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小史-第10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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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但有趣的是，他不把天皇视为神，这可能是他毁灭的原因。无论如何，北一辉认为天皇应暂停实施宪法并排除政治人物与企业家的败坏影响，以便指导全国土地与资产的公平的重新分配。他也视日本有一个特殊的宿命，要解放在西方帝国主义桎梏下的亚洲国家。一旦日本恢复元气与活力，日本就能领导团结的、自由的亚洲。
　　北一辉的信念只是当时用来为日本扩张主义辩护的一套意识形态的一部分。尤其普遍的是，天皇是绝对神的概念与日本占领并控制亚洲以便解放亚洲的理念——日本特有的反帝国主义之帝国主义的理念。
　　天皇是绝对的神的概念有很大部分归因于1890年的《教育敕语》的意识形态基础。这在20世纪30年代期间被大大地强化。其顶点是《国体之本义》（国家的基本原则）——天皇制的经典。这份有如书本一般的文件是由文部省（###）于1937年3月出版的。它使用非常类似《教育敕语》的术语，而且同样为学校教师与其他有权力的人使用，以便对学生灌输他们认为正确的观念。在1937年，全国人口至少有36％的人是在义务教育的年龄层，因此是一个很好的教化标的。
　　它是一份诉诸感情而非理智的文件，内容充斥着矛盾，其刻意矫揉造作的用语使文件的详细分析超过大多数读者的阅读能力。同时，这样的用语使它有古代与权威的气味。其要点是强调天皇的神祇起源及完全自我牺牲服从其意志的重要性，以至于效忠天皇与他的国家变成与其说是责任，不如说是人生的目标。
　　《国体之本义》为日本国作下列的定义：
　　天皇接受建国者的神谕，其不间断的家系永远统治日本帝国。这是我们的永远不改变的国体。因此，基于这个大原则，全国人民团结成为一个大家国并服从天皇的旨意，加强忠孝美德。这是我们的国体的荣耀。
　　天皇是“现人神”（神的化身），“天照大神的直接后裔”，而服侍他“不是责任，也不是服从权威，而是内心的自然表现”。跟西方国家不同，西方国家的公民是“不同的个人的集合，统治者与公民之间没有深厚的基础来团结他们”，而“天皇及其臣民来自同样的源泉”。“天皇与臣民的关系是父子关系，这关系是一种自然的关系”，不是像西方统治者与公民之间的仅仅契约式的关系。日本真正信奉“天人合一”的天道。和谐也是这关系的特色，因为“和谐是我国建国伟大成就的一个产品”。最终的和谐是天皇与臣民之间的和谐，说得更确切一点，“和谐的极致是臣民为天皇牺牲生命”。在近代“西方个人主义与理性主义带来腐败”，而“我们必须扫除精神的腐败与由于沉迷于自我而产生的知识的蒙蔽，回到纯净的心灵状态”。这不仅是为了日本或亚洲的缘故，而是为了整个世界的缘故。“我们应该这样做，不仅为了我国的缘故，也是为了正挣扎着跳出个人主义僵局的全人类。”
　　在《国体之本义》发布后的10年左右期间遇见日本人的西方人，他们之中许多人很惊讶地发现，不仅平民而且许多高层且很有才能的日本人似乎也相信这宣传——甚至那些协助策划的人之中有些人也相信。至20世纪30年代末期，确实所有小于50岁的日本人曾经或正在一个受到控制的教育环境中受教育，这教育依据1890年《教育敕语》，灌输以天皇为中心的世界观。这包括许多位居高职的人，他们之中有些人可能真的搞不清神话与现实的区别，而无疑许多民众真正如此被教化。同时，怀疑天皇制就是让自己冒生命的危险。恐惧也扮演了一个角色。
