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富的革命-第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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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此，我们一直目睹的事实就是，财富和财富创造正在以迅猛的势头在世界地图上迁移。这个势头的意义不亚于当年世界经济霸主地位从中国迁移到了欧洲、之后又迁移到了美国的意义。这整整完成了一次历史性的大循环，将经济霸主地位又归还给了几个世纪之前其离开的亚洲。
　　“想想2050年的世界，”外交关系委员会的罗伯特·曼宁向我们提示：“拥有世界人口一半以上的亚洲，占全球经济的大约40％，世界信息技术工业一半以上的比重，以及世界级的高科技军事能力。”
　　但是这个大循环真的运行了一个完整的周期吗？今天的变化还能继续直线地或者说循环地发展吗？我们以后再回来谈论中国和亚洲的未来，现在，我们需要看看另一些随着革命性财富而产生的令人惊讶的空间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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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章　高增值地区（1）
假设有这么一个不存在的地方：我们都生活在这里，世界上所有的财富都是在这里创造的。这种奇妙的想法在互联网大爆炸的20世纪90年代晚期迅速滋生。互联网的发展速度如此迅猛，就连“空间”和空间关系这些词汇的真正意义此时也受到了质疑。许多数字迷（digerati）和互联网迷在大肆赞扬“无地点特性”。作家威廉·诺克以更极端的一种说法问道：
　　“如果地点变得没有关系了怎么办？想象你生活在这样一个世界里：你闭上眼睛就发现你来到了孟买或者巴黎，就好像《星际旅行》里的一架飞行器在帮助你。想象你和身居另一座城市或者同一座城市里不同地区的某个人疯狂地做爱。想想在同一个时间里你可以身在两个或者三个地方。这就是没有地点的世界。没有地点的社会不存在，现在还不存在。”然而，他认为，强大的技术力量正在将我们推向这个方向。
　　还有人将电脑空间描述为“在物质世界里没有‘地方’的领域”，甚至还描述为“一个平行世界的第一个例子”。对于他们来说，虚拟世界占据了所谓“无空间”的领域。然而，尽管有这么多的诗情画意和夸张的描述，但是，就连电子字符也要存储在某个地方，某个实际的地方。它们在空间传送运行，而不是在非空间传送运行。
　　简而言之，数字化并不是将空间非物质化，它不能用“虚拟空间”来替换现实，但是它确实加速和方便了各地财富的迁移和财富的创造。
　　我们再回到地面上。随着变化的浪潮席卷着全球，随着一些城市和地区被快速推进到了未来，而另一些城市和地区被抛到了人们遗忘的角落，世界财富的版图正在以众多的方式被重新绘制着。在全世界范围内，明天的“高增值”地区现在已经出现了雏形。
　　昨天的地方
　　俄亥俄州的克利夫兰市曾是一个重要的重工业中心，有着众多的钢铁厂、铸造厂和汽车生产厂。今天，克利夫兰号称拥有全美国最好的理工科大学之一的卡斯西部保留地大学，而且拥有以克利夫兰诊所为领头羊的庞大的医疗行业。但是该市的建筑和商店仍然挂着几十年重工业烟尘所遗留下来的一层黑皮。而且，克利夫兰名列全美最贫穷的大城市之首。它既是过去工业辉煌的牺牲品，也是现代变革中的牺牲品，因为第三次浪潮将美国其他的地方都带到了未来。
　　克利夫兰只是个最明显的例子。全世界其他烟囱林立的大城市也经历了差不多相同的命运，而这些城市又都是昨天工业财富的发动机。然而，这种局面不仅限于城市。随着新经济在其他地方的崛起，整个地区的经济地位也在下降。
　　拿中国南方的广东省做例子。10年前，正如《工业周刊》所说的那样：“稻田还是靠水牛来犁，但是有一排排的工厂生产着电脑微处理器、收音机、玩具和服装。在那里设有生产基地的著名投资商包括宝洁公司、雀巢食品公司、可口可乐公司和三菱重工公司。”
