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农民工调查-第2部分

快捷操作: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 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 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如果本书没有阅读完，想下次继续接着阅读，可使用上方 "收藏到我的浏览器" 功能 和 "加入书签" 功能！


　　吴胜发从摩托车上跳下来，与我握手、问好。他中等个头，瘦瘦的，虽然袁小兵说他年龄已经三十岁出头，但他笑起来，很朴实，甚至还有些拘谨，仍像刚从农村走出来的二十岁出头的年轻人，与我刚刚攀谈的几位找工者似乎没有太大不同，倒是与我想象中的“成功者”大相径庭。
　　“没吃晚饭吧？我请你吃饭。”寒暄之后，他对我说。
　　“哪能让你请，还是我请你吧。”
　　争抢一番，他让了步。我们坐在另外一辆“摩的”的后座上，穿越傍晚时分凤岗镇那潮热、喧嚣的大街小巷，来到了一家东北菜馆。
　　等待饭菜上桌时，我才发现，他的笑容很有“欺骗性”──他其实很爱说话。他不断问我英国的情况，仿佛我是被采访者：他问了英国的住房、问了英国的医疗、问了英国人的收入、甚至问了当时中国电视报道的英国首相易人的新闻……他的问题那么多，以至于我无法“翻身”，找不到反问的机会。我心不在焉地回答着他的问题，脑子里却始终缠绕着一个问题：难道当时把吴胜发从熟悉的山乡吸引到陌生的工厂的牵引力，就是促使他不停向我提问的那种对外界的好奇心？
　　离开那家东北菜馆，吴胜发邀请我到他家坐坐。在漫长的夜车路途中，我终于找到了“翻身”反问的机会。
　　不过，我发现，谈到自己时，吴胜发不像询问英国风土人情时那么兴奋，一路上，他的神色和言语似乎一直没有“飞扬”过。
　　　。　想看书来

第二章　异乡不再有虫鸣（3）
吴胜发自己的小家在东莞市寮步镇，离他的工作地点凤岗镇有一个半小时的车程。因为距离遥远，也因为经常加班，他每周仅仅与妻子和七岁的儿子共同渡过一个短暂的周末，其余时间只好住在工厂的集体宿舍里。
　　“为什么不在东莞城区找一份工作？或者让你妻子来凤岗镇工作？”我反问。
　　“不容易啊，我们俩都很难找到收入、职位类似的工作。”车上光线很暗，看不清他的表情，但我能从他的语调中感觉出他此刻眉头紧锁。
　　“普工容易找，但每天工作十几个小时，收入不过一千来块钱。”沉默了一会儿，他又补充说。
　　“普工”是“普通工人”的简称，没技术，也没“钱”途。而吴胜发现在是凤岗镇一家五金厂的工程师，月薪3500元，妻子则是东城区一家电话机厂的高级技术员，在东莞打工的数百万“农民工”中，能混到这一步的夫妇，实属凤毛麟角，但代价就是“一家两地”。
　　当然，12年离乡打工的代价远远不限于两地分居。吴胜发夫妇是1995年前后分别来到东莞打工的，那时恰好是中国城市化进程加速的年代。
　　尽管吴胜发在东莞生活了十多年，但他对这个由农村演变而成的城市和举世闻名的“世界加工基地”仍然没有归属感。
　　“你问的是什么？什么‘感’？‘归属感’？”此时，我们乘坐的公交车正在穿越另一个灯火妖媚的城镇，借着迷离闪烁的霓虹灯光，我看清了吴胜发眼中的困惑，“没有，没有。我有的只是‘不安全感’。”