　　天皇在战前意识形态之中所扮演的重要角色，有时使得《国体之本义》的其他要点被忽视。这些要点之一是提倡下列理念：日本人“与自然合一”且比受到个人主义污染的西方国家享受较纯净、较自然的生活。对环境决定论有特别兴趣的著名哲学家和辻哲郎（1889～1960）是起草《国体之本义》的委员之一，他几乎肯定会在该文件中给日本人特别与自然和谐的理念如此重要的地位。虽然那可能不是他的真正意向，它被用来作为日本在亚洲大陆扩张的另一个理由。日本人能够声称，他们在亚洲大陆的扩张不仅旨在挣脱西方政治、经济制度的枷锁，并且在较深的层次要恢复天人之间的和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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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扩张主义背后的意识形态（2）
这天人合一被称为“结”（结び，musubi），是一个复杂的术语。它结合了“结合”、“和谐”及“联结”的意义。它有“生殖”的含意，以及“生命力”的引申之意，还有跟新生命有关的“原始纯粹”的含义。
　　对“结”的最清楚的英文解释，可以在河合达夫1938年发表的《日本扩张的目标》（The　Goal　of　Japanese　Expansion）一书中找到：
　　在他们的作为一个独特的种族的进化过程中，在他们的自然环境与他们的各式各样令人振奋的气候的影响下，日本人获得了对美丽与纯净的爱好。他们靠近自然居住……作为神明的子女，我们的祖先过着与自然和谐的生活，获得自由的社会观，而这社会观发展成为四海之内皆兄弟也的理想。同时，他们察觉在自然的力量中有神秘力量的运作后，他们有系统地陈述“结”的哲学……我们的祖先观察不间断的四季循环与快乐的生物繁衍，他们察觉到在自然运行里有一个力量或原则的存在，这力量或原则创造、滋养以及繁衍各类事物。他们称呼这力量为“结”……日本历史就是他们对自然的信仰（大和民族与自然环境之间的和谐与天人合一）的发展的纪录……保存自然与重新发现自己！——“结”的哲学如此传授。
　　河合继续解释日本人如何试图使退化中的中国恢复“结”的精神，这样做是为中国本身以及全亚洲的利益：
　　遵从“结”的指令，日本连同复兴的中国将与那创造与滋养生命的宇宙力量合一，并协助促进那美化与净化亚洲生活的无止尽的过程。这是日本的中国政策的基础。
　　并非所有的日本人都使用如此冗长华丽的哲学词藻，来为日本的对华政策辩护。许多人只是像纳粹那样提到生存空间的需要，忽视了仍低度开发的北海道地方。生存空间观往往跟一个显然经过选择的论证连接在一起：只有移民、向国际市场进军及领土扩张三种方式来减轻过剩的人口压力。日本大概除了第三种选择外没有其他选择，因为西方国家的排日移民法与贸易关税已有效地阻碍了前两个选择。似乎没人准备考虑诸如在德川时代曾经很有效的人口控制等选择。
　　另一个较简单的辩解是因“沈阳事变”出名的石原莞尔的辩解。他希望日军占领并重新组织亚洲，使日本能利用亚洲的资源，为获得世界控制的最终决战做准备。这战争将是日本与美国之间的战争。石原的这一想法是受到中世僧侣日莲的影响，日莲认为将会有一场终结所有战争的最后大战。石原也采取哲学立场，认为战争带来毁灭，将为重建铺路，因此是文明进展的一部分。但尽管有哲学的虚饰，在其人生观里所有的事物都从属于军事考虑——一种单纯的军国主义。
　　石原本人并没有特别受到喜爱，且从未受到同僚们的十分信任。这些因素使他的个人影响力受到限制。石原认为日本必须获得亚洲资源，为将来与美国对决做准备，他的这一观点逐渐受到支持。当20世纪30年代进展之际，他主张的利用军事行动控制亚洲的理念胜过较不具侵略性的泛亚洲主义观点。
