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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长征-第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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椎模殴庠趺凑庋涠希喾丛趺凑饷锤鏊喾ǎ克杆僬业绞∥坎砍ち跞鹆柩彩又鲜∥樯苄胖北荚匠∈φ尾俊Ｋφ尾渴壮げ辉冢哟钪腥ǖ恼窨瞥ぶе嵛岬厮担骸袄钪秀丫旱嚼咨骄咳チ耍 崩钪腥砩戏床邓担愕氖Σ吭诤竺妫吭趺椿嵩谇懊婺兀渴翟谡谘诓还サ恼窨瞥ぐ阉轿萃猓萆弦槐尽胺溉嗣ァ彼担骸澳阏野桑 崩钪腥ㄒ灰骋灰巢檎遥沼谠诘�12页见到“李中叛”三个字。顿时，他泪如泉涌，仿佛大哥伸出血淋淋的双手向他求救……“我大哥名字的‘泮’怎么被改成了叛徒的‘叛’！”。“你大哥……当过……敌军！”政务科长一脸无奈，暗示着李中泮已不在人世了。夜幕降临，四周一片漆黑，星星闪烁，一钩残月在天边不断地画着问号……李中权撕心裂肺地痛哭，在大巴山留下了永恒的呼唤！在回省委的路上，李中权意外地碰到堂兄李中瑜。看到李中权泪流满面，李中瑜吃惊；而看到李中瑜脸色憔悴，李中权也吃惊。见边上有人，李中权就用英语告诉李中瑜说自己大哥被害死了。而李中瑜也在张国焘“肃反”当中被抓，被关了起来，还差点被害。李中权就安慰他，告诉他要相信党，坏人迟早会被抓出来的。后来，红军长征开始不久，李中瑜还是跑回家了。等到李中权到延安，还忘不了李中瑜，专门给毛主席写过一封信，说自己有一个堂兄，曾参加红军，差点被张国焘错误的“肃反”政策给害了。后来长征的路上他回家了，可不可以让他回来。毛主席很快写了批示：可以，叫他回来，毛泽东。但是，受到过伤害的李中瑜这次死活不肯听李中权的话了。其实在当时，李中权自己也未必保险，在四方面军里，大家都不敢说自己是知识分子，连眼镜都不敢戴，因为一个人戴了眼镜，就等于说自己是知识分子了。就极有可能被张国焘“肃反”。李中权那个时候也不敢说自己是初中毕业，只说自己是高小毕业。再说说李中权的父亲，就在大哥被害的消息传来之前，李中权先得到的是父亲牺牲的消息。那天，父亲李惠荣正在通江县肖口梁为红军砍柴，途中突遇敌人的几个侦察兵，为了掩护红军通讯员，他把通讯员的帽子抢过来戴上，把敌人引向自己，在与敌拼搏中，手刃两个敌人，自己跳岩身负重伤，由于缺医少药，不久病逝。听到这个消息，李中权连夜跑步赶到父亲坟前，在一片新坟的最边上，李中权找到一个画着五角星的坟，李中权知道，那是他母亲亲手画的。扑倒父亲的坟头上。李中权失声痛苦。全国解放后，李中权曾回去找父亲的尸骨，但已经找不到了。李中权一家为革命献出生命的，不仅仅是李中权的父亲和大哥。二弟李中池在长征中的理番战斗中牺牲；五妹李中珍在往返草地时病故；母亲于1936年7月病故于西康炉霍；六弟李中衡在359旅王震部当译电员时病故。转眼到了1934年，红军迎来了战略反攻的大好时机。8月份开始，红军只用了一个多月的时间，就彻底打垮了敌人的“六路围攻”。不仅收复了宣达战役之后的根据地，还有所扩大。到了1935年初，红四方面军由原来入川时的四个师，发展到了五个军共8万多人。又是张国焘，利用红四方面军西渡嘉陵江策应红一方面军北上抗日之际，撤出了全部主力，把川陕苏区拱手让给了敌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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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次过草地
