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农民工调查-第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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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说北京学者温铁军与我聊起中国的城市化进程时，不时流露出深深的忧虑和怀疑，那么，谈起同样的话题时，刘开明的口气却要乐观得多。
　　刘开明认为，城市化是所有发展中国家实现现代化的必由之路，中国的城市还有很大的发展空间和吸纳农业人口的空间。“农民进城比在家务农好，视野开阔了，对整个社会进步也有很大的促进作用。”他说。
　　但如果你认为刘开明对城市化带来的问题、对农民工的困境视而不见，那你就错了。刘开明写过一本书：《边缘人》，就曾细致、深刻地描述和分析了农民工在城市中的那种无奈的“边缘人”状态；他所创办的深圳当代社会观察研究所，更是一家专门从事农民工问题研究、支持和培训的非赢利机构。
　　刘开明认为，导致中国城市化程度滞后、导致进城农民难以融入城市生活的最主要的制度性障碍，就是户籍制度。谈到中国应该如何对待户籍制度，他的口气非常坚决：“必须取消。如果不取消，负作用会不断加大，最后有可能会毁灭中国经济发展的成果。”
　　“让农民工成为市民”——这是刘开明反复强调的一句话。
　　但上海学者彭希哲却认为，中国不应匆忙地取消户籍制度。
　　在复旦大学文科大楼的办公室里，该校社会发展与公共政策学院院长彭希哲教授接受了我的采访。
　　“我觉得，如果历史性地看待户籍制度，那么，我们可以说，在过去20年中，户籍制度对中国的经济发展做出了最大的贡献。”他的这个观点初听上去，的确让我吃了一惊，但彭教授并没有看出我内心的惊讶，继续阐述他的观点，“我们可以这么想，在过去20年中，中国在制造业的带领下实现了经济高速增长，中国制造业成为世界工厂的一个最核心的前提，就是中国有大量廉价劳动力，那么，中国的廉价劳动力主要就是农民工，如果中国没有户籍制度，如果农民工可以享受城市工人的所有待遇的话，那么，中国就不会在20年的如此长的时间里，保持如此低廉的劳动力成本，也就不可能在过去的20年中把中国建设成这样一个世界工厂。”
　　我第一次知道，农民工的边缘人地位、两栖人身份，竟然能如此奇特地与中国的经济增长挂上钩，但我不得不承认，这大概就是事实。严酷的事实，无情的逻辑。
　　“农民工之所以能够在城市中以比较低廉的价格从事经济活动，也就在于他们的这种两栖身份。”这一次，彭教授似乎看出了我内心的疑问，“因为如果中国没有户籍制度，农民工就会希望拥有与城里人一样的生活方式、一样的收入、一样的劳动条件，但我现在觉得我是农民，我的家在农村，我到你这里来就是为了挣点儿钱而已，只要收入我认为可以，我就干了，这就是中国很低的劳动成本之所以能够存在的一个很重要的前提。”
　　

第七章　户籍与土地（2）
彭希哲承认，在中国特色的“血汗工资制度”下，农民工做出了巨大的牺牲，他也承认，户籍制度的存在，使中国城市中的贫富两极分化日趋严重，但他认为，如果从整个中国反贫困的角度来说，农民进城打工，对于缩小贫富差距有极大的帮助，“你想，这部分人本来是反贫困运动的救助对象，他们在农村一年的现金收入不超过一千块钱，但他们到城里打工，一个月的现金收入就可以达到一千块钱，也就是说，他们在城里的经济状况比过去好了10倍。”
　　当然，彭教授也认为，应该改革目前的户籍制度，消除它的负面后果，但他强调，如果中国要改革户籍制度，就应该首先改革福利制度，“弱化、或者说剥离原来附加在户籍制度上的那些权利、福利、待遇，而把户籍制度真正回归成为人口管理的一个工具。”
　　另一位上海学者曹锦清也认为，中国目前尚不能匆忙取消颇受世人诟病的两大制度：户籍制度和农村土地承包制度。
　　上海华东理工大学社会发展研究中心主任曹锦清教授在自己的家里接受了我的采访。在他看来，中国农民之所以能够接受城市里的低工资，就是因为他们还在农村老家拥有一块儿城市工人所没有的承包土地。