　　一个“较软性的”观点是汉学家橘朴（1881～1945）的观点。他认为，作为最有资格的国家，日本应该在亚洲建立的不是军事领导地位而是文化与政治领导地位。这将创造一个文化政治的亚洲实体，这个亚洲实体能够制衡已经存在的西方文化政治实体的支配。遗憾的是，除了提出儒学与皇道作为这个亚洲实体的普遍指导原则外，橘朴未提议任何组织这个亚洲实体的具体手段。他在这些事情上的沉默使得军国主义者较容易占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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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节　战争准备（1）
确实，日本能够从大陆的资源中大大地获利，尤其是日本本身十分缺乏的自然资源。但当日本对大陆资源的欲望呈现逐渐具侵略性的军事气氛时，有点儿讽刺的是，日本经济正进入复苏阶段。在20世纪30年代早期，日本已经采取果敢且史无前例的“凯恩斯”措施，利用政府赤字支出来刺激经济在通货紧缩后复苏并阻止景气衰退。日本也使日圆脱离国际金本位，导致日圆贬值约50％，而如今价格远较便宜的日本产品出口增加。至1936年，日本已成为棉花布匹的最大出口国。日本是最先从世界经济大恐慌之中脱困的重要国家之一。事实上，在20世纪30年代剩下的几年中，日本的年平均经济增长率是5％，而在1929年与1937年之间日本国内生产总值增长超过50％（对比之下，同期的澳大利亚国内生产总值仅增长10％）。
　　这一经济好转显示出，20世纪30年代的日本有军事扩张以外的其他选择，问题是日本是否想追求其他选择。作为一种选择，依据明治口号“富国强兵”的精神，日本可以利用较强劲的经济来建立较强大的军队。
　　一个问题是，虽然经济在全国层次上似乎健全，但并没有足够的人获得利益。大多数人仍是被雇用于农业的农村居民，但农民收入是恢复最慢的。至20世纪30年代中期，他们的收入仍然只有他们在20世纪20年代中期的大约半数。尽管生产力改善，农业就是没有制造业那么有效率，因为其劳动力比率是它在国民生产总值之中所占的比率的两倍以上。在制造业方面，尽管棉花布匹出口成功，纺织业正稳定地让位给诸如机械等较重型的制造业。
　　在1929年与1937年之间，化学品、金属、机械在国内生产总值之中所占的比率从30％上升至50％。在1920年与1940年之间，钢铁生产量增加11倍，机械增加6倍，化学品也增加6倍。
　　纺织厂往往设在地方城镇的事实，为农村增添了苦恼。
　　由于工业的逐渐托拉斯化，都市工人境遇往往没好多少。从20世纪30年代早期起，政府故意推行一种工业合理化政策，授权重要工业的企业联合。这大大地帮助原已富有且有势力的财阀变得更富有且更有势力。至1937年，单单三井与三菱两大财阀就持有全国工商业所有资本的几乎1/7。大财阀企业（工人人数超过5000人）工人的平均工资，是小企业（工人人数不到30人）工人工资的两倍以上。
　　政府与财阀的关系并非总是无限的信任。政府里有许多人感觉财阀影响力太大、腐败、颓废且难以控制。他们宁愿不要合理化至如此程度，以至于只有少数财阀在控制，把所有其他大企业都排除在外。这是何以政府奖励诸如日产与丰田等“新财阀”的一大理由，这两家公司在诸如汽车制造等领域尤其活跃。
　　受到德国的启发，政府从20世纪30年代中期起制定一连串的法律，对这些主要工业的公司予以帮助。这些法律依靠外汇限制与企业必须被日本人经理控制才能发执照的要求，把外国竞争者挤出去。福特公司是一个特别的威胁，而1936年汽车制造工业法的条款的生效日期被追溯既往，所以福特公司1935年在横滨建造的工厂实际上变成非法。这项法律也给生产军车的公司诸如免税等援助，由此把那些公司置于政府控制下。在石油、钢铁、机器工具、造船及飞机等工业方面，类似的法律也获得通过。
