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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1979国共对话秘录-第10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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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中提出了“化敌为友”的措施，还主动表示帮助台湾当局“长期固守”金门、马祖。
此文也是毛泽东的手笔。
至此，金门炮战基本结束。
此次炮战是海峡两岸长期对峙中规模最大的一次，沉重地打击了台湾国民党当局“###”的嚣张气焰，使其不敢对祖国大陆轻举妄动。
后来一位外国军事评论家评论此役，以赞赏的笔调写道：中共以“打打停停，半打半停，时打时停，打而不登，封而不死，攻而不进”的奇特战争方式，争取台湾国民党当局的配合，使美国“划峡而治”，“搞###”的阴谋，无论在中美会谈还是台美会谈中均未能得逞。
毛泽东在1959年2月中共召开的中央省市委书记会议上讲话时谈到台湾问题幽默而自信地笑道：“台湾可以10年、20年不去进行改革，还是三民主义，搞特务、###，尽他去反，只要你这个葫芦是挂在我的腰上，不挂在美国的腰上。”
因此，这次金门炮战是大陆和台湾隔海武装冲突的最高点，也是由军事抗衡转为冷战对峙的转折点。
据当时法新社及台湾记者发出的消息说：台湾当局在炮战之后“虽然松了一口气”，但以美国在这场危机中所作所为，清醒地看出美国只是要台湾、澎湖成为美国的永久性军事基地，而害怕与中共发生朝鲜战争那样的战争，是不准国民党###的，致使早就对美国心怀不满的蒋经国气愤地说：“台湾随时存在着被出卖的可能性。”当杜勒斯要蒋介石公开声明，“任何时候，任何地点，任何情况下，都不与中共和谈”，这位老谋深算曾被西方称为“东方拿破仑”的铁腕当权者却默不作声。这透露出他对北京的呼唤在内心深处并非无动于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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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峡间一场胜负之外的特殊战争（12）
在以后的岁月中，人民解放军福建前线部队按单日炮击金门时，都打到无人的海滩上，金门、马祖国民党守军回击时也心照不宣，双方都打“和平炮”，后来双方的炮击又改打“宣传炮”——用大炮发射宣传品。但北京是有原则的，当国民党中央常务会议通过《粉碎中共和谈阴谋实施计划要点》，当日人民解放军即猛击金门，发炮1万多发。其中的含意，台湾当局的心里自然是明白的。
久而久之，西方一些明眼人都得出这样的结论：金门那隆隆的炮声，是北京中国政府与台湾当局一种特殊的对话形式。
据说毛泽东得知此事，习惯地吮吮下唇，笑道：“此话不假。我们每逢单日朝金门打几炮，好呀，是居安思危，提醒全国人民不要忘了台湾还没解放哩，祖国统一还没实现，我们还任重道远啰，同志们仍需继续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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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留下了遗憾（1）
打归打，谈归谈。金门炮战之后，北京始终没有放弃通过各种渠道开展对台工作。
作为肩负国共双方实现新一轮和谈重任的秘密使者曹聚仁，虽自1959年以后，再也没北回大陆，但他仍然在为海峡两岸的统一而奔波，国民党和共产党都需要他为两党重开谈判尽力。对此，曹聚仁曾在给家人的信中谈道：“……本来，我应该回国了，但此事体大。北京和那边都不让我放手。前几年，我把局面拖住，可以说是对得起国家了。”“……这两年，我一直向北京请求回国去，但就为了那件事，非叫我留在香港不可……”
