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小史-第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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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他也把注意力转向日本。1268年，他派使者送信给“日本国王”，声称假如日本不承认蒙古宗主地位并朝贡，将派兵攻打日本。日本当局——朝廷与幕府对这封信与后来的信函都一概不加理会，但将军把预期敌人可能登陆的九州西北海岸置于军事警戒状态下。
　　第一次攻击在1274年11月来临。正如预料，敌人企图在九州西北部海岸登陆。忽必烈从朝鲜派遣约900艘船只，载运约4万兵员。他们在博多登陆，而入侵者立即迫使日本守军向内陆撤退。然而，那晚蒙古军没向前挺进，反而回到船上。不久后台风来袭，船只受到严重损害，船上许多人丧命。入侵者撤回朝鲜，兵员损失1/3。
　　日本人对自己的武器与骑兵战术的劣势感到震惊，并为敌人可能再度来袭加强准备。
　　在骑兵战术方面，日本人没多少甚至没有经验，因为他们的骑士跟敌人打斗时，通常一对一，而非群体对群体。武器的事使我联想到日本史上一件有趣但被忽视的问题。同时代的卷轴画明白地显示，蒙古兵配备原始的大炮。然而，我一直未能找到何以日本人不企图制造自己的大炮的任何解释。大多数历史书仅单纯地叙述火器在16世纪中期首次被葡萄牙人带到日本。日本人在葡萄牙人带火器来日本后立即加以仿制，而在元寇第一次来袭后，他们预期元寇会再度来袭，我想不通何以日本人似乎并未尝试仿制蒙古兵的火器。
　　1281年6月的蒙古入侵军规模大得多，这次也是在博多登陆，不下4400艘战船与兵员14万人。至此阶段，忽必烈已经在1279年对宋作战中胜出，成为中国一个新朝代的创立人。他也尝到他在1275年与1279年两度派去日本的使臣被砍头的屈辱。这次他是认真的。
　　但蒙古军虽然规模大，他们遭遇顽强抵抗，无法获得真正的据点。几星期后援军从华南抵达，但正当入侵者准备大举联合攻击时，突然刮起台风，摧毁了他们的大部分战船。他们再度被迫撤退，这次损失的兵员超过半数。
　　蒙古军的两次失败，一方面是因为日本人顽强抵抗，另一方面是因为他们依赖最近征服的汉人兵与朝鲜兵，这些兵没有为蒙古作战的热情。然而，两次台风也对结果有不可否认的重大影响。这台风被称为“神风”（kamikaze），反映出日本人的一种信仰：日本是神国且受到神的保护。“神风”后来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时被用来形容那些牺牲生命保护国家的自杀飞行员。
　　忽必烈没有放弃入侵日本的意图，后来策划了许多攻击计划，每次他都因帝国其他地域不稳而转移注意力。日本人知道他的意图，且维持警戒状态直至他在1294年死去，之后蒙古人对日本的兴趣似乎消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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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武士国家（3）
日本的胜利起因于他们的顽强抵抗、敌人的拙劣组织与低落士气，再加上好运。这说法无疑也适用于古今中外大多数的战争胜利，但日本特别好运。
　　外敌的威胁可能有助于防止内乱，但也助长对北条幕府日益高升的不满。国防与长期军事警戒状态的经费很高，严重耗尽幕府的财源。幕府无法履约支付奖金给武士家族，甚至付不起武士对国防所做贡献的基本补偿金。对于那些感觉不是北条而是他们自己才是打胜仗者的家族，这是特别难堪的。而北条决定在九州设置将军代表并集中更多职位于自己手中，这些举动更进一步引发不满。