　　当政府加紧对工业的控制之际，军方也加紧对政府的控制。“二二六事变”后，广田弘毅（1878～1948）领导的新内阁成立。广田在职仅几个月，但很同情军方的目标。他大幅增加军事预算，奖励重工业朝军需工业方向发展，并重新制定只有现役海军上将与陆军上将才能出任陆军与海军大臣的原则。
　　同年11月，再度对苏联意向感到不安的日本与德国签署###公约，意大利不久后加入。这个公约基本上是以交换情报的方式，彼此协助对抗共同敌国苏联的协议。
　　翌年，日本在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后正式和中国开战。合法派驻的日军在北平（北京）附近演习时声称受到中国士兵开枪射击，这一事变就这样展开了，双方进行了局部地区的武装冲突。事件很可能是日军故意挑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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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节　战争准备（2）
日军进一步声称，有一名日军丧生，但他们从未发表这人的姓名。对比之下，有些评论家认为这一事件是真正的意外事件。日军和敌人交战的纪录至少暗示，一旦他们感觉这样的交战是不可避免的，他们有挑衅的强烈可能性。
　　在一个月内，冲突进一步升级至全面战争，尽管日本从未正式宣战。
　　即使起初的冲突是偶发的，日本政府或天皇都没尝试阻止冲突升级。不仅不阻止，新任首相近卫文麿（1891～1945）积极主张对中国战争。中国在蒋介石领导下也无心退让。
　　8月战斗蔓延至上海，11月上海沦陷。日军然后转进首都南京，12月南京在几天的战斗后陷落。南京陷落后，日军肆行屠杀、强奸、刑求、抢掠。中方死伤确切人数将永远无法得知，中方估计的数目高达34万人，而日方提出的数字低至3万人。能够确定的是，好几万人被杀，其中有许多人是平民。
　　日军在南京的残暴行为有些被拍摄下来。有些亲身参加屠杀的日本士兵受良心责备，公开发表见证。当时派驻南京的天皇的弟弟三笠宫亲王（1915年出生），许多年后接受一家大众报纸访问时，承认大屠杀发生了。但即使在今日，仍然有些日本人否认曾发生过南京大屠杀，包括位居高职者。而有些日本人也否认日本从事的战争是侵略战争。
　　南京大屠杀
　　令日本人吃惊的是，中国人在南京事件后没投降。双方陷入僵持状态，日本有少许斩获但没什么实质进展。日本领导人士开始担心，中国战役可能长期拖延并削弱日本，并暴露自己于苏联的攻击下。这样的担心并非全无根据。苏联曾公开表达对中国的支持。在20世纪30年代晚期，苏联与日本之间也有逐渐严重的军事冲突。最大的事件是1939年5月苏军协助在满洲边界诺门罕和日军发生边界战的蒙古人。日军损失将近2万人，是明显的败仗。当德国违反德日###公约的精神，在1939年8月与苏联签署互不侵犯条约时，日本更加惊慌。
　　日本感觉被德国背叛了。无论如何，当希特勒公开宣告亚利安人的优越性并形容日本人是“二等人种”时，日本对这位昔日偶像的信心已经受到挫折。不少日本人担心德国可能把日本视为“黄祸”而与之敌对，而甚至诸如美国等的其他西方国家可能与德国联手对付日本。他们从未能去除这样的疑虑。
　　但德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1939年9月爆发）早期阶段的成功向日本暗示，采取亲轴心国（德国与意大利）政策将是有益的。结果，日本在1940年9月签署三国同盟条约。这一条约的要点包括，假如任何缔约国受到目前未在欧洲参战或未参加中日战争的国家攻击时，缔约国承诺彼此协助。当然，这意指美国。