台湾对重开国共谈判既不让曹聚仁撒手，也不作具体的表态，这样一拖就是好几年。
其实，那“好几年”人民的新中国历经了严峻的考验，是新中国历史上最艰难的岁月。从1959年开始，中国大陆的经济发展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困难。这年和1960、1961年后来合称为三年暂时困难时期，其中最困难的是粮食的短缺。1959年粮食减少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大跃进”的浮夸风导致了1959年耕地面积的减少。1958年大放农业生产“卫星”的一大后果，是使中###的领导人相信，中国的粮食问题已经解决，中国的粮食不是少了，而是多了，于是，领导人认为，用不着那么多的耕地来耕种粮食，在制定1959年农业生产计划时出现了重大失误，决定全国减少总播种面积，于是1959年的播种面积比1957年减少了10％，其中粮食播种面积减少13％。一面是播种面积的减少，一面是由于灾害导致1959年单产的减少。这两个减少导致1959年的粮食产量仅3400亿斤，比当时公布的5401亿斤少2000亿斤，跌到1954年3390亿斤的水平。1960年和1961年的粮食作物的播种面积虽有所增加，但我国却遭受了比1959年更严重的自然灾害，导致农作物大面积减产。据1960年12月28日新华社报道，1960年全国有9亿亩农田遭到重灾，甚至一部分农田因灾害严重而没有收成。粮食的极度匮乏，营养的不足，加之劳累过度，全国农村出现了严重人口外逃、浮肿病和非正常死亡。1959年至1961年三年全国共有多少人因饥荒而浮肿自然无法统计，非正常死亡也一直缺少准确的统计数字，据推测，这三年因非正常死亡和出生率的下降而减少的人口数，总共在4000万左右。
此时内忧重重又添外患，中苏两党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严重分歧，由大论战导致公开决裂，印度趁机挑起中印边界争端，终于爆发了中印边界反击战。自金门炮战后一直不敢对大陆轻举妄动而一直念念不忘“复国梦”的蒋介石，误以为“大陆的危机，就是台湾的机运”，瞒着美国政府秘密制订庞大而完备的“反攻计划”，准备铤而走险，妄图与中共决一死战。蒋介石在准备大规模军事行动的同时，别出心裁地向大陆发起了所谓“心战”，训示台湾“救总”拟定救济办法，“关怀大陆饥民”，呼吁各国敦促北京开放港口，声称台湾将提供10万吨粮食救济大陆饥民，号召台胞每人节约一元钱救助大陆同胞。台湾当局利用空飘、海飘向大陆放送各类物质……此时的美国肯尼迪政府早就得到台湾当局可能反攻的情报，见到事态愈发严重，有害于因中苏破裂而形成的新的世界政治格局，美国总统肯尼迪亲自出面警告蒋介石：“台湾如对大陆采取行动，无异于自杀”，“台湾如出兵大陆，将违背《台美防御条约》”。蒋介石心虚了，在台湾凤山又一次召开军事会议，以美国不赞同和信守《台美防御条约》作为借口，不得不宣布暂缓军事反攻，改由情报机构派遣特工人员偷袭大陆，妄图以“游击活动”与“渗透工作”建立组织，配合大陆的所谓“抗暴”运动，扰乱社会，颠覆人民政权。虽然大陆发生饥荒是事实，有些人有些怨气也能够使人理解。但决没有蒋介石所说的出现了“反饥饿、反控制、反镇压的大潮大浪”，也没有人民解放军不忠的现象，更没有深受旧中国苦难的大多数中国人热切盼望蒋介石“###”的事实。有的只是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之下，同心同德，改正前进道路上的错误，战胜困难，建设新中国的雄心壮志与实际行动。蚍蜉撼树谈何易，可笑不自量，到头来落得个被彻底粉碎的下场。1963年11月4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安部发表公报，公报指出自1962年10月1日至1963年10月24日共歼灭国民党武装特务24股324人。公报指出从1963年7月29日至10月23日台湾还派出6股武装特务从越南北方登陆，妄图潜入广西山区，被越南民主共和国歼灭。蒋介石的“###”的梦想终成泡影！
历史留下了遗憾（2）
如果说那几年，中国大陆是“雪压冬云白絮飞”的话，那么，由于中国共产党人适时采取一系列安邦治国的措施，从1963年起，中国大陆已是“莺歌燕舞”，又一派生机盎然了，令人振奋的喜事接踵而来！
