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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放你的人生-第1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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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学生。”
1998年夏天，微软只打算在中国设立一个小型的研究机构，但李开复希望建立一个微软的亚洲研究院，从而帮助更多的中国学生。尽管当时他的力量显得如此单薄，尽管大部分朋友都不理解李开复的选择。李开复甚至连负责招聘的考官人数都凑不够，但使命感给了李开复坚持下去的勇气。
“不管是从我所服务的公司的角度，还是从帮助一部分青年人进步的方面，我对自己的这次选择都觉得非常欣慰。”
最终，使命感引导着李开复实现了自己的“使命”，他领导的微软亚洲研究院在2004年被美国《科技评论》杂志评为世界上最“火”的计算机研究机构。还让比尔·盖茨说了那句著名的话：“我敢打赌，你们都不知道，在微软中国研究院，我们拥有许多位世界一流的多媒体研究方面的专家。”
由于每个人的追求和信仰不同，有的人视金钱和权力赛过生命，有的人把名誉看得比什么都重要，有的人则家庭至上。因此，每个人内心神圣的“宗教”完全不同，所激发出来的动力、活力、精神状态也肯定不一样。所以，我认为使命感还必须有正确的方向，才能给人带来非凡的勇气和胆量。
换句话说，能让目标产生使命感的不是目标本身，而是这个目标的导向必须指向责任、志向、信仰、高尚，至少不违背社会在法律、道德双方面的底线认可，才能让人产生为此不惜赴汤蹈火、牺牲一切的使命感。
神圣的使命感，能引导我们以积极的行动，奔向崇高的目标，不惜冒险，不怕困难，并因此获得成就。
使命感引导着邓中翰回国制造“中国芯”
邓中翰也是一个典型的开放型成功者，也是我们多次研究的对象。1997年，邓中翰在硅谷创办了一家名为Pimix研制高端平行数码成像技术的公司，他走的是典型的硅谷轨迹，并没有想过要回国。1998年，邓中翰与当时中国科协主席周光召在闲聊中谈到中国在芯片领域的发展情况：中科院早在1965年就开始了集成电路的相关研究工作，但一直到90年代还没有取得突破性进展，可作为电子信息领域的核心，中国又必须有自己的芯片技术。最后，周光召问：“你能不能回国来做这件事？”
邓中翰没想到会有这样的提议，对他来说这是一个艰难的选择。他在硅谷创立的公司，市值已达亿美元，要放弃的是一个成功的企业，而重新开始的路却成败未知，研发的资金也是个天文数字，稍一不慎就倾家荡产。这需要太大的勇气了，他犹豫着。
1999年10月，邓中翰应国务院的邀请回国参加新中国成立50周年庆典观礼仪式。站在观礼台上，一直没有勇气放弃过去的邓中翰突然感到自己肩上的沉重使命：“我突然意识到，自己应该为祖国的强大做些什么”，“我一定要把祖国的芯片产业推动起来”。
这个月，邓中翰在北京中关村成立中星微电子公司。条件非常艰苦，为了节省资金，中星微的办公室里甚至没有暖气。但是，使命感给了他们放弃过去的勇气，也给了他们坚持现在的决心。他后来回忆说：“对于做大事情的人来说，这些苦太微不足道了，困难反而激发我们内心无限的勇气去战胜它”。
第4章 富有胆略（7）
最终，中星微电子的“中国芯”——“星光”系列大获成功，并赢得了市场。
无论是团队还是个人，都需要弄清自己的使命和目标是什么。
对于个人，我们都需要弄清楚自己的角色和使命。事业上的使命、生活上的使命、专业的使命。这些使命决定了我们要努力成为什么角色，拥有多大的牺牲的勇气。正如H。 D。梭罗所说：“光勤劳是不够的，蚂蚁也是勤劳的。还要看你为什么而勤劳。”
2．争强好胜的个性
创业的动机来源于争强好胜
