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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宋的人大宋的事-第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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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重文”，所以宋朝文人的待遇那就是一个字——好。优厚得令现代东西方的文人都心驰神往，纷纷表示十分向往之。
虽然赵匡胤也曾骂过“之乎者也，助得甚事”，可实际上还是很重用“之乎者也”的文人的。宋前期的宰相称为同中书门下平章事，自他开始，宋朝宰相就被文人垄断了。其实，赵匡胤用文人是包藏私心的，连老百姓都知道“秀才造反，三年不成”，不像莽撞武夫，一言不合就拔刀相向，就算造反不成，也弄你个尸山血海。他也曾亲口对赵普说过：“五代时武人把老百姓害苦了，我现在就用读书人，找他百八的去管理天下，就算这些读书人再混蛋，再贪赃枉法，造成的祸害也赶不上一个武夫。”
一下子多出这么多的高官，而且还都是文人担任的，很快就形成了根深蒂固的文人集团。由于文人的得势，五代以来武人嚣张的气焰被打压了下去，那时武将发起火来，是敢在庙堂之上拔刀威胁取宰相“项上人头”的，可现在只好对这些酸溜溜的文人恭恭敬敬的了。
大宋的基层政权都是文人出身的官员，那时哪怕做个小小的县令，皇上都要亲自和他面谈一次，这不仅是对官员的考察，对官员来说，荣宠的意味就更重了。
综观宋代，文官的地位不仅很高，而且生活待遇之好更是现代人不敢想象的。除了工资薪水，还有茶酒钱、职钱、给券（差旅费）、厨料、薪炭、马匹刍粟乃至仆人的衣食等各种各样的杂费，另外还有“职田”，依官阶高下可得田四十顷至一二顷不等。哪怕退休了，也会给他们一个管理道教宫观的名义，借此还能领取俸禄，一般称为某某宫使、提举某处某宫某观等，人们叫它祠禄官。总之，宋代的文官这辈子就算吃定朝廷了，是真正的“铁饭碗”。
相比较起来，文人在宋朝是最安全的，起码是没有生命之忧。有人说宋朝没有文字狱，那是不确切的，最著名的就是苏东坡的“乌台诗案”，党争也是有的，有新党、旧党，还有蜀党、洛党等等，不一而足，但从来没有人因此被杀。
不杀文人，是宋太祖赵匡胤留下的“祖宗家法”，北宋的每一位新君即位之前，都要在他留下的“誓碑”前发誓，其中的一条就是不杀言事士大夫，凡上奏章的士大夫绝对不杀，不管他写的奏章多么激烈，也不能杀。文人即使犯了罪，通常都是被流放了事，最严重的就是流放到海南岛，享受到此等待遇的就有鼎鼎大名的苏东坡先生，尽管那时海南岛是“蛮荒之地”，可总比被砍掉吃饭的家伙强得多。
赵匡胤认为乱世用武，治世用文，由于有了皇帝的关照，文人的底气很足，改变了五代“轻文”的习气，这些文臣不再是五代时的“花瓶”，开始还真卖力气，将个大宋江山弄得花团锦簇一般。
文人跨马抡刀不行，种地不行，可他们会算计，搞经济建设是强项，立国之本的农业自不必说，短短几十年间，全国耕地扩大了将近一倍，农作物的种类和产量也成倍增长，人口也有所增加。
