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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国大土改-第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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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子（1）
1951年2月22日早晨，清华大学教授潘光旦先生偕同同事全慰天先生，在北京前门车站登上火车，一路向南进发。潘光旦教授是著名爱国*人士、社会学家、优生学家、民族学家，此时任民盟中央常委、清华大学校务委员。中华人民共和国诞生刚刚一年多，后来被称为开国三大运动之一的土地改革运动正在如火如荼地进行着。潘光旦教授几个月前刚刚参加了北京市郊丰台区的土改运动。此行是响应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和*中央*部的号召，前往太湖流域考察、访问苏南土地改革的。
潘光旦1898年生于江苏宝山县罗店镇（今属上海），其祖先16代以前就离开农村，进入市镇，一向商读兼营。家中除了不到十亩供祖宗长眠的坟地外，从未有过其他田产。除了清明祭扫的日子，平时和农民基本上不接触。家世如此，而他个人，13岁起便离家，到北方及外国读书。归国就业后，一直生活在北京、上海、昆明三个城市中，对于农村的实际情况，基本不了解。所以，对于这次考察、访问的机会——尤其又是在故乡，他觉得十分可贵。
在苏南，他们深入无锡、常州、苏州等地考察了一个半月时间。由杭州回北京后，经过四个多月的整理归纳，写出了著名的《苏南土地改革访问记》。在这部著作中，真实地记录地主的罪恶、农民的仇恨和土地的血泪。
苏南农村曾普遍流行一首歌谣：“农民背上两把刀：租米重，利钱高！农民面前三条路：投河、上吊、坐监牢！”这首歌谣反映着血泪的现实。正因为“租米重、利钱高”，农民受尽地主的逼迫，无可奈何，只有“投河、上吊、坐监牢”一类的死路可走。对这种封建剥削土地所有制下的惨酷现象，《苏南土地改革访问记》里这么记述道：
吴江震泽区一次300人的农民代表大会上，大家诉了苦。统计结果，全区因交不出租被地主抓去坐过牢的有1857人；被打的有423人；被*致死的有105人，其中打死的35人，坐牢致死的25人，直接杀死的45人；被迫出卖的子女有41人，其中女孩36人，男孩5人；被占去的土地共有3223亩，房屋2295间，妇女47人，耕牛15头，羊10500只。
吴江黎里区平林乡也有同样情形。我们在土地改革展览会上看到一张统计表：全乡因交不出租被迫坐牢的有370人，其中在监牢中病死的有7人，有人最多坐牢达18次，有人最长坐牢达15年；被迫卖掉农具、家具及耕牛的有220户；被迫卖田的有71户；被直接打死的有10人；被迫当雇工的有79人，被迫卖儿女的有85户；被迫讨饭的有5人。
又常熟大义区童庄乡，555户农民，在土地改革前十年之内，共缴出租米47600余石；由于无田无粮而弄死小孩的共有55户；吃租米官司的有81人；卖掉女儿、小孩的有28家；因交租米而受气或被逼致死的5人；因被逼缴租而家破人亡的有12户。
