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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尔街大银行需要什么样的人才-第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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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p
kitchen），癌症研究中心，等等，告诉你捐款免税――你捐掉的这一笔钱从你的收入里减去后，你的总收入就低了，那么纳税的百分比也低了。这是美国的第一大国情：纳税。当1621年，第一批贫穷、敢于冒险的勇敢的英国人离开自己的故土，乘坐“五月花号”，横跨大西洋到达美洲大陆，他们有的只是对宗教自由的向往和创建富有物质生活的追求。这两点：向往自由与追求物质生活的富有，成为美国的立国之本。法律保护自由，辛勤劳作就能改变社会地位。“从白木小屋到白宫”（From
a white cabine to the White
House）是解放黑奴的美国伟大总统林肯的写照；而出身贫寒的克林顿则因自己的聪明才智进入白宫。美国，正如国歌所写，“是勇敢者的家园（home for the
brave）”。与此同时，这个国家的国家机器（美国联邦政府）通过法律的强制手段，对每一个工作的公民征税，用以平衡贫富。我除了在物质上获得极大丰富和最大限度地纳税以外，我还有什么方式可以在美国这个社会上升呢？能够举足轻重吗？而且，我愿意在这个国家举足轻重吗？意义何在？
我是一名女子。一个女子在国外的命运，本来很容易得到改变的。我的美国女朋友常说：如果能嫁总统，为什么要嫁平民？这话乍一听起来刺耳，但仔细想想，这并非没有道理。那么多富人将自己的女儿送进高昂的贵族学校，为什么？很大原因是为嫁一个有钱有权有势有地位的人，从而影响丈夫，从而改变世界。这个世界，仍然是男子的世界。
这不是我的世界，也不是我的国家，我有自知之明。何况，我深爱着我的丈夫，他是我的知己，又是我的朋友，更是一个中国人。我们的中国根太深，当我们在美国公司把自己的工作做好时，当外国人看到我们的东方面孔而尊敬我们时，我们就感到提气，就感到自豪，就感到对得起生我们、养我们的中国故土。
也许因为这太深的中国情结，我在美国的奋斗就这样定位了。 我，再也上不去了。 说真的，我还想到哪里去呢？
这几年拼打，难道我欠丈夫、孩子和自己的还少吗？在情感上，我们三人付出的代价，还不够吗？ 成功，哪里只是一句话！在华尔街工作的代价1
成都机场，2002年元旦。
“妈妈告诉我，你究竟什么时候回家？”十三岁的女儿冰凉的手指拉着我暖暖的手，大大的眼睛一眨不眨地盯着我，我已经告诉她许多次，妈咪身肩公司的重任不能和她一块儿回美国。元旦这天，女儿跟她父亲飞回美国，妈妈飞往新加坡。这已经不是第一次在机场的分别，女儿永远不懂。
“我会尽快回来的。”我抚摸着女儿冰冷的手指。女儿已经比我高了，一米七三，朋友都讲一定是美国的食物把女儿催得牛高马大。这话不无道理，美国的牛啊猪啊鸡啊都吃化学饲料，要想让小牛赎小猪仔小鸡仔在三个月内进入市场，食物一定渗有激素，这些激素通过肉类进入孩子的身体，孩子也会长得很快。女儿学校的中餐每一顿不是烤鸡就是烤猪排，再辅以牛奶冰淇淋巧克力，体重能不超过正常重量？这也是美国的一大现象，一边大吃一边大喊减肥。这段时间女儿抽条了，三个月里丢了二十磅，看起来像一个少女了，我也不用因她欢天喜地地吃东西导致体重增加而大喊大吵了。
“Hurry Home（赶快回家），Mom！”女儿来到海关检票处。我们不得不分手了。我紧握女儿的手指，“妈会尽快赶回家的。” “OK。Keep
your promise（守诺言）！”女儿高兴地扬扬手，与在一旁默默用手势告诉我回家再睡一会儿的丈夫一起消失在海关检票口。