红四方面军渡过嘉陵江之后，横扫了川西北10余个县，歼灭了敌人12个团，从战略意义讲，很好的配合了红一方面军顺利渡过金沙江、大渡河。6月，红四方面军、红一方面军在四川懋功胜利会师，李中权也终于打听到了张爱萍的消息，并和昔日的恩师见面。1935年的夏天。党中央明确提出了北上抗日的方针，决定占领川陕甘边区，把革命的大本营转移到西北，促进全国抗日民主运动的高潮。根据各部队的所在位置，党中央、中央军委决定把一、四方面军所属部队混编为左、右两路军向北挺进。那时，李中权在总政治部担任地方工作部部长，随着左路军一起行动，第一次踏上草地。正当他们部队历尽千辛万苦，翻过雪山，快要走出草地的时候，张国焘公然违抗党中央的决定，擅自命令左路军停止北上，又调右路军中原属四方面军的两个军南下，并下密令，妄图裹胁党中央和红一方面军全部南下。党中央、毛主席发现张国焘的阴谋后，决定迅即脱离危险区，率领红1、3军团继续北上。就这样，红四方面军又折回长征途中这段最艰难的路程，第二次踏上草地。已经有不止一个红军战士回忆当年过草地的艰苦，李中权也不例外，那么在他眼里，草地又是怎样一番情景？我们不妨看看李中权回忆录当中写的：“一望无际的草地，时常笼罩着阴森迷蒙的浓雾，使你东西难辨。草丛里河沟交错，水呈淤黑色，散发着腐臭的气味。茫茫的泽国，到处都是草茎和腐草结成的泥潭，稍不注意，就会踩上去，你越使劲，就下陷得越深。草地的天气也好像在与我们作对，忽而漫天大雪，忽而冰雹骤下。夜晚的严寒更是令人难耐，大家只好挤在一起，背靠着背取暖。我们携带的粮食已经全部吃完，全靠野菜草根充饥。风雨、泥泞、寒冷的折磨和饥饿的煎熬，使大家的身体越来越弱了。不少同志走着走着就倒了下去，长眠在这片荒无人烟的草地上。”第二次走出草地，再往南走，必须翻越两座大山：红桥山和夹金山。这两座山海拔都在几千米以上，山上终年冰雪覆盖。李中权所在的部队，已经是第二次来到这里了，在山脚下，他们看到了上一次通过时被摔死的马匹和弃下的鞍具、炊具、脸盆等，还有不少依稀可辨的战士遗体。尖尖的山峰直插云霄。红军将士开始爬雪山，他们一个跟着一个，深一脚、浅一脚地向山顶爬。越往上，山越来越陡峭，空气也越来越稀薄，红军战士的胸口就好像压上了千斤重担，透不过气来。但谁也不敢坐下来休息片刻，因为一坐下来，就再也站不起来了。一路上，李中权看到有的同志实在支持不住，就倒了下去。有一次，李中权眼睁睁看着走在自己前面的老陈倒下了。老陈含着眼泪，吃力地说：“中权同志，我不行了，把我的枪背过去，好打敌人。”至今，这些悲壮的情景，李中权想起来还是历历在目，无比难过。红四方面军南下后，1935年的11月先后解放了宝兴、天全、芦山等县，兵锋直指名山、邛崃，威胁成都。四川军阀刘湘急调80多个主力团，与只有15个团的红军在百丈关展开了激战。这是四方面军南下以来最激烈的战斗，战斗持续了七天七夜，虽然毙敌1万5千余人，红军也伤亡上万人。随后，红四军只能退守天全、芦山等地，到了1936年初，形势对红四方面军更加不利，被迫于1936年2月退向西康甘孜地区。正当红四方面军遭受挫折的时候，毛主席率领1、3军团于1935年10月胜利到达陕北吴起镇，党中央、毛主席到达陕北后，指挥一方面军打了很多胜仗。他们还东渡黄河，打击阎锡山的军队。号召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一致对日作战。