　　曹教授一边说，一边一根接一根地抽烟：“有一些外国人问，中国的劳动力为什么那么便宜？正确的回答是：中国的农民工在家里承包了土地，他们的收入应该是承包地的收入再加上打工的收入，如果他们没有承包土地的收入，那工资必定要上涨，否则他们怎么活下去呢？所以，土地承包制的安排，其重要性就在这里，第一，它可以降低工资，第二，可以维持社会安全。这就是中国的一个很大的特色，西方研究中国问题的学者根本没有考虑到这一点。”
　　我一边听他讲，一边心里琢磨：曾经写过轰动一时的“三农”问题调查名著《黄河边的中国》的曹锦清，也在为农民工的低工资辩护？
　　曹锦清似乎猜出了我心中的这个疑虑：“在现代社会，为不平等进行辩护，那总是说不出口的。但是，在目前中国整个经济发展水平和社会保障能力的制约下，即使中国要实现城乡居民在这方面的权利平等，也是有心无力的。”
　　他又续上一根烟，“一个善的制度的落实，也需要有诸多条件作为前提，有的条件，不是善心一发就可以自动具备的，它确实需要一个经济发展的过程。”
　　户籍制度和农村土地承包制度，是造成中国特色的农民工现象、制约中国城市化进程的两大制度性安排。不少中国学者对这两大制度提出了严厉批评，甚至呼吁彻底取消，曹锦清也承认，这两大制度的确带来了许多弊病和问题，但他更强调这种制度安排的正面效应：“在中国这么一个大国，出现如此大规模的人口转移，发生如此深刻的社会变化，却没有产生严重的社会动荡，没有出现大面积的贫民窟，社会治安也在可控的范围之内，城市也没有拥挤到爆炸的程度，而且农村经济也在缓慢地、但持续地发展，大量的打工者的汇款也流到了农村去，维持了农村家庭经济的运转。”
　　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的学者章铮和李敬最近所做的一项研究，也间接地证明了“农村老家有一块地”的重要性。这两位学者在其合著的论文《民工流动和乡村中年失业》中指出，所谓的“民工荒”，其实确切的说法是“青年民工荒”，因为那些雇佣农民工的非国有企业只需要青年民工，而不需要乡村中大量存在的中年剩余劳动力，而当现在在城市务工的青年民工进入中年后，他们之中绝大多数将失业，因而不得不回乡。
　　按照曹锦清的说法，由于中国的城市政府绝对没有相应的财力为所有失业农民提供失业救济和养老保险，此时便突显农民所承包的那块土地的社保功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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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户籍与土地（3）
针对刘开明等学者“让农民工成为市民”的呼吁，曹锦清的回应是：“想把农民工变为城里人，愿望是好的，也占据了很高的道德制高点，但做不到，例如石家庄曾经放开了户籍制度，但很快又收回去了。户籍制度的背后，其实是一个社会保障的问题，是城市社会保障与农村无保障的巨大落差。”
　　所以，曹锦清并不怕被人误解为“不平等的辩护士”，其观点非常鲜明：在目前社会保障尚未覆盖全国的情况下，他反对匆忙取消户籍制度和农村土地承包制度。
　　但刘开明认为，这个顺序应该反过来：先取消户籍制度，然后再建立全国性的社会保障网络。
　　“废除户籍制度之后，建立全国统一的社会保障，给所有的人提供一致的低覆盖的社会福利。”刘开明说。
　　刘开明认为，目前的制度安排带来的负面效应已经超过正面效应，而其中最为负面的后果是，那些像候鸟一般往返于城乡两地的农民工，其社会地位和心理预期不是逐渐上升的，而是不断下滑的：“农民工应该都是中国农村的精英，其中60％没有任何农业工作经验，70％以上是初中以上教育程度，中国农村劳动力平均受教育程度比所有发展中国家都高。他们进入到城市、进入到工厂，应该是很快地正规就业，非常好地努力向上发展，但目前中国所有的制度安排都让他们不能向上发展。他们做到一定程度，一般3到5年就很厉害了，因为所有的声音都告诉你：你不属于这里。他就有内心的焦虑。但是走到哪里去？制造业就是这样，你不可能上升，他们不停地找，不停地找，但除了失望还是失望，最后作小生意，但每个人都只知道开小饭铺、小发廊，又把竞争价格压低了，又赚不到钱，越走越低。我们在河南做调查，很多农村里年轻人都在制造业中出卖体力，中年人在城市里拾垃圾，年纪大的，如果家里盖了房子，就不出去了，但如果小孩还没有娶上媳妇，就出去乞讨。这是非常悲哀的。”
