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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构投资的创新之路-第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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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大型设备的购置与管理、资料保管、体育运动的推广、资金筹集和某些课程的设置等。总之,政府的影响无所不在。[5]
政府对高等院校的监管导致教育机构成本增加、官僚主义作风盛行。哈佛大学校长德里克?博克(Derek Bok)指出,20世纪70年代中期,为了满足政府相关监管规定,哈佛员工需花费6万多个小时的劳动,成本增加将近830万美元。这组数据被广为引用。1980年的一项研究表明,为满足联邦政府监管规定所需要的成本占教育机构总预算的7%~8%。 [6]
此外,政府支持导致高等院校管理层自主性降低,对学校管理构成巨大威胁。在《1974—1975年校长报告》( Report of the President for 1974—1975)中,耶鲁大学校长金曼?布鲁斯特(Kingman Brewster)这样说道:“近几年的历史警告我们,大学里只要有一项活动依赖政府资助,必然会使整个学校都受制于众多的限制条件,这将削弱学校教职员工和受托人掌握学校命运的能力。”
教育机构如果拥有规模较大的捐赠基金,那么,在接受外部资助时,捐赠者的附加条件虽然会对机构政策造成影响,但这种影响通常较小,不会对机构的自主性构成威胁。捐赠基金对教育机构的财力支持越雄厚,教育机构就越有能力谢绝附加繁杂苛刻条件的外来资金,也更有能力通过谈判改变对自己不利的一些规定。相反,如果一个教育机构没有相对独立的收入来源,外来资金的提供者就有可能以此作为要挟,从根本上改变这个机构。
桥港大学的案例
20世纪90年代初,桥港(Bridgeport)大学陷入严重的财务困境中,在苦苦挣扎之后,为了生存,它不得不放弃独立性。20世纪70年代,该校繁荣时期学生人数曾多达9 000人,而到1991年,学生人数已不足4 000人。招生日益困难导致学校财务状况江河日下,学校被迫考虑采取极端措施。不过,尽管处境十分窘迫,1991年10月,桥港大学最终还是放弃了来自世界和平教授学会(Professors World Peace Academy)的5 000万美元的资助,因为该组织是牧师文鲜明(Sun Myung Moon)领导的统一教 的下属机构。为了保持独立性,学校理事会毅然决定从学校90个学位中缩减近三分之一,并向法官请求从有限的捐赠基金中拨款为教职工发放工资。
1992年4月,在山穷水尽之际,学校理事会突然改变了方针,将学校的控制权拱手让与世界和平教授学会,目的是为了在五年内获取5 000多万美元的资助。随着统一教控制学校董事会,具有65年发展历史的桥港大学被赋予了新使命:“成为所有有志于实现国际和平和理解的大学的基地”。[7]
捐赠基金的目的(4)
三年后,桥港大学授予文鲜明牧师名誉学位,尊他为“宗教领袖与具有真正精神力量的人”。[8]文鲜明牧师在大学校园期间,声称共产主义的衰亡是他的功劳,并声称自己可以解决中东问题和朝鲜半岛冲突。他说,“尽管整个世界竭其所能置我于死地,但是此刻,我昂立于世界之巅。”[9]《纽约时报》评论道,这些言论又为批评家提供了更多证据来证明“一个曾经备受世人尊重的学校”为了获取资金而将其控制权拱手让与一个“自封为救世主的宗教狂”。
桥港大学的终结是多种因素所致,但是,假如学校当初有相当规模的捐赠基金,它也许可以保持其独立性。正是由于缺乏稳健的财务基础,桥港大学的命运才历经如此坎坷,学校各方的痛苦自然不言而喻。
高等院校的外部资助者往往会提出一些要求,这些条件可能影响机构的行为。在极端的情形下,外部捐助者甚至要求彻底改变机构的基本特征。由此可见,捐赠基金对机构提供的支持力度越大,机构就越有能力独立地追求自身发展目标。
第二节 增强稳定性
捐赠基金可以为教育机构的预算提供稳定可靠的现金流,有助于维持机构运营的稳定性。非长期性资金来源有可能随着政府政策的调整、捐赠人意愿的改变与学生偏好的转移而波动、减少甚至消失。捐赠基金则有助于降低教育机构收入的波动程度,便于学校实施长期计划,增强其长期发展能力。