宋朝还是中国历史上少数几个不抑制商业的朝代之一，大小城镇贸易盛况空前，都市商业十分兴旺繁荣，十万户以上的城市达四十多个。京城开封更成为全国的商业中心，闹市、酒楼、茶馆、妓院林立，各地货物琳琅满目，连日本、朝鲜、阿拉伯等“舶来品”都可见到。
在文学方面，宋朝一点儿也不输于盛唐，唐宋八大家中宋就占了六位，宋词和唐诗成为中国文学史上比肩而立的两座高峰，《新唐书》、《资治通鉴》对史学和文学的影响力至今不衰。与此同时，由于“勾栏”等娱乐场所的发达，话本和戏曲等市井文化昌盛，下启元代戏曲和明代小说，可谓具有承前启后的划时代意义。
宋代的造船、矿冶、纺织、染色、造纸、制瓷业在生产规模和技术上，也比唐代要大得多和高超得多，四大发明中的指南针、印刷术和火药三样，开发和应用主要是在这个阶段。
赵匡胤留给后代“重文轻武”这个政策，使得宋从立朝开始就走上了“文治”天下的道路，结束了五代十国时朝代频繁更迭的局面，文化和经济进步繁荣。可也留下了一个大包袱，供养这批社会地位极高的读书的大爷，是国家财政很大的一笔负担。
宋朝的官多，待遇丰厚，责任却很小，只要不出大错，会通过政绩考核“磨勘”，一路绿灯地上升，真是文人的理想时代。可惜，这样的制度虽然保证了大宋没有短命夭折，却也造就了不求有功、但求无过，因循守旧、丧失血性的官场习气。
滥觞于宋太祖，又经宋太宗放大强化的这种官制，最后葬送了繁荣一时的大宋。矫枉虽必须过正，可文武皆为国家之大器，过于偏废哪一样，都会弊端丛生。
赵匡胤及其继任者对文人的优待，造就了辉煌的宋文化，对中国文化的影响超过了历朝历代，包括曾盛极一时的大唐，其思想、学术、人文观念在今天还能找到影子。
神经过敏的后遗症（1）
摆平了武将，使用了文人，可赵匡胤还是不放心。
他的担心是有道理的，兵权对政治有着决定性的作用，在乱世更是如此。五代时乱糟糟的局面，都是将领势力坐大，谋朝篡位，成了恶性循环。殷鉴不远，赵匡胤变得极其敏感，甚至到了过敏的程度。
事实上，在宋初确实有些武将身上还有浓厚的五代遗风。历史像一列机车，即便已经踩下了刹车，巨大的惯性还会拖着车厢向前冲去。
“皇帝不好当啊！”赵匡胤不止一次地呻吟，史称他“终夕未尝敢安枕而卧”，觉都睡不安生，充满了对“武”的恐惧。
最明显的例子就是在平灭荆湖的时候，赵匡胤启用的主帅是名位很高的宿将慕容延钊。慕容延钊和赵匡胤是布衣之交，但不是“义社十兄弟”，“陈桥兵变”时他也不在现场，尽管和赵匡胤的私人关系不错，可在权力斗争中，“私人关系不错”这个砝码是远远不够的。所以，在他统领禁军出征的时候，赵匡胤把自己的心腹李处耘派去当了都监，说是帮忙，可总有那么点儿监督的意味。
慕容延钊也是个人物，在后周就是殿前副都点检，在大宋高居殿前都点检、侍中级使相。这位慕容将军是从五代混出来的，积习难改，对手下的军将十分纵容，部下们偷鸡摸狗、顺手牵羊，什么事都干，把老百姓弄得鸡飞狗跳，他也假装没看见。在一些事情上，根本不和李处耘商议，习惯性地自己拍板。
李处耘恼火了，论和皇帝的关系，自己可是当今皇帝的嫡系；论职位，自己好歹也是枢密副使，这慕容延钊也太目中无人了。李处耘就开始向赵匡胤打慕容延钊的小报告，慕容延钊也不客气，两人争相上奏掐起来了。
赵匡胤感觉难办了，他也知道慕容延钊“违纪”，但这个人是后周旧臣中的大旗，万万砍不得，再说慕容将军手里还握着兵权呢。于是，赵匡胤演了出“挥泪斩马谡”，把李处耘的枢密副使罢免了，贬为淄州（山东淄博南）刺史，来安抚还率军在湖南的慕容延钊。
