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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民文化与中国社会-第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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侠客重连镳，金鞍被桂条。细尘障路起，惊花乱眼飘。酒醺人半醉，汗湿马全骄。归鞍畏日晚，争路上河桥。
这座屏风连环画中的“游侠”与《史记》中所写的郭解等人能差出十万八千里吧！他们也是呼朋引类，也是走马闹市，但他们是去“惊花”、“醉酒”的，所以才会害怕归鞍日晚，要与人争路呢！
有的诗人没有意识到这些假游侠的可笑，还一本正经地描写他们。如王维的《少年行》：
新丰美酒斗十千，长安游侠多少年。相逢意气为君饮，系马高楼垂柳边。
当然这只是少年游侠的一个剪影，一首小诗也不可能写到主人公生活的方方面面。但是我们从这首诗的情调的欢快、少年游侠格调轻佻（能喝酒就是了不得的豪气了），都可以断定这位少年不过是借游侠生活玩玩的假游侠。真正的游侠的生活是十分沉重的。与王维相反，杜甫就对这类少年人有较深的认识。他的一首《少年行》中这样写道：
马上谁家白面郎？临阶下马坐人床。不通姓字粗豪甚，指点银瓶索酒尝。
古游侠有先秦士风，为人都是“廉洁退让”的，十分低调的，哪像这位少年如此张扬无礼。胡夏客说：“此贵介子弟，恃其家世，而恣情放荡者。既非才流，又非侠士，徒供少陵诗料，留千古一噱耳。”这种假游侠在杜甫笔下是很可笑的。
唐代诗人韦应物，少年时正逢盛唐，作为贵族，他成为玄宗皇帝的“三卫近侍”，这个编制是贵族无赖少年的渊薮。年青的韦应物也与这些无赖少年一起“游侠”，一起寻欢作乐——赌钱、追女人、违法乱纪，而且以其特殊身份（所谓“职位不高地位高”也）傲视官府，不受惩罚。晚年，他在《逢杨开府》一诗中对这段生活作了一些反思。其中写道：
少事武皇帝，无赖恃恩私。身作里中横，家藏亡命儿。朝持樗蒲局，暮窃东邻姬。司隶不敢捕，立在白玉墀。骊山风雪夜，长杨羽猎时。一字都不识，饮酒肆顽痴。武皇升仙去，憔悴被人欺。读书事已晚，把笔学题诗。两府始收迹，南宫谬见推。非才果不容，出守抚茕嫠。忽逢杨开府，论旧涕俱垂。座客何由识？惟有故人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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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命为社会良心的游侠（8）
如果韦应物要像现在某些“红卫兵”一样，能把他年轻时的所作所为写得非常浪漫（一掷千金的豪赌，与邻女偷情），十分风光。风雪夜中作为“武皇帝”侍卫的光荣，长杨围猎时的豪气，也是能体现“盛唐精神”的；可是作者没有这样写，而是把自己描写成一群恶少，暴露了自己作奸犯科、无法无天，成为了乡里一霸，并且写到自己的愚拙，作了真诚的忏悔。传统不习惯忏悔，所以弄得一些评论家认为本诗所写“不类苏州（韦应物）平生”。实际上这正体现了韦应物作品的价值。韦以自身生活为例，揭示了“假游侠”不仅有可笑的一面，还有可恶的一面。
“游侠”的末流虽然无害、并有娱乐价值，但也不能见容于主流意识形态，也为一切的正派人所不满。东汉伏波将军马援给自己的侄子马严、马敦的信中，曾就如何做人教育他们说：
