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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长征-第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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钕饶畹纳庾龅貌淮硗邸！被沽钔跏⑷傩醇焯帧Ｍ跏⑷傧胱约河置挥兄斜ニ侥遥庠趺唇凶錾饽兀谑蔷懿患觳椋直敫由氚阉铣霾慷樱坏攘直敫希跏⑷偎餍宰约骸疤邸保搅耸粲诘胤降闹心瞎ひ挡浚绷说谝桓辈砍ぜ嬷心嫌猩鹗艄芾碜芫值木殖ぃ拮右驳鞴吹Ｈ稳耸麓Τぁ�1950年3月，周总理电令王盛荣速到北京，要他完成1年出口1万吨钨砂到苏联换取机械设备和国防用品的任务。王盛荣想，国民党搞了20年，他们的钨砂1年还不足300吨，现在我们刚接手，矿山上又有土匪捣乱，1年要搞出1万吨钨砂来非常困难。于是王盛荣向总理建议，写信给江西湖南广东广西四省的领导，请他们支援。有了周总理的信，还得一个省一个省地落实。同时，王盛荣还马不停蹄地到各个钨砂矿区考察，发现那里极度缺乏机械设备与运输车辆。凑巧的是，王盛荣得到情报说，香港有1000吨钨砂是蒋介石冻结在那里的。他马上请示总理，卖掉那1000吨钨砂，换回钨砂矿急用的车辆和其他机械。征得同意后，王盛荣用这些钨砂换到了100辆大货车，100大桶汽油，这些物资马上被送到了钨砂矿区，终于保证完成1年拿出1万吨钨砂的任务。没想到，这件事也成了林彪整王盛荣的把柄。1952年“三反”运动开始，时任中南军政委员会主席的林彪，抓住香港1000吨钨砂交易大做文章，说王盛荣是大贪污犯，不仅抄了王盛荣的家，还把他抓进了监狱。当王盛荣的材料报到中央，中央负责“三反”办公室工作的是薄一波，薄一波一看，大吃一惊，想光凭这些“犯罪材料”，王盛荣必死无疑啊。薄一波立刻把材料上报给毛主席。毛主席看过材料后，想起了一件往事。1932年上海地下党经费严重不足，毛主席在打了一场胜仗之后，截获了一笔银行巨款，决定派人送些钱到上海。第一次派人带了2万美金去上海，结果那人携款逃跑。第2次还是2万美金，还是被人卷款跑掉了。于是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等商议，决定派王盛荣去上海。出发前，邓颖超亲手将一个装有35000美金的箱子交到王盛荣手里，千叮咛万嘱咐，一定要将这笔钱交到上海方面的负责人陈云或###手中。王盛荣带着几个随从，从江西出发，经梅县汕头香港，闯过重重封锁线，冒着生命危险，终于在7月底到达上海，将钱交到###手上。毛主席觉得王盛荣不像是个贪财的人，怎么到了城里就成了“大贪污犯”了呢。于是，毛主席就问周恩来，周恩来的回答是，王盛荣不仅没罪，还有功。就这样，过了2年零5个月的监狱生活，王盛荣虽然没有被枪毙，却被林彪开除出党，并由副部级降为副处级，担任中南建筑工程局副处长。1957年，毛主席到武汉视察，向湖北省领导打听王盛荣，但领导都不知道王盛荣是谁，赶紧叫秘书去查。查来查去，才知道王盛荣降级之后正在筹建汉阳轧钢厂。秘书赶到厂里一看，只见王盛荣瘸着腿和工人一起干活呢。于是毛主席就对湖北省领导说，把王盛荣调到湖北省冶金厅担任厅长吧。第二年赶上了“大跃进”，王盛荣到襄樊、到宜昌视察全民“大办钢铁”运动，看到土高炉遍地开花，大批森林被毁，炼出来一堆堆派不了任何用场的废铁渣，忍不住要说点真话、泼点冷水。有心人搜集他与“大跃进”不合拍的言论向省委汇报，王盛荣就成了与省委唱对台戏的典型。据他自己回忆：1958年省冶金厅开了他18次批判会。但王盛荣不仅不检讨，18次批判会他拍了18次桌子。人们口诛笔伐一起上，揭批他的大字报一直贴到了专门接待中央领导人的洪山宾馆。那年深秋，中共中央八届六中全会在武汉召开，王盛荣一不做二不休，拄着拐杖直闯洪山宾馆，找总书记邓小平讨说法。在宾馆里见到了很多官居要职的战友，纷纷请邓小平给王任重打招呼，放王盛荣一马。还真立竿见影：本来省冶金厅当天就有一个批判他的大会，主持者接到上级通知，批判会立即取消了。但从此之后，王盛荣就淡出政坛。