　　尽管幕府与许多武士家族有财政问题，全国经济形势在这时期整体来说改善了，部分原因是在地头—守护体制下社会相当和平与稳定。庄园变得较有生产力，虽然它们仍然不是很有效率。批发食米及其他货品的海上商人因生产力的增加而更昌盛。同业工会也变得较强大。
　　佛教新宗派的出现是镰仓时代庶民生活的特色，与通常隐秘且局限于统治阶级圈子流传的平安时代佛教相反，这些新宗派的最大特色是诉求一般民众。法然（1133～1212）创立的净土宗，相信信徒可依靠念阿弥陀佛而得救。法然弟子亲鸾（1173～1263）创立的净土真宗，将此简化成只要诚心念阿弥陀佛一次就可得救。日莲（1222～1282）提倡的宗派也同样单纯，但重点放在《法华经》而非阿弥陀佛上面。
　　然而，并非镰仓时代建立的所有新宗派都以一般民众作为诉求对象。强调简朴与自律的禅宗，对当时的武士较有吸引力。禅宗的某些成分当时在日本已存在几百年，但在僧侣荣西（1141～1215）两度前往中国求法后才特别扎根下来，并很快发展成为若干宗派。
　　异常专断的后醍醐天皇（1288～1339）对北条将军摄政的不满达到顶点。1318年即位后，他决心重建天皇直接统治。在这方面他受到后鸟羽天皇的启发。后鸟羽一百年前也显示过同样的决心，但没成功。
　　后醍醐两度尝试向幕府挑战，分别在1324年与1331年，但两次都失败了。跟他之前的后鸟羽一样，他被放逐到隐岐岛。然而，跟后鸟羽不同，后醍醐很快设法逃走，并成功地在本州西部集结了大量的支持者。
　　1333年，镰仓幕府派能干的武官足利尊氏（1305～1358）去处理这形势。尊氏是源氏家族的一个分支的年轻族长，他是一个机会主义者。他知道他与后醍醐拥有大量武力，因此他背叛幕府，宣布支持后醍醐，攻击幕府在京都的机构。在几周内，另一位源氏后代的强大的年轻武官新田义贞（1301～1338），也背叛幕府并摧毁幕府在镰仓的据点。
　　新时代即将来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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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节　内战（1）
室町时代（1333～1568）
　　1333年，在足利尊氏与新田义贞的支持下，后醍醐返回京都。他希望重建天皇的直接统治。然而，这企图仅是昙花一现，因为他很快失去尊氏的支持。尊氏要后醍醐授将军头衔给他，后醍醐拒绝了，因为他想避免天皇的直接统治被将军、摄政或太上皇削弱。因此尊氏不理后醍醐的中央政府，在他返回镰仓敉平北条势力的短暂复兴后，他宁愿留在东部。
　　后醍醐认为尊氏蔑视他，因此立即派新田义贞（有时是尊氏的盟友，有时是他的对手）去教训尊氏。然而，尊氏击败义贞，义贞败逃。义贞后来在1338年被尊氏的一名盟友杀死。然后尊氏占领京都，迫使后醍醐逃至京都南方约100公里的吉野的茂密山林里。在京都，尊氏迅速安排皇室家族一个对立分支的成员光明（1322～1380，1336～1348在位）即位。两年后在1338年，光明天皇终于授予尊氏他觊觎已久的将军头衔。
　　无可否认，尊氏是一位机会主义者，随时准备临机应变转变结盟对象。但除了成功的程度外，在这方面他一点儿也不例外。今日的人们相信武士是绝对忠诚的。许多武士无疑地忠于主人，并为主人牺牲生命。然而，中世纪的武士转换效忠对象是很平常的事。14世纪中期的战记文学《太平记》的部队数字显示，在发生于箱根对抗尊氏的一场战役中，新田义贞的7万兵员减少至仅仅100人，尽管他的兵力在数目上比尊氏的6万人多。即使这数字有被歪曲的成分，也只能以大量武士变节投敌来解释。
　　这明显地显示效忠个人的限度，们是否是世袭家臣。