耶鲁大学与乔赛亚?威拉德?吉布斯的案例
在耶鲁大学历史上,曾多次出现当期收入波动导致预算紧张的问题。很多时候,耶鲁大学都是在赤字状况下运营的,以至于员工被迫放弃部分工资。在极端的情况下,耶鲁大学的著名学者都有可能入不敷出。以被尊为“耶鲁历史上最杰出的学者”———乔赛亚?威拉德?吉布斯(Josiah Willard Gibbs)为例,1871年,这位以物理学和工程学研究举世闻名的学者被聘为无薪数学物理学教授。耶鲁大学在聘书上说,“并非我们对您缺乏敬意,而是因为耶鲁大学实在太穷了。”1880年,约翰?霍普金斯大学(Johns Hopkins)试图以年薪3 000美元从耶鲁挖走吉布斯教授。
当时,在耶鲁大学教授、著名的地质学家和矿物学家詹姆斯?德怀特?达纳(James Dwight Dana)的力劝下,时任耶鲁校长诺厄?波特(Noah Porter)承诺为吉布斯教授提供年薪2 000美元的工资,并保证今后资金一旦到位立即为其加薪。在致吉布斯的一封信中,达纳请求他继续留在耶鲁大学。信中说:“我毫不怀疑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希望得到您的声望与服务,也许您正在考虑接受他们的邀请,毕竟耶鲁大学尚未采取任何措施来授予您捐赠教席教授 的荣誉,而且也没有财力和进步的迹象来鼓舞教授、吸引更多勤奋好学的学生。但是,无论如何,我仍然希望您能够与我们并肩作战。耶鲁基金正在建立,您的价值必将在不远的将来得到认可……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可以没有您,但我们不能。”[10]
最终,吉布斯教授以其杰出的成就获得了耶鲁著名的贝克莱(Berkeley)研究员奖金。这一奖金由约翰?贝克莱(John Berkeley)于1731年捐赠成立,他将位于罗得岛(Rhode Island)州新港市(Newport)的96英亩农场捐赠给耶鲁大学,用农场收入作为该奖金的资金来源。获此奖金支持的杰出耶鲁毕业生还有达特茅斯(Dartmouth)学院第一任院长埃利埃泽?惠洛克(Eleazer Wheelock)和第一位获得博士学位的美国人尤金?斯凯勒(Eugene Schuyler)等。书包 网 。 想看书来
捐赠基金的目的(5)
如今,对学者们而言,捐赠教席在很大程度上被视作赋予有杰出贡献教员的荣誉,而在吉布斯的年代,这不仅是荣誉,更重要的是财力保障。即便是在今天,长期财务稳定的教育机构依然在吸引与保留人才方面享有优势。
斯坦福大学的案例
有些时候,经营捐赠基金的作用不仅限于为教育机构提供稳定的年度财务支持。在严重的经济困难时期,机构如果拥有大规模的捐赠基金,可以通过提高捐赠基金的支出比率来缓解困难、渡过难关。如果机构的长期资金来源不足,它所遭受的财务困难会更加直接。
1991年,斯坦福大学失去了来自联邦政府的一大笔财务支持,原因是学校与联邦政府之间就后者赞助的一个研究项目的费用偿还问题发生争吵。有人指控斯坦福大学向政府索要的费用超过研究项目本身的花费,目的是将多余的资金用于偿还建造一艘72英尺长的维多利亚游艇和太浩湖畔避暑设施的相关费用,这一指控曾轰动一时。[11]由于丧失了来自政府的拨款,1992年斯坦福大学出现高达3 250万美元的赤字,约占其收入的3%。
随后,斯坦福大学预计接下来三年的亏损将达亿美元。面对困难局面,大学管理层试图“开源节流”。其中,“开源”计划中的一个要点是要将捐赠基金的支出比率从1993年的提高到1994年的。也就是说,在斯坦福大学的过渡期间,捐赠基金预计将增加5 800万美元的资金支出用于支持学校的正常运转。
通过提高捐赠基金的支出比率、降低费用和增加借款等多种措施,斯坦福大学的财务状况重归稳定。1995年,随着大量财政预算盈余出现,斯坦福大学将捐赠基金的支出比率降到,接近最初的常规水平。[12]通过大幅提高捐赠基金的支出比率,斯坦福大学成功地将突发性大规模资金损失对学校造成的破坏降至最低。
但是,用长期资金来弥补短期赤字是要付出代价的。在斯坦福大学大幅提高捐赠基金支出比率后的五年内,由于投资收益强劲,捐赠基金资产价值增长了一倍以上。事后分析,如果斯坦福大学当初将捐赠基金的支出比率保持在的常规水平上,通过筹集低成本的借款来弥补预算赤字,效果会更好一些。从以上分析中可以看出,提高捐赠基金的支出比率将导致长期性资金规模下降,从长期来看,必将加大最终成本。 总而言之,捐赠基金稳定可靠的资金支出有助于增强教育机构的稳定性。在正常情况下,捐赠基金规模越大,越有利于提高机构收入的质量,机构就有可能更大限度地依靠自身收入来保障正常的教学与科研活动。在出现严重的财务困难时,捐赠基金可以起到缓冲作用,机构可以通过提高捐赠基金的支出比率或者以捐赠基金为担保通过对外借款来解决突发性财务问题。捐赠基金支出的大量资金还可以营造出宽松的日常预算环境,增强机构应对财务困难的能力。
