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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子富豪杰克·菲尼-第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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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旁威士忌的制造商们却把账算到了免税商品销售的头上，说他们“除了苏格兰白兰地和法国白兰地，就不会卖点儿别的”。后来，一位报纸专栏作家写道，美国的酿酒业利益集团在约翰逊总统背后支持他立法，其中有一位著名的华盛顿说客，人称“软木塞”的汤米·科科伦，他经常去找约翰逊总统喝一杯波旁威士忌。许多年后，皮拉罗到海地参加一次商业会谈时遇到了科科伦，他向这位说客问起了当年指控的事，不过“软木塞”不愿再与此事有任何牵连。
6 暴风骤雨（5）
于是，1965年仲夏，在创立公司8年，眼看着它成长为世界上第一批跨国零售店之一后，查克·菲尼和鲍勃·米勒面临着暴风骤雨。公司受到了一系列挫折：约翰逊总统对“5瓶酒”业务的重创，地中海地区的残酷争夺，以及加拿大边境的汽车销售业务遭遇亚洲汽车销售垄断终端PX店的竞争，再加上公司内部混乱的账目和无度的挥霍。所有这些，都在演示着一个由空想家集团领导的创新型企业一步步走向灭亡的过程。
在国会山败诉后，菲尼开始进行收尾工作。他关闭了在日内瓦的办事处，把所有事情都集中到了纽约。艾伦·帕克也在受雇仅4个月后就离开了公司，李·斯特林把他们已经取得的36个瑞士工作许可证卖给了人称“伯尼”的伯纳德·科恩费尔德。伯尼是个国际金融家，他以瑞士为总部，通过一家公司处理美国信托基金的投资，不过那家公司后来倒闭，并导致许多美国和欧洲银行破产。
正当帕克四处寻找新的工作机会时，杰夫瑞·马尔斯特德从纽约给他打来电话，请他回公司工作。对于帕克在欧洲工作时表现出的对表格的超凡驾驭能力，马尔斯特德印象非常深刻。他请帕克立刻到美国，协助他解决公司的财务问题。这位会计即将举行婚礼，不过，他答应了马尔斯特德。6月12日，新婚的帕克带着他的丹麦妻子杰蒂飞到纽约。当时，帕克觉得自己未免过于冒险了，他以前从未到过美国。
鲍勃·米勒5月也刚刚结过婚，娶了一位厄瓜多尔美人，人称“钱特尔”的克拉拉·佩森蒂斯。正在马来西亚金马伦高原度蜜月的米勒接到了菲尼的紧急讯息：“我们遇到了天大的麻烦，你必须立刻回纽约。”米勒赶紧结束自己的蜜月，与钱特尔一起往美国赶。
在纽约，帕克发现情况失控：现金疯狂地外流，同时需要付给供货商的货款却严重短缺，而发货日期正在临近。他们面临着谜一般的状况，他们不得不停止汽车销售业务，但却又不能马上停止，因为它正在创造现金流。
自信而沉着的艾伦·帕克跟一小队查账员一起翻阅账目表。到纽约三天之后，他终于弄清楚了情况有多糟糕。公司的财政赤字已达160万美元，“这个数目在今天并不算什么，但在当时却是一个天文数字”。他们已临近破产的边缘，或许已经破产了。