国内最大的律师事务所金杜律师事务所创始人王俊峰，谈起自己创业的初衷，就缘于一种“争强好胜”的个性。
王俊峰原来在贸易促进会法律部工作，作为内地最早接触国际法律服务工作的专业人员，他经常与国际大律师事务所打交道，还包括与一些来自香港和台湾地区的同行。
那时，国内律师业刚刚恢复，与国际同业差距巨大。从收入来说，内地律师每年才几千块钱收入，而香港普通律师年薪都可能过百万。王俊峰后来回忆说：“看着那些金发碧眼的外国律师在我们的国土上趾高气扬，甚至包括那些在外国律师事务所打工的中国人，也在国人面前异常傲慢充满优越感，不服气！这种被侮辱和蔑视的感觉，对年轻人有一种特殊的刺激，并在心底激起一股创业和必须要改变这种状况的冲动，就是这么简单。”
我曾看到过一个报道，说加拿大研究人员曾对20世纪在多伦多大学医学院担任过班长的四百多人进行调查。调查发现两个现象：其一，在被调查者中7％的人后来被列入名人录。相比之下，普通同学中被列入名人录的比例仅为二百分之一；其二，那些班长的平均寿命比普通同学的平均寿命要短年。
因此，研究人员得出结论：班长容易成功和容易短寿的原因都非偶然，因为当班长的人通常都争强好胜。争强好胜者通常雄心勃勃、勇于取胜，敢于冒险，所以容易取得成功。当然，这类人为了实现抱负，不仅仅是敢于冒险，而且还敢于“玩命”，经常饥一顿、饱一顿，睡不好觉，也不锻炼，所以健康状况不那么理想。
但是假如有这样一个选择：如果将你的一生命运由默默无闻变得大放异彩，你是否愿意牺牲年的生命？
我想这个问题很少有人会回答：不愿意。
我们的社会还存在着对争强好胜的观念误解。
在我们这个“虚心使人进步，骄傲使人落后”的国度里，“争强好胜”是个贬义词。传统的观念认为：“满招损，谦受益”，“沉默是金，祸从口出”，甚至干脆表示“木秀于林，风必摧之”。谁要是“争强好胜”，就等于沾上了“爱出风头”、“爱表现自己”、“人际关系不好”的恶名，还可能落个“枪打出头鸟”的结局。
然而，令人困惑不解的是：“争强好胜”究竟何罪之有？难道“争弱好败”就好？其实，争强好胜与是否正确没有任何必然联系。一个谦让的人，不一定内心不争强好胜；一个争强好胜的人，做的未必不是有意义的事情。如果不“争强好胜”，我们为什么要在社会中提倡竞争？为什么我们要热烈期望中国崛起？
学生不应该进行竞争？
我在担任大学客座教授时曾遇到过来进修的中学教师，他们曾告诉我：现在他们不再把学生的考试成绩排名次，然后寄给家长；也不再唯成绩是问，用学习成绩来评优提干，以避免学生在学习成绩上过于争强好胜，为什么还是有很多人质疑他们的教育方式？
我回答说：我觉得中西方的教育，都肯定不是不要争强好胜，也不是不鼓励竞争，因为从学校到专业再到个人，不可能没有竞争。关键在于要有正确的评价标准，将学生引向一个多元、开放的方向，而非零和竞争。譬如高考把德商、情商、兴趣、潜力等因素都排除，也不论学生将来是要成为一个政治人才、科学人才、管理人才，还是翻译人才、写作人才等等，都放在一个标准、一个成绩下“一考定终生”，这就明显不合情理。
自然界的生存规律天生就是“优胜劣汰，适者生存”。
搜房网的总裁莫天全曾这样形容企业的争强好胜：“网络媒体只能做老大。做老大很舒服，做老二则很辛苦，至于老三恐怕很难生存。” txt小说上传分享
第4章 富有胆略（8）
荷兰银行中国区主席邱致中在上海出生长大，“文革”时曾因家庭背景被划为“黑五类”，初中毕业后被下放到崇明岛农场劳动。六年的春夏秋冬，他除了拼命劳动就是读书学习，包括高中数理化全部课程都是自学完成，最终他也在恢复高考后考上大学。邱致中就把自己人生奋斗的原动力归结为争强好胜：“有时就是很简单：父母都是解放前后的大学生，自己怎么能甘心学业仅是小学五年级水平。于是，别人在农场聚集借酒消愁，我孤灯相伴与书交友。”
