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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富的革命-第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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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言（3）
出于各种原因，海蒂不想让自己的署名出现在书的封面上，只是在1993年出版了《未来的战争》（War and Anti？鄄War）、1995年出版了《再造新文明》（Creating a New Civilization）之后她才有所让步。但是，读者们应该把所有托夫勒的书都看做是我们两人爱情生活的结晶。阿尔文·托夫勒
致谢（1）
这本书的问世得到了很多人的鼎力支持，我们愿呈上我们的诚挚谢意！在此，请允许我们打破以贡献大小为先后的致谢顺序，让我们从内部说起。这本书实际上是在家中写成的，书稿保存在离家不远的办公室里。
我们要感谢琳达·保罗，她在卡罗尔·西蒙的帮助下一直负责保管不断增加的研究档案。这些档案被整齐地归入大约5 000个类别。几十年来，琳达对档案数据了如指掌，她知道计算机出了什么故障，她知道如何在短时间内订到航班座位，如何婉转地应对陌生人……更重要的是，她知道如何开怀大笑。
艾里西亚·加西亚负责我们的家庭事务以及家中的办公室，她聪明、善良、十分值得信赖。她在我们的女儿病重期间与我们共同度过了风风雨雨。
在工作和全球的旅行中，我们遇到了很多具有真知灼见的人：
斯坦福商学院的经济学教授保罗·罗默在硅谷曾花费几个小时为我们讲解知识型经济的主要含义。
《在增长的迷雾中求索》1 一书的作者、纽约大学发展研究院院长、前任世界银行总裁之一威廉·伊斯特利，为我们提供了他对知识及激励机制在对抗贫穷中的作用的见解。
我们曾和米尔肯研究院的金融学家格伦·耶戈、苏珊娜·特里姆巴斯花了一下午的时间，探讨时间与金钱的某些隐性关系。
我们还要特别感谢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文艺复兴经济研究者、荣誉退休的迈克尔·D·英特利格特教授，他的兴趣广泛，包括从健康、水资源到核扩散，以及俄罗斯由共产主义向准市场经济过渡等领域。
我们还要感谢华盛顿LLC研究中心的带头人之一杰弗里·艾森纳克，他手下率领着50位经济学家。当认为我们需要时，他伸出援助之手，他的邮件常常在深夜时分纷至沓来。他的这些邮件时常为我们的想法注入新的理念。
我们还要向已故的诺贝尔化学奖获得者、复杂性理论的奠基人伊利亚·普里高津致敬。与伊利亚·普里高津的谈话加深了我们对混沌与秩序的理解。混沌与秩序是财富的基础。
在墨西哥与卡洛斯·斯利姆一家的谈话远远超出了墨西哥与拉丁美洲的商业与经济的范围，加深了我们对更广泛话题的理解。与卡洛斯共进晚餐经常会谈到卡洛斯·富恩特斯和加西亚·马尔克斯，就像我们经常提到比尔·克林顿和“魔术师”约翰逊。
我们多年来一直在与前美国众议院议长纽特·金里奇辩论、争吵，甚至互相大叫，但又能开心地大笑。不管我们的政治观点如何相悖，我们却时时刻刻能从他那儿学到新东西。他是位智者，尤其是当我们持有不同意见的时候。
我们还要感谢新加坡的国父、新加坡前总理李光耀。他曾唤醒了全亚洲，使亚洲人民认识到了自己的经济潜力。作为一位资深的政治家和深刻的思想家，李光耀先生曾与我们分享他对亚洲前途的看法。
前美国海军参谋长理查德·丹兹，邀请我们陪同他一起前往中国上海参加与商业界人士的研讨，并与中国前海军舰队司令会面。
我们还要感谢已故中国台湾英业达集团副董事长温世仁先生。温先生生前足迹遍布从北京到黄羊川等中国最穷的部分地区，努力缩小中国地区间在数字信息方面的差距。
我们要感谢国内的鲍勃 · 瓦因加登和帕姆 · 瓦因加登。他们直言不讳地提出自己的想法，避免我们在文章中出现错误。感谢他们多年来对我们的积极支持与鼓励。