　　数百万人涌进了这个地区，数百万个从前不存在的工作出现了。在过去的10年中，广东的人均GDP成为过去的4倍。
　　今天，广东和其所在的珠江三角洲地区连同香港和澳门构成了全世界最强有力的制造业中心之一。他们已经完成了从农业经济到工业中心的过渡，将早期西方大烟囱工厂的许多制造业接手了过来。
　　但是，这并非他们的全部成就。因为广东不仅将目标盯在了第二次浪潮的未来上，还用一只眼睛盯着廉价劳动力的工厂工作消失之后的情形。它不仅在尽可能地抓住所有科技含量较低的工作，而且也在向第三次浪潮的知识密集型和高增值生产迈进。
　　因此，中国技术开发研究所注意到，广东正在发展的高科技部门包括诸如“信息技术、新材料、新能源、生物技术和激光机器电子集成体系制造”等领域的公司。除了卡斯西部保留地大学的研究之外，在克利夫兰（或者其铁锈带的姊妹城市）找不到多少这些技术领域。所有这些都需要新的生存战略和新的财富地图。
　　

第十章　高增值地区（2）
消除边界
　　一个关键的原因就是，新的经济现实再也没有必要与旧的边界和现有的力量关系结盟了。
　　大前研一（Kenichi　Ohmae）写过一篇关于世界许多地方所兴起的被他称之为“地区国家”的文章，称这些地区为“繁荣的发动机”。根据大前研一的观点，中国集权化的政府“不管是经过深思熟虑与否”，正在按着公司化的路线重新组合自己的结构。他写道：“与许多的公司一样，中国正在将大多数的决策权力移交给‘企业单位’的层次，即那些自治的、自我管理的经济地区。这些地区相互间为争取资金、技术和人类资源展开了激烈的竞争。”
　　许多新兴的经济区域都越过了现有的国家边界。以这种方式，得克萨斯州的部分地区和加利福尼亚州的南部正在与墨西哥北部的地区组成两大跨国经济地区。在未来的几十年中，这两个地区都会发展各自的跨国文化和跨国界政治结构。
　　在世界的其他地方，赫尔辛基大学的地理学教授朱希·贾西雅农（Jussi　Jauhiainen）也描述了这样的一些地区：从芬兰赫尔辛基延伸到爱沙尼亚塔林的一个地区；在芬兰和俄罗斯卡累利阿自治共和国边界两侧存在的一个地区，以及一个包括爱沙尼亚纳尔瓦和俄罗斯伊万格勒的地区。联合国也提议开发东北亚接壤俄罗斯、中国和朝鲜的图们江地区。《金融时报》甚至推测符拉迪斯托克、温哥华和札幌三个城市要建立联系。由于诸多的原因，这三个城市的联系“有可能成为太平洋地区的发电机”。
　　我们仍然在改变过去的地图，在改变着我们与空间深层原理之间的各种关系。然而，变化速度的加快也意味着这些新的地图将会越来越具临时性，并且时刻准备着接受被当场废止或者改变地点的命运。因为，在革命性财富的体系内，没有多少东西是永久的。如果你还怀疑，你就向阿莱汉德罗·布斯塔门特（Alejandro　Bustamente）请教吧。
　　廉价劳动力的德比战
　　1993年，墨西哥与美国、加拿大签署了《北美自由贸易协定》（NAFTA）。在7年之内，墨西哥与美国的边界上一下子涌现出了3　500个生产家具、服装和电视机等各种产品的工厂，为来自墨西哥各地的工人提供了140万个生产装配线上的工作。
　　但是在20世纪90年代末期，随着广东以及全中国都加入了廉价劳动力的德比战，墨西哥大约25万～30万个这类的工作沿着大循环的路线越过了太平洋。
　　这使布斯塔门特处于一种两难的境地。当他所在的电话配件制造商Plantronics公司收到一份订单时，公司会打电话给布斯塔门特。尽管布斯塔门特在墨西哥的蒂华纳管理着该公司的三个工厂，但他必须和任何人一样来竞争每一份合同。布斯塔门特付给工人的工资是每小时美元（包括保险金），然而他还要与每小时只付给工人60美分的一家中国制造商来竞标。
　　这里没有什么奇特和新鲜的。墨西哥北部边界上许多经营者们都面临着类似的来自中国的竞争。但是，让布斯塔门特尤其感到恼火的是，他所面对的竞争者事实上也是Plantronics公司的下属企业。
　　这可以算是外包的一个案例——将已经派往墨西哥的工作送给了中国。外包的做法尽管只涉及全部工作的一小部分，但是却遭致了严厉的谴责，而且引起了媒体的大肆炒作。在这里我们没有必要去重复那些类似的争论，但是我们应该承认，这就是财富和财富创造空间分配变化格局中的一部分。