“二十八个半”难逃“文革”厄运
“文革”风暴刮起来，这下王盛荣在劫难逃，虽然他已经不是当权派，对翻来覆去的运动也退避三舍，但还是无端地被卷到旋涡里了，突然有一天，武汉三镇大街小巷刷满了大标语：“揪出苏修特务王盛荣！”“打倒‘二十八个半’骨干王盛荣！”群众涌进他的家“搜查罪证”，将他全家扫地出门。随后他突然被抓走，被关押的头三年，他被押解到全湖北省70多个县市，挂着铁牌子，强行反扭双手、弯腰低头（俗称“坐飞机”）接受群众批斗，批斗场次多达190余场，仅在武钢就斗了15场。他是一个残疾人，在战争年代失去一条腿，他的假腿、双拐支撑不住躯体，多次倒在台上……有人甚至断言，这个跛子活不了多久了。可是王盛荣奇迹般地活了下来，王盛荣所以能够坚持活下来，和一个口信有关系。1967年，徐海东来到湖北，跟省领导提出要见一见王盛荣。省领导说王盛荣是苏修特务，已被关押。徐海东解释说，他是想从王盛荣那里调查一些材料。见到王盛荣后，徐海东支开边上的人对王盛荣说，盛荣，你的处境毛主席已经知道了，他要我给你捎个口信，主席讲，好死不如赖活着，活着再说，什么问题都是可以解决的。王盛荣当即老泪纵横，对徐海东说，感谢毛主席，也感谢你，我不会轻易倒下去的。在监狱里，王盛荣忍受着人格的侮辱与肉体的痛苦，缓过气来后，有饭就吃，不管好歹，能睡就睡，什么也不想，王盛荣终于把自己炼成了在恶劣环境而不惊的久经考验的“运动员”。到底王盛荣触犯了什么天条？人们从“北京来电”的大字报上得知：身居党内第四位、中央文化革命小组顾问康生讲了一番话：湖北有个王盛荣，在莫斯科学习时就追随王明，是“二十八个半”的一员……
2002年10月，与王定国在武汉梨园医院王盛荣被关了10年，在长达10年的时间中，王盛荣到底是死是活，被关在哪里，家人亲友谁也不知道。同时他的亲人也都遭了殃。妻子赵明珍先被拉上台批斗，后被捕入狱，送到沙洋农场劳改；两个毕业于哈尔滨工程学院、在军队里搞技术工作的儿子，都被迫转业，女儿也挨了斗。直到1978年8月，王盛荣才获得无罪释放，此时王盛荣已经年逾古稀，身体衰弱不堪，被人背回了家。1997年党中央专门派一位负责同志到武汉，说张爱萍建议邀请当年中革军委惟一健在的委员王盛荣列席党的十五大，考虑到他已是91岁高龄，又长期住院，天天吃药，腿脚不便，王盛荣最终没去成北京，只是在医院的电视上了解了十五大的盛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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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二十八个半”
在讲述王盛荣的经历时，我们提到了“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在历史上，这“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到底是怎么回事？“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这个说法发源于上个世纪20年代末莫斯科中山大学，曾经是个相当流行的说法，40年代以后慢慢被人淡忘，却在“文革”初期因康生断言“‘二十八个半’没有一个好人！”将之妖魔化，而重新引起人们注意，人们才知道王明、博古、张闻天、王稼祥、陈昌浩这些党史上的“错误路线代表人物”原来都在其列，“彭罗陆杨反党集团”中的###也是其中一员。