我们要深深感谢阿尔 · 伯顿和萨利 · 伯顿，在这本书的写作过程中，他们常常在周五晚上与我们讨论媒体、流行文化、政治以及下一个写作主题。感谢他们在我们最艰难的时候相伴左右。
致威克特·奥希提斯基和伊娃·奥希提斯基：威克特是一位杰出的制宪学者、中欧大学法学和社会学教授。他曾执教于芝加哥大学法学院。伊娃和威克特都是国际禁酒运动的领袖，因为嗜酒者常常忽视醉酒给生产力、犯罪、警察和家庭生活带来的经济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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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谢（2）
我们要感谢我们的编辑阿什·格林，他应该被授予诺贝尔耐心奖。当我们威胁着要改变内容、误入歧途时，是他耐心地坚持我们的原稿方向。
感谢柯蒂斯·布朗出版公司的老朋友蒂姆·诺尔顿、戴夫·巴勃和格雷斯·惠里，我们向来合作愉快。希望所有的作家都如我们般幸运。
我们要感谢利恩办公署的比尔·利、拉里·莱森和其他所有人，他们为我们提供了无数次环球演讲的机会。在这些演讲中我们有幸结识创造了革命性的财富体系的思想者和行动者，以及来自不同文化的睿智听众。
我们每月专栏的编辑内森·加德尔斯脑中的信息量比Rolodex信息管理软件还要多，他的头能够与总统山上的雕像一比大小。
最后我要感谢托夫勒协会的同事们：
汤姆·约翰逊是托夫勒协会的创办人与合伙人之一，几十年来的好朋友。感谢汤姆对我们书稿提出的宝贵意见，还有他对一切事情与生俱来的幽默感，对我们写作进程的温柔的、不懈的敦促。
迪克·萨弗兰斯基睿智的好奇心与尖锐的洞察力经常激发我们的创作灵感。戴伯·威斯特弗尔，GPS系统的制作人之一，是我们所有方面的良师。亚伦·舒尔曼不仅聪明过人且脚踏实地。
此外，我们要感谢托夫勒协会的全体同仁为我们解答难题，组织集体晚餐为我们提供演讲的场合。更重要的是使我们有机会倾听智者的想法。我们还要感谢最近去世的邦妮·奥戈尔曼，她为我们留下了美好的回忆，我们为她的离去深感悲哀。
我们要感谢的人实在太多，无法在此一一列出。我们对这些帮助过我们的人心存感激：那些十多年来为我们提供有用数据、信息和知识的人，那些与我们见面、回复我们的邮件、接听我们的电话的人。
还有那些成千上万为我们的想法提供素材的人——在此书中出现的几百位作者，在网上与我们分享自己见解的学者，还有那些努力工作却声名狼藉、薪水极低的记者们，他们每天报道商务新闻、经济政策及相关事件——这些人每天在键盘上敲出所谓的“历史的第一手资料”。
每个人都会不时地犯错误，我们在写这本书的过程中也不例外。当然，这种长度的写作不可能百分之百正确。当然，我们无法将错误归咎于他人。任何作者都要为自己的每一个字负责。因此，这本书中的任何缺点与错误都由我们来承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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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率先创造财富（1）
这部书是关于有形和无形财富的未来。这种革命性的财富形式在未来的数年中将重新设计我们的生活、我们的公司和整个世界。
为了阐明这种意义，本章主要讲述了家庭生活、日常工作、时间压力和生活中一些愈加复杂的问题，还要讲述真理、谎言、市场和金钱。我们还将把这个世界上变化与反变化之间的冲撞展示给世人。当然，也有我们内心深处的冲撞。
今天的财富革命不仅会给有创新精神的企业家带来无数的商机，也会给社会、文化和教育等各界的企业家带来无数的机遇。它会给美国和世界范围内的脱贫运动带来无限的生机。但是，在通往这种光明未来的路上却明示着一种警告：风险不仅规模在扩大，而且速度也在加剧。未来是为那些勇敢者准备的。
