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长征-第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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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长征：亲历者口述实录　目录（1）
记住长征，留住这段红色记忆/贾永
　　一个关于行走的故事/黎瑞刚
　　向守志：三次走过草地、爬过雪山，我的长征路更长
　　（四川宣汉人，1933年参加革命，1934年加入红四方面军。离休前任南京军区司令员；十三届中顾委委员。1955年被授予少将军衔；1988年被授予上将军衔。）　17岁的游击队长，带领百名战士投奔红军；自愿降职当战士，三过雪山、草地，自己肩扛机枪健步如飞，还数次挽救过战友的生命；战功卓著，从副排长到大军区司令；两次被授予将军军衔，用一生见证革命军队从胜利走向胜利。
　　彭富九：小小电台屡建奇功
　　（江西永新人，1928年参加革命；1933年加入红6军团；1955年被授予少将军衔；离休前任总参某部部长。）　1932年，湘赣省军区第一期无线电训练班开学，少共中央巡视员冯文彬神秘地找到读过几年私塾的彭富九，推荐他去干一份“特别的工作”。从此，彭富九成了红军的一名电台战士，屡破敌人密码，助部队打胜仗；他连续发报七昼夜，终于找到中央红军，贺龙奖励其一件大衣，因此成了“大少爷”……
　　王定烈：“地狱”归来的将军
　　（四川宣汉人，1933年加入红四方面军。离休前任空军副司令员。1961年被授予少将军衔）几次和死神擦肩而过，长征中胃痛难忍无法迈步，急中生智土法治疗神奇见效；祸不单行又感冒，战友把他放在火上〃烤〃；过了黄河，改编成西路军，战马匪，腰间中弹；找部队不料被抓，被敌人扔进马槽，伤口生蛆昏迷不醒；到底大难不死，最终回到延安……
　　邓秀英：背着弟弟去长征
　　（四川通江人，1935年随红四方面军开始长征。与部队失散流落藏区，解放后回家务农。）　71年前，13岁的姐姐背着6岁的弟弟走上长征路；邓秀英一家八口人，父亲、大哥、母亲、邓秀英、弟弟、妹妹、弟媳，还有姐夫，都踏上长征路；险恶环境夺走亲人生命，到最后只剩下姐弟和母亲三人；却又中途失散，流落藏区当奴隶……
　　刘月生：百战骁勇，九死一生
　　（湖南茶陵人，1931年参加红军。1933年随部队加入红6军团。离休前任军委工程兵副政委。1961年被授予少将军衔）刘月生出身贫寒家庭，3岁的时候就被卖到别人家。加入红军，跟随肖克转战湘赣苏区，身经百战；漫江战斗红军遭偷袭，战士勇猛反攻，打得敌人落花流水；浯溪河一战长途奔袭，打得敌人措手不及；长征中九死一生……
　　方槐：昔日赤脚红军汉，开国受阅飞将军
　　（江西于都人，1931年参加革命；1932年加入红1军团；离休前任武汉空军副司令员；1955年被授予少将军衔。）开国大典，方槐驾驶飞机飞越天安门接受检阅，这位共和国第一代空军也曾爬雪山过草地；一次，敌人来袭，半梦半醒间，方槐突然听见拼刺刀的声音，猛地睁开眼睛，抬头一看，敌人已经距他不到20米了……
　　李中权：满门革命赤子
　　（四川达县人，1932年参加革命；1935年随红四方面军开始长征。离休前任南京空军第二政委。1955年被授予少将军衔。）李中权少年时代非常爱读书，为了读书甚至和父母亲闹矛盾，离家出走一百里；在如愿上学后，受老师张爱萍影响，李中权走上了革命道路；长征途中巧遇母亲，见亲娘无法坚持走完长征，李中权重任在身，不得不告别病重的母亲，含泪上征程……
　　王盛荣：历经坎坷路，百岁老红军