又吴县光福区的3个乡，在一九二○至一九三六的17年里，有14个农民因交不出租活活被地主逼死。其中建新乡一个乡，在抗日战争时期，有212个农民被抓去坐过监牢；永安乡迂里村全村215户中，竟有108户有人坐过监牢。
松江朱行乡地主薛士元，一人就曾杀害了14条人命。常熟地主赵培之，一人杀害了59条人命。常熟又一地主杨春华，一人竟杀害了100多条人命。吴江震泽区地主邱辅卿，农民给他的绰号是“邱要命”；他家中私设的牢房，可以同时关上20多个人。
引子（2）
苏南地主因追租而*农民的现象不但非常普遍，而且手段极为毒辣和残酷。
好比吴县一带，地主因追租把农民抓去坐监牢之后，不但要农民照数交租，还要强迫交“人房钱”（农民叫监牢做人房）、“出差钱”、“稻草钱”、“送饭钱”、“看守钱”、“开锁钱”等花费。苏州郊区地主沈望山，因追租拆了农民周保富的房子，回头并叫周保富出拆屋工钱。真是你越没有钱，越要像石子榨油似的在你身上榨些出来。
无锡地主薛念恩，常使欠租农民“吃毛竹筷”或“坐冷砖头”。吃毛竹筷，是把农民的五个手指头缚牢后，再用铁锤把削尖的毛竹筷敲到指甲缝里去。坐冷砖头，是寒冬腊月冰雪天里的事。把欠租农民的棉裤棉袄剥下来，两只手反缚在柱子上，腰子直挺挺的，屁股坐着一块冷冰冰的砖头，坐热一块换一块。
常熟唐市区地主殷式如，绰号“黑鲢鱼”，有一种毒辣方法叫“滚笆篓”。把欠租农民绑起来，放在一只笆篓里，上面再套上一只笆篓，用绳子缚紧，然后放在地上滚来滚去，抛来抛去。身体再好的人，不几下也就要完蛋。殷式如的这种毒辣手段，无锡和吴县浒关区也有地主采用。
唐市区地主李振声又有一套“扇风车”的办法。在寒冷天把欠租农民的衣服脱得精光，绑在扇米（去糠）用的风车口上，大扇其风车风。据说事后欠租农民还得交扇风车的手工钱。
江阴杨舍镇地主邓伯成，有一次抓来左近的东北村的5个贫苦农民，把筷子削尖，插在他们的耳朵里，然后双手一拍。5个劳动农民就这样活活的被杀死了。
吴江震泽区有4大恶霸地主。除了上文提到的“邱要命”外，其他三个的绰号是：“董抽筋”、“萧剥皮”、“顾挖心”；顾名思义，残忍可知。太仓小桥乡恶霸包俊明，曾杀害6个农民，并割下女人的*，拿起到处表示自己的威风。常熟地主赵培之，一九三九年曾经火烙浒浦区农民姚金泰。地主杨春华，曾将农民陈小坤的脑子挖出，给他的妹夫吃，说是可医治肺病。杨春华又曾把农民易桂桂刀砍数段，用绳索绞杀农民王三华与秦全坤。吴江地主於九皋，曾把农民唐阿七的双眼挖出；唐阿七痛得受不了，跳河而死。
由此可见，苏南农民在封建剥削土地所有制下，由于背上有两把刀，租米重、利钱高，不但活不了命，而且死也死得很悲惨。
在封建剥削的土地所有制下，一面是地主的荒淫与无耻，一面是农民悲惨的命运。这种现象存在于苏南地主和农民身上，也存在于其他地区地主和农民身上。
在旧中国，地主阶级有权、有势又有钱。他们的钱决不投入再生产。他们的钱只有三条出路：购买土地、埋在地窖里与享受奢侈的生活。三条出路其实是一条出路，因为购买土地与埋藏钱财在地窖里的最后目的，还是为了奢侈生活的享受。关于这些，潘光旦先生在《苏南土地改革访问记》是这么记述的：
