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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国的迷失-第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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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南方,反抗专制的革命党,把众多不同出身、不同阶层的人,上至名门望族、达人雅士,下至贩夫走卒、屠儿刽子,团结在一个团体之中。这种成功,不是主义的成功,而是秘密帮会的成功。1905年,日俄战争刚刚结束,在“火红的夕阳”照耀下,满洲原野依然硝烟弥漫,日本人还没有从纵情狂欢之中平静下来。但是,对于中国人来说,把自己的锦绣山河提供给外国人打仗,天朝尊严,扫地无遗。在亡国空气的笼罩下,反叛情绪油然而生。离经叛道的言论,在中国留日学生中,尤为畅销。谈论革命,已经成了公开事情。
7月30日,孙文与来自湖南的黄兴、宋教仁、陈天华、来自广东的冯自由、胡毅生、汪精卫、朱执信等人,在日本东京共同组织“中国同盟会”。同盟会所揭橥的宗旨为:“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在东京加盟的留学生就有好几百人。除甘肃没有留日学生外,17省的人都有。第一年(1905年7~12月)入会的成员,如果以籍贯划分,广东人数最多(170人),湖南居其二(158人);陕西最少(4人)。可见王朝叛徒,多出于南方。
同盟会本部设在东京。孙文(广东籍)担任总理,绰号黄鬍子的黄兴(湖南籍)担任庶务部总干事,马君武(广西籍)、陈天华(湖南籍)负责书记部,程家柽(安徽籍)、廖仲恺(广东籍)负责外务部,宋教仁(湖南籍)为司法部检事,汪精卫(广东籍)为评议部长。后来马君武入京都工科大学就读,书记部一职,孙文指定由广东人胡汉民接任。会中要职,几乎全由南方人掌握。孙文的亲信,有所谓“上三”、“下三”之说,“上三”是指胡汉民、汪精卫、廖仲恺;“下三”是指朱执信、邓铿、古应芬。这六个人全是老广。
同盟会纲领第一条“驱除鞑虏”,把同盟会革命定位于“汉族革命”,这已经使中国现代化的进程,偏离了正确方向。驱除鞑虏之后,是否平均地权就为最重要和最急迫的事情?如何平均?这一切,在当时人们已各持歧见。许多人觉得,平均地权并非急务,且陈义过高,不利于发展组织,建议删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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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0节:大国的迷失(10)
但孙文认为革命成功后,要避免重蹈欧美日本的故辙,就必须平均地权,节制资本。他宣布自己的政治主张是共和主义。“人民自治是政治的极则”。但何为“共和”?孙文向友人解释说,共和“是我国治世的真髓,先哲的遗业”,可以上溯到三代之治,“而所谓三代之治,的确掌握了共和的真谛”。由此可证,孙文心目中的“共和”,与近代世界的民主制度,扯不上什么关系,欧、美、日的模式全是“覆辙”。他承认他的理想是怀古的,不过,“其所以怀古,岂不正是抱有伟大理想的证据吗?”