今天，电子邮件和博客电子社区铺天盖地般地向我们压来。eBay把我们都变成了市场经销商。新闻媒体连篇累牍地报道公司的丑闻。对付乳腺癌、多重硬化以及数十种疾病也有了治疗的药物。还有一些药物被宣布对人体有危害，因而被撤出了市场。机器人登上了火星，而且登陆点极其精确，但是计算机、软件、手机和网络系统也经常出现问题。全球变暖在发出警示信号。燃料电池在向我们招手。基因和干细胞引发了激烈的争论。纳米技术成为了新的技术目标。
与此同时，洛杉矶的犯罪集团混到了中美洲，并且在那里建立了一支准军队；年仅13岁的充满了报复心理的恐怖分子离开法国，前往中东地区。当反犹太主义重新抬头时，哈里王子竟然在伦敦穿起了纳粹军服。在非洲，艾滋病毁掉了一代人。在亚洲，奇怪的新型疾病大有蔓延到全世界的危险。
为了逃避（或者至少是为了忘却）这种似乎混乱的状态，数以百万计的人们将视线投向了电视机，因为在电视里“真人秀节目”在装做真实。数千人组成了“快闪族”（flash mob），相互投掷枕头乱闹一通。在其他的地方，网络游侠不惜花数千美元玩虚拟游戏，虚拟的形象拿起虚拟的刀剑展开杀戮，以便夺取城堡或者博得某个少女的芳心。虚拟世界正在不断蔓延。
更重要的是，曾几何时为社会提供过理性、秩序和稳定性的机构，比如学校、医院、家庭、法庭、制定规则的部门、工会等组织，现在却在危机四起的形势下变得无所适从。
而正是在这种背景下，美国的贸易赤字又达到了空前的高度。美国的预算像一个醉鬼似的摇摇欲坠。世界各国的财政部长们在自言自语地说，是否应该把他们借给华盛顿的数十亿美元要回来，从而引发一场全球范围内的经济大萧条。欧洲在为欧盟的扩张而庆祝，但是德国的失业率却创造了50年来的最高纪录，法国人和荷兰人也在坚决地反对拟定的欧盟宪法。与此同时，我们不断地得到告诫，中国肯定要成为下一个世界超级大国。
经济上的这些高风险动作，加上各种机构功能的疲软，使得待在家里的普通人面临着具有毁灭潜在性的许多个人问题。他们质问自己是否还能得到他们为之劳累一生而应该得到的退休金，自己是否还能付得起高得离谱的汽油价格和医疗保健费用。他们为学校里所发生的各种暴行而感到痛苦。他们担心犯罪、毒品和物欲横流的道德现状将毁掉文明生活。人人都想知道，这种似乎天下大乱的状态将怎样影响我们的收入？我们还会有收入吗？
每月时尚
不仅是普通人对这些问题感到很难回答，就连那些专家们对此也感到一筹莫展。公司的总裁们像走马灯似的更替，犹如客流高峰期通过旋转门的匆匆过客。他们不停地收购、逃逸或屈服于股票市场，这个月追求核心优势，下一个月又追求增效作用，再下一个月又赶上了最新的管理时尚。他们研究最新的经济预测，但是就连许多经济学家本身对这些问题也是备感困惑，只能是在这种死气沉沉的状态中浑浑噩噩地摸着石头过河。
为了破解今天这种似乎混乱的局面，我们必须打断那些远离实际的经济学家和商业权威们的论调，因为他们在喋喋不休地谈论着什么“商业的基本原则”。我们必须深入到陈腐的表面现象下面去探索。因此，在这一部分里，我们将聚焦探索那些所谓的基本原理所赖以生存的“深层原理”。
第一章 率先创造财富（2）
经过探索之后，今天的这种似乎疯狂的世界就会变得截然不同了。它会显得不那么疯狂，许多先前没有注意到的机遇将会蓦然出现。原来，混乱只是这个故事其中的一部分，而混乱本身也能激发新的思想。
明天的经济将在众多的领域中提供意义深远的商业机遇，比如在超级农业生产、按客户要求定制的医疗保健、纳米技术、奇特的新式能源、流动的支付制度、快速市场、新型教育、非致命的武器、台式电脑生产、可程序化的货币、风险管理、可以告诉我们被人监视的私用探测器（当然，还有各种各样的探测器），再加上各种令人眼花缭乱的商品、服务和体验。
这些领域什么时候会给我们带来效益，什么时候会达到吻合，我们现在都说不准。但是，如果理解了这些深层的原理，我们就会发现新需求的存在，就会发现原来没有被确认的产业和部门的存在，比如，一种巨大的“同步化产业”和“孤独产业”的存在。
