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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富的革命-第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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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反，有些原理对于财富创造至关重要，在所有经济、所有文化和所有文明的所有发展阶段（不管是过去还是现在）都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
这些就是“深层的原理”。
职业工作的未来
有些趋势已经变得非常明显，拿工作的深层原理来说吧。
这也许会令许多人感到吃惊：直到农村的劳动被工厂的工作所替代之前，我们的祖先没有几个人做过什么职业工作。当然这决不是因为他们很富有，大多数人都穷得丁当响。他们没有工作，那是因为“工作”（按今天的含义，是为了赚取工资而做的正式工作）在当时还没有发明出来。比如蒸汽机和其他的工业发明一样，职业工作和带薪劳动只是在过去的3个世纪才得到广泛的普及。
工作本身已经从户外转到了室内，工作时间也不受日出和日落限制，而是通过打卡来计时。支付的工资是按照工作的小时数来计算的。这些内容给“职业工作”这个词定下了最基本的定义。
但是职业工作只是整个工作的一种方式。正如最新的、以知识为基础的财富体系所展示的那样，我们正在走向这样的一个未来：我们将看到，在未来会有更多的人“工作”，但是拥有“职业工作”的人却更少了。它将极大地改变劳资关系、众议院的各个部门、立法和整个劳动市场。这对于工会来说是个坏消息。工作的深层原理正在发生着自工业革命以来最深刻的变化。
和工作本身一样，劳动的分工也可以追溯到狩猎和搜集粮食的时代。那时候的劳动分工主要是基于性别。但是在这里，我们也在接近一个转折点。有没有听说过“冶金和故障分析诉讼顾问”或者“收成后园艺师”的工作？我们大多数的人都没有听过。后者是一位超级专家，他来确定超市里装蔬菜的塑料袋上应该需要多少个微型孔通气。
1776年，亚当·斯密称劳动的分工是“劳动生产力中最大的改进”的源泉。自从那之后情形一直是这样。但是工作任务越是精细和专业化，将其一体化就变得愈加困难和昂贵，尤其是在一个有创新压力的竞争经济中更是这样。
在某一点上，一体化的成本可能超过这种超级专业化的价值。而且，过于专业化的专家可能在增值创新上是把好手，但是价值骤增的创新往往是由跨学科人员临时组队研究的成果。事实上，这时候各个领域里的价值骤增也使得这些学科之间的界限模糊不清了。这个问题并非是科学家和研究者独家的问题。
新的财富体系要求工种完全的重新组合。在整个经济进程中，就是将越来越临时的工种组合用于越来越临时的用途。对于财富创造来说，没有什么比这更深层、更根本的了。
不仅是工作和劳动分工在发生着变化，而且从长远的观点来看，收入分配的整个问题（这个问题也被叫做“谁得到什么？”）也可能产生真正意义的革命性变化。
第四章 深层的原理（3）
相互关联
这些只是隐藏在“基本原理”下面的基础层面的一些例子。它们甚至比表面看上去更加重要，原因是它们构成了一个体系。因此，深层原理上的变化在相互影响。而且，到现在我们所举的有限例子正是这种情形：十分有限。比如，更多的例子中肯定要包括诸如能源、环境和家庭结构等方面。今天，所有这些例子都在飞速地变化着，都在日常表面的原理下面震撼着基础。
尽管许多深层的原理时常受到严格检查，但是实际上，引发了今天财富革命的最重要的深层原理却很少受到注意。
因此，我们要踏上一条通往陌生而未知领域的路程，去探索今天所有深层原理中变化最快、最强大、最令人着迷的深层原理。毫无疑问，这三个原理将影响财富的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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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速度的冲突（1）