无论从理论或实践上看,孙文的共和思想都是十分混乱与模糊的。他的平均地权与节制资本,也无任何具体实施计划,直到1924年前后,才在苏俄顾问的帮助下,搞出一个二五减租的方案和制订劳动法,但始终没有认真贯彻。
南方人并不是天生有民主、共和的基因,而是由于地理关系,长期耳濡目染,较易接受西方的文化概念,也意识到这是一种强势话语,于是借钟馗打鬼而已。从洪秀全的皇上帝天父始,以迄于今,各式各样的“改良”、“变法”、“革命”,概莫能外。
在孙文的心底里,也许更多地把自己视作天下寄其身的圣人,而不是某一党派的领导。他成立同盟会的目的,是希望把它变成全国帮会组织的大同盟,以“驱逐鞑虏”的旗帜,一统江湖,号令天下。同盟会盟书、宣言、方略上的日期均以“天运某年某月某日”纪年,所谓“天运”者,乃洪门三合会的年号。
在讨论成立同盟会的会议上,有人对孙文的理想表示怀疑,提出质问:“将来革命成功,先生其为帝王乎?抑为民主乎?”当时孙文、黄兴均默然相对。现场气氛变得十分尴尬。安徽党人程家柽急忙打圆场:“如果吾人之心中,苟无慕乎从龙之荣,则君主无自而生。今日之会,只问满清要不要打倒,不问是帝王还是民主。” 他的回答很妙:如果你们都不想做臣子,哪来的君主呢? 1906年12月2日,同盟会在东京神田锦辉馆召开《民报》周年纪念会。赴会者竟达万人。孙文在会上宣讲革命方略,他的理想是建立一个五权分立的民主国家。其大旨可分为军政、训政和宪政三个时期。听众们如醉如狂,欢呼声、鼓掌声如同暴风骤雨。
这是一个风云激荡的大时代。
然而,大会刚刚结束,同盟会为了革命军的旗帜式样,便发生了一番明争暗斗。孙文建议采用青天白日旗:旗帜上一轮白日,周围是十二道叉光。青色代表平等,白色代表博爱,十二道叉光代表干支之数,富有中国味道。
其实,这面旗子是当年兴中会用过的,如果同盟会沿用之,则意味着奉兴中会为正朔。但实际上兴中会早已消亡,同盟会中有兴中会历史的人,不过寥寥数个,如何能令以黄兴为首的、人数最多的华兴会信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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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1节:大国的迷失(11)
黄兴提出反对青天白日旗的理由是:这个图案与日本太阳旗相似,“有日本并华之象”,应尽快毁弃。不如改为井字旗。井字代表井田制,井田制同样很有中国味道。与孙文信赖日本的态度相反,黄兴对日本没有多少好感。
孙文绝不稍让,坚持用青天白日旗,因为在以往的革命中,“托命于是旗者数万人”,决不能放弃。井字意思虽好,图案太缺乏美感了。双方愈吵愈激烈,黄兴甚至怒不可遏地声称要退出同盟会。
这些革命家们在策划推翻帝制时,脑子里充满了对尧舜时代那些古老传说的憧憬。
最后黄鬍子为了团结,虽然十二万分不情愿,也勉强接受了青天白日旗。但宋教仁却从这次争论中,感觉孙文不易共事,有了另起炉灶的打算。他辞去同盟会庶务干事一职,离开日本回国,到东北和白山黑水的会党联络去了。
其实,这场争吵完全不是什么美感问题。因为这面旗帜将作为一个永恒的标志,载入史册,所以采用谁的旗帜,似乎就等于承认谁是历史的创造者。几乎每个政治家,都沉浸在同样的梦想中。
革命党的每一次起义,总是经过长时间筹备之后,到最后关头变成了仓促混乱的军事冒险。失败接二连三地降临。由于单纯依靠会党的起义,接二连三地失败,同盟会开始把目光转向新军。1908年,有一批湖南和广西的同盟会员随新军调入广东,策划以新军为主力的暴动。他们模仿哥老会的做法,在新军里散发一种叫“保亚票”的凭证,这是一张四角印有山堂香水和内外口号诗句的纸片,领了它就等于入了会。
