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小史-第1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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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政府的稳定对经济增长提供了有益的环境。1948年后，尽管首相频繁换人且有幕后操纵，日本直至20世纪90年代中期是由基本上相同哲学的保守派统治。尤其日本从1955年至1993年由自由民主党统治。自民党在1955年的成立基本上是现有政党的再结盟，并且实际上继续了战前的政友会与民政党系统的合并。因此，战后与战前之间保守派的成分是连续的。
　　这一连续性在政府─官僚─企业三者的组合中也可看见。在整肃停止后，许多有势力的战前人物（甚至于一些因为战时所扮演的角色坐牢的人）恢复权力。这些人之中最出名的可能是岸信介，是必须为1936年把福特公司逐出日本的法案负责的官员，他后来还参加东条的战时内阁。他因战时参加的活动入狱服刑，1948年获释。他在1953年以自由党党员身份当选众议员，是导致自民党在1955年透过再结盟而成立的主要设计者，并在1957年出任首相直至1960年。
　　岸信介和其弟佐藤荣作（岸信介出生在佐藤家，但被一位叔叔收养）只是战后出任首相的六位战前官僚的其中两人。佐藤从1964年至1972年担任首相。其他四位是吉田茂（1946～1947，然后1948～1954）、池田勇人（1960～1964）、福田纠夫（1976～1978）以及大平正芳（1978～1980）。这就是说，战后重要的几十年大多由战前官僚统治。
　　这些战前官僚及其同僚尽力重新执行若干战前的做法，通常微妙且分阶段做，不足以引起华府的强烈反应，但足以让华府感到舒服。他们的主要关切点之一是教育，这是经过尝试的灌输适当思想的好工具。从20世纪50年代中期起，政府重新主张对教育的中央控制，故意取消占领当局的地方分权教育政策。1956年，地方学校董事会的董事选举被废除，由县市长的任命人选取代。董事会受制于文部省（###）。两年后，各级学校必须遵循文部省规定的课程，以此来取代占领当局提倡的选择自由。这将为更加严密的中央控制铺路，导致严格的教科书检查，这种检查一直持续至今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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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日本第一（3）
民众对这种连续性的感觉是爱恨交加。一般来说，跟过去的关系令人安心，但同时许多人对正被重新建立的关系的类型感觉担心。吉田茂谈到战争败北但赢得和平，而许多人支持他决心把日本再度建造为强国的意愿并受到他的启发。这次将以经济手段而非军事手段。职场很容易看到拼命型的人，献身于重建国家。这跟明治时代的民族主义的成就导向很类似，但没有军国主义的寓意，虽然有些人将它视为战争侵略性的延续，他们往往抱持一种观点，认为日本的军事失败并不算是真正的失败，因为美国使用原子弹。许多拼命型的人把自己当作现代武士、真正的企业战士并以此自豪。
　　另一方面，为国家的利益工作是一回事，但人们现在愿意做的个人牺牲是有限度的。他们被暴露于美国式民主与人权之下，虽然他们不一定想要过度的民主，因为他们从1946～1947年共产党的骚乱中获得教训，他们也不想完全拒绝它。他们不再是被当作神明崇拜的天皇的愚蠢臣民，那些人人生的目标就是成为为天皇牺牲的臣民。
　　对于许多人，不安的一个特别根源是，他们创造财富但他们分配到的财富不够。在工资的增加开始让普通人感觉他们的工资实际上只相当于增加之前的20世纪50年代，这种不安尤其严重。许多工作场所仍然存在低劣的工作条件与低工资的现象。争端很普遍，时常引发暴力对抗且有时甚至造成人员死亡。
