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拯救华尔街-第10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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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高盛公司公开上市中获得2。3 亿美元的乔·柯兹纳，告别了华尔街，转而专心致志地参加了新泽西州民主党参议员的竞选。在高盛这个尔虞我诈、钩心斗角的公司中，内心中充满矛盾的乔·柯兹纳，不失为一个高尚的人，一个在唯利是图的世界中还能清楚地看到自己在更加广阔的天地中所处地位的人。尽管约翰·麦利威瑟一直是他的竞争对手，而且还是一个令他非常失望和头疼的竞争对手，但不管怎么说，乔·柯兹纳一直都没有放弃他对约翰·麦利威瑟的尊敬和喜欢。
瑞士联合银行输得就更惨了，不仅在长期资本管理公司中的投资分文不剩，连拉米·戈德斯坦负责的股票衍生工具交易，也让他们亏得血本无归。不久，一度被视为瑞士银行业王子、同时也是瑞士联合银行摇摆不定的战略制定者的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马蒂斯·卡比亚拉维塔，即告引咎辞职。由作风更加谨慎前瑞士银行首席执行官马塞尔·奥斯佩尔接任。上任以后，马塞尔·奥斯佩尔立即着手清理门户，而长期资本管理公司的老朋友安德鲁·斯西利亚诺很不幸地成了此次大清理的牺牲品。有意思的是，他是瑞士联合银行第一个对长期资本管理公司购股权证提出疑问的人，而他遭受清洗的原因竟然是：他未能将这一看法反映给银行的决策层！
银行家信孚则在俄罗斯市场上遭遇了滑铁卢，此前，该银行一直是俄罗斯市场最大的以卢布计价的证券买家。而与此同时，该行在巴西及其他新兴市场上的投资，均惨遭失败。就好像要对其自视甚高的董事长弗兰克·纽曼进行一番嘲讽似的，该行最后被迫卖给了它的竞争对手德意志银行。在此期间，弗兰克·纽曼那说不清道不明的自尊心，还差一点使长期资本管理公司的救助行动归于失败。但不管怎样，弗兰克·纽曼还是为自己的出局争得了大约1 亿美元——一笔他绝对不配获得的奖励金！
旅行者集团/ 所罗门兄弟公司的董事长桑福德·威尔则依然像以往一样，扶摇直上。花旗银行和旅行者集团的购并非常顺利地按原计划实施了。而一直为谣言所困的雷曼兄弟公司，也很快地从流言中恢复了正常。大通曼哈顿银行（如果没有该行的大力支持，长期资本管理公司早就垮掉了）的贷款最后拿回来了，也总算是全身而退了。事实上，真的要感谢这一次的救助行动，才让长期资本管理公司得以应付后来一次又一次的保证金追缴，才能够将所有积欠的债务全额清偿。
种瓜得瓜，种豆得豆
长期资本管理公司绝大多数的外部投资者都全身而退了。颇具讽刺意味的是，这种现象的产生，正是因为他们在1997 年底被迫赎回其投资。在这些投资者当中，38 名最早投资于长期资本管理公司并在1997 年底赎回其全部资金的投资者是最为幸运的。在他们投资长期资本管理公司的4 年当中，他们平均每年获得了18％ 的投资回报率，尽管这一数字要比同期的股票价格指数略有不如，但还是很高了。另外，在1998 年危机发生之前，还有大约30 多位投资者将他们在长期资本管理公司中的投资全额套了现，因此，他们的收益就更加可观了。
而一些待遇比较优惠、获准在长期资本管理公司中保留较多投资的外部投资者，最后反而都亏了钱。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几乎将长期资本管理公司推下深渊的贝尔斯登首席执行官詹姆斯·凯恩，也在这些“幸运的亏损者”之列；同样，在这些外部投资者中投资最多的美林证券董事长戴维·柯曼斯基也是这些“幸运亏损者”之一。在所有与长期资本管理公司进行过业务往来的银行中，约有12 家勉强获得了1 位数的回报，而另外12 家银行，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有瑞士联合银行、瑞士信贷第一波士顿银行，以及德累斯登银行，则蒙受了很大的亏损。