1964年1月27日，夏尔·戴高乐将军领导的法兰西共和国政府，断绝了同台湾国民党政权的外交关系，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代表中国人民的惟一合法政府，并且在两国之间建立了大使级外交关系。这件事，不仅使台湾国民党政权受到了一次严重的冲击，同时，也在外交领域，引起了整个资本主义世界的震动。在此背景下，美国政府宣布对台湾的援助由赠款转为贷款，且数额不断减少；后又通知台湾当局预定1965年停止对台贷款。一旦美国停止对台援助，台湾经济建设的资金又将遭到很大困难。
紧接着，1964年10月16日14时59分40秒，在中国大陆寂静的罗布泊上空，突然出现了耀眼的闪光。一团巨大的火球腾空而起，冲击波像飓风般地向周围卷去，紧接着便是震耳欲聋的鸣响，犹如串串惊雷，雷鸣声消失后，雪白的浓雾在空中翻卷，浓烟挟着尘柱滚滚上升形成一朵美丽的蘑菇状烟云，在茫茫大漠中冉冉升起。在这一声震撼世界的惊雷中，全中国沸腾了……
住在大洋彼岸已经把自己视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的国民党二号人物、前国民党政府的代总统李宗仁先生，对新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打破了世界上美、苏两大国的核垄断感到无比的骄傲和自豪，他认为不能再像断了线的风筝似的，浮萍浪迹，飘泊西东，毅然决定回归祖国。
1965年7月12日下午两点钟，瑞士航空公司的一架巨大的道格拉斯客机将从苏黎世起飞，经过日内瓦、雅典、贝鲁特和卡拉奇，一直飞往香港。
当驾驶舱里，驾驶员已经把飞行帽戴上了头顶；指挥塔上已经发出了准备起飞的信号；地勤人员已经准备撤掉舷梯……从检票口匆匆走来三位中国旅客。这三个，两男一女。两个男人都穿着同一颜色的藏青西服，雪白的衬衣，结着深色的领带。走在前面的稍微矮一点儿的，年龄在七十开外。他高颧骨，宽额头，两只大眼睛闪着兴奋的光采。后面的一位五十多岁，身材修长，浓眉，目光炯炯有神，显得精明而又潇洒。他们两个人，步履矫健而有力。女的五十多岁，脸上的轮廓清俊，虽然眼角上的鱼尾纹已经明显地伸展开来，面色也显得有些苍白，但依然可以看出当年的丰采。她穿着一套银灰色的西装套裙，体态丰盈，步履却有些艰难。
这三位旅客的惟一送行者，一个身穿咖啡色西服的中国青年，替他们提着沉重的行李。
青年一直把他们送到一等座舱的舷梯旁。他和三位年长的握手告别的时候，又郑重地嘱咐了一句：“请注意！在日内瓦和贝鲁特两个机场，千万不要走下飞机！”——日内瓦和贝鲁特这两个城市，是世界上著名的特务和情报活动的中心。许多神秘的失踪，意外的“车祸”，残暴的绑架，都曾在这里发生过。
个子稍高的那位中国人点点头说：“记住了，请放心！”
青年向着上了舷梯的老人招了招手，大声地说：“一路平安！”
三位旅客回过头来向青年招手，连声说：“谢谢！谢谢！”
他们转身刚刚跨进客舱，地勤人员便撤掉了舷梯。道格拉斯客机便带着使大地为之颤栗的吼声，挟风而起，飞上了蓝天……
这三位旅客，那老者正是李宗仁，女的是他的夫人郭德洁女士；另一位是专程前来迎接他们的前国民党中央委员会的常委，李宗仁的亲信和智囊人物程思远。
九年前，程思远抱着豁出去的心情，要亲身试一试中国共产党所宣称的来去自由的许诺到底是真是假，他要亲眼看一看，在共产党掌握政权之后，那片给过他生命，哺育过他成长的多苦多难的土地上，究竟发生了什么变化，他作为港澳参加“五一”国际劳动节庆祝活动代表团的成员到达北京。不几天，日理万机的周总理特意在金碧辉煌的紫金阁设宴款待他。参加这次宴会的还有程思远先生早就熟悉的李济深、张治中、邵力子、蔡廷锴等爱国民主人士。
历史留下了遗憾（3）
大家在宴会桌边落座之后，周恩来总理对程思远说：“今天，你应该多喝点。因为这是解放之后我们第三次同国民党人接触，是很有意义的一件事。第一次，是叶剑英元帅在广州同张公权见面。第二次，是我找龙绳武。龙绳武你熟吧？”
程思远回道：“龙云的儿子。”
“对。他后来跑到了台湾，还在广播中骂我们。”周恩来总理把两臂在胸前抱了起来，身子向椅背上一靠，爽朗地笑了起来。他的笑声是感染人的。这笑声中，包含着对事物矛盾着的诸多因素的透彻理解。