　　1953年发生在日产公司的罢工，是严重争端的例子。它持续了6个月，但以日本全国汽车工业工会人员的败北收场。该工会分裂为以公司为单位的工会。这是目前仍为日本工会的特色的所谓“企业工会”的开端，跟西方的较普遍的工会形成对比。企业工会基本上由一个企业（公司）上层管理阶层以下的所有劳工组成，不管劳工从事的职业为何。对比之下，真正的工会是在职业的基础上形成的并包括所有的公司的这类劳工。一些研究日本式管理的观察家认为，企业工会是劳资和谐的一个象征，但我认为它显然是以传统的分化策略削弱工会与劳工权利的一个手段。虽然有较广泛的工会的中央管理机构，但假如问题无法在公司内部解决，劳工实际上通常无法在其他地方找到支持。
　　最激烈与历史性的劳工抗争之一，1960年发生于三井公司拥有的九州三池煤矿场。由于劳工要求加薪被拒与公司打算裁员，这儿的劳工骚动已经酝酿一些时候了。其背景是政府─官僚─企业三者的组合想要以（进口）石油代替煤矿作为日本的主要能源之来源的政策。他们对此举将对矿工产生的严重后果并未表示多少关切。
　　三池争端很快上升为劳工运动与政府支持的大企业之间的大对抗。雇主公开雇用破坏罢工的凶手，而一名凶手持刀刺死一名矿工，以显示他们是认真的。政府也出动全国10％的警力，与其说是要对付凶手，毋宁是要对抗矿工。当然，政府似乎很偏袒雇主，未确实表达中立的印象。最后，在9个月后，罢工群众输了，虽然他们获得了一些名义上的让步。
　　工会很少能再借着罢工行动构成严重威胁，尤其当它们逐渐被转变成无害的“企业工会”后。幸运的是工资与工作条件很快地获得改善，这有助于缓和劳工的骚动情绪。牢骚大多以其他方式得以发泄，而罢工被象征化为在劳资双方同意的每年某个时候的短暂罢工，有时仅1个小时。因此，因罢工浪费掉的生产日数比起其他工业国仅是少量，通常不到1/10。这对于经济表现将是一大助力。
　　劳工，至少大企业的男性白领员工，受到“终身雇用制”的安全保障的进一步安抚。这一制度在规模及其历史方面受到过度夸大。虽然对明治时代与德川时代的选择性审查能发现一些先例，这一制度主要是战后流行的。此外，它最多仅仅曾被应用于1/4的劳工，但它成为社会的理想。努力读书，获得好成绩，被顶尖公司雇用，受到终身雇用的保障——且不提大公司员工薪资通常比小公司高1/3，因为工业的双重结构继续至今日。
　　

第三节　日本第一（4）
民众不安的另一根源是军国主义复活的可能性，虽然宪法对此有限制。一些日本人不反对日本恢复军事活动，
　　支持日本恢复军事活动的人士包括古怪的文学天才三岛由纪夫在内。三岛有战前风格的军国主义与极端民族主义倾向，他甚至献身服务天皇的私人卫队。几年后，在1970年，在非常公开的情形下，他按照武士自杀方式切腹自杀。这似乎是因为他厌恶日本软弱与文化遗产缺乏完整性。这一事件在日本国内使人们很困窘，且在海外引起关注。
　　但大多数日本人反对，并且对美军驻日与日本可能被拖进美国与苏联的战争中表示忧虑。1960年当《美日安保条约》要续约时，事态发展至高潮。政府当时在三池争端中显示的权威，对缓和紧张形势没有帮助。冷战在世界各地逐渐升高的紧张局势以及未来将出任总统的尼克松几年前所说“日本宪法的反战条款是一个错误”的评论，对缓和美日安保续约的紧张局势也都没有帮助。
　　岸信介与美国谈判时，认为他获得美国的一项让步。美国这时要使用驻日美军时必须先跟日本协商。许多人认为这更增加日本卷入武装冲突的可能性，因为它现在实际上使得日本似乎愿意参与美国的任何行动。反对安保续约的声势很大，包括一系列的暴乱与议员在国会的肢体冲突。在5月某一天的半夜会议中，岸信介成功地获得国会批准续约，反对党没有来得及防备执政党会来这一招。甚至于引起更大规模的骚动，包括群众在6月中旬占领国会大楼的一部分。美国艾森豪威尔总统原计划那个月稍后访问日本，但因为骚动被取消。几天后，岸信介辞职，由池田勇人接任。池田答应永不重复岸信介欺负国会的伎俩，他也尝试安抚民众，答应在20世纪60年代结束前使国民收入加倍。
　　反对续约的群众包括许多左翼人士，而这引发右翼的反应。受害者之一是日本社会党主席浅沼稻次郎。浅沼发表过若干次反美言论，而他在这年10月举行的一次电视转播演说中被一名狂热的右翼青年用刀刺死。日本与全世界的许多电视观众眼睁睁地看着凶手拿着45公分长的刀刺杀浅沼致死。