类似的例子还有很多，我们通常误解“争强好胜”，其实有两方面原因：一是“中庸”文化的传统，东方人崇尚无为和性格内敛：“是自己的就是自己的，别人抢也抢不走；不是自己的就不是自己的，自己抢也没有用”。二是我们过去几十年来一直生活在计划经济时代，习惯组织分配，习惯铁饭碗，不习惯冒险和竞争。也因此，我们过去的教育把团队的争强好胜当作集体主义加以赞美，而个人的争强好胜则当作个人主义至上加以批评。
学校需要提倡良性的竞争
广西壮族自治区副主席、欧美同学会副会长陈章良，是个很有开放意识的人。他在担任中国农业大学校长时所建立的农大官方网站，被搜索看到的第一句话就是——“开放的农大欢迎你。”陈章良认为，人生的开放和多元并不意味着没有竞争。
“微软今天之成为第一位有它的伟大之处，盖茨所写的《未来的世界》里面充满着竞争。所以竞争与合作、在合作中求竞争、竞争中求合作，这就是他们成功的原因之一。同样，我想每一位同学应该花更多的时间想，我怎么能比以前的我做得更好，我们需要一个良性的竞争。”
我们还需要明白的是，争强好胜并不等于忙碌和生活无规律化，也不等于恶性竞争，虽然它们经常被人联系在一起。
当然，我们需要提倡的是良性的争强好胜，而非劣性以及零和竞争。良性的争强好胜，有助于提升一个人的勇气和胆量，也使人主动开放，关注身边的人和事，而不是搞“内耗”竞争，努力奋斗就说你爱出风头和野心大，非把竞争变成我落后你也要落后不可。
3．不断求新的激情
“新观念”成就胡舒立与《财经》
《财经》杂志主编胡舒立是美国《商业周刊》评选的“亚洲之星”中，首位获此殊荣的中国记者。她也是我们2005委员会的理事，胡舒立曾在2000年于《财经》杂志推出《基金黑幕》等力作，从而引发了中国证券市场的大地震。随后，胡舒立又发表了《庄家吕梁》、《银广夏陷阱》等力作，揭露中国股市的种种劣迹，促使有关部门痛下决心整肃证券市场的违规行为，该杂志也一夜成名，胡舒立因此被冠以“中国证券界最危险的女人”。
胡舒立的成功，就在于她的开放，她有着新媒体应该独立的新观念，这使她敢冒险去报道一些黑幕，一扫国内传统媒体的旧风气。1993年，她曾随中国女记者代表团赴美国华盛顿接受外国记者中心（COFJ）的专业培训；1994年，她前往斯坦福大学读书；1995年，她获得COFJ颁发的“杰出新闻记者奖”。当她以一种国际财经记者必须首先对广大股民和投资者负责的信念来进行调查时，她不可能没有揭发中国股市弊端的勇气。
中国有句古话：“衣不如新，人不如旧”。
德国著名作曲家罗伯特·舒曼在其作品《舒曼论音乐与音乐家》中表示：“人才进行工作，而天才进行创造。”
在谈论“新”之前，我们首先理解“新”字的含义，通常来说有下列四种：其一，新的，从未有过的；其二，少的，少见的，另类的；其三，反流行的，特别的；其四，给人新鲜感的。
“旧”的含义则有五点：其一，古老的，曾经有过的；其二，司空见惯的；其三，长时间面对的，几乎产生漠视的；其四，流行大众的；其五，无新鲜感的。
很显然，对于个人和社会来说，革新正是一切发展的根本动力。
——从生理学的角度看：人类生命存在的本身，就是个新陈代谢的过程。
——从心理学的角度看：感觉来源于变化的刺激。威廉·冯特在其心理学名作《人类与动物心理学论稿》中定律说：“除非感觉接近感受性的上限或下限，否则其变化与刺激变化的绝对量值成正比。” 电子书 分享网站
第4章 富有胆略（9）
——从社会学的角度看：促进社会发展只有两大元素：革新和竞争。法国哲学家柏格森认为：人类的进化就来源于人们总是在试图创造代表主流方向的新事物，譬如科学家通过发明创造来推动技术革新，艺术家们“蔑视任何形式的模仿，歌颂一切形式的创新”来推动风气和观念的革新。
有一位放下电视台主持人的“金饭碗”工作而选择出国留学的人曾说过一句令我印象深刻的话：“万无一失意味着止步不前，那才是最大的危险。为了避险，才去冒险，避平庸无奇的险，这叫值得。”
很显然，“推陈出新”的激情总能带给人挑战、刺激，也能驱动人进行一次次的冒险，无论是感情、技术、事业，乃至单纯意义上的冒险——地理探险。这次研究中，就有无数成功的企业家向我们表明，他们喜欢充满激情的生活和工作，也喜欢富有激情并且专业敬业的员工。