今天，世界上的几个主要经济体（美国、日本、中国和欧盟）都在朝着他们不想要的危机发展着，因为没有几个政治领导人做好迎接这种危机的准备，而且这种危机也为未来的经济发展设置了限制。这种隐隐逼近的危机就是“失同步化效应”的直接结果。比如，我们毫无头脑地与作为所有深层原理中最深层原理之一的时间打交道就产生了这种结果。
当今世界各国都在以不同的速度发展着各自的经济，但是大多数企业界、政治界和社会的领导人仍没有十分搞清楚一个简单的事实——一个发达的经济需要一个发达的社会，因为每一种经济都是其存在的社会和所依赖的关键机构的产物。
如果一个国家设法加速了它的经济发展但将其重要的机构体制甩在了后面，那么这个国家最终创造财富的潜力将受到限制。你可以称之为协调发展规律。过去，世界各地的封建体制都在阻碍着工业的发展。同样，今天工业时代的官僚制度也在减缓着向创造财富的更高知识体系发展的速度。
日本的财阀和其他国家的政府官僚机构是这样，中国的国有企业是这样，法国的精英部门和大学是这样，美国也是这样。在所有这些国家里，关键的公共事业机构没有与其周围旋风般的变化同步。
这种不同步的例子在美国的证券交易委员会上是最明显不过的，因为这个政府职能部门没有能力应付它本应该管理的私营金融机构的飞跃速度和复杂性。在安然公司的丑闻中，在直接涉及到时间和时机掌握的非法合股资金的阴谋诡计中，在一件接一件的颇具创意的会计案例中，政策执行者们都被这些狡猾公司快速的操作甩在了屁股后面。当然，也有与之相媲美的例子，这就是美国情报部门最大的工作失败。他们没有从冷战目标的关注点及时转移到反恐怖主义的工作上，致使国门洞开，从而导致了“9·11”惨剧的发生。
更近些时候，失同步化的影响变得更为严重，一个显著的例子就是2005年政府对引起惨剧的卡特里娜号飓风的应对措施十分不利，甚至让人感到了尴尬。
我们在后面将要看到，在世界各地，要代替或者改变工业时代机构的各种努力都遭到了来自传统受益者及其同盟的反抗。这种反抗造成了或者说至少导致了变化速度的极不均衡。这一点即可以说明，为什么我们这么多的大型机构都存在机能障碍的问题，因为它们与知识经济所要求的飞跃速度不同步。简而言之，今天的政府存在着与时间不协调的严重问题。
火车是否准点
对于许多给工业时代带来了影响的“现代化者”来说，一个完全同步的、像机器一般精准的社会的美梦十分具有诱惑力。因此，正如工厂启用了泰勒主义（Taylorism）的管理原理一样，苏联也采纳了列宁主义的原则，目的都是为了建设一个像机器那样有效运转的国家和社会。所有的官僚机构都拧成一股劲儿，所有的人都同步前进。
但事实上，人类和人类社会都是没有定数的体系——杂乱、不甚完美。在我们的生活和社会中，混乱和充满机遇的地区总是能导致产生暂时稳定的地区，而且常常是风水轮流转。这两种局面我们都需要。
稳定和同步为我们提供了必需的可预测性，这样我们在社会团体，尤其是在经济中就能够履行我们个人的职能。没有稳定和时间上的协调，生活就会沦为无政府状态和机遇的压迫对象。但是，如果发生了不稳定和不同步该怎么办？
尽管经过了数十年的内部调整，但是苏联在其整个存在期（1917～1991年）内根本没有实现其缔造者们所许诺的那种工业化。在其表面上的经济中，苏联共产党所憧憬的同步化和高效率从来没有实现过。而这种表面上的经济之所以能够进行，那是因为有一个腐败的地下社会和一个地下经济在平行发展——如果贿赂够高，商品很可能准时地出现。
1976年，在列宁革命几乎60年之后，莫斯科的旅馆里仍然没有咖啡，橘子也很鲜见，面包是按克来称量和出售的。10年之后，就连受宠的莫斯科中产阶级也往往只能吃到土豆和白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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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速度的冲突（2）
接着，苏联的制度和经济就垮台了。1991年，当我们再次来到莫斯科时，超市里的货架上几乎都是空荡荡的。我们今天仍然可以回想起当时出售的几坛子灰突突、已经发了霉的面食。还有，站在公共建筑的台阶上冻得瑟瑟发抖的老妇人卖一支圆珠笔或者餐桌上的防烫布垫。那都是他们自己的东西。