我转过身，眼前的一切忽然变得模糊起来，红红的欢庆元旦的大灯笼也失去了光辉明亮，仿佛替我和女儿、丈夫佳节期的分手黯然神伤。泪水盈满我的眼眶。
我回到家。没有了丈夫和女儿的家哪是家呀！从床上到桌上到地上，从相片到书包到箱子，从老师奶奶亲戚朋友送给女儿的礼物；到扔了一地的日本VCD动画片的空壳子，都仿佛朝我大喊女儿走了这一事实！家仿佛经历了一场七级地震，我无法收拾，我无法把女儿留下的空间，这情感的空间，这实际上的空间，用任何想象、任何记忆来填满。我原来打算休息一天再去新加坡，因为我这张疲惫的脸和这疲惫的身子，难以对付外国洋行的高级职员们，更不要说替他们出谋划策在新的一个世纪，在亚洲地区，获取更大的投资回报。我的心完全因女儿的离去而离开自己的胸腔，随她而去了，担心着她父女俩从中国飞往美国的旅程。这样的担心我知道也许是多余的，然而我还是忍不住要担心。我习惯担心他们，我不可能一次出差离开他们两周以上，我想他们。有一次，因公事不能按时回家，我坐在五星级的酒店里嚎啕大哭。这也是为什么我不能在亚洲替公司开一个分公司、将生意做得更大的原因。
尽管现在已不是九年前我刚工作的那些日子，我的女儿也不再是三岁，我也无需用睡袋将她裹起来，买通门卫，在星期天的晚上将她带进公司，让她看我工作，和我多呆一会儿，但我心底深处比以前还觉得对不起女儿。为了让母亲实现自己的梦想，让我实现我的人生价值，小小年纪的她也付出了大的代价――那是情感的代价！
女儿和我飞行于中美之间如吃一日三餐，应该是习以为常。从她三岁的时候，我的工作就使我不断地往来于美国香港、美国新加坡、美国东京。记得一次我把女儿带回老家成都过暑假，女儿坚决不让我走，当时我也生病了，我于是答应她妈咪不走了。可是美国老板的两个电话，使发着高烧的我又坚定了走的决心，使刚刚破涕为笑的女儿又大哭起来。我只好硬着心对女儿讲，打一份工尽一份责，如果妈咪不去工作了你能有今天的好时光？你要一个呆在家里生气的妈妈还是一个愉快的工作的妈妈？女儿一边哭一边帮我收拾行装。虽然哭声消失，但那强压哭声的模糊抽噎和红红的双眼却永远留在我的心里。在我的手提包里，她塞进一个自己最心爱的布娃娃。
我和女儿在新加坡、香港、台北都留下了足迹，一大一小。记得我第一次带她出差时，她六岁，我把她交给我住的五星级香港文华大酒店托小孩中心，那里的阿姨给她一大堆纸，她在上面画满了女儿和妈妈。还有一次，我在酒店餐厅和一顾客讨论该银行在香港地区试销以亚洲货币为底的美国长债券时，眼睛却不断地瞄着坐在餐厅一个安静角落的女儿。我告诉她一定不能来影响妈咪。她真乖，一声不吭面对一壶茶和一盘小点心整整等了我两个半小时！
在华尔街工作的代价2 四个月前的8月份，我替巴林欧洲洋行（ING
Baring）做一项私人银行部门人才管理人力资源的项目。因为项目十分紧急，洋行要在一个星期以内决定是否在新加坡开办私人理财业务，我必须立刻飞往新加坡，原定好和女儿去中国长城的计划必须放弃。女儿在美国读七年级，中国的初二，他们刚学完中国的古文明。尽管是小美国人，但黄皮肤黑眼睛应该知道中国更是自己的国土。没有去过长城的女儿兴致勃勃地要去长城，要写一个长城的故事，把中国的长城告诉美国的同学。现在去不了了，和女儿的小计划相比，ING
Baring的计划更重要，而且那是我的老客户给我的，我必须完成。
1997年亚洲金融风暴以后，亚洲市场刚刚反弹，全世界各大银行正开始向亚太地区投资，急需那些生于当地、受教于英美、有良好个人素质和银行投资管理技能的专业人才。我从事人力资源工作多年，是发现和推荐这些人才的主要人物，这些年，由我引荐的上千名人才均在东南亚地区、特别是大中国区银行系统成为佼佼者、决策者、主管，有的还高升为投资银行董事局董事。决策银行的全球投资行为，我当然必须去新加坡。最终，女儿和我一块去了。那一次，我没有把她托给酒店的服务人员，她已长大，成了我的“助手”。当我穿梭在新加坡金融中心的各大银行的办公室时，女儿在酒店用流利的英文替我接电话。
