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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尔街大银行需要什么样的人才-第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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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眼睛放在学校内，我从没想到过在学校外面去找份工作：教书，是我的天职；写论文，是我的最爱；书，是我最好的伙伴。读书，想问题，眼睛往心里看，找到最新颖、最原始、最有创造性的命题与答案――我的一生，应该这样度过。一天，我去请求教过我中国诗学、聪明才智过人的助理教授约瑟夫替我写推荐信，他诧异地看着我要去的学校，然后告诉我他也在申请同一学校的终身教授职位。我吃惊得连话也说不出来！从才智和学业上讲，平心而论我比不过约瑟夫。约瑟夫早我四年从斯坦福大学东亚系博士毕业，已得到过许多美国政府和各种有名学术机构的基金，去年还在哈佛大学费正清研究中心写了一年的中国诗学论著，在学术界小有名声，甚至他想找一份终身教授的工作也还找了四年！我们学校原来那份给他的教书位置本来是终身教授职位，但因经费问题，临时砍掉了那份工作，现在，约瑟夫也只好“另寻高就”。
我思前想后，决定把自己在美国的位置摆正。现实是，我必须忍痛割爱，放弃去美国大学当终身教授的愿望。我一边潜心把毕业论文写完，一边盘算去哪儿工作为好。我想到过回北大教书，但当时人人都在往外走，而我读了近三十年的书，其中包括受了十三年的高等教育，在碰了如此大的钉子以后――我得和一位比我强得多、没有得到终身教授的美国人一起在美国学校竞争同一份“终生教授”教书工作，我确实有点灰心，也有点想换一种活法了。我想，美国是一个梦想可以成真的国家，什么人、什么行道都可以有成功的机遇，校园里清高然而清贫的生活，也许从今将与我无缘了吧？
这些原因以及想和丈夫结束“牛郎织女”的美国生活，使我坚定了去波士顿的决心。忘记教书吧！到丈夫身边后再做决定，如果暂时找不到工作，我们至少可以在一起共享天伦之乐吧？我希望能和丈夫生活在一起的这个要求，在过去十年中，简直是奢望！为了求学，我和丈夫从1982年大学毕业后――我们是高中同学，后来他去上海读本科，我去吉林学英文。大学毕业后，我去南开英文系念硕士学位，他去北京航天部当出国研究生，我们1982年开始谈恋爱到1984年结婚，几乎就没怎么单独相处。1984年夏天他去了美国，一年后我因在北大教书时，绕未名湖晨跑巧遇丈夫所在学校的文学院前院长，他慷慨地帮助我去了美国读文学博士，可我刚到学校不久，丈夫就转学去了麻省理工学院。两地求学，我们在感情上受的苦，只有我们和我们的女儿知道，因为小小年纪的她，也是个受害者，我们求学，她也得付代价：在美国她也无法与自己的父母亲生活在一起，因为她的父母要两地读书，她幼儿园的老师也不止一次问过我是不是单亲母亲！（这段求学的经历，我已在自传体小说《中国：我心脏跳动的地方》描述过。）到1992年，我和丈夫虽说结婚八年，但究竟有多少日子生活在一起呢？决心一下，拉了一车书我搬家北上波士顿。结果，这也许是我一生中做出的最正确的决定。我们的生活，我们的社会地位，我们的经历，我们的感情，从此以后全方位得到改善；更重要的是，我的这一段经历让我认识到知识是可以转换的，学文学的可以去干管理，可以去设计金融产品，可以去做人才评估。社会变了，职业结构变了，信息产业的出现，知识的膨胀爆炸，要求我们改变。求职的方式、求生的方式在新的社会大环境下也不得不随之改变，正如世界先于我们，我们得先顺应世界再说改变世界一样。