地主们为便于享受舒服与奢侈的生活，往往迁居城市。苏南离开农村而住到城市里来的地主是很多的。据约略的统计，苏州市有4000户地主，常熟县城有3000户地主，共6000人口的吴江县城也有300户地主。苏州与常熟城里的私人花园，一向以“雅致”著称，多半是大地主的住宅。这类住宅里是“座上客常满，杯中酒不空”的。地主们吃的，除了山珍海味以外，鱼鲜蔬菜也必须是每季刚开始上市的。常熟有所谓“叫化鸡”，味很香；苏州的“松子糖”以及其他点心糖果，特别细巧。苏州又有一种特别瓜子，很脆，不善于吃瓜子的人硬是剥不出一颗一颗的瓜子米来；而对于地主们却是消闲的上品，我们知道有一个地主的小老婆能够一口气，那就是说，连续不断的，吃上2斤。在苏州与常熟城里，茶馆与盆汤是有名的多。常熟县城靠近虞山脚下那一带，几乎全是布置“幽雅”的大小茶馆。这类茶馆与盆汤正是过去地主们日常消磨岁月的处所。他们有人甚至在这类地方长期包定了位置，安设了一套自己的茶杯和浴巾。当地流行一句这样的话：“早上皮包水，晚上水包皮”，真是这种无聊生活的最贴切的描写。
常熟地主殷寿成，有10年的日记被陈列在土地改革展览会里。从其中我们知道：他一年要吸食鸦片136两。据说这一带有很多地主希望子女抽上鸦片，免得狂嫖滥赌更花钱。同县地主王廉卿的消遣闲情的办法是斗蟋蟀。展览会中就收集了他家中的蟋蟀盆子共约300个。
有几个地主不嫖*的呢？常熟有一些大饭馆，过去就是地主与*同时出入的场所。常熟地主们说：“不嫖到尼姑，嫖不到家！”的确，当地人告诉我们，虞山脚下的“慨生殿”，从前就有很多尼姑，有一个老尼姑专作牵线人。地主阶级的淫靡生活，以穷苦劳动人民为刍狗，到此，真可以说是登峰造极了。
*或强占妇女的例子也是很多的。无锡玉祁区地主罗阿平，绰号“三十三个半”，就因为他曾*了33个农家妇女，另一个*未遂。武进塔进乡地主杨远芳，曾*了18个妇女，其中两人当场因奸而死，另90多个妇女因*未遂而遭殴打。常熟地主赵培之，一九三六年*古苏乡汪陆氏的女儿。汪陆氏阻止不住，反而被砍断了左手。这只手用石灰保存了13年，今天才见到太阳，在展览会场上活生生的陈列着。吴江溪港乡地主徐子光，曾当过伪保长，霸占过几百亩湖田，*过11个妇女。他有一次到一个丈夫在外做工的农妇家去，屋内婆媳小孩3人，听见他深夜叫门，不敢出迎。他就从窗口，砰的一声，打了一枪。他进去后，赶走老太婆，*少妇以前，还用枪头打死了小孩。吴江震泽区，前后被地主霸占的农家妇女共有47人。
潘光旦先生的记述，无疑是一部血泪账。这样的血泪账，旧中国到处都有，它们都是和土地密切相连的。那是黎明的前夜，是不堪回首的黑暗岁月。它们虽然早已过去，却沉淀在历史的深处，永远定格在那里。
潘教授说的是苏南，我就引领大家从苏南开始，走进那黑色的档案，走进黎明的前夜，看罹难中的挣扎，听压榨下的呻吟！
第一章 黑手高悬（1）
1、血腥的租栈
腐朽的日子
早已沉到河底
让流水冲洗得
快要不留痕迹了
——艾青
“租栈”，是替苏州地主收租的一种机构，也是听任地主摆布的一种工具。它是地主阶级勾结官府压迫剥削农民的具体体现。
清同治二年，因为官府要征收大批的军费、政费，苏州的一些大地主就请求创设“收租局”，言明收租事务如果能够顺利完成，在租款项下，可以抽出一定的款项贴补官用。因此，清朝官厅同意了这个办法，并且指派了官吏专门主持“收租局”，掌握收租事务。后来，“收租局”取消，地主们又自行组织“租栈”。“租栈”一般在县城设立总栈，在各乡镇设立分站，各分站管若干佃户。“租栈”表面上是地主阶级自己组织的收租机构，可是在实质上，它仍然是与当局分不开的。
还是来看看我在吴县光福区一带的调查吧。
民国初年，光福区一带的租栈里一般雇用四种人。一是“账房”，二是结算账目的“助理员”，三是收租的“催甲”，四是抓人的“差役”。差役过去是由官厅委派，后来改由地主自己出钱雇用。其中以账房为首领，直接按照地主的意图，策划租栈收租事务。