　　刘开明虽然自己是文学博士，但他特意向我强调，他也是农民出身：他是从广西的一个普通农家通过考大学考进城市来的，他家中也有人是农民工，在城市出卖体力。据《经济观察报》的那篇报道称，刘开明之所以选择深圳福田区车公庙安华工业区内这栋老旧的厂房，作为深圳当代社会观察研究所的办公地点，除了租金便宜之外，还有一个用意：“他想让他的30多名员工每天都能‘深入’到他们的服务对象——工人——当中去。”
　　当我结束采访、向他告辞时，刘开明提醒我：“我们这个楼是有电梯的。”
　　于是，他把我送到电梯口，等着电梯缓缓地升上来，等着它很不情愿地打开沉重大门，等着我遁入这部气喘吁吁的“大货梯”。
　　

第八章　堵不住的洪流（1）
北京的夏天来得越来越早了。还是五月份，整个城市就热得让人躁郁不安，空气中仿佛窜着无数条火龙，不留意之间，就窜进了你的鼻孔、你的喉咙、你的肝脾……
　　但不管是早至的热浪，还是户籍制度的制约，无论是好心人的担忧，还是歧视者的白眼，都未能阻退来自四面八方的农民工。在北京，他们无处不在：你去餐馆吃饭，你在发廊剪发，你去小摊购物，你在街头拦车，你途经建筑工地，你走过天桥地道，你都会遇到操各地口音的“乡下人”。
　　那天也很热。我走出酒店，阳光白花花的，扑面而来，照得我睁不开眼。待我双眼适应了强烈的光线，我才看清，酒店前的绿化带上，几个二十多岁的小伙子顶着太阳，正在挖坑种树。
　　我走上前去，与他们聊了起来。他们来自河南，都是一个村的。
　　“我今年23岁，来北京两年了，一直做绿化工。”一个光着膀子的青年接过了我递的香烟，“我17岁就出外打工，一年一个地方，去过大连、上海、宁波、青岛。”
　　“为什么一年换一个地方？”我好奇地问。
　　“农忙的时候，我就辞掉工作，赶回家帮助父母干活，农闲的时候，就投奔老乡，出外打工。老乡在哪儿，我就去哪儿呗。”他嘴叼着烟，双臂倚着铁锹，“离开青岛后，我回家结婚，结完婚，我就来到北京，两年一直没回去过。”
　　“两年没见过老婆？”
　　“没见过。不过，今年农忙时，我打算回家。”他深吸了一口烟。
　　如果说人类从四处迁徙的采集…游猎生活方式转为村落定居的农业生活方式，是人类经历的第一次影响深远的巨变，那么，由英国工业革命肇始的工业化、城市化进程，就是人类经历的第二次生活方式巨变。
　　美国经济史学家格雷戈里·克拉克（GregoryClark）在他的新书《告别施舍：世界经济简史》中指出，“工业革命”这个词有部分的误导性，并未全面地概括人类生活方式第二次巨变的性质，“自从1800年以来，农业生产率的增幅并不亚于其它经济部门，没有农业的大幅改善，现代经济增长便绝无可能。”
　　在这次巨变之前，人类大多数社会都有70％至80％的人口务农，而正是因为农业生产率的大幅度提高，某些现代化先行国家才能完成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的转移，以很小比例的农业劳动力养活绝大多数的非农人口。
　　英国第一个完成了这种转变。19世纪末，英国农业人口下降到20％，而国际贸易和全球化的发展，使得这一比例进一步急剧下跌：2000年，英国农业劳动力仅占全国人口的，因为如今英国大约一半的粮食是从国际市场上买来的。但即使在今天的粮食生产大国美国，务农者也不过是全国人口的。原因很简单，根据克拉克的说法：“如果我们有自由的粮食市场，那么，今天的世界只需要2％的人口务农，所有人就会有饭吃。”
　　“城市化的根本原因是农业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北京天则经济研究所理事长茅于轼在家中接受我采访时，也如此解释今天人类过半人口变成“城市动物”的原因。“中国也一样，人口增加到13亿，人均粮食消费也增加了，耕地至少减了四分之一，耕地的农民大概减了一半，粮食却越来越多，粮价也降了一半。所以，如今中国人吃饱饭已经不成问题了。”
