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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病--对当代中国教育的拷问-第1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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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似乎不敢再继续想下去了。当一个社会只把学习成绩和学历来作为“成功”之标准的时候，我们的思维就一定是被颠覆的。因为学习本身只是为今后的成功打下某种基础而已，但与成功本身毫无关系。一个在高考中数学考了 144分的人根本就证明不了他今后就会是一个优秀的数学家，同样，一个在高考中语文考了 130分的人同样证明不了他今后就会是一个优秀的作家。与此同时，即便你是以各省市状元身份考入北大、清华的又能证明什么呢？大家想想看，被我们媒体一直猛炒的北大、清华的历届状元们，有几个日后成为大科学家、大作家以及大发明家抑或是大企业家的？有几个高考状元日后同样成为某学科顶尖泰斗的？有吗？我们的教育真的病了，我们得了一种谁都诊断不出的怪病！我们把一种仅仅是手段的东西看成了一种目的，我们把一种人生的某个驿站当成了终点来大肆庆典。我们在提高人智商的时候自己的智商却在一路崩盘，我们已经被一种怪病给套住了，而且还在继续往里增加股资，到头来几乎人人都赔得倾家荡产一无所有，而桩家却在暗中开动着一亿台点钞机日夜加班：想进重点小学吗？交钱！想进重点中学吗？交钱！ 想进重点大学吗？交钱！ 想读MBA吗？先交几十万！ 如果你没钱，歇一边去！
令人高兴的是，国家终于决定每年拿出 2亿元人民币来设立国家奖学金，以专门资助那些贫困的学生完成学业，这实在是一个明智之举。但我希望国家能够加大这种对教育的投入，因为 万名学生在一个13亿人口的国家里实在是沧海一束，只要我们那些贪官污吏们每年少贪污一些，或许就能挤出20亿领头来再让45万名悻悻学子们回到他们的课堂，拜托了。否则终有一天我们自己的祖坟都将被自己的孩子挖出来当作文物来贩卖！
2003年2月13日，中国###组织了一百名专家学者，以“中国教育与人力资源问题研究”为议题进行了课题研究。专家们指出，目前我国教育与人力资源开发存在着以下四大问题：
第一、供给不足，国民总体文化程度低，低素质人口数量具大；优质教育资 源匮乏，远不能满足需求；办学条件差；政府与全社会的教育经费投入力度不够。
第二、结构失衡，高层次人才极为紧缺；城乡从业人员文化素质反差强烈。
第三、体系不全，学校教育体系过于封闭；职业培训和终身教育体系不健全。
第四、机制不活。
专家们同时指出了应采取的十项措施，其中包括实行九年制义务教育的全部免费。
我们似乎看到了一些希望，因为我们认识到了目前中国教育所存在的一些问题。但同时我们依然没有看到希望，因为中国教育的根本问题不仅仅是这些东西。即便我们的政府和社会对教育的经费大大投入，即便我们每个人都可以免费走进学校，即便我们通过上学学到了文化知识，但假如我们的教育理念和模式依然如故，那么我们最多只是多了一亿会背几首唐诗能读懂报纸的人；我们最多又增加上几千万坐在高考补习班里的考民；我们最多又增添了数量更多的“打牌打到手抽筋”的大四学生以及具备高智商的行为弱智者；我们最多再让清华大学的樊富珉教授来统计一下具有心理障碍的大学生又增加了几倍……仅此而已。到那时，我们的高级人才会依然紧缺，我们的各种大师将仍然稀罕。你信不信？反正我信。因为教育的普及只代表着受教育人数的增加，它并不代表教育质量的提高。这就像生产一百个产品其中只有一个合格的产品和生产一万个产品其中也只有一个合格的产品是一样的，它们的区别无非就是增加了九千多个废品一样。