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经历的北平地下党-第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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木�队尚未到达北平，日本军队也没有放下武器，蒋介石命令日本人维持社会秩序，不许向我军投降。在清河军校内部，国民党、三青团的地下工作者也在蠢蠢欲动。
　　刘仁找金大鹏研究，乘国民党军队未到之际，马上采取行动，搞个里应外合。金大鹏表示完全可以。刘仁随即找王苏、高真与当时北平市委的军事部长甘春雷一起开会研究。刘仁决定立即袭击清河军校，夺取武器装备我军，同时扩大我党我军的影响。根据刘仁的决定，王苏、高真、甘春雷、新五团丁团长共同研究了战斗方案。决定金大鹏、鲁有章、彭博参加行动；高真、孙超、袁沐三继续隐蔽在军校坚持工作。8月下旬的一天拂晓，战斗开始了。这天午夜，金大鹏到北安河接应我军部队并带路。鲁有章、彭博解除了清河军校门卫和警戒部队，并把他们捆起来，然后打开大门，把埋伏在校门外的一个民兵团引进校内。那天，清河军校的值星官正是金大鹏，他故意不下抵抗的命令。就这样，我方在半小时之内就胜利完成了任务，缴获长短枪900支，轻机枪11挺，还有大批弹药和军用物资，并带出60余名进步的青年军官和学员。我军没有一丝伤亡，清河军校也没抵抗，他们只是在我军撤走之后放了一阵空枪应付应付。缴获的武器主要装备了新五团。在以后的解放战争时期，在晋察冀一带，新五团作战颇有名气。
　　跟随出来的60余名进步的青年军官和学员；被带到张家口，部队同志给这些青年办了三个月训练班，经过学习，基本上都参加了中国人民解放军，不少人成为我军的骨干。这期间；刘仁委派薛成业等到那里挑选十几名本人自愿；同时有条件去北平或其他地区国民党改编的原伪军工作的，经过进一步学习；派了过去，站稳脚后再跟组织联系。
　　1945年日本投降后，刘仁还派薛成业与魏焉联系。他们于9月上旬从敌伪石景山制铁所守备队搞到数百支枪和一批弹药；用来武装了我军。
　　解放战争时期，薛成业在北平地下党学委领导下担任中小教委书记，做中小学教员中党的工作。1948年，薛成业在刘仁直接指挥下，参与策动了国民党第九十二军起义。全国解放后，薛成业在北京市教育战线担任领导职务。
　　

一、出生在一个具有强烈民族意识的家庭
在安捷来晋察冀之前，我们彼此不相识，也没见过面。我只是听说，北平地下党有一个叫艾红（当时安捷的化名）的年轻女同志，很能干，宣传抗日，发展组织，开辟秘密交通线，输送干部，工作做得有声有色。
　　安捷原名艾蕙兰，艾红是她参加革命后使用的第一个化名，其后的化名还有欧萍、安捷。安捷祖籍河北省高阳县，1923年出生于北京房山县。安捷的父亲艾可庭自幼家境贫寒，却又向往文化，因交不起束脩（学费）而向村塾先生下跪求学。但他只读到12岁就被迫辍学去卖杂面以贴补家用，接着到北京学徒。时遇八国联军侵入北京，店铺被毁；此时他的哥哥因参加义和团且在北京打死一名奥国侵略军的军官而被捕入狱。为赎救哥哥出狱，他从同乡那里借了100块大洋。为了偿还这笔债务，他肩挑布挑，走乡串村叫卖布匹，经过20年的惨淡经营，不仅偿还了债务，而且积攒了财富，购置了土地，开办了店铺。如此经历，造就了他仗义疏财、乐善好施的性格。