没几天时间,新军士兵几乎个个怀里都揣着一张保亚票了。他们与同盟会联络,寻求支援,同盟会资助了他们几百块钱,作为暴动的经费。可惜还没来得及花,保亚票就被官府查获了。官府对新军进行大规模搜捕,一夜间抓了几百人,两名首领被迅速押解到广州天字码头斩首,血溅城门。
这一事件,虽然被扼杀于萌芽之中,但它标志着革命势力已经渗透到军队中了。军队加入到反叛的行列,对朝廷来说,是一个不寒而栗的凶兆。
1909年6月,孙文到了庇能。他丝毫也没有气馁,相反,他告诉大家,他已经计划好在广州再次发动起义。孙文委托胡汉民再筹五万元。但人们始料未及的是,广州新军竟于此时仓促发动起义,才一天就被镇压下去了。
同盟会在广州最好的机关被破坏了,最便利的地盘失去了,从新军逃出来的党人,恓恓惶惶,多如过江之鲫。虽然帮会兄弟讲究江湖道义,但为了招待安插他们,已经捉襟见肘,实在无法可想。
大家一致决定,以办中国教育义捐为名,向华侨筹款。这是为了避免居留国政府干涉。同时初步议定,这次举事的经费为10万元。英属、荷属各筹五万元,暹罗、安南三万元。美洲未计。即席便捐得8000多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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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2节:大国的迷失(12)
然而,筹款比想象中更为困难。胡汉民遍游各埠,筹定之款,尚不满一万,离孙文提出之数,相去殊远。孙文运用他在洪门中的影响力,说服加拿大温哥华、维多利亚、多伦多各埠的致公堂,变卖或按押楼宇,陆续筹了10万余元巨款。后来民国成立,洪门曾打算请南京临时政府出资把这些物业赎回,但他们的要求却石沉大海。其实那时的南京政府,也是光棍一条,家无隔夜粮,还背着500万元债务,哪有钱还给洪门?直到1921年才由华侨自己集资赎回部分物业,无法赎回者仍不在少数。
不久,胡汉民返回香港,他已心力交瘁,甚至想通过赌博筹集营救汪精卫的款子,结果连仅有的100元也输掉了。孙文激励他说,营救汪精卫的最好办法,莫过于再发动一次大规模的起义。刺杀太上皇居然可以免死,在中国历史上,绝无仅有。朝廷之所以不杀精卫,实在是慑于风起云涌的革命势力。
1911年5月,孙文第三次赴美国筹款。他和黄三德协商后,决定把同盟会与致公堂合并。凡入了同盟会而未入致公堂的,一律加入致公堂;凡入了致公堂而未入同盟会的,也一律加入同盟会。
当时许多同盟会员对此不以为然,觉得致公堂是江湖帮派组织,其入会手续繁琐复杂,又要开坛喃唱,又要传授秘密手印,又要背诵隐语暗号,又要跪拜受训、歃血为盟,宗法迷信色彩太浓,与革命宗旨相异趣。但孙文反倒觉得,迷信是一个团结会众的好方法:“宁可社会上没有香烛供应,亦要自己造香烛,来维持这个迷信。”“这个迷信破弃了,这恐招来全部涣散。” 不是搞政治的人,说不出这么生动深刻的话来。孙文让同盟会与致公堂合并,主要是想利用致公堂筹款。经过艰苦努力,筹到的钱终于突破原定计划。孙文曾经说过,能否筹足这笔款子,只是起义的安危问题。其实,不论筹足与否,起义都是岌岌可危的。
黄兴和赵声在香港等候胡汉民。他一到来,武装起义的统筹部就成立了。这是一个军事指挥中心,由一群热血沸腾但各持己见的党人组成。黄兴、赵声担任统筹部正副部长,胡汉民担任秘书课课长,编制课课长由33岁的海丰人陈炯明担任,他是秀才出身,以优等成绩毕业于政法学堂,但在海陆丰一带的草泽绿林中,一呼百应。