完全垮台的不仅是苏联的经济，而且这个经济所赖以生存的社会秩序也随之解体了，同时烟消云散的是同步化带来的所有表层现象。没有人知道曾经许诺过的产品什么时候能够出现，甚至还能不能出现。俄罗斯的企业做事情不是来得及或是来不及，而是根本不按时间表来执行。在一次旅行中，我们被迫取消了从基辅到莫斯科的航班，而改乘午夜的火车前往。我们被告知，没有人清楚那次航班的飞机燃料能否及时送到。
人们渴望看到能够奏效的措施、能够起作用的预测和能解决问题的领导人。正如意大利的独裁者墨索里尼曾说过的那样，“怎么也得让火车准点运行呀”。俄罗斯人希望弗拉季米尔 · 普京能够做到这一点，因此就选举他来当总统。
但是社会需要的不仅仅是“准点运行的火车”，社会还需要准点运行的机构体制。然而，当商业迅猛发展的同时，它却把社会上其他的重要机构和体制远远地甩在了身后，这会产生什么局面呢？
准备好了雷达
没有人能够“科学地”回答这个问题——硬数据不存在。尽管如此，我们回头看一眼美国主要机构正在发生的现象还是很有启示的，因为至少从现在看，这里向21世纪经济发展的竞赛是最先进的。
随之而来的就是第一张草图。它完全是主观的臆断而且存有争议，但是它不仅对于企业领导人和政府的政策制定者应对快速的变化有所帮助，而且对我们所有的人都有益处。下面使用的例子尽管是美国的，但是它的含义却是国际性的。
让我们先聚焦变化的速度。首先想象一幅高速公路上的图像。在公路边上有一位警察骑跨在摩托车上，手里握着一支雷达测试枪对准公路。在公路上有9辆车，每辆车都代表着美国的一个主要机构，每辆车所行驶的速度都和其代表的机构真正变化的速度一样。
我们先从路上最快的那辆车开始。
领先者和落后者
每小时100英里：在我们想象的公路上，以每小时100英里的速度疾驰的是一辆代表今天美国变化速度最快的主要机构的车子——公司或者企业。事实上，这辆车子也是社会上众多变革的驱动者。公司不仅在快速地运行着，而且还迫使供货商和销售商同时发生变化，因为他们都受到激烈竞争的驱使。
结果，我们发现公司在加速改变他们的使命、功能、资产、产品、规模、技术、劳动力的特性、与客户的关系、内部的企业文化以及一切一切。这些不同领域里的变化在以不同的速度发生着。
在企业界，技术的发展速度极为迅猛，往往超出了经理人和雇员所能应对的能力。金融界也在以令人难以置信的速度变化着，这不仅是在应对技术，而且是应对新的丑闻、新的规章、多样化的市场和金融业的动荡。与此同时，会计行业和其他体系也在争先恐后地追赶着。
每小时90英里：有一辆车紧随在企业的车子之后，车里的乘客也许令你惊讶，连我们都感到惊讶。正如我们所说的那样，这辆紧随其后的第二辆车里的就是我们所说的第二号机构，民间机构。他们像马戏团里的小丑一样，被挤在第二辆车子里。
民间机构是一个不断膨胀的温室部门，是由数千个进行生产和变化着的非政府基层组织、亲企业和反企业的联合体、职业团体、体育联合会、天主教组织、佛教组织、塑料产品制造协会、反塑料产品的激进主义分子、邪教、憎恨税收者、鲸鱼爱好者，以及所有有关的人组成的部门。
大多数的这类组织都要求变化：环境、政府规定、国防开支、地区划分、疾病研究资助、食品标准、人权以及数千个其他的事业组织。但是，还有一部分人却拼死反对某种变化，并尽其所能来阻止或者至少减缓这种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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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速度的冲突（3）
环境主义者利用法律诉讼、纠察队和其他的手段减缓了美国建设核电站的速度。他们不仅延缓工程，而且将法律诉讼的费用抬高到了极点，使得这些核电站将来无利可图。不管我们是否同意这种反对核电站运动的观点，这里反映出人们利用时间和时机掌握的这门经济武器。
由于非政府机构所领导的运动往往都是由一些小型、快捷和灵活的单位组成，而且是以网络化组织的，所以它们可以在大型公司和政府机构的周围形成层层的包围圈。总的说来，我们可以证明，美国社会中任何重要机构的变化速度都没有这两个部门的快：商业界和民间机构。
每小时60英里：第三辆车的乘客也十分惊人：美国的家庭。