以康生当时的权势气焰，这句话仿佛盖棺论定，凡在大陆、还在世的“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都遭到审查批斗，有的甚至被关押，被迫害至死。岁月流逝，人事代谢，70年过去，“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陆续作古。王盛荣不但成了惟一健在的“第一届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也成了惟一健在的“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要说“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先得说上世纪20年代的莫斯科中山大学。当时这学校是所专门招收中国学生的大学，成立于1925年秋，全名是“中国劳动者中山大学”，学制两年，课程有历史（包括中国革命运动史、俄国革命史等）、哲学、政治经济学、经济地理、列宁主义、军事学等。先后有三个校长：拉狄克、米夫、威格尔。从1925年到1929年，每年都有一批人由中国长途跋涉、辗转赶赴中山大学学习，莫斯科成为中国精英荟萃之地。不过，1927年春夏，蒋介石在上海“清党”、汪精卫在武汉“分共”，第一次国共合作破裂，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发表声明“取缔”莫斯科中山大学，与之断绝一切关系，严禁再向莫斯科派遣学生。1930年夏大学宣布解散。“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于1929年夏天诞生。中山大学照例进行一次学期总结大会，中心议题是“大学支部局的路线是否正确”。大会争议激烈，开了10天，史称“十天大会”。最后只好就中大支部局的报告举手表决。有28人投票拥护支部局，一人既年龄小又观点“摇摆不定”，“二十八个半”便由此而来。被称为“二十八个半”头头的王明，几个月之前就被共产国际派回了中国，其实并没有出席“十天大会”，没参加的还有张闻天、王稼祥等。因此有人认为，“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这一专用名词是在“十天大会”上产生出来的，但具体人物不是在那次会议上确定的。在大会上投赞成票的，未必就是“二十八个半”之一；没有参加那次会并投赞成票的，也未必就不是“二十八个半”之一。其实，“二十八个半尔什维克”名单有好几种版本，涉及的人数加起来，都超过了56个人了。为何众说不一？原因即在于“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并非确定的集体，没有明确的成员，这个说法其实是王明一伙以“百分之百正确的布尔什维克”自居，被反对派扣的一顶帽子，是一种表达反感的蔑称。有种比较通行、也比较可信的说法，是指以下29个人：王明、博古（秦邦宪）、张闻天（洛甫）、王稼祥、盛忠亮、沈泽民、陈昌浩、张琴秋、何子述、何克全（凯丰）、###、夏曦、孟庆树（绪）、王保（宝）礼、王盛荣、王云程、朱阿根、朱自舜（子纯）、孙济民（际明）、杜作祥、宋潘民（盘铭）、陈原（源）道、李竹声、李元杰、汪盛荻、肖特甫、殷鉴、袁家镛、徐以（一）新。
王盛荣
“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中的最后一个，永远离开了这个世界
东方卫视创意总监主持人骆新