离开中国到美国，从有到无，又从无到有，这对我来讲，是一个最大的改变，因为那是一条重新植根的艰难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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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话实说，比起许多中国学生，我比较灵活，而且十分执著；知道我想要什么，怎样去获取，这和我从小失去母亲迫使我的性格独立自主很有关系。比如去应试，尽管没人给我讲过应该怎样面试，我的直觉告诉我如果想要得到舒利文公司的这份工作，我必须对面前这份工作表示极大的热心和喜爱，而且必须要让公司的决策人认为在我身上的投资是正确的。很明显地，如果他们认为雇用你只是给他们的payroll（发薪部门）增加了一个负担，当然不该雇用你。我后来精于在华尔街替银行巨头寻找我认为最优秀、挑得起又放得下的人才时，我发现雇用者最看得上的素质要求有五：
第一、性格。性格的开朗、活跃，不怕困难，不怕被拒绝，敢于坚持自己的意见，敢于承认自己的错误，与人相处既能融洽，但又有鲜明的态度，是最能引起面试官和公司人力资源部门的重视的。
第二、信心。性格又与信心连在一起，性格开朗的人往往信心十足，在企业改变的今天，销售部门――无论是华尔街的金融产品或是日常生活中使用的洗洁精，都需要人来推销它们，否则，好的产品也是死的产品。企业是人干出来的，人们的性格和做人做事的信心决定着公司能否生存下去。我认识华尔街的一位超级证券推销员名叫葛丽丝，她得到在美国八十年代最走红最难进入的投资银行所罗门兄弟的工作，便是她决断认真的性格所致。在应试官对她半认真半开玩笑地说他中央银行证券推销部所需要的人才；不是什么名牌大学的毕业生，而是华尔街街头风里雨里卖“热狗”的小摊贩时，葛丽丝抓起自己的高档西装外套就蹿出面试官的办公室并扬声说道：“需要我卖多少热狗？”就因为这，葛丽丝被所罗门兄弟纽约总部证券推销部雇用，而那一年，整个所罗门兄弟在全球一共只招收了三名亚裔！
第三、谈吐要清楚。华人在美国主流社会或中国人在外企求职时，一定要有口头上的准备，一定要战胜非母语带来的实际障碍与心理障碍而得到雇用者的认同。这就要求对工作了解详熟，明白公司是干什么的，自己的职位是什么，需要自己以前哪些成功的案例来支撑面试时取胜的机会。滔滔不绝是不可饶恕的，面试官在你开口五秒钟后便知道你能否胜任这份工作或毁掉公司。我的一位朋友初次去纽约银行面试文秘工作时，面试官问她有什么资格在银行做他的高级秘书，她文不对题地讲到她在哈佛大学进修过，见过众多的国家级企业领袖，知道他们的意图和性格；同时；自己是学英文的，能够准确地了解纽约银行与中国银行在业务上沟通的难点。她眉飞色舞地讲得正起劲时；面试官打断她说要接一个电话，一去就再没转回。他给她的教训是：当文秘的首先要知道什么时候终止讲话。但碍口害羞、吞吞吐吐也注定要失败，应试官会认为你的脑子出了毛病，所以反应才如此迟钝，口也跟不上趟。一问一答，答话的时间是问话时间的两倍为最佳；还有，当回答不上所提问题时，一定要诚实以待，回说自己不太清楚这个问题的答案，或说请指教我这问题该怎样回答为佳；或说这正是我的弱点，有待改进。千万不要装懂或文不对题地自圆其说甚至狡辩，因为这给人不诚实的印象，不诚实将使你失去一切求业的机会，特别是银行供职的机会。银行的第一要求便是诚实，因为这是公众对银行的要求。如果人们对银行置疑，还敢把辛辛苦苦劳作的报酬存进银行？同样地，你对银行不诚实，银行敢雇用你？把千百万资金交你手中？把二十四小时电脑运转的责任交你担负？不敢！
第四、专业知识。我们通常会认为专业知识应该放在第一位，但根据企业成功用人的案例看，往往在决定起用一个人材时，专业知识被放在人品素质之后。这样讲吧，如果我们去一高档饭店用餐，我们不会因为食品本身不是特别中意就发誓再也不去那餐馆了，而往往是因为那高级餐厅的劣等服务与怠慢使我们恼怒，使我们发誓以后再也不会去这家餐馆。所以英文有句俗话：不好的饮食因其优质的服务能被人原谅，但没有任何可口的菜肴，会使你忘记糟糕透顶的服务！（A good service can save a lousy meal； but a lousy service can never save an excellent meal！）