　　艾可庭的世交高阳县庞家佐村老齐家很多人去法国发展，在那里资助勤工俭学的中国留学生，这些留学生中很多是中国共产党创建初期的骨干。老齐家弟兄常把法国的###科学讲给他听，使他受到潜移默化的影响。这期间，先后发生了孙中山领导的###革命、国共合作北伐战争和共产党在高阳县、蠡县领导的高蠡暴动。当革命受到挫折时，艾可庭曾经冒着风险挺身而出收留、隐藏和救助落难的同盟会员、北伐军将士和高蠡暴动的革命青年。
　　为了让安捷姐弟上学，艾家移居北平。
　　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激起艾家强烈的爱国主义情绪。艾可庭把自己的粮库倾尽赈济给乡民，决不给侵略者留下一粒粮食。父亲的行动，影响着少年安捷。安捷在北平辅仁女中读书时，就自发地参加抗日活动。1938年，日军占领南宁，北平日伪当局命令学生上街###庆祝，安捷摔掉学校发给的纸旗，用脚踩烂，带头离开队伍。她在同学中组织读书会，学习进步书籍，传播抗日思想。在她结识了她的高阳县庞家佐村的同乡、###地下党员齐克君（铁华，女）之后，她积极要求参加共产党，并于1940年经齐克君介绍加入“民先”、1941年经庄英（女）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安捷在辅仁女中的抗日活动受到校方的注意，1941年暑假，执掌校务大权的德国修女把安捷和她的好友姚锦凤开除出校。安捷转入艺文中学，姚锦凤转入慕贞女中。此后安捷还先后转入志诚中学和中法大学，那是因为去抗日根据地返回北平后，不###行踪。
　　这段时间，安捷联系和团结了一批进步同学，她们是叶宁（关淑勤）、周庆汾、韩珍、张桂庚、赵琳、杨曼琳、左淑芳、方敬文、王明新等。安捷的爱国活动以及以后的抗日革命工作，都得到父亲艾可庭强有力的支持。
　　联系安捷的，最早是齐克君，齐克君转入###北方分局社会部系统后，由庄英来联系安捷，庄英的上面是北平城委周彬。1941年底周彬撤离后，好长时间她们没有同上级接上关系。1942年紧急撤退中，庄英撤回根据地，安捷由黄泛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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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战斗在秘密交通线上
城工委派我和张一峰开辟了进入晋察冀根据地的秘密交通线后，北平至满城这一段的交通，由安捷负责。在1942年的紧急撤退中，安捷承担了来往于北平与保定城西蛮子营秘密交通联络站之间联系、安排和输送有关同志的任务。
　　在这条秘密交通线上工作的还有王洛宝和杨森。为了掩护工作，安捷同他们商定，叫王洛宝夫妇表兄表嫂，叫王大娘姨妈。安捷跟杨森商定，同他家定成了基督教教友关系。
　　安捷为送第二批同志而去蛮子营联系时，王洛宝向安捷传达了行动计划，叮嘱她：“这次要接董鲁安教授来，对于他的安全要特别注意。”　安捷返回北平后，即着手安排。原计划第二批共9人于8月上旬启程来根据地，安捷安排董鲁安教授与这一批同行。
　　由于这一批不仅人数多，而且有天津的和家住天津的朱学昆、关淑勤，安捷和金英爱分头去蛮子营找王洛宝、杨森联系，联系妥当后，安捷通知北平的同志，金英爱通知天津的同志。
　　安捷是学生，利用暑假送人，由于工作环节多，以及秘密工作的限制，时间非常紧张。第二批走后，安捷同饶毓菩、王秀山分头商量，安排了第三批。其中有陆孝华、张象耆、杨孝兴、王萱。