其实我没想到，自己竟还能采访到王盛荣老人——当年著名的“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之一。真要感谢我的好友——赵劲松女士。当我在办公室罗列要采访的“老红军名单”时，她正好进来，见状问了我一句：“老红军？干嘛不采访我姥爷？”在我所查到的近年一些党史资料中，几乎都是这样的结论：“‘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在国内目前已无人在世” 。而对“王盛荣”本人的描述，也最多是记录到“文革中受到残酷迫害，1978年平反”，甚至，还有的书籍上干脆就写着“1986年逝世”。但当我们在武汉一家干休所，见到这位一生经历了无数磨难，与毛泽东、周恩来、董必武、恽代英、谢觉哉、邓小平、胡耀邦、###、伍修权等人有过密切交往的耄耋长者，今年正好是100岁！王盛荣给我留下的“第一印象”，是他在轮椅里很可爱地、给我们敬了一个“军礼”！解放初，因负伤截肢，王盛荣只有一条腿，在往后的几十年中，行动都要依靠轮椅，采访时，需要换个位置，就得由人抱上抱下。但老人很注意仪表，经常要整理一下服装和帽子。采访那天，武汉酷热，但老人仍需穿毛背心。赵劲松告诉我，自打去年姥姥（赵明珍，原红四军干部）去世之后，姥爷的身体就日渐虚弱，耳背得厉害，脑子也明显不如从前。所以，我与老人的对话，是在一种极其艰难的情况下进行的。出身于贫寒纺织工人家庭的王盛荣，对于自己1925年参加革命、投身五卅运动，只有一个解释：穷。眼看着当“包身工”的妹妹的惨死却无能为力。他依稀记得，自己的入党介绍人是肖楚女，隐约记得在莫斯科时，那次形成“二十八个半”概念的“十天大会”，但是对于很多细节，因为年事已高，的确语焉不详！作为中央苏维埃在江西根据地时，中革军委第一届委员（王盛荣也是目前唯一健在者）、少先总队的队长，王盛荣是随中央红军干部团一起踏上长征之路的。在老人断断续续的讲述中，我能感觉到，即便是最核心的中央机关部队，在长征中所受的苦以及与敌人狭路相逢、打遭遇战的经历，一点也不比其他部队少。采访中，王盛荣最津津乐道的，是主力红军过藏民区时，突然遭到地方武装的偷袭，他自己如何用一把手枪，保护了毛泽东。他不断地重复：“我到北京去，毛主席请我吃饭，请我吃红烧肉！”1966年，文革开始时，康生的一句“二十八个半，都不是好人”，让王盛荣一下子从中南重工业部部长，变成了一个身陷囹圄的罪犯。他被关了11年之久，当他踏出牢门、重新回到家人身边的时候，已是年近古稀了。他至今坚定地认为：毛主席就是伟大的。没有他，就没有长征的胜利；更没有后来“解放”的中国。“这些人，不配活着！”百岁的王盛荣，还能经常看报纸，当他看到报章上有关贪污腐败的案件时，总会发出这样的慨叹。护士说，老头儿是真生气，别看说话都很不利落了，但关键时刻，脑子还不糊涂！当30年前，获得了“重返人间”的喜悦之后，王盛荣陡然发现：世事变迁，他已经不可能再回到工作岗位上了。从此，他更像是个坐看“沧海变桑田”的旁观者，以至于很多研究者都认为：王盛荣可能已不在人间了！但老人自己对这种平淡的生活，倒还甘之若饴，毕竟经历了无数起落之后，能活着，就是胜利了！我们离开武汉的时候，正赶上老人四世同堂的大家庭为他庆祝百岁华诞。而省、市的党委政府，据说还要在九、十月间，再为老人举办一次寿筵——毕竟，也算是对“红军长征胜利70周年”的纪念！但是，老人却没有等来这一刻！我不知道，冥冥之中，是否真有某种可怕的命运巧合——因为今年，我受东方卫视委派，采访了十几位老红军，电视台准备出版一本书。可就在2006年9月1日中午，当我写完这篇采访手记的一刹那，上海市区突然大雨滂沱。而几乎与此同时，赵劲松哽咽着打来电话，告诉我：老爷子就在这天中午，在武汉溘然长逝！难道老人的灵魂，能感知到我在为他写这篇文字么？究竟是“一语成谶”，还是“盖棺定论”？我不敢想下去了！