由于朱德、刘伯承、任弼时、贺龙、关向应等同志的坚决斗争，以及红四方面军的徐向前同志和广大指战员逐步认识到南下是错误的，纷纷要求北上同党中央会合，张国焘才被迫放弃了自己的错误主张。于是，红四方面军又踏上了北上的征途，这是李中权他们第三次过雪山草地了。这一次的准备工作比上次稍微充分了一些。多数同志穿上了自织的军服，每个同志的米袋也都装满了，有的还带上了帐篷。但是，这还远远不能解决爬雪山、过草地时所遇到的困难，其中最大的困难仍是粮食问题。因为通过这一地区，至少得一个多月的时间，沿途又没有什么补给，全靠出发前自带的那点粮食。进入草地以后，原先每个同志鼓鼓的米袋越来越短了，直到倒不出一粒粮食为止。当时，李中权已经在红军大学学习，他和战友们最后只剩下了一碗面粉。这点粮食成了大家的一点安慰，每天像宝贝似的轮流背着。尽管一个个饿得肚皮紧贴着脊梁，但谁也舍不得吃上一口。忽然，队伍中有人传说牛皮可以吃。消息传开后，不少同志就煮起牛皮来。李中权也解下身上系着的牛皮带，切下一段，先放在火苗上烧一烧，牛皮很快膨胀起来，发出诱人的香味。然后再放到锅里煮，时间要稍稍长一点，牛皮就会变嫩变厚，经过这番“烹饪”，李中权觉得这牛皮吃起来味道还可以，至少比野草的味道好。一天，前面突然传来了鼓舞人心的好消息：“很快就要走出草地了，前面就是甘南汉人区了。”李中权他们听了，都高兴得跳了起来。为了庆幸走出草地，煮了一大锅水，把仅存的那碗面粉抖了又抖，全部倒了出来，和着野菜做一锅清清的面糊糊。然后你一碗我一碗地喝了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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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征中母子永别（1）
刚才说到李中权三次过草地，这其中还有不少插曲值得说一说，先说说李中权在长征途中两次巧遇母亲的故事，而第二次和母亲相遇，李中权自己也知道，是最后一次看见母亲了，但李中权什么都做不了，只能含着泪跨上战马离开母亲。英雄暮年，每当回忆起来，李中权还是忍不住热泪盈眶。其实，在李中权走上革命道路之后，他就很少见得到自己的亲人了。早在长征之前，那还是1934年4月，当时，红军正在进行粉碎国民党“六路围剿”的斗争，李中权当时是川陕省委巡视团成员，一次，李中权正在通江河北的茅峪镇巡视，母亲在路上见到了李中权，就喊：“儿呀！你到哪去了？”在路上，母子俩人谈了很多。但开始的时候，他们都怕说到李中权的父亲。母亲不愿告诉儿子父亲牺牲的噩耗，可事先已经知道的李中权，也不愿问母亲，怕引起她的伤心。最后，还是母亲忍不住了，哽咽着说：“你爹去世了。”说完，母子俩都放声痛哭起来。再来说说李中权长征途中和母亲的相遇，一次是在1936年3月的一天，地点是西康省宝兴城。当时，李中权正准备第二次进入草地。那天黄昏，他率部宿营在西康省宝兴城。他就住在街头拐弯处的一幢二层小木楼上，楼上的小窗正对着宝兴城那条惟一的小街。他通过小窗户观察外面的地形。突然，他看到了一个熟悉的身影正拄着拐棍，一瘸一拐地艰难走来，后面还跟着三个孩子。李中权激动地含泪跑下楼去：他看到的正是自己朝思暮想的母亲，还有弟弟李中柏、李中衡，妹妹李中秋。两年前，他和母亲在茅峪镇偶遇，两年里，他再也没有见过母亲，见过弟妹们。两年来，音讯隔绝，割不断的是时时刻刻的挂念。忽然间在宝兴城的夕阳里，他的母亲和弟妹迎面走来了，这让李中权有一种犹如梦境般的感觉，他有点不敢相信这是真的。李中权立刻把母亲和弟妹接到自己的房间，他发现，母亲已经苍老了许多。