　　（湖北武昌人，1926年参加革命；　1931年任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解放后曾遭林彪、康生等人多次迫害，后担任湖北省冶金厅副厅长。改革开放后离休。）本节目采访时，唯一在世的第一届中革军委委员，“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中唯一幸存者。由于警卫员擦枪走火，让他失去一条腿；因为两笔“生意”，竟遭林彪诬陷，从副部长变成副处长；“文革”中，被关进监狱，受尽折磨，徘徊在死亡边缘；徐海东捎话，带来毛主席的鼓励，给了他活下去的力量……
　　

我的长征：亲历者口述实录　目录（2）
苏力：最年幼的红军战士之一，八岁踏上长征路
　　（四川清川人，1934年加入红四方面军；1935年随妇女独立团参加长征。离休前任上海卢湾区民政局副局长。）从小在地主家作奴婢，受尽毒打，红军到家乡，7岁的苏力在红军被服厂软磨硬泡，要求参军；过草地，小苏力不知深浅，在沼泽地上翩翩起舞；当年虽然年幼，也不知道许多革命道理，但是小苏力心中只有一个念头，长征中无论如何都不能掉队，要跟着红军队伍……
　　鲜正学：长征中的宣传员
　　（四川南江人，1933年加入红四方面军；1935年参加长征。西征甘肃时被俘，后逃回家乡。此后一直在家务农。）初当红军违反纪律，不肯当勤务兵，又哭又闹，逃回运输队；做宣传员，阵地上凭三寸不烂之舌劝降敌人士兵；长征途中饿着肚子，包里揣着鸡蛋却从来不敢吃……
　　附录一中国工农红军长征大事记
　　附录二解读中央红军战略大转移迟宪平
　　附录三“会议流”中的长征王湘穗
　　附录四长征档案中鲜为人知的史实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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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住长征，留住这段红色记忆
贾永
　　７０年前的１０月，三支红色大军与先期到达陕甘黄土地的红２５军等红色队伍紧紧相拥，在他们的背后，是一组至今仍难以超越的纪录：平均日行军７４华里；几乎每天都会有一场战斗发生，平均走３６５华里才休息一次……最先报道中国共产党及其红军这次行动的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把长征誉为“震动世界的行军”。在斯诺眼中，与红军长征相比，西方战略之父汉尼拔带领远征军越过阿尔卑斯山向罗马进军，只不过是一次假日远征。长征，始自于１９３４年１０月１０日。随着第五次反国民党军队的“围剿”失败后，中央红军即第一方面军不得不告别曾经养育过他们的赣南、闽西红军根据地，率先拉开了长征的序幕。一个月后，红25军从豫南开始长征。翌年３月２８日，红四方面军开始长征。１１月１９日，红二方面军也踏上了远征之路。国民党重兵的围追堵截，雪山草地的生死考验，以及分裂与反分裂的斗争……在一次次绝地逢生之后，总数超过20万人的大军，经过总行程６万５千里的远征和西路军蒙难，最终到达陕北的仅剩３万余人。但，正是这些红色的种子，改变了中国的命运。长征路上走出了决定中国命运的两代伟人：毛泽东，邓小平；走出了中国共产党的第一代领导集体的全部成员；走出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5位国家主席、代主席；走出了人民解放军的9位元帅、8位大将和90％以上的开国上将、中将、少将。70年过去，长征的领导者已全部辞世。参加过长征的开国上将，也仅剩肖克、洪学智2人健在。即使普通的长征参加者，也全部都到了生命的晚秋。