但是，我知道，著名的“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至此全部结束了他们在这个世界上的生命轨迹。一段被生命延续的历史，随着生命的逝去而湮灭。而我，则见到了他们当中，最后的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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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不死就要逃
长征的故事，我们听说过很多，但下面要讲的苏力的故事，还是让人震撼：因为这是一个8岁女孩的长征故事。
1946年的苏力1926年，苏力出生在四川省清川县一户贫农家庭。在苏力的记忆里，童年意味着苦难。苏力年仅1岁时，父亲去世，体弱的母亲拉扯着她过着缺衣少食的生活。迫于生计，在苏力7岁时，母亲把她卖给一王姓地主兼商人家当丫头。除了帮助地主照看与自己年龄相仿的小孩外，苏力还得扫地、洗碗、干农活，几乎没有休息时间。由于她实在是太小了，常常出些差错，每一次差错，都招来一顿毒打，她的额头上至今还留下被刀砍的印记。在无数次的毒打中，苏力印象最深的是，那次她不小心把地主家的小孩弄哭了，地主婆二话没说，让其他长工把她的双手绑在凳子上，拿起皮鞭猛打，苏力被打得皮开肉绽，身上多处化脓发炎。因为被压迫的厉害，也因为小小年纪的苏力有一股倔强反抗的精神，于是，苏力就一直寻找机会逃跑。虽然逃跑容易，可是哪里有苏力安身之处？跑出来了，人家再把她送回来，说地主家的丫环不敢收，怕地主找麻烦。就这样，苏力跑了好几次，都被送回地主家。8岁那年，也就是1934年，苏力家乡来了红军。幼小的苏力虽然记不清到底是什么时候，但清楚的记得，那时正在割水稻。红军来了以后，王地主怕了，就往山里跑。虽然国民党的反动宣传说红军是土匪，杀人犯，专干一些伤天害理的事。但还是有不少乡亲说，红军是专斗地主保护穷人的军队。于是，苏力和其他三个姐妹商量，决定下山投奔红军。下山之后没多久，另外三个比苏力大些的姐妹反而害怕了，又跑了回去。其实，苏力当时也有点害怕，毕竟还是个孩子。那时候，幼小的苏力虽然还不懂革命道理，但她想，在地主家不仅受虐待，还吃不饱穿不暖。光凭着直觉，苏力就觉得参加红军肯定要比呆在地主家强，至少有一口饭吃。于是她才横下一条心，坚决不回去。通过别人帮助，苏力找到了红军的被服厂，人家一见她年纪那么小，不管怎么恳求，还是回绝了她参军的要求。苏力当然不死心，第二天，她又来到红军被服厂，去了以后，人家马上说，不是已经告诉你不行了，还来干什么？这回，苏力的眼泪都出来了。但是，一个从地主家逃跑的8岁孩子，无亲无故，不跟着红军，又能去哪里？不跟着红军跑，地主回来了，怎么办？第三天，苏力又来到了红军被服厂，好说歹说，因为苏力年纪太小，还是不行。带苏力来的大姐，也帮着苏力说好话，要红军收留苏力。这回，小苏力引起了大家的注意。几个女红军围了上来，七嘴八舌，都说这个“小鬼”真可怜。还有人出了个主意，问苏力能做什么，机灵的苏力立刻说自己会钉衣服的扣子。于是那人叫苏力当场就做，苏力做完之后，一位红军大姐说苏力做的不错，终于松口，让苏力第二天来。就这样，红四方面军第31军的被服厂里就多了一位年仅8岁的“小小红军”。参了军之后，苏力感觉就像是到了天堂。再也没有了地主婆那种凶神恶煞的目光和毒打。在部队，大家都把苏力看做是自己的小妹妹。苏力整天见到的，是红军大哥哥、大姐姐一张张和蔼可亲的脸。
八岁踏上长征路