弟弟告诉李中权，红军走后，敌人卷土重来，家里自然不能呆，母亲就带着几个孩子，跟着红军走了。在行军途中，李中权母亲还得了寒腿病。聊天当中，李中权问起了他二哥李中池的情况，这时，大家都沉默了。最后，弟弟李中柏吞吞吐吐地说，二哥也当了红军，说着说着，李中柏哭了起来，从口袋里拿出一个小布袋，布袋上绣着一只鸟，那是李中权二哥结婚时，二嫂送给二哥的，但现在，这只布袋上已经血迹斑斑，那是李中池的血，他在理番战斗牺牲时，鲜血染红了布袋。这时，母亲突然从床上爬了起来，站到李中权跟前，问李中权有没有找到大哥李中泮。说到大哥，李中权的心一下子像被掏空一般。沉默良久，李中权知道瞒不过去，就把李中泮含冤被害的经过告诉了亲人。这一夜，他们母子谈得很多，谈得很晚。母亲深明大义，相信自己的路走对了，再三叮嘱儿子要全力搞好工作，不可为她们分心。那时，他的母亲已经50多岁了，还要长途跋涉，饥饿、病痛加上恶劣的环境随时可能夺去她的生命。她清醒地明白这一点。她已经把自己的一切置之度外，惟一的心愿就是把年幼的孩子们拉扯大，把他们交给红军，为革命事业继续奋斗。面对这样坚强的母亲，李中权原先搜肠刮肚想好的几句宽慰话，早已被涌出的泪水所淹没。他感到，帮助母亲最好的办法莫过于把真实的情况原原本本地告诉她。这就是：红军要继续长征，前面是雪山草地，后面是国民党追兵。留下，国民党军队追来，红军家属是一个也不会留下的。惟一的办法是跟着红军，继续前进。这一夜，李中权彻夜未眠，他为有这样的革命母亲深感骄傲，同时又为他们的处境深深地忧虑。第二天一早，在母亲的嘱咐声中，他才恋恋不舍地与他们告别，带着部队出发了。让李中权没想到的是，3个月后，也就是1936年6月的一天，他第二次在长征途中遇到了母亲和弟弟妹妹们。那时的李中权已担任红四方面军大金川独立二师政委。他行军路过西康省丹巴县东边耳时，遇到了病得很重的母亲。那时，老人家正在两个弟弟的搀扶下吃力地行走着。李中权立即下马扶住了母亲，把背包放在地上让她坐下来歇口气。和第一次，第二次见面不同，这次李中权的母亲一言不发，只是看着李中权。李中权明白母亲的心思，母亲一句话不讲，她知道自己马上要熬不过去了。李中权也知道，母亲这样的状况，支持不了多久。不过，母子俩心照不宣。病重的母亲也知道，这可能是母子最后一次见面了，她舍不得自己的儿子离去，她更放心不下三个年纪还小的儿女啊！看着被病魔折磨得骨瘦如柴的母亲，虽然李中权心里刀割一般地难受，但又无可奈何。能为母亲治疗一下吗？可在这样艰苦的长征途中，到哪里去找药呢？能把母亲安置下来吗？可往哪儿安置呢？红军家属一旦离开红军，就会被国民党和土豪劣绅置于死地。李中权心里清楚，母亲唯一的活路就是跟着红军继续长征。李中权的部队越走越远了，警卫员一个劲地催着李中权快走。但无论如何，李中权也不忍心留下重病缠身的母亲和年少的弟妹不管，母亲前面还面临着雪山、草地，怎么办？可是，他又不得不马上去追赶队伍。母亲离不开儿子，红军独立师更不能缺少政委，这真是两难选择啊！这时，李中权的一个警卫说他愿意留下来照顾李中权的母亲，这个主意还真让李中权有点动心。但是遭到李中权母亲的拒绝，她坚决地说，北上的战士，一个也不能少。最后，李中权把自己的马和一点干粮留给了母亲，还给前面部队的的政委写了封信，希望他能给自己的亲人搞一些粮食。以后弟弟告诉李中权，那个政委姓张，四川人，但是他那里也没有粮食，只能拿一块光洋，交给李中权的弟弟。李中权跨上战马，不敢回头看母亲。这一走，给李中权留下了终生遗憾。从此以后，李中权一直在想，他当时应该回头去抱一下母亲，痛哭一场。随后，李中权和部队翻越了终年大雪覆盖的党岭山，继续行军，但他心里万分不安。为母亲和弟妹的命运，深深忧虑着……1936年9月的一天，李中权最不愿意听到的噩耗，还是传来了。