　　这一事件象征了###的一年。这一年本身是骚动与西式民主脆弱的一个象征，很像半个世纪前大正时代的脆弱。职场的骚动终于被平息了，但其后一段时期民众继续感觉不安。在其后几年，学生进而发动愈来愈暴力的示威活动。左翼的全国学生联盟（简称全###）的极端分子故意采取暴力对抗的策略，包括使用燃烧弹等武器，并导致许多大学停课。他们的怒气有一部分是继续针对安保续约，因为美国在1961年进入越战使得日本卷入战争的威胁甚至更大了。教育费用增加、教育逐渐受到政府控制以及大学官员的贪污，也使他们感到气愤。20世纪60年代后期，学生之中的最极端分子协助成立恶名昭彰的恐怖组织赤军旅。
　　日本###
　　但也像大正时代那样，20世纪60年代有黑暗也有光明。在所有的骚动与权威之中，也有日本重新被世界承认的明确的里程碑。1961年，###开始营运，当时是全球科技最先进的火车。跟凶刀的黑暗象征形成对比，###是繁荣与科技的新时代的光明象征，是日本人自豪的一大资本。他们能够向来日本参加1964年东京奥运会的许多外国人夸示。1956年日本进入联合国，标志着日本正式进入国际社会，但日本主办奥运则是日本真正重新进入国际社会。同样在1964年，旅行限制被大幅放宽，而日本人开始大批出国旅行。旅行限制自从战争爆发以来就已非正式实施，一方面是因为外汇因素，另一方面是顾虑到海外的反日风潮。然后，在60年代结束时，1970年，世界博览会在大阪举行，日本再度能够自豪地向世人展示其繁荣与大国地位。
　　但日本被国际社会接受的最重要的因素，无疑是其经济发展。池田在1960年所作的国民收入在10年内加倍的承诺，在期限前完成了。至1967年，国民收入已加倍。翌年，日本国民生产总值超过联邦德国，使日本成为仅次于美国的自由世界第二大经济强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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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日本第一（5）
日本重新崛起为强国明显地在海外受到注目。世界各地开始出现分析其成功之路的书，不仅从经济的角度，也从国家管理、教育及其他较广泛的角度来分析。日本在国际事务智囊专家的著作中也非常醒目。早期著名的例子是极力夸奖日本的赫曼·坎恩（Herman　Kahn）1971年的《崛起中的日本超级国家》（Emerging　Japanese　Superstate）。如此的作品倾向于淡化过度经济发展所带来的负面影响，诸如大规模污染问题。
　　日本人也自豪地写书尝试向本国人与世人解释日本何以成功。他们通常采纳一种论证方法，认为日本是独特的，而他们认为日本人有诸如忠诚、和谐及团队精神等民族性。这些作品本身就是一种写作体裁，被称为日本人论。两个很著名的例子是中根千枝1967年发表的《垂直型社会的人际关系：同质社会的理论》，英文本出现于1970年，书名为“Japanese　Society”，以及土居健郎1971年发表的《依赖性的剖析》，该书英文本出现于1973年。两位作者在书中都声称，日本人的人际关系是独特的，且比其他民族的社会强烈。通常用含蓄的方式但有时也用明白的方式，一些日本人论作品更进一步再度提出纯种与优越性的幽灵，尤其在亚洲国家之间引起惊慌。
　　在世人尊崇日本为经济超强的风潮达到高点的20世纪70年代，国内外对日本的推崇继续着。推崇并不是无限制的，因为有许多明显的问题，但推崇胜过批评。哈佛大学社会学教授傅高义（Ezra　Vogel）的《日本第一》（Japan　As　Number　One）在1979年问世，这是对日本的赞赏的高峰。傅高义尤其赞赏日本的经济表现及其在国家管理与全国协调方面的技巧。一点儿也不令人吃惊，此书在日本立即成为有史以来最畅销的书之一。
　　虽然西方学者显然也买了《日本第一》这本书，他们对这书的看法大有保留，因为它包含许多可质疑的主张。这些主张包括声称日本学生满意、工会满意及有极好的福利制度。这本书现在时常被看成是西方的日本人论的一个例子，有随之而来的所有负面含义。
　　这本书的副题“给美国的教训”（Lessons　for　America）尤其令日本人满意，因为这显示徒弟学得这么出色，现在能够教师父了。