为了预测财富的未来，我们不仅要看我们为赚钱而忙碌的工作，而且还要看我们作为“产消合一者”（prosumer）都在做的没有任何报酬的工作。在后面我们将给以详细的解释，但是到那时，大多数人都会感到震惊，我们每天所生产的没有报酬的产品是如此之多。我们也要探讨我们许多人甚至是不知不觉在从事着的无形的“第三职业”。
因为产消合一注定要爆发，所以货币经济的未来如果离开了产消合一经济的未来，再也不容易被人们理解了，更不用说做出预测了。事实上，这两者是不可分开的。它们在一起构成了一种“财富体系”。一旦我们理解了这点，理解了这两者之间相互维系的渠道，那么，我们不仅会对自己现在的生活了如指掌，而且对未来也会有敏锐的洞察力。
个性崇拜
新的财富体系并非时常出现，而且出现时也并非孑然一身。每个体系的到来都会伴有一种新的生活方式，一种新的文明。这不仅是新的商业结构，而且是新的家庭模式、新的音乐和艺术、新的食品、新的时尚、新的审美标准、新的价值观、对宗教和人身自由的新的态度。所有这些方方面面都与这种新出现的财富体系互动并且给予影响。
今天在美国率先出现的正是这样一种新的文明，而这种文明正是围绕着创建财富的一种革命方式而展开的。不管好与坏，全世界数十亿人民的生活已经被这种革命所改变了。世界各国和地区随着这种文明的影响或是在崛起，或是在衰落。
今天，全世界有数百万人讨厌甚至是憎恨美国。一些狂热分子希望把美国和所有的美国人都消灭掉。他们这么希望的背后有各种的理由：美国的中东政策，美国拒绝签署各种国际协议，他们眼中的美国霸权主义野心，等等。
然而，即使中东实现了和平，即使全世界的恐怖分子都变成了和平人士，即使民主主义如鲜花般盛开，那么，世界上其余的国家也还会战战兢兢地看待美国。
之所以这样，那是因为美国所发展的这种新的财富体系在本质上正在威胁着全世界古老的、根深蒂固的金融和政治利益。此外，在美国兴起的这种新的财富体系还伴随着一些颇具争议的变化，比如妇女地位的变化、种族和少数民族地位的变化、同性恋，以及其他团体地位的变化。
因为美国兴起的文化更加推崇人的个性，所以它被看做是对社区的一种威胁。更糟糕的是，因为这种文化放松了早期社会传统对人们在性、道德、政治、宗教和生活方式等方面的某些禁锢，它更被视为是一种洪水猛兽，正在将年轻人诱惑到虚无主义、放纵和堕落的深渊。
总之，革命性财富和迄今为止与之相联系的社会和文化变化这两者之间的结合，其背后有着更广泛的全球性的反美情绪的原因，而不仅是各方媒体所列举的层层原因。
然而，正如我们将要看到的那样，革命性财富体系已经不再是美国的独家垄断产品，其他的国家正在奋起直追。美国领先的优势还能维持多久现在还不清楚。
。。
第一章 率先创造财富（3）
吉他和反英雄
革命性财富的根源可以追溯到1956年。在那一年，美国的白领和服务行业的就业人员人数首次超过了蓝领工人的人数。这种劳动力结构上的巨大变化可以说是一个新的起点，以体力劳动为基础的工业经济开始过渡到了以知识或者脑力劳动为基础的产业经济。
以知识为基础的财富体系仍然被称做“新经济”。为了方便起见，我们会在这一部分里延续这个称呼。但是到了20世纪50年代中期，仍然十分庞大和昂贵的第一代计算机已经开始从政府机关向商业界转移了。普林斯顿大学的经济学家弗里茨·马克卢普（Fritz Machlup）早在1962年就指出，美国20世纪50年代知识生产量的增长速度已经超过国民生产总值增长的速度。
20世纪50年代经常被描绘为“死气沉沉的10年”。但是在1957年10月4日，苏联发射了第一颗围绕地球轨道运行的人造卫星，从而引发了美国与苏联之间的一场激烈的宇宙空间竞赛。这场竞赛又极大地加剧了系统论、信息科学、软件程序和项目管理技能培训等领域的开发。这一竞赛也使得美国的学校开始看重物理科学和数学。所有这一切都开始给经济注入与财富有关的新的知识。
文化和政治也开始发生变化。正如几百年前的工业革命带来了新技术的同时也带来了新的思想、新的艺术形式、新的价值观和新的政治运动那样，此时在美国也经历着同样的变化。
因此，20世纪50年代就普及了家庭电视，人们认识“猫王”埃尔维斯·普雷斯利，接触到了电吉他和摇滚音乐。好莱坞的电影模式也从英雄和幸福结局转向了由詹姆斯·迪恩和马龙·白兰度等演员饰演的脾气乖戾的反英雄。文学界“垮掉的一代”及其嬉皮士追随者美化“及时行乐”，这对工业大众社会所推崇的遵奉习俗的传统是沉重的打击。