龙伯高敦厚周慎，口无择言，谦约节俭，廉公有威，吾爱之重之，愿汝曹效之。杜季良豪侠好义，忧人之忧，乐人之乐，清浊无所失，父丧致客，数郡毕至，吾爱之重之，不愿汝曹效也。
马援《诫兄子严敦书》
对于杜季良这种真正的游侠，马援像对待醇儒一样爱重却不愿儿辈学习。其原因是，学龙伯高这种谨慎敦厚的人不成，尚能做个老实人，不会出格越轨；如果学游侠不到位，就成为一个无所不为，但又绝不干正经事的轻薄子了，所谓“画虎不成反类狗也”。马援《诫兄子严敦书》。由此可见一般人对于游侠的看法。
古代游侠有着广泛的影响力，他们所能鼓动的人数远远超出了他们自身和与之相交的人数。他们还与游民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到了宋代和宋代以后，这种联系尤为密切。随着世族大姓被五代的兵火扫荡殆尽，贵族游侠已成绝响，平民游侠兴起，具体论述见陈山《中国武侠史》。有些侠客与游民地位相去无几，他们只是比一般游民有更高的武功，更丰富的阅历，更具有指挥人的才能。他们是游民仰慕崇拜的对象，游民从他们身上汲取了敢于反抗、勇敢不怕死的精神。游民在进行大规模的反社会活动的时候，尤其把侠客看作是自己闯荡江湖的榜样。因此研究游民文化，不能不考虑到游民对游侠文化的继承和发展。游民知识分子在其所参与的通俗文学的创作中，对于侠是热情歌颂的，为侠在民间社会里的普及起了很大的作用，这些通俗文艺作品就是游民接触和了解游侠的桥梁。
后世的武侠小说在一定程度上也是受到古代游侠的影响，他们对于侠客游侠生活的夸张渲染和描绘，使得广大老百姓更把他们看作“社会良心”，特别是那些喁喁望救之士。实际上，这是人造的幻影，对受着沉重压迫的老百姓起着麻痹的作用。因为游侠有可能被统治者利用的一面，侠客为了扩大自己的影响，也与权贵相往来，作为政治投资。鲁迅曾说：
汉代大侠，就已和公侯相馈赠，以备危急时作护符之用了。
《三闲集？流氓的变迁》
汉代的班固虽然对游侠有偏见，班固在《汉书》中批评司马迁歌颂游侠是“退处士而进奸雄”。但是他在《汉书？游侠传》中所说的许多游侠是“藉王公之势”，“以取重诸侯，显名天下”，确实也是事实。不仅在汉代如此，后世许多有广泛影响的游侠也都与权贵相勾结，甚至为权贵效劳。这还是具有独立意识的，不藉强势以欺压百姓的游侠。至于那些本来就没有什么超越精神，纯粹靠游侠之名以获取个人利益的游民，则可以为任何人所用，“有奶便是娘”就是他们的信条。于是就出现了许多名为游侠，实际上是统治阶级鹰犬的人物。如唐高祖时，太子李建成在战功和属下将领都远逊于其弟李世民的时候，为了保住其位置并顺利接班，便大量招收游侠。安史之乱后，地方势力壮大，一些藩镇驯养游侠刺客，谋害朝中力主削平藩镇的大臣。他们在对抗朝廷和分裂国家的活动中起了一定的作用。在不同政治派别的斗争中，游侠也往往充当杀手，从肉体上消灭政敌。这在两千年皇权专制社会历史中并不少见，直至清代，还有传说讲雍正皇帝豢养有“血滴子”集团，搞暗杀活动。见瞿兑之《人物制度风俗丛谈？雍正访求毒药》。因此，尽管游侠在破坏着皇权专制社会的正常秩序，但皇权专制统治者在非常时刻还是少不了他们。对于游侠，他们是又需要又排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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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命为社会良心的游侠（9）