　　经过一个多小时的颠簸，我们终于来到了吴胜发全家在东莞市寮步镇租的公寓。吴胜发的妻子吴玉梅正在辅导儿子功课，见我们进门，起身给我们切了一个香瓜。七岁的儿子景辉一边吃着瓜，一边床上床下地跳着：这套一室一厅的公寓，也只有屋里屋外几张床可供景辉跳跃。
　　吴胜发告诉我，这套月租300元的公寓，其实住了五个人：他们一家三口住里屋，外屋则是吴胜发两个侄女的睡处，她们也在东莞打工。窄小的阳台隔了三格，兼作厨房、卫生间和冲凉房。吴胜发说，这是珠三角外来农民工普遍的租住形式，当地原居民在自家宅基地上把房子盖到七、八层高，再分割成鸽子笼般的单元，廉价租给像他这样的农民工。
　　吴胜发对亲友最常说的一句话就是：“再干个两、三年就回去”，尽管他在东莞已经干了十二、三年，也未实现他常常编织的梦想：回老家，自己当老板。
　　然而，吴胜发夫妇也没有在东莞买房子。尽管按照他们夫妻俩的收入，他们完全可以向银行贷款购买自己的房产，但他们至今仍然住在这套狭小、简陋的公寓中。
　　“为什么不买房呢？”我问。
　　“在哪里买呢？”吴胜发反问我，“万一我丢掉了那份工作怎么办？谁能保证我还会找到另外一份收入、地位差不多的工作？”
　　确实，没人能够保证。即使他在此地再住十二、三年，即使他在工作岗位上再“成功”，即使他在此地的社会阶梯上爬得再高，他仍然还是一个没有东莞户口、因而没有相应社会保障的“外来工”。
　　见我沉默良久，他又说了一句大概是为了活跃气氛的话：
　　“趁还能干的年纪，多攒些钱，以后回农村老家盖房子养老吧。”他笑了一下，但笑得很勉强。
　　不知为何，我脑海中突然浮现出袁小兵那篇描写吴胜发夫妇报道中的画面──
　　“机器的轰鸣取代了虫鸟的鸣叫，街上都是需要警惕的汽车、摩托和陌生面孔。他们在异乡互相慰藉，谨慎卑微地生活着，有时怀有对田园牧歌式爱情不可复返的惆怅。同样，家乡也只活在记忆里。现在的家乡，就像打工所在的城市一样让人迷惘。”
　　txt电子书分享平台　

第三章流动中的中国农民（1）
从90年代中期开始的十年，是中国城乡经济结构和社会结构开始历史性巨变的十年。农村劳动力的流动也许是结构变动中最引人注目的部分。
　　十年来，农民工继续在各地大规模流动，但是流动的背景发生了变化。中国经济走出了短缺经济和温饱阶段，这件事对全国经济是好事，但对农业和农民就不一定是好事。在短缺经济时期农产品的需求是没有问题的，只愁种不出来，现在农产品需求成为农民必须关心的问题。在这十年里，出现了城市国有企业用工制度的改革、大规模的下岗和失业，这是在新中国成立几十年历史上没有过的。许多城市政府采取了诸如“腾笼换鸟”的旨在限制农民工就业的措施。在这十年里，农民工成为工业化的主力军，成为支撑城市日常运转的重要组成部分，然而，在使这些城市新居民融入城市社会生活方面严重滞后。
　　在这十年里，农民工本身的情况也有很大的变化，农民工的成分也在不断变动之中：有的人已经退出农民工行列回乡，而新人在不断加入；当年的未婚姑娘小伙已经成家生子；当初做小工的，已经成了有手艺的大工，有的还成了包工头；当初的小保姆进入商业餐饮服务业；……。
　　1995年初，从农历腊月下旬到春节期间，我们曾经在安徽、四川的12个村作过300个农户的访谈。2005年春节我们回到这12个村，重访这300农户。
　　一、农民工的代际更替
　　首先，在城市或输入地稳定地留下来的是少数。其次，从调查来看，十年前的年轻人有一部分还在继续外出，有一部分不再外出了，不再外出主要因为家庭原因。十年前的中年人，少数仍然在外出，多数顺利地完成了代际更替——自己不再外出，外出的是他们的孩子。