20世纪60年代的显著特点是对越南战争的抗议浪潮和民权运动、同性恋权利和男女平等运动的兴起。到了1966年，全美妇女组织指出，“今天的技术已经完全消除了作为大多数工作衡量标准的体力质量，同时强化了美国产业对创造性知识的需求。”现在，全美妇女组织要求以平等的条件加入到“由自动化所创造的革命”和经济大潮之中。
正当全世界的新闻摄像机和记者都在聚焦这些巨大的事件上时，几乎没有人留意由五角大楼资助的一流科学家们正在开发的一种不起眼的新兴技术。这种技术就是被称做阿帕网——后来改变了世界的互联网的前身。
重新温习了这段历史之后，我们就会看出，那种认为“新型”经济是20世纪90年代股票市场泡沫经济的产物，并且很快就要消失的普遍观点是多么的可笑。
曝料新闻
历史记载了无数这样的例子：“革命”代替了旧的技术，甚至取代了政府，却并没有在很大程度上改变社会和社会里的人。相反，真正的革命不仅更换了技术，而且更换了机构。还不止这些：革命打破并且重新组合了那种被社会心理学家称之为社会的“角色结构”。
今天，在许多向知识经济过渡的国家里，传统的角色都在飞速地发生着变化。夫妻的角色、父母和孩子的角色、老师和学生的角色、老板和工人的角色、亲家之间的角色、激进分子的角色、执行官和团队领导人的角色等，都不仅有着经济方面的含义，而且有着心理上的含义。产生争议的不仅是一个人该执行的任务和具有的功能，而且是随之而来的社会期待。
在工作时和工作后，情形变得越来越模糊、越来越不确定，也越来越复杂，因为工作任务和职务都在不断地重新协调。我们看到了压力和人们精力透支的样子，因为医生和护士、律师和律师助理、警察和社区的协勤人员的角色都受到了挑战，他们所受挑战的程度是工业革命以来所从未有过的。
革命也打破了疆界。工业社会在家庭生活和工作生活之间确立了一个明确的界限。今天，对于那些在家里工作的数以百万计的人们（这部分人的数量还在增长）来说，这个界限变得模糊了。就连“谁在为谁工作”这个概念也变得含糊不清了。美国前劳工部长罗伯特 · 赖克指出，现在劳动力的相当大一部分人中包括在甲公司里工作的独立承包商、自由代理人等职位，但是这些人实际上却是乙公司的真正雇员。
第一章 率先创造财富（4）
赖克说：“再过几年，给公司下的最好的定义也许就是，谁能获得什么数据、谁能在什么时间内获得某种收入的某个部分。严格地说，公司里根本不会有什么‘雇员’了。”
学术上的界限也在消失。尽管有着巨大的压力，但是校园里越来越多的学术工作正在变得具有“跨学科性质”。
在流行音乐方面，摇滚乐、东方音乐、hip…hop、techno、retro、迪斯科、大乐队、Tejano以及各种其他种类音乐之间的界限都在“熔化”和“杂交”中消失了。将不同乐队、不同乐器和不同声乐作品的声音重新组合或者“取样”，使之变成一种“混合体”（这是音乐上的一种大杂烩），消费者因此也变成了生产者。
在美国的电视节目中，新闻与娱乐之间曾经清晰的界限正在被抹掉，因为那些“搞笑节目主持人”在新闻题目之间和摄影棚观众的掌声中相互开着玩笑。广告商将他们的信息和产品插入到戏剧或者情景戏剧的台词中，从而娱乐和营销之间的界限也蒸发了。
就连性别之间的界限也再不是固定的了，因为同性恋和双性恋冲出了“密室”的禁锢，变性人的稀少人数也开始增长了。比如华尔街的电脑专家里基·安妮·威尔钦斯碰巧也是《纽约时报》所描述的那种“男变女患者”。威尔钦斯是性别PAC组织的领袖，该组织就性别权利等问题向华盛顿进行游说，认为将人们分成“他”或者“她”类别本身就令人感到压抑，因为这种分类法将那些根本不属于这两类性别的人分成了这两种角色。
随着更多的经济、技术和社会的变化像雪崩般地压向我们，并非所有这些新的角色和权利都能够生存下来。但是如果谁低估了今天这些革命变化的特点，那他就生活在了一种幻觉之中。
不仅是美国和从前不一样了，全世界都变得今非昔比了。
中文大行天下
今天，全世界一共有8亿多台个人电脑，平均七八个人就有一台。