慕容延钊得胜回朝，赵匡胤也没秋后算账，而是论功行赏，将其加封检校太尉。这事虽然有顾忌的地方，但还是可以看出赵匡胤是仁厚的，只是苦了李处耘。
这是权谋的需要，李处耘心知肚明，可有苦说不出，只好认倒霉。
这事也引起了赵匡胤的警觉，名位已高的故帅宿将不仅不好统驭，还容易让他们在战争中进一步提高威信，可怕！从这以后，赵匡胤使用的都是曹彬、潘美这些名位较低的将领为统帅。
为了削弱地方藩镇的实力，在统一战争中，赵匡胤还发明了一个极其巧妙的办法，就是在动用嫡系禁军的同时，大量使用藩镇手下的“杂牌军”，让他们在战争中消耗。（这手段，有些眼熟是不？）在平灭荆湖时就调集了节镇、防御使们十一个州的兵力，征后蜀时也有大量的地方部队参加。
对武将权力的剥夺，远远不是“杯酒释兵权”那么简单，赵匡胤先后清洗了大批将军，包括“义社兄弟”韩重赟、石守信、王审琦，“情好亲密”的韩令坤，“以兄呼之”的慕容延钊，侍卫亲军司都虞侯张令铎，挺剑逼迫首相范质臣服的亲信罗彦环，还有开国功臣张光翰、赵彦徽等等一大批武将。
清洗？是的，绝对是清洗！
不过，赵匡胤没有消灭他们的肉体，只是拿走了他们的兵权。
赵匡胤对武将不放心，对文臣同样也不放心。无论文武，权势大了，都会危及到皇权。
武将的权拿走了，再把文臣的权拿走，那国家谁来管理？赵匡胤是聪明人，想出了一个聪明的办法，就是分权，把权力分散，谁也别想大权独揽。
文臣之首宰相的权力最大，高居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统辖军、政、财权，权倾朝野。相权过重对皇权也是一种威胁，这样的权力不能允许存在。
刚开始的时候，赵匡胤或许还没有这样的想法，他只是想降低宰相的待遇。旧例相传宰相在皇帝面前是有座位的。在赵匡胤刚当上皇帝不久，一次宰相范质上殿奏事，赵匡胤照例赐座，可开始奏事时，赵匡胤说：“我最近眼睛有些发花，请把奏章拿近来我看。”范质便离开自己座位，走近赵匡胤，赵匡胤暗中吩咐宦官，把宰相的座位撤去。从此以后宰相上朝，只能站着和皇帝说话了。
有人认为以赵匡胤仁厚的性格必不会这么做，其实在政治权谋上，性格并不能决定一切，利益才是硬道理。否则，仁厚的赵匡胤，怎么会夺了有知遇之恩的柴荣儿子的天下？心机深沉的赵匡胤，撤掉的不仅仅是一个座位，这等于宣布，在皇帝的面前，谁也没有平起平坐的权力。
乾德二年，赵匡胤罢免了原后周的宰相范质等三相，把宰相换成了自己的亲信赵普。但后来赵匡胤发现独相赵普也开始专权了，就感到有必要给赵普加点儿制约，便把原来只当摆设，不用押班、知印，也不设政事堂的参知政事提高了位置，使其有了押班、知印、升政事堂的权力，成为名副其实的副相。
既然开了头，那就会一发而不可收，贪权和收权都一样。
于是又设立了枢密使管军事，分割了宰相的兵权，形成宰相府和枢密院两府牵制局面。枢密院执掌调兵大权，凡军国机务、兵防、边备、戎马等政令，都由枢密使主持，和宰相对峙。赵匡胤设制，每逢入朝奏事，两府错开，互不相见，各说各的，这样就使皇帝能在双方的奏情中对比分析，掌握实情。
赵匡胤干脆又设了三司使，主持盐铁、度支、户部三司政务，其地位仅次于宰相，人称“计相”。这样又剥夺了宰相的财权，原来“事无不统”的宰相成了只负责日常行政事务的大管家。
这样把权力分割来分割去，赵匡胤掌握了门道，给枢密使、三司使也配上了分权的副手，不仅部门间相互制约，正副职之间也相互制约。（这样的平衡权术，也大有面熟的感觉啊，是三权分立吗？）