　　二、新生代农民工
　　经济发展一方面提高了整个社会的福利，另一方面也提高了人们的欲望。在很多情况下，在发展中国家，成功的经济发展带来的可能不是人们更加满意，而是满意度的下降。
　　我们可以看到新生代农民工的不同：他们多数都是高中或初中毕业，他们所感受到的生活压力显然低于他们的父母辈，也许正因为这样，他们对打工条件的要求比父母辈高。新生代农民工的打工期望：首先在工资上他们的要求往往要比父母辈高，他们更在意工作环境、工作条件，更在意劳动时间，他们比父母辈更加关注自己的前景。
　　“民工荒”问题，如果仅仅从数量上来讲，我不觉得它是个真问题。如果真达到数量紧缺，岂不说明中国的工业化、城市化已经解决了吗？但是我想，在民工荒的讨论中应该不仅关注数量视角，而是引进质量视角，可能会帮助我们更好地认识现在的情况。
　　东莞就业局的黄慧屏局长对投资者说：你们不要把今天拉着拉杆箱来的农民工，看作和当初扛着编织袋来的农民工是同一种人。
　　三、身份认同
　　首先是流动中的沉淀。究竟什么算沉淀？有较稳定收入算沉淀？有较稳定单位算沉淀？长年在外算沉淀？举家外迁算沉淀？办理户口迁移算沉淀？在城市购买商品房算沉淀？显然，沉淀的定义不同，数量也不同。但是总的来讲，在调查中我们看到，不管按照哪种定义，在城市里沉淀下来的人还是比较少的。
　　其次是身份认同。我们问外出农民工一个问题：“你认为自己是城里人还是农村人？你的家人、朋友怎么认为？”在调查中我们发现，被访者普遍认同自己是农民，几乎无一例外。不管是低级打工还是高级打工，包括公司白领、小老板，甚至包括已经在城里购买住房的人，异口同声都说自己是“农民”。他们提出的理由是：我们没有基本的保证，不管我干了多久，只要不再和我签合同，我就什么都不是了；城里人失业、下岗就有人来管，我们失业也不算下岗，我们失业是没有人管的。调查员追问：城里人也会失业啊……，他们回答：城里人有房子住，可以慢慢找工作，我们在外面吃住都要花钱，压力大，十天半个月找不到工作，就慌了，只好回家。
　　书　包　网　txt小说上传分享

第三章流动中的中国农民（2）
四、关于身份认同的讨论
　　我想这并不是因为农民工的就业能力太低。习惯上总说民工“素质低”，“就业难”。其实就业决定不取决于单一指标。可能在就业决定中适应性才是第一位的。单纯从微观讲，似乎是线性的，教育投资越高人力资本越高，受到的训练越多就业可能越好。但从宏观讲，就业受制于需求结构，你的学历再高，如果没有需求，你的就业也是困难的。实际上，从数据来看，农民工的就业率是高于城里人的，农民工的就业能力并不低。问题在于是农民工的脆弱性，承受风险的能力太低。从住房来讲，如果有住房，如果能降低农民工在城市住房的费用，则可以降低生活的流动成本，增加安全感，使他们能够承受更长的工作寻找时间，从而提高他们抵御风险的能力。从福利制度来讲，如果城市政府不仅承担城市下岗失业职工的就业责任，而且承担已经在城市做出贡献的农民工、外来工的就业责任，提供基本的社会保障，提供低保，也能够提高农民工抵御风险的能力。
　　要解决这些事情，首先是要取消制度性的排斥，以身份为识别的隔绝制度或政策都是应该纠正的。其次，应该降低城市化的成本，包括降低就业成本、降低居住成本。降低就业成本包括真正实行就业优先的发展战略，包括实行有利于就业的企业政策，包括不要用不切实际的、超前的所谓“高科技”过早地带来资本密集技术对劳动密集技术的替代。降低居住成本，应该允许多元化的住宅建设和住宅经营，应当在保证满足基本需求的条件下降低公共设施的成本，在不降低服务质量的条件下降低公共服务的成本。