游侠的末流堕落为流氓、盗匪，成为社会的祸害，还顶着“侠客”的美名，具有一定的欺骗性。许多本来就是流氓的人物也以“游侠”自居，在社会上招摇撞骗。另外，游侠有很大的能量，他们多数有武功，有胆量，有许多志同道合的朋友，有的还有与社会抗衡的经验。这样，在游民骚乱、市民抗暴或农民起义之中，他们往往会成为中坚力量，成为领导层面的人物。
游民的群体性格与人格追求（1）
1游民的群体性格
①脱离角色位置以后
游民是脱离了社会正常秩序与社会网络的无根一群，中国古代的游民，是脱离了宗法家族和主流社会有效控制的一群。他们在社会中的特殊地位及其独特的经历，造成了他们群体性格的独特性。这独特的一面突出表现在他们对自己的观念、性格、情绪很少加以掩饰上。
文明也可以说是特定意义和特定环境下的掩饰，是对人的动物特性、蛮性的掩饰与克制。皇权专制社会的主流意识——儒家思想强调“克己复礼”，也就带有克制动物性、蛮性泛滥之意。荀子就认为性善是后天学习的结果，而人先天的本性则是恶，必须用礼加以规范和限制。中国皇权专制社会的文化形态以小农生产为经济基础，以地域、宗法为联系纽带，用现代的眼光看，其阻碍社会健康发展的表现为：愚昧——因为生产力发展水平低下，人的认识能力很低，缺少理性和分析能力；野蛮——因为文化普及程度很低，所以想事情、做事情往往凭动物性本能；拉帮结派、党同伐异——这是由宗法群体的排外性所造成的，非我族类，其心必异；注重眼前功利——这是由小农生产决定的，眼光只到鼻子尖，不能看得更远。儒家思想是宗法制度在思想意识层面的表现，它必然对这种极端愚昧、野蛮、扼制人性健康发展的文化形态起着维护和强化的作用，这是毋庸置疑的。这也是“五四”先贤要“打倒孔家店”的理由。但是，作为一个有广泛和深远影响的思想流派，也必然有其超越的一面，有符合人类永恒价值的健康的文化因子。儒家向往大同社会，主张忠恕仁爱之道，强调“恭宽信敏惠”，张扬“四海之内皆兄弟”等等，都是很好的例证。中国古代传统文化中的不光彩的一面，被历代儒者所制造的“仁爱”、“忠恕”、“君子群而不党”、君子“忧道不忧贫”等富于诗意的幻想所掩盖。
儒家所提倡的对自己欲望的克制和对他人忠恕的主张，目的是重视人的角色位置，不要偏离，这样才能维持社会的稳定。
齐景公问政于孔子，孔子对曰：“君君，臣臣，父父，子子。”
《论语？颜渊》
在主流社会中保有具体社会位置的人，都是了解自己所处角色的权利与义务的。士大夫们看重自己在社会群体中的角色位置（即社会与亲缘关系的君、臣、父、子、兄弟、朋友等等），谨守传统思想为这些角色所规定的一切（这些规定有的是合理的，即符合人性的；有的是不合理的，即违反人性的），他们往往戴着假面度过一生。“四民”之中的农民、手工工人、商人，只要他们有产有业，他们也要担负宗法社会所赋予他们的角色义务。因此，从本质上来说，儒家的政治与道德规范也许是虚伪的，因为他们倡导的许多规范是得不到人性的认同的；但是也应该看到，儒家的确也给古代中国皇权专制文化的黑暗面涂上了许多亮色，历史上的志士仁人、嘉言懿行，绝大多数是在儒家思想熏陶下产生的。这是一个悖论。试想，如果皇权社会选择了法家思想作为社会主流思想意识的话，那么，古代中国是不是会更黑暗、更丑恶一些呢？