上帝，我这一次可真的不愿去新加坡，去面对那开满热带艳丽花朵的城市，因为那座城市使我有着关于她的太多记忆，将使我看不见花的美，天的蓝，海的平静。触景生情！
终于三天下来，1月5日这天，我在新加坡的事情做完了。人经常分离也就学会了对付分离的办法，那就是工作。一刻不停地工作，使自己闲不下来，既不能回忆往事，也不能展演明天，只有今天。忙碌的今天终于过完了，我可以回家了。
但是，没有飞回美国的飞机！
我原本计划在新加坡只呆两天，由于工作之故多呆了一天，机票不得不改，于是我现在困在新加坡五星级文华大酒店的客房。我已经和四家航空公司联系过：美国联合航空公司飞往美国各大城市的飞机爆满，要在1月13日才有座位；西北航空公司情况也一样；新加坡航空公司要15日以后才有座位；马来西亚航空公司一周飞一次，从现在到中国春节的票全都售完。我也给香港的航空代理Westminster的大卫去电话。大卫以前总是有办法找到机票的。他告我过两小时回话。两小时过去了，大卫准时打来电话：香港飞往北美和欧洲的所有航班，全都没有座位。
“怎么回事？”
“中国人现在越来越富有，又加上今年的圣诞新年与中国春节连在一块，往来的旅客突然增加，有结婚的，有度蜜月的，有谈商事的，有探亲访友的，没办法。到海边去散散心吧！别人求之不得，你干吗要急着回家？”
“大卫，你替我看看有没有从北京或上海飞往北美或欧洲的航班？我可以转道。”以前我也这样做过，花钱多，但没办法。 “没有。看过了。”
我放下电话，望着窗外夕阳西下的新加坡海湾和沿海岸的高楼大厦以及过周末的车海人流，心上酸酸的。女儿这个周末没有妈妈。赶快回家。可我回不了家啊！这是大都市新经济新生活的代价，这是情感的代价！这是在华尔街工作的代价！
我给美国的丈夫和女儿去电话，丈夫立即告诉我借这机会好好休息，“家永远在这儿等你。”丈夫的声音总是这样使我安心。以前，我回家晚时，丈夫总是替我将家里走廊的灯留着，彻夜通明。一年前买了目前这个带花园的别墅大屋后，我出差的那些日子，他又总是将大门的两盏灯亮着。
我立即搬出位于金融中心的文华大酒店，搬到新建的海滨浴场圣淘沙的香格里拉饭店，在美丽的南海，休假两天。
第二天一早，我便坐在窗前，望着那无边无际的南海，那散布在海中的诸岛和远洋轮，那初生的红日给碧蓝的大海涂上一片金光。这个季节最多的是婚宴；而新加坡人又喜欢在高档的五星级饭店里举行大型结婚仪式，白色的纱裙总是那样的激动人心，我眼前就有一对美艳的新娘和英俊的新郎，新娘天鹅般的脖子依在身着昂贵西服的新郎那坚实的胸前，一朵兰花使白色西装显得更加高贵、典雅。旁边跟着化妆师、摄影师、婚礼歌唱演员，以及鲜花、蛋糕，还有一辆巨大的奔驰跑车。音乐在大厅回响，飘荡到朝阳下的草坪和沙滩上，在玫瑰花丛中萦绕，最后洒落在南海诸岛。这一切使我想到我的丈夫，我的心里总会感到一丝酸楚和一丝幸福，酸楚的是我们从来没有举行过婚礼，幸福的是我们一直比翼齐飞。
在华尔街工作的代价3
我一个学文学满脑子浪漫的女孩子，能经受工作的折腾和不断的分离，而不失去自己，不迷失方向，很大程度是因为我的丈夫。在很多地方，他待人厚道，对我宽容，他的爱与宽容总是使我忘记工作中的麻烦，使我的心充满希望、欢乐和爱，而早在十多年前我们新婚分离时，他就教会了我耐心和执著。
我想到1984年天津与北京的冬天，想到那年我和丈夫刚结婚他就离我去了美国，留下我独自在天津、北京。1984年的冬天十分漫长，在我记忆的屏幕上，我还能看见落尽树叶的树干直指铅灰色的天空，大地一片冰冻。所以当1985年3月的一个清晨，一阵清脆的鸟鸣将我从睡梦中惊醒，我的心顿时充满无尽的欢喜，从我在北京大学单身宿舍楼红二楼的镂花窗格看出去，两只小麻雀在宽阔的窗格上跳跃，小脑袋对着初升的太阳，小嘴不时地舔着梳理着柔嫩的羽毛。我情不自禁地用手摸着它们留在我床旁小书桌上的影子，那翘起的尾巴正好挡住丈夫刚从美国寄来的、我无比爱惜的、夹在小镜框里的彩照。相片上的他身着“万里长城”的T恤衫，双手叉腰站在华盛顿大学那象征学校大门的两座十八世纪哥特式巍峨、端庄的建筑前面，学校的校旗与密苏里州的州旗在蓝天下飘扬，前方是一大片翠绿的草坪。相片背后的话语带给我那么多的欢乐和情思：