数千年来，世界大多数地方的典型家庭都是数代人一起居住的大家庭，只是工业化和城市化才带来了巨大的变化。这时，家庭的规模变小了，更适合于工业和城市条件的核心家庭模式成为了主体。
在20世纪60年代中期，专家们还坚持认为，核心家庭（其严格的定义是一位工作的父亲、一位作为家庭主妇的母亲和两个18岁以下的孩子）绝不会失去其主导地位。今天，符合“核心家庭”定义的美国家庭数目还不到25％。
单亲父母，未婚夫妇，带着前婚孩子的二婚、三婚（甚至是更多次婚姻）的夫妇，老年婚姻以及最近合法化了的即使不算婚姻的同性恋结合，这些家庭都纷纷涌现出来。因此，仅用了短短几十年的时间，家庭体系（在此之前一直是所有社会机构中变化最慢的机构之一）就发生了变化。除此之外，还有一项快速变化正在发生着。
在那漫长的农业社会时代，家庭单位具有许多重要的功能。在田野或者农舍，家庭是一个生产单位。家庭教育过孩子、护理过病人、照顾过老人。
然而，随着一个又一个的国家实行了工业化，工作从家庭转移到了工厂。教育由外面的学校代办了。医疗保健方面有了医生和医院，赡养老人成为了国家的义务。
今天，尽管公司都在履行着外包的各种功能，但是美国的家庭却在家里解决这些问题。对于数千万的美国家庭来说，工作已经回到了家里，或是兼职，或是全职。方便在家工作的数字化革命同时也将购物、投资、股票交易以及许多其他的功能转移到了家里。
教育仍然主要在学校的教室里完成，但是，随着互联网、WIFI网和手机通讯在社会上的普及，至少部分的平行工作很可能又返回到家里以及其他的地点。越来越多的老年人赡养工作也可能返回到家庭里，这是因为政府和个人保险计划都在试图降低护理院和住院的高额费用。
家庭模式、离婚的频率、性行为、两代人之间的关系、异性约会的方式、抚养孩子以及家庭生活的其他方面都在迅速地发生着变化。
每小时30英里：如果公司、非政府机构和家庭的方方面面都在快速地变化着，工会的情形是怎么样呢？
正如我们所看到的那样，半个世纪以来，美国一直在从体力工作向脑力工作转移，从可互换的技能向不可互换的技能转移，从不用思考的重复性工作向有创新的工作转移。工作变得越来越具有流动性，可以在飞机上、汽车里、旅馆里和餐馆里完成。人们不再是在一个组织里和同一批人共事，一干就是好几年，而是从一个项目团队转向另一个特别工作组或工作小组，不断地离开原来的伙伴并且结识新的伙伴。许多人是签了合同的“自由代理人”，而不是签了合同的雇员。公司在以每小时100英里的速度发生着变化。可是美国的工会却被冻结在了琥珀之中，因为它们满载着的组织、方法和模式都是20世纪30年代和大生产时代所留下来的历史遗产。
1955年，美国的工会代表着全美国劳动力的33％。今天，这个数字是。
非政府组织每小时90英里的激增速度反映了已处于第三次浪潮中的美国各种利益和生活方式的迅速解体。同时，每小时30英里速度的工会组织反映了第二次浪潮大众社会的衰败。工会仍然还有某些角色要扮演，但是若想生存下去，他们就得需要一张新的地图和一辆更快的汽车。
第五章 速度的冲突（4）
当大象坚持不变时
每小时25英里：政府的官僚机构和职能部门。
几十年来，金字塔般的官僚机构很善于推脱责任、推迟变化，然而却在全世界执掌着政府的日常工作。政客们知道，设立一个新的官僚机构（不管它多么过时或者多么没有目标）远比关闭一个旧的官僚机构容易得多。他们不仅自己变化缓慢，而且还在减缓着企业改变的速度。可是，企业为了适应快速变化的市场条件，需要的就是这种每小时100英里的速度。
一个真实的例子：美国食品与药物管理局在批准新药品时所花费的时间长得令人感到痛苦，而急等着用药的疾病患者只能在痛苦煎熬中等待，有时候甚至死去。
政府的决策十分缓慢，批准建设一条机场跑道往往要花上10年甚至更长的时间，批准一个公路项目往往也要花上7年甚至更长的时间。
每小时10英里：即使是政府的官僚们从车子的后视镜里往后看时，也能看到后面很远处还有一辆车子。这辆车子轮胎没了气，散热器冒着蒸汽，跌跌撞撞、颤颤巍巍地向前行驶着，将后面所有的车子都挡住了不能快行。维持这辆破烂车子花费了4 000亿美元，这可能吗？答案是“是的，每年都是4 000亿美元”。事实上，这就是美国的教育体系。
美国学校的办学目的是为了大规模生产，运作起来像是工厂，管理用的是官僚手段，保护者是依赖教师选票的强大的工会组织和政客。这种学校是典型的模式，完全彻底地反映了美国20世纪早期的经济——只不过是有一个重大的差别罢了。唯一可以令他们挽回颜面的就是，大多数其他国家的学校也好不到哪儿去。