　　外包的做法令那些对全球化趋势持批评态度的人愤怒不已。他们认为这造成了一种无法遏制的、残忍的“奔向深渊的竞赛”。他们通常的观点是，公司的去向应该是劳动成本最低的地方，并且时刻准备着在最短的时间内收拾残局再换个地方。
　　假如实际情况真是这样，那么预测财富将向什么地方迁移就容易了。这对非洲来说应该是个好消息，因为非洲能以地球上最低的工资标准提供大量的劳动力（每当亚洲的工人们要求工会提高工资时，非洲人就应该拍手叫好）。假如劳动成本是问题的关键所在，为什么现在中国的那些工厂没有迁移到非洲呢？
　　

第十章　高增值地区（3）
事实是，即使是对科技含量低的工作而言，劳动成本也很少会成为（如果历史上有过的话）一个公司决定是否迁移的唯一因素。不管非洲的工资水平多么低，但是其无休止的暴乱和战争、糟糕的基础设施、政府高层的腐败、肆虐的艾滋病和办事不力的政权，这些都会让投资者望而却步。
　　此外，“奔向深渊竞赛”的理论是基于这样的假定，即工人基本上是可以互相交换的。这一点在重复性的装配生产线工作上可能是事实，但是，在知识经济中，技术含量的阶梯越高，这种可互换的假定就越来越不现实了。
　　由于财富创造过程中的所有知识组成部分（营销、金融、研究、管理、通信、信息技术、销售商和经销商的关系、法律事务以及其他无形的内容）都变得愈加复杂和重要，所以和工作本身一样，工人的可互换性就差一些了，所要求的技术指标也更具临时性了。
　　正因为如此，如果仅从现有的或者预计的工资水平来推断明天的经济，以此来预测哪些城市、地区，甚至国家将成为第二个广东，这种努力注定要失败。
　　任何这种简单化的分析甚至会变得更加令人质疑，因为，随着经济从大烟囱和装配生产线向知识生产的过渡，我们已经在彻底地改变一个地点、城市、地区或者国家赖以成为“高增值地点”的标准。
　　我们即将看到的事实与其说是奔向深渊的竞赛，不如说是奔向顶峰的竞争。
　　明天的不动产
　　若想预测明天令人惊讶的地理问题（包括高薪工作、主要房地产、商业机遇、财富和权利等的地区），还有一个重要的问题需要弄清楚：我们不仅是在改变财富的地点，而是在改变它的起因——我们给地区确定价值的标准，而这又进一步改变了“地点”问题。
　　1955年，印第安纳州政府为了振兴工业，在《财富》杂志上刊登了一则广告，列举了该州的经济优势。该政府声称，这些优势包括低成本煤炭、石灰岩、白垩、铝、石膏、岩沥青、白云石、荧石、水、沙、砾石、木材、玉米、大豆，再加上俄亥俄河的便利条件。此外，它还保证拥有“令人羡慕的低罢工、停工的纪录”，就是说，它的劳工运动比较不成气候。
　　那是当时的情景。今天，印第安纳州的开发委员会宣称，他们已经脱离了“对传统工业的过分依赖”。
　　这里没有石灰石。
　　《Inc。》杂志告诉美国小企业的领导人，“开办或者发展公司最好的地方”就是亚利桑那州的菲尼克斯，因为那里的高科技劳动力在增长，那里还有阳光灿烂的气候、新修复的艺术博物馆和“四大体育特许经销商”。
　　一个叫做“小企业生存委员会”的小组得出结论，投资最好的地方是南达科他州，因为该州对企业的赋税、最低的工资规定、雇员的数量等方面施加的成本最少。还有一种评定体系是根据公司的历史和增长率给它的未来下结论的。微软公司的网站的一位撰稿人用这两种方法综合出了一个混合指数，所得出的结论是内华达州是最适合你掏钱的地方。
　　持续性政策研究所的罗伯特·阿特金森（Robert　D。　Atkinson）和里克·克杜里（Rich　Coduri）在2002年所做的一项名为“新经济指数”的调查中引用了1955年印第安纳州的广告。他们写道：
　　“在一个经济活动中，只有不到20％的经济活动才是创造、加工或者运输商品，所以运输原材料和市场运输的手段就没有多少意义了。由于现在越来越多的经济投入和产出都是以电子字符的形式出现的，旧时的地点因素就失去了重要性。”
　　拿地理接近性来做例子。今天的一些经济学家认为，因为墨西哥离美国的市场这么近，从长远的观点来看，墨西哥可以击败中国的竞争者。他们认为，距离仍然发挥着其在知识经济到来之前同样的作用，但是，由于信息密集型技术的出现，产品每天都在变得越来越小、越来越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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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章　高增值地区（4）