从两年前的长征出发７０周年开始，我们新华社解放军分社与东方卫视一起，在全国范围内开始了寻访健在老红军的活动，抢救这段红色的记忆。从江西瑞金到湖南桑植，从安徽金寨到湖北红安，从贵州赤水河到云南金沙江，从川西雪山草地到宁夏六盘山麓……我们从一处处红色故事的发源地、诞生地，寻访着红军当年的足迹和当年的故事。我们在全国范围内寻访到了２０６名健在的老红军。他们的平均年龄８９．６岁。遗憾的是，他们中间的大多数，已不能面对镜头。因此，我们通过电视来记录的，仅仅为他们中的10人。虽然，他们的记忆还远不足以展示整个长征，但，他们的故事，同样能给予我们众多的启示。这无疑是一群理想比天高、比地大的人。正是他们心中红色的理想和红色的信念，使得他们的意志、毅力得到了空前的迸发。此后，无论是与日本侵略者拼死抗争，还是与国民党逐鹿天下，从长征中走出的一代人始终是我们党、我们军队的核心。在长征胜利仅仅１３年后，毛泽东就在天安门城楼上宣告了一个崭新共和国的诞生。在他身后，站满了从长征路上走出的一代战将。这一天，也是在１０月。
　　作者：新华社解放军分社社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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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关于行走的故事
黎瑞刚
　　长征，英语将其翻译成“The　Long　March”，意思是“长途行军”。但我以为，抛却长征在军事上的意义，特定的历史背景，以及它作为一个专有名词的概念，我更愿意将其翻译为“The　Long　Walk——漫长的行走”。长征，是一个关于行走的故事。在中华民族的精神宝库里，有很多关于行走的故事。为了一个“仁”字，孔子周游列国。为了一本普渡众生的真经，玄奘西天取经。“行走”是一个类型化的故事母体，就像爱情一样，是又一个永恒的主题。行走是水平位移，从一端向另一端。它的一端是意志，它的另一端是目的地。行者无数，行者无疆，行者无惧。为了理想的实现，为了真理的伸张，为了命运的转折，为了从黑暗走向光明，列国的边界挡不住，“八十一难”难不倒，两万五千里“走泥丸”。长征，我们已经说了70年。70年后，我们如何“再说长征”？2006年，有很多“小分队”，活跃在当年红军的西行线路上。他们手拿移动电话或者笔记本电脑。他们打着红旗。他们中许多人很年轻。这些年轻人或爬一次雪山，或穿一次草鞋，或吃一次野菜，或燃一堆篝火。我支持这样的实地体验，我也相信年轻人会明白这样一个道理，长征不等于爬雪山过草地。也不等于四渡赤水、遵义会议。历史的细节，会不可避免地被岁月侵蚀。但长征，一个浩瀚而传奇的“行走”意象，越远越鲜明。后世的人们或许会这样跟他们的孩子说：很久很久以前，有这样一群人，他们只要一息尚存，就要杀出一条血路，坚定地行走。他们竟然走了两万五千里。这次震惊世界的行走，其内涵丰富而博大。它的起点，或许不在江西瑞金，不在福建宁化，而要上溯到1840年；他们的先头部队，或许不是红一方面军，而是康梁、是六君子，是先行者孙中山，是嘉兴南湖的那艘画舫。为了找一条出路，一支队伍行走两万五千里，一个民族已经行走百年。人常说“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说“万里长征才走了第一步”。今天，我们说这些话不需要注释，不需要引经据典，它们已经成为我们这个民族共同的语言。毋庸置疑：英雄史诗“长征”，已经成为中华民族一个励志品牌。如果说长江是中华民族的自然遗产，长城是中华民族的文化遗产，那么长征就是中华民族一份珍贵的非物质遗产。《我的长征：亲历者口述实录》这本书的出版，就是对长征这个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抢救性保护。为了这本书，SMG的记者发扬了长征的行走精神，辗转数省在茫茫人海中寻找壮士暮年的英雄（或许这是最后的机会了）。为了这本书，记者与时间赛跑，在告别“西行漫记”时代70年后，他们完成了一部“西行速记”。我的书架上，需要这样一本书。