　　在许多方面，这是事实。在一个现在由商业支配的世界，热心学习日本成功秘密的西方人尤其注意其管理方法。有关该主题的书大量出现，但内容大多肤浅。并非所有赶时髦的作者都了解诸如终身雇用制等做法是战后才风行起来的，甚至更少的人了解跟日本式管理有关的做法之中有些事实上是日本人向西方学习的，只是日本人使这些做法更有效而已。这些做法包括20世纪50年代由美国工程师爱德华·迪明（W�薄�Edwards　Deming）引进日本的质量控制，以及早在19世纪90年代由诸如美国柯达（Eastman　Kodak）等公司实施的旨在鼓励员工参与的意见箱的使用。甚至从终身雇用以及公司像大家长似的照顾员工的个人与专业生活的做法，也多少可看出西方的影响。
　　虽然这些做法主要是战后实施的并且因为日本人强调安全与家庭而真正受到重视，但有迹象显示它们曾受到西方的影响。在明治末期，日本人的海外研究使节团认定诸如德国的克鲁伯（Krupp）与美国国家收款机公司（National　Cash　Register）等公司的“从摇篮至坟墓”的家庭式人事政策值得模仿。
　　在缺点方面，日本继续忽视其低度开发的基础设施，宁愿将财富再投资于进一步经济增长，而不用来改善住宅与道路。当日本要建设时，日本往往不是在适当的规划的基础上运作，而是更多地考虑到提供利益给地主或建设公司。其幕后是大企业、黑社会及政府之间的亲密关系的网络。政府与大企业之中的腐败长久以来在日本一直存在，而建设省有特别坏的纪录。
　　讽刺的是，当一项广泛的基础设施发展的国家计划终于被提议时，它来自一个永远与贪污扯在一块的人——田中角荣。1972年7月，当田中出任首相时，他提倡他的“改造日本列岛”总体规划。他尤其设想消除区域间的不均衡发展，方法是从工业集中的太平洋沿海地带迁移工业至内陆与日本海海岸地带。这一计划受到某些人的讥讽，因为他的新澙县选区刚好是被选定为要开发的日本海地区之一，而田中有长期的政策性拨款政治的纪录，但至少它是一项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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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日本第一（6）
这一计划从未成为现实。不仅田中在仅仅两年后因为一些特别严重的贪污案不得不辞职，
　　一家大众期刊揭露田中的若干受贿案后；他于1974年12月不得不辞职。他的名字跟洛克希德案扯在一起，在该案中他利用职权让洛克希德公司获得采购飞机的订单，他因此获得巨额回扣。事实上，虽然他跟洛克希德公司的交易发生在1972~1973年，这事直至1976年才曝光，而这并不是他辞职的原因。
　　而且1973年发生世界性石油危机。阿拉伯产油国突然提高石油价格5倍。大多数国家受到严重打击，并在其后几年经历两位数通货膨胀与经济增长减慢。日本的主要能源之中有3/4以上依赖石油，且几乎100％依赖进口石油，进口石油90％来自中东（中东石油取代美国石油）。由于在比例上如此依赖阿拉伯石油，日本受到特别严重的打击。1974年，日本经历战后以来首次的负增长。这一年，批发价指数暴涨31％，而消费价格指数暴涨24％。
　　在通产省的指导下，日本立即采取措施减少对石油的依赖。通产省改善效率，尤其是节省能源的技术。它把工业合理化，把一些工业转移至海外，并且极力强调低能源消费工业的发展，尤其是服务业与“高科技”工业。在其后大约10年，日本减少对石油的依赖约1/4，而且因为分散供给来源，日本再减少对中东石油的依赖约1/5。
　　尽管有这个弱点，或者也许因为有这个弱点，日本比其他大多数国家复原得快。1975年，日本创下4％增长的纪录。除了1979年发生第二次但规模较小的石油震撼后的小萧条之外，日本保持这个纪录直至进入80年代好几年后。这种迅速复苏是获得西方国家尊敬的另一原因，且似乎暗示日本这个经济强权是无敌的。
　　其他有关日本效率的证据从20世纪70年代污染如何被成功地处理可以看出，正如傅高义所指出的。与污染有关的疾病的受害者接连提出法律诉讼，当污染问题使全国人民困窘时，政府与企业才开始认真处理这个问题。但一旦他们认真去做，结果总是快速且有效的。成果给人留下深刻印象。不死鸟不仅从灰烬中升起，它还高飞，并且一直在高处飞翔。