中央是这样，地方政权也是照方抓药，在“知州”之外，另增置“通判”一职。通判在本州中地位相当高，权力也很大，有权过问州中的一切政务，并可同知州分庭抗礼，直接传达中央。但有的通判往往以“监州”自居，说：“我是朝廷派来监视你的。”后来有人告诉赵匡胤，通判权力太重，不利于知州行使地方职权。他才又下令，没有知州与通判联名签署的政令，不能实行，这就使二者互相牵制，听命于中央。
各地的地方官都是中央“戴帽”下去的，由文官出任“知州”、“知县”，“列郡各得自达于京师，以京官权知”。中央派遣的官员在所担任的实际职务之前加上“判”、“知”、“权”、“提举”、“提点”等等，这样一来，就逐步形成了官与职、名与实，官、职、差遣分离的制度，这就涉及了宋朝的官制。
要说宋朝的官制，可是前所未有的混乱，本来汉唐以来有所谓“官”与“秩”的分别，官是管事的权限，秩是确定级别和待遇的标准，两者是互为表里的，官升秩长，官降秩落，一目了然。可大宋就是会别出心裁，管事和级别待遇分开，成了“两层皮”。
在宋朝，过去的那些什么左右仆射、六部尚书、侍郎、各寺监卿监统统“作废”，这些官都不再具备原来的职权，“官”只决定俸禄、赠官、叙封、恩荫等待遇，被称为正官、本官、寄禄官，“差遣”才是朝廷委派的具体职务和实际权力。如果没有皇帝的特许，这些官员都不能管本官署的事，官员如果没有朝廷委派的差遣，就只能领俸禄而无事可做了。
因此，某一官职并不代表具体职务，而职事高下又与俸禄无关，官擢品未必升，官贬阶亦未必降；“差遣”被罢但官、职尚在，职落而待遇如故，这对官僚们来说可是天大的好事，就算为了维护自己的既得利益，也会拼命地保护朝廷姓赵。
可就这样，赵匡胤还不放心，为了加强官僚们互相间的牵制，以防团结生变，他特别鼓励弹劾和检举，仅监察机构，就设立两个，一是“御史台”，一是“谏院”，任务完全相同，一旦其中一个被权臣控制时，另一个能照样发生功能。而且除了监察机构的官员，如御史和谏议大夫外，其他任何高级官员，同样都可以随时向皇帝提出意见，或随时对宰相以下的官员进行抨击。
这对于以写文章为主要学问的文臣，真是一个发挥“才华”的好制度，他们可以毫无顾忌随时随地对任何进步改革和他们所不知道的事物，发出反对的言论。其实他们也并不在意自己的见解是否高明，也不在意是否能被采纳，他们只是希望当个“反对派”，博个敢谏直言的好名声，以后自然会官运亨通。
因此，在宋朝便会看到，为了一件事（无论大小）经常会引起激烈争论，一个敢做事的人，身后往往跟着一群挑刺攻击的人。挽救大宋危亡的几次努力也被这些挑三拣四的家伙弄得不了了之。
结果这个后遗症，把大宋弄得积重难返，赵匡胤处心积虑防止的内乱没有出现，却不得不亡于外患，这是他怎么也没有想到的。
以“仁”为本的治国方略（1）
宋代是一个以仁厚治天下的时代。三百年的基业，从太祖赵匡胤开始，就始终把“仁”作为治国的方略。
赵匡胤的仁厚，最被人称道的就是不滥杀，其实何止是不滥杀，他当真担当得起“心胸宽广，仁义无双”，这一点历史上所有的君王都无出其右者。
历代王朝的更替，都免不了血腥的屠杀，前代皇族更是屠杀的重点。商周时代还给前朝留一个小封国，“不绝祭祀”，但到了南北朝以后，对前皇族斩尽杀绝已成惯例，可以说每一个“龙椅”都是从血海里捞出来的。