尽管这些外部投资者有赚有亏，但长期资本管理公司总的损失还是非常惊人的。即使将长期资本管理公司风头最劲的前4 年所获得的盈利加在一起进行计算的话，长期资本管理公司的累计亏损也大得骇人。截至1998 年4 月为止，最初投入长期资本管理公司的每1 美元投资累计增值了4 倍，达到了4。11 美元。但到了救助行动开始的时候（仅仅只过了5 个月时间），最初投入长期资本管理公司的每1 美元投资就只剩下区区33 美分了。如果将长期资本管理公司所收取的管理费用加以扣除的话，结果就更加令人沮丧了：最初投入长期资本管理公司的每1 美元投资累计增值到了 。 美元。但到了救助行动开始的时候，这1 美元投资就只有 美分了。因此从投资净值角度来说，这个有史以来最伟大的对冲基金（其运营者的智商也是最高的）， 将其每1 美元的投资亏掉了77 美分，而在同一时间，一般的股票投资者都将他们的投资整整翻了1 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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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3节：树倒猢狲散（1）
树倒猢狲散
和华尔街大多数银行的员工一样，长期资本管理公司员工们的报酬，主要也来自年终奖金。而长期资本管理公司员工大都将这部分奖金作为投资，投进了自己的公司之中，最后都落了个血本无归。“我们亏掉了自己所有的钱。”长期资本管理公司一位担任分析师的员工说。“我们落了个一场空。” 另外一名债券交易员这样表达自己的悲伤。
10 月，长期资本管理公司的员工组织了一次活动，要求将他们以后获得的奖金全部放入一个信托基金，以保证这些奖金不致被滥用。这些员工还为这一信托基金设计了一个确保其透明度的机制，因为他们指责说，长期资本管理公司的那些合伙人就是习惯于暗箱操作。但是，长期资本管理公司合伙人那些鬼鬼祟祟的习惯如此根深蒂固，以至于很难改变。有一次，在合伙人与全体员工一起开会的时候，一名员工向合伙人们问道：“请解释一下，我们为什么要待在这里，而不能另谋出路？”这时，一位合伙人回答说：“这个问题问得好。我们过几天再回答你。”事实上，这些天资聪颖、工作极为努力的员工，从来就没有得到过合伙人的信任。
救助行动开始1 个月以后，长期资本管理公司解雇了33 名，也就是近1/5 的员工。此后，员工人数开始不断减少。长期资本管理公司向这些被解雇的员工提供了一个不太优厚的离职补偿办法，但即使这一办法也仍然只是约翰·麦利威瑟公司（J。M&Co。 ）的一个空心萝卜：离职员工必须签署一份保密协议，声明他们绝对不会泄漏长期资本管理公司的任何情况，然后才能获得这一办法所提供的补偿。但给人的感觉是，长期资本管理公司的合伙人非常害怕有人将他们不可告人的秘密泄露出去！
就在长期资本管理公司刚刚开始稳定后不久，合伙人们就开始对自己的待遇感到不满了。尽管从名义上来说，他们依然是这一基金的合伙人，但实际上，他们所有的行动都受到了华尔街银团老板的控制，他们就像自己的小孩子刚刚上学的妈妈一样，对长期资本管理公司所有的仓位紧盯不放。投资新交易当然是不可能的了，银团最关心的只有一件事：就是赶紧拿回他们的钱！这让那些以为还可以像以前一样运作基金的合伙人感到非常失望。在银团的指示下，他们只能不断减仓套现，并不断降低基金所承受的风险。维克多·哈格哈尼花了大量时间，但始终没有完成多少交易，致使监管委员会对他是否服从指令产生了怀疑，还专门派了一个小组赶赴伦敦，后来查明了没有完成交易的原因，确实是因为还没有达到目标收益率。
经过最艰苦的11 个小时的谈判以后，银团同意，保证向合伙人支付平均50 万美元的红利，作为他们继续留在长期资本管理公司工作一年的报酬。不然的话，他们就和普通雇员没有什么区别了。而他们与银团之间所存在的分歧，也理所当然地以更合银团胃口的方式得到了解决。现在，长期资本管理公司所有的权利，都被控制在银团手中了。但银团显然还没有感到满足，他们还想进一步加强对这些对冲套利员的控制，以维护长期资本管理公司的形象。因此，他们严令合伙人不得公开发表对银团的看法。这表明，银团已经完全失去了对这些合伙人的信任！