在那个黯淡的1965年仲夏，这个管理团队中每一个具有业务技能的人都惊慌失色地离开了。杰夫瑞·马尔斯特德回忆说，德斯蒙德·伯恩、托尼·皮拉罗和一名叫鲍勃·刘易斯的加拿大籍会计一起来到列克星敦大街上的旅客国际办公室，表示他们不愿拿自己的职业名声冒险，决定离开公司。他们担心会卷入财务丑闻。德斯蒙德·伯恩说得很直白：“你们这帮家伙完蛋了，公司顶多再撑两三个月，我要离开这儿。我是一名特需会计师，如果这个公司破产的时候，我还在这儿，我的名声会受到影响。”米勒问他，公司有多大可能存活下去。“百万分之一。”说完，德斯蒙德扬长而去。
接着是托尼·皮拉罗。“他神情慌张地说，他也必须得走了。”米勒说。“所以，托尼走了。还有德斯蒙德，他们像兔子跳离正在下沉的轮船一样离开了。”他说，他对皮拉罗的印象非常深刻，“当我们步入坎坷时，托尼吓得失了神”。
6 暴风骤雨（6）
马尔斯特德也离开了。他说他倒不是为债务忧心，而是在过去5年里，他一直每天17个小时、每周7天地工作着，他太累了。“我的屁股日渐下垂，我已筋疲力尽。”他说，而且托尼建议他“尽早从这里脱身”。“很遗憾，皮拉罗的告诫影响了我的决定。”马尔斯特德告诉查克和鲍勃，他希望他们能留住艾伦·帕克，他愿意把自己那的股份移交给他——不管它们在当时值多少钱——然后他开着一辆价值6 000美元的凯迪拉克向加拿大边境驶去，那辆车是查克和鲍勃送给他的礼物。他在尼亚加拉大瀑布开了一家“地下酒吧餐厅”。在禁酒时代——那时，由肯尼迪总统的父亲乔·肯尼迪这样的人负责从加拿大进口酒水——那里曾真的是一家地下酒吧。
迪克·布拉德利，康奈尔大学酒店管理学院的毕业生，也是菲尼的朋友，曾帮助菲尼运营汽车国际，如今也离开了公司，自己开了一家叫“维多利亚站点”的公司——后来发展成了在美国、加拿大和日本拥有100家分店的连锁店。
“那真是多事之秋，”米勒说，“我刚刚新婚两个月，公司看上去就要完蛋了，而我们的核心人物们却为了自己的利益而各奔东西”他从拉森–夫审计公司请来了一位会计师——莱斯特·伍尔夫，请他独立审核账务，看看公司是否还有救。伍尔夫对公司所有业务的现金流进行了研究，然后指出当法令生效时，公司账目上会有多少钱，有多少辆汽车必须发送，多少员工必须离开。伍尔夫用了几个小时反复审核这些数字之后，说：“你看，我认为你和查克可以做到。不过，你们的开支太大，必须立刻削减。”米勒一跃而起，给了这位惊呆的会计师一个拥抱和亲吻，然后说：“伍尔夫先生，我爱你！”
米勒打电话叫艾伦·帕克来办公室，请他不要离开。“我需要有一位会计在这里，告诉我该怎么做。”他告诉帕克。帕克的处境很艰难，来美国只有短短几天，没有权利在这里工作，而且这份工作是如此危险，不过他又没有足够的钱回欧洲。他说，如果米勒他们答应给他公司的股份，他就会在这里工作5年。“公司看起来就要倒闭了，所以，我现在给你的任何股票都可能是没有价值的。”米勒说。不过，还是跟查克商量了一下，“我们同意了他的要求，给了他一些股份”。正是这个决定，让帕克后来成了世界上最富有的人之一。
菲尼和米勒差不多回到了原点。他们到纽约一家熟食店吃三文鱼三明治，米勒记得自己跟菲尼说：“查克，现在只有你我两个人，我们好像要有大麻烦了，我们必须拯救自己，现在轮到你和我来决定怎么办了。”菲尼说，现在仍然有机会摆脱困境，他们不能停止汽车业务，因为它还在赚钱。不过，他们或许可以通过香港和夏威夷的机场DFS来增加现金流，偿还债务。
菲尼绝望地沉默了一会儿。“当然，情况很糟糕。不过，我们也做不了什么。我们已经开了头，并且认为我们能从中赚100万美元。除了挽救公司、起死回生，我们别无选择。”他们解决问题的决心给哈维·戴尔留下了极深刻的印象。“鲍勃和查克都认为，他们的光荣使命就是尽力恢复现金流，把他们自己从困境中拯救出来。”他回忆道。