专业知识，配上高尚的人品和清楚的谈吐，往往立马能得到第二次面试的机会，我1992年在舒利文企业管理与人力资源咨询公司面试七次才被录取，问题出在我完全不懂专业又没有相关的工作经验上――我是厚着脸皮蹭上去的。
第五、个人背景。个人背景是应聘者能否得到面试通知的决定因素。没有良好的个人背景：学校的成绩，就读学校的排名，以前工作的经验，做了多少社会义工，是否在体育上有特长等等，都会被考虑，这是对一个人全方位的评判。中国人不太看重体育在人的素质培养上的重要性，而美国人却特别看重。在他们看来，体育运动能向一个人天生的素质挑战。能否接受挑战，不仅反映身体素质的好坏，更反映心理、脑子的承受力。比如说一个人的天生素质只能让他跑上八百米，但他靠超人的毅力跑上五千米，那么用人单位仅就这一条就会对他刮目相看。我的小老板就是这样一个长跑者。他没有天生的长腿，可他有天生的毅力，这毅力使他的“短腿”能跑过公司所有的长腿。想想，那些成天在华尔街各大楼里手执千万、亿万资产，在交易场上杀进杀出的年轻交易员，他们需要多大的心理承受力和体力来接受每个人在决策金额时，给公司、给自己带来的危机或机遇？华尔街那些年轻气盛的交易员，个个头发斑白，而他们的年龄也不过三十到三十五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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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992年发疯找工作的日子，我并不知道上面这些要点，也无人指点，但我决心很大，我敢去撞。我能失掉什么呢？如果我不去撞，我将失掉机会，道理，不是明摆着？
每天，我买回一大堆报纸，《金融时报》；《纽约时报》，《理财》，《今日美国》，《华尔街日报》，《波士顿环球报》，等等，报上征人栏的所有金融机构征人广告，条件都需要商学院毕业，金融专业或银行工作经验至少三年以上，我不灰心，手指翻起了茧，也不丧气。找到舒利文这家公司在华尔街报纸上登的征人启示，是在整整翻了七天的报纸后才发现的。征人启示这样写到：
公司旨在开辟亚洲市场，诚挚征求具有下列五项条件的资格人才：（1）商学院毕业；（2）五年银行或证券交易所工作经验，特别是香港金融界的工作经验；（3）有亚洲客户源；（4）有文件证明亲手处理过的人力资源成功案例；（5）至少会两种语言，英语和粤语（国语也可以考虑）。
五个条件中，我只有一个：讲英语和国语。 接下来关于这份工作的报酬和公司待遇，让我看得眼花缭乱，心动不止：
“薪水从优，底薪加分红；医疗保险，包括保牙医、眼镜（后面这两项一般保险都不保，发病的可能性太大，医疗保险就贵）以及生命保险；退养金；工作突出成绩显著者，公司提升机遇不断。”
更吸引我的一条是工作时间：晚间八点到凌晨两点。这就是说，整个白天都是我的，既可以和女儿亲近――我读博士的代价，是使我和女儿相处的时间很少，我真挤不出时间和她在一起，她两个月大时，我还将她送回中国十个月。这样的工作时间，既可以工作，又可以读书，读了近三十年书的我，不管我愿意还是不愿意，书已成为我生命的原动力，一天不看书心就空，哪怕有时拿着书并没有看进去，也能起到麻痹心理的作用。我思来想去，决心定了；舒利文这家公司找人去开辟香港亚洲金融人才资源与企业咨询服务的这份工作，就是我的――我非得到不可！
说干就干，我立即开始在电脑上打印我的履历表。我没有银行工作经验，但我有前后七年的教书经验。我从在南开大学上研究生时，在经济系就开授了一门“托福”课，在教托福的同时，我还在天津一家工厂兼职英语教学；我又写上北大的英语系正式教学工作；华盛顿大学教授过的三门汉语课：我写得如此详细，把课的代号101、201、301全都写上；还有我教过的一百多名美国各界人士――这些人学汉语，有七十多岁的老翁、老太太；也有仅五岁的小孩。洋洋洒洒的三大页履历表，把我的底气写足了。然而，这正是我犯的第一个大错，当我后来与我们全球人力资源部的小老板（Team