租栈在政府的允许下，可以自设“监牢”，农民俗称为“人房”。地主有权拘捕欠租的农民，也有权把欠租的农民扣押进“人房”，农民俗称这种“扣押”叫“吃租米”。
另外，地主还有权私设公堂，置办刑具，拷打勒逼农民。像地主申子佩家，到1950年还存留有15斤至60斤的各种洋枷、脚镣、手铐，还有一种木制的囚笼。欠租的农民，常常被放置在囚笼里，摆在地主或租栈大门的两旁示众。
至于潘教授写到的“滚笆篓”，地主蒋中孚家也有。他采取的是“抛笆斗”，就是将欠租的农民，装置在两爿相合的笆斗里，用绳捆好在地下滚。据现年91岁的沈阿大说：“那东西连滚3次，被滚的人，不是身死就是受重伤。”在这段时间内，地主们就像土皇帝，凭着官府的支持，利用租栈来统治剥削地方上的农民。
到了1920年以后，苏南的地主阶级与反动政府的关系又深了一层。住在苏州城内的大地主沈挹之、申子峨等人，发起组织了所谓“田业公会”。田业公会是地主阶级自己的集体组织，各地的地主参加田业公会的有1000多家，拥有田亩总数近60万亩。
田业公会在一开始，就喊出了“粮从租出”的口号，就是说：粮是从地租里抽出来的，如果官府不帮助地主收租，地主就不能对官府纳粮。粮、租都需要从农民头上去取，因此，最好的办法就是官府与地主结合起来统一向农民征取。另外，地主们也竭力巴结官府，田业公会每年都送若干钱给县衙，所以田业公会的权力很大，举凡钱粮成色的拟订，灾荒的观察，收租的方法，追租的办法，收租的日期与租米的折价等，都由田业公会一手包办。田业公会底下，在各区乡还设有专门的负责人，在光福区一带负责的则是申子峨的胞弟申子佩。
在苏州城里，县衙门与田业公会共同组成“追租处”。在各区乡，由区乡公所配合警察、保安队的武装机构，与地方上的当权派地主共同组成追租分处，光福区一带还设立“租赋并征处”。由此，地主对农民进行收租，完全获得政权的配合，特别是有了当局武装的支持。这时，在租栈方面，各个租栈大体上还保持原有的人事制度与组成形式，还照常设立“人房”。所不同的，就是地主对农民逼租的手段，不仅使用原有的差人与地保，同时还运用警察与保安队，缴不出租米的农民，不仅要关进“人房”去“吃租米”，还要被解进县衙坐牢。 电子书 分享网站
第一章 黑手高悬（2）
光福区一带地主的栈上田（即由租栈统一收租的田），每亩的常年产量是糙米石至2石（音dàn；老式计量单位，1石大概等于108斤），可是租额却大得惊人。最普通的正租额每亩是石，还要加上催甲的出差费，租米“折价”的额外剥削。所谓“折价”，就是农民缴纳租米时，必须要缴纳货币，每石米的价格由租栈或“田业公会”决定，1石米往往超过市价很多。这样一算，每亩田的租米差不多要缴到石至石。另外，要是农民因欠租米而被捉进“人房”或坐“牢间”，花费就更大了。他必须还要贴出差役的小账，警察或保安队的出差费。另外，又要“人房”钱、稻草钱、送饭钱、开锁钱以及监牢里的看守钱等等。农民常常因负担不起这笔重租米以及额外剥削，而产生一连串的悲剧。
永安乡的王虎根，租种申子佩十亩破租田，田漏水种不好，租米每亩却要石，他父亲年年进牢监“吃租米”，1932年曾被关了有两个多月，结果是卖尽了自己的10亩田面才把人赎回来。
建新乡的卢火金种冯思树栈上田，因为缴不起租米，在1935年冬天被关进苏州的监牢有6个月，因为缺吃少喝，加上磨折，很快死在牢中。
葛舍村周更元关在“人房”里生了病，老婆没办法卖掉了自家两间房屋，押去3亩田。等到赎回了人，老婆已因此气死了。还有谢湾村沈荣福父亲，被地主府怡成关在苏州牢房里足足4年。