　　大约在石油震撼的同一时候，美国也给日本一两个震撼。这些震撼被称为尼克松震撼。1971年7月，在事先未与日本协商的情况下，尼克松宣布他将访问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计划。这是美中和解的开端，日本自己的外交政策因此非常为难。日本追随美国路线，并且到那时为止支持台湾。日本现在必须做出迅速且有时令人困窘的调整。然后，仅仅一个月之后，也是未事先与日本协商，尼克松宣布他的新经济计划。这包括对日本输入美国的许多货品征收10％的附加费（日本的出口之中约有1/3输往美国）。这也意味着放弃金本位，实际上迫使日圆放弃战后以来实施的固定汇率。日圆大幅升值，使日本的出口货品价格较贵。但尼克松仍未结束对日本发送冷酷讯息。1973年夏天，担心国内市场缺乏大豆，他突然禁止大豆出口。由于美国大豆在日本是一项重要商品，这一举措对日本造成严重打击。
　　尼克松震撼不像石油震撼那么有破坏力，但也足够让日本人感到不安。这些震撼清楚地传达出美国对日本的态度与亲善正冷却的信号。但日本克服了这一切，而至20世纪70年代结束时，许多日本人开始怀疑他们是否真需要美国的善意。毕竟，日本现在是师父，而假如美国不理会日本，那将是美国的损失，不是日本的损失。哈佛某教授不是这样跟他们说的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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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节　经济强权的差错（1）
日本经济在20世纪80年代初期继续以4％左右的数字增长。从70年代末开始发展的日本对美国的贸易顺差变成巨大数目，通常在400亿～500亿美元。日本产品随处可见。
　　在20世纪70年代有些人批评日本将焦点放在经济增长这小范围内，但一般来说赞赏占优势。天平现在向另一端倾斜，负性反应开始严重起来，不仅只是来自美国。日本人逐渐被批评是除了赚钱之外缺乏任何其他价值的“经济动物”。在反日示威中日本产品被示威者用大锤打坏，书刊公开批评日本某些贸易做法不合乎伦理。
　　有些批评是有道理的。日本人有时犯倾销（对某市场目标以低于成本价出售）或树立非关税障碍（以注入费时的检查等非经济的做法使进口产品处于不利地位）的错。但批评者以逐渐感情用事的用语来表达其批评，这几乎是像战争在酝酿之中——有失控之虞的一场经济战。
　　为了尝试改善形势，一场会议于1985年在纽约市广场酒店举行，由美国、英国、法国、德国及日本的金融界领袖们参加。在所谓的“广场协议”中，他们实际上同意相对于日元将美元予以贬值。日元适当升值，日文称之为“圆高”（endaka）。一个结果是更多日商转移企业至海外以利用海外较便宜的劳工。但跟美国的期待相反，美国货并未因此大幅增加对日本的输出。如今往往在海外制造的日本货，继续在美国市场中大卖特卖。
　　日本人现在尝试以让与便宜资本的方式刺激国内需求并获得某种程度的“成功”。银行提供利率极低的贷款。地价（土地被用来作为贷款的担保）被允许上涨至可笑的水平。1988年，皇居附近的土地理论上和整个加州的土地同价。当时的日本的土地总资产相当于地球土地总资产的60％——这比率是日本占地球面积0��3％的200倍。股市价格也过度膨胀，有些公司的价格理论上比许多国家的整个国民生产总值还高。这是声名狼藉的泡沫经济。
　　日本在20世纪60年代末已成为自由世界的第二大经济强国。但从平均国民收入来看，日本人正式成为全世界最富有的人民（至少在理论上），这是在80年代末的泡沫经济期间。
　　钱不可避免地流向海外，日本似乎正在收购全世界。至此阶段，日本是全球最大的净海外投资国。日本控制美国经济的4％，而日本的公司甚至收购美国的堡垒，诸如洛克菲勒中心与哥伦比亚电影公司。
　　同样不可避免，这甚至更加激发排日情绪，日本人称这为“日本たたき”（痛打日本）并且感觉这样对待日本不公平。按他们的思考方式来说，他们只是在玩西方的资本主义游戏，而他们赢了。西方人只是输不起，在自己的游戏中被较好的一支团队打败。
　　20世纪80年代期间日本与西方之间的逐渐上升的紧张形势，有两项相关的原因：原因之一是来自西方的批评，西方的批评有部分是有道理的，但正如日本人声称的，另一部分只是被日本胜过后的冲动的挫折感的表现；