　　实际的效忠程度由武士的地位以及他们与主人的关系决定，比如他而且，日文中的“忠诚”一词在那个时代似乎更具有专业服务的感觉，而非无条件的顺从之意。
　　且再次是务实胜过原则。实际与流传的武士形象形成强烈对比。而典型的中世纪武士与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日本军人也形成强烈对比，后者比起武士似乎更愿意战斗至死，因为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日本军人有几分误认为武士都是这样为主人牺牲生命的。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许多日本军人对天皇的狂热效忠反映出下列事实：近代以来日本领导者对教化价值的重新学习——在中古世界狂热效忠没那么明显，恐惧与自利似乎才是决定行为的较大因素。
　　《太平记》不仅告诉我们有关武士的价值，也让我们看到战争中的中古农民的生活。本书显示，农民被征战中的部队抓去服劳役，或者他们的物品被强制拿走充当军事用途。农民无缘无故被不守纪律的武士杀死。武士们争夺战利品，或抢劫败逃的敌人，因为他们也是机会主义者。
　　在这样的背景下，后醍醐逃离京都去吉野。在此他设立一个流亡朝廷，因此现在同时有两位“天皇”。南北朝持续至1392年北朝（京都）与南朝（吉野）“和解”时为止。较正确地说，第三任足利将军——尊氏的孙子足利义满（1358～1408，1369～1395统治）答应南朝的人可以跟北朝的人轮流继位。但义满将不会遵守其承诺，而南朝家系不久将断绝。
　　跟之前的源氏与北条氏不同，尊氏较喜欢在京都建立幕府，而幕府被设在该市的室町区域。行政上，他使用许多现有的结构，诸如“守护”与“地头”。
　　然而，他与守护的关系问题重重，因为他既没有土地分封作为奖赏，也没有源赖朝的领袖魅力。这样一来，他既不能收买也不能驾驭他们，使他们效忠。有些守护跟尊氏一样强大。尊氏与他的大多数继承人也是差劲儿的领导人，没有获致多少真正的控制。争端很多，甚至于在幕府内部本身也是这样。在一场这样的争端中，尊氏派人谋杀他的亲弟弟直义（1306～1352），在铲除敌人方面继续“家庭第一”的传统。
　　除了极少数例外之外，幕府的实际权力随着岁月持续衰退。强大的“守护”家族，诸如时常占据管领职位（将军在京都的代表）的细川氏，对幕府有强大影响力。山名氏守护家族控制当时66国（地方单位）中的至少11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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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节　内战（2）
义满可能是一大例外，他不是弱势将军。他不仅“重新统一”两个朝廷，也企图抑制守护的权力，他使用的手段是利用古代大和国家授朝廷官职给许多守护的方法，迫使守护必须居住在京都，因此他能监视他们。为了加强他自己的个人权力，他创立“太政大臣”职位，他本人在1395年把将军职位让给他的9岁儿子义持后当起太政大臣。然后，他模仿古代太上皇的宫殿的豪华风格，耗巨资在京都兴建举世闻名的金阁寺。
　　另一个有趣的举动是他向中国明朝皇帝朝贡。在1403年致明朝的国书中，他自称“日本国王臣源道义”。这样的自称可能对日本主权造成了伤害，但也建立起幕府不经由本国朝廷直接跟外国打交道的基础。
　　然而，义满在1408年死后，幕府权力衰退尤为明显。将军的命令常被忽视，且在某些情况中甚至被本身弱势的朝廷有效地否决。例如，1443年幕府禁止某剧团在新年元旦表演，但朝廷许可表演，该剧团也依据朝廷的许可进行表演。
　　地方守护家族继续扩大势力，成为下一个时代的大名（诸侯）的前驱。当守护势力扩大之际，理论上属于不在地主朝廷贵族的庄园实际上被瓜分。庄园收入不再被支付给不在地主。然而，农民仍然付税。事实上，税负加重导致叛乱频繁，尽管农业生产因为工具、肥料和稻米品种的改善而有所提高。