已走出草地来到甘南的李中权，忽然看见一位背着小马枪的红军战士，喊着“三哥”，向他跑来。到跟前一看，是四弟李中柏。他一边哭，一边把母亲病逝的消息，告诉了李中权。原来，凭着惊人的毅力和马的帮助下，母亲和弟妹们都翻过了大雪山。可是到了西康草地炉霍，母亲再也走不动了。她身上长了一个大脓疮，终日剧烈地疼痛。弟弟没有办法，就用妈妈别头发的簪子，把脓包挑破，流了很多脓。母亲的身体也变得更虚弱了。她老人家在弥留之际，一遍又一遍地询问着红军走到哪里了？久久不愿咽气，直到弟妹们再三表示：一定找到“三哥”，一定参加红军，她才闭上了双眼。他的母亲生前曾经讲过，跟随红军就是死了也是光荣的。是的，这位英勇的母亲，在苦难中煎熬了一生，投奔红军后，她虽没有做出什么惊天动地的伟业，但她那种始终不渝地坚信党、坚信红军的信念，永远激励着儿女们为革命事业去奋斗。李中权的弟妹们，没有辜负母亲的嘱托。他们忍着悲痛，含着眼泪，用手挖泥土，掩埋了母亲的遗体。随后，三兄妹全部正式参加了红军。后来，弟弟李中柏交给了李中权一张纸条，上面记载着母亲去世的日期和埋葬的地点。使他遗憾终生的是，在那烽火连天的战争年代里，纸条没有保存下来，丢失了。为此，李中权至今还深深内疚、自责着。让人欣慰的是，他们四兄妹终于完成了长征，胜利到达了陕北，并于1937年春节相聚在延安宝塔山下。那一年，在家中排行第三的李中权已经是家里最年长的人了，他父亲、母亲，还有大哥、二哥已经牺牲。1996年的10月，长征60周年的时候，李中权写了一首诗，名字就叫《长征路上最后一次见母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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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征中母子永别（2）
明知母子最终别，不再回头视母亲。待到苍龙俘获日，泪书往事晓儿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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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斗”张国焘
前面我们说过，1935年，红四军15个团和四川军阀刘湘80多个团在百丈关恶战，此战之后，未能取得决定性胜利的红军只好撤出百丈关一带，再次攻占宝兴、天全、芦山等县，临时成立了大金川和四川两个省委。李中权从总政地方局调任天全县委书记。当时，天全县有60多万人口，物产比较丰富，是前方作战部队的供应基地。不久，总政副主任兼四川省委书记傅钟找到李中权，让李中权准备一下，张国焘要找李中权谈话。李中权一向知道，张国焘很难接近，稍有不慎，就会挨整。但是，他既然来视察，肯定要问些天全的情况，自己刚刚上任，许多事还不清楚，怎么办呢？李中权就想，万一碰上不好回答的问题，只有随机应变了。张国焘当时40多岁，高个子，胖胖的。召见后，谈话开始了。“天全有多少万人口啊？”他带着江西口音问。“60万。”李中权回答。“全县有多少个区呀？”“六个区。”“县城边的是那个区呀？”“城关区。”“这个区有多少人呀？”李中权慌了，还没来得及统计呢。但是，最重要的是不卡壳。情急之下，他随口说：“13646”，虽然是临时编的，但有整有零，像真的一样。张国焘又问了这个区有几个乡，乡里有没有党支部，支部书记都叫什么名字。