第三节 创造优越的教学环境
捐赠基金可以帮助教育机构创造优越的教学环境。一般而言,当其他条件相同时,教育机构的捐赠基金收入越多,越有利于吸引优秀的学者,提供尽可能优良的设施,并且可以支持开创性研究。尽管雄厚的财力并不能直接转化为教育成果,但更多的资金的确有利于教职员工、管理层与受托人建设高水平的教育机构。书 包 网 txt小说上传分享
捐赠基金的目的(6)
一、捐赠基金与教育机构的质量
捐赠基金的规模与教育机构的质量密切相关。一项针对主要的私立研究型院校的调查表明,大学的捐赠基金规模越大,它在《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 )杂志上教育机构中的排名就越靠前。[13]尽管人们对《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的大学排名争议不断,但争论的焦点是各个院校的具体排名。我们将主要的研究型大学分为四个档次,将类似的院校归为一档,这样可以淡化人们对伯仲叔季具体顺序的关注。这种四大档分类法显示,捐赠基金规模的大小与院校质量的高低密切相关。
由于州政府支持的公立高等院校的预算问题与私立院校有很大差异,因此,本次研究将这类院校排除在外。例如,与私立院校相比,政府拨款在公立院校的发展中扮演着十分重要的角色。如果政府希望把社会各界对教育机构的支持维持在特定水平,那么,这类机构所获取的捐赠收入发生变化时,政府就会相应增减拨款来抵消捐赠收入的变化。捐赠基金大幅增加时,政府的资助可能相应缩减;而捐赠基金来源减少时,政府可能加大支持力度。公立院校的投资与支出等预算问题与私立院校有根本不同。
主要研究型大学的学费收入惊人地相似。2004年的一项调查表明,排名在前20位的研究型大学的本科生学费基本上都在19 670~32 265美元的范围内,扣除最高值和最低值,基本都在24 117~29 910美元之间,差别并不大。而排名前五位的研究型大学的本科生学费则大致在28 400~29 910美元的范围内,差异更小。由此可见,在排名靠前的高等院校中,学费差距并不大,至少对外公布的标准如此。
主要的私立院校都经营庞大的企业。2004年,它们的收入从7 400万美元到将近28亿美元不等,平均达亿美元。在这61家教育机构中,有11家机构的收入水平甚至可以与《财富》杂志1 000强公司相媲美。[14]
学费收入是研究型大学的主要资金来源,占收入的比例超过48%。拨款(grants and contracts)大约占25%,投资收入占13%,捐赠占8%,其他收入占比不到6%。
对教育机构的质量进行排名是一项十分艰巨的工作,因为仅用一个数字来归纳十分复杂且具有多面性的教育机构是非常困难的。尽管如此,《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对大学院校每年一度的排名仍为社会各界所普遍采用。
要十分准确地对大学进行区分排名几乎是不可能的,因此排名必然引起广泛争论。在排名过程中,《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评估了教育机构的学术声誉、学生保有率、人力资源、招生质量、财力、毕业率以及校友捐赠率等指标。[15]通过对SAT考试成绩 、班级规模、毕业率等指标的综合考虑,该杂志对大学院校进行排名。虽然具体的排名顺序引发许多争议,但是其直观性还是很明显的。
我们按照学术地位将大型私立大学分为四档,比较各档院校的财务与质量数据,这样能够淡化排名顺序,减少一些干扰因素,有利于重点考察投资收入与机构质量之间的关系。表2—1对各档院校进行了比较。
从表2—1中可以看出,教育机构的质量与捐赠基金的规模之间呈现出较高的相关性。第一档机构的捐赠基金规模平均超过60亿美元,而最后一档机构的捐赠基金平均只有亿美元。从第一档到第四档,机构的捐赠基金规模明显呈现出阶梯状下降趋势,表明捐赠基金资产规模与机构成就之间存在直接联系。
捐赠基金的目的(7)
另一个指标是考察每个学生人均享有的捐赠基金规模,这一指标也说明了同样的问题。第一档大学中每名全日制学生人均享有的捐赠基金规模高达53万美元,第二档大学为19万美元,第三档为万美元,最后一档大学则只有万美元。由此也可以看出捐赠基金规模与教育机构质量之间关系密切。