所以我们不要以为数量能代表质量，这是两码事。在钱学森、杨振宁及李政道时代，中国没有多少人能够接受高等教育，但我们现在有很人多都上了大学，读了博士，然而又有多少人能够超越他们呢？每年的诺贝尔奖都会把中国人折腾得疯疯癫癫的，谁被提了一次名都会让中国人兴奋得整夜睡不着觉。然而这时谁也不会去深思一下，一个能得到诺贝尔奖的人，他需要一种什么样的成长环境？他需要一种什么样的教育环境？他需要一种什么样的社会环境？假如没有这些必须的环境，你就是遥想一万年也只能把不断死亡的脑细胞送往八宝山革命公墓，因为，皮之不存，毛将焉附？
有这么一个故事，说是有一个学理科的博士生住的一间墙壁发黑的宿舍里，他老是觉得屋里的光线太暗，于是他就一个劲地换灯泡，从15瓦一直换到60瓦，可屋里光线还是很暗。但他不能再换灯泡了，因为再换就要跳匝了。于是无奈的博士生只能眼睁睁地看着自己眼睛的度数与国民经济一同快速增长。后来他的宿舍又被安排进来了一位学文科的硕士生，博士告诉硕士，这屋太暗，你还是想办法换一间吧。免得以后把眼睛给搞坏了。只见硕士看了看房间，笑着对博士说，“如果你头发脏了怎么办？”博士觉得这位硕士问的问题有点傻，毕竟只是个硕士嘛，对吧，哪能跟我这个博士比呢。于是博士有点不屑一顾地对硕士说：“那还要问，用水洗洗不就行了。”“假如水本身就很脏，那你的头还能洗干净吗？”硕士接着问博士。博士被问得有点犯晕，不知如何回答是好。几天后，博士从家中回到宿舍，一进门傻了，但马上又急了，怎么这么亮堂！于是他赶紧问硕士：“你把灯泡换成多少瓦了，一超过60瓦我们这儿就跳匝你知道不？”只见硕士抬了一下眼皮，告诉博士：“我没有把灯泡的瓦数换大，相反我把它换成40瓦了。”博士更傻了：“不可能，换小了怎么可能比原来还有亮，你可别蒙我”！只见硕士有点不耐烦了，一脸藐视地看着博士，说道：“怪不得别人老说你们这些学理科的人脑子就是一根筋，一点想象力都没有，你只知道房间黑就不断地换灯泡，难道你没想过这房子的墙黑成这样，灯泡再亮有什么用？你没看到我把墙刷白了？” 只见这位理科博士这时才注意到了原来发黑的墙壁已经在洁白的立邦漆中处处放光彩。博士这次是真的傻了，只见他瞠目结舌，两眼透过厚厚的镜片扫荡着满屋白墙，汗开始渗出他的皮肤形成露珠，他的大脑像似被桑塔纳重重撞了一下，晕得厉害。此刻他想跟硕士说些什么，但他看见硕士正躺在床上看着一本书，书名是《一个智者与一个愚者的对话》……
该反思的是教育本身
别以为这只是一个故事，真的，如今在我们这个社会中，诸如此类的事情实在是太多了。比如一说起教育规划，我们规划者的思维就是如何增加教育投入、如何多盖几个学校，如何让更多的人来接受教育等等，这自然没错。但是我们似乎从来都不考虑我们应该制定一种什么样的教育模式？我们应该用什么方式来培养一个真正全面发展的人？我们应该如何来教育出一代有良好道德品性的人？固然，灯泡是可以越换越亮，但我们目前似乎还没有足够的资金来保证财政不跳匝，即使能保证不跳匝，那么在一片黑墙之中的光明能保证不让黑暗来吞噬？作为一个社会来说，教育的目的究竟是为了什么？是人人在道德沦丧的厮杀中如何凭知识技巧去抢得一块面包，还是试图创造一个平和而充满道德美感的社会让人们从容地获取财富？一位北大的中文系硕士生在他的《火与冰》一书中痛心疾首地写到：
北大快没有文科教育了。这似乎是危言耸听。但我以为，文科教育的根本在于“赋予社会和世界以意义、目的和方向”。就这一点来看，北大的文科已然不是“文科”。
斯坦福大学校长理查·莱曼在《美感生活中的人文科学》中指出，人文科学必须直面“做人究竟意味着什么？”这个问题。而且，它只提供一些线索，不可能提供完整的答案。人文科学告诉我们：在一个不合理、绝望、孤独和死亡的现象与诞生、友谊、希望和理性的现象同样明显地并存的世界里，人们是如何力图创造一个有道德、有信仰、有文化的社会的。人文科学还告诉我们，个人和社会应如何解释道德生活，如何设法使这种道德生活成为现实，如何试图使自由与公民的责任协调起来，以及如何得体地表达自己的观点。