　　然而，从中国近代以来的历史来看，我们却很难说，这个国家的统治精英一直是在欣然地接受、或者热心地推动着城市化转型。
　　自从鸦片战争以来，中国曾多次不无恐惧地抵制过这种工业化、城市化进程。在近代中国，当那扇长期闭锁的国门被西方列强的炮火轰开之后，满清王朝某些守旧的官僚、某些迂腐的儒生曾经试图抵制过这种进程；在现代中国，尽管毛泽东试图通过“大跃进”的方式，迅速实现工业化和城市化，但这种尝试失败后，他又通过建立城乡隔离的严格户籍制度，通过缩短学制和废除高考，通过“知识青年上山下乡”、“五七干校”等运动，推行过带有某种“反城市化”倾向的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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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章　堵不住的洪流（2）
对于毛泽东晚年这些举动背后的动机，海内外学者有着不同的解释。
　　已经年过古稀的茅于轼，曾经亲身经历过毛泽东发动的所有这些运动，但他并不认同那种认为毛泽东发起知青下乡运动源于他骨子中的小农经济思想的看法。他分析说：“毛泽东也是要搞工业化的，他倒不是一个农业至上论者，他也搞过大跃进、大炼钢铁，这说明他也是想要工业化的。但是经济搞得那么糟，而工业化要市场、要资本，这一切都解决不了，城市里的孩子们每天都在长大，没办法了，学生们留在城里头，会变成大祸害，因为学生的能量是很厉害的，所以毛泽东要把他们弄到农村里去。一举两得，一方面把城市青年的就业问题推向农村，另一方面避免了政治上的###。”
　　也许毛泽东的确“要搞工业化”，但他心目中的工业化道路，却注定是走不通的。更为深刻的原因是，毛泽东时代的中国，是一个80％的人口从事农业生产的农业国家，即使像他这样自负的伟人，也无法摆脱他所处时代的历史制约。
　　《告别施舍：世界经济简史》一书中有一段关于所有农业社会的论述，看上去就像是专门分析毛泽东时代的中国：“在工业化前的世界中，如果人们把80％的收入用于食物，那么，就会有80％的人口从事从事农业、渔业或狩猎。农业生产也要求人们居住在田野附近，所以，前工业化社会是农业社会，只有很小的城市人口……只要一个社会被‘马尔萨斯陷阱’所主宰，那么，这个社会的当务之急就是粮食生产。”
　　毛泽东去世后，邓小平推行改革开放政策，试图通过市场经济的方式实现中国的工业化和城市化，此时中国又恰逢全球产业转移的千载难逢的机遇，因缘际会，中国因而成为“世界加工厂”，工业化创造了大量非农就业机会，呼唤着农村大量的剩余劳动力，于是，世界有史以来规模最大的民工潮应运而生，在神州大地波澜壮阔地涌动。
　　然而，中国最新一波城市化浪潮，却不是自上而下的，不是决策层有目的、有计划地推动的，而是自下而上的，是追求更好生活的农民“无组织、无纪律”地自发形成的。
　　对于中国农民的这一伟大创造，深圳当代社会观察研究所所长刘开明有过一段生动地描述。他在接受我的采访时，介绍了曾被当局称为“盲流”的中国民工潮的形成过程：“中国的改革一开始就是从农村开始的，我一直说中国领导人的智慧都没有超过小岗村农民。1978年就是从农村开始分田到户、包产到户的，农民的饥饿问题就解决了。1984年的时候就出现了卖粮难的问题，农业生产的收益因此下降，这个时候，五、六十年代出生的人开始成为劳动力，而农村容纳不了那么多的劳动力。当时没办法，卖粮难，中央才出台文件说，允许农民自备口粮进城经商务工。但是怎么进来，上面一直说是‘有序’，所有的文件都是控制、阻挡的意思。”
　　刘开明喝了一口水，接着说：“1984年10月份，中国开始城市改革，但还是计划经济，发展国有企业，包括深圳，当时也发展了很多国有企业。但这些国有企业农民工是进不了的。然后一直到1988年的时候开始，发现国有企业老亏本，但乡镇企业发展起来了，乡镇企业的工人是农民，广东的外资企业也发展起来了，雇员也是农民工。这两批农民工开始影响国有企业改革。”