当时广东是三套马车,两广总督张鸣岐、驻防将军孚琦和水师提督李准。起义前夕,统筹部认为非用暗杀手段把李准干掉不可,此人枭鸷狡诈,实力最强。一名从庇能来的党人冯忆汉自告奋勇,承担暗杀任务。他甚至还不会使用炸弹。统筹部派人从最基本的动作教起。黄兴警告说,暗杀不宜离发难日期太近。但冯忆汉却突然不辞而别,杳乎如入于渊,直到1月中旬才回来,自称在乡下堕水染病。赵声已看出他是个色厉内荏之徒,和他约定最迟不能超过3月20日动手。届期冯忆汉还是畏葸不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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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3节:大国的迷失(13)
4月8日,广东的大官都到燕塘视察飞机演习。从南洋来的独行侠温生才在未和统筹部商量的情况下,独自潜往东门外谘议局,准备行刺李准。
黄昏时分,官员们陆续返回城里,温生才见其中一顶轿子护卫森严,以为是水师提督,便冲上去连开数枪。坐轿者饮弹立亡,而温生才也逃走不及,被巡警抓住了。事后才知道死者是孚琦将军,一位以昏庸无能见称的八旗将军。一个星期后,温生才在当天行刺地点斩首。他用自己的生命,换了一个庸人的生命。
这次暗杀,不见其利,反见其害。一时间风声鹤唳,侦骑四出。担任起义主力的新军二标,传说5月初就要退伍;党人在旗界租了九处地点准备届时纵火,有四处已被迫迁出了;南洋方面因为筹款,已经风声远播。
一直犹豫不决的党人,必须马上作出抉择。
南海、番禺、顺德、东莞,乃至海陆丰的绿林好汉,都已秘密潜伏广州周围,随时准备发难。黄兴匆匆前往广州。他担心胡汉民是本地人,容易给人认出,所以由他先去布置一切。起义日期定于4月26日,黄兴23日到达广州。
鉴于在日本、安南购买的军火,要27日才能运到,所以将起义日期压后一天。胡汉民预定在发难前夜率领香港的党人到广州,这时却突然接获黄鬍子电报,嘱他们暂缓行动,在河南集结的另一批党人,也暂行解散。统筹部临事游移,已经败兆毕现。
4月26日,张鸣岐、李准调巡防二营回省戒备,其中三哨占领了龙王庙高地。新军二标士兵的枪械被收缴了。官方并非无的放矢,革命党内出了奸细。胡毅生等人都主张变更起义日期,原来云集省城的各路帮会弟子,又被遣散了300多人。黄鬍子继续犹豫不决,当大部分起义军解散之后,他又得到一个坏消息,官府将于5月3日以前挨户搜查。黄鬍子大惊失色,匆忙决定,起义在4月27日举行不变。
26日晚上,在香港如坐针毡的胡汉民,终于收到黄兴电报,“母病稍愈,须购通草来”。这是命令香港的党人全体开赴广州。但这时由香港至广州的最后一班船已经开出了。胡汉民一面致电广州,请将日期推后一天,一面派人在次日早晨乘船到广州报告。当胡汉民的代表见到黄兴时,留在省城为数甚少的党人已经整装待发了。时间是4月27日下午4时。
当初貌似严密的统筹部,实际上已经不复存在。这次起义和过去一样,在经过长时期的筹备之后,到最后关头却变成一次仓促混乱的军事冒险。
黄鬍子给每个敢死队员发了一块大饼,一条毛巾和枪械炸弹。5时30分,这支以世家子弟和会党分子为骨干的敢死队出发了,向两广总督署迅猛扑去。成败存亡,掷诸孤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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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4节:大国的迷失(14)