　　在不受幕府权力拘束的情况下，地方守护家族有时结盟，有时对抗。应仁之乱（1467～1477）使京都大片地区为之荒芜，并暴露出幕府平乱无能。在其后一百年的战国时代，内乱频繁。
　　在这武士统治的时代，禅宗继续对武士发挥吸引力。禅宗的理想，诸如简朴、克制、纪律及冥想跟全国的失序与混乱形成强烈对比。它是一个诸如寂静（侘び，wabi）、枯萎（枯れ，kare，字面意义是“枯萎”或“干燥”，但有“严厉”、“未装饰的”、“自然的”等含义）、古雅（寂び，sabi）、幽玄（yugen）等唯美理想的时代，这些理想仍是今日日本文化的特色。这些理想之中有许多，尤其克制与幽玄，也是本时期发展的能剧的著名特色。能剧常以悲剧性的武斗作为题材，且常带有来世报应的主题。
　　与能剧的来世性质平行的是若干隐士诗人与作家逃避现实世界。他们表现出一种比起较早时代的诗人西行甚至更深刻的厌世观。例如，佛僧绝海中津（1336～1405）写道：
　　闭门千峰顶
　　往返惟雀云
　　终日看群山
　　清风满竹牖
　　夜餐有松花
　　僧衣染栗色
　　红尘宁有梦
　　唤我出山阿？
　　在一本葬礼登记簿上发现的一首匿名诗（写成于战国时代公元1500年左右）是全国性内乱的暗喻：
　　有一雀
　　单体
　　双喙
　　互啄
　　至死
　　在战国时代的特别###时期，西洋人首次在日本出现。1543年9月，一艘前往宁波途中的明代中国平底帆船被风吹至日本九州南部外海种子岛海岸上。船上有中国船员与三名葡萄牙商人。他们带来的火器比几世纪前的蒙古人的火器更精密，不久，若干日本诸侯武士采纳并制造这些武器。他们也最先带来天主教，天主教后来在1549年被耶稣会教士方济各·沙勿略（Francisco　Javier，　1506～1552，死后被天主教会封为圣徒）较有系统地引进日本。
　　这些最早来日的欧洲人看到一个被内战摧残的国家，有效的中央政府不存在，而武士诸侯只知用武力或背叛手段尽可能并吞邻近的封土。这是一个亟需统一的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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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节　国家再统一（1）
安土桃山时代（1568~1600）
　　分裂的国家是容易征服的国家，但幸运的是当时的欧洲列强似乎没兴趣征服日本。的确，哥伦布航海探险是为了获取马可·波罗《东方见闻录》中的中国与日本的财富，但他在探险途中因发现新大陆而转移注意力。这新大陆有它自己的财富。此外，新大陆比土地狭小且住满凶恶武士的日本容易征服与开发。
　　而且，无论如何，日本不久将被统一。这主要是连续三位武人的累积的成就：织田信长（1534～1582）、丰臣秀吉（1536～1598）以及德川家康（1542～1616）。他们各有自己的方法，反映出他们的个性。日本有一个有名的谚语说：假如鸣禽不唱歌，信长将把它杀了，秀吉会说服它唱歌，而家康则耐心等它唱歌。
　　信长是尾张国（今日爱知县的一部分）大名（诸侯）。他是机敏的战术家，通过若干次对抗大名的胜利，他从相当低微的地位爬升至掌握大权。他最重要的胜利之一是1560年在桶狭间之战（靠近名古屋）中战胜今川义元（1519～1560）的部队，当时义元的兵力远比信长的多，但信长的部队成功地包围了义元的部队。
　　1568年，将军职位名义上仍由足利家不同分支的成员所占据，当时几个人争夺将军职位，支持足利义昭（1537～1597）的信长成功地占领京都。义昭顺利地接任将军。然而，从一开始就很明显，信长是真正的掌权者。他甚至公开指令并训诫义昭。然后，仅仅五年后，在1573年，信长因为义昭和织田家族的传统敌人武田家族结盟而将他赶出京都。