后周被取而代之，恭帝的命运却好得出奇，赵匡胤不仅没有把他和家人按到砧板上“鱼肉”一番，还大大“礼遇”了这些王室，恭帝被封为郑王，迁居到西京洛阳居住。这还罢了，沽名钓誉之后再杀的事也不是没有，可赵匡胤还真不是那种人，他留下的“祖宗家训”第一条就是：对后周皇室老柴家的子子孙孙，一定优待，就算犯了谋逆的大罪，也不许拉到大街上砍头示众，就让他自己在大狱中悄悄了断，而且不能株连其他直系亲属。
有的人说，赵家的江山是从柴氏孤儿寡母手里连抢带骗弄来的，赵匡胤感觉心里惭愧，所以一定要优待柴氏家族。这话表面看有点儿道理，实际上深究下去就会发现荒唐，中国历史上从孤儿寡母手中夺取天下的不止赵匡胤一人，可谁做到了他的程度？与其说是赵匡胤在平衡自己的心理，倒不如说是赵匡胤具有宽厚的人格来得准确。
这从对待开国元勋的态度上也可以看出，除了和赵匡胤对着干的那几位被杀，其他的元勋都能安享晚年，这样皇帝和功臣皆大欢喜的结局在历史上并不多见。赵匡胤不仅没有杀害有功大臣，还用法律形式规定以后皇帝不能在朝廷上鞭打大臣，不准对公卿辱骂，臣下除了谋反和叛逆外，不得杀戮。这样的皇帝，不说其“仁厚”还能说什么？
不但自己人不杀，赵匡胤就连对手也不曾大肆屠杀。后蜀的孟昶、南汉的刘、南唐的李煜都没有在亡国之后亡命。虽然李煜被封为“违命侯”，但只是属于对其武装反抗的“口头警告”，并没有杀头和屠族。要说那位连夜壶也镶上宝石的孟昶，光宦官就养了七千多人、只知道宠爱波斯美女的刘，完全有理由把他们“咔嚓”了，可赵匡胤就是把他们在东京干养了起来，至于后来传出几位被“牵机药”毒杀，那是宋太宗赵光义干的事，和赵匡胤毫无干系。
兵荒马乱的年月里，人的生命是十分脆弱的，那些手无寸铁的老百姓，遇到穷凶极恶的大头兵，除了鼠窜就剩下挨刀一条路，用现在时髦的词就是“弱势群体”。赵匡胤起兵时就对“弱势群体”很关注，从陈桥驿挺进到汴梁，基本上没有出现喋血宫门、伏尸遍野、烽烟四起、兵连祸结的后遗症。而这个结果和他数次“严敕军士，勿令剽劫”有直接的关系。
在统一战争中，赵匡胤“吊民伐罪”时，也尽量减少对平民百姓的侵扰，他一再命令外出讨伐的将帅，不得有滥肆杀掠的暴行，不得惊扰百姓。平蜀大将王全斌在占领成都后纵兵大肆抢掠，对后蜀降兵也肆意欺凌，尽管有平蜀之功，仍被降职责罚。
赵匡胤的仁厚，和五代其他将领的滥杀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人心思归自在情理之中，大宋一统江山除了军力强盛、谋略对头，还和他的人格魅力不无关系。
宋朝人平日里称呼赵匡胤为“艺祖”。“艺祖”之称源于《尚书》，《尚书》把有文德才艺之古帝王称为“艺祖”，这是对开国皇帝的一种美称。确实，五代如走马灯般你方唱罢我登场的天子们不能与宋太祖赵匡胤同日而语，“艺祖”这个称号，仁厚的赵匡胤当之无愧。
难能可贵的是，军人出身的宋太祖赵匡胤，不仅身上奇迹般没有那个时代军人嗜血成性的印记，相反却很有些悲天悯人的胸怀，这大概和他曾浪迹江湖、饱尝人间冷暖有关。据说他贵为天子以后，还时常把布衣等物赐给左右近侍，说“朕过去就穿这些”，倒颇有曾流行过的忆苦思甜的意思。
曾经流浪的苦经历，使赵匡胤对老百姓的苦难有切身的体会，因此对民生问题十分关注。
当天下初定的时候，他马上就实行了宽减徭役的政策，以便农民休养生息，发展生产。961年，他明令免除各道州府征用平民充当急递铺递夫的劳役，改用军卒担任。第二年，又免除征民搬运戍军衣物的劳役。若州县不遵令行，百姓可以检举。