在督署门口,他们遇到了官兵卫队的抵抗。起义军一面猛冲,一面高喊:“我们是为中国人吐气,你们也是中国人,赞成的请举手!”经过短暂的驳火,起义军成功地击溃了卫队的抵抗,突入署内,但张鸣岐已经逃之夭夭。黄鬍子想在署内纵火,以号召各方,但就是找不到引火材料,最后他把火种扔到张鸣岐的床上,便率领众人向外冲去。
在东辕门,他们突然遇到李准调来的巡防营,一阵枪炮乱轰,大部分党人不是当场丧生,就是在突围时被俘。黄鬍子右手打断两指,血满袍襟,但总算奇迹般逃出生天。在这次惨烈的起义中,死难党人不计其数。官府直到5月1日才函知广仁、爱育、方便、广济各善堂收拾遗骸。由于连日阴雨,尸体已经霉胀,爬满蛆虫,一派凄惨景象。
南部同盟会经此一役,损失惨重,精华丧失殆尽。孙文后来为这次大牺牲,写下了一段激情澎湃的纪念文字:“是役也,碧血横飞,浩气四塞,草木为之含悲,风云因而变色。全国久蛰之人心,乃大兴奋。怨愤所积,如怒涛排壑,不可遏抑,不半载而武昌之大革命以成。则斯役之价值,直可惊天地、泣鬼神,与武昌革命之役并寿。” 革命胜利后,各地的民军、盗匪像潮水似地涌进城市,为钱、为武器、为女人,互相厮杀。天下大乱,群雄并起,宣告一个草莽英雄的时代来临了。动乱由南向北蔓延,草莽英雄纷纷下山,奔走江湖。各种名目的秘密会党,今日结盟,明日宣誓,闹得如火如荼。
1911年(农历辛亥年)10月,革命终于爆发,但不是在广东,而是在长江中游的武汉三镇。
那里也是一个龙蛇混杂的地方,帮会势力非常浩大,三合、哥老、洪江、孝义等山堂各守码头,呼风唤雨,啸聚江湖。直至革命前夕,由一批帮会大老出面,将湖北地界的各山水堂统一为中华山兴汉水光复堂,以“共进会”名义,号令江湖,成为武装起义的中坚力量。
辛亥革命号称是中国的“资产阶级革命”,但翻遍革命党人的名册,没几个是“资产阶级”,有的只是一批江湖好汉。
10月9日,武汉革命党一个秘密机关被官府破获,30多名党人被捕。这一事件使革命党内人人自危。10月10日晚,武昌草湖门四马路民房失火,城内工程营乘机聚众发难。士兵们扯掉原来的肩章,臂缠白布为号,呼啸而出。其他营的汉籍官兵也纵起火来,一声“反了!”便杀出营门。
这是继太平天囯之后,中国的又一次的南北大决战。
楚望台、军械局很快就被起义军占领了。这股狂潮突破了城门,迅速向四下扩散。督署在稍后也插上了象征革命的十八星铁血旗。半夜,武昌的枪声停息了,起义军已经控制了这座城市,并成立了临时的革命政府。一位与革命毫无关系的旧军人黎元洪被推举为新政府的首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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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5节:大国的迷失(15)
朝廷敦请以养病为由在河南隐居的袁世凯出山,领军平乱。袁世凯向朝廷提出六项条件,其中包括召开国会、组织责任内阁、宽容武昌事变诸人、解除党禁等。从袁氏提出的条件看,他已经走到民主政制的门槛前了。
朝廷对六项条件一律答应。于是,手握北方虎符的“内阁总理大臣”袁世凯,指挥北洋大军,兼程南下。黄兴也赶到武昌,出任革命军总司令。两军在汉口展开对决。猛烈的炮声震撼着长江三镇,刘家庙一带几成废墟,死伤者狼藉遍野,周围的弹药不时爆炸,燃起阵阵烈火和浓烈的硝烟。入夜,四处的火光忽明忽暗,天空是一片混浊的血红。
汉口被北军攻陷。他们为了避免巷战,索性放火烧城。武汉谣言满天,人心大乱,革命军阵脚大乱。但也是清祚已尽,异代方起,与革命党对阵的袁世凯,手上“北洋六镇”的筹码,根本不打算押在朝廷一边。汉阳失陷后,袁世凯向南方革命党提出“南北联合,要求清帝退位”的建议,革命党便急不可待地和北方开始了讨价还价。