“让那甜蜜的回忆带给你慰藉和宁静，让那热切的希望使你的生活充满鸟语花香，由回忆而幸福，由希望而充满信心和勇气――相见美国。”
爱情真能将一个不善言辞的男生变成一个多情的诗人，从高中开始，我就爱上了他，然而，他仿佛要等到大学毕业后，才能知道他爱的人原来是我，于是仿佛天下所有的文字都不够他使用。相片背后的落名处丈夫写下“你的小船”。他把自己称做小船（boat），把我叫作港湾（harbour），小船离去，做港湾的我多想随他而去！我新婚的丈夫是我的爱，我少年时代的崇拜，今天生活的伙伴，我，怎能没有他？
突然，一只小麻雀没站稳，从窗格上摔了下去，落在一夜间转绿的草地上，我探出头，目光正和受惊的麻雀对望，小雀黄褐色的珠子般的大眼，机灵警觉。
“哦，鸟，你是否带来我海那边新婚丈夫的信息？诗人们都赞颂那冲破雨夜的海燕和南来报春的燕子，可我却把你比作诗人思维想象的延伸，带给我喜讯的幸运鸟！”
小雀继续盯着我，似懂非懂。
“知道吗，山河不足重，重在遇知己！”我举起床边那一大叠用蓝丝带拴起来的美国来信。那贴着美国国旗邮票的简易灰篮色信封，铺展开来便是丈夫从太平洋彼岸寄来的热情话语，字里行间透露出在异国求学的激动与对留在国内新婚妻子的眷恋。他对我讲只要心心相印，又何必朝朝暮暮？然而，有多少个夜晚，多少个清晨，我听到身体激烈的鼓点，我多想自己的丈夫在我身边，合二为一，心贴着心，脸靠着脸。
小麻雀最后盯了我一眼，突然箭一般地射向撒满金色阳光的蓝天，紧跟后面的是另一只小雀，双双飞远。
我，也跟那双双飞走的鸟雀一样，四个月后飞到丈夫身边。
从此，我们就忙啊忙，忙了学习，忙工作；忙了工作，忙孩子；忙了孩子，忙亲戚。这些年来，我跑新加坡至少跑了二十趟，可从来没有和丈夫一起来过。什么时候这个忙，才有个尽头呢？
我又想到美国。我在美国研究生院的七年生涯，我在华尔街的十年拼打，这十七年的经历，使我眼中的美国像一个举着两个铁拳头的巨人：一个是民主，那是用来保护自己的，一个是铁腕，那是用来打人的。美国变得如此真实，像一老友，又像一新知。在中国时，我的本科和研究生专业都是英美语言文学，这使我对美国的国情、历史、文学流派、哲学思想、法律观念、社会结构、种族矛盾、人的异化等等很熟悉，这些理论上的界定与我后来在美国求学求职求生的知识结合起来，培养了我看美国的“双重眼光”：我既能看到美国社会闪光镀金的一面，也能看到闪光下暗含的危机与剑影。我相信人的命运是自己创造的，我同时也相信任何的机遇既可以成为转机也可以成为危机。我的命运因为好的转机替我托着，我实现了我的美国梦，我有了一切我想要的。
现在，我累了。我曾经工作过好几年的世界贸易大楼一号楼，也在2001年9月11日那个早晨，同着许多无辜的生灵，在烟火中倒塌消失。我心痛。剩下的，只有那些穿行在华尔街的记忆，那些让我心跳的日子……
也许，正如很多年以前，当我的大老板唐纳德将公司的信用卡在我第一次亚洲之行的前夜交到我手里时，半开玩笑半认真地说，“世界金融的大门向你敞开了。商业合同会一个个被拿下来，也会随着时间的推移一个个被忘掉。但是，那些包含在一个个合同里的人情故事和职场道理，一定会长久地留在你心里。”
他说对了。让我血液中涌动的文学情结，写下这些华尔街的人情故事和职场道理吧！在华尔街，我常听到这么一句话：The right role model can
be very inspirational（好的榜样可以激励人）。让那些令我难忘的人情故事也鼓励今天的中国青年，从他人的教训中，学到做人求职的道理，少走弯路！
什么样的面试是最优秀的面试？1 这是我给美国白领报纸《新象周刊》写的文章：《怎样准备优秀面试从而成功就职华尔街》，附录在此献给中国读者。
就职华尔街，最基本的一步是怎样经过层层面试进入华尔街。面试可以说很难，也可以说不难，这里有些技巧，要看自己怎样去掌握它们。怎样才能将面试进行得顺利？怎样才能给面试官留下深刻的印象？怎样才能在最短的时间里，让面试官认为你是最合适、最靠得住、最能干、最能完成这份工作的最佳应聘者？