我们逃避的正是我们这个时代最深刻的需要。这里传授着知识，能够转化为金钱和权力的知识。拥有这样的知识，对绝大多数人而言就足够了。
中国的教育，已经到了对教育本身进行深刻反思的时候了！ 因为当一种教育正在舍本逐末地灭杀人之根本的时候，我们所培养出来的无非就是一些手段更高明的掠夺者而已，因为知识，一旦脱离道德和教养，它无非就是一种技能，它在成就一种辉煌的同时同样可以制造罪恶，难道我们还见得少吗？博士作弊、教授剽窃、专家制毒、拥有高学历的企业家大肆行骗、就连中国科学院的院士们都在制定十条《自律准则》来呼吁院士及科学家们要“捍卫科研净土，院士带头自律。模范地恪守法纪和我国公民的基本道德规范、恪守科学道德准则；一切以国家、人民和全人类的利益为归依，做全国科技工作者的楷模。”
在这种时候，假如我们的教育还停留在传授知识这样一个浅层次上，在这种时候，假如我们还始终沦陷在一种对考试状元的顶礼膜拜，那实在是太可悲了！当一个民族都来哄抢一本文凭并视其为成功的时候，我们所丢失的不仅是一个民族勃发的生命力，而且在这样一个被哄抢的过程中，我们还丢失了我们这个民族应有的道德感和教养。因为就是为了这样一本文凭，我们很多人被剥夺了一种自然的成长过程；很多人被剥夺了生命本来应有的灿烂；很多人被一种既定的灌输而失去了自己动如脱兔的思维；很多人是被一种教育模式而雕刻成的一尊塑像；很多人失去了人生最重要的道德培养和良好教养的形成；很多人在得到知识的同时失去了很多人之为本的东西。到网上去看一看吧！有多少学生在哀述自己不幸的经历；有多少学生在叹息生命中无暖的冷酷；有多少学生在网络中发出苦闷的半夜鸡叫；有多少学生控诉着当下的应试教育……
1992年的一天，一个12岁的加拿大小学生在巴西“环境与发展大会”上作过一次感动了整个世界的演讲。这天，这位叫塞文·苏佐克的女孩面对全世界所有的成年人激动而慷慨地说道：
我们是从加拿大来的一个4人小组，都是12岁到13岁的孩子，我们筹集了路费，不远万里来到这里，是想告诉你们成年人：必须改变你们的方针和路线。
我们没有什么神秘的使命，只是要为我们的未来抗争。你们应该知道，失去我们的未来，将意味着什么？这绝不同于政治选举中的一场失败，或者股票市场上的一次失利。
在这里，我要为我们和我们的后代说话。
在这里，我要为全世界饥饿的儿童说话，因为他们的哭泣没有被人理睬。
请不要忘记你们为什么参加会议，你们在位谁做事。在你们优先考虑的事情中，有我们吗？我们是你们的孩子，你们将要决定我们生活在一个什么样的世界里……
让我们好好来听一听孩子们的心声吧！ 是啊，当你们在制定教育规划的时候，有我们吗？我们是你们的孩子，你们的决定将决定着我们将生活在一个什么样的世界里，你们知道我们的心声吗？你们知道我们在想什么吗？当你们成年人在为我们孩子制定教育规划的时候，你们有没有征求一下我们的意见？不错，我们是孩子，但孩子有孩子自己的思想，孩子有孩子对未来的看法，你们能不能听一听我们的想法？
能，还是不能；听，还是不听；当然这只能取决于成年人的决定。在我们这样一个以长者意志主宰一切的社会中，孩子永远只是一个默默地承受者，因为心灵的幼小，所以就只能承受；因为幼小而没有权威，所以只能被权威统治；因为在权威的统治下没有发言权，所以只能被迫地接受一种生存的方式。但，后喻时代的到来意味着这种长者意志统治一切的时代已经开始风雨飘摇……
逝去的是一种记忆
在记忆中把它坐化成一件古董
所有捕捉星际的企图
都是我生命的璀璨
下雨时你习惯躲在屋檐下
我却喜欢在雨中沐浴天堂的眼泪
坐不住的风景诱惑着我
赤足穿越地心把世界重绘
收起你严厉的目光把快乐连同书包
送给我又一个童年生日并一起舞蹈
——赵健伟
李铁的梦想