对于不同的机构,投资收入占机构预算的比例差异十分明显。从表2—2中可以看出,对于第一档机构,投资收入占总收入的比例高达,而在第四档机构,投资收入仅占总收入的,这一比例仅为前者的1/3。
因为高质量的教育机构一般规模较大,收入总额较多,因此,投资收入占比较高实质上意味着投资收入的实际数额要远高于低档次院校。在第一档机构中,捐赠基金对学校运营提供的资金平均达亿美元,而第四档机构中只有1 700万美元。
学生所交纳的学费是对投资收入的补充。机构的质量越高,预算收入对学费收入的依赖程度就越低。第一档机构的学费收入占总收入的比例为,第四档机构则达到,差距高达40%。由此可见,低质量机构对学费收入的依赖度相当高。不过,按人均计算,第一档机构人均学费收入为26 800美元,第四档机构为19 400美元,相差并不大。由此可见,捐赠基金规模较大的机构可以利用其财力营造更优越的教学环境。
拨款与机构质量之间的关系也同样密切。第一档机构中,拨款占总收入的比例高达38%,而第四档机构中,这一比例降至16%。和投资收入的情况类似,由于第一档院校的收入总额多、拨款占比大,因此,拨款的实际数额巨大,这为学校的研究活动提供了有力支持。
每年捐赠金额占收入的比例一般在~的范围内,各档次院校之间没有明显的特征。尽管第一档院校的收入中,当期捐赠资金所占比例较小,但这些大学每年接受的捐赠资金的实际数额超过了其他所有教育机构接受捐赠资金的数额之和。
虽然捐赠基金的规模与教育机构质量之间关系密切,但是其中的因果关系仍不清楚。是因为高水平的教育机构可以吸引更多的捐赠资金,从而形成自我强化的良性循环,还是因为庞大的捐赠基金可以帮助教育机构提高自身水平,从而取得一流的成就?无论因果关系的方向如何,可以肯定的是,机构的财力越雄厚,就越有能力吸引高素质的人才,改善校园设施,为营造良好的教育环境提供有利条件。
第四节 结论
捐赠基金可以帮助教育机构实现许多目标:保持独立性、增强稳定性与创造优越的教学环境。高等教育机构对社会的最大贡献是,为社会各阶层提供自由开放的论坛供人们交流碰撞思想,而不必受传统观念的约束与束缚。但是,高等院校如果过分依赖外部资金来源,其附加条件往往会对自由辩论的气氛形成限制,迫使学者屈从于社会习俗。
对历史悠久的教育机构而言,建立捐赠基金可以最大限度地增强教育机构的经营独立性与财务稳定性。教育机构保留一定规模的长期性资金,有助于受托人摆脱政府干预,拒绝捐赠人不合理的要求。大规模的捐赠基金还可以帮助学校管理层减轻金融危机等外部因素带来的破坏性影响,帮助学校顺利渡过财务困境。
对成立不久的教育机构而言,捐赠基金在某些时候甚至能够决定机构的生死存亡。截至2007年6月的10年中,一百多家授予学位的教育机构被迫关门,这一数字占美国高等教育机构总数的3%。[16]捐赠基金规模较大的机构有财力应对财务困难和经营困境。有时,即使少量的捐赠基金也会产生重大意义。。 最好的txt下载网
捐赠基金的目的(8)
捐赠基金为学校提供资金支持,在学校建造一流学府的过程中添砖加瓦。捐赠基金规模大的机构资金实力更为雄厚,更有利于营造优越的教学环境。由此可见,捐赠基金成就了高等院校的卓越品质,在高等教育发展中发挥着重要作用。
理解建立捐赠基金的目的是构建投资组合的第一步。受托人只有了解捐赠基金存在的原因,才能准确地把握具体的投资目标,为制定基金的投资政策与资产配置策略打下基础。
本章注释
[1] Brooks Mather Kelley, Yale: A History(New H*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74)。[2]州长和副州长依然留在耶鲁大学内,但如今他们已经不能实际参与大学的管理了。
[3] Merle Curti and Roderick Nash, Philanthropy in the Shaping of American Higher Education(New Brunswick, : Rutgers University Press, 1965); Frederick Rudolph, The American College and University: A History(Athens: University of Georgia Press, 1962)。