　　义昭继续保有将军头衔直至1588年，但他被逐出首都后，如今已几乎无意义的足利幕府实际上也算结束了。
　　信长是一个异于常人的人。他是典型的军阀，在残忍与自利方面无与伦比。他谋杀自己的亲人（诸如在1557年谋杀其弟信行），但那并不特别。特别的是，他活活烧死已经被击败的敌军2万人，包括屠杀时刚好被逮捕的所有平民。他特别嗜好屠杀和尚，因为过去约一百年中佛教徒煽动的叛乱，他视和尚为麻烦人物与潜在威胁。佛教徒是潜在威胁，但没强大到值得他跟他们和解。他宁愿试图消灭他们。1571年他摧毁比叡山（位于京都）天台宗延历寺时，多达1万人被包围并被屠杀，不仅包括僧侣，也包括妇孺。1580年他攻陷净土真宗据点大阪石山本愿寺时，也有许多人伤亡。
　　当时的欧洲人访客不仅对信长的残忍无情，也对他的极端自我大为吃惊。他甚至建立一座庙宇让人来拜他，并规定他的生日为国家假日。他相信他的绝对霸权，这可能是他不借着将军或类似的头衔寻求合法化的理由，因为这将使他在理论上比授予将军头衔给他的人处于下属地位（信长在1577年确曾接受朝廷授予的高职位，但在几个月后就辞去了）。当然，他轻蔑地拒绝合法性在日本史上是不寻常的。
　　然而，毁坏之中有建设。他把征服的土地授予他的封臣并展开土地重新分配政策，这政策将由他的继承人继续发展。1575年6月，他在长筱之战中率领3000名毛瑟步枪（musket）兵协助击败武田胜赖（1546～1582）。这是日本人在战争中首次大量使用火器，并显示信长机敏地实现了欧洲人带来的武器的潜能。
　　1549年，在葡萄牙人引进火器仅六年后，当时是少年统帅的信长购买了500支火绳枪给他的士兵用。然而，有几年之久，火绳枪在战场上的有效使用受到诸如装子弹与射击等毛病的妨碍。若干大名，诸如种子岛时尧（1528～1579）与武田胜赖之父武田信玄（1521～1573），也同样爱用火器，但信长似乎是火器的最有效使用者。黑泽明的著名电影《影武者》描写的就是这场战役。
　　使用火器将形成趋势。早在1571年，他下令调查他控制下的农地（检地），此举让人想起一千年前的大化革新。1576年，他没收农民持有的武器，同年他统一度量衡，这些举动也让人想起大化革新。同一年，他在京都东方的琵琶湖岸的安土地方建造城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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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节　国家再统一（2）
他的最终目标刻在他的个人印章上——“天下布武”，意味着武力统一天下。他完成了约一半目标，然后1582年在日本西部对毛利家族的战役中死于非命。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对于一个焚烧寺庙的人，信长的武将明智光秀（1526～1582）背叛他，把他困在焚烧中的本能寺之中。可能他只是烧死，但更有可能的是他先自杀。
　　信长统一天下的计划由他的家臣丰臣秀吉继续执行。
　　秀吉是另一个不平常的人。他从步兵的卑微地位爬升至全国最有权势者。秀吉是一个敏捷、有才能的人，他从1558年起在信长的部队中服役，能力受到信长的赏识。信长私下似乎也喜欢他，并因为秀吉外貌像猴子而替他取了个“猴子”的绰号。他连续得到提拔，被认为是出色的谋士，并成为信长的主要武将之一。
　　信长死后，秀吉追击并打败攻击其主君的明智光秀。然后他跟毛利家族缔结和约。
　　信长有三个儿子。长子信忠（1557～1582）跟他一起死在本能寺。信孝（1558～1583）翌年被秀吉与信长的三子信雄（1558～1630）联手杀掉。信雄想当织田家族的家长，但受到反对。秀吉指定信长的幼孙秀信（1580～1605，信忠的儿子）为继承人，但实际上秀吉掌握权力。如同信长一样，秀吉从未实际出任将军，而跟信长不一样的是，秀吉接受了若干合法化的高级头衔，诸如摄政。