在这场危机中，丹妮尔·菲尼发现丈夫有了一些变化。在她看来，查克似乎总在向往着成功。她非常欣赏他——包括他如何进入康奈尔大学，如何学习法语，如何最终成为“地球村”中成功的一员。他们结婚时，他从不谈论钱财，只是坚持尝试自己的商业冒险。她能感觉到，财富并不是他的真正目标，他只是喜欢永不停息地挑战。现在，她亲眼目睹了他的希望如何化为泡影，他的自我受到了怎样的伤害。在家里，他仍然可以风趣、迷人、友好；不过，有时候他也会消沉、愤怒，不知疲倦地跟一拨拨出入家中的人们商讨渡过危机的良策。他们的家庭更加壮大了，第三个女儿莱斯利于1964年6月在巴黎出生，这也带来了更多的经济责任。不过，丹妮尔深信不疑，查克一定会找到走出困境的道路。书 包 网 txt小说上传分享
6 暴风骤雨（7）
为了节省开支，菲尼和米勒把旅客国际的办公室从列克星敦大街搬到了房租便宜些的新泽西李堡，与曼哈顿只隔着一座华盛顿大桥。在那里，帕克开始严格控制每个人的每一分花销。哈维·戴尔有一次路过，发现地上有个废弃的公文包。“是用纸板做成的，很旧了，里面是空的。我需要一个包，不过当时我没什么钱。我问艾伦能不能把那个包拿走，他看了看我，说：‘当然可以，您得付5美元。’于是我付了钱。”公司的预算缩减到了零。如果遇到商务午餐，由另一方支付。新的财务制度严重影响了米勒的个人开支现金流。有一次，他跟几位银行家一起吃午饭，当然大家都同意各自付账，最后米勒把每个人的现金都收集起来，然后用信用卡结的账。帕克进行财务控制的方法很简单，就是把公司的账本锁进抽屉。鲍勃·米勒会哀求道：“艾伦，我们得支付这张账单了。”而面无表情的艾伦·帕克却会说：“告诉他们，我们10天后还款。”
下一位离开的是李·斯特林。菲尼曾在1965年初请他去夏威夷管理DFS，并尽量提高销量。当时，他们雇用彼得·菲西安进行督导。可是，斯特林新婚不久，他的妻子不喜欢火奴鲁鲁的生活。像马尔斯特德一样，他也知道米勒处境艰难。据他回忆，压倒他的最后一根稻草是米勒的一封信。在信中，米勒“用命令的语气”要求他从夏威夷给汽车国际转账万美元。“鲍勃和我永远不可能融洽相处。”他认为。斯特林的父亲去世了，他想抽出时间来打理父亲在纽约的生意。他告诉菲尼，必须另外雇人了，然后就离开了公司，后来成为美国科罗拉多州一名成功的地产律师。
李·斯特林和杰夫瑞·马尔斯特德都是查克·菲尼的朋友，而鲍勃·米勒都无法跟他们相处，这给菲尼与这位最初搭档的关系也蒙上了一层阴影。虽然他们在创业时期曾拥有过美好的时光，并曾为了共同的目标而像拼命三郎一样并肩作战，但菲尼和米勒之间从未建立过亲密的友谊，而且从此增添了一份冷漠，这对他们之后几年中的关系是一种不祥的预兆。不过，当前最迫切需要的是执行挽救方案。为了实现目标，他们进行了区域分工。菲尼将去火奴鲁鲁发展DFS业务，米勒则到纽约以外的地方巡查，以最快的速度削减开支。
尘埃落定之后，他们对公司的股份进行了重新分配。马尔斯特德和斯特林离开时留下了的股票，他们同意给艾伦·帕克20％。于是，帕克拥有了差不多1/3的股份，不过，当鲍勃这样说时，查克反驳道：“没门儿！你要是愿意，就把你的分给他一些。”这一次，仍然没有任何书面文件。还剩下的股份。他们给了托尼·皮拉罗，尽管他已经在别处开始了自己的事业，但还是可以让他为公司做些公益活动。查克·菲尼并不情愿失去一个这么聪明的法律顾问，他们曾在华盛顿并肩面对约翰逊政府，菲尼知道皮拉罗有多么敏锐和专注。这位律师对自己的离职感到愧疚和烦乱，因此接受了股份。