　　五、关注长期家庭分离带来的问题
　　与农村劳动力长期候鸟式的流动相联系的，是多数流动家庭成员间的长期分离。
　　长期分离带来的夫妻关系问题。首先是家庭稳定性：根据我们的调查，十年前几乎听不到外出引起的婚变，而五年后、十年后的调查，我们听到越来越多的农村离婚案例。绝大多数情况下，提出离婚的是外出者，而与外出者的性别无关。其次，长期分居带来的性烦恼，以及由此而生的健康威胁、性骚扰和性犯罪问题，应当引起学者和政府的更多关注。
　　“留守”子女教育问题。许多在外务工经商的父母都像我们谈到留在家中子女的教育问题。可能是文化较高的一方外出（显然文化较高对在外务工经商时更有利的）、文化较低的一方留在家中，可能是父母均外出而把子女留给爷爷奶奶带（隔代教育），都对子女教育有不利影响。“爷爷奶奶只能保证孩子饿不着、冻不着”，其他很难管，甚至孩子天天上网吧打游戏家里都不知道。除了文化教育外，父母子女的情感交流也可能因长期分离产生问题。父母的可能选择是：或者父母其中一人回家，或者把孩子带出来上学。当然，后者面临更多的花费。
　　农村劳动力外出带来的农村养老问题。传统上中国农村是家庭养老、家族养老。如果子女都出去打工，老人在身体健康的时候还能下地干活，但是在老了以后他的养老问题就会突显。子女有钱寄回来，生活花费没有问题，但身边没人照顾，缺少情感慰籍。尤其是举家外迁对农村养老模式的挑战，家庭、家族养老方式能否延续下去？或者需要建立更大规模的农村社会养老制度？
　　六、稳定的制度安排与行为预期
　　农民工在城里看不到自己的前景，没有稳定的预期，缺少安全感。在欧盟的一些国家，对境外的打工者会有明确的规定：只要有人雇用你就会享受一些起码的保障；如果在两年内有稳定工作、交税、守法、没有任何不良记录，你可以进入某一个更高一些的保障水平；这样经过七年（或若干年）的努力，你可以享受几乎所有公民待遇，如果你愿意甚至可以申请加入该国国籍。而在我们城市的制度安排中，并没有为进城农民工描绘出任何稳定的前景。何况，我们的城乡之间、地域之间，还不是国与国之间的关系。
　　

第三章流动中的中国农民（3）
在社会生活中，制度安排显然会影响人们的行为。在城市化进程中，不应忽视给人稳定预期的制度安排所具有的行为导向作用。
　　没有稳定的预期，农民工要付出更高的成本。他不知道能不能在城里待下去、待多久，所以他要做出两套生活安排，把不多的钱用在两处，要维持两处住房、两套生活用品，还要做好准备随时应付两种生计手段，想得多的人还要考虑参加两套社会保障系统。更不利的是，前景的不稳定使他有很大的投资顾虑，他在物质投资上缩手缩脚，在人力投资上游移不决，因为他不知道投资是否有足够时间收回。不仅是本人在技能培训上的投入，甚至在子女教育上，他也一直拿不准主意，应该让他们上使用全国统编教材的打工子弟小学、还是上使用特有教材的城市正规学校？在社会交往和社会网络方面，他也不得不同时顾及两套生活前景的需要，不能把主要精力放在城市经济生活和社会生活的适应上。长期分离的生活，已经给一些家庭在夫妻关系、子女教育、老人赡养方面带来问题。
　　没有稳定的预期，社会也将付出更高的成本。在城市化的历史进程中，原本可以帮助进城打工者逐渐立足城市的工资收入，相当部分被寄回带回老家，而老家的新房在城市化进程中可能面临贬值；短期行为、人力资本投资愿望的压低，不利于提高经济的竞争力和全民整体素质；城乡两套行为规范在城市中的并行增加了城市运行成本，从维持交通秩序到地下黑经济的打击难度；等等。