宴会在亲切的气氛中进行。在宴会行将结束的时候，周恩来总理一字一句地对程思远说：“请程思远先生向李宗仁先生和所有在海外的国民党人士转达我们的这样几句话：爱国一家，爱国不分先后。我们赞成中国的一句古话：和为贵。大家应该相见以诚，团结对外。欢迎他们回来看看，保证来去自由。”
几天之后，程思远所到之处都受到热情的欢迎和友好的礼遇，怀着一颗难以平静的心，回到了香港他的那座位于荃湾、面向维多利亚海的海滨别墅。他花了好几个晚上，把他回国的经历、感受和周恩来总理要他转达给李宗仁和海外国民党进步人士的话，写在信纸上。因篇幅太长，分装了几个信封，寄给了远在美国新泽西州盎格鲁林镇的李宗仁……
李宗仁花六万多美元购置的一处房产，坐落在盎格鲁林镇的中心。这座二层楼房的美丽建筑，除了结构紧凑，质料坚实之外，还反映着美国人那种实用主义倾向。在追求豪华和艺术特色的同时，还不忘记舒适方便。这座建筑上，有高大的玻璃窗，可以尽量多吸收阳光；它还有一个为绿荫和草坪所覆盖的庭院，可以让主人，在星光灿烂的夏夜，沐浴着玫瑰花那高贵而又典雅的芬芳回忆往事，憧憬未来。穿过花园和草坪，大门敞向车水马龙的街道。这座小小的城市，虽然属于新泽西州管辖，但地处纽约与新泽西州的交界地区，仅以一座铁桥之隔与纽约相望。因此，它实际上是纽约的一个郊区。这里还保持着一点原始的自然风貌，古朴的风格，乡野似的宁静，成为人们躲避纽约那种狂风巨浪似的生活的一个避风的港湾。
深居在这里的李宗仁，这些年一面冷观世界上的风云变幻，一面在撰写自己的回忆录。与他有些交往的美国朋友向记者透露：“他在美国太寂寞了！”但他们无从了解李宗仁先生内心深处的巨大痛苦和永无休止的激烈斗争。
当李宗仁收读了程思远从香港寄来的信件，应该是欣喜若狂了，但他当时的反映恰恰与此相反，他用相当激烈的言辞，给程思远写了一封回信，责备他“如此重大之举，事前并无商量便擅自行事。”……
但两年之后——1958年秋天，北京城枫叶如醉的季节，也许祖国大地上充满了生机的沸腾生活，使这位在美国土地上寂寞的七旬老人倾向神往，他给老朋友李济深写了一封长信。在此信的结尾部分语重心长地说：“中国有句古语曰：树高千尺，叶落归根。”表示了他意欲返回社会主义祖国的愿望。
李济深很快地把从北美洲传来的信息，报告了周恩来总理……
第二年——1959年10月，程思远作为港澳地区参加国庆十周年庆祝活动的代表团成员，第二次回到国内。周恩来总理于10月25日下午3时，又一次在紫光阁会见并宴请了程思远。
当话题又转到李宗仁意欲归国的问题上，因其中不仅纠葛着国共两党根深蒂固的斗争，而且还牵涉到中美、中苏和世界上其他国家错综复杂的关系，周恩来总理深思熟虑地说：“李宗仁先生要回来，我们是欢迎的。但是，现在时机还不成熟。适当的时候，李宗仁先生可以到欧洲走一走，你去见一见李宗仁先生。把你见到的一切和他的想法，都好好谈一谈。”总理还谈到了李宗仁回国之后生活上的安排，和将来在工作、出国旅游方面的一些设想。
程思远聚精会神地听着周总理亲切的话语。做为一个还生活在香港的前国民党高级官员，他此刻由衷地接受了总理所提出的这一切。从这里，他深深地感受到，中国共产党对于海外的爱国民主人士的政策，并不是引诱他们来归的一种手段，而是真诚的希望。希望他们能在实践中不断地改造自己的世界观，逐渐地成为人民队伍中积极的一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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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留下了遗憾（4）
程思远回到香港后，他把自己的想法写信告诉了李宗仁……
1960年9月李宗仁的夫人郭德洁女士受李宗仁的委托，非常秘密的从美国飞到了香港。
郭德洁告诉程思远说：“德邻已经下定决心，一定要回到大陆去。他总是在重复着那句话：树高千尺，叶落归根。这一次我回来，他一定要我把一些珍贵的文物交给你，要你务必转给祖国……”
1963年12月9日，按照周恩来总理的安排，李宗仁由美国飞往意大利的首都罗马“旅游”，后又飞抵瑞士苏黎世，与阔别14年之久的程思远第一次重逢。
他们通宵达旦地长谈……