Head）米切尔成为“朋友”，一次酒后吐真言，他告诉我他看了我履历表的前五行，就把它扔进了垃圾桶。“你不是做毕业论文，你是找工作，找工作不就只需一句话吗：你们公司这份工作，是专为我设计的！”求职信写得太长，又不对口，确实烦人，伤人眼，伤人脑子，烦人心！但那天我在电脑上打完自己的“辉煌”履历表后，可是另外一番感受：心里美滋滋的，我七年教学（英文、中文全教）；加之中西方比较文学博士，尽管与这工作文不对题，我能言善写，怎能被拒之门外？
信发走了，我左等右等，等了一个星期，天天去查邮箱――我们区的邮递员每天三点送信，我总在三点以前就等在公寓大门口，没有公司回信，有好几次我想驱车前往，直接打上门去，但别人连电话也不愿接，会愿见我？这期间我共打过六七次电话，但每次公司接线员那甜甜的声音总是重复同样的一句话：“We
are still collecting cvs。”（我们正处于接收履历表的初级阶段。）有次我实在受不了这甜甜的拒绝，便大声喊起来：“I need to
talk to your boss；
Mitchell！”（我需要跟你的老板米切尔直接对话！）也许被我的怒气或我的绝望震惊，这甜甜的声音顿了一下后对我说：“Can you hold a
second？ Let me see if he’s
free。”（你能稍候？我看看他是否有空。）我为自己的好运暗自庆贺，心想这下一定成了，能和雇用经理直接说上话了。但等了足足一分钟后，等来的却是一句客套话：“Thank
you for holding。 Mitchell is in a
meeting。”（谢谢你等候，米切尔在开会。）“要开多久呢？”“不知道。”“我能继续等吗？”“不用。”电话挂了。 这样找工作4
在以后的七天里，我几乎每天打一个电话过去，米切尔要么在开会，要么在电话上，要么见客户去了，最后一次是他出差伦敦了。不管是真是假，总之，他没有时间给我。然而，就是这最后一次救了我。拿着电话发呆的我，那天突然灵机一动：我将第二个电话直接挂到了总机，请总机接线员接转公司总裁。这“胆大包天”的举动，给了绝望的我一线生机。电话接通了。
这里，我得打断一下。1992年，我去舒利文这家公司工作前，我曾有过一段让人心碎的炒股经历，这经历我一直想瞒着，因为回忆起来太需要勇气，但对我后来的求职却起了很大的作用。十来天前，我和一位朋友循着报纸去一家大陆人开的炒外汇中心去炒外汇，结果这家公司没有合法手续，被联邦政府给查收了，仅三天，我失去了全家的积蓄：一万七千美元。查封关门的那天，我们这么多可怜的留学生和访问学者，想到的、谈到的都是街上那可怕的到处卖房子的广告，卖车的广告，失业工人手牵手在市政府门前做成的人体广告：“我们要工作。”站在被查封的公司门外；我眼前的街上是一对年轻的美国夫妇，带着他们的小狗小猫，跪在大街的十字路口，脖子上挂着一大块厚纸牌，上写：我们要零活（Odd
jobs）。希望有人雇他们去割草做家务。现在，我将加入他们的行列，可我还跟他们有本质的不同：他们至少还可以领救济金，而我还领不到，因为我那时还没获得绿卡。当时我可真恨透了自己，我必须找份工作！我和朋友心急如焚地离开大楼，在被查封的公司外面转了很久不敢回家。我后悔万端当时不该去炒股，但钱已经丢了，该怎么办呢？我不愿回家，不愿看到丈夫的失望，不愿让他伤心。我和朋友在河边放声大哭，哭够了，我们无处可走，只有回家。回到家，坐在家门口的阶梯上等着，月亮和星星早已出来，洒在波士顿的夜空。我不知等了多久，最后终于鼓起勇气推门进家。丈夫早已知道丢钱的事，他看见我进屋，一把拉住我的手说，人没有出事就好。他把我的手抓得好痛，然后告诉我他下午出去把车卖了，也刚回家。
“车卖了，你怎么上班？”丈夫刚在一家电脑公司找到一份工作，离家十多里路，没车怎么上班？
“换了一个便宜的车。”这时我才知道丈夫将他花六千五百美元买了仅仅几个月的七成新的红色皇冠小跑车，以四千五百美元卖了出去；又用五百元买来一辆十多年老掉牙的旧车，虽然能开，但很破旧。唉，世上只有我知道他曾经是多么喜欢那辆红色的拉风小跑车！
“至少我们能有几个星期不用担心交房租，而且，我很快就会有薪水。”
我的眼泪哗哗地滴淌在他的手上，同时发誓要在股票市场或跟金融有关的地方把钱找回来，哪里跌倒，哪里站起来，手上还抓两把土！