这些事例举不胜举。
此外根据当年光福区3个乡的调查（全区共13个乡镇），从1920年以后的17年中，被地主逼死的农民竟达14名。例如永安乡虎山陆阿龙，种地主申子佩3亩田，1935年儿子死去，因为缺乏劳动力，田种不好，第二年交不出租，就被押进“人房”里去“吃租米”，后来家中没钱赎，又被押解到苏州。地主看他穷得连饭钱都付不起，就饿他7天，最后用石灰呛死，把尸首抛弃在垃圾堆里。
其余像下水车王老太在1925年，山前头村马金虎在1928年，花家桥沈和尚在1931年，山墩王金大在1929年，建新乡翁才丰在1925年，长堤乡柴木泉在1930年，都先后因欠了租栈里的租米，被押进“人房”、牢狱，受种种鞭打毒害，受饥受冻，缺盐缺水，受磨折而死。
1938年，抗日战争开始以后，日军占领了光福区，租栈又和帝国主义勾结起来，依然穷凶极恶地剥削压迫农民。那时，乡下游击队很活跃，大部分在乡地主都逃入了市镇。某些地主在苏州城投降了日军，参加了汉奸维持会，如光福地主申子佩、汪秋生。
光福地主在那时为了更有效的对农民进行收租，便以大地主凌养如为首勾结日军，将租栈改组为“公栈”。所谓公栈就是把各小租栈联合起来，组成一个更大的机构，公栈拥有田地2万多亩，栈址设在铜观音寺。
农民在遭受日军的多次劫掠之余，又受到了地主与日军相勾结的公栈的压迫，农民反抗的情绪就特别高涨起来。公栈在开仓以后，照例又逮捕了大批的农民押进“人房”，如葛舍一个自然村*有27户人家，被捉进去的有28人。农民恨极了，永安乡的农民就首先起来，集合了其他地方的农民有千把人，冲进铜观音寺，打毁了公栈，焚毁了整屋的租册，救出了被拘捕的农民。这一次农民暂时胜利了。
第一章 黑手高悬（3）
可是第二年，苏州城内田业公会的业务恢复了，光福一带地主的公栈力量也加强了。公栈主任改由以“包开打”闻名的汪秋生继任。汪在那时参加了日军组织的“大民会”，与日军的关系更为密切。他首先对上一年暴动的农民进行血腥的*，带领日军的特务组织“宣抚班”班长吉泉，翻译方观生以及一些日伪军队，以违法抢租为名，逮捕了农民崔虎林、尤小弟，在苏州城内用刺刀处了死刑，并将“工作不力”的催甲舒洪德，加上“包庇暴徒”的罪名关死在苏州监牢里。
公栈进一步笼络日伪军头子，催租收租便全部由伪警察、伪绥靖队、伪保安队负责。笼络的办法是：这些汉奸武装里的高级人员，像队长等可以在租款中抽出一定的成数作为报酬，部下没有报酬，但允许下乡抢掠。因此，每逢下乡时，大批的汉奸武装时常包围村、乡，不分男女老幼见人就抓，作为人质，并且抢劫掳掠什么都来。抓去的农民，被送进苏州城，而后要农民拿出一倍、两倍甚至三倍、四倍的租米去赎。农民吃租米、吃官司，倾家荡产的事逐日多起来。
据统计，在那时单建新乡一个乡受拘捕的农民即达212户，永安乡虎山村90户中有14户受过拘压，山前头村一个村有23人，迂里村共216户，坐监牢的即有108户。又如安溪潘丽泉，被汪秋生前后抓过4次，在1944年被押了半年以后，浑身生病发肿，等到家里借钱赎回的时候，人已死了。这些数字与例子，只是在两三个乡中收集的材料，但这受难农民中一小部分的事例，也足以说明公栈的残暴了。
抗日战争胜利以后，国民党政府喊出了“免粮不免租”的口号，所谓免粮不免租，就是地主对政府的钱粮可以豁免，农民对地主的租米却必须照缴。过去的伪警察、伪侦缉队、伪保安队也都摇身一变成为国民党的地方武装，继续为公栈服务。抗日战争胜利的第一年，在公栈、政权与武装的威逼、抓押之下，百分之百的农民，都只得照缴租米。其中有些佃户只好卖田拆屋去缴租。那时农村中非常流行的一句话说：“免粮不免租，公栈凶如虎，文官似强盗，武官赛阎罗。”