　　日本在亚洲的利益也被承认。这利益集中于日本领导的“大东亚共荣圈”的梦想。这是一个欠缺明确界定的梦想，但这一梦想的较理想化的版本甚至包括诸如澳大利亚、新西兰等国。
　　三国同盟给日本在亚洲大陆扩大活动的信心。几乎在条约于柏林签署的同时，日军移动进入法属印度###北部。法国殖民当局没什么抵抗。美国以限制对日出口航空燃料、钢铁及废铁等物资作为反应，但避免诉诸军事行动。正如对德国在欧洲的行动与三国同盟条约的签署那样，美国民众对日本在亚洲的行动很气愤，但一般而言，美国人民支持政府的不干预政策。
　　翌年（1941年）6月，德国撕毁互不侵犯条约，入侵苏联。至少当这时苏联与德国交战时，日本感觉它在满洲的领土将是安全的。日本可以把注意力转向南方。尤其日本想获得一个据点，从这一据点日军可移动进入资源丰富的马来亚与荷属东印度群岛。1941年7月22日，日军进一步向法属印度###南部移动，即使日本了解这可能会激起美国的反应。
　　美国政府的反应是冻结在美国的日本资产并全面禁止美国产品向日本输出。这些物资包括必需品石油。日本的石油90％以上依赖进口，而其进口石油之中有3/4来自美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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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节　战争准备（3）
罗斯福总统（Franklin　Roosevelt）非正式地立即同意一项假想的暗中轰炸日本的计划。该计划是约7个月前由驻在中国的美国飞行员志愿团体飞虎队队长陈纳德（Claire　Chennault）所提议的。飞虎队被从事抗日战争的中国政府雇用为佣兵。陈纳德热衷对日本发动先发制人的战略轰炸。他曾接近美国政府寻求暗中支持，并获得对飞虎队的一些金钱支持，但他的计划未被批准。然后在1941年5月，罗斯福的顾问卡利（Lauchlin　Currie）访问中国并在回国后重新提出该计划。罗斯福与他的一些高级参谋以及英国，对此计划表示热心但觉得它不够实际。然而，7月23日，即日军在法属印度###向南推进的翌日，罗斯福与海军上将哈特（Hart）与特纳（Turner）等高级军事官员签署题为“中国政府的飞机需要”的JB355文件（编号691）。
　　JB355文件1970年解密，但似乎存放在华府的国家档案室直至1991年才被人发现。但卡利（Lauchlin　Currie）与一些飞行员已证实这一高度机密计划。例如，美国广播公司在1991年11月22日播出的新闻录像“先发制人”（Beaten　to　the　Punch）节目将该计划透露给更多观众观看。录像显示这个文件本身完备，有罗斯福与高阶军方人物的签名，并包含对卡利与其他人的专访。这个文件的可信性不仅被卡利，也被诸如耶鲁大学盖迪斯·史密斯（Gaddis　Smith）等专家证实。
　　该文件授权使用66架洛克希德哈德逊轰炸机与道格拉斯DB��7轰炸机（后来又加上其他类型的飞机），从事下列清楚陈述的目的：
　　摧毁日本的工厂，以瘫痪弹药生产及维持日本经济结构所需的主要物品。
　　由于在获得飞机方面有耽搁，并且受到其他事件影响，该计划没有得以执行。
　　如此可能反而最好，因为JB355在作战行动上从一开始就注定失败。距离它们在中国的基地约2000公里，这些缓慢的轰炸机将在其护航的战斗机的保护射程之外，几乎肯定会被最新式的三菱零式战斗机迅速摧毁。有经验的军人与政治领导人士同意如此不切实际的计划，我们只能把这一愚蠢行为归因于他们对日本的行为所感受的挫折感。当然，根据纪录，诸如哈尔国务卿（Cordell　Hull）与罗斯福本人不止一次表达他们对日本的愤怒与他们想教训日本的意愿。
　　丘吉尔本人提及罗斯福在1941年8月的一句评语。罗斯福说，国会可能阻止他宣战，但阻止不了他参战。这清楚暗示，如果必要的话，罗斯福准备暗中行动。