长期资本管理公司一向以合理避税而自得，美国国内税务局则在全球范围内对长期资本管理公司及其下属机构进行了全面的调查。该项调查主要集中在长期资本管理公司1996 — 1997 年两年的经营活动上，并将持续长达18 个月，但至今仍无定论。所以，不排除长期资本管理公司合伙人可能被追缴巨额税款的可能性。
此次危机发生以后，合伙人之间原本紧密无间的关系终于出现了裂痕。一些合伙人开始相信，如果真为公司考虑的话，劳伦斯·希利布兰德和维克多·哈格哈尼两人最好还是走人为妙，这不仅由于两人给公司带来的巨额亏损，更重要的是，他们两人目空一切、控制欲极强的个性，让几乎所有的合伙人都感到难以忍受。约翰·麦利威瑟听到了格里高利·霍金斯、詹姆斯·麦克恩蒂、戴维·莫迪斯特，以及戴维·马林斯等人对他俩发出了不少的抱怨，但却并没打算对劳伦斯·希利布兰德和维克多·哈格哈尼采取行动。为了和平解决这一问题，约翰·麦利威瑟召开了好几次合伙人会议，希望能够和和气气地解决彼此之间的矛盾。很显然，约翰·麦利威瑟对他的两位老朋友、老部下、王牌交易员实在是太放任、太忠诚、太包容了，这对其他合伙人产生了很大的负面影响。最后，格里高利·霍金斯找到了约翰·麦利威瑟，并向他表示，如果劳伦斯·希利布兰德不走的话，他就马上离开。一向沉默是金的约翰·麦利威瑟听了格里高利·霍金斯的话后，向他说了一句：“那祝你好运！”说罢，转身离开了房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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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4节：树倒猢狲散（2）
在救助行动开始后的翌年感到不爽的合伙人都在征得银团的同意后，陆续离开了长期资本管理公司，其中他们中的大多数都凭借着以前的老关系，重新找到了自己理想的工作。就像在政界一样，在华尔街东山再起是一件非常普通的事情。或许，不管是大选还是经济周期，以及公众的记忆力，都是这一循环周而复始的起始点。
对于这一经历极感痛苦的马尔隆·斯科尔斯则与他新婚妻子简回到了旧金山湾区，开始了自己的写作生涯。有时侯，他也到斯坦福大学开一些讲座。后来他和以前在长期资本管理公司驻东京办事处的主管黄启福一起，受聘于得克萨斯州大企业家巴斯，来为其管理资金。而罗伯特·默顿则在哈佛大学继续他的执教生涯。就在救助行动开始1 年之后，凭着他在长期资本管理公司历经艰辛得来的第一手经验，罗伯特·默顿受J。P。 摩根公司之邀，担任了该行的风险管理顾问。
长期资本管理公司最聪明能干的模型设计员戴维·莫迪斯特，则在摩根斯坦利添惠担任了负责股票交易的执行董事。而前任联储副主席戴维·马林斯做出了他一生当中的第三次职业生涯转变：成了几家通过网络提供专业金融服务的新公司的顾问。格里高利·霍金斯和詹姆斯·麦克恩蒂则拟订了一项计划，打算重新成立一家投资基金。除了从来不吝于贡献自己的想法、收藏了所有和长期资本管理公司有关的详细笔记的马尔隆·斯科尔斯外，所有离开长期资本管理公司的合伙人，很快就从公众的视线中消失了。
约翰·麦利威瑟从来没有怀疑过，他和他那帮从所罗门兄弟公司一起出道的兄弟们，总有一天能重起炉灶，再募资金，重新成立一家基金。于是，几乎就在银团救助协议墨迹刚干的时候，约翰·麦利威瑟就和他的那帮铁杆追随者们一起，开始和银团所规定的各类限制发生碰撞了。他们不断缠着他们的监管者，要求允许他们募集新的资金，约翰·麦利威瑟甚至对一直劝他们再等一等的赫伯特·艾利逊也责怪起来了，还指责赫伯特·艾利逊没有信守自己的诺言，好像银团救助计划本来就欠他们的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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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5节：辩解，辩解，还是辩解
辩解，辩解，还是辩解
到了1998 年底和1999 年初，长期资本管理公司的合伙人开始对他们的投资者进行拜访。从表面上看，他们此行的目的是要向投资者解释长期资本管理公司为何惨败的原因，但事实上，他们真正的目的，是给以后的二次筹资打基础。当赫伯特·艾利逊得知，约翰·麦利威瑟在欧洲向投资者散发了一份关于这一事件经过的说明，并以此揭开了他二次创业的帷幕时，气得简直快要昏过去了。