12月2日,在汉口英国领事的调停下,达成南北双方的第一次停战协议。由革命党控制的各省开了一个会,同意只要袁世凯响应革命,即选举为临时大总统。为了推翻清廷,革命党已经流了太多的血了,现在看到有早日推翻清廷的“捷径”可走,便不假思索地把这颗果子吞了下去。
在这个会议上,通过并宣布实行美国式总统制的《临时政府组织大纲》(大纲凡21条,至1912年3月11日《中华民国临时约法》公布后废止)。这是中华民国第一部法典。这时,广东还没有从“三?二九起义”的惨败中恢复过来。继武昌革命之后,湖南、陕西、江西等内地省份,以帮会和新军为主力,纷纷举起义旗,但广东的革命党人,还在费尽心机去暗杀某个政府官员。
九大善堂、七十二行商总商会和各团体代表,在广州十七甫的爱育善堂开紧急会议,讨论广东何去何从。大会决定,即日成立监督官吏改良政治总机关,建议官府借独立的名义,改良政治,革除秕政。但官府一口拒绝。九大善堂、七十二行商总商会和各团体代表开第二次大会。支持革命的呼声,愈加沸腾了。首鼠两端的张鸣岐先是通电宣布独立,后来听说汉口失守了,又下令取消独立,在街头布置防军,构筑工事。
10月29日,胡汉民获悉革命风云,席卷天下,立即率领一批华侨从军青年,搭“金陵号”轮船奔赴香港。三天以后,另外两名粤人陈炯明和邓铿,在惠州淡水拉起一支队伍,号称循军,与政府对抗。粤东望风披靡,循军打着井字旗,长驱直下,一举占领归善、博罗、河源、和平、海丰、惠州等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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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6节:大国的迷失(16)
张鸣岐勇气尽失,11月8日,他在一片独立声中微服逃走。广州是千年商都,绅商势力一向很大。11月8日、9日两天,绅商代表在谘议局开会,宣布独立。全城市民和商铺都燃放炮仗庆祝,许多商铺门前的龙旗,被行人撕扯下来。广东兵不血刃而完成易帜,这在各独立省区中,是罕见的例外。
各界代表会议决议10项应付时局的办法:一、欢迎民党组织共和政府临时机关。二、宣布共和独立,电告各省及各国。三、所有向日官吏,愿为新政府服务者听,惟必宣誓忠于中华民国。四、所有旗满人,一律看待……九、对于省会及各处会党,以前所犯,一切不问。自新政府宣布之后,不得有扰害地方治安行为。十、练民团。
第九条颇值得注意,它表明广东绅商即使没有把会党看作是共和政制的敌人,但至少也没有把他们看作朋友。各界人士随后推举胡汉民为广东都督,陈炯明为副都督。11月10日,胡汉民和十几名港绅一同赴省。
革命并没有给这座南方的通都大邑,带来多少新气象。
胡汉民白面书生,手无寸铁,为了张大革命党的声势,他采取稳住新军,“而张民军之势,以压迫降军与防营”的策略。 同盟会的朱执信、胡毅生都已到了广州,他们二人与广东绿林的关系极深,胡汉民的主意,很可能就是他们出的。于是纵容四乡民军进城,甚至出钱为民军代购枪械。从11月中旬开始,二十五路民军一哄而起,像潮水一样涌入广州。王和顺的惠军、陆兰清的兰字营、周康的康字军、黎萼的建字军、关仁甫的仁字营、石锦泉的石字营、李福林的福字营,从龙如云,不一而足,人数多达14万。
所谓民军,实际上是由农民、市井无赖和土匪组成的乌合之众。真正的兴风播雨者是秘密帮会。他们不穿军衣,或只佩带一块布质符号,或什么标记也没有;武器也是五花八门,有扛七九、毛瑟的,也有提十二响、驳壳、左轮、曲尺的,甚至还有的赤手空拳,腰间挂几枚土制炸弹、刀剑匕首之类的利器,便招摇过市,横行无忌了。