游民与匍伏在角色规定下的“四民”不同，他们脱离了主流社会，失去了自己的角色位置。许多游民无妻无子，没有为人夫、为人父的职责，他们脱离乡土社会，没有宗亲故旧的监督，也就不必顾及面子，更不会有耻辱的感觉。他们是没有根柢，随着时势浮沉游荡的一群；他们没有地位，失去了社会的尊重，这样也就不必违心地去做顾及脸面的事情。因此，他们是反对现存的社会秩序的，也不必考虑角色位置为人们所设置的种种规定。他们很少有固定的财产，有的甚至为一顿饱饭都要费尽愁肠。为此，他们极端重视眼前利益，不太顾及离现实较远的后果。所谓“人无远虑，必有近忧”。他们很少有文化教养，也就没有了文饰的习惯。一些为社会舆论所不容、被通行道德所鄙视的行为，他们常常不以为非，而且为了达到眼前的目的，也很少有固定的是非观念；一些士大夫甚至普通人都要掩盖的观念和性格，在游民看来没有掩饰的必要。从这一点上来说，他们是很“真”的，但是这个“真”很少与“善”和“美”联系在一起，而是赤裸裸地表现出中国文化传统的阴暗面。如果说儒家思想，特别是早期，抑制、缩小和掩饰了传统文化中的黑暗面的话，而游民则对传统文化的黑暗面起了放大效应。总之，主流社会对于人们的种种规范，如果不是有严刑峻法摆在眼前，游民是不太顾忌的。人们不怕犯罪，而是怕犯罪被抓到。游民的思想意识和行为表现出强烈的非规范性。这些我们在《水浒传》、《三国志演义》、《三国志平话》和其他一些反映游民意识的通俗文艺作品中，可以清晰地看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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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民的群体性格与人格追求（2）
②强烈的反社会性
这里所说的反社会性，是指反对当时占主流地位的社会秩序。人们要生存，必须按照一定的社会秩序和规范生活，否则连最简单的生产也不能维持，会因为连续不断的冲突耗费掉人们的所有精力。然而，如果社会秩序出现了当时人们公认的极不公正的现象，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习惯于遵守社会秩序的人们也会勇敢地起来用暴力的手段反抗和破坏既定的社会秩序，有时在反对旧的社会秩序的同时，还向往或力图建立一个全新的更合理的社会秩序。这种反社会的行为不仅得到大多数人的认同，而且还会受到历史的肯定。因此，“反社会”行为不完全是一个贬义词，当然也不能完全作褒义词使用，我在本书中是把它作为中性概念来使用的。游民是被主流社会抛出的一群，他们一无所有，谋生艰难，又受到“四民”的歧视，甚至被驱来赶去，没有安身立命之地。因此，他们反抗主流社会和既定的社会秩序几乎是必然的。他们处在社会的最底层，他们意识到，只有在剧烈的社会冲突中才会改变现有的一切。他们不理会秩序，欢迎冲突，甚至欢迎剧烈的社会冲突和社会###。
游民毕竟不是革命者，革命者在社会冲突中要改变社会，改变旧有的社会秩序，建立新的社会秩序，甚至要确立一种实现新的社会秩序的规则。而游民在社会冲突中要求改变的只是自己的经济地位和社会地位，并不要求改变原有社会秩序的规则，更谈不到创立实现新的社会秩序的规则。神话小说《西游记》中孙猴子说的“皇帝轮流坐，今朝到我家”，是游民社会变革意识的典型概括。在中国近一千多年的皇权专制社会的中、晚期，充满了这种冲突。在社会最底层的游民不仅有可能通过反社会的###改变自己的地位，而且，在许多大规模的社会冲突中，不少游民真的跃上了社会的顶峰，朱元璋及其手下的一批将领就是一例。游民的反社会行为有其合理性，但是没有什么进步意义。