“这些家伙真以为可以把他们自己赎回去吗？”一位参加了救助银团的银行家不解地问道。很显然，他们真的认为是可以的。在他们放手一搏前接受的一次公开采访中，合伙人很理想化地表示，自己这样做的目的只是为了赎罪，并把自己描绘成一群天资绝对聪慧的超理性主义者，但不幸的是，他们所置身的，是一个不可理喻、贪婪腐败的社会。
在许多公开场合，这些合伙人都表现出了一种勇于承担责任的态度。他们表示，他们已经在很多地方向投资者、向世人表达了自己的歉意。但却从来没有说清楚，他们究竟错在哪里！通常，约翰·麦利威瑟都会拒绝承认，造成这场危机的主要原因，就是因为他们过度利用了财务杠杆，从而导致其资产组合规模扩张过度。甚至，他们连自己的基本投资策略出现了偏差这一点都不愿承认。与此相反的是，在开了一次又一次的会以后，合伙人开始将矛头转向了其他公司的交易员，指责正是由于他们不合情理而且极其恶劣的交易，才使长期资本管理公司落到了今天这个地步。在他们看来，长期资本管理公司的危机其实并不是由内而外发生的，而完全是由外部因素造成的。尤其是8 月出现的市场流动性大幅度降低，及由此而来的9 月争先恐后的套现，才使得长期资本管理公司成了市场的代罪羔羊。
就在联储那场具有历史意义的会议召开一周年之际，马尔隆·斯科尔斯在世界酒店“纽约之窗”举行的一次讲话中，非常中肯地辩解道，当时低信用等级债券的利差水平，已经扩大到仅仅用违约风险根本就无法解释的地步了。因此他总结说，这种利差当中一定有某种“流动性利差”存在，也就是投资者为持有流动性较好的债券而愿意付出的溢价。不过马尔隆·斯科尔斯的这种观点，颇有一点因果循环的味道：只要价格下跌，人们就会把这种现象归咎为缺少买方，从而导致市场流动性降低。就像马尔隆·斯科尔斯自己所指出的那样，事实上市场上确实发生了某种事件，导致投资者因担心事态进一步加剧而远离市场。很自然地，每一个投资者都指望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 ）能够向发展中国家和地区提供援助，但IMF 根本就没有力量同时向所有人伸出援手。
“我可以用一个例子来说明这个问题。一对父母生了好几个儿子。每一个儿子都认为，父亲一定会在自己最需要的时候，向自己伸出援手。但如果他的一个兄弟这时也需要帮助的话，这位父亲可以用来帮助这个儿子的资源就会变得非常有限，而且即使这些有限的资源，也是所有儿子都可以分享的。因此这种帮助，从价值角度来说，是会发生递减的。这也正是在8 月市场流动性降低的部分原因。当时，由于另一个儿子，即俄罗斯，没能够得到充分的支援，其结果就是，所有其他的儿子——欠发达国家和地区的信用状况，就变得岌岌可危了。”
马尔隆·斯科尔斯还表示，他现在对学术界和实际工作部门没有把这种“恐惧压力下的市场流动性丧失因素”纳入模型，也没有对这一因素可能对市场价格造成的影响进行过深入探讨，而感到非常遗憾。但很显然，流动性仅仅只是问题的一种外在表现形式，而不是造成这种问题的根本原因。在这样一些竭力为自己自圆其说的话中，我们根本就找不到任何关于长期资本管理公司为何将自己置于这种巨大风险之中的原因分析。一个以每小时30 英里的速度开车的人，还能对路上留有一片残雪发发牢骚，但一个以时速100 英里飙车的人，是完全没有权利对此指手画脚的。
马尔隆·斯科尔斯回避了一个很关键的问题，就是学术界和实际工作部门为什么会忽略这种长期以来一直存在的而且表现得非常明显的流动性风险。即使在长期资本管理公司遭受了历史性的重大损失之后，他们仍然坚持认为，自己并没有犯什么原则性的错误。他们一直争辩说，长期资本管理公司出现危机的主要原因，是因为公司遇到了一次百年不遇的金融大风暴。
“我对此深信不疑。”艾里克·罗森菲尔德在危机发生以后解释说，“我认为，我们遇到了一些以前从来没有遇到过的情况。”当然，这种情况确实是存在的，但这并不是百年不遇的，而是发生过很多次了。墨西哥发生过，华尔街也发生过；股票市场上发生过，债券市场发生过，白银市场上也发生过；泰国发生过，俄罗斯发生过，巴西也同样发生过。碰到这种金融危机的人，通常都只会自认倒霉。在金融史上，价格出现超跌的“肥尾”现象层出不穷。那些希望根据对历史价格数据的研究来进行交易的人，其结果只能是颗粒无收。