琼·根茨伯格也是这次现金危机的一个牺牲品。菲尼去夏威夷之前，曾授意他清理法国分公司，来支持巴黎的业务。回到法国后，菲尼亲自去了一趟法国分公司，看看还有什么可以利用的，并给帕克留了一张便笺，说自己发现了一台电子加法机和一部根德收录机可以用在其他地方。不仅如此，菲尼还认识到了必须避免一切浪费。
菲尼和米勒听从哈维·戴尔的建议，把自己对公司的所有权转让给了他们的外籍妻子，这样一来，公司就不再受美国税法约束了。因此，公司的主要股东变成了出生于法国巴黎西郊的丹妮尔·菲尼，以及来自厄瓜多尔瓜亚基尔的钱特尔·米勒，在公司的档案中，前者是“女董事”，后者则只是简单地写为“已婚妇女”。
随着汽车业务和“5瓶酒”业务的衰落，菲尼和米勒取消了旅客国际和汽车国际的名号。现在，他们的名头几乎只剩下香港机场和火奴鲁鲁机场的DFS零售商，他们采用了已经倒闭的纽约分公司的名字。而在将来，他们的名字将广为人知：免税零售商或DFS①。（以下简称“DFS”。）
7 “三明治群岛”（1）
1965年查克·菲尼来到火奴鲁鲁的时候，位于火奴鲁鲁国际机场的DFS比一个货摊大不了多少。它位于海外候机厅，占地面积只有100多平方英尺；共有3个柜台，每个长4英尺，用思高透明胶带连接起来。
当时，在机场销售免税商品还是个相对较新的理念。其实，世界上已知的第一份免税许可早在公元8世纪就出现了，麦西亚的埃塞尔雷德国王赋予伦敦的主教以海关进口商品的税收豁免权。欧洲军队采用了这个理念，向士兵们提供免税的酒水和雪茄，而且大使们在所驻国家向来享受免税供应。大多数国家最终都在港口设立了免税专区，不过那里的进口货物都储存在保税仓库里，而且只用于海上供应。由于这些货品不会进入国内市场，所以免税。
第一批DFS应该说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海轮上的礼品店，光顾酒吧的乘客可以以免税的价格享用酒水。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国际航线的乘客们也可以享受这项权利了。不过，20世纪四五十年代的机场迟迟没有采取什么举措，因为那些航站楼的结构都比较老旧，没有足够的空间来进行商业活动。1947年，第一家机场DFS开设于爱尔兰西部的香农机场，横渡大西洋的飞机在这里停靠、加油。这个店是机场餐饮部负责人布伦丹·奥里甘提议设立的，起初它只有一个6英尺长的木制柜台，背后是爱尔兰威士忌的货架和爱尔兰雪茄的纸箱子，共有3名雇员，都穿着双排扣的衬衣。这个创意太新颖了，以至于在把一箱箱酒从保税仓库运到柜台的过程中，满腹狐疑的爱尔兰海关官员们全程监督，并要求柜台每天盘点3次存货。在机场，瓶子是不能打开的：如果瓶子摔落在地上，就算做打开，海关人员会赶来检查这些玻璃碎片，并当场征收商品税。20世纪50年代，这个店规模进一步扩大，开始销售香水、手表以及羊绒衫，顾客大多是在此转机的美国乘客。这些货品由伦敦和巴黎的制造商直接供应。香农机场首创的这种重要模式，后来被其他机场DFS纷纷效仿。
菲尼发现，夏威夷的旅游业开始进入了蓬勃发展期。自从1959年夏威夷成为美国的一个州，以及太平洋航线引入波音707飞机以后，大量的美国游客开始涌入夏威夷，而波音707飞机的引进使得从加利福尼亚到夏威夷的航程缩短到了3个小时。