依靠地理接近性的含义就是，如果是交通运输的费用，墨西哥的优势应该是在运输那些较老式、较大型、较大宗、较重的产品，而这些产品现在正在被替换。而对于高增值的无形服务来说，地理接近性的意义就更小了，因为交通运输的成本与距离（金融、软件、###、航班预订、音乐等）没有多少关系或者说根本没有关系。如果继续依赖地理接近性的优势，只会使墨西哥进一步落后，而且没指望追赶上来。
　　今天，各国在“奔向顶峰的竞赛”中少了一些关于石灰石和煤炭的吹嘘，而多了些关于著名大学、低廉的通讯成本、先进技术、飞机航班次数众多、低犯罪率、适宜的气候和高生活质量。随着工人价值和生活方式的改变，经济也被改变了。结果出现了一种（不仅在美国）创造所谓的“高增值地区”的竞赛，因为这种高增值地区能够吸引那些最聪明、最有创造力的劳动力来生产知识密集型、高增值的产品，从而将全世界的企业都吸引过来。
　　随着新的经济网络的出现，我们用以描述空间单位和关系的那些范畴和类别术语也就发生了变化。比如，我们正在看到一种自成体系的机场生态体系的兴起，而这些机场相互之间的联系要比其与地方和国家政府之间的联系密切得多。在格雷格·林赛（Greg　Lindsay）的《广告时代》（Advertising　Age）一书中称之为的“航空世界”中，每个机场的周围越来越多地出现了自己“购物商场、会议中心、7天/24小时开放的健身房、教学、邮局、牙医诊所和医生、房顶游泳池和豪华旅馆”。
　　总之，随着财富向亚洲的历史性迁移，许多经济功能的数字化，跨国界经济区域的兴起，以及我们为一个地区评估价值所依据的标准的改变，我们与空间深层原理之间关系发生着更大变化。这些现象只是构成了一个空间舞台的背景，在台上即将明朗化的则是更大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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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一章　空间延伸度（1）
2002年，当日本和韩国联合举行世界杯足球赛时，洛杉矶的一位营销经理雨果·恩西索决定带儿子去东京看球。恩西索出生在墨西哥，生活在美国并且受的是美国的教育，供职于美国最大的西班牙语日报《舆论》。在日本，他们见到了生活在那里的拉美裔美国人小社区的成员，并了解到日本的食品、礼仪和人们对体育的疯狂。对于恩西索来说，这次经历令他久久不能忘怀，数十万来自于世界各地的人们涌进了韩国和日本来观看球赛。　我们后来在加利福尼亚为一对年轻的软件经理举行的婚礼上见到了恩西索。新郎生于巴基斯坦，新娘生于印度。新郎的家庭信奉###教，新娘的家庭信奉印度教。当音响系统播放起普什图音乐时，恩西索加入了疯狂、幸福的人群跳起舞来。人群中大多数人在这个晚上之前从来没有听过任何普什图音乐。在人群中有美国白人经理，有亚洲学生，有美国犹太人和许多其他种族、其他宗教和地区的人。这不仅是个跨国婚姻，而且是个混合型的婚礼庆祝盛会。对这个世界的发展而言，婚礼极具象征意义。
　　我们不仅是在将世界经济的重心移向亚洲（包括这两位新人的祖籍南亚），不仅在改变明天在哪儿能找到工作，在哪儿建立新的工厂、办公楼和住宅，在哪儿能创造革命财富的标准，我们同时还在扩展着一种东西：我们可以将其称做我们个人的“空间延伸度”。
　　在2　400年前农民全靠土地为生的古代中国，中国的哲学家庄子说，外出旅行的人易于闹事、说谎、不安分，而且善于搞阴谋诡计。
　　今天，全球人口中估计有8％的人（大约为5亿人口）在一年内要去国外某个地方旅行，这个人数相当于1650年工业革命开始时整个地球的全部人口数。不管是否爱闹事，不管是否爱搞阴谋诡计，是否到外面找工作，或者就是飞到密尔沃基去见一个客户，我们就是一个好动的生物种类。
　　个人的地理