游民对于社会###是采取欢迎态度的，这与“四民”求稳怕乱，“宁为太平犬，不为乱世人”大不一样。《水浒传》和《三国志平话》在开篇都带着点幸灾乐祸的心态来写社会###的“必然性”。前者是写“洪太尉误走妖魔”，任性的洪信，掘开地穴放走三十六天罡、七十二地煞，导致天下扰扰，社会不得安宁；后者写轮回报应——三国三分天下是汉代开国皇帝刘邦屠戮功臣种下的业根所结之果。下场最惨的汉献帝、伏皇后是暴虐的刘邦和吕后转世，曹操、孙权、刘备是韩信、彭越和陈豨的后身。当然，作者对天下大乱原因的解释是错误的，但是在其叙说与描写中，处处点明了这种###的必然性与合理性。作者心中钟爱的英雄人物都在这个###的世界里一展其长才，在###中获得了自己的发展（说庸俗点也就是荣华富贵），从根本上改变了自己的处境。
我在前面讲过，早期通俗文艺的作者多是江湖艺人，他们所理解的最激烈的反社会行为就是上山落草。《水浒传》不用说，它就是以游民造反为题材的。令人奇怪的是，“三国”的故事，其主要事实在史书中都有明确的记载，刘关张都有传记在，而《三国志平话》的作者还是把刘备、关羽、张飞与“往太行山落草”联系了起来。而且，要消灭黄巾军非刘关张三人而不行，于是，朝廷要生存，就必须杀掉痛恨刘备等人的“十常侍”，并将他们的首级给刘关张送去，赦免他们的造反行为，招安他们，给他们官做。这是一个很奇怪的情节，当时刘备仅仅是一个县令，哪里来的这么大的威慑力，使得朝廷如此期待他们，像燕太子丹期待勇士荆轲一样（像荆轲那样见过大场面，在秦王面前而无丝毫畏惧心的人的确难得）。这不仅违反历史事实，而且大不近情理。《花关索出身传》也是写关、张互相杀了对方的全家以后，去到“兴刘山”落草，“替天行道作将军”。这便是游民知识分子对于历史的理解。《三国志演义》没有写到刘、关、张落草，但因为它的主干是依据江湖艺人“说三分”的多种底本编纂改写而成，所以仍让刘关张特别是张飞，保留着浓郁的“萑苻之盗”的色彩，使得写帝王将相的“三国”，总沾染些绿林色彩。这种占山为王、打家劫舍的行为，虽然与统治阶级的过度剥削压迫密切相关，但是它搅扰的是整个社会中的各个阶层的人们，并非是完全针对统治阶级的。前面说过，在宋代，特别是在北宋、南宋之交，上山落草、拉竿子造反也是游民一种发迹变泰之道，因为宋代统治者对待造反者虽有两手——“剿”和“抚”，但以“抚”为主，在统治力量相对衰弱的北宋之末、南宋之初就更是如此。所以，造反是一种“曲线求官”之道，比直线求官还要快捷和容易，而且游民和游民知识分子中的绝大多数是断绝了“直线求官”这条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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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民的群体性格与人格追求（3）
落草为盗是激烈的反社会行为，但还有许多在日常发生的、不显著的破坏社会治安的行为，这也是一种反社会行为。这在《水浒传》和一些话本小说以及元杂剧中有大量的描写。元代高文秀《黑旋风双献功》中，宋江上场诗云：
家住梁山泊，平生不种田。刀磨风刃快，斧蘸月痕圆。强劫机谋广，潜偷胆力全。弟兄三十六，个个敢争先。
世上存在着这些反社会现象，描写它是正常的，这也是文艺作品的社会功能之一。作者写到这些非法行为时，不仅主人公毫无愧怍之情，关键是作者也不以为非，有的还作为英雄行为津津乐道。如张青、孙二娘在孟州道上开黑店，滥杀无辜，劫取财货；时迁偷鸡摸狗、跳篱骗马；《史弘肇龙虎风云会》中的史弘肇、郭威胡作非为，作者都采取了肯定的态度。在传世的一些以“水泊梁山”为题材的元杂剧中，作者更是大胆地肯定“风高敢放火连天，月黑提刀去杀人”见高文秀《黑旋风双献功》。这样的行为。作者笔下的主人公对于现存的社会秩序与规范敢于以暴力手段去打破，而这样干的目的也就是“糯酒佳肴连夜饮，歌儿舞女列筵席”，见无名氏《王矮虎大闹东平府》。并没有把“解民之倒悬”放在第一位。实际上即使有“解民倒悬”的口号，也往往是争取支持的幌子。