　　石油禁运比JB355远较有效，它使日本剩下很有限的石油贮存量。显然，对于日本这是一个无法维持的情况。早在1941年9月3日，日本领导人士就已决定，如果有关石油的形势在10月初以前仍无法解决，日本将对美国发动战争（截止期限后来延至11月30日）。
　　同时，同年1月海军上将山本五十六（1884～1943，山本五十六是在其父56岁时出生的，因此取名“五十六”，读音是isoroku）提议的攻击珍珠港计划，终于被批准并在南九州鹿儿岛湾演练。在日本，有些人仍希望外交能奏效，诸如近卫首相（尽管他对中国抱持好战态度），但哈尔国务卿尤其坚持日本必须彻底改变其政策，如此美国才会作让步。他要日本不仅撤出法属印度###，并且也撤出中国。近卫在10月辞职，由陆军大臣东条英机（1884～1948）继任首相。
　　日本在11月底做出最后让步，同意从印度###南部撤出，但不撤出中国。哈尔不接受，日本并不期待他接受。在南云忠一舰长（1887～1944）的指挥下，他的舰队已经正在从千岛群岛起航前往夏威夷。那是一支从事致命使命的大舰队，由总共载运超过400架飞机的6艘航空母舰、2艘战舰、3艘巡洋舰、9艘驱逐舰以及20多艘潜水艇所组成。
　　裕仁天皇在12月1日正式批准战争，而战后他声称：“作为君主立宪的君主，我没有选择余地，只有认可东条内阁开战的决定。”但更重要的，他也说：“假如当时我能预见未来，我可能会尝试否决开战决定。”那就是说，并不是他感觉完全无法干预，而是他不愿意尝试，因为当时他认为战争结果将对日本有利。
　　

第四节　战争准备（4）
裕仁有一段时期认为，日本可以给美国一个决定性的打击，然后和谈。在这方面，他跟大多数人意见相同。在日本只有最狂热的人才会认为日本能够完全击败美国。而直接对抗较强大的敌人且冒着屈辱失败的风险，这并非日本人传统的做法。但人们普遍宿命地认定跟美国的某种形态的对决是必要的，而大多数人认为日本有很好的机会赢得光荣的平手，就像对俄国战争那样。那就是说，他们能够跟一个较强大的敌国作战至对方感觉厌烦并准备讨论和平条件，这和平条件将使日本在1941年处于比较有利的地位。或者他们是如此认为的。当时日本人普遍认为西方人柔弱，因为自私而缺乏献身主义，无法忍受持久且艰辛的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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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节　太平洋战争（1）
日本在太平洋战争中的首次攻击并不是对美国珍珠港，而是对英属马来亚。“珍珠港事件”发生前大约90分钟，约5000日军攻击吉兰丹苏丹国（Kelantan　Sultanate）新城（Kota　Bharu）一支英军部队并获胜。
　　日本了解，无论如何，对美战争几乎也肯定意味着对英战争。为了战争需要，他们尽早需要马来亚资源，而他们知道英国没什么好怕的。几个月前，德国一艘潜水艇的指挥官把他们截获的英国参谋长对战争内阁的机密报告传送给日本，这是德国罕见的协助日本的表现。该报告说，新加坡与英国在东南亚的其他领土无法抵抗日军的攻击，而如果有援军的话，也仅是少量。这一情报不仅使日本安心攻击英军阵地，也使日本不再顾虑投入这么多资源攻击珍珠港与美国阵地。
　　偷袭珍珠港在当地时间12月7日早晨快8点时发生。第一波攻击是由183架轰炸机组成。约一小时后，由167架轰炸机组成的第二波来袭。那儿的美军完全没准备，造成4500人死伤，其中有3/4丧生或失踪被认定可能丧生了。美国也损失了4艘战舰、约180架飞机及3艘驱逐舰。此外，另外4艘战舰、约80架飞机及3艘轻型巡洋舰严重受损。日本方面的损失只有5艘潜水艇、29架飞机及大约60名士兵。