企业受高速的竞争逼迫不得不发生变化，而公立学校的体制却受到垄断企业的保护。家长、有创新思想的教师和新闻媒体都呼吁着进行改革。然而，尽管教育的实验项目越来越多，但是美国公共教育的核心仍然是为工业时代设计的工厂式的学校。
每小时10英里速度的教育制度能使学生适应每小时100英里速度的公司里的工作吗？
每小时5英里：并非所有影响世界经济的有机能障碍的组织都是国家性质的。世界上每个国家的经济都直接或者间接地受到一些全球性组织的深刻影响。这些所谓全球性的组织是一批跨政府的组织，比如联合国、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贸易组织和几十个制定国际规则的不甚显著的组织。
有些组织，比如万国邮政联盟，已经有100多年的历史，还有一些是在75年前国际联盟时代出现的。剩下的大多数组织（世贸组织和世界知识产权组织除外）也是在半个世纪前二战结束之后建立的。
今天，国家的主权正在受到新的势力的挑战。新的选手和新的问题正出现在国际舞台上，但是这些政府间的官僚结构和常规工作却一成不变。
当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184个成员国选举新的领导人时，美国和德国在人选上产生了严重的分歧。最后，德国的候选人得以当选，因为据《纽约时报》报道，当时的克林顿总统和他的财政部长拉里·萨默斯最后决定，“他们不能破坏50年以来让欧洲人担当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领导人的规矩……”
每小时3英里：变化速度甚至更慢的是富裕国家里的政治结构。美国的政治机构，从国会到白宫一直到各政党本身，正受到来自越来越多的不同团体的要求的攻击。所有这些团体都在期待美国的体制做出更快的反应，然而这些体制最初就是为了方便抗辩和官僚惰性而建立的。当时美国参议院的一位身居要职的成员康尼·马克曾这样对我们抱怨：
“在国会山，我们做任何事情从来没有连续超过两分钟半的时间，从来没有时间停下来思考，或者进行些有点儿知识含量的谈话……”
“我们必须将2/3的时间花在搞公共关系、竞选或者筹措竞选经费上。我在这个委员会，在那个专门小组，在另一个工作小组，谁知道还有什么机构。你认为我真会有那么渊博的知识，为那么多的事情做出明智的决策吗？这不可能，根本没有时间。因此，越来越多的决策是由我的工作人员做出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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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速度的冲突（5）
对他的诚实我们向他表示感谢。然后我们问：“那么您的工作人员到底是谁选的呢？”
政治体制的建立根本不是为了应付知识经济的高度复杂性和飞速发展的速度。政党和选举也许更替不休，筹措经费和竞选的新方法正在出现，但是在美国这个知识经济最为先进、互联网使得新的选举政区可以立即形成的国度里，政治结构上的重大变化却发生得十分缓慢，简直令人难以察觉。
我们几乎不需要为政治稳定性的重要经济意义和社会意义做什么辩护。但是一成不变又是另一回事了。美国200年历史的政治体制第一次发生根本变化是在1861～1865年的内战之后；第二次是在20世纪30年代的大萧条之后，当时它充分使自己适应了工业时代。
从那之后，美国政府毫无疑问得到了发展。但是就基本的、体制上的改革而言，美国的政治结构仍然将以每小时3英里的速度在路上继续爬行，而且还经常停在路边休息，除非发生某种根本性的危机。这种危机也许到来的比世人想象得还要快。2000年的总统大选（当时美国总统仅是靠最高法院多的一票得以当选）几乎导致危机的发生。
每小时1英里：我们最后来到所有缓慢变化体制中最慢的一辆车：法律。法律分成两部分。一部分是组织性的——法院、律师协会、法学院和律师事务所，另一部分就是这些组织解释和辩护的法律主体。