　　1942年夏天；安捷多次去蛮子营；往返乘车、行路，通过敌人岗哨确实有困难、有危险。但是为了完成组织上交给的任务，自己的安危只能置之度外了。旧社会城乡衣着十分悬殊。安捷从北平到保定去蛮子营就很不方便，换衣服不好，不换衣服也不好。因为即使她穿上农村姑娘的服装，也改变不了她“居住证”上的身份、北平的口音和学生气。她只好穿上最朴素的学生装。尽管如此，多次出入游击区也有点扎眼。有一次，为送一批同志她提前到蛮子营联络，时值下午，密密层层的青纱帐使她看不到村边有敌人。本打算沿村往西去王洛宝家，没走多远就发现大槐树下有十几个伪军在乘凉，看见时已经躲闪不及，更不能后退，只能接着往前走。敌人呼啦一下站起来，端起枪凶狠地问：“从哪儿来，到哪儿去？干什么的？”安捷随机应变回答：“我是基督教徒，来看望村里的教友。”她随手从书包中取出一本精装烫金的书籍。伪军问：“这是什么？”安捷答道：“这不写着，《新旧约全书》！”伪军一看真带着圣经，态度变了。安捷道声谢，抬脚走了。
　　安捷为送第二批同志去蛮子营联络时，王洛宝转给她一个小纸条，是黄泛为接董鲁安先生而写给饶毓菩的。炎热的伏天，汗流浃背，到保定上火车，女检查员纠缠不休，打开包袱一件一件翻。眼看要翻到藏纸条的卫生带了，安捷急中生智，抓起包袱中一只精致的口琴扔到女检查员的手里。女检查员放下卫生带拿起口琴，说：“这口琴真不错！”安捷顺水推舟说：“你喜欢就送给你吧！”这样转移了女检查员的注意力，躲过了检查。
　　

三、我与安捷的第一次见面（1）
在1942年这个不平凡的暑假，经安捷安排送到根据地的共计25人。当时组织决定，完成输送计划后，安捷随最后一批同志撤回根据地。为此，安捷对自己联系的同志作了安排：有的等上级来接关系，如董葆和等；有的转交饶毓菩联系。安捷、陆孝华、张象耆、杨孝兴、王萱等五人离开北平安全抵达蛮子营。8月16日当夜色降临，安捷等五人由武装交通员陈德夫、韩德全、王杰、王洛宝、王瑶负责护送，悄悄出发了。武装交通员替他们背上行囊，一夜急行军，中途与八路军的一支小部队会合。过封锁沟时，战士们用一条条空干粮袋连接成布带，系在他们的腰上，把他们像吊水桶那样吊过封锁沟，到达易县东赵庄。在以后的旅途中，他们穿越完县、唐县、曲阳、行唐、灵寿、阜平等县境，最后抵达目的地——平山县北方分局驻地老坟沟（现名老峰沟）。几天的经历，都是这些北平学生见所未见闻所未闻的，总有一种新奇的感觉扑面而来，也让他们终生难忘。
　　在护送安捷一行的五名武装交通员中，有两人在不久以后的反扫荡中光荣牺牲。他们是王杰、王瑶。
　　就在这批青年到达老坟沟的第二天，我第一次见到安捷。
　　大约是1942年8月25日，这天中午下了一场暴雨，雨过天晴，天边出现一抹彩虹。晚饭后，刘慎之叫上我和俞林，说是去看看从北平新来的同志。俞林原名赵凤章，是燕京大学西语系的学生，地下党员。1941年12月日本侵略军封闭燕京大学，他随同那一批同志经平西秘密交通线撤回根据地；后来在华北联大工作，1946年在北平军调处执行部任职。全国解放以后曾担任江西省委宣传部副部长、省文联主席。他又是一名优秀的作家，创作的长篇小说《在青山那边》就是以燕京大学师生为素材创作的。
　　我们爬过一座山，来到下东峪村北方分局组织部招待所，听说大家都去河边了。我们走到河边，只见河岸的树丛经过雨水的冲洗变得苍翠欲滴，一群山雀飞来飞去唧唧喳喳叫得欢。山洪过后，河水比较清亮了，城里来的同志们一边洗衣服，一边蹚水洗脚，欢声笑语中透着###。
　　刘慎之叫来王萱，她是俞林的妻子，夫妻见面自然喜出望外。他们走后，刘慎之又叫来安捷，跟她谈了一阵。这是我第一次见到安捷。她挽着裤脚，用湿手撩着头发，一副中学生的模样，感觉比我听说的那个能干的地下工作者年轻得多、单纯得多。他们谈话的时候，我始终站在一旁，保持着距离，有意回避他们的谈话内容。当时我根本没意识到让我和安捷见面，是有意安排我负责领导她的工作。