其实，李中权只记得两个人的名字，但必须说出五个，于是，又只好现编了三个人的名字。回答完后，李中权担心被发现问题，紧张得心直跳。好在，张国焘没有继续问下去，停了停后，又接着问这个乡支部有几个委员，都是什么委员，五个委员都是什么成份等。被逼得无奈，李中权随口说，有三名雇农，两名贫农，贫雇农占绝对优势。张国焘还问到了天全的物产多少，粮价高低，斗有多大，等等。当李中权说，县里准备规定米面的价格，抑制物价上涨时，张国焘扭过头对傅钟说，要傅钟抽时间给中权讲讲政治经济学中的价值规律和价格的关系问题。说完就走进里屋去了。走出张国焘的住处，傅钟拉着李中权的手夸他回答得很好！过去，不少人被张国焘问住了，不是罢官就是处罚，甚至还有被杀头的。回答不好就要杀头！李中权暗自庆幸，同时为自己编造事实而有些羞愧。其实，张国焘问最后一个问题的时候，李中权心里清楚，乡支部哪有这样划分成份的，但我们前面也已经提到过，张国焘比较在乎成分。因此，李中权也不得不违心说了些瞎话。就是为了这个“成份”，不但是李中权的堂兄差点被害，他大哥被害。连李中权的朋友，红军独二师的师长马骏，也是这样被整死了。不过这次谈话之后，傅钟也专门找李中权说，价格是随着价值波动的，如果死死的规定价格，到最后肯定是行不通的，还专门抽空给李中权讲了两个小时的政治经济学。李中权觉得，了解一些经济学知识对开展工作还真有用处。
“独二师”政委
刚才提到“独二师”师长被害，到底是怎么被害的呢？这要从李中权怎么到“独二师”说起，更要介绍一下这位藏族师长的传奇经历。前面已经提到，李中权最后一次见到母亲的时候，他已经是“独二师”政委了。之前，李中权还是天全的县委书记，在红四军撤离天全北上不久，李中权接到四川省委书记兼总政副主任傅钟同志命令：撤消天全县委，和傅崇碧同志一起带领四川省委机关4个干部工作队，一同再次北上，傅崇碧任大队长，政委。 1936年4月，李中权跟随四川省委机关的同志一起向北行军，来到西康省丹巴县城。这时，原来四川省委书记傅钟同志，又调回总政治部任副主任，当时就住在丹巴县城的红31军的军部里。一天，傅钟同志把李中权叫到军部，向李中权宣布了新的任命：去大金川的独立二师任政委。说到这里有必要介绍一下当时的形势，那个时候，红四军的部分部队已经越过党岭山，正向着西康省的理塘、巴塘、甘孜县前进，准备会同其他红军部队，一起北上，与党中央会合。但还有一支断后的部队，和国民党以及军阀的部队对峙着，以保障前方部队的胜利进军。“独二师”的主要任务则是：担负西康省丹巴县地区西起绥靖县东至党岭大雪山的约300公里交通线的警戒任务，包括保护桥梁，剿灭土匪并保证主力红军北上经过这段路程时的安全，另外还有筹集粮款，组织群众支援红军等。听到命令，李中权当时毕竟年轻，有点愣住了。担心自己第一次做师政委工作做不好。关于独立二师的状况是这样的：1935年夏，在红一、红四方面军大会师的影响下，散居在川、康两省交界地区的少数民族先进分子，纷纷响应党的号召，组织起来，拿起枪杆子和大刀，反抗国民党的军阀统治。在西康省大金川丹巴一带，藏人马骏（藏名叫麻孜阿布）也拉起了一支武装队伍，并被红军收编，被授予大金川红军独立第二师的番号。全师共有三个团，一团在丹巴县东约百公里处的边耳；二团在丹巴县西约40公里的八望镇，与师部较近；三团在绥靖县境内。师长叫马骏，副师长是由红军派出的金世柏。全师有2000余人，多数是藏族同胞，骑兵约占一半，装备了300多支步枪，其余是长矛大刀、梭镖。他们强壮剽悍，能骑善射，作战非常勇敢。为了巩固这支武装力量，加强该师的领导，有1百多名红军干部到“独二师”各级任职。接到调动通知后，李中权在省委直属机关做了些准备工作。