　　城市不把农民工当作自己人，就不要幻想农民工能把城市当作自己的城市。缺少稳定预期的制度安排，就很难指望农民工能有建设性的长期行为。
　　（本文特约作者：白南生，中国人民大学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教授）
　　书　包　网　txt小说上传分享

第四章　故乡可望不可归（1）
我已经记不清那条街道的名字了。
　　这条不长的小街，坐落于中国深圳市福田区一座“城中村”附近。那是一个炎热的初夏正午，七、八个为沿街五金店打零工的农民工，把几个摆放在人行道上、尚未刷上油漆的货架当作叠架床，分层躺在其中午休；五金店对面的建筑工地也暂时停工，许多农民模样的建筑工人横七竖八地躺在临时工棚里午睡。整个小街上，似乎只有一个人睁着眼：他是深圳市无数拾荒者之一，在靠近建筑工地的人行道上，他坐在自带的小马扎上，正在翻阅收破烂收来的一本旧杂志。
　　“你收旧报纸吗？”我走上去，与他搭讪。
　　“收。旧报纸、旧杂志、旧书，什么都收。”他显然把我当成了一位普通的主顾，“旧家具、旧电器也成。”
　　他递给我另外一个马扎，“坐吧。这是我老婆用的，但她现在到对面五金店收废品去了，一时回不来。”
　　既然他把我当成卖主，我也没必要说破我的真实身份。我假装真的对抛售旧货感兴趣，详细询问了各类废品的售价。
　　渐渐地，我们熟了起来，开始聊起与售价无关的家常来。
　　他告诉我，他叫范青（化名──作者注），四十多岁，来自安徽阜阳农村。老范说，深圳有很多来自安徽阜阳的拾荒者。他还说，他们拾荒行业内有句“行话”：“刨不如捡，捡不如运，运不如换，换不如收。”老范就是一位“最高层次”的拾荒者：他专收废品，他与妻子轮流分工，“我上门收购时，我老婆就坐在这里，等人问价；我老婆上门时，我就在这里坐等。”当然，他们夫妻会经常变换“上门”和“坐等”的地点。
　　老范没上过几年学，但一直喜欢看书，即使从事拾荒，也经常翻阅收购来的旧报刊，所以也算知多识广。他离开农村老家、出外打工，已有十多年历史，最初，他就像附近工棚中午休的那些农民工，在不同城市的建筑工地之间奔忙：他曾为浙江温州私营企业家兴建的厂房和私宅搭过砖，也曾为海南房产泡沫中上马的“烂尾楼”砌过瓦；他也尝试过像温州人那样，做做小本生意，但“亏得一塌糊涂”，以至于使他得出一个结论：“做生意，不是我们安徽人干得了的。”当我以史上的“徽商”为例质疑他的结论时，老范尴尬地改口说：“做生意，不是我们阜阳人干得了的。”
　　最后，随着年龄的增大，老范感到自己“既不能靠智力吃饭，也不能再靠体力吃饭”，只好来到了这个“相对不那么歧视安徽人”的深圳市，与妻子一起，靠收购废品维生。
　　“这么说，你们已经把深圳当作你们的第二个家了？”我忍不住问他。
　　“哪里，哪里，深圳就是个旅店。我们只有一个家，那就是阜阳农村老家。”老范笑了，但笑容中带着一丝苦涩，“我们没有深圳户口。就是有户口，我们也不属于这里。我们不过是一对儿收破烂的老夫老妻，城里人看不起我们，我们也瞧不上他们。”
　　据老范说，自从改行干起收购废品这一行当，他们夫妻俩就像一对儿“候鸟”，每隔一段时间就回一趟安徽农村老家：“我们家里还承包着土地，播种和收割时，我们就赶回老家。种子播下后，我们就进城打工，也没有托给亲戚邻居照管，因为村里大部分人都出外打工去了，剩下的都是老人和小孩，管不了。我们现在是完全靠天吃饭：如果风调雨顺，我们就赶回去收割庄稼，如果逢旱遇涝，颗粒不收，我们也不怕，反正我们也不指望种田糊口。”