说到底，什么样的面试是最优秀的面试呢？
“Interview”一词的英文意思译成汉语应该为“面对面的视察对方”，因而“面视”应该是比“面试”更为直接的翻译；但因为“面视”过后是“面试”――面对面的提问，所以对于Interview，我们就应该至少有两方面的准备：视觉上的准备和口头上的准备，又，面试面试，面面相视。
一、视觉上的准备
视觉上的准备要求我们创造一个形象（Image），这个形象应该与公司的形象相符合。华尔街的公司、洋行最注重的是两大形象：成功形象与令人信任的形象。连我们这家替华尔街做人力资源与企业策划的咨询公司也是将这两条放在首要位置。很简单，如果你自己是个失败者，怎么可能把成功带给他人？取信于人更是重要。我们波士顿总公司的大厅进门处有一面大玻璃墙，上面清楚地写着：“The
public trust is our Business ”（公众信任是我们的公司之本）。我们的名片上也清楚地用绿色字体印着公司的努力目标：our people
make the difference（我们的雇员与众不同）。
我在1992年去这家公司面试时毫无准备，只想有一个工作。这个工作的性质我全然不知，只知道他们所要求的条件：MBA学位，银行工作经验，香港关系网，这些，我全都没有；有的，只是想得到这份工作的决心。结果，我的穿着就是第一个错误。
一年前，我在美国一个“价廉物美”的百货连锁商店K－mart买了一件价值七十九美元的米黄色西装套裙（一般西装要一百五十美元左右；银行副总裁或董事级别的女士们，往往买五百美元到一千五百美元的；再好的，可以贵得没底，但也没有必要）；还戴上了一对生平第一次戴的金耳环。后来，公司大老板秘书告诉我，当她第一眼看见我时，差点晕了过去。她说，你不是去大商店应聘当销售员或是酒店当经理，为什么这样穿戴？
我上班后的第一天，公司的公关秘书（Public
Relations）苏珊女士非常委婉地告诉我，上班时要穿保守颜色的西服套裙，质地要好，裁剪要合身。“一千美元买五套西装是你在这家公司最基本的投资。”她对我说。可当时我哪儿有钱？
“没钱？借。这是我学到的：哪怕借钱也要买相应的衣服。说不定这个面试就会因这套适合场合的衣服给促成。”
她接着又说耳环一定不能闪闪发亮，戴小的珍珠耳环或是钻石或人造钻石，要小，要不抢眼，不能让它成为你吸引客户的地方；你吸引客户的是你的脑子和你全方位的服务，从而将他们的问题解决好。亮耳环是去鸡尾酒会或沙滩戴的。
“如果你需要明快的颜色，用围巾和胸针做配件。Cucci不是以围巾、胸针和女用手提包闻名天下吗？Hermes的围巾比一套西装还贵，为什么呢？因为那些昂贵的丝巾以特别的图案成为最优秀的职业妇女的装饰品。”
不管怎样，我在1992年从美国研究生院毕业后，有着吓人的文学博士学位，还能读古英文，能讲解莎士比亚，但却不知道怎样穿衣面试。如果我当时穿的是黑色西服套裙，Saks
Fifth
Ave。名牌制作，配着白色的衬里，一对小小的人造钻石耳环，指甲涂成白色的法国式样，脚登舒服的软黑高跟鞋而不是从廉价鞋店Payless买的鞋，我也许不会经过七次面试？我的大老板也告诉我，看我那一身穿戴，觉得我真诚得全然不知天高地厚。我的那句开场白：“What
you see is what you get。 I’m for real，every bit of
me。”（你看到的就是你得到的，我的每一两肉都是真的），确实让他惊讶。我服饰上的欠缺，因我英文流利、用词准确、毫不胆怯而弥补。但是，如果我事先知道这些规矩，我就不用如此“吓人一大跳”。
现在回想起来，如果毕业时，学校的placement
office（录用工作处）能给我们上一堂“怎样面试”的课，该多好，从穿戴到工作问题的提出与回答，以及四十五分钟标准面视时间里，时间的正确分配与安排。许多学生，特别是中国籍的学生，就会省掉“要经历多少面试才能找到一份称心工作”的心理重负！