职业激情使唐骏不断冒险
“我要做的是每天上班都要有激情，我要找到一种我最能接受的方式。”这就是在盛大和微软中国都担任过总裁的唐骏的名言。或者说，这就是他成为著名职业经理人的原因之一：富有激情。
1990年唐骏在美国创业3年，拥有3家公司，但唐骏觉得再这么做10年、20年，公司也就这么大规模了，于是，他去了微软。
在微软，唐骏能够工作10年，很大程度是因为职务从工程师、部门经理到中国区总裁——基本上两三年一变：“在上海，我把微软技术中心从我一个人创业的公司做到一个500人的公司，再把一个中国的技术中心变成一个亚洲的技术中心，盖茨过来揭牌。全球中心做完后，这个工作对我来说已经没有挑战性了，我选择到微软中国做总裁。”
当唐骏几乎做到了一个微软职业经理人的极限时，激情再次消失。于是，他走向了盛大娱乐——其实这也是他不久前主动从盛大辞职的原因：“我记得我走的时候，盖茨过来说你还继续做中国区总裁，但我给你一些其他业务。我已经失去这方面的激情，为了一个总裁的位置而做总裁，我不是这样的人。”
我们无法评价唐骏不断追求激情是否正确，因为每个人都该有自己的生活方式。但很显然，如果骨子里没有喜欢挑战的激情，唐骏就不会成为今天的唐骏。
当然，盲目的不断求新并不是一件好事。
这个“新”必须建立在合拍、合适、合宜的基础之上，如果还没有旧事物更实用，就失去了新的意义。正如单纯的技术或者管理体制的革新，并不能成就一个企业一样。
曾有许多海归回国创业的时候，就犯了这类错误，盲目使用新的管理制度和新的技术产品作武器，却忘记是否与现实合拍，结果留下无数遗憾。无疑，海归与本土人才相比，优势就在于对本土各方面同样熟悉和了解，同时又能带来西方的新思想、新观念、新技术。而如果丢了东方，变成东、西方两种思维搞对抗，肯定会水土不服。
易趣网的创始人邵亦波目前转做风险投资，就曾表示：“我不会投新海归的公司，虽然我自己是海归。我也不喜欢我投资的公司招新海归，刚回国的留学生，尤其在国外多年，对国内的情况很多时候连鬼佬（中国土地上的外国人）都不如。鬼佬还知道自己不了解，海归却以为自己了解，反而更危险。他们在国外的温室长大，到了中国的丛林，被吐唾沫，捅刀子，很多时候怎么死的都不知道。”而他欣赏的是：“我喜欢回国两年以上，有中国实战经验的‘海龟’。他们有外国的见识，也有‘土鳖’的机灵和执著。”
4．产生危机感的环境
现代社会，竞争日益激烈，无论从事何种职业，人们都会感到危机感所带来的压力。许多人因为压力而焦虑难安，许多人因为压力而日夜奔波；许多人甚至在压力下崩溃。
可是，当我们假设一下没有危机感的情形，却又会发现，危机感不能不存在。
没有危机感，我们就没有压力，成为失重的人。当我们失去了事业和生活的重量感，就会进而满足现状，不思进取，不敢开拓和冒险。正如孟子所说：“生于忧患，死于安乐。”
哈佛商学院教授理查德·帕斯卡尔有一句名言：“21世纪，没有危机感是最大的危机。”书 包 网 txt小说上传分享
第4章 富有胆略（10）
内心的危机感，通常能够使人爆发惊人的胆量，是勇气的重要来源之一。
危机感迫使我们做出改变，进行冒险。要么在沉默中死亡，要么在沉默中爆发，这也是危机在心理上给人的暗示。尤其事关生存的危机感，永远能激发人最大的潜力，使人的勇气激增到无所畏惧的地步。因此，人们把“置之死地而后生”当作兵法的精髓之一。
在对200多位成功人士的样本研究当中，我发现跟社会上许多人被“关系户”和“暴发户”误导的富豪印象不同的是，绝大多数开放型成功者不但不是“世袭子弟”，没有少年时代就继承多少先天的财富，而且其最重要的财富往往还是少年时代经历过的苦难，他们的人生都经历过危险的磨炼，是在苦难中崛起的人生成功者。例如，我也有过未成年下乡插队的磨难经历，北京大学党委书记闵维方曾做过矿工，财经评论家金岩石也曾是矿工出身。
让曾经的“苦难”长留心头