　　河边见面后，刘慎之又同安捷谈了一次话，表扬她工作任务完成得很好，告知她学习结束还要派她回北平工作。刘慎元说艾红这个名字知道的人太多了，需要改个名字。这时安捷抬头看见贴着的苏德战场形势图，就说我姓欧洲的欧吧，又看见地图上芬兰二字，脱口而出就叫欧芬吧。话刚说出，转念一想，欧芬念成第三声不就成了“藕粉”了。这时刘慎之已在登记表上写出了草字头，刘慎之说，那就叫欧萍吧。

三、我与安捷的第一次见面（2）
改叫欧萍的安捷被编在城市工作训练班里学习，同班的女同志有徐彦（金英爱）、边江，她们三人同住一屋。据我所知，学习内容除国际国内形势外，还根据中央制定的“隐蔽精干，长期埋伏，积蓄力量，以待时机”的16字方针，讲授在敌占区如何开展秘密工作。要求地下工作者扎根于群众之中，目的是争取、教育、团结群众，而决不是埋藏不动；并讲授了地下党的建设问题。内容是党的性质、怎样做一个共产党员等。阅读毛泽东的《〈共产党人〉发刊词》、《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农村调查〉的序言和跋》、《改造我们的学习》、《整顿党的作风》、《反对党八股》和刘少奇的《论共产党员的修养》、王明的《为###更加布尔什维克化而斗争》等。
　　这期城市工作训练班即将结束的时候，9月下旬的一个晚上，我们接到通知，敌人将发动进攻，会很快进犯到我们这里，上级要求立即转移。刘慎之把安捷、徐彦、周铭和我编在一组，由周铭带领。我们领了干粮带，背上行李，跟随晋察冀分局各直属机关的队伍开始了夜行军。那天月色朦胧，纪律要求不许随便谈话，只听嚓嚓的脚步声一阵紧似一阵，有时蹚水过河（滹沱河），有时上山下山。我在边区行军走路受过锻炼，跟上队伍不成问题。可是安捷、徐彦初来边区，这样的急行军就显得很吃力了。我和周铭几次提出帮她们背行李，甚至伸手去抢，可是每次都被她们拒绝。徐彦说话简单，只是“不用，真的不用。”安捷说话就有内容了：“这是革命，革命是不能代替的！”
　　投宿住在老乡家，我们就聚在一起聊天，谈起北平的社会新闻，安捷和徐彦是主角。那时候我穿的褂子是原来的一件布大褂拦腰一剪子铰下来的，扣襻儿也是随便乱缝上的，自然滑稽，安捷一边笑话我，一边找针线替我重新钉好。有时候谈根据地的见闻，我和周铭就成了主角。记得周铭讲过这样一件事，给我们的印象极深：冀中开展地道战，一次敌人来了，村子里的群众都藏在地道里，不巧有一个吃奶的孩子好哭闹，孩子妈妈怕孩子的哭闹声###目标，危及全体乡亲们的生命安全，就使劲捂住孩子的嘴，由于时间太长，孩子被捂死了。
　　这次转移历时七八天，其间得知情报，敌人这次是一次奔袭，不是大规模进攻，敌人的奔袭失败后，我们又回到老坟沟。这时刘慎之通知我，安捷、徐彦等人将派遣回北平从事地下工作，今后她们的工作由我负责领导。
　　返回北平通过敌人封锁线，需要随同八路军部队一起行动。这样一直等到10月底。那是一个漆黑的夜晚，我、安捷、徐彦三人由武装交通员陈德夫、韩德全带领出发了。我们先到一个土岗上，等待八路军的部队。八路军的部队来了，我们随同部队一起顺利地通过了封锁线。又走了几十里，到了蛮子营，陈德夫跳墙进了杨森家的院子，一敲窗户，杨森来开了门，迎接安捷、徐彦进门。我和陈德夫、韩德全连夜原路返回根据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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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奉命返回北平开展地下工作