好的面试就是要“对症下药”，去酒店找工作和去贸易进出口公司找工作或去投资银行找工作，穿戴肯定不一样；而且找到的这份工作，职位的高低与相应的穿戴也不应该一样：去银行当秘书和去银行当第一副总裁，显而易见，穿戴不可能一样。穿衣打扮要符合自己的身份，更要符合公司的身份，因为你将来代表的是这家公司。
1995年当我替公司在纽约开发业务成功而搬迁到纽约后，因每周一次飞往纽约实在劳命伤财，我丈夫因此也来纽约。他原来是波士顿计算机公司的计算机高级工程师，这家公司50％的职员都是麻省理工学院毕业的学生，他们的公司文化还像校园文化，与硅谷文化十分相似：上班时穿着随便，下班后在公司靠大湖的巨大草坪上踢足球。当他来到华尔街面试工作时，他坚持要穿他习惯了的便装，我只好替他拿着西装、领带和皮鞋在美林、摩根与AIG的大厅里等候他，让他在面试之前换上这些“有强力的西装”（power
suit）。他一边换一边抱怨领带太红，衣服太黑，衬衣领子太硬，皮鞋太亮。结果，他一天下来，三家公司的面试使他轻而易举地得到三份合同：这是内（懂专业）外（形象好）结合的最佳结果。
总而言之，在华尔街求职时，男士女士都应该里面穿白色，外面穿比较深色的西服或西服套裙；男士的领带最好是红色，表示热情；女士的耳环最好是小小的耳钉，且如果天冷的话，要围上作装饰的围巾以示高雅。冬天里，最好要带上风衣，牌子为“伦敦雾”（London
Fog）为佳，深蓝色或浅色最为合适，颜色风格都合英国保守形象。穿着不能招摇过市，这是华尔街最忌讳的。不要拎新皮包，半旧为好，皮包不是装饰。华尔街流传着这么一个佳话：皮包越旧，成就越大。高圣的主席用的提包是四角全磨破了的，已用了二十年。当然皮子质量一定好，否则二十年的摔打还能用？
什么样的面试是最优秀的面试？2 二、口试的准备
口试的准备是至关重要的，而往往第一句话就可以决定这家公司或这个面试官会要你还是不要你。当面试官与你握手并请你坐下后，他第一个问题往往是：Tell me
something about
you（谈谈你自己）。这时你要十分小心，一定不能吞吞吐吐或口若悬河。你可以说：我这人很认真；我这人很热情或很固执；比如，我在研究生院做一个项目时，我……
面试官请你谈谈你自己是要知道你的“整个人”（a whole
person），你的性格，做人态度，人生观，等等。他问的并不是你的学历、你的工作经验，因为他手中就有你的材料。你也可以反问面试官：“我的履历表你已经看过，你一定知道我是从芝加哥大学商学院毕业的；暑期中我去摩根银行当见习生（intern）；我的个人爱好是国债券的发行与推销，或是游泳。不过，我倒有两个问题想请教您，这是关于工作的细节……”
这样，你就变被动为主动，向面试官就工作问题提问，让他回答你的问题；而且你会发现他十分乐意回答你的问题，这是人性所致：多数人愿当演说家，少数人愿当听众。
在四十五分钟的标准面试时间里（有时面试可以短到二十分钟，长到两个小时），你应该只用五分钟的时间讲自己的过去，用三十分钟讲工作，借这机会把所有的问题全弄清楚，最后留十分钟的时间提问：关于公司、业务、你要去的团队，等等。这最后十分钟是用来显示你对这家公司的了解以及感谢面试官的时间；同时不要忘了问下一次的面谈会是什么时候？如果面试官对你十分感兴趣，他会让你在会议室等着，他去找其他他认为合适的人或主管（decision－makers）来面试你，那么你的四十五分钟的面试就会变成两个小时。我曾经送出去的一位人才，在摩根银行整整呆了一天！
在面试时有两个问题要忌讳，除非他问到你，那就是薪水与个人问题。这两个问题都有极大的私密性。如果你确实让他们满意了，他们会主动问你你的薪水意向，有时也会问到你是否结婚，有无孩子。这些与工作无关的话题，最好不要主动去碰。政治观点、宗教信仰这些话题更是千万千万不能涉及的，因为无论你与面试官的观点如何一致，他也不会因为这个原由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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