③政治与社会斗争中富于主动进击精神
在古代的中国社会里，“四民”受到严密的控制，宗法网络与行政机构双重统治，一点儿也不给人们的个性以自由发展的空间。特别是秦始皇统一中国之后，便用强力芟除了春秋、战国以来士人们在各个领域所展示的雄风英采，这些士人们除了做统治者的驯顺的工具和老老实实“以吏为师”外，没有任何可供发展的选择。如果稍有背离，等待他们的是各种刑罚。知识阶层如此，更不用说一般的老百姓了。在百姓之间，统治者提倡相互“告发”，后来又发展成为一种普遍的告密制度，特别是“连坐法”实施以后，更进一步使得个人的一切都赤裸裸地暴露在众目睽睽之下。此后的两千多年“皆秦政也”（谭嗣同语），也即“百代皆行秦政制”。这种“政制”的关键在于，如何把老百姓管得服服贴贴，纳粮交税，做老老实实的如同羔羊一样的顺民。美其名曰“治国平天下”。两千多年来，作为主导的社会意识的儒家思想，本身就是一种强调自我约束、反对“犯上作乱”的思想体系。这样，处于主流社会的人们长期在外力和内心的自我压力（这是统治阶级实施各种教育的结果）之下，本来发育极不完善的个性萎缩了，进取的精神削弱了，仿佛成为被阉割的中性生物。
在严酷的皇权专制的统治之下，为了生存与安全，臣民大多奉行一种明哲保身之道。现实生活之中充满了危险与杀机，动则得咎。老子形象地说：
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圣人不仁，以百姓为刍狗。
《道德经》
老百姓在“圣人”（君王）眼中只是祭祀之后用完便弃置不用的草狗一样，无足轻重，可以随便践踏。统治者用极残酷的手段对付民众，一人有罪，全家、全族乃至邻里都会受到株连。“夷三族”、“夷九族”乃至“夷十族”，是对于反抗者的严厉惩罚，这在世界其他地方是很少见的。古代的种种肉刑的“科学”与残酷，也是其他民族很难想象得到的。皇权专制统治阶级还通过种种制度（如户籍制度、里甲连坐制度等）强化对老百姓的人身控制。士农工商有家有业，长期处于这种统治下，除了退守自保，别无选择。老百姓没有任何有组织的力量可以与国家权力相对抗，更没有任何力量可以制衡国家的权力，没有其他任何一种与此不同的生活方式可以作为参照（少数民族那种上下较为平等的部落生活，又被视为野蛮），更没有一种新的社会制度可供选择。统治阶级的思想家还在制造“君臣之义无可逃于天地之间”的舆论，使老百姓不敢产生一丝一毫的非分之想。老百姓除了采取最极端的办法揭竿造反外，没有其他争取权利的方式，只有“忍耐”。皇权专制统治者对于平民百姓的身体与精神的双重威胁和摧残，使得老百姓凡事不敢为天下先。他们不仅缺乏实现自我价值的勇气（大多数人甚至连想都没有想过这个问题），而且，丧失了生活的主动性，一切听从命运的安排。这样，中国的“顺民文化”也许在世界上是独领风骚的。两千年来，在“顺民文化”熏陶下的臣民使统治者感到安全与保险，也使他们理直气壮地以全民的代表者自居，把那些无视他们设置与安排的游民视为“莠民”，看成化外之民，必须时时刻刻加以提防。
游民的群体性格与人格追求（4）