　　秀吉的权力继续借着结盟（诸如与毛利氏）与胜利的战役而扩张。他的最成功的战役之一是1587年对抗南九州萨摩国岛津家族的战役，岛津家族野心勃勃且实力强大，当时企图向北方扩张。获胜后，他依据战略需要重新分配九州的封地，以确保效忠他的家臣能够牵制潜在敌人。
　　秀吉之前的信长实施过的封地重新分配政策，后来也成为德川政策的正字标记。这政策有双重利益。它不仅依据战略需要将忠贞的家臣部署于较不忠贞的家臣之间；在重新分封较不忠贞的家臣时，它也将他们和构成其传统权力基础的大多数人民隔离开来。
　　秀吉把大名的家人留在他在桃山（靠近京都）的城堡作为人质，这政策也在某种程度上有助于压制任何反抗，尽管家庭关系对于某些武人不全是重要的考虑。
　　秀吉企图减少威胁的另一政策（这也是由信长开创）是他在1588年颁布所谓的“刀狩令”，没收全国农民的武器。“刀狩”是误导的字眼，因为所有类型的武器都被没收。被没收的武器数目惊人。这是一项旨在减少农民叛乱与敌对武人利用农民兵来相威胁的举措。无疑，秀吉没忘记他本身是从农民身份爬升上来的。
　　从社会阶级的角度来看，“刀狩令”也有兵农分离的效果。这种分离因秀吉1591年发布的冻结阶级规定而进一步厉行。这一规定禁止农民离开田地从事其他行业，并迫使武士居住在城下町——本时代的特色。他也进一步恢复并扩大连坐责任制度，为个人的犯法而处罚整个村落与城镇。这些兵农分离与连坐责任制的严厉措施，显然旨在防止动荡与威胁。
　　秀吉继续信长开创的土地调查，同样也统一度量衡，他还在1590年实施人口普查。翌年，平定偏远北方的奥羽。
　　由于秀吉的一连串的军事胜利与政策，也由于信长的成就留下来的遗产，至16世纪90年代初全国统一已大致完成了。当然统一仍需要加以巩固，而这工作最好由秀吉来做。他必须经常警惕对这一目标的威胁。
　　秀吉怀疑天主教徒的活动。信长曾容忍天主教徒，因为他们在他打击佛教徒时有所帮助。起初，秀吉也容忍天主教徒。然而，1587年他平定九州后跟天主教徒有密切接触，并发布禁止天主教令，谴责天主教。有几年之久他没有实际执行这禁教令，这禁教令毋宁被视为警告。然而，1593年方济会传教士抵日，耶稣会垄断传教局面为之打破，两修道会之间常常争执，秀吉因此更加反对天主教。然后在1597年，由于怀疑传教士是外国入侵的前锋，秀吉把26名天主教徒钉在十字架上，包括9名欧洲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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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节　国家再统一（3）
1596年年底，西班牙船“飞利浦号”在四国海岸发生船难，船长显然散播谣言说他们是前锋，但秀吉的举动仍然显得很极端。
　　“二十六殉道者事件”是欧洲人首次在日本因表白天主教信仰被处死。
　　在他的晚年，尤其在1590年左右之后，秀吉的个性似乎改变了。对任何潜在威胁的疑心使他染上妄想症。他怀疑他的侄儿秀次（1568～1595）谋反，因此强迫他自杀。为了铲除后患，他也处死秀次的妻子与三个小孩以及秀次的家臣。秀次的头颅被公开示众，以警告谋反者。
　　在某些方面，秀吉变得较像他的昔日主人信长。他开始表现几乎像信长那般的残酷与个人威风感。他的世界不容许受到破坏，给他带来坏消息的使者会有被锯成两半的危险。先前服侍信长的他的茶道大师千利休（1522～1591），既不年轻也不危险，却因触怒秀吉而成为另一位被迫自杀的人。
　　秀吉的世界对他不够大，他想征服中国明朝，以建立一个泛亚帝国。作为这个大计划的第一阶段，他在1592年派兵入侵朝鲜，但被中国与朝鲜联军击退。1597年，他再度派兵入侵朝鲜，但这次战役也半途而废，因为秀吉在翌年9月病死。