今天，全世界的电脑微处理器远远超过了5 000亿个。许多微处理器所含有的晶体管（开关装置）都超过了1亿个。惠普公司宣布，他们找到了一种方法，可以将数十亿甚至数万亿的“分子大小的”开关装置嵌入一个小小的微处理器中。
今天，地球上平均每个人都拥有40亿个不断开关的数字开关。
今天，每年涌向市场的更强大的微处理器大约有1 000亿个。
2002年，日本人制造了一台用于帮助预测全球气候变化的叫做“地球模拟器”的计算机。该计算机的运算速度为每秒钟40万亿次，比其7个竞争对手加在一起的速度还要快。到2005年，IBM公司重新夺回了该领域的领先地位，制造出了一台比日本计算机的速度还要快一倍的超级计算机。科学家们预测，到2010年，计算机的运算速度可以达到每秒钟1 000万亿次。
与此同时，全世界互联网使用者的数量预计为7亿～9亿人之间。
真的有人会认为所有这些微处理器、计算机、公司和互联网的联系都将消失吗？真的有人会认为全世界14亿的手机使用者都将自己的手机扔掉吗？事实上，这些数字装置每天都在变得更加先进、更加多样化。
因此，伴随着社会角色和界限的变化，我们所看到的是一种知识结构上的更加迅猛的变化。与他们所带来的变化相比较，迄今所发生的所有变化似乎都显得十分渺小了。这种变化也不仅发生在少数的几个“发达”国家里，因为尽管美国率先开发了这些领域，但是这些领域再也不是“美国独占式”的现象了。
中文将很快成为互联网上最广泛使用的语言。韩国的男生和女生们在数以千计的网吧里谈朋友，同时还与丹麦和加拿大的对手玩多人网上游戏。哥斯达黎加、冰岛和埃及也在出口软件。越南希望5年之后该国的软件销售额将达到5亿美元。
巴西的互联网客户达到了2 200万。该国的城市累西非吸引了众多的国外信息产业的大公司，比如有微软公司、摩托罗拉公司以及数百家本土公司。根据联合国的一个特别工作小组的调查，“在过去的5年中非洲手机的使用量骤然暴涨。”尽管数字装置的贫富差距仍然很大，但是，“在市区里，电信中心、网吧以及其他形式的公共互联网设施正在迅速地增加……”
第一章 率先创造财富（5）
根据《数字星球2004》（Digital planet 2004）的估算，全世界信息产业市场的总产值每年都高于25 000亿美元。这个巨大的市场是由全世界75万家公司所提供服务的。但是，还有更多的变化正在发生着。
在米粒中行走
数字革命并非是汹涌而至的根本变化的唯一源泉，我们科学知识的基础正在向四面八方爆炸开来。
天文学家正在研究“黑色物质”。探索“反物质”的科学家们已经发明了反氢。我们在众多的领域里都取得了突破性的进展，比如在传导聚合物、合成材料、能源、医药、微流体学、克隆、超分子化学、光学、记忆研究、纳米技术等诸多的领域。
美国众多领域里，尤其是基础研究领域里的科学家们，正在抱怨最近科研经费的削减。但是在一个特殊技术领域所取得的进步却被人们普遍忽略了，这个技术领域就是为科学研究者们制造研究工具的领域。
当我们的先辈们不仅仅是为了生产产品，而是为了制造更多、更好的机器而发明机器时，工业革命就进入了高速发展的时代，并且达到了一个全新的高度。今天，我们将此称之为“资本工具”。
现在，这同一过程正发生在我们用以生产知识的资本工具领域里，而这种资本工具又是先进经济里最先进的资本形式。今天的这个发展规模要比从前大得多。
因为有了先进的超级计算机和超级软件、互联网和网络系统，科学家们现在也能够得到强大的工具，用来方便于快速的合作项目。他们正在组成越来越多的跨国科学团队，让智慧、方法和工具跨越时区地汇聚到一起。
还有一种用于实验室直观化的了不起的资本工具。从理论说，研究者可以（而且很快将能做到）在一粒大米里面“行走”，在里面直接观察大米粒的内部结构在生长时如何产生变化，然后继续观察大米粒如何被储存、加工、运输和做成熟米饭。可以说，研究者们甚至能够在人们的肠胃里面“行走”以观察大米粒被消化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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