当然，赵匡胤也没有把“小民”当做祖宗供养起来，该干的还得干，特别是关系到国计民生的水利建设，就是他始终没有放松的一个“重点工程”，连他自己也说：“朕即位以来，平常没有别的差役，只有春初修河征用劳役，那也是为人民防患。”事实上也的确是那么回事，赵匡胤并不是为了皇家的面子搞什么形象工程。
五代时期，掌权的实力人士都在追求“成功学”，思谋怎么才能登上九五之尊，哪有心思管修整水利的小事，因此黄河决堤、改道，淹没村庄农田的“小事”时有发生，可到了赵匡胤的眼里，这些“小事”可就是影响人民生命财产的大事了。
赵匡胤刚当家仅仅两年，就下令在黄河沿岸修堤筑坝，并大量种树，以做防洪时用。其后多次就黄河的修治下达最高指示，例如在建隆三年（962），赵匡胤下诏说：“沿黄、汴河州县长吏，每岁首令地分兵种榆柳，以壮堤防。”每年的正月、二月、三月，是黄河堤坝的例修期，年年都会加固维修，加固了堤坝还绿化了环境，两全其美。
赵匡胤还下令严格巡察，防患于未然。有了皇帝的关注，事情就好办多了。因此，素以黄害著称的黄河在赵匡胤在位的十七年中，只有十几次溃决的记载，并且都没出现严重的灾害。除了黄河之外，赵匡胤对运河、汴河、蔡河等主要河流，也做了不少修整。这对于农业经济的稳定、商品的运输、商业经济的流通，也起到了重要作用。人们往往都在称颂宋代文化的发达，其实要是没有赵匡胤打好的基础，宋代的发达是不可想象的。
以仁厚著称的赵匡胤，银子是他最拿手的武器，无论是对大臣还是小民，都无一例外地诱之以利。这听起来好像不好听，实际上以银子来引导比用刀子来威逼好得多，试问一下，两样摆在你面前，你是喜欢银子还是刀子？赵匡胤用银子解除了兵权，又用银子刺激农民垦荒。那是在五代之乱后，连年的战乱使田地荒芜严重，土地是立国之本，因此赵匡胤下令，凡是新垦土地一律不征税，凡是垦荒成绩突出的州县官吏给予奖励，管辖区内田畴荒芜面积超过一定亩数的，要给予处罚。
这样一来，荒芜的土地很快就被开发出来，可种些什么？当然粮食和桑树是必不可少的，其余的你想破头都猜不出，就是枣树和榆树！赵匡胤曾发布种树令：每县将农民定为五等，第一等种杂树一百棵，第二等种八十棵，依次递减。如果是种植桑枣，只要达到半数，即可完成任务。
为什么鼓励种植榆树和枣树，那是因为枣、榆可帮助人们度过凶荒之年，不饿死人可是天大的善果。为此，赵匡胤明令严禁砍伐：“凡剥三工以上，为首者处死，从犯流三千里；不满三工，为首者减死配役，从犯徙三年。”要说“工”可能现在的人不清楚，其实“工”是宋代的一个计量单位，宋时四百一十二尺即为一“工”，“三工”合计就是一千二百三十六尺，换算一下就是四百一十二米。
“凡剥三工”就是指毁树三工，毁掉维系老百姓生计的四百一十二米的树木，仁厚的赵匡胤就要开杀戒，可见老百姓的死活在他心中的分量。
赵匡胤的仁厚来自他宽阔的心胸，想当年在他穷困潦倒的时候，曾投奔王彦超想混口饭吃，但备受冷落。等他当了皇帝，就找了个机会和王彦超说事，那个王彦超还真会说话：“为臣我当时那洼浅水，怎么能容下您这位真龙，假使陛下当年留在臣处，怎能有今日？可见上天有意不让臣收留陛下，就是为了成全陛下今日的大业。”
话虽好听，可王彦超势利小人的嘴脸也暴露无遗。面对这种小人，不要说是睚眦必报的皇上，就是心胸稍差的人，也会二话不说就把他弄到大牢或刑场上去。可赵匡胤淡淡一笑，居然以后再也没有和他计较过。就连当初大摆架子、专给赵匡胤穿小鞋的那个董遵诲，他也照样任用。
