等，再加以改造创新，形成了独特的建筑格局，从而成为以后兴建的惠陵和崇陵仿制的典范，在整个清王朝陵寝史上起到了承前启后的作用。遗憾的是，咸丰没有亲眼看到自己陵寝的竣工，就在战乱的苦痛中含恨崩逝了。
这位在晚清历史上被称为“战乱皇帝”的咸丰，一定死不瞑目，孤魂不安。纵观他的一生，实在令人扼腕叹息和万般无奈。咸丰即位不久，就爆发了声势浩大的太平天国运动。短短数年之后，太平军定都天京（今南京），派兵北伐，逼近天津，大清王朝面临严重危机。此时的咸丰又派僧格林沁、胜保再度镇压北伐太平军，令琦善、向荣率大军围困天京。几年之后，太平军击破清军对天京的包围，整个江南几乎全部落入太平军之手，大清王朝只剩摇晃不定的半壁江山了。
正在这战火纷飞、硝烟四起、江山摇撼之际，英、法又于咸丰六年发动了第二次鸦片战争，次年攻陷广州。咸丰八年，大沽炮台失陷。咸丰十年，英、法联军再次攻陷天津。这年的八月初八日，咸丰带领皇子、后妃及部分亲信大臣，仓皇出逃热河行宫。英、法联军侵入北京，在北京大肆洗劫并焚烧了举世闻名的圆明园。就在这战火未熄、硝烟未散的局势中，留在京中办理和局的恭亲王奕，秉承咸丰的旨意，与英、法订立了《北京条约》，除开放天津为通商口岸外，同时割让九龙给英国。
咸丰十一年（1861年）七月十七日，悲愤交集的咸丰在忧郁中驾崩于热河行宫，卒年31岁。咸丰崩逝后，其长子载淳继位，年号同治。
咸丰十一年九月二十三日，咸丰帝的梓宫由热河启程，十月初三日到达京师，并先后安奉于乾清宫、观德殿。同治元年九月九日，咸丰帝的梓宫由京启程运往东陵。由于此时咸丰帝的定陵尚未竣工，只好将梓宫于风水墙外的隆福寺行宫暂安。同治四年八月，定陵主体工程告竣。同年九月二十二日辰时，咸丰帝入葬定陵地宫，合葬地宫的是死后才被册封的皇后萨克达氏。
不知归葬何处的同治帝
咸丰帝热河驾崩后，由他当时唯一的一个年仅6岁的儿子载淳继承大位，年号同治，第二年（1862年）为同治元年。
同治即位后，尊封咸丰帝的皇后钮祜禄氏为“母后皇太后”，徽号“慈安”；尊封自己的生母、贵妃叶赫那拉氏为“圣母皇太后”，徽号“慈禧”。由于慈安居于东宫，慈禧居西宫，历史上又将其称为东、西太后。
早在咸丰驾崩前的弥留之际，就意识到在他死后，这两个已是皇后和贵妃身份的女人，尤其是叶赫那拉氏，可能会闹出违背祖制的响声来。为了遏制这两个女人干预朝政，咸丰特别在遗诏中宣布，由肃顺等八大臣顾命，以辅佐年幼的皇帝。但令这位先皇出乎意料的是，看上去颇有些自命不凡的肃顺等八大臣，在权力的争夺中，竟一夜间被两个女人击垮，朝中的大权最终还是落在了东、西二宫之手。自此，大清的朝堂上，两宫皇太后开始了以皇帝的名义行使太后职权的“垂帘听政”。同治本人也开始了永无休止的作为傀儡皇帝的政治生涯。
按照清朝祖制，历代皇帝都是登基后即选陵址、建陵寝，同治登基自然不能例外。但令人费解的怪异事情又出来了，同治当了十几年的皇帝，两宫太后却一直不开口提修建陵寝一事。太后没有恩准，作为傀儡皇帝的同治自然不敢吭声。
同治十三年（1875年）十二月初五日酉刻，同治因染上梅毒而撒手人寰，年仅19岁。
同治驾崩后，由于无嗣继位，便由慈禧做主，将慈禧胞妹的儿子、同治的堂弟兼表弟、年仅3岁半的载接入宫中，并很快让其继承大位，年号光绪，第二年（1876年）改元光绪。
光绪继位后，同治的皇后阿鲁特氏，因慈禧的专横暴虐而深感自己以后处境危艰，前程渺茫，遂于同治去世之后的光绪元年二月二十日，在宫中吞金自杀，卒年22岁。皇后自杀，举朝皆惊，无不为之扼腕痛惜。
帝后先后崩亡，理应尽快归葬，但由于慈禧的专权，直到此时同治的陵寝尚未建造，帝后的梓宫只好移奉隆福寺暂安。
由于此前的咸丰帝已葬于东陵，按照清廷祖制，作为儿子的同治理应葬于西陵。但这时权柄在握的慈禧却偏偏不理祖宗那一套规制，反而大行逆道，断然决定在东陵的双山峪为同治建陵。
光绪元年八月，同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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