　　美国人平均一年行车11　000英里，但是大多数的驱车旅行都是往返于工作单位和家庭之间（平均来回一次的距离为23英里），或者到住宅附近的超市或者银行等地方。如果是假日旅行，全家可能去得更远些。人们可以轻易地在地图上找到他们行车的位置。一位商务旅行家也可以精确地确定他在一年中所去过的城市以及他在这些地方旅行的次数，结果就像一张旅行地图一样。但是在地图上，人们也可以找到自己发送和接收电子邮件、普通信件、电话、传真等所有的地方，再加上人们在记事本上标记的所有地址和登陆的网站。
　　如果再费点力气，我们甚至可以找到我们所买产品的生产地和我们生产的废弃物和污染物的去向。即使这些地点并没有表示我们与之有关系或者希望有关系，但是这些却将我们的空间延伸度丰富地展示了出来。所谓的空间延伸度就是，我们个人地理学上不断改变的版图。
　　我们可以将今天个人的空间延伸度与12世纪欧洲农民的平均个人空间延伸度相比较。那时的农民终其一生，都很少有可能走到他所居住村庄15英里之外的地方。也许，除了几百年来受到的来自罗马的宗教思想的影响之外，15英里就基本上锁住了他的一生。那就是农民在这个星球上的个人足迹。
　　如果我们将这种绘图方法用于公司、各行业或者国家，我们会立即发现，每一个实体的空间延伸度都各自不同，而且在不断地变化着。同样，每一个经济中的不同部门也都需要不同的“延伸度”。一个国家为了向几个国家出口商品，可能需要从诸多的国家进口原料或者零部件，或者说情形相反。好莱坞使用来自日本的设备和来自英国的表演天才，但是它的电影却向全世界各地出口。但这只是一个简单的例子。
　　《商业周刊》写道，你的可视电话可能包括美国的数据处理器，中国广东的电路板，中国台湾、奥地利、爱尔兰或者印度设计的微处理器、韩国的彩色显示器和德国的镜头。正是这些空间关系的组合确定了一个公司或者国家的“空间延伸度”。
　　

第十一章　空间延伸度（2）
比如，几十年来，日本人一直在这个问题上争论不休：是将他们的经济维系于与亚洲的关系上还是维系于向全球的扩展。在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日本的必胜信念兴盛一时，诸如石原慎太郎（现在为东京都知事）等挥舞着旗帜的政客们敦促日本取代美国在亚洲的霸主地位。
　　然而，那是在日本经济开始减速、中国经济骤然崛起之前，更不用说还有中国军事力量的增强和最近反日情绪的暴涨了。从那之后，石原感觉到了日本在亚洲地区的脆弱，就一直呼吁与美国建立更紧密的关系。
　　真正的问题其实与日本的空间延伸度有关。也就是说，日本是地区性选手还是全球性选手？日本在世界的经济中究竟处于何许地位？
　　有些国家不需要向全球延伸，只需要附近的几个伙伴足以。相反，即使在经济萧条时期，日本的要求也是那么多样化、那么复杂，因此它不可能仅作为一个地区性的经济大国而存在。在进口的一面，日本必须从中东进口石油，从美国进口软件，从中国进口汽车零部件。在产出的一面，尼桑公司的SUV汽车、索尼公司的PlayStations、松下公司的超薄等离子电视机、NEC公司的计算机都销往全世界各地。在每一个大洲都有日本公司开办的工厂。
　　不管谁喜不喜欢，日本需要来自全球的资源、市场、商机、能源、思想和信息，而不仅仅是从附近的邻国那里进口。不管它是地区性的霸主与否，它的空间足迹是全球性的，但是日本只是一个例子。今天，每个人、每个公司和国家的空间延伸度都在经历着一个重大的变化。
　　正在移动的也不仅仅是人和产品，货币也有“空间延伸度”。而且货币的空间延伸度也在迅速地变化着，并对全球经济产生着深刻的影响。
　　流动的货币
　　众所周知，数万亿美元在以极快的速度通过电子渠道从一个国家不断地移向另一个国家，从一家银行移向另一家银行，从一个人移向另一个人，就像一台永不停息的大型金融芭蕾舞会。大多数人也应该知道（到现在也应该知道了），国际货币交易就是一个全球性的赌场。然而，大多数人所不知道的是，美元可不仅是美国的货币。
　　人们普遍认为，美国人使用美元，德国人使用欧元，日本人使用日元，阿根廷人使用比索。事实上，据加利福尼亚大学圣巴巴拉分校的经济学家、《货币地理学》的作者本杰明　·　科恩（Benjamin　J。　Cohen）所说：“再也没有比这个更加偏离事实的了。”这种观点已经变成了一幅“过时和误导人的漫画”，因为竞争已经“极大地改变了货币关系的空间组织……”
　　换一种方式说，每一种货币就像一个人一样，也有其自身不断变化的空间延伸度。目前，美元尽管最近有所下跌，但是仍具有最长的延伸度。有些国家实际上在放弃自己的货币而实行起了“美元化”。他们将美元定为法定货币，成为了他们自己的官方货币。在另一些国家里，美元以非正式的方式在许多用途上代替了本国的货币。