[4] Hugh D*is Graham and Nancy Diamond, The Rise of American Research Universities(Baltimor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997)。
[5] Ibid。
[6] Howard R。 Bowen, The Costs of Higher Education: How Much Do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Spend per Student and How Much Should They Spend?(New York: McGraw Hill, 1980)。 See also Graham and Diamond, Universities,
[7] Denise L*oie,“School Year Begins with New Unification Church Affiliation,” Associated Press, 28 August 1992。
[8] New York Times 。
[9] Joseph Berger,“ University of Bridgeport Honors Reverend Moon, Fiscal S*ior,” New York Times, 8 September 1995。
[10] Lynde Phelps Wheeler, Josiah Willard Gibbs(New H*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51): 91 92。
[11] Leonard Curry,“Congressional Hearing Puts Stanford Officials on Hot Seat,” The Orange County Register, 14 March 1991。
[12]与最初的相比, 的增量是为了“支持学校基础设施建设”,见《1995年斯坦福大学年度财务报告》( Stanford University Annual Financial Report, 1995)。
[13]这项关于捐赠基金规模与机构质量之间关系的调查结果没有公开发表,其依据是耶鲁大学投资办公室所进行的研究。
[14]“The Fortune 1,000 Ranked Within Industries,” Fortune, 28 April 1997。
[15]“Best Colleges 1998,” , 1 September 1997。《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杂志对29家大学中的28家予以排名。由于洛克菲勒大学不授予学位,因此不在此排名范围内。
[16] The National Center for Education and Statistics, Directory of Post Secondary Institutions, 1987—19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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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步骤(1)
建立与基本投资信条高度一致的投资组合需要有严谨的投资流程来保证。这样构建的组合才能保证投资政策的正确性,避免有害无益的择时操作,并能够建立健康的投资人与投资管理人的关系。构建组合过程中,最关键的一项抉择在于:究竟是成为一个有能力发掘高水准的积极型基金经理的组织机构,还是采取求稳策略,侧重发展低成本的被动性投资工具?如果选择走积极型管理的道路,相当于选择了更加广泛的资产类别,而且有可能产生超越市场基准水平的收益率。但积极型投资策略需要投入大量的资源,不具备相应资源支持的机构面临的将是令人失望的投资回报,机会属于那些有准备的投资者。 机构投资的创新之路
投资管理的两个重要的信条———逆向思考和长期行为———在捐赠基金管理中真正贯彻起来难度很大,因为规模较大的机构是在用一些人(投资委员会)去监督另外一些人(投资管理人),难免受到共识行为的影响。团体管理机制总是阻止逆向思考,青睐短期行为。拥有捐赠基金的机构面临的最大挑战就是建立鼓励长期投资以及独立逆向思维的管理框架。