到部队没多久，也就是1935年3月，红四方面军为了扩大苏区，同时策应中央红军在川南、黔北的活动，西渡嘉陵江，开始长征。当时，未满9岁的苏力几乎什么都不知道，大人们也不跟她说什么。她只知道跟着大姐姐行动。长征开始，苏力领到了第一套军装，可是没有小号的军装，苏力穿上身，像穿上袍子。红军也没有鞋，要么是自己参军时穿来的鞋，要么就是草鞋。每个战士还每人领到一袋青稞，一袋子炒面。那些大姐姐说，让苏力拿两个袋子，还要走那么长的路，那哪行。结果大家就帮着苏力背一个袋子。还特意关照她说，小鬼，你不好乱吃，吃光了就要饿肚子。可是要那么小的孩子做到，真有点为难。肚子饿的时候，苏力就悄悄地边走边吃，到了宿营地，苏力的粮食也基本上吃完了。班长知道了，就批评苏力，可是批评归批评，也不能看着小苏力挨饿啊，于是，几个大姐姐你给一点，她给一点，想办法让苏力填饱肚子。苏力记得，他们的部队离开毛儿盖之后，就进入了草地。这是1935年的冬天，当部队准备干粮打算过草地时，大姐姐们突然问苏力：“你走得动吗？”“走得动。”苏力大声说。“走不动可以回家。”“不！”小苏力急得哭了，“我回去要被打死的。”她边说边给大家看额头上的累累伤痕。其实，战友们之所以有那样的考虑，主要是因为当时草地离她的家并不十分遥远，相对于过草地而言，回家更安全。苏力的那股倔劲感动了大姐姐，她们没有再坚持自己的要求。
草地上跳舞
位于川西北与青海交接处的茫茫大草地，没有树木，没有石头，有的是一望无际的沼泽。走路时必须寻找比较坚实的草根。一只脚踩上草根，另一脚必须赶紧再往前面的草根上踩。不过在沼泽地，苏力年纪小体重轻倒有了优势。有时候，苏力的腿陷到沼泽里头了，有人来拉一下，苏力就起来了；有时候，苏力拽住大人的衣服，或者拽着背包带子也能过去。孩子毕竟是孩子，有时候苏力竟然还要站到沼泽地上跳两下，大人就叫，小鬼你又在那儿乱跳，陷下去怎么办？不过小苏力也有担心的时候。那就是晚上睡觉。革命浪漫主义说“地当床”，草坪好像足球场一样大，上面又很平，听起来这样的床很不错的。但看着是草坪，实际上早上起来，才发现是睡在水里了。所以这一句话应该这样说：“天当被子，地当床，早上起来晒衣裳”。可是让小苏力担心的还有掉队，所以，睡觉的时候，苏力还要拉着别人的手，生怕别人走了不叫上自己。沼泽地天气也变化无穷，有时候热得要命，有时候下冰雹，有时候刮大风，天气变化无常，像小孩面孔，一天三变。但是，这些苏力都不感到苦，苏力心里最最担心的是掉队。苏力只知道，一掉队，就会饿死。或者被当地的藏民抓走，抓去当奴隶。但是，苏力最担心的事情，还是发生了。有天晚上，苏力掉队了。无可奈何的苏力就坐在路边上哭。幸好，苏力当时离开部队其实不远，红军的搜救队不久就找到了她，问苏力是哪个部队的，苏力也说不清楚，就只知道是被服厂的。还有一次，部队休息时，她和另一位比自己大不了几岁的女战士结伴到附近去找野菜。一位红军大哥哥不放心，跟了上来。当他们返回宿营地时，队伍已经出发，他们掉队了。也不知走了多久，苏力突然觉得没了力气。红军大哥哥二话没说背起了苏力，一步、两步，约摸走了1百多步，苏力再也不忍心让他背了，坚决要求自己走。于是，草地里，大哥哥一手搀一个，在若隐若现的月光下，三个人艰难地行进着。饿了，大哥哥拿出干粮，“先吃我的，你们的留着以后吃”；渴了，小姐姐拿出自己所剩不多的水；累了，大哥哥再次把小苏力强行背到背上。大约过了半天时间，在草地上一块比较结实的开阔地，三个人终于赶上了正在宿营的大部队。苏力至今记得他姓刘，四川人，个子长得很高。赶上部队后，他跟着前面的作战部队走了。这以后，苏力再也没有见过这位大哥哥。
违反纪律蹲禁闭
一天行军，苏力不小心把一个茶杯丢了。安营扎寨开饭的时候，没有杯子，怎么吃饭？苏力灵机一动，想到喇嘛庙来，庙里供案上有木头的碗，拿一个木碗来舀饭比杯子还要方便。班长看见了就问苏力哪来的，苏力就老老实实说了。班长的脸立刻变得十分严肃。班长说，三大纪律八项注意，要求战士不拿老百姓的一针一线。班长批评苏力怎么可以拿群众的东西。这还没完，宿营后，班长又批评了苏力一顿，还把苏力关到老百姓的羊圈里头，蹲一天禁闭。过了草地，苏力和部队来到了阿坝，修整一个月，离开阿坝，部队开始爬雪山。爬雪山不比过草地，苏力占不到什么便宜了。