安捷回北平前，根据刘慎之的指示，我们研究了工作。她的任务是以上学读书为掩护，做学生工作，宣传抗日，团结进步学生和群众，发展地下组织。
　　安捷回北平后，已不便再回到原来的艺文中学。当初艺文中学她们一个班一下子走了三个学生，影响很大，这次突然回来，势必引起疑问。等了一段时间，安捷转入志成中学插班。她的工作主要是通过同窗好友、家属、亲戚朋友进行交朋友、谈心、秘密串联等工作。
　　在此期间，在我每次化装进入北平联系工作时，增加了分别与安捷、徐彦单线联系的任务。安捷性格开朗，朝气蓬勃，体现在工作上，很快打开了新局面。截至1944年6月她奉命撤回晋察冀，主要做了以下工作：
　　（一）、发展党员和地下工作关系。除叶宁（关淑勤）外，先后发展了王彤（周庆汾）、徐欣（徐云霞）、方会（贾若男）、周健（王明新）、沈汎（春仲棣）、方明（朱景明）、江培（王明珠）以及同任彬一道介绍林川入党；还介绍韩珍、何万生、武瑞芝、艾友兰、路莹（张桂庚）等参加革命工作。
　　（二）、介绍40余人参加革命。其中安捷直接介绍去晋察冀的有叶宁、方敬文（陶章）、赵琳、侯星、周健、左淑芳（何觉）、沈汎、路莹、方会、艾来星（林刚、艾刚）。通过何万生、武瑞芝、艾友兰、王彤、沈汎、周健、路莹、方会等介绍去根据地的有燕京大学、辅仁大学两校国文系教授王西徵及夫人潘郁彬、子女王恂、王悦、王惕；燕京大学生物系教师崔毓麟；大中中学的王异殊（王建华）、光华女中的王超云（王瑞芝）、徐欣；辅仁女中的苏虹、（陆希钧）、赤岫（陈文蓉）、左健（朱紫芹）、卡笛（黄湘娥）、林奇（曾永保）；高商的高峻（高世和）、辅仁大学的高一光、艺文中学教师于澄宇、学生于爽人；师大女附中的李卓君（安淑中）、小学教师秋粟（周尚玉）；山海关中学的苏群以及其他中学的韩瑞、马力东、克非、孟扶耕。
　　

五、刘仁提议我和安捷结婚并主持我们的婚礼（1）
1944年5月1日凌晨，天还没亮，日本宪兵突然包围了北平东城板厂胡同安捷的家。安捷发现日本宪兵正在从院外的老槐树爬上来，企图翻墙跳入院内，她的第一个反应是把收藏的《聂荣臻司令员在晋察冀边区参议会上的讲话》、《第三国际的解散》等工作文件塞进厨房的火炉。当端着刺刀的日本宪兵破门而入时，那些文件已经化成缕缕青烟。
　　安捷被带上日军的一辆大卡车，沿途陆续有被捕的中国人被装上卡车。在狱中，安捷对情况进行了分析。第一，她观察被捕的人中有不少是一般的无辜百姓，例如著名钢琴家老志诚的妹妹、学生和保姆，这表明日本宪兵的这次抓捕针对性不强，不是针对她一个人；第二，在审讯的过程中，尽管日本宪兵严刑拷打，上老虎凳、灌凉水、过电刑……但是问的问题却很简单，翻来覆去就是一个句话：“你的共产党？”这表明敌人没有掌握任何真凭实据。第三，她发现她在辅仁女中比她高一个年级的某某是先行被捕进来的，在狱中认识自己的只有这个人，而这个人是国民党员，对自己的情况了解不多，如果是她供出的自己，那么她也供不出任何证据。经过分析，安捷心里踏实了。无论敌人怎样严刑拷打刑讯逼供，她回答的只是一句话：“我是一学生，只知道念书，别的什么也不知道。”这样，安捷始终没有###身份，更没有泄露党的机密。这期间，组织进行了营救工作，安捷的父亲也通过朋友花钱打通日伪当局的关系，作保说她绝对不是共产党员。在没有证据又没有审讯结果的情况下，日本宪兵队只好把安捷释放。这时已是5月25日，她在狱中度过了25天。