　　“如果你们不出来，完全靠在老家种田，能活下去吗？”我问。
　　“也能活下去。”老范停顿了一下，“说心里话，我们并不想出来打工，辛苦不说，还受人歧视。如今上面取消了农业税，种田的收入其实也不太差。但我们全村，不老不少的人，全出来了，如果你还守着家种田，是要被人笑话的。”
　　

第四章　故乡可望不可归（2）
一阵哨声传来，工棚中午休的建筑工们渐次起身，揉揉眼，重新开工了，而对面五金店雇佣的木工们，则早已离开临时叠架床，重新操起锯、刨干活了。
　　我突然觉得，老范刚才说的那番话，似乎道出了他们夫妇自己、那些建筑工和那些木工背井离乡来到这个遥远、陌生、不甚友好的城市打工的深层原因。
　　看来，推动着中国城市化的无形之手不止一只。除了农村人多地少、收入微薄这只推力之手和城市收入更高、机会更多这只拉力之手之外，似乎还有一只颇具中国特色的“脸面文化”之手：本村的邻居、朋友、亲属们都进城打工去了，只有你还守在家里，只有你还在土里刨食，那你在别人眼里，就太没本事了、太没出息了、太没脸面了。时至今日，人不仅要为自己而活着，同时也要为他人的看法而活着。
　　其实，中国农民踏出离土又离乡的第一步，并非城里人所想象的那么轻松、那么容易。根据上海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所教授葛剑雄的说法，历史上，中国农民除非迫不得已，否则是不愿意离开故土的。
　　“农业文明造就了中国人安土重迁的习惯，对中国农民来说，只要土地能够满足他的要求，他就不会迁移的。但是，在非常态情况下，特别是碰到天灾人祸的情况下，中国农民也会被迫迁徙。”曾经主编过《中国移民史》的葛教授在位于上海近郊的家里接待了我。他还分析了通常满足于“老婆孩子热炕头”的中国农民被迫移民的另外一种压力：“另外，即使在常态的情况下，也有一个情况：在人口稠密的地区，由于人口增加，土地满足不了人的要求，在这种情况下，也有人口迁移现象。”
　　但研究当代中国农民工现象的学者发现，如今输出农民工最多的几个省份，其实多数位于中国中部，而非最贫穷的西部。因为相对于沿海地区，中部地区仍属落后，所以沿海大城市有吸引力；相对于西部地区，中部地区还不算太穷、太偏僻，所以有进城找工作所需的足够信息、足够关系和足够路费。
　　这个现象有点儿像偷渡海外的中国非法移民现象：偷渡客最多的省份不是中国最贫穷的省份，而是相对富裕的广东省和福建省。
　　“中国的流动人口有一个很重要的特点：富裕地区出来的，是经商的，中等地区出来的，是打工的，落后地区的人则不流动出来，因为落后地区的人可能连路费都没有。”中国著名民意调查公司──零点调查公司的董事长袁岳对我说，“有些农民工出来，什么技能也没有，什么关系也没有，身上只带了500块钱，这也许是他一辈子的本钱，如果他能在城市里找到工作，这500块钱可能很快就赚回来了，但如果找不到工作，路费也用光了，那他一辈子的本钱也就这样耗光了。这也是中国流动人口的一个特点：有的贫困地区，如果贫困到了连路费都没有的话，他就不出来了。例如，西南、西北贫困地区出来打工的人就很少，如贵州、广西，打工的人就少，山西的情况是：有煤的地方很富，没煤的地方就很穷，所以山西出来打工的农民就不多。”