游民无家无业，一无所有，处于社会的最底层，他们确实是被抛在统治者精心编织的网络之外。统治者的严密与残酷的控制手段往往对他们无可奈何。游民要生存，就要有意无意地破坏现有的社会秩序，甚至是触犯王法（触犯法网后，无非再亡命江湖，他们本来也就在江湖之上）。当“四民”中的某个人沦为游民以后，他的生活第一课就是敢于冒风险，敢于无所不为，就像要想上梁山就要先有个投名状（也就是要敢杀人）一样，没有这个胆量就生存不下去，就会饿死，就会被淘汰。久而久之，冒险精神就成为他们性格特征的一部分。在反社会的行动中，在与皇权专制统治者的对抗中，他们显得特别具有主动精神和进攻性，是现实生活造就了他们的群体性格。
《三国志平话》中的刘备、关羽、张飞三个人物形象，不仅与历史真实相差甚远，就是与经过文人加工的《三国志演义》也是大有区别的。因为“平话”是江湖艺人的作品，他们是把刘、关、张三人，当作游民领袖来理解的。因此，不仅张飞鲁莽，富于进攻精神，刘备、关羽也大体相同。如“怒鞭督邮”是关张二人开的头，刘备也没有反对，最后还把督邮斩为六段，三人上山落草去了。而《三国志演义》就不是这样处理的，关羽与此事无关，刘备摆出儒者风范加以制止。这是三国故事文人化的结果，因为作者要把刘备塑造成忠厚长者的形象，关羽塑造成义薄云天的义士的形象，所以必然要改变对刘、关的写法。《水浒传》中典型的游民李逵、鲁智深、武松、石秀等，都是进击精神最强的人，特别是在关键时刻他们决不犹豫，往往是采取“先下手为强”的做法。如鲁智深拳打镇关西，武松血溅鸳鸯楼、滥杀无辜，李逵劫法场，石秀跳楼劫法场等，都是先声夺人，使对方没有准备，难以反抗。即使统治者的迫害并未直接降临在他们头上，为了生存和发展，他们也往往主动向统治者发动进攻，所以游民问题是皇权专制统治者最感困扰和头疼的。《水浒传》的最末一回还写到宋徽宗梦见李逵找他报仇，抡起双斧，径向他砍来，吓得他出了一身冷汗。这个情节是具有象征意义的，游民是最令统治者感到不安全的。一些本来不是游民的人，当他们堕入游民的境遇时，其性格、心态都会发生变化。林冲的性格从委曲求全发展到勇于复仇，坚决主张进击；从火烧草料场，火并王伦，到反对招安，可以看出他主动进击精神的形成过程，这是与他的社会地位的变化分不开的。
这种主动进击的精神，在一些游民身上发展成为“谁强谁有理”的“强盗逻辑”，在李逵这个人物形象上，表现得十分明显。《水浒传》第七十四回“李逵寿张乔坐衙”，写李逵在寿张县代替知县坐堂，表演了一出审案喜剧。他审理打架斗殴案，不问是非曲直，只是赞美会打人的：“这个打了人的是好汉，先放了他去。这个不长进的，怎地吃人打了，与我枷号在衙门前示众。”这种态度实际上是表现了游民对于力量的崇拜，对于人间应有的秩序的蔑视。游民们一无所有，只有两膀子力气和一身好武艺，他们就是靠这些在江湖上得以生存和发展。《水浒传》中的人物往往还从自己的认知出发，以为自己凭着暴力解决世间的人事纠纷，正是为人间主持正义。武松醉打蒋门神，为施恩夺回了快活林酒店后，在宴会上对诸邻居说，自己并非是施恩的属下，来为他出气，而是抱打不平，“我从来只要打天下这等不明道德的人。我若路见不平，真乃拔刀相助，我便死也不怕”。实际上，施恩与蒋门神相去无几，他也是当地一霸，是当地黑恶势力的的头头，不过武松与施恩关系好而已。夺回快活林这件事却正反映了游民敢于主动进攻、先发制人的精神，打了蒋门神个措手不及，灰头土脸。电视剧《水浒传》主题歌“该出手时就出手”一句，极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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