　　作者：上海文广新闻传媒集团总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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带领游击队投奔红军
1933年10月，红四方面军打到四川宣汉县境，读过3年私塾的贫农的儿子向守志，受到了革命教育，幼小的他从此开始漫长的革命生涯，先后任区少先队队长、区游击队队长。向守志三次走过草地爬过雪山我的长征路更长。
　　1988年向守志被授予上将军衔1934年7月，在四川军阀刘湘发动对川陕苏区的“六路围攻”最紧张之时，宣汉县区游击队队长，只有17岁的向守志毅然决定，带领一百多名游击队员集体参加工农红军。就在向守志决定加入红军那天晚上，母亲通宵达旦地为向守志赶做了一双粗布鞋。第二天，她对儿子说：“孩子，你放心地去吧，我们穷人要有活路，就得跟着共产党和红军闹革命。”不过当时的形势对红军很不利，国民党的围剿非常疯狂，一旦红军战士被抓住，就会被杀头！因此，也有游击队员对于参加红军有点犹豫。有队员表示顾虑说，“队长，再考虑考虑吧？”也有队员说，“形势不妙啊，队长，我们能不能再缓一缓？”更有队员十分担心地说：“队长，敌情这么复杂，我们这时去，合适吗？我们得为自己想想后路啊？！”但是铁了心的向守志表示他心意已决，一定要参加红军！加入红军后，向守志被编入红9军第76团第2营第4连。按照当时的政策，向守志作为区游击队队长，又带来一百多人，至少应当个排长。团领导也对向守志说：“我们打算让你先从排长干起，怎么样？”但向守志急忙说：“首长，我年龄还小，还是让我先当兵吧！”团领导想了想，点点头说：“也好，先锻炼锻炼，那么你想当什么兵呢？”“我有1米73的个子，身体又结实，我想扛机枪。”向守志回答说。“为什么想扛机枪？”团领导问。“用机枪比步枪打死敌人多！”向守志头一抬，大声说。“你这个小鬼！”团领导摸摸向守志的头，笑了笑。就这样，向守志先在4连当战士，没几天，被调到团部当通信员，不久又被调到团机枪连当战士、班长，扛马克沁重机关枪。这一扛，就是两年多，直到1936年8月，向守志离开机枪连，到红军大学学习，1937年8月，他毕业后，担任129师386旅771团特务营连长，后任营长。
　　

一根竹棍拯救战友生命
1935年3月28日夜，徐向前指挥向守志所在的红9军与红30军、红31军主力，兵分三路，强渡嘉陵江天险，向西挺进，拉开了红四方面军长征的序幕。为了早日与中央红军会合，部队几乎天天行军，天天打仗。长时间的行军打仗，指战员们的脚都磨烂了，无论谁脱下草鞋，露出的都是一双血迹斑斑、溃烂流脓的脚。向守志的双脚也不例外，一路走来，肿痛难忍。最后只能把双脚用一层层布或稻草包裹着，但没多久，那裹脚布或稻草上就渗出了斑斑血迹。当时向守志的负荷还要比别人重，因为他肩上扛的是挺重机枪。而且向守志还一直是连队收容队负责人之一。收容队成员不但自己要和部队一起爬雪山过草地，还肩负着帮助体弱和有病人员长征的重任。1936年2月，红9军行进到党岭山，党岭山的海拔有5000多米，藏民称之为“神山”。上山一百里，下山一百里，峰顶气温在零下40摄氏度以下。当地有一首民谣说“正二三，雪封山，鸟儿飞不过，神仙也不攀”。正当部队走到半山腰，突然狂风卷着积雪，积雪裹着沙石，带着一股骇人的啸声吹打着艰难行走的红军队伍，这时刚被收容的伤员小瞿，实在是累得走不动了，就对向守志说，想休息一会儿。