温暖和煦的气候，摇曳生姿的棕榈树，还有湛蓝湛蓝的海水，夏威夷群岛几乎成了美国人心目中的天堂。1958年的奥斯卡获奖影片《南太平洋》（South Pacific）已经令美国人对夏威夷神往，再加上火奴鲁鲁的海滨胜地怀基基的夜生活日渐丰富，人们纷纷来这里欣赏男低音歌手唐·霍以及其他夏威夷流行艺人的演出。就是在这个地方，菲尼的康奈尔校友查克·索尔斯于1959年开办了第一家带有沙拉吧的美国餐厅，也就是后来在美国拥有50家连锁店的查克牛排馆的前身。20世纪60年代中期的酒店新发展，已经把怀基基变成了一个海边“曼哈顿”。怀基基一批较早的幽静的海滨酒店，如皇家夏威夷和莫纳，它们曾成功地接待过光顾夏威夷的富人和明星们，如今与新兴起的包价旅游酒店相比已相形见绌。建设项目数不胜数，人们都说夏威夷的州鸟是鹤①。
在国际候机厅的免税柜台周围流连的大多数旅客，都从美国本土或回本土的美国人，都不能购买免税商品，因为他们只是从美国的一个州到另一个州。按照国际法律规定，旅客只有在去其他国家时才能购买免税商品。菲尼不得不常常劝说一些美国人离开DFS，他们还以为夏威夷是国外呢。。 最好的txt下载网
7 “三明治群岛”（2）
不过，在中午到下午两点之间，店里还是很忙的，因为有一些飞往亚洲的飞机会停靠在这里加油。在DFS货架之间徘徊的旅客中，日本人越来越多。在20世纪60年代中期，日本人出现在国外还是相当少见的。为了振兴战后低迷的经济，很多年来，日本政府禁止普通公民出国游玩，只有因公出国的乘客才能得到护照，但只允许他们去一个国家，而且对他们可以带到境外的外币有着严格的限制。不过，随着1964年东京奥运会的召开，对休闲游的禁令有所松动，情况有了转变。当时，日本正在逐步向一个经济强国转变。查克·菲尼以前曾在日本服过役，还参加过东京奥运会，他感觉到这个拥有1亿人口的国家随时都有可能冲破它战后的封闭状态。1964年，大约有两万名日本人获准进行出境休闲旅游，平均每天只是55人，不过他们大部分都涌向了火奴鲁鲁。随着时间的流逝，珍珠港事件给美国人带来的怨恨已渐渐消退。夏威夷之所以吸引着大量日本游客，不仅因为它的亚热带气候和美丽的海滩，而且还因为去那儿很容易，许多夏威夷当地人都有日本血统。再说，那里是美国——物质世界的中心。
第一批日本游客的主要目标就是，把他们封存已久的积蓄花出去，换成在国内买不到或者贵得离奇的外国奢侈品，他们想买高档的酒、香水、手表、钢笔、首饰和皮草制品。“最初出境的日本人都是些乡巴佬，”菲尼说，“他们走进商店，解开腰带，脱下短裤，把手伸进裤裆里掏出一沓一沓的日元，他们都是带的现金。”
菲尼在日本服过兵役，了解日本复杂的送礼文化。日本人用35个词来描述送礼的行为，有的是指旅客在即将启程时收到钱，还有的是指给老板、同事、家人和朋友送礼物。一个日本公民出境时，他的老板、同事和一帮朋友都会给他很多钱，以保证他带礼物回来。还有年底和中秋，员工们也会收到塞满钞票的信封。菲尼站在火奴鲁鲁机场的柜台后面，对于这些风俗有了更多的了解。他看见一个商人模样的日本旅客买了15支唇膏送给他的员工，一个真皮钱包送给他的下属，一只手表送给他的上司，还有一瓶威士忌送给主管或者私人朋友。
菲尼在日本服役期间学过一些日语，但由于越来越多的日本人涌入这个小小的DFS，所以他又请来一位日语教师立川，每周用五个早上的时间来为他提高日语水平。他记住了很多惯用语，很快就可以接待说日语的日本顾客了。他坚持要求每一位柜员在接待顾客时都说日语，有些销售姑娘本身就是日本人，而她们的丈夫是曾在日本服役的美国人。当来自日本的飞机即将到达时，她们就在小小的柜台后面排成一排。“我常常站在姑娘们中间，让她们排好队，就像足球赛场上那些人准备发任意球的样子。”菲尼说。她们站得非常挤，菲尼还曾开玩笑说：“千万不能再胖了。”