　　零点调查公司曾经从事过多次有关农民工的大型调查。在位于北京朝阳区佳程广场的公司总部中，袁岳这样向我介绍他们调查中的一个发现：“从全国来看，出外打工者最多的省份是四川、安徽、江西、湖北、湖南，不仅与这些省份的经济状况有关，而且也与这些省份居民的流动爱好有关。”
　　拾荒者老范来自安徽。安徽阜阳籍的拾荒者不仅遍布珠江三角洲，也散落在中国许多大中城市之中。袁岳和他的同事们也发现了农民工的来源地与他们所从事的职业之间的有趣联系：“北京的木材生意，基本上是福建人做，鲜花生意，主要是湖南人做，小商品生意，基本上是浙江人做，小商品中的眼镜、童装，基本上是浙江瑞安人的，普通服装，基本是浙江乐清、永嘉人的，低压电器，是浙江乐清人的。山东人出来，主要是做蔬菜贩运的，北京市场上的蔬菜，85％来自山东，而山东寿光县一个县的蔬菜，就占了80％，寿光人中，一部分人做长途贩运，一部分人做批发，还有一部分人做大的零售户。”
　　

第四章　故乡可望不可归（3）
袁岳也没忘了谈到北京的安徽民工：“北京摆摊的小菜贩中，安徽人比较多，安徽人大部分做的都是比较末端的生意，比如水电工、家庭中的低端装修工。因为家庭装修，安徽人接不了大单子，只能接小单子，而家庭中的高级装修工，通常是江苏南通人做的比较多。”
　　那么，老范的“安徽人不适合做生意”的观点是否得到了证实呢？
　　我采访过的专家大多数认为，某些地域的农民工相对集中地从事某类职业，这个现象也许更多地与农民工进城找工作主要靠亲友、老乡介绍的特点有关，与中国人独特的“地域文化”或“圈子文化”有关，而与“某某地方的人天生不适合做某某事”关系不大。
　　然而，尽管中国城市的生活水平远远高于农村，尽管进城农民在城里经商、务工、甚至捡破烂的收入都会超过在家务农，但他们在城里的工作条件和所受到的待遇，却并不一定好过农村老家，他们因此付出的代价，也是他们原先难以想象的。
　　第一次工业革命时期，在老“世界工厂”英国，金发碧眼的“农民工”曾经付出过血汗、甚至生命的代价，二百多年后，在新“世界工厂”中国，黑发乌眼的农民工们也不例外。
　　我曾经去过英国工业革命时期的煤炭生产重镇纽卡斯尔，参观过当地一家城市历史博物馆，令我印象最为深刻的是这家博物馆展览的工业革命时期历次矿难事故中死亡的矿工花名册，花名册详细记载了死难者的籍贯、性别和年龄，其中绝大部分来自英国农村，许多死难者是童工，年仅十五、六岁。
　　英国建筑史学家丹·克鲁克香克（DanCruickshank）曾经如此描述英国工业革命时期进城农民的工作状况：“毫无疑问，新兴工厂中的生活非常艰辛，而且高度纪律化。例如，在当时的一些工厂中，童工每周工作六天，每天工作13个小时，而且昼夜轮班。当工厂主对利润的追求变得至高无上时，当几乎没有什么法律保护工人利益时，雇主的剥削常常变得非常极端，工人的工作条件常常变得极为糟糕，特别是在艰苦危险的采矿业中，情况尤为恶劣。”
　　本报曾在去年发表过“全球城市化系列报道”，介绍了世界城市化进程中充满了血汗和眼泪的历史与现状。“几百年来，一种无情的发展逻辑，推动着人口向城市集中。”本报记者艾伦？贝蒂题为《人类是怎么成为城市动物的？》的主打文章这样写道，该文如此描述了英国早期的城市化进程──
　　“英伦三岛包含三种从农村迁移至城市的模式。在英格兰，这种迁移是渐进的，而且相对不那么痛苦：小型租赁农场的所有者们的‘圈地’和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