尽管美国的律师事务所正在迅速发生着变化（合并、刊登广告、开发诸如知识产权等新的专业、召开电信会议、搞全球化、努力争取适应新的竞争现实），但是美国的法院和法学院基本上没有改变。这个体系运作的速度也没有加快。重案大案在法庭上令人无精打采地一拖就是好几年。
在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微软公司反垄断案审理期间，广泛的推测显示出美国政府可能试图把微软分成若干个小公司。然而，这可能需要数年的时间来完成。等到案子结束时，技术的发展可能会使整个案子变得毫无意义了。硅谷事件记录者罗伯特·克林格雷（Robert Cringley）写道，这是“超高速的互联网时代”和“司法时代”之间的冲撞。
法律主体据说是“活着的”，但也仅是奄奄一息而已。法律主体每天都在改变，因为国会在撰写新的法律，法院在给现存的法律增加新的解释。但是增加的这一部分，即使不算是微不足道，也仅占全部法律的一小部分。这些增补的法律只使得现有的法律更加膨胀和庞大，而没有从整体上对法典做出任何重大的修改，或者对其结构做出调整。
当然，法律的改变应该是缓慢的。它为社会和经济提供着一种所需的可预测性，可以及时地为过快的经济和社会变化踩刹车限速。但是缓慢是多慢呢？在2000年之前，一项法律将享受美国社会保障福利的65～69岁的老人的利益减少了1/3。由于这项法律制定时正值失业率的高潮期，所以该法律的原宗旨是不鼓励老年人工作，从而让更多的就业机会由年轻人所获得。这项法律已经存在了大约70年的时间，致使《福布斯》杂志以这样的标题来调侃这项改变：“快看！大萧条时期结束了！”
美国国会经过了几十年的辩论之后，也将两项关于知识经济的基本法做了修改。1996年，世界上变化最快的产业之一电信业，一直受到1934年通过的一项已有62年历史的法律的制约。在金融业，掌管监督美国银行业的《格拉斯…斯蒂格尔法案》也是60年没有任何改变。美国管理股票和其他证券发行的基本规则都是1933年写成的。
今天，全美国共有8 300个合资公司，代表着几乎亿个账户和几乎70 000亿美元的资产。然而，这么大的投资数目却基本上受制于1940年制定的法律，而在那时，账户不过30万，合股投资公司仅为68家，其资产仅为今天总量的1/146 000。
在另一个领域里，当2003年美国的东北部地区出现了大面积停电现象时，努力想恢复供电的技术员们感到了束手无策，原因是，据多伦多大学的托马斯·霍默·狄克逊的说法，这些技术人员不得不使用“几十年前所制定的规则，可是那时候大多数的发电站都离消费者很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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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速度的冲突（6）
直接影响诸如版权、专利和个人隐私等领域经济发展的重要法律已经远远地过时了。知识经济的出现并不是因为有了这些法律，而是因为它们丝毫不顾忌这些法律。这既不是法律的稳定，也不是固定，这是法律上的僵死。
律师们也许在改变着他们的工作方法，但是法律本身却几乎一成不变。
惰性vs。超速度
当我们看这些机构以及它们如何应对时，我们清楚地看到，美国今天所面对的不仅是一种迅猛发生的变化，而且是高速发展的新经济的需求和落后的社会体制结构的惰性这两者之间的悬殊对比。
21世纪的信息生物经济能够继续高速发展吗？或者说社会上的那些步履维艰、功能失调、陈旧过时的机构会让这种发展戛然而止？
官僚制度、运转不灵的法院、目光短浅的立法体系、管理上的瓶颈和病态的增长只能造成更多的损失。看样子我们得牺牲掉某些东西了。
与那些众多相关但是却不同步的机构越来越多的系统性功能障碍相比较，没有多少问题会被证明更具挑战性了。如果美国人想要得到世界领先经济的巨大好处，那么美国就必须根除、替换或者彻底地改革那些阻碍在面前的历史遗留下来的机构。
随着变化的继续加速，这种机构上的危机也不仅限于美国了。在21世纪，世界经济中的每一国家（包括中国、日本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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