　　自2002年1月15日起，从巴拿马、厄瓜多尔到东帝汶等一些小国家都以官方的方式启用了美元。但是从非官方方面来讲，阿根廷、###、秘鲁和中美洲也在使用美元。在俄罗斯和前苏联大多数加盟共和国（包括亚美尼亚、格鲁吉亚、阿塞拜疆和乌克兰）的情形也是一样。非官方美元化的国家还有罗马尼亚、土耳其和越南。事实上，根据联邦储备局的数据，外国人手里的美元要比美国人手里的美元多，大约为55％～70％，大多数为100美元的钞票。
　　补充或者代替另一种货币的不仅是美元。在欧洲启用欧元之前，用于各种实际用途的货币有好几种。在巴尔干地区可以使用德国马克，在非洲的部分地区可以使用法国的法郎，在列支敦士登可以使用瑞士法郎。印度的卢比也用于不丹，丹麦的克朗也用于格陵兰岛。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所做的一项调查发现，在外币量占其货币供应量30％以上的国家共有18个，另有34个国家其外币量平均占本国货币供应量的或者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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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一章　空间延伸度（3）
据科恩说，货币在“越来越多地使用在发行国之外的国家、渗入到其他国家的货币空间……货币跨越国界竞争的急剧加速……改变了全球货币关系的空间组织。今天，各国货币被相互间渗透的程度超过了自领土货币时代以来的任何时候”。
　　总之，货币已经从空间牢笼里释放了出来。
　　侵略者和被侵略者
　　这种迁移带有重要的权利含义。一种“入侵”（我们的术语，并非科恩的）的货币并不总对输出国有好处。很多的因素在起着作用，而且有时候还能证明其代价很高。“被入侵”国家的政府对其国内的货币政策通常失去一些控制。在其公民的眼里，政府的权威性有所下降。该国政府失去了经济学家们所称之为的“货币制造税”——从制造（印刷和发行）自己的货币中所赚的钱。如果在世界货币排行榜上它的排名很低，那么，一般来讲，它就会很容易受到其他国家行动的双重伤害。
　　然而，根据科恩的观点，更大的变化不是在国与国之间的关系上，而是在政府和市场之间的关系上。因此，在一个国家使用多种货币的做法为在那里做生意的公司和金融机构提供了更多的选择。这种做法还能在诸如货币风险、赋税、政策规定、财会规则、交易和财产转换费用、金融票据等方面提供选择。反过来说，这种做法降低了本国政府的影响或者控制。
　　最后，它还能使“被入侵”的国家对世界金融市场更加敏感、未来受的影响更大。正是基于这个原因，许多新总统或者新总理上任伊始都会以隆重的仪式访问华尔街，借此向世人许诺在其任期内保证谨慎地执行金融政策。
　　我们目前所看到的——财富向亚洲历史性的迁移、自动化空间的诞生、评估地点价值的标准的改变、全球延伸度的扩展和目前不稳定的美元在其他国家的普及——这些变化只是我们与空间深层原理之间众多变化的一部分。
　　我们下面来看今天空间变化中最具争议的变化。这种变化致使全世界的反对者到处游行抗议，并在巴西的阿雷格里港打鼓示威（真的是这样）。而这种变化的支持者在瑞士达沃斯举行的每年一度的炸鱼野餐节上却尽量讨好那些游行抗议者。当然，问题的焦点就是那个在经济学术语中被误解最多、最使人误解、使用中出现错误最多的词：全球化。
　　这种全球化有未来吗？
　　

第十二章　准备不足的世界（1）
1900年，法国举办了一场盛大的赞颂进步的巴黎世界博览会来庆祝新世纪的到来。法国的《费加罗报》简直是喜不自胜地写道：“能够生活在20世纪的第一天我们是多么的幸运啊！”产生这种喜悦心情的一个原因就是，在富国看来，世界在向全球经济的一体化迈进。这种理性的一体化过程通过改变空间和政治关系，使经济得到繁荣发展。
　　这些经济学家们的观点听起来很像今天经济全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