这个时候，苏力感到的是更苦，从早上爬到晚上，上去以后，就坐在雪上，好像爬犁一样往下滑。雪山的天气非常恶劣，要么刮大风，要么下雹子。更苦的时候是断粮。有人挖野草野菜，有人把皮带拿下来，先放到火里烧，烧糊了再放到水里煮，要是捡得到牛骨头，就放在一起煮。再放点青稞，青稞也不能多放，只能一人倒一点在锅里，然后搅一搅，一人一碗。多也是一碗，少也是一碗，大家就这么一碗，吃得饱也好，吃不饱也好，都是一碗。就这样，总算是填了肚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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忆当年最苦是战友离去
回忆当年，苏力在整个长征路上，碰到过许多痛苦的事情，但是，最伤心的是什么事情呢？就是头一天晚上，大家一起躺下去休息睡觉，早上起来的时候，发现有战友无声无息的离开了人世。这些战友的死，很多人是因为饥饿。有的人甚至自己饿了，也舍不得吃干粮，把自己那份让给象苏力这样的小孩子吃，让给那些身体虚弱的人吃，可是自己却在睡梦中去世了。
苏力参加文艺演出当时，苏力班里有个年长的炊事员，爬雪山的时候，还要背一个做饭的铜锅，刚爬到半山腰，呼啸的大风就把那个炊事员连人带锅一起吹下山去，苏力和战友们只好干瞪眼看着，救也没办法救。长征的艰难困苦还不仅仅是恶劣的自然环境，还有国民党的围追堵截。国民党的飞机来撂炸弹的时候，被服厂的战士就躲，但有时候还是有人躲不及。有一次，躲在草洞里的苏力，眼看着一个大姐的腿被炸了，飞机走了，苏力去搬，但她怎么也搬也搬不动。苏力拼命地叫她，那大姐苏醒过来，苏力只好搂着她。其他战友陆续来了，决定抬着她走，可是还没有抬起来，大姐已经断气了。于是，几个战友，把她抬到山脚，用手挖坑，掩埋了这位大姐。还有一次让苏力更加悲伤。在一次敌机的猛烈轰炸中，一发炸弹在苏力身边爆炸。“轰”地一声巨响，苏力昏死过去了，也不知过了多长时间，等她醒来时，发现身上压着一位大姐姐，尽管自己身上满是鲜血，但丝毫没有受伤。原来这是大姐姐的鲜血，她已经牺牲了。由于当时还是个娃娃，苏力记不清楚这次轰炸是在什么地方，也不知道这位救命姐姐叫什么名字，更不知道在那危急关头，这位姐姐是如何挺身而出，把自己压在身下的。解放后，特别是在长征纪念日，苏力时常想起这位姐姐，她很想找找这位姐姐的家人，好好报答她的救命之恩，可是无从查找。后来，部队要过大渡河了。没有桥，就是几块板放在铁索上，算是桥了。他们过大渡河的时候还是晚上，苏力根本不敢站起来，怕一下踩空掉下深渊。所以是爬过去的，摸着板，一块块摸着爬过去。后来，红军给养非常缺乏，根本没有布料需要加工，苏力所在的31军被服厂解散了。这时，苏力在行军中，看见哪里人多就往哪里走，哪里热闹就往哪里钻，每到一处，大哥哥大姐姐对她这位“红小鬼”都很关照。她弄不清楚部队的编制序列和番号，也就无从知道自己是跟着哪个师哪个团行军了，但她知道是跟着红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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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张琴秋当通信员
长征中，苏力能记住的惟一一个人的名字就是张琴秋。1935年5月，苏力被编入妇女独立团，为团长张琴秋当通信员。能在这位赫赫有名的巾帼英雄身边工作，小小的苏力激动得连续唱了刚学会的三首红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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