　　当索尼公司收购哥伦比亚电影公司时，该公司董事长盛田昭夫对排日反应的强烈程度大吃一惊。他表明极重要的一点：交易是双方的事。不单是索尼公司收购，也是可口可乐公司出售。他觉得奇怪为何不批评卖方，只批评买方。答案明显是人们宁愿如此看待这事，这是情感的而非理智的事。这事也再度证明不幸的种族歧视思维的可能性。当美国人发现日本控制4％的美国经济时，美国人就会有类似的极端反应，但英国也有一些时候控制美国经济之中的类似比率，并没引起反应。
　　另一项原因是日本民族自尊越界进入民族主义的傲慢，然后甚至于更进一步成为民族主义的沙文主义。
　　态度激烈化的一个早期显示是在1982年，当时文部省在它检定的教科书中试图以“进入”（shinshutsu）来取代“侵入”（shinnyu），以描写日本战前在亚洲大陆的行动。日本也试图删除或淡化日本的战时残暴行为。此举引起亚洲国家以及不少日本人的愤怒（日本人之中反对政府歪曲史实与干预教科书最出名的是历史学者家永三郎）。
　　

第四节　经济强权的差错（2）
日本人的新民族主义逐渐成为国际社会的关切点，尤其因为它似乎受到政府领导人物的支持。1985年8月，以其旧式民族主义观点（包括他希望修改宪法第九条）出名的退役军官——当时的首相中曾根康弘，打破战后传统，不像历代首相那样以个人身份私下参拜收容战争阵亡者亡灵的靖国神社，而是以首相的身份去参拜。此举清楚地提示政教合一（受到宪法禁止）的恢复且使人们担心国家神道的复活。大约同一时期，他也发表若干评论，说纯种国家的日本比多种族国家成功。他发表这一观点最著名的是1986年他在自民党年轻领导人的###中所作的演说。他在该演说中声称日本人比美国人聪明，因为美国的知识水平被黑人与拉丁美洲裔拉低了。
　　由于西方国家强烈反应，中曾根不得不为他的演说道歉，但他这个演说是在国际社会的批评迫使他将文部大臣藤尾正行免职仅几周后发表的。藤尾受到国际批评是因为他公开淡化南京大屠杀暴行，并且说朝鲜必须为日本在1910年吞并朝鲜负起部分责任，因为朝鲜同意两国合并。这似乎说明藤尾的命运没有给中曾根（以及其他发表类似评论的人）任何教训。
　　但国会议员同时也是小说家的石原慎太郎公开批评中曾根软弱且对美国里根总统唯唯诺诺。石原在1989年与人合著的一本引起争论的名叫《日本可以说不》的书。
　　《日本可以说不》这本书为石原和索尼公司董事长盛田昭夫合著。盛田因为担心他在美国的利益受到伤害，而坚持1991年出版的该书英文版不列出他的名字。盛田认为西方人不会真正去注意用日文
　　写的东西，这有如中曾根康弘以为西方人不会注意他在1986年用日语就黑人与拉丁美洲裔所发表的评论。他们两人都用实例来说明日本人的普遍的想法：日本跟世界其他国家是不同的，而且是仅仅保留给日本人的一块圣地。
　　这本书的作者对二流的美国的抱怨与要求（要求技术合作）表示强烈怨恨，而且也清楚地显示对日本的优越感的强烈的民族主义信仰。作者在书中宣布，日本是未来的关键，而美国应该了解这一点并停止期待日本屈居下风。日本应该对美国采取较强硬路线，停止随美国的音乐起舞。
　　这本书是一种煽动性的作品，很像1937年的《国体之本义》，诉诸感情而非理智，作为对西方痛打日本的一个反应。尤其他覆诵人们时而听到的一项指控：美国因为种族歧视的原因对日本使用原子弹，不对德国使用。这忽视了一个重要的事实：原子弹直到1945年7月才试爆成功，那时德国已经投降两个月了。事实上，该书作者视美国人的种族歧视为所有问题的根源。然后，很显然作者沉醉在强烈民族主义之中，认为东亚、东南亚国家近年来在经济上的成就和这些国家曾一度（不管有多么短暂）被日本占领的事实有些关系（而这些国家从前是西方国家的殖民地时并没有获致这样的成就）。
　　另一方面，虽然有石原等人挑战西方的批评，政府里的人则尝试采取较怀柔与建设性的方式。他们提倡日本的国际化，作为20世纪90年代的标语。这多少是不可避免的，因为日本尝试使其国际关系多元化，不过分依赖跟美国的关系，另一方面也因为更多国民赴海外旅行。政府采取若干积极的举动，诸如设立外国学生奖学金与年轻人的交流计划。但人们很快批评日本滥用国际化的精神，不但没有使日本与世界交流，日本似乎利用国际化作为向世人解释日本的工具——或更确切地说，为什么日本跟其他国家不同（而且较好）。举例来说，新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