2、血汗积成的横沙岛
挑圩开荒五六年，
青沙海滩变良田。
粮户（地主）心狠计又毒，
重租高利又抽田。
卷卷破被去逃荒，
心酸肉痛泪汪汪。
这是潘光旦教授在《苏南土地改革访问记》中记录下的民谣，深刻地说明了横沙农民如何用自己的血汗，把沙滩变成良田，结果给地主掠夺去的惨痛事实；反映了垦荒的农民未到横沙时的满怀希望，和被残酷剥削贫困逃荒的无限辛酸。
横沙是上海市东面川沙县（当时属于江苏省管辖）境东海中的两个小岛，根据从江苏省档案馆查阅的资料，开国大土改前这里有54400余亩田。土质极肥，大部地区全年不用下肥，每亩能收200余斤棉花。但这块肥沃的原野，原来却是杳无人烟的沙滩，涨潮时，满滩都是滚滚的黄水。
这片沙滩是一个世纪前由长江、钱塘江入海冲击而成。解放前的几十年一直是官僚豪绅及恶霸争夺的血腥场所。国民党江苏省主席韩德勤、川沙县教育局先后在这里设立过“教育公团”、“沙务局”，以举办教育事业为名，来无情地*劳动农民的血汗。土地兼并者只要向“团”、“局”纳上一笔款，领了“执照”，便获得了公开抢夺土地的权利。 。。
第一章 黑手高悬（4）
更有恶霸及帮会头子带了打手以武力来相互争夺沙地。1912年恶霸黄兆录、徐洪元为了争夺滩地，各自带了打手200余名，用刀、棍展开械斗，结果徐洪元吃了败仗，死伤20余人。于是黄兆录便在沙滩上插了标记，这块沙滩便算归于他了，任何人不能动一粒土。解放初他已成了拥有三四千亩地的大地主。
沙滩圈定后，地主们组成堤务局，招来成千工人、农民来筑圩、开荒。
筑圩开荒的大都是苏北海门、启东等地的破产农民。他们在租得土地之前，先向堤务局敬了礼物，写下契约（名义上农民每挑40方土可以租种一亩田，实际上堤固好后农民租到的都是破田低田，而且一亩只抵到七八分），然后搭下茅草棚，不论酷冬炎暑，起五更睡半夜，一担担地挑泥筑圩；又一根根地砍了芦苇，挖了茅柴，排除积水，用辛勤的劳动把沙滩改造成可耕的土地。可是荒开好后的第一年，农民即需向地主每亩交上押租100斤，以后茅柴田渐渐变好，押租也就每年加重，由100斤到200斤、300斤，最高到600斤。等到第五、六年土地完全变良田后，地主就来抽地或高价出卖，农民们含着眼泪，卷卷破被到旁的地方再去筑圩，开荒，再去遭受同样辛酸的罪孽。
红星乡农民徐才福的遭遇便是一个典型例子。他自祖父、父亲、自己直到儿子4代，共挑了52年泥，参加围垦20多个圩，亲手把160亩茅草田变成良田，但是每次到田成熟时都给地主抽去，直到开国大土改前他还没有一分田。
地主除了这样残酷的剥削农民外，还以更卑劣、更毒辣的手段进行强盗式的掠夺。1942年6月，地主黄兆录勾结伪区长梁国安、游击队长陈才清（就是土匪头子）等，用尖刀强迫横沙每户出一人，在沙滩架起了机关枪强迫大家无代价的帮他围垦新安公司（约1万亩田）。那时正是6月炎暑，挑着150多斤重的泥担在烫脚的沙滩上不停止的工作，简直不是人所能支撑的。可是哪个动作稍慢一点，就要被地主鞭打，生了病也不准休息，一个月中农民在沙滩上光是发痧死的就有23人。红星乡四圩63岁的老农民施志明在沙滩上发痧倒下了，那些强盗们硬说他装假，召集了筑圩农民，当场把他活埋在海塘上示众，黄兆录高声嚷道：“这是杀只鸡给猢狲看！”
沙滩也就在这样的情形下变成良田。
在这种血腥的手段之下，“教育公团”、“沙务局”和地主，霸占了全岛90％的土地。地主对农民的残酷剥削也从这里开始。