　　安捷出狱后，发现自己的所有工作关系都安然无恙，同志们的情况完好如初，这说明自己的工作关系并没有因为自己的被捕而受到丝毫影响。根据上级的指示，6月初，王洛宝专程赴北平通知安捷撤回根据地。安捷于6月8日动身，陈德夫在途中接应，于6月中旬到达晋察冀城工部驻地阜平西柏峪店村。
　　城工部的佘涤清同志代表组织同安捷谈话时说：“认识你的人太多，你再改个名字吧。”安捷看到桌上的《晋察冀日报》上面有第二次世界大战英美开辟第二战场形势图，在意大利附近有个安德尼海，就说：“我就姓安吧！”又见报道苏德战场上红军每解放一个城市总要鸣放大炮祝捷，又说：“我就叫安捷好了。”于是欧萍又改为安捷。
　　8月，安捷被分配到华北联合大学政治班学习，11月留到城工部。刘仁了解到我和安捷在工作中建立了亲密关系，便主动做媒。他对安捷说：“你和张大中结婚吧！结婚以后我派你们俩到平西再开辟一条新的秘密交通线。”
　　刘仁为我们选定的喜日子是1944年的十月革命节前夕。11月6日，由傅秀等一些女同志给我们缝了两条里外三新的紫花土布被子。刘仁还动员城工部的同志和华北联大政治班的一些同学，各自捐献了一些津贴，买了花生、红枣和枣酒，炒了一些菜，摆了两三桌，由刘仁主婚，大家热热闹闹地为我们举办了婚礼。刘仁不仅在政治上工作上关心部下，在生活上对部下的关心也是无微不至。他让我同安捷结合，是有意让我们在城工部的青年中起带头作用，继而陆续结婚的有欧阳飞、石红夫妇，陆禹、潘基夫妇，佘涤清、左健夫妇，陈德夫（与一名小护士）夫妇。

五、刘仁提议我和安捷结婚并主持我们的婚礼（2）
对于安捷在被捕期间的表现，组织上除了听取她本人的汇报，还通过关系进行了细致的调查，当然这需要一定的时间。说来也巧，在日本宪兵队审讯安捷的一个日本军官后来被我军俘获，他投降后参加了日本反战同盟，他提供的情况也证明安捷没有###身份，没有泄露组织机密。
　　1945年11月1日，刘仁在北平西郊贝家花园同安捷谈话，明确说：“关于你的被捕问题，组织上已经了解清楚了，证明你向我们汇报时没有说假话。所以现在派你回北平，帮助张大中做党的地下学生工作。”
　　徐康在其所著《青春永在》一书中有一段生动的文字，是从安捷的角度描写的：
　　1942年8月底，她去平山晋察冀根据地。有一天傍晚在学习班驻地下东峪村河边，她和几位女同志正在洗衣服，忽然刘慎之带着两个青年朝她们走来，其中有个英俊的小伙子就是张大中。几个星期后的一个夜晚，忽然得到日寇扫荡的消息，分局机关紧急转移。安捷和徐彦（钱淑芳）、张大中、周铭4人一组跟着大队走了一夜，第二天下午到达与山西交界的云上坪。他们在这个小山村住了些天，晚上常在一起聊天。安捷看到张大中把蓝布长衫剪成短褂穿，钉的扣襻儿乱七八糟。心想这人真书生气，连个扣襻儿都不会钉，便帮他重新把扣襻儿钉好。
　　9月底，他们回到分局机关。刘慎之和安捷、徐彦谈话，要她们返回北平，便把她们二人送到交通站驻地东赵庄，等待军分区的部队配合跨出敌人的封锁线，等了近一个月。张大中当时正负责满城交通站和联系北平地下党的工作。他们白天一起学习，傍晚一起遛弯儿。当时在抗日根据地长虱子是常事，人称“光荣虫”。张大中毛衣上虱子特别多，有一天安捷和徐彦替他捉虱子，一下捉了200多个！她们讥笑他，他也满不在乎。11月初，他们3人跟着八路军跨过了封锁线，当时约定由张大中领导她两人的工作，她们安全返回了北平。那年冬天，张大中到北平和安捷一起安排送人去根据地的事，因时间紧急没有多谈。