　　虽然美军损失惨重，日军其实能够且应该对珍珠港施加更重的攻击。南云舰长被若干同事批评只发动两波空袭，且未能摧毁大油库、机器工厂与其他修理设施、飞机库及许多未受损或仅局部受损的舰艇与飞机。军事上，这次攻击并不那么真正成功。这好像是日军不相信他们能够对珍珠港施加巨大损害，因此过早撤退。
　　这次攻击不是军事行动效率的模范，但它当然足够把美国立即拖进战争之中报复日本。美国人民对日本的卑鄙偷袭公开表示愤慨，不干预主义因此被拋弃。
　　日军未经宣战就攻击，这一事实对于许多人乃是行为卑鄙的清楚证据。日本声称，这不是他们故意疏忽，而是在华盛顿的日本大使馆人员在外交上搞糟了，结果在攻击发生一小时后通知才到达，而不是攻击前半小时通知到达。这已成为有争论的问题，但事实上这整个问题因被忽视的吉兰丹攻击而成为学术问题。即使通知在攻击珍珠港前半小时准时到达，这个通知也仍然是在攻击吉兰丹一小时后抵达，而后者也同样未经宣战。换言之，尽管日本官方否认，“珍珠港事件”无疑是一件未事先正式通知的蓄意攻击——这事被日本高阶军人视为耻辱，包括一流的战斗机飞行员井三郎。另一方面，鉴于日本在日清、日俄战争中所使用的战术，这次“偷袭”对任何人来说都不应该是令人吃惊的。
　　尽管日本未能事先正式宣战，美国领导人士是否真的未防日本会出这一招的问题，是更加引人争论的。一个极端的说法，有人认为“珍珠港事件”是罗斯福及其同僚的阴谋，他们知道所有有关日本即将攻击珍珠港的事，但允许或甚至鼓励这事发生，牺牲美国人生命，以便把美国拖进对日本盟国德国的战争。另一个极端的说法，有人只是感觉日本在美国自鸣得意时出其不意。支持与反驳这两种意见的证据都有，而事实真相可能永远查不出。
　　有关“珍珠港事件”的著作非常丰富，而对事件的解释也各式各样。大抵修正论的观点倾向于“阴谋论”或“隐瞒论”，且倾向在战后几年达到顶点，他们包括约翰·福林（John　Flynn）、乔治·摩根斯坦（George　Morgenstern）、查尔斯·比尔德（Charles　Beard）、劳勃·席欧巴德（Robert　Theobald）、哈斯本·金莫（Husband　Kimmel）。有关后来的修正论例子，见英国广播公司第二台1992年4月5日“观察时代”（Timewatch）节目录像“珍珠港的牺牲”。反对修正论者的人包括撒母耳·摩里森（Samuel　Morison）、劳勃塔·沃尔史泰特（Roberta　Wohlstetter）、哥登·普朗治（Gordon　Prange）、亨利·克洛森与布鲁斯·李（Henry　Clausen　and　Bruce　Le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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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节　太平洋战争（2）
当然，关于这次偷袭事先无疑有许多警告征候，包括密码拦截、雷达信号、目击以及不仅美国情报员获得的情报，也有诸如荷兰等其他国家给美国的情报。主要问题是，这些警告当时是否被认真看待。当时，可能被预期多少能认识日本及其军事能力的驻东京美国大使馆的一名海军武官，正谈论“在24小时内打垮日本”。海军里有许多人正谈论要在参加大西洋战役前“打倒这个黄皮肤的小弟”。这样的态度不足以认真看待日本的军事威胁以至密切注意所有的征兆。无疑，美国人的确骄矜自满。
　　另一方面，有另一件可确定的事：确实渴望一战的人（包括领导阶层的某些人）因“珍珠港事件”而得以让他们的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