不管他们有没有从这次惨剧中得到教训，合伙人始终坚持认为（就像在救助行动开始前一样），现在的市场利差实在太大了，正是投资的大好时机，不可能会有比现在更好的投资机会了，因为模型就是这么说的！就此点而言，市场已经用无可辩驳的事实证明了，他们是完全错误的！至少，在救助行动进行了一年以后，市场仍然无法证明他们的观点是正确的。当时，尽管华尔街已经逐渐在复苏，但长期资本管理公司这块对冲套利的招牌，却依然毫无起色。
1998 年第四季度至1999 年初，在新拥有者的主导下，长期资本管理公司吃完了最后一席丰盛的晚餐。到了1999 年夏天，美国互换利率利差再度急剧扩大，达到了112 个基点，甚至超过了上一年的最高点。百年不遇的特大洪水，2 年之中就出现了2 次！
1999 年9 月28 日，救助行动刚好满1 周年。美国互换利率利差还保持在93 个基点的水平之上，而同时，股票波动幅度的水平在30％ 左右，比长期资本管理公司当初进入这两个市场时的水平更高。在救助行动开始后的第一年中，长期资本管理公司获得了10％ 的利润，总算让所有人都舒了长长的一口气。随后，参与救助银团的各家银行纷纷赎回了他们总额为36。5 亿美元的贷款加利息。出于实际操作上的一些原因，从2000 年初开始，长期资本管理公司开始清盘套现。
长期资本管理公司所存在的问题，并不仅仅就是一个流动性问题，而是它的整个投资战略出现了错误。而整个世界对1998 年信用状况的看法，实在过于乐观了。有证据表明，至少有两个因素对长期资本管理公司的溃败产生了极大的作用：其一是长期资本管理公司本身对市场的看法出现了偏差，而这种偏差所造成的影响，在9 月份以后得到了明显的释放；其二，为了保护自己不受长期资本管理公司的拖累，其他交易员大幅度减少了市场交易活动，致使整个市场的流动性消失得无影无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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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6节：救助双刃剑
救助双刃剑
艾伦·格林斯潘非常坦率地承认，联储一手主导的救助行动，事实上对人们将来更加大胆的涉足风险，起到了一个不良的鼓励作用，而且很可能会导致发生类似事件的可能性增大。“可以非常确定的一件事是，联邦储备系统的介入，肯定会带来某些道德风险。”艾伦·格林斯潘表示。但是，他断言，这种负面影响根本不能与“一旦长期资本管理公司突然倒闭所引起的市场价格极度扭曲可能造成的风险”同日而语。
如果我们孤立地来看长期资本管理公司危机事件的话，就有可能得出结论：联储的介入是正确的。就好像一个原来精神非常健康的人突然变得神经兮兮以后，医生一定会给他使用镇静剂一样。但是，系统崩溃的后果是立刻就能看见的，而服药成瘾的风险则是潜在的。我们应该从实际情况出发来看待联储介入救助这个案例：它并不是一个孤立的事件，而是过去政府机构（或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出手救助私营机构的一系列事件中最新发生的一个事件。
在过去的10 年里，发生此类事件的范围已经扩大到了许多领域之中，包括储蓄贷款，大型商业银行向不动产机构提供大量超额贷款，墨西哥、泰国、韩国，以及俄罗斯市场（一项资金援助计划已快要启动）上的投资者。现在，则是与长期资本管理公司有关的既得利益者。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就是联储卷入的程度非常有限，也没有使用过政府的一分钱。但是，如果没有联邦储备理事会背后所具有的巨大权力和影响力的话，参与此次救助行动的各家银行，是不可能走到一起来的，而长期资本管理公司的破产，也就是不可避免的。在此情况下，所有相关的银行和其他人所蒙受的损失，就可能会大得多，尽管可能不会像有些人想象的那么大。
长期资本管理公司所承受的风险是巨大的，对华尔街各家银行所造成的损失是各不相同的。经过一段时间以后，巨大的抛压总是会平息的，而市场也总是会趋于稳定的。尽管现在已经无从稽考这种可能是否真会发生，但从当时的情况来看，肯定还会有银行倒闭。