菲尼设计了一套红点特价方案，销售员们如果能创造出较好的业绩，就可以得到奖励。“如果你表现得消极，那么顾客也会消极。”他告诉员工们，“销售就像打苍蝇，你要坚决出击，才能打中苍蝇。”他对姑娘们进行训练，“不过她们中的有些人也训练我们”，菲尼说，“我们有个姑娘，在卖出了6支售价50美元的钢笔后说：‘你就只有这几位朋友吗？如果我是你，我会再买6支，而且是更好的，65美元一支的那种。’”精于推销的日本销售员是毫不留情的，那些日本顾客们常常在走出门时甚至都不知道自己买了些什么。一次，有位顾客回来抱怨自己买的雪茄不容易燃烟，因为上面有洞：这位销售员非但没有承认这些雪茄是遭了虫蛀，反而信誓旦旦地说这是表示雪茄品质优良的穿孔标志。
7 “三明治群岛”（3）
DFS的价格给了日本人极大的震撼。出于保护主义的政策，日本对进口的白兰地和威士忌征收220％的附加税。在东京，一瓶零售价25美元的威士忌在DFS只需要6美元；在东京卖50美元一瓶的白兰地，在DFS只卖10美元。
一年之内，日本游客的数量从涓涓细水变成了淙淙溪流，乃至奔涌的河流。“这里的业务一派繁荣，”菲尼在1966年3月23日写给身在巴黎的琼·根茨伯格的信中说。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曾险些将他们压垮的危机已经开始缓解，DFS的利润足够米勒偿还汽车业务中的欠债了。更重要的是，菲尼在商业领域又重拾了一些风采。他为家人在艾纳海纳沙滩租的房子里，常常是一片欢声笑语，这里距离火奴鲁鲁只有20分钟车程。跟三个女儿——朱丽叶、卡罗琳及莱斯利在一起，菲尼开心得要命。“孩子们很有趣——你也造一些吧！”他在另一封信中跟根茨伯格说。他还开玩笑说，丹妮尔晒得太黑了，“如果她不离太阳远一点儿，我们可能就有种族问题了”。
形势一片大好，因此菲尼和搭档在1967年满怀信心地投标100万美元，申请接下来3年的免税特许经营权。这成了火奴鲁鲁报纸的头条新闻。对于一项小小的机场经营权来说，这个数字简直太令人震惊了。不过，菲尼和搭档对于自己的决定很清醒。日本经济在战后迅速复苏，以至于在1968年，它已成为世界上排名第二的自由市场经济大国，大批持现金消费的日本游客还在源源不断地涌出国门。
1968年1月，菲尼和他的爱妻*回到欧洲，重新在巴黎安了家。艾伦·帕克去夏威夷，作为总经理运营那里的业务，而在欧洲主管汽车业务的乔·莱昂斯则担任销售总监。就像菲尼之前的感受一样，帕克也被眼前的景象惊呆了。“我到夏威夷的时候，最初那个柜台还不到一个书桌宽，”帕克说，“我还记得那个压抑的建筑——它膨胀得如此迅速，柜台大了好几倍，而且顾客拥挤不堪。顾客人潮之汹涌令人难以想象，他们都冲着这些在日本国内要么买不到，要么贵10倍的东西而来。第一批日本旅游团都是公费的，而这正是使我们生意兴隆的‘福星’。我们占据了天时地利，我们非常幸运。我们的明智之处在于，意识到了日本的出境旅游一定会火暴起来。”他们把机场的店铺扩大到了400平方英尺，并且增加了存货。《火奴鲁鲁星报》（Honolulu Star–Bulletin）当时有一篇文章对此有记载：“除了酒、雪茄和香水，还有鳄鱼皮手袋、手表、首饰、皮草制品、钢笔和铅笔套装以及钻石。”
菲尼不辞辛苦地来到火奴鲁鲁，与帕克和莱昂斯商议如何更好地利用日本游客手中的钱。1969年，他们在商业区建立了一家8 000平方英尺的DFS。没有什么特许权之类的问题阻挠他们扩展到机场之外，他们把新的店铺设在了怀基基商业中心，就在日本航空总部的楼上。度假的人们可以进来逛逛，挑出要买的东西，然后把它们发到自己要乘坐的飞机上。那时，游客们的消费水平更高了。1968年，日本政府已经将准许个人兑换的外汇金额提高到了每人500美元，并进一步放宽了对旅游的限制。1969年，4/5的日本游客都是观光客，他们对购物的兴趣远胜于其他消遣。