从2002年的某一天开始，在英超的足球赛场上，我们经常可以看到一个身材修长、头发飘逸的中国小伙子穿梭在异国的足球场上。当一个往日根本不在欧洲人眼里的中国足球运动员如今成为英超埃弗顿队绝对主力的时候，我们不得不对这个小伙子刮目相看。然而当我们翻开这个叫李铁的小伙子档案的时候，我们才突然发现，其实他今天的成就早在八年前就已经是他的一个梦中景象了。
1996年，当时还随健力宝队在巴西留学的李铁，曾在一篇《当我25岁的时候》文章中这样梦想道：
25岁的时候，将是我足球生涯第一个顶峰的到来，我在地方对是绝对的主力，并获得了一次或者更多的的全国冠军及“金球奖”，我在国家队的位置无人能替代。在2002年的世界杯预选赛上，我和其他人将作为第一批站在亚洲足坛最高点的中国人，并将在世界杯上有惊人的表现。到那时，我将到日本或欧洲去踢球，让更多的人了解我，了解中国。
这曾经是李铁的一个梦，一个中国足球员的梦想。当八年后的今天，当我们回过头去重温李铁这个梦的时候，我们发现，李铁当时的梦想几乎全部兑现了：李铁在去英国前是辽宁队的绝对主力；李铁凭借他的出色表现获得了2001年度的“中国足球先生”；李铁出国前在中国国家队的位置是无人能替代的；李铁代表中国队首次参加了世界杯足球赛；李铁于2002年8月1日离开中国前往英超埃弗顿队踢球；前不久李铁与孙继海一起又被选入了亚洲明星队。
一个梦，无一漏网地被全部兑现，应该说是非常灿烂的。但，要实行一个梦想，首先是要敢于梦想。如果一个人没有梦想，或者我们不敢做梦，那么在一个没有梦想的世界里，人的充其量只是一个他人脚步的跟随者而难以成为一个创造者。然而，做梦也是需要环境的，也是需要一种教育去激励的。但遗憾的是，我们当下似乎缺乏这种环境同时也缺乏这样的教育。
有一位老人有两个孙子，一个生长在中国，而另一个则生活在美国。在一个夏日的晚上他同时问他两个孙子：你们长大以后想干什么？
“我长大了想做老板，像爸爸一样赚很多钱”中国孙子说道；
“我长大了想成为美国总统，去帮助那些黑人们过上更好的生活”美国孙子说道；
“我长大了还想当明星，每天有人追在身后面要签名这多风光啊”中国孙子说道；
“我长大了以后想当一名动物学家，到原始森林里去与动物交朋友，这多有意思啊”美国孙子说；
“我长大了也很想当官，听我妈说，当官的权可大了，有权什么都好办”中国孙子说道；
“我长大了想当一名自愿者，去帮助那些需要帮助的人，这样上帝爷爷会很高兴的“美国孙子说道；
“我长大了还想当律师，听我爸说现在律师可吃香了”中国孙子说道；
“我长大了想成为一个大科学家，我一定会得到诺贝尔奖”美国孙子说道；
……
这是两种梦，两种做梦的方式；它非常典型的反映了在两个不同环境下成长起来的人对未来的期望和梦想。
中国孙子的梦，在宏观上显得渺小，在微观上显得自私和虚荣；
美国孙子的梦，目标远大没有边际，有更多人文关怀且不自私；
这是我曾经在一体杂志上看到的一则故事。类似同样的社会调查，我也见过不少，在类问题中，大多数的中国孩子显得胸无大志且功利性强。北京林业大学的一位学生曾这样说道：“我认为，无论是教师还是体制都是外在因素，要改变教育制度，首先应该改变传统的心理。一个美国的小孩可以说他的理想是当一位理发师而他的父母不会嘲笑他，而一个中国小孩就会被认为没出息。”我认为，这不是孩子的过错，因为实际上所有的梦想都是对社会现实环境及要求的一种折射。据科学家对老鼠的梦境做出的深入分析表明，老鼠也经常做梦，但老鼠的梦境基本上全都与恐惧和食物有关，这就是老鼠的现实生存境遇。其实人也是一样的，俗话说“日有所思，夜有所梦”，这就是说梦实际上是人对现实生存状态的另一种思考方式。佛洛依德就曾经用释梦的方式来诊断人之所以会得精神病的缘由。所以，我觉得，不管一个人的梦是晚上做还是白日做梦，都能折射出一个社会的生存状态和价值观。