要说赵匡胤和王彦超、董遵诲毕竟是私人恩怨，可是在涉及那时很在乎的“正统”和“篡逆”的大原则上，赵匡胤的心胸也无人可及。那是在一次宴会上，翰林学士王著几杯小酒下肚，不知触动了哪根神经，哭哭啼啼个不休，这可是大失礼的事，追究起来也是可大可小，赵匡胤倒没怎么在意，还命人扶他回去。可这位王著，就是不走，趴到屏风上抹开了鼻涕，深切怀念起旧主子柴世宗来了，这可是犯大忌的事，就算杀他的头一点儿都不冤。
可赵匡胤挥挥手：“他就是个酒徒，没啥大出息，我早就知道，况且一个书生哭两声旧主，能翻什么大浪，算了吧。”就这么轻易地把王著放了。要是碰上朱棣或雍正这样的主，诛九族不一定，诛个七族八族的是不在话下。
和这件事异曲同工之妙的是，在削夺禁军将领兵权后，赵匡胤曾想让天雄军节度使、周世宗及皇弟赵光义的岳父符彦卿统领禁军，但赵普以符彦卿名位已盛，不可再委兵柄为由相谏。赵匡胤不听劝阻，认为自己待符彦卿甚厚，符彦卿不会辜负自己。赵普却反问他：“陛下何以能负周世宗？”这简直是当着和尚骂贼秃，揭了老赵的老底，换了个皇帝早就挂不住脸面，不暴跳如雷也会拂袖而去，可赵匡胤竟默然无语，此事也就此作罢。
都说真龙天子有“逆鳞”，触犯不得，可在赵匡胤的身上，健全的人格和严格的自律，使他的宽容达到了历代皇帝中少见的高度。
赵匡胤武将出身，穿上了黄袍很少有上马抡刀的机会，就和小鸟较上了劲，没事时喜欢到后园去弹鸟雀。一次，大理寺的主官雷德让有个问题拿不准了，想请示皇帝赵匡胤，可他正打鸟玩得兴起，把雷德让晾在了一边。雷德让不干了，说有紧急国事求见，赵匡胤马上接见了他，可一看奏章不过是很平常的小事，就生气地责备他说谎。谁知道雷德让也是个犟种，说再小的事也比弹鸟雀要紧，这话可够冲的，赵匡胤怒了，抡起不离手的玉柱斧打落了这位雷先生的两颗牙。
雷先生没叫没喊，慢条斯理地把牙捡起来放到怀中。赵匡胤怒问道：“你拾起牙齿放好，是想去告我？”雷德让回答说：“臣无权告陛下，自有史官会将今天的事记载下来。”赵匡胤一听，这可了不得，立马命令赐赏他，以示褒扬。这还不是孤立的事件，《读书镜》中记载，赵匡胤一日罢朝，闷闷不乐了好长时间，对内侍说：“早来前殿指挥一事，偶有误失，史官必书之，故不乐也。”
开国皇帝“偶有误失”，竟然怕“史官书之”，由此可见赵匡胤的自律。
在封建社会，皇帝有绝对权力，“心有所畏”的皇帝是极其难得的，“心有所畏”，权力才不会被滥用。
可赵匡胤也太过仁厚，甚至到了“滥仁”的地步，且不说在对付辽国的方略上，首先准备的就是“赎买”幽云十六州，不行再动武——这可以说是后来宋朝岁币的雏形，就说他的小舅子王继勋，大吃人肉也仅仅被外放到洛阳了事。
第三章 无法战胜的强邻
残山剩水入囊中（1）
开宝九年（976）十月十九日夜，大雪飞扬，浓重的夜色，似乎是要隐藏尽所有的秘密。
就在这样寒冷诡异的夜晚里，宋朝的缔造者赵匡胤忽然驾崩，年仅五十岁。
当天赵匡胤命人召时任开封府尹的晋王赵光义入宫。赵光义入宫后，赵匡胤屏退左右，与光义酌酒对饮，商议国家大事。室外的宫女和宦官在烛影摇晃中，远远地看到光义时而离席，摆手后退，似在躲避和谢绝什么，又见赵匡胤手持玉柱斧戳地，“嚓嚓”斧声清晰可闻。
与此同时，这些宫女和宦官还听到赵匡胤大声喊：“好为之，好为之。”两人饮酒至深夜，光义便告辞出来，赵匡胤解衣就寝。然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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