向守志赶紧上前几步，扶住小瞿说，出发之前先遣队已经说过，半道上千万不能休息，一休息很有可能会牺牲。可是小瞿还是苦苦哀求，说他实在走不动了，就是死了，也要留下休息。看小瞿实在是累得走不动了，向守志也知道，再说也是多余，于是就把手中的竹棍递给他，让小瞿抓紧竹棍。小瞿犹豫了一会儿，然后伸出了冻得发抖的双手抓住。一步、两步、三步……早已筋疲力尽的向守志艰难地前行。山越来越陡，雪越来越大，风也越来越凶猛。突然一个趔趄，他摔倒在地。“副排长！”小瞿带着哭腔喊道。就在小瞿准备伸手扶他时，向守志已经吃力地爬了起来。他明白，如果稍一迟缓，就有可能永远爬不起来。此时的向守志，每迈出一步，都要使出全身的力气。在他的帮助下，小瞿恢复了些体力，开始自己走了。几十年后，向守志还清楚地记得，长征一路所见触目惊心：有的同志的腿被冰雪划破了，正在滴血；有的草鞋陷在雪里找不到，只好光着脚走；路旁到处是拱起的雪堆，一不小心便会被绊个跟头，里面是冻僵的尸体……还有一次，向守志发现从山上滚下一个东西。眼看着就要滚下悬崖，被一块巨石挡住。那是一名掉队的红军战士！向守志拼尽全力一个冲刺，来到那位战士上方不远的地方。向守志把手中的竹棍伸了下去。那位血肉模糊的战士艰难地摇了摇头，说：“不要啊，同志！我会把你带下来的。”向守志吼道：“快点，这是我的职责！”那位战士痛苦地伸出了左手！向守志刚一用力拉，就被带下去一步。说时迟，那时快，紧随其后的连长一把抓住了向守志单薄的衣服。在三四位收容队成员的共同努力下，那位战士得救了。就在那位战士刚被拉起的一刹那，“轰”地一声巨响，从天而降的巨大雪块把那块石头冲到了悬崖底。惊心动魄的雪崩发生了！
　　

长征中见到毛主席
1935年6月18日，他们终于迎来了历尽艰辛的中央红军。小金川岸边，红9军全体官兵穿戴整齐，像参加阅兵式一样站在道路两边。当毛泽东、张闻天、周恩来、朱德等领导同志率中央机关人员出现时，红9军一边喊口号：“欢迎中央红军老大哥！”“庆祝两大主力红军胜利会师！”一边鼓掌高唱着“万岁！万岁！我们来会合！……”的欢庆会师歌曲。这是向守志第一次看见毛主席和朱总司令，过去在部队一直听红军将士说到中央红军和朱（德）、毛（泽东），但从没有亲眼见过他们。当时，毛主席穿着灰色棉大衣，身材高大，满头黑发被微风吹动，面带着微笑不停地向战士挥手致意，给向守志留下了难忘的印象。首长们过去后，中央红军的队伍走近了；向守志他们惊奇地发现中央红军队伍并不像想象中那样威风凛凛、兵强马壮。他们由于长途跋涉和艰苦转战，衣衫破旧，服式不一，不少人穿的还是缴获的国民党军的灰军装，只是帽子上没有青天白日徽，许多人还拄着树枝当拐杖。队伍里有几顶红军的八角帽，比四方面军的军帽要小一些。武器装备与四方面军比也相差悬殊。回到宿营地；向守志他们了解到，其他部队所迎接到的中央红军部队也和他们所见到的情况相似。原来，中央红军在没有后勤保障的艰难的长征中，历经漫漫征途上的一场场血战，战斗伤亡和减员很多，有的指战员尽管衣衫破烂，但依然充满战斗激情。两军会师是一件大喜事。那一段时间，基层官兵都沉浸在会师的喜悦中。然而，在决定下一步的行动计划，确定中国革命的战略方针时，张国焘与党中央严重的分歧出现了。为了顾全大局，中共中央7月21日任命张国焘为红军总政委。接着，中央红军和红四方面军的部队混合编组，分成左右两路军，准备踏上北上的征程。当右路军以无比坚韧的毅力穿越松潘大草地时，张国焘带领的左路军却忽生变故，西进阿坝后，迟迟不肯北上。此时，张国焘的个人野心已经极度膨胀，公然拒绝执行中央的北上战略，率部南下，并命令右路军立即南下向左路军靠拢。在此危急关头，毛主席和党中央毅然率中央红军第1军团、第3军团北上。张国焘命令红四方面军掉头南下，再次踏入荒无人烟的大草地。正如党中央所指出的那样，“南下是绝路”。在后来的百丈一战中，红军伤亡近万人，也没有能够打开南下的通路。