　　刘开明指出，对于随之兴起的民工潮，中国各级政府的应对之策仍然是“挡”和“堵”。“1989年，国务院还下过文件，要求坚决制止农民盲目进城。广东省政府也出台过政策，要求坚决制止当时出现的所谓‘盲流’。”
　　一直到九十年代末、二十一世纪初，中国决策层发现民工潮已经“堵”不住、也“挡”不了，这才顺应潮流，开始正面看待、积极引导这股人口流动的大潮。
　　

第八章　堵不住的洪流（3）
中国科学院…清华大学国情研究中心主任胡鞍钢在接受我采访时，用形象的“红灯…黄灯…绿灯”三阶段论，说明了中国政府对待农民工的政策变化──
　　“1958年以后，中国对待农民工，曾有过一个‘红灯阶段’，就是农民工不能进城；1984年以后，变成了‘黄灯阶段’，就是你可以进城，但你必须自带口粮；真正发生根本性的变化是在九十年代末期或者是在2000年以后，由过去的‘黄灯阶段’变为‘绿灯阶段’。我觉得，最主要是在2001年，中国政府提出了‘城市化加速’，还专门制定了城市化发展的专项规划，其中提出：除个别特大城市，其实就是指北京和上海，其它城市要改革就业制度和户籍制度。”
　　胡鞍钢认为，改革导致城乡二元结构的户籍制度，就是从“一国两制”逐渐转为“一国一制”。
　　复旦大学教授彭希哲也说：“我们学者都希望中国是一种有序的城市化进程，希望在城市居住的人都有一个体面的工作，过一种体面的生活。但在很多时候，城市化进程不是以我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农民往往是根据自己的判断，做出他们认为的理性选择，如果他们认为能够在城市里找到比务农更好的工作，他们就会涌入城市，此时，市场的力量往往比政府的调控手段更加有效。”
　　我和那位光膀子的绿化工的交谈，也吸引了他的工友的注意。
　　一位个头敦实的小伙子凑了上来。我也递给他一根烟：“种树这活很苦，为什么要离开老家？”
　　“农活更苦！”他咧开嘴，憨憨地笑着，“在外面，自由，在家，没劲。”
　　“你比他年轻多了吧？”我指了指光膀子的青年。
　　“他只比我大一岁。”他熟练地吐着眼圈，“我在广东中山的一家鞋厂干了一年，每月工资一千二，但工作时间太长，每天加班到晚上11点，有的时候甚至到一点。”
　　“为什么不干了？”
　　“跟他一样。回家结婚。”
　　“为什么不再回广东了？”
　　“广东那些工厂后来不要河南人了，说河南人爱闹事。”
　　“哼，他瞧不起咱，咱还看不上他呢！”光膀子的小伙儿插了进来，愤愤不平地说，“这么大的中国，咱还怕没地方去！”
　　

第九章　农民“的哥”（1）
“我跑过很多地方。现在全国许多城市里，开的士的都是农民了，只有我们上海除外。北京的的士，大多数都是平谷、延庆等郊区的农民开；你去过广州、深圳吧，那里的的士都是外地来的农民开。上海比较排外，的士司机基本上都是上海城里人，不过，现在也有一些上海郊区农民在市区开车了，例如来自崇明岛的农民……”
　　──上海一出租车司机
　　他从广州新白云机场把我送到酒店，下车时，我问他姓名、电话，他给我写了一张条子，上面有他的手机号码，落款是“张生”。
　　我知道，他姓“张”，但不名“生”，但我没有追问他的名字。“张生”是粤语“张先生”之意。尽管他来自河南周口农村，但已经在广州开出租车多年，入乡随俗嘛。
　　两天后，我给他手机打电话，提出想去他住的地方看看。他犹豫了一下，最后答应了。
　　“张生”准点来到酒店接我。他大约30岁出头，中等个头，略微有些胖。路上，我好奇地问他：“你每个月交多少钱的房租？”
　　“我和我姐姐两家合租一套单元，一室一厅，房租分摊下来，每家各交200来块钱吧。”
　　“广州竟然还有这么便宜的房子？”我惊呼。
　　他一边灵活地在拥挤的车流中穿来穿去，一边向我解释说：他住的地方位于不断扩张的广州新市区，原来是农村，当城区扩展到这里后，过去的村民便在自家宅基地上盖起了楼房，摇身一变，成了吃房租的房东，把房子出租给像他这样的来自河南周口农村的“的哥”，这一带也因此成为有名的“河南的哥村”。
　　“农民把房子租给农民，当然价钱便宜了。”他淡淡地说。