　　1943年春天，张大中忽然给安捷写来一封热情洋溢的信，表达了思念之意。随后安捷去保定蛮子营向张大中汇报工作时，他也格外热情。5月，张大中又回到北平，有天晚上在筒子河边接头，谈完工作，张大中含蓄地向安捷倾吐了爱慕之情。暑假里，安捷和一些北平的同学去根据地学习，城工委的驻地是阜平县南湾村。晚上安捷与张大中常常坐在河边，星光闪闪，流水潺潺，树上的蝉鸣和水塘的蛙叫犹如一部稚拙的交响音乐，他们谈些有趣的事，两颗初恋的心都感到无比的快乐与幸福。只可惜这段时间很短暂，学习结束，安捷匆匆离去返回北平。当年秋天，安捷把从西山采摘的几枚红叶寄到交通站转交给张大中，张大中一直把这几枚红叶藏在身上。小小红叶，时间越久颜色越红，从鲜红变为殷红，从朝气变得深沉，寄托着深情，代替了千言万语。1944年，安捷回城工部驻地阜平西柏峪店。他们的恋爱逃不过刘仁那精明的眼睛，他把他们叫到一起，笑着说：“你们该结婚了，结婚后一同去平西再开辟一条新的交通线！”11月6日，选择这一天是因为这是十月革命前夕，刘仁关怀备至，亲自主持他们的婚礼，动员城工部同志从仅有的一点生活补贴中凑钱办了两桌酒席，买了当地盛产的红枣。那天晚上大家边吃边谈，欢声笑语，真诚祝贺，体现了战斗中的深情厚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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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黑暗中寻找光明，自学马克思主义
1941年冬天，安捷在艺文中学发展她的同窗好友叶宁加入“民先”。叶宁家在天津，在北平却有两家很好的社会关系：一是她父亲的挚友李谷诒家，一是她的表叔何万生家。1942年6月下旬一个星期一的上午，叶宁对安捷说：“李大妈（李谷诒夫人）约你星期六到她家吃晚饭。”
　　安捷早就听说李大妈为人热情，哪怕典当衣物也要招待好客人，加之考虑李家有青年人可以作为开展工作的对象，就痛痛快快地答应了邀请。
　　星期六下午，安捷来到地安门内铁匠营8号李大妈家。进门一看，被邀请的客人不只是她自己，还有意想不到的两位：一位是四十开外的学者；另一位四十来岁，身材修长，白净面孔，教员模样。经叶宁介绍，前一位是参与1927年在周口店龙骨山首次发现北京猿人化石的古脊椎和古人类学者裴文中先生，后一位则是叶宁早就提起过的自学###主义的何万生先生。席间，大家谈天说地，痛骂鬼子汉奸，交谈进步书刊。入夜，何万生先生提议用法文高唱《马赛曲》，大家引吭高歌，充分抒发压抑在内心的抗日爱国情绪。此次聚会，何万生给安捷留下很好的印象：知多识广、谈吐文雅、坦率热情、思想进步。
　　何万生出生于清末，父亲是蒙古旗人，官至道台；母亲是汉族贫苦农民的女儿。父亲从山西解职回京，途中所携带钱物被强盗悉数劫走，从此穷困潦倒，心情郁闷，不久即去世。年幼丧父的何万生无钱读书，幸好他的同父异母的大姐嫁给了驻藏大臣之家，大姐夫家藏书甚多，并设有家馆，何万生就做外甥们的伴读。他天资聪颖，勤奋好学，无论读书、书法、文章都很优异，深得家馆先生的赞许。以后他又自学了自然科学的基础知识。1930年，何万生考入北平市政府秘书室统计股当职员。20世纪30年代初，在李谷诒的启发下，何万生开始阅读###主义著作。起初，他坚持唯心论观点，李谷诒用唯物论同他交谈驳倒了他的观点。从此，他不仅向李谷诒借阅进步书籍，还利用在市政府供职的机会，从查抄的违禁书刊中偷偷阅读了大量的###主义哲学、政治经济学、历史学等方面的著作，逐步从唯心论转到了唯物论的立场上，进而信仰###主义，拥护中国共产党。
　　1942年夏天，在何万生的邀请下，安捷开始去拜访他和他的老妈妈。
　　何万生家住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