三山五岳的草莽英雄云集一方,难免会引起种种纠纷。民军与民军之间,民军与营勇兵警之间,经常爆发火并,为钱、为武器、为女人,互相厮杀,搞得乌烟瘴气,小市民惶惶不可终日。香港《华字日报》一篇社论说:“光复之顷,绿林好身手咸集其部属,各树一帜,号曰民军……既而恃功而骄,凭借官势,以欺压平民,非官非贼,亦官亦贼。” 这些民军凭借什么官势?无非就是胡汉民对他们的纵容。一名民军统领甚至手拿炸弹到都督府索饷,胡汉民忍无可忍,下令将这名胆大妄为的统领逮捕枪决,将所属民团解散。
◇BOOK。◇欢◇迎访◇问◇
第17节:大国的迷失(17)
胡汉民对局势多少有点束手无策。虽然他没有明示出来,但事实上他完全控制不住民军。陈炯明的循军已改编为陆军第一军,以北伐之名,从惠州开往广州。他向胡汉民建议,要稳住广东局势,只有采取快刀斩乱麻的手法,彻底扫除那些为非作歹的民军组织。11月底,第一军浩浩荡荡开入广州。空气顿形紧张,陈炯明公开宣示他的裁军主张,矛头直指其他民军组织,很快就引起了他们的反感和抵制。
胡汉民担心做酒容易请酒难,搞不好天下大乱,何况民军是他招来的,内心深处,惟恐背上“兔死狗烹”的恶名,因此和陈炯明发生意见分歧。省城谣诼乱飞,说胡、陈二督交讧,广州将面巨大战祸。省城的绅商迫切希望尽快解决民军问题,恢复社会秩序。他们是站在陈炯明一边的,因为陈炯明是原省谘议局议员,以主张禁赌而誉满全省,而对胡汉民他们并不熟悉,只知道他是同盟会的一员干将。
正当胡汉民感到万分苦恼之际,12月初,黄兴从前方来电,请广东派兵北伐。也许这是解决内部纷争的最后办法了。
当时长江沿线战况,险恶万状。袁世凯的北洋军攻陷汉阳,双方形成僵持局面。本来,以北洋军的实力,夺取武汉三镇,热熬翻饼耳,但袁世凯老谋深算,他对气数已尽的清政府,兴趣索然。在收复汉阳之后,便勒兵不前,托英国公使朱尔典斡旋停战,并派唐绍仪为议和代表。
尽管战事已近尾声,但广东还是迫不及待地要派兵北伐。他们是有不得已的苦衷。万一各路帮会在省城火并起来,可不是闹着玩的。陈炯明出任北伐军总司令。但由于南北议和已经开锣,广东的北伐军除了一支先遣部队以外,并未真正出动。
陈炯明志不在北伐,他的目的是要解决民军问题。12月21日,孙文由欧洲回国,途经香港时,胡汉民以迎接孙文为名,突然挂印而去。陈炯明代理都督,这是天赐良机。他立即采取行动,先遣散一些零星集合,没有武器的小营。不愿退伍的,编为工兵;凡服从遣归的,分别给予恩饷功牌,而各统领则继续支薪水。不显山不露水,杯酒释兵权。芟夷枝叶之后,再向那些不服命令、扰害公安的民军开刀,杀了一名违抗军令的民军头领祭旗,然后宣布惠军罪状,一举将其缴械遣散。其他民军无不震慑,陈炯明成功地在短短10天之内,宣布编遣民军40多营,共三万多人,稳住了广州的大局。
沧海横流,方显出英雄本色。如果不是陈炯明铁肩担当,力任艰难,广东大局,如何能在惊涛骇浪之中,轻舟强渡?他的政绩,有目共睹,获得人民的普遍欢迎。
第二章 坐失良机清帝退位,民国成立,但孙文却把政权交给了北方官僚袁世凯。同盟会面临四分五裂的局面。自古以来,治国平天下就是读书人的最高理想。在漫长而沉闷的历史岁月里,它对大多数人来说,不过是个遥远的梦,可望而不可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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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8节:大国的迷失(18)
然而,1911年并不沉闷。
中国的知识分子突然发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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