李宗仁坚定地对程思远说：“我们不能再像断了线的风筝似地，浮萍浪迹，飘泊西东。我是中国人，当然要回中国去。但是，蒋介石那个中国，是与我无缘的……”
当程思远把1959年10月周恩来总理那次谈话的全部内容转达给他的时候，他激动得眼睛都有些湿润了。他非常感慨地说：“我们这些人，过去也有雄心抱负，立志要干一番事业。不过这些理想今天看来，是渺小的，因为他还没有脱离我们个人的范畴。你见过我前些天接见意大利《欧洲周报》记者奥古斯托·马赛丽的谈话么？”
程思远说：“我在离开香港之前，才看到香港《正午报》上发表的摘要。”
李宗仁接着说：“我说我像蒋介石、国民党一样，是一个失败者。惟一的区别是我并不把这件事放在心上……但是，真正地不放在心上是不容易的。共产党、周恩来这样的人，才是真正不把个人的得失放在心上的。他们想的是全民族，包括他们也包括我们；包括今天，也包括未来。这正是中国的希望之所在。这是共产党所领导的社会主义中国成为众望所归的缘故。
这一年的冬天，从我国西北地区发出的一声轰然巨响，又震动了整个世界。中国人民突破了敌人的重重封锁，靠自己的力量，成功地爆炸了一枚原子弹，庄严地宣告了：美苏两霸靠原子弹讹诈来混日子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
一桩桩喜讯接踵而至，不能不使虽然身在国外，但已经把自己视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的李宗仁感到无比的骄傲和自豪。他那种要为祖国尽一点公民义务的想法，又鼓舞他在致书给美国总统肯尼迪，强烈要求美国政府面对世界的现实，迅速改变对中国的政策之后，于1965年2月12日在美国《先驱论坛报》上发表了一封公开信，劝告美国政府不要沿着错误的路线走下去，应该效仿戴高乐将军的法国政府，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
这封公开信的发表，使台湾的蒋介石集团十分震惊。
同年3月18日，李宗仁的广西旧友原国民党桂系的第二号头领、曾任台湾国防部长的白崇禧突然从台湾发电报给李宗仁先生，指责他：“旅居海外，迭发谬论，危及家邦，为亲痛仇快……”
李宗仁知道白崇禧此举，是蒋介石的唆使而为之，一笑置之。这反而使他归心似箭，毅然给程思远写信，表示急于参加祖国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不愿在美国再碌碌无为地虚度残年。
程思远立刻把他这个愿望，汇报给了周恩来总理。
周总理根据国内外一派大好形势，果然地做出了决定：时机已经成熟，李宗仁先生多年的宿愿，可以如愿以偿了！
当程思远这次在香港收到了李宗仁的幼子李志圣从纽约发出的电报：“货已启运”是6月13日。
按照原来约定好的暗语，这就是说：李宗仁已经从美国出发，飞往瑞士的苏黎世。
程思远立刻把这个消息，报告给周恩来总理。
周总理请程思远立刻前往北京。他要亲自同程思远商量李宗仁从欧洲回国的一些技术性问题。特别要对李宗仁的安全，考虑一些必要的措施。
但是，由于必须办理的一些手续，耽误了时间，程思远于18日下午两点才到达北京，而周总理已于上午10时乘专机前往非洲国家，进行友好访问去了。但周总理临行前，把这件事委托给了国务院秘书长周荣鑫等同志，并对李宗仁回归祖国的有关经费、技术、路线等各方面的问题都作了详细周密的安排……
历史留下了遗憾（5）
飞程毕竟是漫长的，而也是风云莫测的。李宗仁一行三人，牢记那位青年的嘱咐，安全的经过了日内瓦和贝鲁特。
现在道格拉斯客机以每小时两千多公里的速度正从贝鲁特飞往东方，它将在午夜之后经过卡拉奇，离祖国的大门是越来越近了！此时坐在一等客舱里的李宗仁百感交集，当年他一时犹豫，错过良机，酿成飞出国门流亡异国的往事，一幕幕又浮现在眼前……
道格拉斯客机载着李宗仁辛酸而凄凉的回忆在夜空中向卡拉奇飞行。
李宗仁心里不由长叹：“我如今悔之晚矣，我的一切灾难和不幸，都因为与蒋介石决裂得太晚而形成的……”现在他终于与蒋介石决裂了，即将回归祖国，心里不由又充满了对新生活的憧憬……
但是他全然不知现在台湾的蒋介石，是决不允许他的新生。就在这架道格拉斯客机航行的途中，罪恶的黑手正向他暗暗伸了过来，一封杀气腾腾的密令驾着电波从台北飞出，抢先到达了卡拉奇！