在如何吸引日本人进入他们的商业区DFS方面，这几位老板显得得心应手，而他们的DFS已经变得像个飞机库那么大了。他们给旅游中介抽取提成，让他们甚至在游客们入住酒店之前，就带他们来DFS。他们为当地的导游、公交车司机、出租车司机提供休息室，里面有餐点部和电视，保证他们在里面待得舒舒服服的，不会在把手中的游客交给仁慈的销售姑娘们之后着急离开。莫里斯·唐松是个说日语的夏威夷人，作为客户关系经理，他在机场跟导游们套近乎，跟那些带旅游团来他们店的司机们交朋友，他给每一个人都准备了礼物。在陪同日本游客走进DFS时，唐松总是说：“现在，各位将要进入的是‘小东京’——只不过东西便宜得多！”顾客们都会得到一张卡片，以便他们在第二次或第三次光顾时可以索取特殊的礼品。在火奴鲁鲁，平均每个日本游客都光顾过他们店两次。
7 “三明治群岛”（4）
菲尼在夏威夷获得成功的消息传回了他的康奈尔朋友那里，夏威夷也被称为桑威奇群岛。这个名字是1778年英国海军上尉詹姆斯·库克为夏威夷取的名字，是为了纪念他的资助人——桑威奇伯爵。他们寄给他一张报纸以示挖苦，大标题写着：“‘三明治小伙儿’在桑威奇群岛发家①”。
1965年，菲尼和米勒的商业局势还不太稳定。有一天，一位相貌威严的高个子法国人穿过火奴鲁鲁机场的海外候机大厅，逛进了DFS。他就是卡慕洋酒公司的总裁米歇尔·卡慕，正要去亚洲改良他的干邑配方，当时他的干邑已经在世界上小有名气。“为什么货架上没有卡慕？”他问。当得知他们是因为现金流周转困难而难以赊购时，卡慕邀请查克·菲尼到纽约与他会面。
米歇尔·卡慕以前跟查克·菲尼打过交道。几年前，菲尼在地中海地区向美国海军销售酒水时，曾让琼·根茨伯格去寻找一种昂贵的干邑，以补充他们的供货单。那个法国小伙子去了在巴黎举行的国际食品酒水博览会，发现了一个名叫“卡慕”的货架，货架后的那位先生让根茨伯格想起了戴高乐。米歇尔·卡慕邀请根茨伯格到他位于法国西部科涅克镇附近的酒窖参观，并以优惠的价格卖给他50箱干邑。于是，菲尼和米勒成了卡慕的客户。1963年，这个法国公司的总裁甚至为菲尼特制了一瓶“卡慕庆典”。
1965年，当米歇尔·卡慕出现在夏威夷的时候，DFS的老板们在大多数供应商那里都无法享受合理的赊购。“如果你处于蒸蒸日上的成功期，他们会同意赊购；如果你只是刚刚起步，他们就不会同意。”菲尼说。在大多数奢侈品厂商看来，DFS业务的前景还不明朗，只是一帮投机商在狭小局促的商店里折腾的把戏。那些高端品牌认为，如果自己跟DFS合作，有失自己的身价。“在那时候，免税就类似于逃税。”琼·根茨伯格解释道，当时他已是卡慕公司的出口业务经理，“人们都很不理解，他们说这里面肯定有问题。”
经销商们也讨厌DFS，因为DFS的老板们往往尽量直接找到厂家，以出厂价拿货，这样就把经销商们踢出了局——这也是菲尼他们得到更多赊购权的另一个障碍。酒水供应商对DFS的态度非常固执，一般来说，他们都对酒水零售商要求60天的赊购期。然而对于DFS，他们只同意15~30天的赊购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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