八个月后，当我从公司拿到我的第一笔分红：扣掉税后的二万四千美元，我将丈夫约出去吃午饭，然后欢天喜地地和他一起去看车。我要给他买一辆当时在男士中最流行的红色日本跑车米亚塔（Miyata），那车很亮丽，只需一万八千美元，丈夫摸着车，十分喜欢，可坚决不买，把卖车的美国大个子急得流汗。结果我们的第一笔收入，在他的建议下送了他母亲八千美元，我的大舅父八千美元，其余的，我们自己留下。
在我等公司接线员转接电话时，我把最坏的结局已经想透了：不就是公司总裁不接我的电话吗？即使那样，我也没有失去什么，我能失去的已失去了，别人不要我，我得不到这份工作。谁知总裁秘书接到我的电话后，让我等等，接着很快传来宏亮道地的美国男中音，像电视广播上的声音那样浑厚、清楚、动听：“This
is Donald。 Howmay I help you？”（这是唐纳德。我能替您做什么？）
在这一瞬间，我把准备了一个多星期的话，我的优缺点一古脑儿全讲出来。我告诉他――在紧张状态下我连他的名字也没听清楚――我没有商学院的学位，但是我有文学博士学位，文学是人学，我善解人意；在获得博士学位的过程中，我知道怎样发现问题，解决问题。同时我告诉他我是一个女性，是一个少数族裔，我经受了很多艰难困苦，它们没有让我倒下，而是使我变得更加坚强。我还说，“女人总有一种土地感，坚忍不拔，长于应对生活中的不测。哪怕你们的雇佣经理再三不答理我，我也坚决不退。你可看到我的决心和勇气。”最后，我还专门补充说虽然我没有银行工作的经验，但基于我有上述这些优点，我恳请公司一定为我提供一个成功的机会，或者至少让我获得一份除教书和餐馆打工外的主流社会的工作经验。“您能失去什么呢？录用我期间的薪水？您可以不付我！”
等我被公司雇用后，我的这位大老板唐纳德告诉我，他当时听到我在电话上一口气用流利的英文说的这些话后，十分震动，立即就想雇用我，“因为你是一个不会向生活妥协的人，而我们公司需要的正是这样的人。”但按公司规矩，他仍然让我经历了七次面试，两个星期后，在拒绝了其他一百多应征人后，公司雇用了我。
这样找工作5 我的命运从此改变。 在我和公司大老板谈了近十分钟后，他说他将让米切尔立即跟我联系，安排我来公司面试。
半个小时后，米切尔的秘书打来电话，让我第二天上午十点到公司接受面试。
我无法言表我当时的心情，我只记得我慢慢地滑坐到了地毯上，让我的脑子自由地、不受约束地乱想。我想我在美国七年求学所受的一切感情之苦和经济之苦，立即就会成为过去，我们一家三口，再也不会各奔东西；我们去商店，再也不需精打细算；去超级市场，再也不会专捡便宜的食品买了，更为重要的是：我再也不会因为天天要找工作又找不到而变得心灰意冷。一想到去年（1991年）4月在新奥尔良开国际比较文学会议时，见到在会议走廊墙上那一百多名求职的中国博士生和教育学硕士生的名字和与之对应的少得可怜的几个教书名额，我的心就发麻。这不是拿鸡蛋碰石头吗？何况就算我这鸡蛋绕幸碰得过石头，我还有胆子抛家不顾，“走美国四方”，哪儿有工作就去哪儿吗？没有！今天是我选工作，不是工作选我。我已过而立之年，我们这一家三口，该结束东奔西颠的局面了。读博士的分离之苦，我受够了，骂我意志不坚、唯利是图吧！我要一家三口好好地生活在波士顿，置下我们的房产，实现我们的美国梦：好车，好房，好学区；银行里有存款，股票市场有债券，身上有体面的衣服，家里有无尽的温暖，心里有无限的幸福，工作上有无限的满足，生活中的一切不测，我们一家三口共同面对。难道我一定要具备经济学硕士或国际金融博士学位，才能干好这份工作，实现我的梦想？我读比较文学博士学位时所受到的严格训练，不是同样可以运用到企业管理中去吗？企业管理，管理企业，讲的不就是一个简单的道理：只要企业有一个问题，就一定会有一个解决问题的方案？读书的精髓就在于让我们有能力去找到这个问题的解决方案。企业管理，说到底不就是找到最佳的管理方案，以帮助企业得到最好的发展，从而获得最高利润？没有利润，所有的企业都会关门。到那时，再上大学教书吧！随便什么大学都成，两年制的，三年制的，四年制的！教中文、教英文都成！