蒋介石命令他在巴基斯坦的特务机构，要在李宗仁先生、郭德洁女士和程思远先生到达卡拉奇时，在候机大厦的楼梯下面，用暗杀手段结束他们三个人的生命。
值得庆幸的是这份发自台北的密令，并没有成为真正的秘密，它从台北发出还不到一个小时，当时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驻巴基斯坦###共和国的特命全权大使，也收到了从北京发出的急电。国务院的领导同志指示，要万无一失地保证以李宗仁先生为首的三位国民党人的安全。
时间已经十分紧迫！
两条互相敌对的看不见的战线激烈地搏斗起来了！
当时针指向1965年7月13日凌晨两点，敌我两方瞩目的道格拉斯客机在卡拉奇国际机场降落了。
飞机刚刚停稳，李宗仁夫妇和程思远先生，按周总理的安排便整理好自己随身携带的行李，准备离开机舱。
突然，机舱外传来了警车声。
警车的到来，可不是吉祥的征兆。
他们被全副武装的巴基斯坦军警请进了警车。车门刚刚关上，警车便鸣起警笛，亮起警灯，风驰电掣地向机场外驶去。
这时，坐在司机旁边的一位中国人笑着回过头来，他一边和李宗仁夫妇和程思远先生握手，一边亲切地说：“李宗仁先生、郭德洁女士、程思远先生，你们辛苦了！我是中国驻巴基斯坦的大使，奉周总理的指示来迎接你们。”
李宗仁高兴地说：“谢谢，谢谢！”
大使同志接着说：“请原谅。因为蒋介石已经在机场大厦的楼梯下，布置了要暗杀你们的特务，我们才不得不请巴基斯坦政府帮助。为了确保你们的安全，才动用了保安部的警车来接你们，这是周总理再三指示的。”
李宗仁夫妇和程思远，情不自禁地把脸贴近汽车的玻璃窗，又看了一眼那些越来越远的灯火辉煌的大厦，一股暖流涌过了他们的心头，不知道是由于激动，还是由于感激，泪水涌上了他们的眼眶……
他们在绿树掩映花园似的大使馆休息了三天。但是危险并没有过去。台湾的蒋介石得知在卡拉奇机场大厦暗杀李宗仁的阴谋失败之后，暴跳如雷，他几乎是在半疯狂的状态下发出了第二道命令：要特务机构必须侦察出李宗仁、郭德洁和程思远回国时所乘的专机起飞的时间和航线，或者班机的航次。他决心不顾国际法和起码的人道主义准则，准备派出飞机进行拦击。而且，不管这架飞机上，除了李宗仁一行三人之外，还乘有多少无辜的旅客，也不管这架飞机注册于哪个国家，属于什么公司所有……
对于李宗仁来说，当他得知这消息时他是十分伤心，又十分痛心的。这是他与豺狼为伍的一种报应。当晚他显得很激动。他悔恨自己在黑暗和光明、过去和未来、幻灭与希望之间，徘徊得太久了！蒋介石之所以要摧毁他的生命，仅仅是因为他不愿意和蒋介石一起，与人民为敌到底，成为民族的千古罪人！现在他明白了，蒋介石一伙越是拼命阻挠他回到祖国去，越是说明他的选择是正确的！他伫立在窗前突然想到一个问题：尽管周恩来总理对自己的安排非常关心，驻巴基斯坦大使馆的同志们为他的安全竭尽全力，但是，天有不测风云，万一蒋介石的阴谋得逞，他本人客死他乡，只能魂归故国的时候，今夜所得出的结论，不也要和六尺之躯一起埋入黄土了吗？他脑子里豁然一亮：应该把这一切都写下来！于是，他快步走过去，开着了电灯，坐在写字台前，摊开文房四宝，奋笔疾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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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留下了遗憾（6）
“首先，我所欲言者，即十六年来，我以海外待罪之身，感于全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和毛主席的英明领导之下……国家蒸蒸日上……毅然从海外回到国内，期望追随我全国人民之后，参加社会主义建设，并欲对一切反帝爱国事业有所贡献，今日自誓有生之日，即是报效祖国之年。耿耿此心，天日可表。
“……我深望海外侨胞和各方面人士，也应该坚决走反帝爱国的道路。1949年我未能接受和谈协议，至今犹感愧疚，此后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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