新任的最高人民检察院院长曹建明也有着曲折的人生开放传奇。他在小学四年级时遇上“文化大革命”，中学毕业后被分配到一家小饮食店当学徒，每天凌晨三点多就硬撑起来上班，从出煤渣、生炉子到和面、拌馅，所有的活都要干。也许过度劳累，一年不到他的胃连续两次大出血。后来，他就把自己的这段经历当成一笔宝贵的财富，用以时刻激励自己努力进取。曹建明应邀为我主编的《缤纷海归》撰文时说：“正是在这里，我经受了永远难以忘怀的磨砺，学到了在其他地方难以学到的东西。”
由于心里一直保留着这“一种强烈的危机感和使命感”，所以考上大学之后， “无论春夏秋冬，每天凌晨四点半，我准时起床，跑步后即投入紧张的学习。数年如一日，这么早起床读书，很多同学觉得无法做到，觉得不可思议。对我而言，相比在饮食店每天三点多起床干活，那真是一种幸福了……排队买饭时、坐车时、开会前，我都会抓紧背几个英语单词。所有的节假日，我都是在图书馆里度过的……七年寒窗，我连续六年获得‘上海市三好学生’的荣誉称号。”
1988年10月，曹建明作为访问学者去比利时根特大学进修，他依然没有忘记用过去的苦难和危机，除了跟教授讨论外，他几乎所有的时间都泡在图书馆里。他的导师因此感叹说：“你是我接触的所有中国人中最勤奋的一个”。也正因为他的刻苦认真，教授们参加学术活动都喜欢带他去。于是他去过荷兰、卢森堡、德国、法国、前南斯拉夫、瑞士等许多国家，参加了许多的国际会议和访问了许多大学及研究所，结识了许多著名的学者和专家，这为他今后的法学研究奠定了扎实的基础。
慧聪集团的创始人郭凡生是另外一个例子，他少年时代曾上过山下过乡，十###岁还当过兵。后来，这段充满危机和苦难的经历给他的人生增加了莫大的胆量。他在一次采访中说起当年创业时的心态：“1988年我已经是副教授，已经很有学术成就，晚上我就看着一墙的书心里感觉比较酸，走到35岁了不得不走另外一条路，这是心里难受的。但是不得不走这条路的时候我并不怕……”原因则是过去少年时代的经历——“那段生活使我真正具有自信心，如果创业失败了，我去扛麻袋也可以养家糊口。而当一个人愿意扛麻袋最终生活的时候，就什么也不怕了。”
荷兰银行中国区主席邱致中也有过类似的经历，但他认为：“如果没有在崇明农场务农六年、没有经历这些人生苦难，也形不成我后来的思想和处世哲学。我希望我的小孩将来也知道我过去的故事、知道我曾经做过农民，通过这些，让他们了解生活中也有许多不尽如人意的地方、知道世界并不总是一帆风顺。”
当然，我们还需要注意的是：危机感是一种心理状态，其存在不一定是事实的逆境和困境。
身处逆境和困境，危机迫在眉睫，自然，只有失明失聪的人，才会没有危机感。可是，聪明的个人，聪明的企业家，聪明的政府，都善于在顺境和逆境下勇敢面对危机感，保持忧患意识，使自己依然能够坚持不懈地努力。所谓居安思危，未雨绸缪，有备无患就是这个道理。
第4章 富有胆略（11）
王波明的生存危机
又如很少有人知道的是，中国证券市场的建立者之一、财讯集团的董事长王波明曾在北京农药二厂一个烧碱车间当过工人，因为遭遇“文化大革命”，连初中都没有读过。
当时农药厂到处都是刺鼻难闻的毒气。有一次，车间管道出口下面4个工人清淤泥时中毒。王波明冲过去救人，被一位戴着防毒面具的技术员拉住，让他回去戴防毒面具。结果等王波明回来，那4个人已经当场死亡，先下去救人的几个技术员也因为防毒面具饱和中毒死亡，拉王波明回去戴防毒面具的技术员变成了植物人。一瞬之间，王波明跟死神擦了下肩膀。从那以后很长一段时间，王波明骑着自行车上班的路上都在想：今天不知道还能不能活着回去？
正是这种最原始的生存危机感给了王波明前所未有的决心——他必须改变现状。随后，王波明以超出常人的努力自学英语，然后由此进入北京食品研究所做翻译。1977年恢复高考，只有小学四年级水平的王波明报名参加高考并被录取，他后来还留学美国纽约市立大学和哥伦比亚大学，完全改变了自己的一生。
另外，我还在研究中发现：几乎所有具有冒险精神和开放意识的创业型领袖人物，就算创业的艰难已经时过境迁，此时身处顺境，心底依然有着很强烈的危机忧患意识，并且因为这种危机意识，能够更好地保持继续奋斗的激情。