先向藏区来的同志了解藏民的风俗习惯，学习一般礼节性的藏语，再向有经验的同志请教工作方法和经验。两天之后，在部队的护送下，李中权沿着大渡河的上游大金川北上，到达了“独二师”师部所在地八旺镇。迎接李中权的，是一位30多岁的非常英俊的藏族汉子。身着半旧的青锻袍，腰间系着藏蓝色的绸带，袍边和袖口上都镶着宽宽的滚条锦边。那人身材魁梧，体格匀称，脸膛微黑而红润，淡蓝色的大眼睛，透出和蔼诚恳的目光。看完军部的介绍信，他腰身一躬，深深地向李中权行了一个标准藏族礼。“可把政委盼来了，欢迎你，中权同志。我是马骏”，他操一口谙熟的汉语，热情地把李中权迎进师部屋子，一面吩咐警卫员倒荼送水，并通知炊事员备置酒宴。两人坐下，相互介绍情况。马师长介绍说，他父亲麻孜阿交，是个头人，又是郎中（藏族官职名称），虽然已经60岁出头，但还是天天忙着为红军筹粮。其实，在来之前，李中权已经了解到，马师长父亲威望较高，做了不少好事。向往革命，支援红军。已经为红军筹集了十多万斤粮食。不一会儿，马师长叫人送来一套崭新的藏族服，并亲自帮李中权穿戴好。为了让李中权尽快了解熟悉部队的情况，第二天，马师长陪着李中权下部队，与更多的同志见面。随后几天，师长和李中权形影不离，有时向李中权介绍师部情况，有时陪李中权下部队，有时与他饶有兴趣地交流藏汉风俗，教李中权学习简单的藏语。一天晚上，马师长又和李中权聊了起来，他说李中权穿上藏袍，很像藏族人。不过，有些动作还不够自然。李中权不解地问他，藏族的袍子为什么那么长呢？马师长笑着说，这个就像是汉人衣服的口袋，藏袍虽然没有口袋，可装的东西比口袋还多。说着，还把腰带扎上，半身的袍衣就成了一个大口袋。然后，像跳舞一样，身子一转圈，藏袍摆了起来，然后向地上一倒，长长的藏袍把马师长的身子全盖上了。原来藏袍还可以当被褥。聊到高兴的时候，马师长说，如果藏族姑娘骑马在前面，可不能与姑娘赛起马来，否则就是求爱了。马师长开玩笑似地说：“李政委，你可要小心哟！”那年的4月中旬，“独二师”奉上级的命令，在大渡河右侧的大山林间围剿土匪。这些土匪无恶不作，经常下山进村抢劫民财，残害百姓，有时还袭击红军，严重影响了我军对国民党刘文辉部队的作战行动。红四军要求“独二师”清除这些匪徒。剿匪战斗打响了，在一次搜山剿匪的激烈战斗中，李中权的左大腿中弹。子弹从骨头边擦过，血流不止，痛得难以忍受。几位身强力壮的藏族战士立刻抬着李中权去了后方的医院。第二天，马师长就赶到医院来看望李中权。但是，李中权和马师长这种亲密的关系不久就被张国焘的毒计割断了。1936年9月红四军决定北上。马师长则流露出不愿意随红军主力北上的意见。为此，张国焘以不可信任为由，向红９１师发了一份密电，说红军将要北上，马骏很可能不会跟红军走，他若留在当地又恐今后是个后患，故密令立即将他处决。为了防止意外，信中要求严格保密，不得走漏任何一点风声。同时信中还交代了执行的具体办法：以召开紧急军事会议为名，令李中权和马骏火速赶到丹巴县城红９１师师部“开会”，不得有误。李中权接密信后陪同马骏去丹巴，其实没有什么军事会议，实际是来吃一顿饭，由91师徐深吉师长作陪。酒过三巡，以“击杯”为暗号，突然闪出一名战士，猛地一把卡住马骏的脖子，活活将他勒死。处死马骏后，张国焘为了防止马骏部下兵变，通知独立师编造假话，利用部队出操、上课、集合站队的机会，向大家讲，说马师长已调甘孜波巴政府工作，身体很好，希大家勿念，并望积极支持红军搞好工作。马老太爷也信以为真，此后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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