我想当年看到李铁梦想的人当中肯定会有不少人在暗自嘲笑：你瞧你踢了几脚球就不知道自己姓什么了，还想得“金球奖”又想去欧洲踢球，居然还想去踢世界杯！一点都不谦虚，你看我们老一辈人冲了多少年了还没冲出亚洲，就凭你们这几个小毛孩就能冲出去？还是别太狂了，好好虚心跟老一代人学习学习吧。
这就是一种典型的中国式思维。在这种思维下，一般人是不太敢做梦的。尤其是当“做白日梦”在中国作为一种贬义词的时候，那么当白日梦想被抑制之后，很多人就只能习惯在夜里梦游了。这是一种状况。另一种状况是，我们的梦基本上都是被别人事先安排并计划好的，比如如果能考上北大、清华就实现了一个梦想，如果能考上哈佛、牛津那就是一个更大的梦想，如果再能成为高考状元的话，那么实现这个梦想就是一个人的最高目标了。除此之外，我们还能有什么梦想呢？
你如果梦想成为一个科学家，潜心研究尖端科技，你的父母或许就会告诉你：科学家有什么好当的？科学家又没什么钱，每天呆在实验室里连老婆都娶不上；你没看到，那些在中关村工作的工程师们讨老婆都要《北京青年报》来帮忙。
你如果梦想成为一个动物学家长大了到森林里去考察动物，你的父母一定会这样说：你脑子是不是有毛病？这有什么意思？又苦又累的又没钱，干什么不好偏要干这个？
你如果梦想成为一个普通的老师，到贫困的地区去培养孩子，你的父母同样会说：当老师有什么好？除非你能在城里的重点学校里当老师，那样收入还比较丰厚，如果你要去那些穷地方去当老师，你可千万别犯傻，教了半天连工质都拿不到。
……
就这样，自己的梦做不了，所以就只能去做别人为你准备好的梦境。于是，很多出走的中学生，很多半途退学的大学生，就只能在自己孤独的流浪旅途中去完成属于他们自己的梦想了。就这一点来说，我认为我们今天给予孩子的空间已经越来越小了，我们把一个原本千姿百态的梦想定格在了几种模式之中，如果有人越出雷池一步，就会有人以嘲笑甚至鄙视的眼光来扫视你的瞳孔，直到你被一种来自各方的压力逼得心灵颤抖而被迫就范。本书所叙述过的很多人物都有过这样一种心灵就范的经历。后来突围成功的人，成了实现自己梦想的最终幸运者，而那些始终没有突围的人，却一生忍受着一种被异化的佼痛一路悲哀。
不鼓励梦想的教育
现在想起来，我们小时候尽管贫穷但在精神上却是松弛的。因为我的父母从来没有阻挠过我的梦想，我当了八年工人我父母从来没有用嫌弃的眼光来鄙视我，所有的行为都是我自己为了实现梦想的一种企图。当时，我的父母没有财力没有精力也没有这种社会风气来对我进行“三陪”教育。一切都源于自己梦想的张力，我从20岁开始梦想考入重点大学，在经过了五年极其艰辛的努力之后，在我25岁那年，我实现了我的第一个梦想。后来我又梦想我一定要在我的领域内做到顶峰，这个梦想我也早已实现了。但是我的梦想还很多，到今天为止我还在一步步地去实现它。需要说明的是，在我实现自己一系列梦想的时候，我是十分从容且从来就不谦虚。我至今参加过数次全国性的论文比赛，在比赛之前，我就发出“狂言”，只要我参加就一定能获奖，当时记得父母就说我，谦虚点，山外有山，中国这么大，能人多得很，但我依然坚信自己的实力。结果第一次参加全国性比赛我就得了个第二名，而且所提交的两篇文章全部获奖。在此次比赛中，获得第一名的中国艺术研究院的居其宏教授把我从上海调到了北京，从此我的命运便发生了很大的改变。第二次参加比赛是在两年后我当记者的时候，那次比赛是由当时《百家》杂志社发起的一次全国青年文艺理论大赛。我事先同样自信地对我的同事说，你看着吧，我肯定获奖，拿到奖金后我请你吃饭。结果那次比赛我如愿以偿地获得了一等奖。
确实，在这一点上我是从来不谦虚的。因为如果一个人真正有实力的话，为什么要谦虚？据说中国人刚去国外留学的时候，很多西方人对中国人的谦虚是非常不理解的，你好就是好，你比别人强就是比别人强，为什么连自己都不敢承认，你自己都不认为自己是强者，你还出来混什么？到现在我仍然搞不明白，我们那些著名的学者、科学家们在自己的新著中转引自己著作的时候，老是喜欢称自己的著作或文章为“拙作”，是拙作你还写它干什么？是为了评职称还是中国的纸太多了需要来浪费一些？连崔永元这样的新潮人物在《我是韩国人》一书的序言中也称自己的文章是“拙作”，是拙作你崔永元还发表它干什么？有什么不可以自信地说我的文章就是优秀之作？就这种拙劣的传统遗风还能指望自己强大吗？就这种唯唯诺诺的奴相我们能有什么伟大的梦可以去实现？