　　其实，租房交易的双方现在都不是农民了：房客开车进“城”拉客，房东守在“村”里揽租，都与农业无关，但有趣的是，在本文开场引述的那位开的士的上海城里人眼里，甚至也在“张生”口中，他们还是农民，还是和广州“城里”的那些有着“非农业户口”的老居民不一样……
　　聊着聊着，不知不觉我们已经驶入了“河南的哥村”。此时大约下午六点，正是“的哥”们白班夜班交接班的时间，“村”口或站或蹲聚着许多等车接班的司机。我们驶过了一排排安着铁栏栅门、装潢艳丽的小楼──“张生”告诉我，那是本地房东自住的地方；我们也驶过了一排排凉台晒着衣服、楼道坐着乘凉妇女的简易公寓楼──“张生”告诉我，这是外地房客租住的地方。
　　我随着“张生”，来到了他的家。客厅里，一位光着膀子的中年人正在满头大汗地吞面条，见到我，抬头瞟我一眼，继续埋头吃饭。“张生”向我介绍说，这是他姐夫，也是出租车司机，正准备吃完晚饭去接班；然后他又用河南家乡话向屋里所有人介绍了我。此时我才发现，我背后的折叠床上还躺着一个看电视的小伙子，从里屋又走出来一位妇女，屁股后面跟着一个六、七岁的怯生生的男孩。
　　“我姐姐出去了。这是我姐姐的孩子，今年19岁，也开的士，刚交班回家；这是我老婆和儿子。”“张生”一一介绍。就这一转眼的功夫，“张生”的姐夫已经穿上了衬衫，有些拘谨地与我握了握手，没说话，便接班去了；“张生”的外甥也从床上站起，尴尬地搓着手，不知是否应该与我握手；“张生”的老婆则倚靠门框，一只手拉着孩子，没说话，只是看着我，张着嘴笑着。
　　我也有些尴尬，环顾四周，没话找话地说：“你们租的这套房子面积不大呀。”
　　“张生”接过来说：“要么说便宜呢。我们住在里屋，我姐姐一家住在客厅。”
　　这样算下来，这套一室一厅的单元，睡着三个出租车司机、两个妇女和一个儿童。
　　

第九章　农民“的哥”（2）
我记得，回家的路上，“张生”曾说过，他不想让他儿子接他的班，再当出租车司机，这也就是为什么他把孩子从老家接到广州来上学、又不让老婆出外打工的原因：“孩子小，我老婆不上班，在家接送孩子上学，尽管上的是农民工子弟学校，但教育质量还是要比农村老家好，如果这孩子有出息，将来我们就供他上大学。”
　　我们坐了一会儿，“张生”便建议：我们到他妹妹一家开的餐馆坐坐：“现在正是司机交接班的时间，许多下班的司机都会去餐馆喝酒吃饭。”
　　“我们家算是老北京吧，家住城里宣武区。我开出租已经二十多年了。北京老一代的出租车司机，基本上都转行了，像我这样现在还在开出租的，已经寥寥无几了。我是没出息，不是没试过别的，也开过餐馆，赚了点儿钱，都被我赌掉了。没办法，餐馆开不下去了，重操旧业吧。什么？哦，如今我不赌啦，轻车熟路，就开着出租，挣点儿吃饭钱吧。八十年代的时候，出租车司机曾经是人人羡慕的职业，许多女大学生都想着方儿、变着法儿，想嫁给我们呢。嗨，时代不同喽，现在的‘的哥’，就一‘现代板儿爷’！你问为什么？嗨，现在出租车公司收的份儿钱太高！像我一天开十二个小时的车，前八个小时都是白给公司干的，后面四个小时才是真正为自己干的。所以说，今天的北京，的哥这一行基本上都被郊区农民包下来了，钱再少，也比他们在农村刨地强啊！要不是上面控制，北京出租车这一行，也像广州一样，被外地农民接管了……”
　　──北京一出租车司机
　　其实，进城农民并不都是建筑工地的苦力、流水线上的“螺丝钉”、捡破烂收废品的拾荒者，也有出租车司机、小商小贩、甚至自行创业并把企业做得很大的企业家。他们大概是进城农民中的中、上层，或曰“成功者”。但“成功者”也自有其辛酸、苦衷与烦恼。
　　就拿出租车司机这一行来说吧。如今，中国许多城市的出租车司机，大多都是进城打工的农民，与那些流水线上的打工仔相比，“的哥”收入相对高一些，开车时又没有老板、工头监管，也许在进城农民中还算是个中层，但这一行也有这一行的辛苦：“份儿钱”过高、工作时间过长，究其实，不过是把城里人不愿意干的活接过来罢了。
　　去餐馆的路上，“张生”告诉我，他们家中姊妹三人全部都在广州打工，家中就剩父母了。村里其他人家大多也是这样，青壮年都外出打工了，村里只剩下老年人和小孩子。地里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