凯恩斯在《通论》( The General Theory)中描述过团体投资决策的困难:“不论基金是由谁来管理,是投委会、董事会还是由银行,最终一定是那些长期投资者才能为大众造福,而他们也是最易遭受批评的一群人。他们的本质决定了,在一般人眼中,他们一定是行为古怪、不守规矩、还有一些冒险的。如果他们获得成功,无非是因为‘撞'对了;如果短期内他们失败了,也不会博得任何同情。这就是世俗的哲理:宁可循规蹈矩地失败,也不勇于创新地成功。”[1]团体决策框架对机构提出的挑战就是如何做到在实施适度监管的同时,鼓励“行为古怪、不守规矩、有一些冒险的”投资操作。
第一节 积极管理还是被动管理
也许,投资者之间最大的区别就在于能否做出高质量的积极型投资决策。高水平的积极型投资者不仅能够在广泛的资产类别选择中游刃有余,而且能够很好地把握多样化的组合机会,制定出跑赢大盘的策略并很好地贯彻实施,提高组合的收益。积极型投资者最有机会构建收益高、风险低的组合。
做出高效的积极型投资策略最保险的一条道路就是“选对人”——组建一支全心全意为投资基金利益服务的高素质资产受托人队伍,再由这支队伍动用一切必要的资源去寻找能够为投资过程增值的基金经理。建立专门的资产受托人团队非常重要,因为这样可以减轻基金管理行业内普遍存在的代理人冲突问题,资产受托人本身就是机构利益的守护者。
对于那些缺乏必要的资源进行积极型投资的投资者,比较明智的方法是以被动的方式管理较广泛的可流通证券类别,包括国内股票、国外发达市场股票、新兴市场股票、房地产投资信托基金、美国国债、通货膨胀保值债券(TIPS)等。投资领域竞争异常激烈,所以希望跑赢市场但又没有做足功课的投资者难免受到惩罚。在资源不足的情况下,理性的投资者应该选择低成本的被动投资工具。
投资于绝对收益、实物资产、私人股权等资产类别,只有采取积极型投资,才能获得有吸引力的风险调整后收益。这些资产类别不具备被动管理的投资途径,积极型投资对获得可接受的收益至关重要。同时,这三项资产类别的管理费标准高,都是根据资产规模收取管理费外加利润提成,这就为成功投资设置了一道很高的门槛,跨不过去的投资者会摔得很惨。如此高的收费标准意味着一般的收益率水平无法让资金提供方得到满意的风险调整后的投资回报。投资人需要通过一系列定量和定性相结合的方法寻找有成功潜质的基金经理。总之,对绝对收益、实物资产和私人股权这三种资产类别的投资,成功要素就是高质量的积极型管理。 。 想看书来
投资步骤(2)
高素质的管理团队不仅可以有效地运用范围更广的资产类别,同时能够在定价相对有效的可流通证券市场上获得超越市场的业绩。虽然低成本的被动型管理为积极型管理设置了较难超越的基准,但勤奋研究加上足够长的投资时限,一流的投资人士还是有机会获得超越被动管理的积极投资收益的。
积极型管理对投资机构的架构设置和投资管理过程都有很高的要求。人员齐整、投资委员会督导得当的机构能够更好地利用各类资产类别以及市场错误定价的投资机会。而不具备相应资源的机构的明智选择是采用被动式投资策略。总之,积极管理还是被动管理,这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而且是贯穿投资组合管理过程各个环节的一项不可避免的选择。
第二节 运行环境
为了构建高质量的积极型管理的投资组合,投资机构需要有一个强大的投资团队,并由一个有效运转的投资委员会来监督。有效的投资委员会应该对组合进行适度的监督,而不是干涉投资管理人员的具体操作。投委会召开会议的次数每年应该限制在四次,这样既可以避免投委会成员过度地干预日常的投资组合管理,又可以保证投资管理人得到适当的督导。投资委员会应该决定投资的性质和方向,而不应不加思考地把决策权全然交给投资管理人员。投委会在基金管理公司的作用应该相当于其他行业的公司董事会。
一、投资委员会
投资委员会具有约束投资管理过程的职能。投资委员会成员通过对投资建议进行全面深刻的审查,可以督促投资管理人员给出经过更加认真思考的投资建议。投资委员会不应该轻易否定投资管理人员的建议。因为如果投资委员会经常拒绝或修改投资建议,投资管理人员在管理组合时会感到放不开手脚。当市场出现机会时,具体投资的规模需要进行商讨,并上报投资委员会,通过后才可以落实操作。如果投资委员会几次三番没有通过,投资管理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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