不过，那也不成。在美国要能当上终身教授，也得自己给自己设立项目、给教案找资金去，要用三分之一的时间教学，三分之一的时间写稿发表文论，三分之一的时间给自己的科别申请各种资金，那是跟干企业一样的辛苦，清高也清高不成！这苦，我不能吃了。如果不能吃，就只好一辈子在美国教中文，学中文的美国人，总是大有人在的。哎，还是先把手中这份工作干好再说吧！
就在我这样胡思乱想的时候，我又犯了一个大错：我忘了考虑应该如何准备第二天的“面视”。别人同意给我一个面视的机会，并没有说给我一份工作，面视不等于工作。我没有写错字，是面视。我得先让别人面面相视我，先让将要雇用我的人在视觉上对我有一种认同感，建立了这种认同感以后，面试（或口试）才有可能成功。可当时坐在地毯上的我，哪里懂得这些？我连舒利文这家公司具体是干什么的也不知道！我没有人可问。
我跳起来，从衣橱里拿出我去年前往新奥尔良开会时买的只穿过一次的黄色廉价西装套裙，在镜子前比试了一阵，觉得还可以，又找出一对大耳环套在耳朵上。我没有合适的皮鞋。校园里，哪有穿高跟皮鞋的时候呢？记得1985年夏天初到美国时，连着一周，我轮换着穿从北京带来美国的好几条连衣裙，结果被几个美国同学追着问了好几次我是否天天去派对，从此我就改了装，再也不穿裙子皮鞋，换成牛仔服运动鞋了。尽管在过去的几个暑假里，我在高档的美国和中国餐馆带过位子，当过领班和招待，那也不用穿皮鞋。我咬咬牙，决定买一双新皮鞋。我于是开车去离家不远的麻省大道上payless鞋店买了一双＄9。99的白高跟皮鞋。那鞋原价＄14。99，我暗自欢喜节约了五美元。就这样的一身装束，我第二天斗胆“面视”去了。这是一家给美国大洋行在人力资源、企业规化方面出谋划策的公司，成功形象第一，可我那一身穿戴，引用米切尔秘书后来对我的直言：惊得她差点将电话掉地上！
我当时浑然不觉。1992年的我，一来不懂公司的dress
code（职装规矩），二来也许我是从中国大陆去美国的，我小时的大陆教育里，从来就轻视涂脂抹粉，三是来美国后的学校环境，培养了我一副穿“破衣烂衫”的校园风。我在骨子里压根儿就天不怕地不怕，更不怕被人笑话。到美国后，我只怕一桩事：早上醒来，无路可走。也怕和丈夫吵完架后，在异国他乡举目无亲的地方，孤燕难飞，无人心疼！
话说回来，面试，怕不怕呢？ 怕。怕面试失误而失去机会。我怕在美国没有工作，早上醒来，就无路可走！
美国有一句名言：在美国，机会人人均等，正如在篮球场上，人人都有投篮的机会，能否把住机会，能否投篮成功，全在于个人。
一个人，一生能有几次机会呢？更何况在异国他乡？ 我拼了：这份工作是我的！ 七次面试1
我生命中的每一个转折点，仿佛都与七有关：七岁上小学；十七岁高中毕业后，走投无路；二十七岁与丈夫结为连理枝，不久出国；三十七岁时，在华尔街立住脚跟，受所就职的美国公司和各大银行的青睐。搬家要搬七次，找工作，也要经过七次面试。人说事不过三，我说事要过七：七次失败，第八次站起来。
我经历了七次面试，进入华尔街。这七次面试中，有两次是被人故意“忘”在了会议室；有四次是“闲聊天”，因为面试我的人，见我一问三不知，可又蛮有趣的，便跟我天南地北地聊了好一阵子；只有一次是正经的面试，那次面试让我大开眼界。
第一个“面视”我的人是汤姆。 汤姆五十多岁，在贝尔思登（Bear
Sterns）证券纽约总部卖了近三十年的政府债券，两年前从华尔街退下来，与妻子从曼哈顿中央公园西边的高档公寓搬回到土生土长的波土顿北边小城，过上郊区的退休生活。但因为妻子烦他呆在家里，在毫无经济压力的情况下，为给妻子腾出家庭空间，汤姆只好出来打工。汤姆在华尔街熟人很多，在公司工作两年来，给公司带来好几位客户，但由于他后劲不大，项目完成率低，在公司的地位仅仅是一般职员，但他毫不介意，他在公司第三会议室“面视”我时的第一句话是：“Are
you also retired and have no place to go？”（你也退休了没去处？）
我非常感谢汤姆，他在我以后学习华尔街的运作、行为方式、待人接物方面，成为最称职的好老师，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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