微软的比尔·盖茨总是感到紧迫的危机感存在：“微软离破产永远只有18个月。”
海尔的张瑞敏总是感觉：“每天的心情都是如履薄冰，如临深渊。”
联想的柳传志总是认为：“你一打盹，对手的机会就来了。”
巨人企业的史玉柱曾有过失败经历，并且跌得很惨。东山再起的史玉柱曾向外界透露：他现在每一天都提醒自己也###天就会破产，甚至巨人企业的“股价每涨一点，压力就大一点”。结果，现在巨人的成功比过去更牢固。
李彦宏也经常强调：“如果我们做得不够好，就有可能陷入很被动的地步。所以，我一直跟员工讲，百度离破产只有30天。别看我们现在是第一，如果你30天停止工作，这个公司就完了。这个市场变化非常快，之所以大家看好这个市场，就是因为它的成长速度非常高；成长也是变化的一种，如果你不能及时把握市场需求的变化，就会被淘汰掉。”
先后创建过亚信公司、中国宽带产业基金，担任过网通总裁的田溯宁，也一直认为：“管理一个企业，你一定要天天想到危险。企业成长的过程，就像是学滑雪一样，稍不小心就会摔进万丈深渊。只有忧虑者才能幸存。清醒的头脑是最起码的，天天想危机，危机就在明天，危机可能几个小时内就会发生，才能尽量地避开危险。”
这些身经百战的创业家们都深知个人和企业缺少危机感的后果：员工如果没有危机感，就会回到得过且过、缺乏效率的大锅饭时代；企业如果没有一点危机感，就会像龟兔赛跑中的兔子，一旦看不到乌龟的影子，便躺在以往的业绩上面睡大觉。在瞬息万变的市场，这正是最大的危机。
任正非的危机管理哲学
1988年，任正非和6个伙伴揣着2万元，把华为安置在深圳南山区一个不知名的小角落，进行了人生当中第一次冒险。他后来在自己的文章《我的父亲母亲》中回忆说：“（从部队）走入地方后，不适应商品经济，也无驾驭它的能力，一开始我在一个电子公司当经理，栽过跟斗，被人骗过。后来也是无处可以就业，才被迫创建华为。”
华为开始只是一个小小的代理商，在代理业务露出下滑迹象时，任正非毅然决定将赚取的钱投到该行业的自主研发上，冒险的结果是势不可挡。也许是因为过去每次都能在危机中爆发出惊人能量，在电信业最火暴的时刻，任正非写下了《华为的冬天》：“现在是春天吧，但冬天已经不远了，我们在春天与夏天要念着冬天的问题。我们可否抽一些时间，研讨一下如何迎接危机。IT业的冬天对别的公司来说不一定是冬天，而对华为可能是冬天。华为的冬天可能来得更冷，更冷一些。”
任正非认为危机感能使人具备“狼性”：“企业发展就是要发展一批狼。狼有三大特性：一是敏锐的嗅觉；二是不屈不挠、奋不顾身的进攻精神；三是群体奋斗的意识。”所以，他提倡危机管理哲学。这也让许多管理学家把他摆上显目的位置，美国《时代周刊》杂志评2005年度“全球100名最具影响力人物榜”时，就将他列名其中。。 最好的txt下载网
第4章 富有胆略（12）
黑夜和白天总是密不可分，没有黑夜就没有白天。危机也同样如此，危险和机会是并行的。成功者和失败者的区别就在于：成功者往往能够把危机感转化成为人生开放、冒险进取的动力，并最终利用了危机中的机会。
人的行为心态通常有三种：一是试试看；二是尽力而为；三是不成功就成仁，这是冒险的心态。
众所周知的是，试试看意味着不全力去做，走一步看一步，结果可能“妙手偶得”，而更多的是浅尝辄止。这种做法只能是你握有足够筹码——才需要不把所有的鸡蛋放在一个篮子里，譬如许多VC在高科技领域的风险投资。
第二种尽力而为的心态是按部就班地努力。这意味着已有健全的机制，个人占据了顺境和优势，这时程序化的过程就是良性循环。但是，对于没有建立事业的人来说，对于身处穷困和底层的普通人来说，按部就班的做法，意味着继续平庸，因为拒绝冒险就意味着拒绝奇迹和转折。
第三种是不成功就成仁，这种心态的来源只能是危机感的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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