敌军大兵压境，再加上漫天大雪，像一个磨盘重重地压在红军将士的心头。此时，红四方面军不少人已意识到南下的错误，大家积极响应党中央的号召，在朱德总司令、刘伯承、徐向前的领导下，再次踏上北上的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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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次爬雪山过草地
1936年6月，红四军第三次过夹金山，用了整整一天的时间，部队翻越了夹金山，又再次翻越党岭山，党岭山上的风暴比夹金山更猛烈，不少战友被卷进了万丈深渊；行军路上，那一个个绵延不断隆起的“雪堆”，就是一个个倒下的红军战士。过了雪山后，向守志的嗓子完全哑了，身体也冻僵了。一次，他刚坐下来就失去了知觉，是战友们点起篝火，慢慢地把向守志烤醒过来。过了雪山是草地。这已经是红四军第三次过草地了，有前面两次的教训，红四方面军每个官兵都携带一根长长的棍子，行军时，人拄着棍子，相当于多了一条腿，既可以探路，测出沼泽的深浅；又可以在战友们陷入泥潭时，伸出棍子相救。草地救人，要用巧力，不能用蛮力，既要把战友从泥沼中拽上来，又要保证自己不会陷下去。否则不但救不了战友，还很有可能把自己也给拉下去。笼罩在浓雾中的茫茫草地一眼望不到尽头。草丛中河沟交错，积水成洼，遍地是稀泥烂草，一股腐臭的气息四处弥漫。草地中的天气非常恶劣。白天还是烈日当空，晒得人皮焦肉灼，夜间往往狂风大作，时而卷来冰雹，冻得人嘴唇发紫。想起前两次过草地，向守志简直是不堪回首。当目睹着一个又一个朝夕相处的战友深陷泥潭而不能自拔时，他痛苦万分。好在这一次是沿着上一次的路线行进，多少有点轻车熟路，这或多或少也给了一直笼罩在阴影中的向守志一点安慰。已经走了10多天了，本就不多的青稞早已吃完，沿途的野菜也被前面部队吃光。一天一夜没吃一粒米的向守志身上还背着三位伤员的行李。突然，前面不远处传来“救命”的呼喊声。凭前两次过草地的经验，向守志知道，又有战友陷入了沼泽地。也不知从哪里来的力气，向守志突然来了个百米冲刺，全然不顾陷下去的可能，看见一位与他年纪相仿的战友在泥潭中痛苦地挣扎。“别动！”向守志大声喊道。向守志用脚试探出一块较硬的草块，然后探出身子，把那支“救命竹棍”伸向了那位战友。轻轻地，慢慢地，向守志均匀地把所剩不多的力气输送到竹棍上，然后再缓慢地传递给那位战友。一厘米、二厘米、三厘米……半个小时之后，向守志终于把这位战友给救了上来。几天后的一个早晨，向守志他们终于走出了草地。这一天，他们痛痛快快地吃了一顿“锅盔”，这是当地的一种面饼，烙得特别大，赛过锅盖，足有四五斤重。管理员用大洋向当地老百姓购买后，炊事员再把大饼切开，每人一块。大家狼吞虎咽地吃起来，向守志觉得这是他有生以来吃得最香的一顿饭。为了打开西北革命斗争新局面，红军刚刚走出草地便拉开了争夺甘南诸城的战幕。围攻岷州城的是红5军、30军和9军。当时向守志所在的27师也参加了战斗。连队负责攻打城东南关。守城的鲁大昌部队每人手中有两件武器：一支快枪和一把大刀。战斗的第一天，一股敌人手拿大刀突然从城内杀出来偷袭红军，人数很多，个个手举大刀，来势凶猛。当时向守志担任副排长，发现这一敌情后，他一面大声呼喊：“敌人来了！”一面端着上了刺刀的步枪同敌人拼杀，连续刺死了几个敌人，后面的战友闻声而来，终于将敌人打退。因为向守志发现及时，红军在这一仗才没有吃大亏。1936年10月9日和10月22日，经过千辛万苦，红一、红二、红四方面军分别在会宁、将台堡胜利会师。朱总司令等总部首长带领部队入城时，这个小小的县城沸腾了。战士们个个热泪盈眶，向欢腾的人群挥手致意，用哽咽的声音喊着：“中国共产党万岁！