其实，中国人的这种谦虚实际上是非常虚伪的，表面上点头哈腰，嘴巴上一个劲地否定自己，然心理却巴不得全世界的人都对他顶礼膜拜。在这种时候，谦虚如果不是一个心虚者的外交辞令，就是一个缺乏自信者的感冒冲剂。我们什么时候能大胆地表现出自己的自信，我们什么时候能够让大胆地梦想一切，我们什么时候能够经常“狂”一些以证明自己就是最好的。为什么不可以呢？如果没有这种气度，我们还在地球村里混什么？
细想起来，其实人类现代的发展历史就是人类自己实现梦想的过程。电话曾经是人类的一个梦想，飞机也曾经是人类的一个梦想，同样电脑和网络更是人类曾经的一个梦想，然而现在这一切梦想都已经实现了。今天，人类又开始了新一轮的梦想：生命科学的发展让人类彻底摆脱疾病的困扰；宇宙空间的探索让人类有可能飞跃地球……
然而我们现在的教育不是一个鼓励梦想的教育，中国也没有一位科学家能够像美国的卡尔·萨根那样，以一个著名科学家的身份同时又是一个杰出的科普作家和教育家。卡尔·萨根之所以被誉为“20世纪最知名的科普作家和教育家”，是因为这位有着灿烂笑容的科学传播者用他最美妙的语言打动了无数颗幼小的心灵，多少人的梦想就是在卡尔·萨根那激动人心的讲演中形成的。美国《每日新闻》曾这样评论萨根：“他有三只眼睛。一只眼睛探索星空，一只眼睛探索历史，第三只眼睛，也就是他的思维，探索现实社会。”。另外，我认为卡尔·萨根还有第四只眼睛，就是在他那充满离奇诱惑的眼神中，构成了一个个梦想的诞生。当我们的青少年只知道崇拜周杰伦、F4的时候，在美国居然连卡尔·萨根高领毛衣外套皮夹克都成了年轻人所效仿的对象，“这份崇拜来自于他宣讲的科学和他宣讲科学的方式。他谈论的所有关于科学的题目都那么有趣，他看上去生机勃勃，他改变了人们对科学的印象，他使科学充满吸引力，甚至他还给科学涂上了一层时尚的色彩———既然年轻人是爱赶时髦的。但他改变的仅仅是科学的表面，他把科学的内涵原本而准确地告诉给公众，结果他成了年轻人追逐的明星，被美国青少年评为十大聪明人之一。”
“ 在我们的经验里，歌星影星才有追星族，科学家的面孔是严肃的，他们的事业是神圣的，他们是遥不可及的，因此他们是寂寞的。前几年不是总在说一个故事吗：一位歌星和一位科学家同时抵达某市，结果歌星被追星族簇拥着，科学家则备遭冷落，甚至追星族们压根就没听说过这位著名科学家的名字。”
因为我们没有这样的科学家，所以当一个歌星和科学家站在一起的时候，科学家被冷落是自然而然的事情。我们用不着为此而感慨什么。
没有诱梦的环境，自然就不会做梦，而不会做梦的人，自然就缺乏创造力，而一个缺乏创造力的人自然就只能是一个跟随者，这是一种铁律。
大家知道，为了鼓励中国科技人员能有更多更杰出的创造发明，中国从1989年起设立了国家自然科学最高奖，每两年颁发一次，从1999年开始改为每年颁发一次。但令人关注的是，国家自然科学奖已经连续四年出现了一等奖空缺的现象。另外在已经评出的“2002年度世界十大科技成果”和“2002年度中国十大科技成果”中，在前者十项成果中只有一项是有中国人参与的项目，而在后者中，没有一项是具有中国人自己创造发明的原创性成果，这所谓的十大成果都是跟随西方科技脚步的产物。科技界已经对此发出了惊叹。很多人在分析其中的原因，其中科研经费的严重缺乏被认为是主要的原因。据我所看到的一份1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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