这里的每亩地租一般为100斤到250斤。地主都按“口叫田”来收租，实际上超过了产量的70－80％。口叫田就是把不能耕种的路基、河面计算在内，只抵实际亩数8成到7成。到解放前的20年，地主把田亩的度量缩得更小了；以前是56平方寸为1步（250步为1亩），后来缩小到42平方寸，租米仍照样，大大地加重了实际租额。
农民佃田时要先交顶手（即押租），每亩3石，交不起顶手时，写给借票，利息出到100％或120％，到第二年收谷时，租、利一算便囤底朝天。地主计算农民欠租，看行情把米折麦或把麦折米，来回“翻杠子”，怎么获利多怎么算。农民常常因此负债终身，弄得家破人亡。
塘东农民马红宝在1942年欠地主黄兴国租米500斤，第二年春天收麦时，米贵麦贱，米麦比价为3：1，黄兴国便强迫马红宝把500斤大米折成1500斤小麦，到秋季稻子登场时，米贱麦贵，米麦比价为1：1，于是又强迫折成大米1500斤（利息还不计算在内）；折来折去，第五年已变成大米9000斤。黄兴国还勾结伪警察去逼债，除了把马红宝自己的3亩2分田抵给他外，又把马准备看病的2斗米抢了去。马红宝被弄得没钱医病，不几天送了命，他的老婆在他病死的当天晚上上了吊，就这样家破人亡。
第一章 黑手高悬（5）
大地主黄兆录、范巧林等，还有更毒辣的手段。1941年，黄兆录勾结土匪黄兆兴，运来大批罂粟种，强迫农民种植，第二年即增植至3万多亩（占总田亩60％）。罂粟价钱很贵，黄兆录收租要比原来增加2倍。这样他不但可多收租，而且使农民吸上了鸦片，家破人亡后，土地即大量集中在他的手里。两年间，他靠这种手段掠夺了800多亩土地。
谈起范巧林，横沙人民无不切齿痛恨，他的罪恶多得数不清。1940年，农民姜小三被他放高利贷滚得倾家荡产后，被逼到海里去捉鱼度日。可是那时连海洋也是地主分块霸占的，姜小三因为事先没向他送礼就到他的“领海”中捉鱼，给他的爪牙碰到，立即把渔网撕得粉碎。姜小三情急之下打伤了他一个爪牙，第二天范巧林带了自造手枪亲自出马，见了姜小三一语不发，连开四枪，姜小三当场身亡。农民们畏于范巧林的淫威，忍气吞声，任凭摆布。
伴随着残酷封建剥削的，是一次又一次的水灾。有的圩一年中连遭三次水淹。1931年，全岛30多个圩即有20多个决了口，淹没田亩3万余亩，使18000余灾民流离失所。这个天灾也是由人祸带来的，亲身经历痛苦的横沙人民记得很清楚：解放前横沙设有堤务局，但是，实际上它是当权地主压榨农民的机关。连在堤务局做过事的人都发了大财，拥有了土地。而大水来时堤务局人员乘船逃走了，农民眼巴巴地看着将要收割的玉米、黄豆被滚滚黄水淹没。如果农民自动的把堤岸加宽，这些统治者们又怕农民自己修塘后明年加不到租，拿了藤条把修塘农民赶散，农民只有眼巴巴地看着秋季大汛的到来。堤岸上出现了漏洞，海水不住的灌进来，人命、田亩、将要收割的棉花，都葬送在海浪里。
这就是国民党、地主阶段统治下横沙农民几十年来生活的*。
吴县、吴江两县靠近太湖一带的“太湖田”，在20世纪20年代以前，这里是一片荒滩。由一些地主依仗封建势力插标占夺后，逼来和骗来一些穷苦农民，给挑泥、筑圩（四围防水的堤坝，江淮、江南地区叫做圩）、开垦。等到农民辛辛苦苦把田开成了，就叫农民租种；等到田种熟了，再加租或者抽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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