红军胜利会师万岁！”周恩来副主席代表党中央和毛主席专程到会宁参加胜利会师大会。在欢迎大会上，周副主席首先欢迎红四、二方面军北上，祝贺三大红军主力胜利会师，并作了当前形势和任务的报告。向守志和战友们听了周副主席的讲话，很受教育和鼓舞。至此，长征画上了圆满的句号，向守志也被团队选送进红军大学庆阳步兵学校学习，开始了全新的学习和战斗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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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友战场上结为伉俪
1945年5月25日，向守志和张玲结婚了。向守志和张玲相识于太行区党委党校开展整风运动期间。1943年，太行区党委举办整风学习班，参加的对象主要是县团以上领导干部。据张玲回忆，参加学习班前她就知道向守志仗打得漂亮，不过当时太行山上战功赫赫的大有人在，她并没有特别在意向守志，两人只是一般认识。
　　1947年，向守志与夫人张玲合影照整风开始时，向守志在二队，张玲在三队。向守志经常在大会上发言，张玲当时觉得奇怪，向守志怎么老爱发言啊。后来知道他要调到张玲所在的三队当队长，大家还挺紧张，不知道这个带兵打仗的人到底怎么样。谁知道向守志来到三队，看到张玲就问，“张玲，你也在三队啊？”张玲心里想，这人挺奇怪的，经常见面，他不早就知道了嘛，多此一问。同在一个队，向守志与张玲有了近距离接触。过了一段时间，向守志和一些正在学习的同志被调往前方打仗，临别前，向守志对张玲袒露心扉，希望两人能做朋友。张玲毫无思想准备，只认为向守志找她是谈工作，根本没想到向守志会说这个。仓促之中，张玲只答应要考虑一个星期。很快时间到了，张玲答应了向守志，还提出了一些要求，“我们不是为了结婚而结婚；反对老婆主义和大男子主义；衣服各洗各的……”当年向守志到底有什么优点让张玲动心呢，说起来大家或许猜不到，向守志最关键的优点是，爱干净。在张玲眼里，向守志和许多不爱干净的男同志不一样，他勤洗手，衣服也都干干净净的，他那个牙缸都用块布盖着，怕落灰。艰苦的斗争环境和频繁的战斗生活，使向守志和张玲见面的机会屈指可数。就是不打仗，虽然住在一个县里，但中间隔着大山，平时也很难见面。1945年初，经刘伯承和邓小平同意，太行军区政治部批准了向守志和张玲的结婚申请。可一拖几个月，都没有机会举行婚礼。1945年5月25日，向守志带领全团官兵，执行攻打昔阳县城的任务。路上遇到张玲，已是晚上6点多钟。两人当即商定，举行战地婚礼。结婚是人生中的一件大事。向守志和张玲却没有邀请一个人参加，没有添置一件结婚用品。惟一的仪式是，两人面对毛主席像，立下革命到底、相伴一生的誓言。第二天一早，向守志就带着部队奔赴战场了。婚后，夫妻俩南征北战，东奔西跑，不能常在一起。有时在路上相遇，两人队伍走的却是相反的方向，话都说不上几句，就在马背上挥挥手，望一眼，继续前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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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战士是抗日勇先锋
当年的抗日战场上，向守志所在的是八路军１２９师，这个师抗战时曾转战太行山，勇斗日寇，获得了一次次胜利。１９３８年３月，为了破坏日军向晋南、晋西进犯的交通运输线，刘伯承、邓小平根据日军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