避免发生这些损失的目的，只能是为了防止其他大多数人和机构承担更大的风险。现在，特别是在经历了长达10 年之久的繁荣和大牛行情之后提醒大家注意：乐观终将付出代价。而这毕竟不是一件坏事。然而，会不会有人从长期资本管理公司的软着陆中得出另外一种联储所不愿看到的结果呢？当其他不听话的孩子也遇到这种危机时，也理所当然地认为联储应当出手救助呢？公平一点来说，考虑到1998 年9 月那种非常棘手的局面，联储出手救助的决定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但这样一来，却丧失了一个向市场传递一个重要信息——市场需要严明的纪律的大好机会。
威廉·麦克多诺一直在为他所采取的行动进行辩解，尽管他对长期资本管理公司得以幸免感到很不高兴，甚至还有点不安。在救助行动过去1 年以后，威廉·麦克多诺终于袒露了他的心声：“长期资本管理公司已经濒临破产了。我可以向大家保证，我非常乐意看到这一结果。”
艾伦·格林斯潘所犯的更严重、其影响也更深远的错误是，他一直忽略了一个非常重要的关键之处：必须将金融衍生工具置于联储的严密监管之下，并要求对其交易信息进行披露。在危机发生之前，艾伦·格林斯潘一直认为商业银行有充分的能力进行自我约束。而到了危机发生的6 个月之后，他仍然只是出台了一项避重就轻的管理规则。他那种一贯反对加强信息披露（因为他一直认为，让投资者成为他们自己最好的监管者，是自由资本市场最好的朋友）的观点，不禁让人联想到他那句深受著名作家艾恩·兰德（Ayn Rand）影响的至理名言：“管理的根本就是要武装军队。”事实上，对于他来说，只有像俄罗斯那样极度缺乏透明度的市场，才需要依靠士兵来保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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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7节：留给我们的思考（1）
留给我们的思考
如果说，长期资本管理公司事件证明了什么东西的话，那就是：在传统证券领域效率很高的信息披露系统，并不适合于金融衍生工具交易。直白的来说就是，投资者可以对资产负债表上所显示出来的风险非常了解，但却无法掌握金融衍生工具交易所具有的巨大风险。尽管有许多披露标准确实有所改变（艾伦·格林斯潘和银行都对此表示了反对），但漏洞仍然十分巨大。而随着对金融衍生工具的使用日益频繁，制度上所存在的这些缺陷，总有一
天会让我们付出代价。
除了改进金融衍生工具交易的信息披露制度之外，对于是否应该对每家企业承受的风险度作出限制，也是一个引起了强烈争议的问题。管理当局对大通曼哈顿银行或花旗银行的贷款余额是有限制的，这些银行的贷款余额不得超过其资本金的一定比例。管理当局这么做的理由是，银行的经营历史不断证明，只要有可能，他们一定会冒超越自己承受能力的风险。如果对银行的贷款余额进行限制的话，那么，为什么银行就可以在其他领域中（只要以金融衍生工具的形式），根据另外一个系统的规则，去承担他们愿承受的风险呢？
如果将联储奉行的政策视为一个整体的话，那么那种不发生危机就放任自流， 一发生危机就挺身干预的双重政策， 确实会对公众产生严重的误导。政府应该强调预防，而不是积极干预。最好的办法是，政府可以为受监管的机构，如银行，事先制定规则。而对本不受监管的对冲基金所造成的危机进行干预，那就是另外一回事了。
白宫成立了一个由不同政府部门（包括联储）组成的、名为“总统金融市场工作小组”的蓝带小组，对长期资本管理公司事件展开了专题研究。该小组在提交的报告中得出一个结论：长期资本管理公司危机所反映出的一个最主要的政策性问题是，如何才能对过度利用财务杠杆进行更有效的监管和限制。此外报告还意识到了金融衍生工具日益重要的作用。报告指出：用资产负债表本身来衡量财务杠杆的利用度，并不能完全反映资产负债表所承受的风险。但报告在如何应对这些现象方面，却表现得相当无力。它确实提出，必须加强对对冲基金信息披露的监管，并要求采取更加强有力的风险和信贷管理政策，同时还要求采用更加严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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