　　在他死去三年前，为了确保丰臣霸权的持续，秀吉建立一个由日本五名最强大的大名——五大老组成的会议。五大老之一是德川家康，日本史上伟大的幸存者之一。
　　家康的生涯将在第三章中概述。在此要指出，他在1584年挑战秀吉没成功，翌年他承认秀吉为其领主。虽然他们在若干战役中是盟友，秀吉从未十分确定家康对他的效忠。1590年，他依据战略需要把家康从靠近静冈的家康的传统中央领地调至较偏远的关东地方。秀吉这一招可能犯了判断错误，因为家康的250万石（当时封地大小以“石”来度量，“石”是稻米生产单位，1石约等于182公升）的新领地比其他任何大名都要大，甚至比秀吉的个人领地还要大。至1598年，家康已强化其地位，许多大名视他为他们的领主。事实上，在他的家臣之中有不下38位大名。
　　秀吉临终前恳求五大老照顾他的幼嗣子秀赖（1593～1615），他们答应这样做。然而，秀吉死后，家康不遵守诺言，而五大老就谁是秀吉继承人的事发生争执。家康获胜。在1600年10月的关原之战中（靠近名古屋），他战胜了那些拥护秀赖的人。
　　这将是最后内战吗？信长与秀吉如此辛苦得来的国家统一现在将丧失了吗？或者家康将能够维持掌控与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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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章综述
第二章涵盖将近一千年的时期，一方面概述朝廷的命运，另一方面谈武士的境遇。在奈良时代前半期，中央集权的中国式律令国家处于最强大状态下，但衰微迹象从早期阶段起已很明显。在接下来的平安时代，尽管宫廷文化与艺术成就达到顶点，中央权力继续衰退，而当被输入的中国事物逐渐和风化时，中国事物的重要性也衰退了。中央权力衰退的因素包括宫廷阴谋频繁（大多涉及藤原家族）、土地逐渐私有使得税收减少而税收减少使得王室失去收入、天皇因摄政与院政的干预而失去个人权力。
　　相反，地方武士一步一步地扩大权力。12世纪晚期全国两大武士家族的平氏与源氏对决后，源赖朝掌握了全国最高权力，但他仍然觉得有必要获得朝廷的正式认可。他建立幕府，封建时代于焉展开。然而，幕府跟它之前的朝廷一样，不久将被阴谋与摄政制削弱。在安然渡过元寇攻击与后醍醐企图恢复天皇直接统治事件后，跟天皇制一样，幕府最后退化为几乎名存实亡的状态。强大武人彼此对抗争夺霸权，全国处于内战频发状态。
　　有点儿讽刺的是，日本著名的文化成分，诸如能剧、简朴的美学、禅宗，都是在武士时代形成的。相对于平安时代农业的缺乏效率，武士时代农业生产力增加，但农民生活似乎没多少变化。
　　部分得力于由欧洲人在16世纪中叶引进的火器，意志特别坚决的武人信长能够建立霸权。他展开的统一全国过程，后来由丰臣秀吉与德川家康完成。
　　本时期关键的发展简单摘要于表2…1。
　　表2…1古代/中世日本的主要发展
　　发展　时期
　　中国式律令国家达到顶点　　　　　　　　　　　　　　　　　　　　　　　　　　　　　　　　　　　　　　8世纪
　　当地方武士扩大权力之际，中央政府逐渐丧失收入、土地及权力 9世纪起
　　朝廷“高尚”文化达到顶点　　　　　　　　　　　　　　　　　　　　　　　　　　　　　　　　　　　　10～11世纪
　　地方武士接管政府，源赖朝出任将军　　　　　　　　　　　　　　　　　　　　　　　　　　　　12世纪晚期
　　幕府丧失支持，内乱随之而来　　　　　　　　　　　　　　　　　　　　　　　　　　　　　　　　　　13世纪中叶起
　　内战频繁　　　　　　　　　　　　　　　　　　　　　　　　　　　　　　　　　　　　　　　　　　　　15世纪中叶至16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